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根源在于劳动力储备不足（五篇范例）

第一篇：“用工荒”根源在于劳动力储备不足

今年春节过后，“用工荒”明显加剧。广州地区企业对应每个求职者有1.36个岗位空缺。深圳企业给的工资待遇普遍增长了20%左右，但仅仅一个宝安区节后用工缺口就达20万人左右。四川、河南、安徽、湖南等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部分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现象。（《用工荒蔓延全国殃及劳务输出大省》，北京日报2011年2月18日）种种迹象表明，“用工荒”已经由技术工人蔓延到普工，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全国。尽管我国的劳动力总量尚未开始下降，但年轻劳动力的短缺已经十分明显了。

“用工荒”在春节过后特别醒目，当然与我国农民工特有的城乡“两栖动物”生活方式有关，并且随着节日的远去而有所缓解。但近年来国内企业普遍给民工涨工资的行为已经说明“用工荒”不是季节性的。其实“用工荒”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趋势本身也表明它不全是季节性的，只不过发病的时间固定在春节后而已。

有人把“用工荒”的原因归结为城市对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包括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经济实用房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这些不平等当然是事实，我也坚决支持给农民工以平等待遇。但是不平等待遇或“权利缺失”恐怕不是“用工荒”的真正原因。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农民工何尝享有平等待遇？弄不好还被强制收容遣送回家呢！但那时谁听说过什么“用工荒”？把“用工荒”的原因归结为工资低，也会遇到同样的诘难。

有人将城市对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和农村生活压力的降低并列为“用工荒”的共同原因。由于前者总的说来有所改善，这种说法实际上把“用工荒”的原因归结为新一代农民工生活压力的降低。确实，由于抚养比的大幅降低（过去的孩子成劳动力了，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又少）和农业税的免除及种地补贴，农民的生活有了比较大的改善。但生活水平的提高未必导致生活压力的降低。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三十年里改善幅度比农民大得多，请问生

活压力降低了吗？

讲到生活压力还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新一代农民工普遍不会种地，这跟老一代农民工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父母又普遍尚未老到不能种地的程度，他们呆在农村干什么？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外出打工的心理压力比父辈更大而不是更小。

又有人说农民工不回工厂是因为舍不得家里的“留守儿童”，认为给与农民工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就可以解决“用工荒”问题。我当然不认为农民对孩子的亲情不如城里人浓，也坚决支持保障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的平等权利，不止是受教育权。但是我不认为新一代农民工对孩子的亲情比他们的父辈更浓了，很可能恰恰相反，他们对孩的亲情比其父辈要淡。政府间的GDP比赛和民间的物质享受攀比之风贯穿于新一代农民工的整个成长过程，加之父母子女分居和离婚现象远比过去普遍，亲情怎么可能反而更浓呢？

以现在中国城市的房价和房租水平，即使给与农民工子女以平等的受教育权，又有多少农民工有能力举家迁往城市生活？城市是陌生人社会，车辆又多，夫妻双方上班的，孩子需要人接送，农民工有钱雇保姆吗？把老人接来同住又要增加多少开支？

还有人把“用工荒”的原因归咎于90年代中期以来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但这肯定不是主因。毕竟在北京、上海以外的绝大多数地方接受大学教育的只是适龄人口的小部分（初中升高中就排除了约一半），而其中属于不适当扩的又只一部分。何况大学毕业生当普工的也不是没有，以前不是报道过某大学门卫招聘要求硕士学位么？所以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危害主要是浪费教育资源、降低教育质量，对“用工荒”的形成作用不大。

事实只能是，中国农村能够向城市转移的年轻劳动力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了。“用工荒”的真正原因只能是两个，一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这对内地来说也是产业升级）和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一是大约二十年前生育率大幅下降导致的劳

动力储备不足。

第二篇：用工荒的根源在于城镇化问题

用工荒的根源在于城镇化问题

春节过后，企业“用工荒”在各地出现。与往年相比，今年“用工荒”中的一个新现象是，一些农民工输出大省多以“方便子女就学”、“就近照顾老人”等为说辞，劝农民工留在本省就业。记者采访发现，许多农民工被这些“留工”理由打动，在远去他乡与就近打工之间徘徊。

上述现象提醒我们，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背后，是越来越严重的农民工后顾之忧。而要破解城市企业“用工荒”，必须加快解决农村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问题，下决心破除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壁垒，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彻底转化为城镇居民提供社会保障。

谈到“用工荒”，以往人们习惯于想到东部发达地区，像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事实上，“用工荒”已经不是东部地区特有的现象。记者最近在甘肃省两个劳务输出大县秦安县和陇西县举行的两场劳务用工洽谈会现场看到，参加招工的企业月平均工资都在２５００元到３０００元之间，比往年大幅度增长，不比东部一些地区给农民工开出的工资低。尽管如此，这些企业还是受到了冷遇，部分企业竟然连一个工人都没有招到。

而在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湖北和四川，春节后当地企业纷纷打出“方便子女入学”、“就近照顾老人”等“留工”口号，许多企业在车站码头堵截劝说农民工就近就业。记者在广西采访到的一些农民也正因此迟迟按兵不动，在留本地就业还是去珠三角、长三角打工之间犹豫不决。

这些现象显示，在农民工就业选择上，地区差别已经不重要，愈演愈烈的“用工荒”现象背后，是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差距以及长期以来农民工普遍遭受的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权益难保障等不公平境遇。

应当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不像父辈那样单纯为了养家糊口进城打工，而是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改变命运的机会，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他们不愿意过“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不愿意抛却年迈的父母、稚嫩的儿女背井离乡。

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工荒”现象，恰恰暴露了长期以来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农民无法真正融入城镇生活的严酷现实。如果农村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不尽快跟上，城镇化过程中不能使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落地生根”，解除后顾之忧，“用工荒”现象就难以消除。

愈演愈烈的“用工荒”不仅是招工企业的难题，而且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只有加快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深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制度改革，才是破解“用工荒”的治本之策。（梁宇广 聂建江）

2011年2月9日，节后上班第一天，浙江义乌及来自绍兴、台州、东阳、浦江等周边县市的数千企业汇聚义乌人力资源市场举牌招工。

新华网广州2月18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王攀)今年春节过后，我国华南地区“用工荒”的声音再度出现；与往年不同的是，中西部地区这次也加入了“农民工抢夺战”。

作为人口及劳动力大国，为何年年出现 “用工荒”？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近日深入珠三角等地调查发现，所谓的“用工荒”与企业用工特点密切相关。

用工时间差导致的“用工荒” 记者采访发现，每年的“用工荒”一般在春节前一星期出现一波高潮，春节长假后两三天出现另一波高潮，元宵节后逐步归于平静。农民工潮汐式迁徙、企业招工与农民工返城之间的“时间差”，恐怕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张宝颖认为，“用工荒”称为“节后荒”更为准确。制造业企业春节后都缺员工，广州节后招工需求15万人左右，但一个月内慢慢会补充上，恢复常态，日常实际招工需求维持在3万人左右。

许多在生产一线就业的农民工向记者表示，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一年一度春运，好不容易回到家乡，渴望享受难得的亲情乡情和闲暇时光，节后不再像过去那样急于返城求职，许多人过了元宵节才出门。而企业急于开工，遵循“三六九往外走”的民谚，春节长假一过即展开招工，自然会扑空。

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在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陶瓷集团担任销售经理的胡小燕说，以她所在的企业为例，尽管春节假期刚结束时全厂区冷冷清清，但元宵节过后工人基本都会返回岗位就业，“年年都是如此，企业早已经习惯了。集团春节前就会储备一批产品，应付春节后的销售。这已经成为惯例了。”

然而，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随着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新的“时间差”因素出现了，这也是今年引发所谓东西部地区“农民工争夺战”的重要原因。

在劳动部门工作了近20年的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科科长黄炜说，在广东南海，过去的支柱产业是五金、印染、陶瓷、建材、纺织等，而新一轮产业投资重点已转移到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而在安徽一些县市，近年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服装、玩具、机械加工和电子加工，用工需求加大，两地的用工需求出现了“错位竞争”。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说，内地同沿海的“农民工抢夺战”，有利于加快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兴产业跟传统产业“抢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抢人”，有利于产业优化，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用工歧视导致的“用工荒”

尽管一些企业高喊“用工荒”“招工难”，但是记者走入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厂区，走入当地的商场食肆，那里的工人、服务人员往往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你也许会纳闷：年纪大点儿的人干啥去了？

如此使用劳动力的现象很普遍：一些城市的街头，一个十字路口4条人行横道，站着8个交通协管员。

这些原为解决“4050”人员就业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如今大量被高中以上学历的青壮年挤占。在广州的中高档住宅小区，每栋楼楼道口24小时三班倒地站着一个青年保安，人力资源投入可谓过于充分。专家认为，所谓的“用工荒”，严格来说应该叫“青壮年员工荒”，实际上是用工“歧视”造成的。谌新民说，不少企业的劳动力消费模式，是招收二十岁左右的单身青年男女，让他们吃住在集体宿舍，一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两天。一些企业出于管理等考虑，专门招女工，年龄、性别甚至地域歧视十分明显，严重限制了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空间，加剧了所谓的“用工荒”。

广汽本田有限公司总务部部长赖博轶说：“我们许多工人就在生产线上一直干到退休。可一些企业非要18岁到25岁，招工能不难吗？”

用工不经济导致的“用工荒”

记者调查发现，与上述的用工歧视相比，不少企业在市场环境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用工过程中“精打细算”，造成了农民工就业“大进大出”的现象，也是导致“用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东省劳动部门统计，珠三角企业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0．73个工人离职。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莫颖文说，不少企业之所以喊“用工荒”，与企业普遍遭遇的招工成功率、流失率“双高”有很大关系。“现在企业是常年有缺口、随时在招工。同一个就业岗位，一年招工两次甚至三次，这也使得用工需求被两三倍地放大。”

企业为何难以留住员工？一些企业向记者反映，这与当前全球市场态势变化有关。目前，纺织、服装、玩具、日用电子消费品等行业的订单越来越小、越来越急。面对这一状况，企业不愿承担过多养人的成本和风险，往往采用“接到订单才招工，招不到工就拒单，订单完成就炒人”的临时性用工模式，于是企业工人每年大进大出，订单一来四处“抢人”，高喊“用工荒”。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企业为了规避法律责任，降低用工成本，一方面拒绝与员工签订长期合同，坚持“一年一签”甚至不签合同；另一方面大喊“用工荒”“招工难”。这样一来，缺乏保障和归属感的农民工就很容易跳槽，导致了流动率大增。

黄炜指出，企业“精打细算”的用工方式，从社会用工来说是“不经济”的，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片面追求利润增长，而忽视就业稳定这一社会效益的倾向。

谌新民认为，很多产业特性就是就业不稳定。有订单就招工，没订单就炒人，遭遇金融危机就让农民工返乡，这种以就业不稳定性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在成熟社会是不可接受的。

专家指出，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能带来多少GDP增长和财政收入，还应考虑能带来多少高质量、稳定的就业岗位；同时，还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加强企业员工社会保障、专业技能培训等工作。

第三篇：用工荒论文

“用工荒”浅析

【摘要】金融危机接近尾声，伴随着经济形势的回暖，各类企业重新回到了人才需求的旺季，但随之而来的“用工荒”却困扰着各大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在中国这个人力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造成这种现象，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用工荒”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本文通过对当前中国人力市场“用工荒”现状分析，分析原因，判断影响，最终提出解决的方法。

关键词：用工荒 形成原因 产生影响 缓解措施

自2008年底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各地频现“用工荒”，不仅珠三角、长三角等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聚集的沿海开放城市缺工，就连四川、重庆、安徽等传统的劳务输出地也频频告急，而且从技工蔓延到普工。与此同时，人保部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2009年的611万多19万人，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一边是“就业难”，一边却是“用工荒”，这看似矛盾的 两面纠结在一起，却恰恰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而具体延伸到我公司，则造成了人力贮备不足、人才流失等诸多问题。

一、“用工荒”现状 新年伊始，我国沿海地区的多个省份频频爆发“用工荒”现象，例如浙江省用工缺口就达到了25万人。另外，根据有关部门近期到一些工业园区进行的调研显示，几乎所有企业都面临用工短缺的困扰，招工难、留工难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一些企业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下半年，但由于招不到工人，机器设备无法全部开通运转，导致部分订单因无力接应而不得不忍痛割弃。

麻省理工大学的黄亚生教授以及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郭巍青教授，为深入研究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于2009年7-8月、11-12月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收入与支出状况组织深入调查。在11月的现场调研结果中发现东莞最大的人才市场呈现“供求两旺”的局面。但大部分接受访问的工人指出，工厂给出的条件并没有大幅度提升，仅仅提升了10%到20%。与此同时，根据对人才市场招聘信息的观察，大部分岗位都要求有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因此，很可能存在大量要求有劳动技能的工作无人应聘，而同时大量外来工找不到符合薪水预期工作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所谓的“用工荒”现象并非单一的表象，而是 “用工荒”与“就业难”同时共存的供求结构错位现象。

二、形成原因

“用工荒”的形成并非由某一独立的原因铸就的，而是由多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彼此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就像是一个首尾相连的圆圈，循环反复，没有明确的开端，没有固定的终点，是真正所谓“牵 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要想真正追究“用工荒”的根源，是复杂的，每个企业也有每个企业的特点，难以一概而论，而我们首先只能先简单的讨论一下共同的原因，分析“用工荒”现象其中的相同因素。

首先，经济回暖，用工需求增加。国际金融危机的见底和外需的逐步回暖，以及国内经济刺激计划作用的发挥，使得我国经济形势已经企稳回升，并向好的方面发展。其中外贸回升、内需强劲是经济回暖最直接的体现，需求的回升为企业的生产运营提供充足的业务订单，这样以来，企业的用工需求也就必然跟着增大了。

其次，薪酬不高，难以满足预期。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让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使得作为企业工人的外来民工在无法享受到与本地一样的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同时，却同等地承受和本地人相同的生活成本，这样以来，民工对工资预期也会随之有所提高，企业如果继续靠低廉的工资招工，显然难以吸引到更多所需要的工人了。

第三，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90年代开始全国的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从2006年起，乡村的劳动适龄人口每年减少400万~600万，这些人是目前劳动力流动的主体。到2010年，已成为劳动大军主力的十几、二十岁的90后年轻人数量比前几代人明显下降，大幅度减少了新增劳动力的数量。

第四，企业不重长远，缺乏用工储备。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仍错误地认为我国劳动力资源充沛，企业用人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用工方面仍然固守临时观念，缺少长远打算，对劳工缺乏应有的尊重，不注重建立自己的劳动力储备，习惯于签订短期、零散用工合同，从而导致一旦用工需求急剧增加时就变得手足无措、无法应对。而前些时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采取降薪、裁员的举措也让不少民工身心受伤。

第五，劳动力流动的地域变化也对外用工情况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2009年中西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东部沿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的大幅增长，加之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大大弱化了沿海地区招工时的竞争优势。并且近年来城镇化的进程也影响到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尤其是受2009年房地产市场爆炸式发展的影响，更多农民用外出务工的收入在附近城镇购置房产，他们不再愿意到距离遥远的沿海地区打工。

第六，经过多年的发展，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转移压力。自2008年年底起，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政府都在大力推动“腾笼换鸟”战略，中西部地区则承接了部分从沿海转移的低端加工制造业，使得地区内的劳动力不用背井离乡，分流了一部分本来要去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劳动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期的调查结果就显示，在准备外出务工的人员中，打算去东部地区的占70%，去中西部的占30%左右，后者比往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第七，随着老一代打工者由于年龄等原因逐渐淡出打工行列，80 后、90后打工者成为流动劳动力的主力，与老一代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资薪酬外，更加注重工作环境和整体福利，以及职业前景的选择，更看重个人价值的体现、扩大视野和体验享受生活，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已不愿意从事流水线的普工工作，对季节性的短期合同就更加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企业还象当初对待老一代民工那样来对待这些80、90后民工，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第八，现在中国基本上度过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与2009年初强调保增长、解决就业不同，如今政府重新强调调整收入分配，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希望通过“用工荒”向企业释放出提高员工工资和待遇、促进简单制造业向科技型和创新型升级的信号。

由此可见，这种局部地区“用工荒”现象不是暂时性的波动，而将会长期存在下去。今后，中国的沿海地区将不会再恢复到以前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了。

在这种全国普遍性“用工荒”现象的影响下，我公司的外雇工情况难以独善其身，而究其各种原因，首先难以逃脱全国“用工荒”的普遍因素，但此外针对我公司发展的特点，又包含了我公司独有的一些因素。

第一，工资略低于市场平均水平。我公司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在工作效率上常常以人数取胜，而大多个体私营企业，以追求质量为目标。通俗的讲，就是国有企业的推脱延误现象严重，而私企注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浪费每一份工资。这就造成雇佣了更多劳动力的国企要想控制成本，必然会降低工资标准，以致工资方面国有大型企业 在私企面前毫无优势可言，甚至略逊于私企。

第二，保险、休假等福利待遇较低。在如今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的时代，全民的法律意识都有所提高，保险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外雇工十分看重，视为自己未来保障的一部分，而在这一问题上，我公司是欠缺的。另外，最为建筑单位之一，我公司也存在建筑单位的通病，就是根据工程需求，往往要牺牲很多节假日和个人休息时间，而这对本已远离家庭的外出劳动者来说更是个心灵的冲击，因为他们可能一年只回一次家，尤其是每逢佳节，思亲犹重。第三，在以80后为主力军的劳动力市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单纯的只讲工作、拿工资，他们更加重视自我价值的体现，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对生存环境的追求。所以建筑单位“脏、苦、累”的环境，已不再是年轻劳动力的首选。此外，建筑行业重复性、枯燥性的工作性质，压制了年轻人对创造性、多变性的追求，80后的年轻人多认为此不利于自我个性化的发展。

三、产生的影响

由于心理准备不足和早期缺乏必要的应对举措，“用工荒”的突然降临，让不少企业一时措手不及，一些企业尽管想尽一切办法到处招兵买马，但效果却不尽人意。企业有订单业务需求却因用工短缺而不得不减缓生产，在给企业的经营效益带来损害的同时，也势必会对经济复苏回暖和持续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来遏制这一恶性循环的势头。

第一、影响中国实业竞争力。一方面，由于我国大多数出口企业 奉行的是都外贸订单机制，加上缺乏定价话语权和稳定的销售渠道，出口企业不可能把上涨的直接成本转移给客户，但是自己又不能有效地转移和消化成本。这样很多企业就算是有订单也不能开工，因为一开工就亏损。长此以往，他们会失去自己的客户，这样的代价比成本上涨来得更厉害。另一方面，沿海城市多为对外贸易的跨国公司，对人工成本敏感度非常高，这一点从过去三四十年间跨国公司资本的流向就可以看清楚，从拉美到东亚，从西欧到东欧，从“四小龙”国家到“金砖四国”，促使这些资本流动的最直接因素就是当地的人工成本。中国对于这极具灵活性的国际产业资本而言也不会是个例外，然而随着这一波“用工荒”，国际资本对于选择投资中国实业的兴趣值会自然地减少。

第二、加大企业生产成本。有人认为，“用工荒”现象是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和经济向好发展的直接表现，随着新一代农民工教育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收入需求的增高，粗放型模式来管理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用工荒”会倒逼中国企业进行产业升级。但不论是出口贸易继续好转，还是倒逼企业进行产业升级，一个不能被忽略的事实就是，企业生产成本都会随着这波“用工荒”而大大地增加。这里的生产成本有两层含义：第一是直接成本，第二是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就是人工费用的提升。企业招不到人，只有增加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当然这只是短期的成本增加因素。长期而言，为了能够留住工人，还要给他们提供培训、生活保障以及未来的职业预期。

四、缓解“用工荒”的措施 在生产需求旺盛的时机，企业用工短缺所导致的设备开工不足，势必对企业的效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也势必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发展。因此，解决企业发展中出现的用工短缺瓶颈，促进经济的好转和发展应该成为企业和政府共同的责任和任务。

国家层面：一是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壁垒，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在社会保障方面应率先考虑城乡一体化。让曾经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巨大牺牲的广大农民享有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是对农民的一种必要补偿，也是实现改革成果共享、社会保障普惠、公共利益均等化的具体体现。二是打破区域壁垒，实现社会保障全国联网。通过建立社保一卡通和相应的国家补偿机制，解除民工后顾之忧，促进民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就业。三是加强预警监测，建立就业信息统一发布机制。在全国范围进行劳务输出、劳务需求和用工岗位专业情况的监测，及时发布有关讯息，实现劳务提供和劳务需求的有效对接。

当地政府层面：作为地方政府，应该想方设法为企业用工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服务。一是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两大平台作用，发布各种用工信息，组织用人单位举办大型招聘会。二是牵线搭桥，组团招聘。根据企业用工需求情况，积极主动与劳务输出地政府联系，以政府名义组织用工企业到劳务输出地进行集中招聘。三是政策支持，保障配套。出台相应政策给到本地务工的外来民工以准市民或者市民待遇，使他们在医疗、养老、工伤以及子女就学等方面享有当地人同等待遇。四是完善机制，及时预警。完 善用工信息监测和收集措施，建立用工信息发布和预警机制，使劳务和用工双方都能及时了解用工需求准确情况，便于双方及时进行接洽。

企业层面：一是产业升级，技术改造，挖潜增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现有设备进行更新或技术改造，淘汰落后设备，同时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和优化组合，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二是增加薪酬，提高待遇。用人单位能否提供一份有竞争力的工资待遇是每个应聘员工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企业招工，要充分考虑员工生活成本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等现实因素，适当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三是搞好配套，加强保障。考虑到现在的80、90后民工对生活质量、生活舒适度有一定要求等特点，企业除了优化生产环境外，还要注重搞好生活设施配套和文化娱乐配套，以营造“拴心留人”环境。四是未雨绸缪，建立储备。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在搞好企业自身现有员工保有储备的基础上，还应根据企业未来发展情况加强与当地政府、劳务输出地政府建立联系，为企业发展建立人力储备。五是人文关怀，增强凝聚力。企业能否招到人、留住人，除了有竞争力的工资待遇和良好的生活硬件设施外，重要的还要看企业能否尊重人、关心人，看企业有没有自己的人文特色。一个能够以人为本、充满人文关怀的企业必然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企业，这样企业的何愁聚不到人力人才。

“用工荒”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确切的说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深远影响，是最具中 国特色的新现象，一边是人口大国，一边却是企业招不到人。它暴露了我国之前政策的不合理之处，其急需要调整的方方面面。

以常规思维来看，“用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小于求，市场会依据供求双方的博弈结果自发上调均衡工资水平。但事实表明，低端简单劳动供给者因替代性强而不被企业重视，工资水平仍旧偏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所以“民工荒”不能指望企业单方面解决，必须要有政府调控部门的积极介入与引导。

而有效地缓解“用工荒”现象，将会促进企业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对外贸易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推广力度及范围，缩小地域、城乡、公民收入的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更加和谐、持续、平稳地发展。

第四篇：2012年用工荒新形势

2012年用工荒新形势：高流动性突出 短工化趋势明显

编者按：年前饱受用工荒困扰的企业，都寄望于年后大量的农民工返工之后，可以为用工难题带来缓解，但是这些企业发现，今年并没有如往年一样，在元宵节之后迎来返工潮。除了感到招工比往年更难之外，很多企业并没有意识到，今年的用工荒比起往年来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荒无论从程度、范围，还是结构，都出现了新特征。

伴随着元宵节后返城的滚滚人流，以生于1980年代及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中坚力量的用工市场，正迎来多重变奏。

新华社“新华视点”专栏精心设计问卷，联手国内最大的务工在线职业介绍服务平台工众网，于春节前后就中南、西南、华东、东北、华北和西北6大区域、18个省市的农民工的就业流向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回收有效样本1217个。调查结果与“新华视点”记者在上海、江苏、安徽、河南、四川等地的一线访谈两相印证：就流向而言，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动”；就范围而言，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续性而言，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比表象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工荒”背后的信号：处于下降通道的企业利润无法满足农民工刚性增长的工资需求之间的矛盾、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农民工“融城”梦想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眼下新生代农民工“高流动性”突出，“短工化”趋势明显。这与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中西部民工回流产生叠加效应，加剧工荒感。

记者调查发现，问题虽然多种多样，解决之道则不离其宗。“工荒或不工荒”，答案在于：“转型或不转型”。

新态势：“招工难”更广“用工荒”更长“短工化”更显

在申苏浙皖高速公路安徽省芜湖段入口处，巨型广告牌上往年总是唱主角的招商广告，今年春节期间悄然变脸：“热烈欢迎务工人员回乡过年，百余工种万余岗位虚位以待！”

走在芜湖的街头，各式各样的招工标语、广告目不暇接，尽打亲情牌。有留守儿童口吻的“思恋版”：“老爸老妈，回家上班吧，我想你们”；有年迈父母视角的“央求版”：“儿子、女儿，到家门口上班，照顾我们二老”；还有“第三只眼睛看务工”的“奉劝版”：“比一比，算一算，还是回乡工作更合算”。当地政府部门在春节前即多方打听、收集回乡过年的民工信息，印制成册，提供给企业，电话、甚至登门招人。尽管用心良苦，2月3日，当地人保部门早早为返乡农民工举行专场招聘会，但4800多个招聘岗位中，依然有过半岗位“空手而归”。

地处中部地区的芜湖的用工情况具有代表性。“春节过后，首要任务不再是招商，而是招工。”芜湖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招工难”正从以往的东南沿海向全国蔓延。地处浙江北部的德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吕海清说，他们去四川广元招工，对方回应：“来我们这里招工？我们正要把外出打工的人找回老家呢！”

在成都，政府部门专门成立重大项目人才招募办，逐级下派招工指标，人才机构多招一个工

人甚至能拿到1000元。

与以往不同，此轮“新工荒”的另一个特点是持续时间更长，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新华视点”与工众网的联合调查显示，全国有26.1%的被访农民工表示，所在单位经常有用工荒。

“我们不是春节之后才缺少工人，而是一年到头都不够。”从事婴童用品销售的上海雅科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柯志坚告诉记者。迫于“招工难”，他已将部分业务外包给外省市企业，并将上海的工人从200多人减少到80人左右。

来自浙江省德清县的数据显示，该县现有6000多家企业，每年常态化用工缺口约1万人。

而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民工回流现象，加剧并拉长了东部地区的工荒感。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区际转移和多个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力，各地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争夺日趋激烈。

“以前，80%的新增劳动力在省外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每年80%的新增劳动力开始在省内就业。”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说。

最新的调查显示，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农民工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180万人。吕志华分析，沿海和内地企业给农民工待遇差距的缩小，以及河南省招商引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愿意在家门口打工。比如，一个郑州富士康，吸纳的员工数就达到13万人。正因此，调查显示，今年河南七成劳务工就业意愿是“足不出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随着各地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往农民工的“单向输出”已转变为“多向流动”，过去的农民工输出地成了输入地，输入地反而成了回流地，农民工就业市场进入一个新阶段。

造成“招工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30岁以下占69.7%；38.2%的人在最近单位工作时间少于一年，25.8%为1－2年，仅有17.4%的人超过4年。

清华大学“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的最新研究结果也显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上一份工作的时间、每份工作的平均时间等均明显短于上一代农民工，其职业“高流动性”、“高脆弱性”十分明显。

新矛盾：企业留人“有心无力”

农民工进城“欲留还走”

记者调查发现，“新工荒”背后，集中暴露出两对主要矛盾：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员工工资的增长诉求处于上升通道，前者无法满足后者；作为城市常住人口的进城务工人员渴望获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了这

一诉求的实现。

眼下，东部地区一些企业可谓“内外交困”：外部，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带来出口大幅下降；而本币升值又进一步侵蚀了有限的利润空间；内部，各种成本上升，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已无法满足工人对工资刚性增长的需求。一些议价能力弱的企业陷入“招工不足开工不足效益下降无力招工”的恶性循环。

上海明天纺织制衣公司总经理徐仁明告诉记者，他在上海宝山和苏北泗洪办了两家制衣厂。由于原材料、土地、资金等成本大幅上涨，加上国外市场不景气，企业利润率逐年下降。一年2000万美元的销售额，但利润只有300万元人民币。为招工，公司不断提高待遇。目前宝山工厂的一线工人工资已增加到每月3000元左右，还管吃住，社保也和当地接轨。“在目前的赢利水平下，这个薪酬水平短期内已到临界点，再也涨不动了。”因为招工不足，企业的产能只发挥了70%－80%。

收入增加了吗？农民工自己却有着另一本账。老家在广西桂林的卢巧英，和丈夫两人在上海浦东航头镇的一家养猪场打工，夫妻俩年收入合计有5万元左右。她说，收入每年都增长，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买什么东西都贵”。今年她和丈夫准备去福建。

调查显示，40%的被访农民工去年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是48.5%的农民工收入没有变化，11.5%的人收入减少。收入增加的人中，28.5%的人收入增幅在5%以内，即低于CPI涨幅。也就是说，有约七成的农民工去年实际收入下降了。有43.5%的农民工表示“经济压力非常大”。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记者和许多农民工朋友交流时，都能听到这般心声，“回老家，我们是城里人；进了城，我们又是农民工。”进城却难以“融城”。

老家在安徽亳州蒙城农村的戴斗斗今年24岁，在长三角一家电子产品企业务工。他说，来上海打工，是因为觉得“机会更多，发展空间比较大”，去年收入增加了20%，但是单位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他缴纳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这样的条件，怎么可能在城市长期生活？”

记者采访还发现，有一些岗位相对较好、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工，有能力在城市赚钱养家，但因为子女教育、户籍等方面遭遇的种种门槛，很难真正成为“城里人”。

文军认为，一部分农民工可说是“劳动力移民”，以在城市定居为目的。据他的调查，有25%的农民工的收入能够在城市生活，但是“新二元结构”使得他们无法真正扎根城市。新信号：“新工荒”能否倒逼发展方式转型？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间差距逐步扩大。当下愈演愈烈的“工荒”更是警醒：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

专家认为，“新工荒”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倒逼机制。其一，对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提高效益，增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

“如果转型不成功，不要说招不到人，就是公司在上海关门都不是没有可能。” 柯志坚说，上海提出降低对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现在的客观环境已不适合低端制造业的发展。记者采访感受到，许多面临“招工难”的企业都有着强烈的危机感。用工荒一再敲响警钟，企业的转型升级已没有退路。

“招工难的问题，已经迫使企业不得不转型，我们企业的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调整，一是要创造自主品牌，二是加大研究开发、引进研发人员。”浙江泰普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王小奇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东部地区不少县市的企业还不断加大技术投入，提高自动化程度，降低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蔡昉认为，以“用工荒”为契机，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将共同完成产业结构优化的任务，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其二，激发更多制度创新，着力破解“新二元结构”。政府尤应积极作为。“即使实际收入与内地比没优势，但如果孩子能在城里获得较好的受教育环境，不少农民工还是会留在沿海地区打工的。”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

他认为，政府不应直接用资金补贴等手段去帮助遭遇用工荒的企业，而应更多地从提升“软环境”入手，加快医疗、教育、培训等公共资源覆盖农民工群体，这实际上就是在提升区域的吸引力，熨平农民工“高流动性”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供给的波动。

全国总工会去年公布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整体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社保参加率低等问题，并建议“十二五”期间全国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并确保他们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

不过，河南省杞县县长李明哲指出，眼下的招工难也不应掩盖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仍然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没有专业技术、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的劳动力，对于中西部众多劳动力大县来说，转移就业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第五篇：用工荒的反思

【新闻背景】

“用工荒”新闻调查组在前两篇，瞄准贵州一、二、三个产业劳动力及用工状况进行调查，发现第一和第二代农民工“打工” 的不同诉求，第一代农民工是“生存型” 打工，即打工收入除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存外，全部用来养家糊口；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如果可以称为第二代农民工的话，“打工”即为“发展”，并融入城市。调查中，记者还发现 无论是养家糊口的第一代或渴望融入城市的第二代，未来的目标都是创业，每一个人心中蛰伏着强烈的创业力量。于是采访从追踪“用工荒”事件，延伸到农民工创业，有多少农民工返乡创业？返乡农民工怎样创业？记者想起去年在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发起轰动全国“温暖农民工万里行”活动的组织和策划者，贵州农村信用社安顺办事处主任胡良品。

记者拨通胡良品电话，听完我的选题后他欣然应诺，带我们到条件最差，农民工外出打工最集中的国家级贫困县，麻山地区紫云县采访。

大坡村模式： 从东部打工到返乡创办工业园

——对贵州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上)

题记;

从三个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三家庭式工个厂，引来坝羊乡大坡村返乡农民工创业工业园。表面看是农民工自发式民间行动，倒“逼”政府跟进的个案，实则是一场从自发到自觉的工业化发展路径。观察欧美工业化道路，概莫能外，已然是从民间开始，包括作为世界加工厂的沿海制造业，从民间家家户户家庭草根式创业，到规模、规范和集约化。

——记者一、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西式别墅村

别墅门前几乎无人，只零星站着几个老人和鲜活乱跑的一群年龄在3-6岁的孩子，偶有1、2个衣着鲜亮的女人，在好奇地看着我们。别墅里一应俱全的彩电、冰箱、沙发，但青壮年男女都出去打工了，只有老人在家种地看孩子。

3月7日早8点30分，胡良品驱车如约来接记者，到安顺时，看了一些去年他们 “温暖农民工万里行”影像资料，画册一反常规，用了大量留守老人和儿童图片，记者初次感受到胡良品真实善良的性情。

中午1点，胡良品和他直接领导的安顺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段应安携记者一行向紫云出发。

越野车在破烂的428国道上颠簸盘桓两小时，才到麻山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紫云县的坝羊乡大坡村，此行采访目的地。

2009年，紫云财政收入首次破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701.5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3100元低800元，比全国农民人均5000元低差不多一倍。

此时已是下午3：00。村子只有400多户人家，分散在公路旁的山坳里，村中心街由一字排开，在公路两旁的西式别墅群组成，约几十栋。别墅的外屋顶和梁柱是白色罗马柱装饰，在周围群山映衬下，颇有些欧洲乡间别墅风情。前来迎接我们的大坡村能人娄方成指着别墅，用自豪的口气告诉我们，“别墅不是政府的形象工程，而是打工的村民们返乡建的”，投资在十几万，最多的花60万，大都在信用社贷部分款。他特别说别墅图是在广东打工的村民们拍下人家的别墅图，照图设计的。

娄方成很兴奋，一边滔滔不绝介绍一栋栋别墅情况，一边提高嗓门，与两三个出现的村民叔婆弟妹地叫着寒暄着，炫耀式地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些来自省报记者。

娄方成在自家屋子办起来的老厂

别墅门前几乎无人，只零星站着几个老人和鲜活乱跑的一群年龄在3-6岁的孩子，偶有1、2个衣着鲜亮的女人，在好奇地看着我们。别墅里一应俱全的彩电、冰箱、沙发，但青壮年男女都出去打工了，只有老人在家种地看孩子。

娄方成是坝羊乡大坡村凯成实木厂厂长，清瘦，中等个，头发蓬乱，身穿有些廉价西装，脚蹬一双敷满黄土的解放鞋，然而，看着我们的两眼却是坚定自信，毫不躲闪。

通过娄方成，我们了解到，大坡村是打工经济。从80年代开始，人均年收入仅几百元的大坡村人便开始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全村16—50周岁之间，基本在外，每户估计每年汇回家的钱平均在1.5—2万元之间，主要是打工经济。

二、农民工老板娄方成娄方成说：“在广东农民工们，大都象我一样，打工时抱着学技术的想法，目的是学好技术，自己办厂，不再给别人打工”。

娄方成的实木厂是在自家的住房里办起来的。

2009年10月，带着一家三口回乡的娄方成看到家乡人用的广东实木门，是用紫云产的木材，运到深圳加工，返销回贵州的。在广东实木门厂打工多年的娄方成便打起了办实木门厂的主意。

娄方成原来的住房是半间木房，便用10多万积蓄在公路边建起了两层楼的住房，同时投资30万元，买来机器，在新房一楼，开起了实木门加工厂。他既当老板，又当技术员，还当工人，请来6个木工师傅，日夜生产。第一个月产出15套门，全部卖光。

他只卖500元一套，广东同类型产品卖800元一套。

他说“我就地取材做货真价实的实心实木门销给老乡们，价钱比广东的那些空心门便宜。”他说，广东的门许多都是空心门。

于是市场供不应求，必须扩大规模。在去年下半年，娄方成与同村人王凯合作投资250多万，把厂扩张到县城，县城主厂房投产几个月销售额有70多万元，20多万利润。

娄方成说，“我看好市价800元左右中档门市场，打算3年做到年产一万套，5年做到5-10万套门的规模。”他说，一个楼盘就可以消化几千上万套门。

娄方成有野心，想把门销到广东、上海他的师傅厂所在的市场。

娄方成打工前的生活怎样？，“打工前，一家三口守着几亩旱地求食，如果风调雨顺，加上老婆养的两头猪，除去成本一年收入大约是2000多块钱”娄方成这样对记者说。

忍受不了极贫生活的娄方成尝试种烤烟、做小买卖，后来与人合作借钱开矿亏了十几万。1997年，走入绝境的娄方成带上老婆儿子，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开始了背井离乡下广东的打工人生。时年他28岁。

到了广东，托几个老乡才在一家具厂找到一份工资只有300元的扫地工作。娄方成没有钱买铺盖，睡了半月的光板床，一老乡看不下去拿100元借他买了铺盖。

娄方成一心想学技术，经常乘扫地时偷偷在旁学习，后来做组装维修工，勤奋的娄方成很快把活做得又快又好，得到工厂信任并送出进行专业培训。娄方成很努力，培训完成后考起了技师资格证，工资涨到3000，再后来又涨到6000元。又到台湾东风集团搞电脑零配件维修，工资在7000元以上。

2005年，娄方成在深圳龙岗开办了自己人生第一家喇叭加工厂，厂发展到100人规模，那时是台湾厂家提供配件，他的厂组装，喇叭厂两年赚了100来万，但2008年那场金融风暴一来，订单突然减少，厂子被迫关门，此时，娄方成站在空无一人的厂里，突然感到很孤独，突然想起了已经7、8年没有回去的家乡。他突然产生想回家看看的冲动。

2008年底，多年在外打工的娄方成带上打工挣下的几十万元，携妻将子，第一回到家乡。然而他发现家乡正在大搞新农村建设，发现家乡充满无限商机。

娄方成说：“在广东农民工们，大都象我一样，打工时抱着学技术的想法，目的是学好

技术，自己办厂，不再给别人打工”。

三、三个农民工要办工业园

在坝羊乡大坡村返乡创业园，是娄方成、舒明勇、舒建江三个返乡农民工办的三个家庭式工厂引来的工业园。

一天娄方成、舒明勇、舒建江这三个能人聚在一起，谈起广东、浙江建工业园，三个人竟然都想到，以他们三个厂为基础，联合一些返乡创业的老乡，一起办工业园。

这个想法让他们很兴奋，马上找到乡党委书记张正贤。张一听很高兴，可怎么搞？四人都不知道，于是上网查资料„„。请示县委政府，边学边干了起来。

在娄方成的厂兼家坐定后，闻讯赶来的坝羊乡党委书记张正贤给我们讲到，大约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部分有了一定积蓄的农民工开始返乡搞运输、办小加工厂、开小超市、小百货„„，具有工业意义的返乡创业是从舒明勇的汽门芯加工厂开始的。

在2002年，村民舒明勇在外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修了一栋三层别墅楼，然后用在汽车配件厂打工学到的技术，在别墅的一楼办起生产汽车零配件的汽门芯加工厂。

娄方成说，舒明勇有技术，原材料渠道和销售网络都在手上，从开始生产就很正常，产品销到珠三角、长三角、北方和中西部的大量汽车生产厂家。后来订单越做越大，汽门芯加工厂只好搬出别墅，买下门前几千亩地，投资数百万，建成一家现代化标准厂房。

娄方成指着开发区最大的厂——舒明勇的汽门芯加工厂给记者看，记者一行走进去，发现该厂约几千平方米，呈四合院状，从北面正在贴瓷砖的厂门进去，东、西、南面是全框架钢结构标准厂房。舒明勇在县城办事，赶不回来，娄方成告诉我们，舒明勇的产品销往全国大多数汽车生产厂家，包括一汽大众，本田都用他的汽门芯，老厂保持生产，新厂是按照年产几千万定单规模建的，设备很快就进厂。

随娄方成走进一间正在生产彩瓦的厂，只见厂里堆满了刚刚退坯的白色罗马柱和蓝色、黄色的彩瓦，几个工人正在机器上作业。张正贤半认真半开玩笑说，这是返乡农民工紫云县著名企业家舒建江的彩瓦厂。

娄方成、舒明勇、舒建江三个工厂可以解决近300人左右就业，另外有10几家农民工办加工企业进园后，用工将达500-800人，按照规划30—50家企业落户后，将解决上千人就业。

娄方成指着远远近近的新房说，那些房顶的彩瓦，别墅的罗马柱，都是舒建江的厂出的。彩瓦厂的产品销往周围县乡，目前，舒建江打算扩大规模后进入贵阳建材市场。

娄方成带我们顺着交错的田埂路走进工业园，发现有的厂房甚至没有打地坪，杂草丛生，或门窗不齐，然而厂房里竟传出隆隆机器声。

娄方成看记者在观察刚刚漆过的厂门，他搓了搓手，充满歉意对记者说：“我们的园区比不得广东、江苏的现代化工业园，配套设施样样齐全，我们资金很少，厂是企业边生产边赚钱滚动建设的，园区主道路是政府投资建设的，县财政太穷，拿不出多少钱来，一些规划的次干道和配套暂时还没有资金渠道。”

记者看到，工业园占地约几十亩，全然的白墙蓝顶厂房群，每一间约在十几、几十方平米之间，最大的约一千多平方米，无围墙，无景观树木，无办公楼„„

四、及时跟进服务的政府

张正贤说，工业园办起来的根本成因是，三家企业落地后，从政府、企业已然感到返乡创业已呈趋势。

后来联系在外的农民工和一些企业，有几十家返乡农民工企业有进园的意向，请示县委政府和市委省政府，得到领导们支持。

“尤其是市委陈坚书记，要求我们主动积极做好农民工返乡创业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张正贤说。于是开始规划高基础设施。在去年，仅有60万元财政收入的坝羊乡政府，拿出

60万元搞园区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说明政府的决心很大。

胡良品说，“有市场前景和成长性好的企业，又有决心很大的党委政府，对银行来说是优质项目。”

娄方成的厂也“被规划”进工业园。

陪同采访的胡良品现场表示，将把大坡村工业园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并现场指示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再简化贷款手续、再放长贷款期限、再调低贷款利率和放宽额度。张正贤则表示，有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支持，工业园会加快发展速度。

后来，胡良品告诉记者。

据悉，娄方成、舒明勇、舒建江三个工厂可以解决近300人左右就业，另外有10几家农民工办加工企业进园后，用工将达500-800人，按照规划30—50家企业落户后，将解决上千人就业。

调查结果：

大坡村经验是，从三个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三家庭式工个厂，引来坝羊乡大坡村返乡农民工创业工业园。表面看是农民工自发式民间行动，倒“逼”政府跟进的个案，实则是一场从自发到自觉的工业化发展路径。观察欧美工业化道路，概莫能外，已然是从民间开始，包括作为世界加工厂的沿海制造业，从民间家家户户家庭草根式创业，到规模、规范和集约化。记者调查还发现，不只大坡村，在全省各地农村，大量农民工们，正在用“打工”积累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返乡创业。

我们建议，全省每一个乡镇，计划性选择一些村，重点扶持几户有成长能力和带动效应的农民工办企业为基础，建成乡村工业园，以此为载体，让在外积累了资金、技术和市场返乡的农民工进园创业，这无论对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发展乡村经济，是一条既能解决产业，又能解决就业，包括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城市社会稳定等多赢途径。我们以为，这一经验，对全省正在进行城镇化和工业化的1449个乡镇，具有复制和推广意义。记者手记：创业 是农民工本能内生动力

胡燕妮

谈到打工带来的变化，张正贤说，大坡村有三个变化，一是房子，二是经济，三是文化。关于房子的变化，张正贤说，原来大坡村多是木房、毛草房，汉族布依族杂居，新房子是近5年建的，农户们打工多年，积累了资金，第一件事是建房。目前该村90%住房都改造了。关于经济变化，张正贤这样描述，5年前，大坡村人赶场，60%是重背兜出村空兜回来，是背粮食去卖钱买盐巴；现在是95%的人背空背篼赶场重背篼回来，去买肉买菜买生活物资。文化的变化，张正贤则认为是以村为单位每晚在村篮球场上的中老年秧歌舞。“花的比挣少，吃的比猪差，起得比鸡早，睡得比谁都晚”是记者采访中听到的关于外出打工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描述。为此，改善农民工生活、工作条件，提高农民工福利待遇，涨薪等似乎成为从政府到企业的集体无意识行为。

“我打工，我的子女不能再打工”透过娄方成这句话，记者发现，创业已然是农民工发自本能的内生动力。

从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各方面信息来看，增加农民工收入，保护农民工权益，已经上升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战略层面，这是农民的福祉，更是对农民的返哺。尽管经历了一个痛苦博弈过程，毕竟是社会真的在进步。

【述评】让金融“普惠”返乡创业农民工

胡燕妮

需要提醒的是，这种从自发、分散、零星的返乡农民工创业潮，到集中、规范和规模化及有政府主导的工业园区，不仅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还需要金融的支持。比如，上海浦东开发得益于进入陆家嘴金融区，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家银行。

坝羊乡党委书记张正贤告诉记者，在去年园区开工仪式上，几家企业打出的横幅竟然是，“感谢农村信用社的大力支持！”当时他很没面子，县长大骂他们工作主动性差，了解下来，发现尽管园区水、电、路等共用设施是财政资金投资的，但企业创业资金除自有资金外和民间借贷，只有农信信用社的信贷资金支持。娄方成告诉记者，一些创业农民工通过民间借贷的资金成本很高，利息一般在八分之一角五之间。

我们不是不相信把“三农”作为目标市场，已经成长为贵州省第一大银行的农村信用社的实力。金融服务机构单一，同样对个头小、数量多、成长性较快和规模效益在增大的众多返乡创业农民工，也是一种不公平。

当下的金融是，城市过度饱和，农村供给严重不足，如果返乡创业农民工得不到正常渠道资金支持，只有寻找利贷，如此回带高利贷泛滥及延伸的社会问题。

采访中我们发现，除农村信用社外，大量金融机构在服务农村上往往是服务机构少，主动性差，服务产品单一，缺乏手段等。一方面有悖于世界范围正在成为主流的“普惠性”金融服务原则，一方面对正在崛起的我省农村经济是一种伤害，并影响正在崛起的贵州工业化城镇化。甚至，融资单一会使农民工创业走弯路。

陪同采访的胡良品现场表示，将把大坡村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业园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并现场指示对创业农民工，贷款手续再简化、贷款期限再放长、贷款利率再调低和额度再放宽，这让娄方成们感到温暖。

为此，建议地方政府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多作些专题调研，提前预测并做好返乡创业农民工创业服务，包括土地使用政策、税收政策，尤其是金融支持，及时引导多家银行多多开发一些支持农民工创业的金融产品，而不仅仅是农村信用社一家。如此才能加快发展速度并做大规模。

【延伸阅读】

一份调查表明，直接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或创业成功率的主要原因是人才、资金和服务，为此此项调查提出如下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对策建议：(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政策保障；(二)加强职业技术培训，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技能保障；(三)加大宣传工作力度，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舆论保障；(四)保障政策连续性和公平性，激励创业积极性；(五)构建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机构，确保创业成功率；(六)创新金融服务，解决创业资金；(七)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向小城镇集聚；(八)实施积极的人才扶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