中国经济读后感

第一篇：中国经济读后感

《中国经济》读后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9.5%。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而且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尽管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诸如失业下岗增多和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但其增长的高速、健康、稳定性质毋庸置疑。但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的确是世所罕见。

在《中国经济》一书中，就整体性的分析和总结了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发展空间。该书没有试图系统性的回应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GDP统计的怀疑与批评，也无意掩饰中国统计中存在的问题，而仅仅尝试通过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观察，做了较为准确的分析与总结。首先，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1978—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5％。一些年份的增长率极高，在15％上下，增长率最低的年份为1990年，略低于5％。沿海省份实现了超过10％的增长速度。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大多数在10％以下，只有个别年份在15％以上。1997年以来，物价指数的增长率一直为负值。总体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余年中，在没有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多数国家未能做到的。

经济增长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还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1978—2000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分别为4．7％、11．4％和10．3％，三种产业的增长率都较快，但相比起来，第一产业的增长率最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较高，都超过了10％。正是由于斯密—配第—克拉克法则或农业份额相对下降规律的作用，使得不同产业的增长速度不尽相同，即农业增长相对慢，第二产业增长快，而第三产业有越来越增强的趋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的产值份额及就业份额下降，是一个古老的经济规律。几乎所有的社会在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相应于这个趋势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

其次，存在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怀疑看法。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受到国内外有关研究者的质疑。在《中国经济学》一书中，也曾提讨论过相关内容，关于中国近年来GDP统计数据可靠性问题的文章。其中表述了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一、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各种指标数据的不一致。例如，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很不相配。在能源效率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的GDP在1997—2000年问增长了24．7％，而能源消费下降了12．8％。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罗斯基将中国经济与东亚国家经济作了比较。在东亚国家和十年前的中国，经济增长都伴随着能源使用的增加，就业的增加和消费价格的提高。但关于中国最近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却与此趋势冲突。

二、对于统计数据的“假报和浮夸风”。其结果就是普遍地统计歪曲，出现统计泡沫，为决策层提供错误的信息。这些观点认为，虽然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为创立绕过地方和省政府的统计网络作出了努力，但统计局至今仍然缺乏收集正常信息渠道之外数据的能力。

三、利用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诸如交通运输、货物周转量等指标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作出不同于官方统计的替代估计。例如，罗斯基认为中国民航为重估最近的GDP增长提供了参考。乘飞机的人大多是高收入者。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和票价的下降，旅游者的交通消费增长应该快于可支配收入和总消费的增长。然而数据表明，旅游者的国内航线里程只增长了2．2％，总里程只增长了3．4％。因此，1997—1998年的实际GDP增长的上限为2．2％，实际值可能远低于此，甚至可能是负的。

四、由于多数人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很高，近年来世界经济普遍遭遇到的困难以及出口形势的恶化，都会很自然地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目前国家统计局报告的GDP增长率数字被认为是不可靠的。

关于怀疑问题在本书中也得到了相应的解释，即便是中国经济存在多处怀疑的地方。中国经济的可信度、真实度，依然是很高的。中国经济在亚洲乃至世界仍然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繁荣是靠外资支撑的。但从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看，外资的重要程度并不是那么高。中国多样化的物质资本积累来源可以保障资本的供给。

我们应当提取中国经济的优势，并发挥优势，在未来的20年中，谋经济、促发展。中国经济自改革以来的持续、快速增长业绩是不容怀疑的，许多用来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数字不真实的方法，可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必须加以改进，过去20余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不会耗竭，仍将支撑今后的高速增长。此外，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统计应该进一步提高其科学性、透明性，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误解。

《中国经济》一书，详尽的分析了当代中国经济，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个精确的发展目标与明确的发展方向！

第二篇：中国经济专题读后感

《中国经济专题》读后感

这本书是林毅夫在北大授课内容的一个整理，每一讲都是一个可浅可深的问题。说浅，是因为这些问题看似都有很多合理的解释，说深，则是因为每一个解释背后总是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而作者则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那一定是理论出了问题。每一讲行文思路基本上是从提出熟悉问题（背景）、前人相关解释（分析）、新理论的提出（解答）已经最后的总结。

从整个的分析过程可以看出，林老师治学之严谨、做事之求实，事实上很多问题，不细想，很容易被一些模糊的解释糊弄过去，但是书中采用了很多史实数据，结合了各种学科的知识，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框架的搭建，最后再用理论去解释实际的问题，可谓一气呵成。

在书中主要讨论：1.我国的科技水平为何在前现代社会非常发达，而到了20世纪初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即中国为何由盛转衰？2.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之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绩效为何很差，而在改革之后却取得了奇迹式的增长？3.在19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为何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然而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波动、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造困难等一系列严重问题？4.在已迈进21世纪的今天，我国经济应进行那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的增长？

一． 中国为何由盛转衰

（一）文化决定论

1.儒家文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2.五四运动, 打倒吃人的礼教

3.文化难于改变

（二）国家竞争论—中国的大一统和欧洲国家的竞争

（三）专利制度(此说不合适,等谈到科学革命的决定作用再解释)

目前较有影响的假说中，可以分为需求失败论，和供给失败论。需求失败论: 高水平均衡理论，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拥有先进的“现代” 制度，导致较快的技术发明和传播，由于中国人的传宗接代观念鼓励早婚、早育和多生多育，以至人均土地不断下降.机制一: 劳动力价格低，抑制对劳动节约技术的需求.机制二: 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下降，剩余越来越少。当新技术出现时，没有足够的剩余来购买新技术。

二． 我国经济应进行那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的增长

（一）农村改革

1.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启动农村市场，打破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的困境

2．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缩小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

3．加速科技创新，增加竞争力，稳定、持续发展农业

4．推动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加速经济发展，为农村产业结构和就

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5．减轻农民负担

(二)城市改革的进展和问题

1.有待解决的问题：激励 协调 结构

2.解决问题的方法

a)1978以前

1)结构—中央调整农轻重比例

2)协调-改变条、块管理，权力下放，但一放就活，一活就乱

3)激励：学雷锋，但不能每人都成为雷峰

b)1978 以后

1）结构—中央调整农轻重比例

2）协调-改变条、块管理，但同样一放就活，一活就乱

3）激励：强调物质利益

3.国企改革

方法:

a)放权让利:利润留成，下放部分生产、投资和销售权力，企业必须完成计划指标(1979)问题: 逃避计划指标（quota evasion）, 管理者越位、侵权政府收益下降.利改税.(1983)问题: 难于确定成本和收益.承包制(1987)

b)明晰产权:现代公司制度股份制(1991)

评估: 激励和效率改善，但是利润率下降，和政府作为所有者的收益减少.4.资源配置制度改革

方法: 计划单轨变为计划和市场双轨，然后并为市场单轨

企业自主权和市场轨的出现

评估: 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5.宏观政策改革

从计划单轨变为计划和市场双轨，然后并为市场单轨

物资价格: 计划价、以物易物, 价格双轨制，市场价

汇率: 官方汇率, 调剂价、汇率并轨

利率: 调整

林毅夫先生的这本讲义，基本上是他几本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技术与农业发展》以及一些论文的综合，完整地展现了林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林先生文笔生动、深入浅出，不论是对于经济学学生还是公众，这本书都会有不小的帮助。

第三篇：《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

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道路——评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新的奇迹，成为一种现象级的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影响的著作汗牛充栋，从早期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到中期对改革具体路径的研究、到后期对改革取得重大成效的总结，再到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新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继续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改革得失，在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寻求新的道路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林毅夫先生的《解读中国经济》正是这样一部作品，通过深刻分析中国近现代史重大政策、社会现象的内在经济运行逻辑，批判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缺陷，重新建构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理论体系。这本书提出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论述过程也简单易懂，既是一部学术作品，也是一本适合大众的财经读物。

一、李约瑟之谜与中国兴衰——对中国古代、近代经济现象的解释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经济规模（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与科学技术（四大发明）都全面领先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也非常活跃，产生了最早的市场经济萌芽，早在战国时期，被称为陶朱公的范蠡就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经典论述。而到了18世纪，以工业革命的兴起为主要标志，西方经济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一次飞跃时，中国经济却急转直下，从此进入了漫长而屈辱的近代史。英国政治学家李约瑟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即古代中国为什么拥有非常发达的科学技术？近代中国为什么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

技术革新意味着对现有技术的颠覆，在新技术出现之前，任何试图颠覆现有技术的举动都可以视为创新行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试错行为，在不断的失败后，偶然发现更加正确的做法。在古代农耕社会，这种试错行为主要由农业生产主体——农民来完成，人口数量越多，试错行为越多，新技术出现的概率也就越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西方国家的原因，因为中国辽阔的幅员和相对富裕的人口优势，增加了新技术出现的概率（关于中国人口密度为什么高于西方，后文将给出解释）。到近代，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技术革新的速度明显加快，甚至远远高于古代中国，这里创新行为的本质——试错并没有改变，那么改变的，就只能是创新活动的机制。工业革命发生前后，西方国家探索自然的手段出现了两个新趋势：一是采用数学进行定量分析；二是进行可控制的科学实验。这种方法论上的革新，与原先依靠人口的规模优势进行盲目创新活动相比，大大降低了错误行为出现的概率，同时缩短了检验创新活动成果的时间周期，因而加快了技术变迁的节奏。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

（一）为什么中国乃至东亚各国的人口密度一直高于西方。林毅夫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人口密度的大小取决于单位土地养活人的成本，通常养活人成本越低的地方，人口密度就越高。中国的地理特征是西高东低，这种地形条件容易受到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使得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5—10月，农作物的生长需要水分和温度两个重要条件，中国5—10月正好是“雨热同期”，特别适合粮食尤其是高产水稻的种植。而在欧洲文明起源的希腊、罗马等地，雨季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降雨与高温不同期，因此比较适合小麦与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从农业实践来说，水稻的单产一般是小麦的2—3倍多，这

样，中国单位土地面积农作物的产量就远远高于欧洲，单位土地所能供养的人口也高于欧洲，因此人口密度历来高于欧洲。

（二）为什么数学和可控实验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与官僚选拔制度有关，古代西方贵族制是世袭的，贵族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欲望相对来说比较均衡，没有受到来自制度体系的约束；而中国从隋朝开始建立了科举考试制度，并在随后的时间不断完善，这种官僚选拔制度打破了相对固定的世袭制度，为普通人进入统治阶级打开了通道，它保证了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及文官队伍的流动性。但是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以八股文为主要考核内容。宋朝以后，四书五经是标准的教科书，有人做过统计，仅仅是四书五经的字数之和就有四十多万，如果把这四十多万字倒背如流，假设每天背200字，也需要6年时间，此外还要读史书、作诗、作八股文，这么繁重的学习压力，让读书人没有时间去探索以数学和实验为主的自然科学。

二、赶超战略与社会主义革命——对新中国经济政策的解释

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一样，依靠国家力量，动员全国资源，迅速建立起一大批国防工业，实施所谓的赶超战略。为了保证国家优先发展的重工业能在全国资源相对紧缺的背景下快速发展，因此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制度体系。由于重工业具有资本高度密集、科技含量较高、研发周期长等特点，而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国家，明显不具有以上优势。在宏观上，为了保证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行政力量直接干预货币利率，人为抬高本币汇率，降低了重工业融资及技术引进的成本；其次，人为压低原材料及工人工资，降低生产成本，工资压低以后，就必然要压低农产品及生活资料的价格，由此衍生出统购统销等制度安排，使物价普遍偏低。扭曲的价格体系又导致供需失衡，因而在中观上，通过国家计划配置资源，也就是实施计划经济。同时，为了保证全社会的生产积累及优势资源有序流向重工业产业，满足新一轮扩大再生产的需求，避免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谋取私利，就要直接干涉企业的利润分配及投资方向，由此导致了微观上的安排——剥夺企业经营自主权。至此，形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即宏观上扭曲价格体制、中观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经营自主权。

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时的战略目标，以两弹一星的成功为标志，重工业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但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几乎没法提高。苏东国家、拉丁美洲、东亚各国，凡是采取这种战略的经济体，最终都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

林毅夫认为，赶超战略的失败源于其违背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经济发展的最优安排应符合效率原则——在给定的投入下追求产出的最大化。一国产业政策的选择应遵循其要素禀赋结构及比较优势，在自然资源一定时，影响要素禀赋结构的因素在于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的相对比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普遍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而资本相对贫乏，因而在赶超战略下无法发挥其比较优势，资源利用效率偏低。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时点都无法创造出新一轮经济增长最大的剩余，形成恶性循环。一般而言，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通过垄断集中，保证资本投入，带动经济的短暂发展；第二当国内资本紧缺时，引入外资，维持上一轮的增长；第三等到外债到期需要偿还时才发现建立的产业没有竞争力，无法创造利润来还债，于是就演变成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

三、渐进式改革——对改革开放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解释上述现象时，将原因归结于市场化程度低、产权不清晰和政府干预过多，因而提出了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改进方案，其主要思

想就是进行市场化改革。从实践来看，苏东的“休克疗法”失败了，拉丁美洲和印度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就引发了两个问题：

一、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失败了？

二、为什么中国会成功？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在发达国家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来的，任何一种社会科学，都存在这一定的理论前提，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前提除众所周知的理性人假设外，还暗含着另外一个假设，即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在正常的管理中能够创造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林毅夫称之为企业的“自生能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经过缓慢的自发生长，没有自身能力的企业在市场进程中都遭到了淘汰，因而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有自生能力，在这里，这个假设是没有问题的。反观发展中国家，由于上文提到的国家战略需求，其重工业是在国家的大力扶植下建立起来的，没有遵循要素禀赋结构，没有利用其比较优势，一旦失去了国家给予的这种优势地位，就不可避免的要走向衰落，也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理论前提都出现了问题，那么由这种前提出发，所设计出来的制度安排就要在实践中遭遇挫折。这就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原因。

与苏东国家“休克式疗法”不同，中国的改革带有非常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就像邓小平提出的“猫论”一样，不盲从任何理论，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采取渐进式、自上而下的思路，逐步探索，并在改革过程中及时发现、总结、推广人民群众的优秀做法。改革的起点应是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除了上缴国家规定的利润外，给予企业负责人一定的自主权处置剩余利润。有了额外的利润就应该有额外的需求，有了额外的需求就要有额外的供给，这是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满足的。所以，就出现了与经济体制平行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双轨制”。这是一个伟大的缺口，从此市场经济就像星星之火，在冰冷的计划框架里，焕发出令人折服的生命力，肆无忌惮的燃烧着，点燃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激情与梦想。

邓小平曾说，改革开放有两个意向不到：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发展的巨大贡献；一个是乡镇企业的崛起。改革，往往是从违反规矩开始的，这两个现象源于基层劳动人民的探索，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成效后，再由政府主导，大规模推广实施，形成了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中所特有的经济现象。

四、“补课”——未来的改革方向

不可否认的是，渐进式改革也遗留了一些问题。首先是金融机构的扭曲，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小到大逐步建立的。但中国在赶超战略下，为服务于大型国有企业，一开始就形成了以“国有四大行”为核心的金融体制。大银行天生喜欢大企业，这就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无法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提高收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改善金融机构就成为了未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应当建立以中小区域型银行为主、国有大型银行为辅的金融体制，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同时，还要设计好相配套的金融监管机制。其次，资源价格扭曲，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自然资源被人为压低，改革开放后，资源资格不断调整，某些矿产资源已经与国际接轨，但是资源税与资源补偿费却没有相应的提高。这就造成了资源开采成本与资源价格之间的巨大盈利空间，这种暴利加剧了贫富分化，同时由于政府掌握了资源开采的准入权，增加了寻租的风险，成为腐败行为的重灾区。最后是行政性垄断，某些国有垄断行业，如电信、石油、电力等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取得垄断利润后，并没有与社会分享，也加大了贫富分化，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应逐步取消行政垄断，对不能引入竞争的垄断行业加强监管。比如电力，政府要加强对其价格、成本和收益分配的监管。

未来的改革中，还有一个焦点问题，即如何更加合理的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上文提到要素禀赋论，好的经济格局和产业政策应符合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但是企业才不管你是什么结构，企业关注的是利润最大化。这就需要有一个灵活开放的价格机制来反应各种要素的稀缺程度，价格越便宜，说明要素越多，因而依靠这种要素资源进行生产的企业就更具生命力。这就界定了政府的第一个职责，维持经济的开放是市场的充分竞争；其次，一国的产业信息是公共产品，一旦提供，多方受益，企业本身没有收集产业信息的动力，也缺乏这种能力。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政府应定期发布本国产业信息，指导民间资本投入方向；再次，政府要根据本国的产业发展信息，制定相配套的产业政策体系，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鼓励；最后，由于技术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不可确定性，一次性投入大，收益周期长，新技术的引进或创新，无论成功与否，都会给后来者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对这种企业，政府还要进行必要的补贴。但是与传统的赶超战略不同的是，对这种企业的补贴是有限度的，并且企业自身有一定的自生能力。

以上就是《解读中国经济》这本书的总体脉络，在这本书中，无处不散发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国情的深入了解，精彩论述层出不穷，让人流连忘返。最后，我想以一句话来结束这篇读后感，以此自勉：一个读书人，永远都不能放下阅读。阅读与写作，是一个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2013年5月20日

第四篇：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

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

（一）《解读中国经济》是林毅夫世界银行卸任归来带回的三本著作之一。

全书的主脉络是纵横双向解码中国经济，还原给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鲜活画卷。纵向看中国经济的沉浮，从19世纪前的辉煌到近现代的衰落，再到如今的兴起，在历史长河中辨析演变的原因、存在的问题、机遇与挑战；横向按城乡或部门剖析，由于推行重工业化战略，造成了城乡分割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由来与改革按照两条线索讲述：一条线是农村的改革，关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探讨改革后相关的问题如粮食安全、农业劳动力转移，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另一条线则聚焦城市改革问题，分析了1978年前后城市改革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城市改革的难点和出路。然后分专门章节回顾国企改革、金融体系改革；最后讨论了时下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新农村建设、公平与效率等，并总结反思了经济学界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各种看法。

了解经济学理论的人，大多都有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如此合适，可面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失灵”了呢？林毅夫说：“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他提出应修正经济学隐含的假设——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不能假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而是在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具体考虑变量，这样，经济解释就会迥然不同。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景象，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相应地，与企业的自生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技术结构，如果一个国家的目标被领袖或精英定位为短时间建立与发达国家比较优势一样的产业，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市场中将无法生存，如果要强行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就必须靠强大的有形之手，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而导致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断涌现。结果必然是揠苗助长、欲速则不达。

《解读中国经济》对许多中国经济问题做了完整的叙述，澄清了很多模糊边界。例如，为什么19世纪之前，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独步天下，而现代则落后欧美，即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林毅夫给出了视角新颖的解答。中国的衰落，可在科举制上找到根由，而民族复兴的感情又源自儒家文化，“中国的科举取士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由此形成的激励机制不利于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等‘奇技淫巧’的学习，因此，中国也就无法自发地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迅速由领先变为落后。”

分析问题时，林毅夫也给出了多种解释及争论。例如对1959-1961年的农业大灾害，目前有三种解释：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民公社规模太大而导致激励下降。林毅夫在分析了三种解释的逻辑合理性之后，用经验检验的方式，对比一个有趣的现象：从1953年到1958年，从个体变为集体，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从1978年到1984年，从集体又恢复到个体，农业生产率依然提高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现象与农业危机相联系，他提出了新的解释。书中对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渐进式改革、东亚奇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诸多问题的探讨，令人读罢掩卷，有豁然开朗之感。

虽然是对中国经济的解读，但本书内容并不局限于星星点点的经济问题，而是全方位、逻辑连贯地解读中国发展问题，因此也是了解历史的极好素材。对合作化运动、城乡户籍隔绝制度、地区粮食自给自足等等，书中都有细致准确的呈现，甚至对于中学生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它都是一本很好的补充教材和课外读物。

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

（二）早前对林毅夫教授“中国还能高速发展二十年”、“中国经济需靠投资驱动而非消费”的观点有所耳闻，昨晚有幸到建南大礼堂听他亲自讲述，发觉他真实的见解并没有网络上流传的那般突兀。在此简单予以归纳，并加上自己的观点，欢迎批评补充。

昨晚的讲座是围绕上面所说的第一个观点展开的，应该说“中国还能高速发展二十年”的说法有些太过精简，让读者不禁产生中国经济在现行轨道、现有约束条件下就能持续高速发展二十年的错觉，而他实际上的观点是“中国具备继续高速发展二十年的潜力”，论据很简单：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度量仅是美国的21%，生产水平上十分落后，后发优势明显，这个观点我想对中国未来再悲观的学者也不会反对，美国领跑世界经济近百年仍在增长，总不能说连小康都没奔上的中国已经气数全尽，()连发展的潜力都没了。在这里也可以发现，林教授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的观点讲的是仅从目前发展水平考量，比及其他任何约束条件的“有没有潜力高速增长”，而非其他许多学者讨论的在现有约束下“会不会高速增长”，而这讨论的问题根本不同，但在论点快速流传的过程中，“有没有潜力”和“会不会”一律被简单的“能不能”取代，造成客体完全不同的两个观点被拉到一起火拼起来。

中国有没有潜力容易说通，但大家更关心的事将现实因素综合在内，中国的潜力会不会被有效地激发出来，很可惜，林毅夫教授从头至尾都没有落到这一层面，作为一个与政府高层关系密切的经济学者，未能从政府信号或动向考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变动的可能，以及这对发挥中国潜力的影响，或者他心知肚明却避而不谈，我只能说真的很可惜。

除了“中国经济具备继续发展二十年”这一中心论点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支持论点，林毅夫教授的个人立场在这里有鲜明的体现。

在讲座的引言部分，林毅夫教授提到了工业革命带来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他对当时欧洲的另一重大变革绝口不提：资本主义革命，新的制度让旧制度下受压抑的生产力得以释放，应运而来的法制与民主让工业化进程步上稳定的轨道，如此关键的一环被林教授完全略过。不仅如此，整场讲座林教授对“资本主义”四个字讳莫如深，非讲不可时就用“非社会主义”笼统代替，这说法一出口，相信在场包括我在内的听众都觉出一丝怪异。

接下来说明中国经济有潜力的部分，林教授采用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经济起飞阶段的数据作为辅证，但一如既往地，他忽略了出人均收入数字之外其他现实因素，这难免使得他的论证略显单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四个经济体的基本地理条件和中国相去甚远，基本上不属一类。尤其是新加坡，如果硬要选一个弹丸之地作为中国经济的参照，香港似乎更胜一筹。至于另外三个国家/地区，均在经济起飞初期获得美国的强劲助推，这与中国的情况又完全不同；其次，在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他们的经济都比较平稳快速地完成转型，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凤毛麟角，对中国来讲绝非易事；再次，林教授一贯忽略的，它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刀阔斧地改造上层结构，建成亚洲、乃至世界第一流的民主社会和法治社会，这为经济成长保驾护航的作用不言而喻，从这点上看，中国着实还任重道远，不可轻易乐观。基于此，尽管数字凿凿，但作为辅证其功不大。

在谈到中国未来一节，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像西方国家一样完善的市场机制，改变计划指令遗留下来的资源配置扭曲（行政垄断、政府补贴等），解决官员普遍的寻租腐化，他同时指出为保持国家稳定，计划扭曲不宜骤然取消，要根据国情与时俱进，但消除扭曲的步伐该迈多大，作为参照的国情又有哪些指标可供参考，林毅夫教授并未给出答案，但以他对双轨制的再三强调来看，他认可的改进步伐应较我个人偏爱的一些经济学者的观点为小。

话外一提，近期有正对民营快递加费、广药与加多宝之争、腾讯微信被迫收费**都清楚地显示国企+政府指令干预市场正常运行的阴影挥之不去，民营资本力量无法充分调动，所以要真的做到深入市场化改革并不仅事关扩大市场准入，更重要的是调整政府在市场经济内的职能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讲座的靠后部分，林教授引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建设目标位中国未来勾画了一幅美好蓝图，虽然那些目标现在还远未实现，将来也未必会实现，邻座的伙计说要达成2020年人均收入对2010年翻一番这种事只能靠统计局大显神通了，但它确实听着心潮澎湃。澎湃归澎湃，就好比五年规划，这种东西是计划体制的遗留，应该摒弃的。如果计划的目标在不做计划时也能达到，那定计划就没有意义。反之，如果计划目标原本达不到，那就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各级部门虚报数字，一头猪够吃一年的神话中国人也不是没见过，就是在赶英超美的美好蓝图下出来的，结果如何大家都有数，明鉴未远；另一种可能就是以计划目标为准，用行政力量强行扭曲市场和社会，让人力和资本异常运作，这将比胡夸海吹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创痛，中国人对此应该是有切身感受的。就像揠苗助长，哪怕每次的目标都只比社会所能高出一点点，伊始能有高速成长的效果，但日积月累，整株苗是要黄掉的。

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如总价亚洲经验时提到的“时候能成功的方法往往与事前的主流意见不同”（和刘老师的“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很像），驳进口替代理论时说的“要看自己有什么而不是别人有什么，发展比较优势”的观点都值得反复思考，其后隐含的很可能是超越经济学范畴的更普遍规律。我一向认为一场讲座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观点能让你点头称是，而在能激发听众即场和离开之后多少思考，并能创造出新的东西整合进听者既有的知识结构之中。若是能有几句看似无关宏旨，但确经个人生命砥砺的“独家心得”，更是再好不过。由此观之，林毅夫昨晚的讲座都足以令人受益匪浅。

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

（三）这是一本研究并解析“中国之迷”的书籍。其风格、其意图、其目的，明显地在解析“中国经济与发展之迷”。内容如此风格如此、表现的手法和逻辑也如此！

中国为何自明代以来发展停滞了，为何历史上一直持续领先全球，自明代之后停滞了。李约瑟之迷与中国的兴衰的根由。中国为何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为何搞了统制经济。为何出现了东亚奇迹、中国何以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而取得成功。为何中国优选首先选择农村进行改革，城市改革中又采取了何种措施，解决了何种矛盾与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工业的发展，为何优先发展重工业。金融改革困难在何处，与国有企业改革有何关系。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经济增长的真实性，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以及市场的公平与效率如何显现，双轨制何以有市场，其利弊为何。用西方的理论来解析中国经济发展的迷与路径，分析国际化权威对中国之迷的解析的正误。等等。

看了这本书的十二个部分及其附录的三篇资料，真让人从文化、治理、人口、交换、社会等视角，明白中国的清代之后的屈辱，以及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能够持续发展。从经济学、社会学、技术和创新的视角，解析了财富原始积累、体制改革、开放性竞争、资源秉赋与作者不主张跨越式发展的种种理由。也对作者评价“华盛顿共识”的异议的非通用性，并对作者的比较优势战略予以认同。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开放程度、金融深化与改革、宏观稳定、就业结构与城市化、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华盛顿共识是指：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保护私有权。

对于作者将意识形态也视为一种资本，作为一种投资，这是我的首次接触这个理念。这真是一大发明。这也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故意识形态的投资及非权力相关的“干股”，其实就是技术入股，是知识产权！

对于构建的复杂的关系中抽象简单而实用的逻辑关系，这是社会科学理论本质的任务。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关键的变量从而建立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这需要知识分子的丰富社会科学知识作支撑！

真是大家！此老兄真不愧为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让人从中看出其写此书的意图。并将意识形态作为投资，作为资本，作为人类进步的最重要因素！

第五篇：中国经济专题

《中国经济专题》报告论文

题目：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

11经济学三班

组员：张炳贤111041358

叶子通111041349

吴汝基111041311

郑舒仰111041386

报 告 日 期：2014年6月18日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 摘要：本文阐述了国企改革的现在和未来——国企改革的成果是什么？怎样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本文通过国企三次改革热潮的回顾，反思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铺开国企改革原因，论述三个论点进行深一步探讨；进而指出国企改革的任务和趋势就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国企改革至今，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 “国企垄断”是事实还是谬误？ 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国进民退”的争论，热度越来越高，这表明国企改革还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待破解，任重而道远。

在历史时空坐标系中考察国企改革的成果，可以看到：第一次企改高潮的特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是“中策现象”；第二次企改高潮实现了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转折，政府对国企的支持也由后台（金融）走到了前台（财政），由间接变成了直接；第三次企改高潮“大国有”战略浮出水面，国有企业华丽转身，垄断地位日见巩固，其强大之势不可逆转。“大国有”战略更多地被人们理解为“国进民退”的继续从而成为当前国企改革争议的热点，显示国企改革任重而道远。毋庸置疑，反垄断与去行政化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任务，而建立职业化和规范的经理人制度则是国企改革的方向。

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 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是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关键，需要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表明哪些该进、哪些该退。

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里程碑。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将国企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对国有经济的改革主要围绕着国企改革展开。通过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租赁制、抓大放小、有进有退、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最后定为政企分开，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撤销几个工业部，还权与企业，这就抓住了国企改革的要害，是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里程碑。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是国企改革第二个里程碑。撤销几个工业部只是实现国企改革的第一步，国企改革的任务还任重道远，应当对继承原来部的行政垄断权的大企业继续进行改革。

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标准。为了贯彻“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方针，在“有进有退”的标准上应取得共识。因为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会做出不同决策，其影响甚大。目前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国家统计局的“定量标准”，一个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定性标准”。

国企改革的成果是什么，怎样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 这两项内容决定了国企改革的现在和未来，也就决定了它的历史方位。当前对于这两项内容的解答各异且颇有争议。在历史时空坐标系中考察国企改革的过程及其生存的环境，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国企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第一次企改高潮出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和后期，集中表现在县及县以下国营、集体经济大规模改制，其突出特点是“退国进非”。九十年代前期延续了这股势头，而且纳入了很多国有大型骨干企业。自此，县及县以下几乎没有了国有经济。这个时期企改的特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最经典的例子是“中策现象”。

而此前，所有制的基本格局还是“国营企业”一统天下，它控制着几乎所有的资源和产品、生产和消费，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很难展开。八十年代改革以此为突破点，在流通领域打开了缺口，即放开一部分国有部门控制的资源和价格，实行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的“双轨制”。这样，计划控制的资源在计划外流通就有了“名份”，并源源不断地从国有部门流向私营企业、流向了自由市场。另一手，则是采取沿海开放政策（从1984年开始），鼓励外包和出口，将需求直接跟外需对接。甚至还鼓励“两头在外”，即只在国内加工，而货源和订单两头都在外，事实上已成了一块“飞地”。这样，外贸部门从生产到销售都独立于国内需求、国内市场和宏观形势的制约，相反地，它还左右了宏观形势。从上述两方面入手，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最终被捅破，同时，促进供给、繁荣市场的目的也达到了。

第二次企改高潮，出现在九十年代末产业结构调整时期。1998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产业政策明确提出“退二进

三、抓大放小、重组改制，下岗分流”，这个时候才真正使得“九五”时期提出的“两个调整、两个根本性转变”落地生根。1998年之后的国企“三年脱困”攻坚目标是真正在啃硬骨头，一批老国企被收购兼并，大量职工分流下岗。当时社会对于这项产业政策的导向，普遍理解为“国退民进”、“退国进非”，一些地方也是这么做的。为此，还发生了著名的“郎顾之争”（2004年），引起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关注。国务院为此叫停了MBO。2009年的“通钢事件”标志着“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转折，此后“国进”之势有如破竹，“民进”受遏制，再无地方政府胆敢把钢厂卖给私企老板。私企甚至一路落荒而逃。

几乎就在这一刻，国企吹响了重组的集结号。2003年组建国资委，以集团化重组控股国有企业，发挥了主导作用。从2005年开始在以后6年时间里，国企纷纷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经营方式越来越灵活，而企业的控制权仍然有效地掌握在国资委手中。事后来看，这种“以退为进、有退有进”策略不但没有减弱国企，反而使其变得更为强大。国企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迅速好转，成为竞争中强势的一方。无论是产业的重要性、集中度还是规模，都是重量级的数一数二的人物，甚至在世界五百强中也越来越多地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前后两个阶段国企判若两人，旧貌变新颜。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面对外需不足所采取的对策是全力

扩大内需，重点是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两年内新增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由此，政府对国企的支持也由后台（金融）走到了前台（财政），由间接变成了直接。国企大举进入钢铁、采矿、汽车、医药、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成为有市场定价权的企业“大鳄”。充实的外汇储备以及“走出去”战略也引导着企业在国际投融资市场上变得更加活跃。由此，国企发展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第三次企改高潮“大国有”战略浮出水面，国有企业华丽转身，垄断地位日见巩固，强大之势不可逆转。1998-2008年是重要转折期。此前，是“外贸+制造业=外汇”的外需型增长方式，外贸空间决定GDP增长空间、国际经济形势决定国内经济形势，外贸部门很有优势，而内需并非重要的因素，为了吸引外资促进外贸，实行了内外有别政策，甚至对内歧视，我们有时称之为对外资、外贸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这个阶段，国有企业的优势也显示不出来，甚至有一个阶段还处在效益危机和私有化预期中。

1998年和2008年两次大的外来冲击，使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第一，迫使总需求的重心由外需转向内需，两次冲击都大规模地扩大内需，这种政策上的转向是非常明确的。2003年之后做出的一系列举动，也是这种趋势性反应。如取消农业税、对农业补贴、建立健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2008的这次外汇储备危机，从“外汇是金”变成了“外汇泡汤”之后，这种外向型增长方式承受了巨大的美元国债损失。正是迫于这种极端严峻外需形势做出了重大改变，实现了战略重心的转移，即从着眼于与国际接轨和外部需求转向了以国内需求和民生工程。第二，国有企业的地位日渐上升，甚至如日中天。不仅是因为国有企业上市有了新的融资平台，还因为它获得了扩张性财政的巨大投入和订单，再加上它原来占据的垄断地位，使得它如虎添翼，更为强大。

为什么要改革？ ——国企低效率及其解释。

原因一：委托代理问题。个体私营企业：所有者就是经营者，有足够的积极性把企业经营好；规模较大的股份企业：所有者大都已不能自己经营企业，必须委托一个有才能的人经营管理企业，我们说产生了“所有权” 和“经营权”的分离这时所有者必须确信，经营者必须有能力并且有积极性，为自己赢得利润，尤其不能谋取私利这个问题表面上很容易解决：一是平时对总经理进行严格监督。二是当企业经营好时，所有者（股东）给予经营者（总经理）奖励；经营业绩不好时，给与惩罚，或干脆解雇，这样经营者就有足够的激励。

但实际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比如：没人监督：股权分散，老板太多，如许多上市公司，持有股票的人很多，每个人只持有很小的股份，每个股东都想，其他股东会监督总经理，我就不管了；但每个人都想这样“搭便车”，结果是没有人去监督总经理；监督失效：总经理作为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对企业了如指掌，有时候谋取私利甚至腐败，外人无法发觉；更有甚者，企业经营不好，可以造假账，让股东以为企业经营很好。股东和外部监管者（比如证监会）由于不能掌握企业的所有信息，很容易被蒙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更复杂。全国人民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他们委托政府——人民的合法代表管理国有企业；政府进一步委托国企领导人经营国有企业，形成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考虑政府内部存在上下多个级别，每多一层委托-代理关系，监督难度就增加一点，代理方损害委托方利益的可能也就增加一点，最终国有企业的发展就可能完全违背其最终所有者和委托人——人民群众的初衷。

原因二：政策性负担

国有企业经营不好时，既有可能是总经理能力不够、积极性不足、甚至腐败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历史负担造成的——问题是对一个具体的企业，很难做出区分，于是造成：①能力不够、积极性不足、甚至腐败的总经理可以搬出“历史负担沉重”的理由，不能被及时发现或被处罚、解雇。②原本有能力、有积极性、不腐败的总经理会想，如果经营不佳甚至腐败，我也不会受到处罚，因此有可能变得消极、甚至腐败；因此，政策性负担加重了委托-代理问题，使我们对国有企业经理很难进行真正的、有效的监督。

原因三：总经理权威问题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是想经营好企业的，也有能力，但问题是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行政资源，比如：私营企业的老板或总经理认为某个员工、中层、甚至高级管理人员能力不够、热情不足时，可以：减薪、降职、解雇，但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很难具有如此高的权威和行政资源，顾虑较多；成功的私营企业一定有一个融洽、和谐、紧密合作的领导团队，但国有企业的某个副总或书记可能就是上级派来监督总经理的，合作困难。

其他原因：如政企不分，政府干预过多；国企领导人选拔考核任用制度不合理；年薪太低；国有企业所属的行业结构不合理；虚职太多；人才流失； 国企改革的任务与趋势：主要就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其前提是去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样当企业经营不善时，可以追究经营者的责任。推行社会保障的目的就是去除政策性负担。但仅仅去除政策性负担还不够，关键要建立起一整套机制，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有足够的激励经营管理好企业，为股东服务，就像私营企业主对待自己的企业一样。除此之外，这样一套机制还要协调好股东、总经理和职工、债权人、政府等企业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保证企业的高效运作，我们称之为“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市场经济必然要求, 是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一)现代企业制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以完善的法人制度为基础, 以有限责任为特征, 以公司为主要形态的新企业制度。它包括主要内容:(1)独立法人制度。独立法人制度, 即企业法人确立财产支配、处置、使用权, 使企业做到有人负责, 有能力负责, 企业的独立财产是其行为能力的基础。国有企业是国家出资构造的企业法人, 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支配、处置、使用权, 国家以出资者身份拥有财产。企业经营中形成的利润和资产增值归国家所有。(2)有限责任制度。企业改

制成有限责任后,即建立有限责任制度。有限责任制度一是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为限, 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二是企业破产清盘时,出资者以其出资额为限, 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3)严谨组织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有一套严谨, 完整的组织结构,它通过规范的组织制度, 企业的权力机构, 监督机构, 决策和执行机构之间职责明确, 并形成相互制约关系, 特别权力机构, 强调发挥整体功能的共同作用。改革后, 在我国公司企业是现代企业组织中一种重要和有效形式。(4)科学管理制度。目前, 从克服我们现行企业管理制度的弊端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出发, 必须建立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 主要是对企业的运营机构设置, 用工制度、工资分配制度、人员考核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等进行改革, 建立严格的科学的责任制度体系。

(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现代企业制度有它的基本特征。即: 产权明晰, 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第一, 产权关系明确。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 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 成为享有民事权力, 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第二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 依法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照章纳税, 对国家承担资产保质增值的责任。第三, 国家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 即资产受益, 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者等权力。企业破产时, 国家和其它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负有限责任。第四企业按照市场要求组织生产经营,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 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如果长期亏损, 资不抵债, 应依法破产。第五, 建立科学的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 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 形成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 相辅相成的科学经营机制。

[1] 白丽/陈紫燕，关于现代企业制度与国企改革的探讨[A]，《前沿》，2006年第五期

[2] 桁林，大国有战略下国企改革的任务与趋势[A],<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十期

[3] 桁林，对国企三次改革大潮的反思，中国发展观察，2010.05

[4]何伟，对国企改革历程的深层次思考[A]，理论探讨，2011年第二期

[5]曾明强，论国有企业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A]，《社科纵横》，200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