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参考

第一篇：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参考

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参考 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参考

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是合同诈骗罪。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诈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我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合同诈骗罪的财物，二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三是“非法占有目的”的确定，这里涉及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的区别。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对象：对“财物”的理解和把握

（一）法院对“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最近意见

2005年3月30日辽宁省法院 《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2.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对象是合同标的所指向的财物，既包括合法财物亦包括非法财物。既包括合同对方当事人所有的财物，亦包括其持有的财物。

3.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是能产生财物利益的权益，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侵犯了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构成犯罪的，应定假冒专利罪、假冒商标罪、侵犯著作权罪。

4.劳务合同是以劳务为合同标的，通过履行劳务而获得财物利益（如春节前各地政府从房地产老板、包工头那里为农民工追讨拖欠的工资），劳务不是合同诈骗罪侵犯对象。但利用劳务合同骗取佣金的，可以按合同诈骗罪处理。

（二）理论界对财物的新近研究

合同诈骗罪是从一般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罪名，根据我国刑法的文字表述，诈骗罪的对象为“财物”；但许多国家的刑法明文规定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所谓财产性利益，大体是指狭义（普通）财物以外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财产的增加与消极财产的减少。例如，使他人负担某种债务（使自己或第三者取得某种债权），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不限于民法意义上的债务），使债务得以延期履行，如此等等。

张明楷在2005年第3期《法律科学》撰文《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研究了“财产性利益”的问题。探讨了我国刑法中的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本文的观点是，作为诈骗罪对象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

我国法律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财产”概念。《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标题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其中的“财产”指财物，而《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中的“财产”，则泛指有体物、财产权利与财产义务。事实上，现代社会对财产的衡量，已由对实物的占有让位于主体实际享有利益的多寡，财产权表现为庞大的权利系统，并可抽象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即应当将财物解释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

人民法院报2005年8月17日的刑事审判栏目有一篇《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理论之完善》文章提出了一个“财产权利”的概念，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具有的非法控制、掌握他人权利并造成他人损失的目的，不仅包括对所有权侵害的目的，也包括对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利的侵害的目的；不仅包括对所有权整体的侵害，也包括对所有权部分权能的侵害。这些最新的理论成果丰富了“财物”的内涵和外延。

但理论不等于实践。在我国民法理论和有关民事法律规定中，财产权利包括物权（所有权、用益特权、担保物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债权（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等）、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中的财产性权利。

（三）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有将对财产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侵害行为定性为诈骗罪。

如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很明显，“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的行为其侵害的财产权利不是民法中严格意义的财产所有权，而是民法中严格意义的债权，因为对行为人而言，实施这种行为虽然可能使其直接或间接获取财产利益；但对被害人而言，其财产所有权并未受到侵害，被害人只是因为受骗，向行为人提供了服务。

如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10日《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照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所谓“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实际上是指使用欺骗方法，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债务的免除意味着行为人取得了财产性利益。

再如《刑法》第210条第2款规定：“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26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增值税等发票本身虽然是有形的，但上述规定并不是旨在保护这种有形的发票本身，而是保护有形发票所体现的财产性利益（抵扣税款、出口退税）。

《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货物、货款、预付款都是财物，但担保财产则不限于狭义财物，而是包括了债权等财产性利益。可见，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可以是财产性利益。

或许人们认为，上述规定属于法律拟制。即财产性利益原本不是诈骗罪的对象；只是在有拟制规定的情况下，财产性利益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而拟制规定的适用范围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在法条明文规定的特定范围内适用。诚然，拟制规定的内容不能“推而广之”，只能在特定范围内适用。但是，如果认为《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诈骗罪对象本身包含财产性利益，那么，第210条第2款的规定就不是法律拟制，而是注意规定。既然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那么，就应认为《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财物原本包含财产性利益，故第210条第2款只是注意规定，而不是法律拟制。

《刑法》第9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

（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

（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

（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

（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显然，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实际上包含了财产性利益。第92条虽有“本法所称私人所有的财产”的表述，但分则条文却没有类似“私人财产”的述语，相反，侵犯财产罪的对象都被表述为“公私财物”。在张明楷看来，侵犯财产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就是指财产；这样理解，才能使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保持协调。

实际上，在我国刑法条文中，财物与财产两个概念并没有明显区分，甚至可以认为，二者基本上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概念。例如，《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其中“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当然包括狭义财物以外的财产与财产性利益；不可能只追缴狭义财物而不追缴财产性利益；将其中的“一切财物”理解为财产，正好与后述“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的表述相一致。“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也应当包含狭义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

（四）对财产性利益范围的适当限制。虽然诈骗犯罪对象的“财物”可以包含财产性利益。但是，联系我国的刑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即使认为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也应当对财产性利益的范围作适当限制，而不能作如此宽泛的解释。换言之，认为财物概念包含财产性利益，并不意味着任何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都成立财产罪，不意味着任何骗取财物的行为都成立诈骗罪。如同狭义财物是诈骗罪的对象，但骗取财物也不一定成立诈骗罪一样。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是否成立诈骗罪，还要通过考量欺骗的程度、数额的大小、被害人是否遭受财产损害等因素来决定。对于作为诈骗罪对象的财产性利益，作出如下限定是必要的。

第一，财产性利益的内容必须是财产权本身，即取得他人的财产权或者通过使他人免除债务而使他人丧失财产权时，才可能成立诈骗罪。因为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罪，如果利益的内容不是财产权本身，就难以认定行为侵犯了财产。所以，劳务本身不是财产性利益，基于劳务所产生的财产权才能成为财产性利益。例如，诈称自己急病，使邻居开车将自己送往医院的行为，并不成立诈骗罪。因为邻居在开车将行为人送住医院时，并未与行为人形成取得对价的约定，所以，没有丧失任何财产权。反之，基于劳务或服务产生的财产权能够成为财产性利益。例如，行为人获得某种应当支付代价的服务后，以签发空头支票的方式使对方误以为行为人支付了代价，因而免除行为人的债务的，应认定为骗取了财产性利益。所以，乘坐交通工具后，使用欺骗手段使提供运输的人免除交通费用的，属于骗取了财产性利益。

第二，财产性利益应限于具有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的情形。例如，存款债权具有管理可能性与转移可能性，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使他人将存款债权转人行为人账户的，应成立诈骗罪。不具有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时，也便不存在处分财产性利益的可能性，当然不可能成立诈骗罪。

第三，虽能满足人的需要与欲望，但不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不能成为诈骗罪对象的财产性利益。例如，行为人没有缴纳话费的意思，利用他人身份证取得了SIM卡的使用权，并且使他人免除话费的，骗取了财产性利益，成立诈骗罪。反之，欺骗卖淫女使之提供性服务的，不属于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

第四，取得利益同时导致他人遭受财产损害时，才能认定为财产性利益。例如，使用欺骗手段取得他人情报的，不成立诈骗罪；因为被害人并未因此而丧失情报。联系《刑法》第219条的规定，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即行为人窃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本身，并不成立盗窃罪；因为对方并不由于行为人的窃取而丧失商业秘密。所以，只有窃取后进一步实施使用等行为，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的，才认定为侵犯商业秘密罪。基于同样的理由，单纯骗取他人商业秘密的，也不成立诈骗罪。再如，在事先提交入场券才能进人演唱会的情况下，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进人演唱会观看演出的，演唱会的举办者并未因此而丧失财产，所以，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只有当行为人取得利益时，被害人同时丧失利益的，才能认定财产性利益的转移，进而认定为诈骗罪。

通过学习，对合同诈骗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对“财物”的理解和把握应当包括财产性利益，不能仅停留在狭义的“财物”上面。但是其他法律能够调整的，如招工诈骗，侵犯农民工权益，依其他法律处理；刑法另有拟制性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

二、对“合同” 范围的理解与把握。

合同诈骗是一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区别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合同进行了诈骗。

（一）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2002年8月13日，赵秉志和肖忠华在检察日报第3版就合同诈骗罪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撰文对话，初步讨论了本罪的合同范围问题。当时的观点是：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该仅指经济合同，而且仅仅指经济合同。因为刑法224条的规定，主要吸收了高法高检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6年高法《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而《解释》第2条曾规定：根据刑法151条和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其中使用了利用经济合同这个词。认为正确界定合同之义首先要结合合同诈骗的客体性质，必须能够体现市场秩序，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如婚姻、收养、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该罪合同之列，在具体案件中，行为人虽然利用了可以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并不具有规范市场行为的性质，对行为人也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行为人以生活窘迫为名，立下借条（合同）骗借他人财物后挥霍一空而不予偿还的，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其次要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认为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二）刑法有关内容的实务研究。2004第1集总第36期参考有一篇《刑法实务研究》的文章，论及了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界限问题：

合同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这是区别于其他诈骗犯罪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正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对区分此罪与彼罪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不能认为凡是利用合同（行政合同、劳务合同等）进行诈骗的都构成合同诈骗罪。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其标准应当根据合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性质并结合立法目的加以界定。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这种犯罪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了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所保护的客体范围内，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否则便于刑法的立法宗旨不符。应当结合该合同的具体情况，考察其行为是否符合“扰乱市场秩序”的特征，否则就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例如，行为人利用伪造的遗赠抚养协议向继承人骗取被继承人的遗产的就不属于合同诈骗罪。另外，行为人虽然利用了一定的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并不具有规范市场行为的性质，对行为人也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例如，行为人以生活窘迫为名，立下借条（合同）骗借他人财物后挥霍一空而不予偿还的，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所以，只要行为人利用了能够体现各种市场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那么该合同就满足了合同诈骗中“合同”的要求。这种诈骗行为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三）上述理论在实践中得的运用。2004第4集总第39集沈阳铁路运输法院的一个案例，就如何界定合同诈骗中“合同”的范围在论证过程中体现了上述主要观点：

合同诈骗罪是从一般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罪名。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和刑法第266条关于“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对于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不应以一般诈骗罪论处。准确界定刑法第224条中“合同”的范围，是合同诈骗罪司法认定中的一个先决问题，对于区分合同诈骗与一般诈骗两者界限也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这里的“合同”，我们认为，应结合合同诈骗罪侵犯客体并结合立法目的，来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

第一，关于合同类型。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了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各种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应作为刑事法中认定合同成立、生效履行等相关概念的参考，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第二,关于合同形式。与原《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的严格不同，在合同法中，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之外，合同的订立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口头合同与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因不具有合同诈骗的双重侵犯客体，则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四）审判工作座谈会研讨综述。2004第6集总第41集，2004年11月24至27日苏州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研讨综述中，经过讨论，会议形成了倾向性意见，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应当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与市场秩序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如赠与合同、劳务合同、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均不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同时，虽然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各种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应作为刑事法中认定合同成立、生效履行等相关概念的参考，但是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就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应当结合该合同的具体情况，考察其行为是否符合“扰乱市场秩序”的特征，否则就不能定合同诈骗罪。如自然人利用口头合同骗取财物，构成犯罪的要结合该口头合同的类型，从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侵犯的客体着手，分析其行为的性质。一般说来，对于在生产、销售等经济活动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只要具备合同法第12条规定的合同要件，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五）思考和理解。我们在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性质认定，原则上应当掌握在适用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合同范围。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所以常见的有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合同等民事合同。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应当在内，因为该类合同侵害的客体应当是市场经济秩序。

关于口头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效力，应当包括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内。但实践中如果将所有的口头合同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将在一定程序上混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我认为一般来讲，口头合同不宜认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双方的商业协议性质明显，有的时候还有其他票据、签字等书证佐证，从其本质出发，则可以认定为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但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在具体案件中，利用合同形式诈骗不致扰乱市场秩序的，也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开发区王冬人诈骗案件）

三、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

（一）辽宁法院的新近意见。根据省法院的意见第5条：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正确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及违约后的态度看，同时参照 1996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获得合同标的财物而拒不履行或部分履行合同义务，携带所获财物潜逃的；

（2）肆意非法处置、滥用、变相占有被害人财物的；

（3）大肆挥霍对方的定金、预付款、致使被害人财物无法返还的；

（4）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等方法，致使被害人财物无法返还的；

（5）使用被害人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 致使被害人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将以诈骗方法得来的财物大部分用于归还债务，弥补亏空的；

（7）根本就没有经营条件和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8）抽逃、转移、隐匿被害人财物，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

（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被害人财物的；

（10）为继续实施合同诈骗，拆东墙补西墙，或将被害人财物用于亏损或进行不营利生产经营项目的；

（11）不正当履行合同义务，为履行合同设置障碍，且占有对方财物拒不返还的。

（12）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被害人财物，或者致使被害人财物无法返还的等情况。

（二）实践中的难题。“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方面问题。从理论上讲，犯罪行为实施的当时，必须是明知自己是在利用经济合同，以欺骗手段，实施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应当是直接故意，过失和间接故意不能构成本罪。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好理解，但在实际中，在证据的采用上和事实的认定上较难操作。修改后的刑法224条规定的五种具体情形中，前三项都明显可以看出规定的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就要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只有第四种“携款逃匿”的行为，主观故意要靠推断得出。

所以，在理论上要坚持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在实践中要严格把握证据，只要客观上存在法定犯罪行为的事实，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主观上的“清白”，就应当认定为有罪。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局限，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司法推定考察的因素。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1)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2)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3)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4)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5)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6)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又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证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履约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虚假的行为”。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已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2)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2)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论。(3)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四）法院座谈会研讨的观点。第41集刑事审判参考，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研讨综述中，多数代表的观点是：

作为以公私财物为犯罪对象的合同诈骗罪，是从传统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都具有侵犯财产所有权的性质，构成犯罪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既是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也是区分诈骗犯罪与民事纠纷的重要界限，还是区分诈骗犯罪与其他犯罪（如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依据。

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诈骗犯罪案件过程中，除了审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危害后果外，还必须认真查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合同诈骗罪，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以行为人的履约能力为基本出发点，结合行为人的履约行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事后态度等方面，综合判定。

如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为填补经营活动造成的亏空，采用欺骗手段不断与他人签定合同，“拆东墙补西墙”归还欠款并最终造成损失的，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另一方面，行为人虽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签定合同后没有为履行合同做任何努力或者仅履行少部分合同，将取得的他人财物挥霍，或者用于其他非经营性活动，丧失归还能力的，也应当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而行为人在签定合同时有履行的能力，只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丧失了履约能力，导致无力归还他人财物的，不能以合同诈骗定罪处罚。

对于行为人没有实际资金，采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手段骗取验资和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尔后利用空壳公司签定合同骗取公私财物从事所谓“借鸡生蛋”的经营活动，最后无法归还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挥霍、非法活动、归还欠款、非经营性支出等方面的，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对于行为人将骗取的奖金用于正当的经营活动，并造成资金客观上无法归还的一般不能以合同诈骗定罪处罚。（2002年第29缉参考有一个程庆合同诈骗案）

（五）关于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问题。多数代表认为：在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产生于其非法控制公私财物之前。但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在合法控制他人的财物之后，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自愿放弃财物，从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也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特征，应当以诈骗犯罪的有关刑法规定定罪处罚。因此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产生于合法控制他人财物过程中，或者合法控制他人财物之后。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在对方当事人交付财物或者款项之后，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拒不支付货款或者交付财物，或者不偿还资金，则可构成刑法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

（六）、划清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界限。合同欺诈是指以获取不平等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经济活动中故意以不真实的情况作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他人判断错误，从而达到在发生、变更、消灭一定经济法律关系时获得优于对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的行为。构成合同欺诈的条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欺骗对方的故意；二是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程序的欺骗行为；三是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觉签订了合同；四是合同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使对方当事人蒙受经济损失。进行合同欺诈的行为人为了获取对自己有利而对他人不利的经济利益，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法律，在手段上更是花样翻新。而且，合同欺诈行为往往和合同诈骗罪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1、查明行为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真实可靠。如果发现行为人签约时的主体就是虚构、假冒的，无营业执照，无办公地点、无资金和货源等重大不真实情况，基本上可以判定属合同诈骗，如果主体资格真实还应进一步查明其他情况。

2、查明行为人有无履行能力或具有有效的担保。如果行为人在签约时或合同有效期内有充足的货源或后备货源，有可靠的资金来源或担保，或者在合同有效期内具有找到货源、资金的可能性；或者具有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等，应认为当事人具有履约能力。如果根本不具备上述情况，却与对方签订了大大超过自己履行能力的合同，又无可靠的担保，则可判断为不具有履约能力。

3、查明行为人有无履约的诚意和行为。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积极为履约作出努力，或者经过努力后仍不能大部或全部履约，自愿返还已取得的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说明行为人具有履约的诚意和行为。如果签约后的行为是为了把对方的财物骗到手，根本不去考虑如何履行合同的问题，或者以履行其中一部分为诱饵，对其余部分不再履行，也不退还已取得的对方当事人的款物，则可判定其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为。

4、查明行为人对已取得款物的处理方式。合同签订后所交付的定金、货款、预付款等，都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合同的履行，如果行为人把对方交付的款物用于正常的经营活动之中；或用于履行合同所必须的开支中，可以认为他们的欺诈行为还是属于民事范畴。如果对方交付的财物一到手，行为人即用于挥霍、享乐，进行违法活动，甚至携款潜逃，则应判定触犯了刑律。只要我们掌握了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查明了行为人客观行为和危害结果，就抓住了区别经济欺诈行为和合同诈骗罪的纲和领。

办案实践中把握的原则：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手段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欺诈的是“以欺诈、胁迫手段”，两种行为的相同点是“制造虚假的事实，使用了欺骗手段”和非法(违反刑法和民法之别)获取了财物。二者的不同点是．，在主观故意上合同诈骗者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根本就不希望履行合同，只想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没想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而民事欺诈则恰恰相反是希望合同的履行，通过合同的履行实现骗得非法钱财的目的，如通过产品质量有瑕疵、合同延期履行、拖欠货款等方式实现非法获利的目的。这是罪与非罪的界限，应在实践中掌握，凡符合合同诈骗的几种形式的行为，如果没有证明其确实是真诚履行合同的证据，就应当确认为合同诈骗，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诚意，则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结束语：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就是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客观上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我国著名的刑法学专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论述合同诈骗罪中曾精辟地指出：“行为人主观上以及实际行动中是否为履行合同作努力是确定其行为、性质的关键，”这更明确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之间的本质区别。

第二篇：刑事审判工作报告

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尊敬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现在，我代表县法院向会议作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请予审议。

刑事审判事关公民权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长治久安。近年来，我院在县委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在县政府、政协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审判政策，全面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和保障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刑庭合议庭被评为全省法院“最佳合议庭”，刑庭相继荣立省市法院集体二等功、三等功。

一、坚持从重从快方针，严厉打击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刑事犯罪

我院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积极参与平安创建活动，严惩严重暴力犯罪和“两抢一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去年以来，共审结刑事案件273件，结案率达95.5%，判处犯罪分子398人，其中，依法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66人，占判处罪犯总人数的17%。如被告人杨某伙同李某自2009年4月至8月流窜疯狂做案８起，并非法拘禁他人，我院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二十年，李某有期徒刑十九年三个月。通过严惩严重刑事犯罪，使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审判政策，着力调处刑事附带-1-

民事案件

2010年２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要求在刑事审判中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强奸、绑架拐卖妇女儿童、抢劫、重大抢夺盗窃案件等，要从严惩处；对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对未成年人犯罪，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犯罪，过失犯罪，应从宽处理，尽量依法适用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我院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切实加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力度，劝导被告人及其亲属积极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缓解对立情绪。去年以来，我院从轻判处了一批过失犯罪、民间纠纷引发的犯罪以及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判处缓刑168人，占罪犯总人数的42%，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率达到了96.8%，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在对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我院坚持以案讲法，庭上通过庭审对当事人、旁听群众进行教育和法制宣传，庭下对当事人和旁听群众提出的问题和疑问进行解答和释明，起到了审判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尤其是对未成年犯罪案件，坚持教育、感化和挽救原则，落实“帮教”措施，寓教

于审，积极引导被告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如被告人李某与被害人曹某在网上聊天时因言语不和而发生打斗，被告人李某用随身携带的刀子将曹某腹部扎伤，酿成了曹某死亡的后果。为了做到案结事了，不留隐患，办案法官做了大量的法律疏导和说服教育工作，最终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我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宣判后，双方均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巩固量刑规范化工作成果，推进刑事审判工作改革 量刑规范化是指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应根据其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确定被告人的基准刑，然后，再根据被告人是否有自首、立功、退赃、未成年等从轻情节或累犯、前科等从重情节对基准刑按照规定的比例进行调节，最后确定宣告刑。去年初，我院作为全市法院的四个试点法院之一，开始了量刑规范化工作。去年10月1日，量刑规范化工作在全国范围推行。近两年来，我院认真落实上级法院关于量刑规范化的有关规定，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使量刑活动在“阳光下”进行，有效规范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量刑更加客观、平衡，得到了被告人和社会的理解和认可。去年以来，共受理适用量刑规范化范围内的案件233件，办结225件。通过量刑规范化工作，被告人坦白认罪、积极退赔或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明显增多，有效提高了案件的服判息诉率。

五、加强刑事审判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司法能力

我院始终把强化刑事审判队伍建设放在突出位臵，组织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刑庭庭长、少年法庭庭长等参加了最高法院、省市法院组织的刑事审判业务培训；为刑事审判法官购买了价值两千余元的书籍，着力提高他们的司法能力。在办案过程中，始终强化合议庭职责，对每一起案件，合议庭都强化责任，反复审查认证相关证据，准确适用相关法律。去年以来，所办结的刑事案件没有出现一件涉诉上访案件及错案，没有出现一件超审限案件和超期羁押问题。去年以来，我院还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刑事审判中的参审作用，参加陪审案件152件，陪审率达86%。

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一是刑事审判任务繁重和力量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刑事办案法官仅有4名，人均结案数超过全市法院刑事审判人均结案数的一倍以上。二是刑事审判队伍的思想意识、司法能力和业务素质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三是存在就案办案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案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针对以上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1、加大工作力度，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继续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加快办案节奏，加大打击力度，突出打击重点，全力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慎重处理好过失刑事犯罪和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及时调处矛盾，化解纠纷，力争做到案结事了。

2、严格依法审判，确保案件质量。认真贯彻执行宽严

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严格依法定罪量刑，确保所办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3、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严格执行最高法院规定的“五个严禁”，全面提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

4、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工作。坚持定期向人大汇报刑事审判工作的开展情况，邀请人大代表旁听案件审理，主动接受人大的工作监督。自觉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推动刑事审判工作向前发展。

尊敬的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我们将继续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认真贯彻本次常委会精神，振奋精神，扎实工作，不断提高刑事审判质量和效率，全力促进我县的社会和谐与稳定。

第三篇：刑事审判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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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实务

刑事审判提纲

(刑事审判实务课程作业)

指导老师：韦波 一、开庭前的准备工作由书记员完成：（宣布法庭纪律、核查当事人身份）

书记员李超的工作任务：（在宣布开庭前，依次做好如下工作）

1、查明公诉人、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

2、拟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应安排在庭外休息，等候传唤。

3、宣读法庭规则。

4、请公诉人、辩护人入庭。

5、全体人员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入庭。

6、（审判人员就座后）宣布全体人员坐下。当庭向审判长报告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二、开庭阶段

审判长赵蕾宣布开庭: 1.京华市人民法院对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包书波被控故意伤害一案，现予公开开庭审理。由法警提押本案被告人包书波到庭。（被告人到庭后，原则上不使用械具，但为保障安全秩序，确有必要的除外），此案中介于案情，对被告人包书波不适用械具。

2.查明被告人的下列情况（多个被告人的依次进行）

（1）姓名、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住址。

（2）有无受到过法律处分及有关处分的种类、时间。

（3）何时被刑事拘留、逮捕。

（4）收到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副本的日期。

3.被害人到庭的，亦应由审判长先查明其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本案被害人死亡，可以针对其相关事项询问被害人家属）。

审判长赵蕾：被告人包书波的代理人的名字、工作单位。如果有附带民事诉讼，还应查明附带民事诉讼各被告人和原告人的身份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收到民事诉状的日期。（本案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田秀华、刘秀，应当查明其身份）。

审判长赵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的规定，本庭依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刑事审判实务

法公开（或不公开，对于不公开的，应说明理由）审理京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包书波故意杀人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田秀华、刘秀诉包书波民事赔偿一案。现在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名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的规定，本庭由京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赵蕾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何春晓、审判员钟伟筑成合议庭，书记员李超担任本案的记录。京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院吴昊、周志勇出庭支持公诉。

审判长赵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第31条、第32条、第34条、第39条的规定，告知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及辩护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有如下主要诉讼权利：

（1）当事人有权对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申请回避。

（2）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和依法委托他人辩护。

（3）当事人和辩护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

（4）公诉人和辩护人可以相互辩论。

（5）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提出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证据，可以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6）被告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审判长赵蕾：询问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是否申请回避，申请何人回避及理由。（如要申请审判人员、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回避，合议庭认为符合法定情形的，应宣布休庭，依照有关规定处理；认为不符合法定情形的，应当庭驳回，继续法庭审理；如果申请回避人当庭申请复议，合议庭应当宣布休庭，待作出复议决定后，决定是否继续法庭审理。注意，如果，有多名被告人及其他当事人的，应分别询问）

审判长赵蕾：告知法庭审理的主要阶段：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评议及宣判。

审判长赵蕾：公诉人对法庭准备工作有无意见，（公诉人无意见之后）

审判长赵蕾：请鉴定人退庭到休息室听候通知。法庭准备工作结束。现在开始法庭调查。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再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宣读民事诉状）

三、法庭调查阶段

法庭调查过程中，审判人员应注意如下内容：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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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然后再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宣读民事诉状。

2、审判长赵蕾要对案件相关事实进行调查，听取被告人意见，3、公诉机关可以就案件相关事实及证据向被告人发问。（目的在于调查清楚案件的事实）

4、控辩双方必须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此举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客观性）

（1）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

（2）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

（3）被告人的身份（特殊情况下可按其自报认定）；

（4）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5）共同被告人的责任分担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

（6）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

（7）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酌情从重、加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

（8）有附带民事诉讼的，要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已经给被害人造成损害，被害人对造成的损害结果有无过错以及被告人的赔偿能力；

（9）其他有关罪与非罪以及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5、审判人员应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犯罪的事实有无异议，公诉人可以就异议部分进行讯问被告人。被告人全部或者部分否认犯有指控的罪行的，应充分听取其否认的根据和理由，但不能轻信，应着重于其他证据的证明。

6、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就具体事实、情节向被告人发问或互相发问。被告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就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但对控辩双方讯问、发问、陈述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讯问发问方式不当的，审判长应当制止（包括诱导性的询问）。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讯问、发问内容无关或方式不当而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

7、审判人员如果认为有必要时，随时可以向被告人讯问，也可以向公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发问。

8、经审判长允许可以宣证人、鉴定人员到庭作证、宣读鉴定笔录（证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证人的身份、证人与当事人以及本案的关系；告知证人应当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并指令证人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向证人发问，应先由提请传唤的一方进行，另一方在对方发问完毕后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鉴定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鉴定人的身份、与本案有无利害关系；告知鉴定人应当如实地提供鉴定意见和有意作虚假鉴定要负的法律责任。鉴定人宣读鉴定结论后，要求传唤方可以提出发问，另一方经审判长许可也可以发问）。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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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发问方式不当的，审判人员应当制止；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发问不当而提出异议的，审判人员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可以不说明理由）。（传唤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作证应分别进行，发问、询问完毕后，审判长应当告其退庭，不得旁听对本案的审理）。

10、对于控辩双方出示的证据可以进行辩论。

注意（突发情况的方法）

1、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通讯地址、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的理由。合议庭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同意申请，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理由并继续开庭。

2、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要求撤回起诉，或认为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申请延期审理的，合议庭应当准许。但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人民检察院在法定补充侦查期限内没有提请恢复法庭审理的，法庭将以撤诉结案。

最后审判长赵蕾可以宣布：（合议庭认为案件事实已查清后）宣布法庭调查结束，开始就全案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法庭辩论。

四、法庭辩论阶段

注意（法庭辩论应当在审判长的主持下，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公诉人发言；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被告人自行辩护；辩护人辩护；控辩双方进行辩论）。

1、辩论的顺序应先控后辩，再互相辩论。多名被告人的，可逐个进行，但应允许其他被告人、辩护人穿插发言，多轮交锋。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合议庭认为有必要查清的，审判长可以宣布暂停辩论，恢复法庭调查，待事实查清后再继续辩论。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辩论应当在刑事诉讼部分辩论结束后进行。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审判长对于控辩双方与案件无关、重复意见或互相指责的发言应当制止。

审判长赵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的规定，在法庭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现在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被告人包书波：陈述。

审判长赵蕾：现在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鉴于本案案情重大，本合议庭将在认真评议后，择日宣判。请控辩双方将当庭质证的证据提交法庭。法警，讲被告人带下（敲法槌）。

五、评议、宣告判决阶段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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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修听后对本案的事实、证据及适用法律惊醒评议，6天后京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一法庭内继续开庭）

（书记员就位）

书记员李超：请公诉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辩护人入庭.(人员就位后宣布法庭纪律)。

审判长赵蕾入庭（敲法槌）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包书波到庭，然后宣布判决。

最后告知被告人的权利。（上诉权）

0938120102

学生;徐鹏鹏

法学091

第四篇：刑事审判——科云网（范文模版）

刑事审判“案结事了”之我见

郑鄂院长指出，服判息诉、案结事了是审判执行工作的“硬道理”。刑事审判工作常常面临最尖锐、最复杂的社会矛盾，服判息诉、案结事了对于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大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调查研究刑事审判实践中案结事不了的表现和原因，寻求实现“案结事了”的对策，具有现实紧迫性，是法院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刑事审判实践中“案结事不了”的表现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刑事审判实践中案结而事不了的“事”，也就是一、二审裁判下达甚至生效后还存在的争议或矛盾,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

1、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近三年，全省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率比全国平均上诉率12.69％较高，且呈缓慢递增趋势。从全省今年1至8月份刑事一审结案情况来看，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率达16.46%，去年同期是16.38％，前年同期是15.68％。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近三年，全省刑事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一审判决的全省平均上诉率是5.26%，呈波动趋势。从全省今年1至8月份刑事一审结案情况来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上诉的比例为5.21%，去年同期是6.83％，前年同期是3.74％。

3、当事人或其家属不服刑事判决，申诉、信访的事情屡有发生。其中申诉申请再审的刑事案件在全部申诉申请再审案件中（不含信访）的比重较低。近三年，申诉申请再审案件中，刑事案件的比重较小，平均比重为4.96%，但呈缓慢递增趋势。2008年1～8月，新收全部申诉申请再审案件8255件，同期刑事申诉申请再审案件453件，仅占5.51%；2007年1～8月，新收全部申诉申请再审案件8159件，同期刑事申诉申请再审案件434件，仅占5.32%；2006年1～8月，新收全部申诉申请再审案件10117件，同期刑事申诉申请再审案件412件，仅占4.07%。

二、刑事审判实践中“案结事不了”的原因

通过调研发现，刑事审判实践中“案结事不了”的原因十分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被害人方面的原因

1、被害人或其亲属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政策不理解，强烈要求严惩被告人。如果被告人因为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案件存在证据收集瑕疵、同案人在逃、存在影响量刑的疑点等诸多因素，导致量刑无法达到被害人或其亲属满意的程度，特别是在被害人死亡的恶性暴力案件中，如果被告人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人亲属由于存在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血债血还”的旧观念，往往会对法院的判决不满，认为法院审理不公、违法办案、对被告人量刑畸轻，遂四处申诉、信访，导致案结事不了。例如在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因有自首情节而被判处死缓，被害人亲属却认为量刑过轻，到处申诉、信访。

2、被害人或其亲属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款的执行难问题不理解，认为判决确定了自己的权益，必须得到实现，就不管客观上被告人是否具备赔偿能力，都要求法院对其强制执行。在得不到赔偿款的情况下，被害人或其亲属往往不能接受办案人员的答复和解释，会利用当前的接访机制进行申诉、信访，以求得解决。

（二）被告人方面的原因

1、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法律意识薄弱、法律知识贫乏，在不能正确认识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情况下，总认为被告人被定罪不当或量刑过重。例如认为被告人通过柜员机取款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被告人聚众斗殴、妨害司法等行为是为了维护村集体利益，不应被判处刑罚或刑罚过重；或者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处罚较轻的犯罪，比如是抢夺不是抢劫、是非法拘禁不是绑架，故不服判决，通过媒体、信访、上访等各种途径要求无罪或从轻、减轻处罚。

2、被告人为了逃避惩罚或重刑，故意歪曲事实，对其行为性质和犯罪情节进行辩解，否认犯罪、犯重罪或重刑情节。被告人亲属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为其申诉、信访。

3、被告人亲属有积极赔偿行为，但认为法院对被告人的酌情从轻处罚达不到预期目的，故要求拿回所给付的赔偿款项，导致案结事不了。

（三）审判方面的原因

1、案件的审判质量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是否服判息诉，部分案件的审判质量不高是案结事不了的原因之一。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裁判文书存在写作质量问题。有些案件的裁判在实体和程序上并无问题，但由于制作的裁判文书在事实叙述、证据认定、罪责划分或说理释法等方面存在疏漏或不透彻的问题，当事人看不明白、理解不了，便申诉、上访讨说法。

②法官机械办案，判决没有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例如“许霆盗窃案”，最初判决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大众的正义观，而囿于法条，机械地作出判决，以至于判决得不到社会的认同，招致大量的责备。

③法官业务能力或责任心不强、法院监督管理机制失灵等因素造成部分案件在实体和程序方面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从而导致被告人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判决或对法院不信任，提出上诉或进行申诉、信访。

2、案件裁判尺度不统一，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我国刑法对个罪的刑罚大多规定了一定的量刑幅度，由法官根据案情自由裁量。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个人知识结构、看问题的角度等原因，法官对案件情节、量刑的理解和裁量难免会出现差异。结果导致不同法院对同一类案件的量刑不一致，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对同类案件的量刑也不统一，同类案件上诉到二审法院后有的被维持、有的却被改判，即所谓的“同案不同判”现象。相同类型的案件，不同的量刑结果，势必影响司法权威，导致被告人或被害人一方的心理不平衡、不理解，从而“案结事不了”。

（四）执行方面的原因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执行难问题是刑事审判实践中案结事不了的主要原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大量出现在交通肇事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案件中，一方面被害人遭遇不幸、处境艰难，非常需要赔偿款进行治疗或对亲属进行扶养；另一方面被告人大多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条件较差且已被判处刑罚失去人身自由，根本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较低，从而导致矛盾出现。被害人亲属一方往往因为亲人遇害、致残而情绪激动或因为被害人伤亡之后家庭经济窘迫，如果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行不到位，无法达到被害人的期望，矛盾便容易集中到法院。被害人亲属会觉得法院的判决犹如一纸空文，并将问题全部归责于法院，进而就会申诉、信访，给法院带来负面影响。

（五）社会方面的原因

1、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不健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被害人及其亲属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很容易能够胜诉，但因为被告人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经济能力有限，往往无法履行民事赔偿责任，导致被害人及其亲属不满。而目前，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基本还没有建立起来或很不健全，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进一步增加了不满情绪，在其生活陷于困顿时，只能拿着判决书找法院要钱，造成案结事不了。

2、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历史形成的传统诉讼文化中，存在很深的“清官”情结，群众往往不相信法律，不相信程序，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会寻求诉讼程序以外的途径。在我国现阶段稳定压倒一切的环境下，一些地方出现了当事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示范”效应。结果引发了更多的申诉、信访，包括刑事审判领域，被告人一方或被害人一方对判决结果不满时，也采取上访甚至闹访手段来给审判施加压力，以图改判或重判，导致案结事不了。

三、刑事审判“案结事了”的对策

通过分析上述原因可以发现，刑事审判实践中案结事不了的情况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款的执行，其表现是被害人或其家属申诉信访要求法院执行附带民事判决，直接原因就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决确定的赔偿款得不到实际履行。而赔偿款得不到实际履行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第二方面是刑事判决的定罪量刑特别是死刑适用上，其表现是被告人、被害人或其家属提出上诉或申诉信访，直接原因就是当事人不服判决。而当事人不服判决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在刑事审判实践中要做到“案结事了”，从人的因素来说，应做到使当事人双方和社会公众对判决结果和程序都口服心服；从物的因素即经济方面来说，应做到使被害人及其亲属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经济困境尽可能得到救助。为了解决案结事不了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确保案件质量，铺开阳光审判，是案结事了的基础

刑事案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刑事案件当事人是否服判息诉、人民群众是否认同。如果案件审理中存在错判、漏判或者程序违法等质量问题，怎么可能要求当事人服判息诉、人民群众认同呢？审判实践中许多“案结事不了”的情况，其原因就是案件质量存在问题或者争议。因此，要想实现“案结事了”，首先就必须将案件质量这一基础打扎实。

1、提高司法能力，改进文书质量 司法能力是保证案件质量的基础。除了法官自觉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社会知识和逻辑思维、写作能力之外，组织上的教育培训也要进一步加强。可以通过完善法院内部和上下级法院之间高效、实用的培训交流机制，对法官进行对口业务培训和裁判文书写作技能指导，务必使法官整体的司法能力得到全面、不断的提高。不仅能正确处理各种新类型案件和复杂疑难案件，杜绝出现错判、漏判或程序违法等现象，而且善于在裁判文书中准确、严谨地表述事实、证据和裁判结果及其理由、依据，通过充分、清晰的释法说理，让普通民众看得明白、理解得了、能够信服。调研发现，进行裁判文书质量评比是不少法院为提高裁判文书质量采取的措施之一，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可以完善推广。

2、建立健全案件质量监督、评查机制

责任心、公正心是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为确保案件得到认真负责的公正审判，除了法官自律、审批程序和组织纪律的约束之外，还应建立健全案件质量的监督、评查机制。通过各种监督渠道和评查机制，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整改纠正。各地法院在这方面正在进行积极的探索，例如梅州、深圳等中院建立了每年或每季度一次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对全市两级法院的案件进行质量评查，并形成书面报告通报全市法院，对案件质量确实存在问题的给予通报批评等责任追究。对于案件质量，评判标准实际上有三个：一是法律标准，二是当事人标准，三是社会标准。评判角度则有两个：一是实体上的评判，二是程序上的评判。因此，要确保案件质量特别是死刑案件质量，实现“案结事了”，还应当围绕这三个标准和两个角度来采取对策。

1、转变机械司法观念，讲求两个效果的统一

郑鄂院长在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刑事案件的案结事了主要是以社会评判为标准，而不能完全地单纯地以当事人的评判为标准。我们衡量刑事审判工作的质量既要看裁判的法律效果，也要看社会效果，要看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人大代表的满意度”。这就要求在刑事审判中统一认识，始终坚持“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坚决摒弃片面强调“法律至上、中立、被动审判”的法律教条主义和机械司法观念，正确看待社会治安形势，充分考虑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高度重视被告人权利保障和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将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与司法目的的实现结合起来，将法治意识与大局意识结合起来，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将法律评判标准与社会评判标准、当事人评判标准结合起来，在审判中特别是死刑适用问题上，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做到情、理、法相融合，客观、公正、妥善地处理案件、化解矛盾。

2、创建阳光审判工程，全面落实公开审判

重视程序的力量，将审判臵于阳光下，自觉接受各方的监督，不仅能促使办案法官自觉提高综合素质，确保案件质量，而且能及时消除当事人的疑虑和误会，让更多的群众认识、理解和支持法院工作，取得更好的当事人评判和社会评判，对树立法院公信力、实现案结事了是一剂良方。我们应增加刑事审判的透明度，大力创建阳光审判工程，全面推行阳光审判。不仅要改变书面审理的习惯做法，完善公开开庭制度，而且要改变在看守所送达裁判文书的做法，将公开宣判等审判公开制度真正落实到位。不仅要邀请人大、政协代表旁听案件的开庭审理，而且要在提高文书质量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机制。不仅要敢于接受社会监督，而且要主动借助各种媒体，将刑事审判的公开、公正形象传递给人民群众。通过程序上多种形式的公开和互动，有利于及时掌握和排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

（二）统一量刑标准，推行案例指导，是案结事了的保障

“同案不同判”现象是“案结事不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现象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直接影响着当事人是否服判息诉，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法院公平、公正形象的评价和法院公信力的树立。如何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是刑事审判实践中的一大难题。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制定全省统一的量刑指导意见

长期以来，对于某些具有普遍意义、审判实践中存在意见分歧或疑难复杂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省法院会适时制订出台全省适用的有关指导意见，加强法律适用上的指引，解决实际操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这种做法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解决了一些具体罪名的法律适用问题。

但是，在如何实现量刑平衡的问题上，还没有全省统一的指导意见。目前，只是在部分地区，有些法院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深圳中院探索规范化量刑，起草了适用于全市法院的统一的《量刑指导意见》，分别就量刑的一般原则、量刑基准、量刑要素、量刑平衡机制等作了规定，并就司法实践中常见罪名的量刑进行了规范。这一做法，对深圳全市法院刑事案件的量刑规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深圳中院还设立标准化办案工作领导小组，由业务庭对各自主管审判业务出台标准化办案指导意见，统一认识和做法，确保“同案同判”。至今已出台标准化办案指导意见20多个，为全市法院统一裁判尺度、提高审判质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省法院在这方面可以进行专门调研，借鉴一些法院的有益尝试，制订出台适用于全省的量刑指导意见，统一量刑标准和二审改判标准，完善案件审批的协调、监督机制，以建立有效的量刑平衡机制和二审改判机制，确保广东省法院系统量刑的规范统一，向“同案同判”、“案结事了”的目标前进。

2、建立刑事案例指导运行机制

事物的复杂性、文字表达的局限性和指导意见的滞后性等因素，决定了全省统一的指导意见并不能完全和及时解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还需要探索、建立有效的刑事案例指导运行机制加以配合。因为刑事案例的具体性、直观性、及时性正好可以弥补指导意见的不足。作为成文法国家，如何发挥刑事案例的指导作用，建立怎样的刑事案例指导运行机制，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我们认为，刑事案例指导运行机制应当与传统的案例汇编等模式具有本质区别，关键在于通过特定程序和机制赋予案例以司法约束效力，而不仅仅停留在案例结集、出版或在新闻媒体中向群众公布等层面上。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对审理同类案件作出指导和约束，平衡全省各地法院的裁判标准。

（三）加强调解和解，建立救助资金，是案结事了的重点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是刑事案件“案结事不了”的重灾区，应当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

1、加强调解和解工作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于被告人判决后要服刑，往往没有能力再履行赔偿义务。因此，判决前的调解、和解工作十分重要，成功与否，往往也决定了这类案件能否“案结事了”。调研发现，有的法院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例如，东莞中院根据省高院的刑事和解指导意见，制定了《东莞地区重大刑事案件的协商——和解程序指导意见》。我们认为，在刑事审判中加大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和刑事和解力度，并将调解、和解工作贯穿于诉讼的始终，有利于避免下判后附带民事赔偿款得不到执行。在判决前加强调解、和解工作，要求被告人先行履行赔偿被害方损失，成功机会较大。一方面既要告诉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判决前主动履行赔偿义务或其亲属自愿代其履行赔偿义务的，可以视为悔罪表现，作为酌情从轻判处的情节考虑；也要告诉被告人及其家属，从轻幅度不可能超出法律规定，避免期望值过高。另一方面还要告诉被害人及其家属，被告人的罪行会受到刑罚处罚，同时，也要让他们明白被告人一方的经济情况，通过权衡利弊，放弃一些过高的请求，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而被告人及其亲属为了达到从轻处罚的目的，一般都会在刑事判决前积极响应被害人一方提出的调解方案，想方设法对被害人作出赔偿，故此类案件调解的基础较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还可以考虑将刑事和解制度的范围扩大，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诉辩交易制度”，减少被告人及其家属对判决的不满，这也是避免申诉、上访的好方法。

2、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 限于被告人一方的经济能力、亲属的态度问题，并不是每一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都能达成和解。实践中，赔偿款履行不能已成为常态。因此，为了实现“案结事了”，建立对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借助国家、社会的力量帮助被害人家属真正解决生活困难，应成为彻底解决该问题的可行之路。尝试设立应急援助基金或者救助基金，对于那些因客观原因无法得到赔偿又处于经济困境或者急需救助的被害人，人民法院可以给予适当的救助。这项工作需要法院积极争取国家财政的支持和建立规范的运行机制，从决定机构、救济程序、补偿对象、补偿方式和数额等方面加以规范，建立专门的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来补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方面的不足。

目前，有些法院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例如，东莞中院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并制定了《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还有深圳市福田法院积极与区政府协调，救助方案已进入实施阶段。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是社会主义救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实现“案结事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后，应进一步完善这项制度，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制之中，由政府民政部门设立专门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基金主要由政府划拨及社会募捐筹集。在遇到此类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时，由人民法院对生活确有困难提出申请的被害人家属经济状况进行审查，在确认符合申领救助基金条件后报送政府民政部门，由政府民政部门核实后向被害人家属发放一定数额的救助基金。

（四）多方沟通合作，健全维稳机制，是案结事了的后盾

群众的认识因素、理解能力和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也是“案结事不了”的重要原因，应当采取措施加以改变。

1、加强正面宣传合作，维护法院公信力

由于目前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普遍不高，权力至上的观念普遍存在。因此，要做好服判息诉工作，除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好刑事案件外，还需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理解能力，维护法院公信力。这就要求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将刑事法律和政策纳入普法教育内容中去，扩大宣传面，特别是要加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宣传力度，构建良好的外部司法环境。法院也要适应社会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利用自身行业优势，主动加强与宣传部门、新闻媒体的合作，例如在处理一些重大敏感案件时，可以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判决结果和理由。通过加大司法的正面宣传力度，报道一些具有法律意义或社会意义的刑事案件，引导广大群众逐步增加对刑事政策的理解，认识到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事实和法律，而不是个别领导的意志，从而自觉放弃不必要的申诉信访。

2、争取党委统一领导，多方沟通合作化解矛盾 刑事审判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应当把刑事审判中的“案结事了”放在国家维稳大局中来统筹考虑。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对于人民法院无法解决的问题，要争取相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充分利用其他社会资源，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明确“案结事了”的目标不是法院一家的事情，克服法院包打天下的思想观念，主动争取党委的统一领导，与政府、公安、检察、司法等机关通力合作，探索建立敏感刑事案件的矛盾化解机制。例如，对被害人一方强烈要求“杀人偿命”但又达不到判处死刑标准的刑事案件，必要时可以通过党委、政府，充分发挥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积极作用，利用他们对自己辖区内情况和人员的了解，发挥在当地的威信和影响，协助法院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往往能发挥更大的效能，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

3、健全维稳机制，保障申诉信访制度健康发展 刑事审判实践中，仍有一部分群众无理缠访、缠诉，以进京申诉上访等手段施加压力；有的甚至聚众闹事、冲击党政机关，严重扰乱党政机关办公秩序和社会秩序，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因此，解决缠访、缠诉问题，已成为申诉信访工作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法院要主动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的协调，健全维稳机制，完善对无理缠访、缠诉的处理机制，有理有节地做好申诉信访工作。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律师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基层组织等参加公开听证、参与监督答疑解惑、信访解释工作，依靠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达到息访息诉的效果。对已经法院依法公正处理仍然无理闹访、缠诉的，决不能一味姑息退让、“花钱买平安”，要坚决避免这种恶劣示范效应的扩大；对恶意怂恿甚至操控当事人无理上访、闹访的相关人员，要采取有效手段给予约束和打击；对聚众闹事、冲击国家机关、扰乱社会秩序的，要依法予以必要的行政和刑事处罚，维护司法权威，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外部司法环境。

第五篇：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

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

加强“严打”促进平安建设

―― 沈丘县法院韩冲先进事迹材料

有人说刑事法官是清贫的，有人说刑事法官是艰辛的，也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而他——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副庭长，一位普通的人民法官，却始终能够耐得住清贫，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和赤诚，献给了他心爱的刑事审判事业，他就是沈丘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韩冲。

一、深入开展思想作风整顿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切实把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贯彻始终

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这是韩冲执法的准则和誓言。他常说，“如果每百件案件办错了一件，看起来是百分之一的误差，但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因此，要保证不使一个应受惩罚的罪犯逍遥法外，也不能是一个无罪的公民受到法律的追究”。多年来，他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每审理一起案件，不管大小、难易，总是深入调查，反复核实证据，做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定罪量刑准确，判决公正，保证了案件质量。在他处理的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中，经反复审查发现，案件事实和危害后果之间因 1 果关系不明，在部分案件情节方面存有疑点，遂对该案依法做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从事刑事审判十六年来，他共承办各类刑事犯罪案件600余件，判决各类犯罪分子800余人，每个案子都在审限内审结，而且无一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更无冤假错案出现。

二、强化“严打”意识、狠抓案件质量

在如火如荼的“百日严打”整治斗争中，韩冲和刑庭其他干警放弃了节假日，昼夜加班。他长期患有胃病，一年四季药不离身，但为使“严打”工作不在审判环节贻误战机，他仍忘我地工作着。在他的影响下，有的同志轻伤不下火线，重病坚持在床上看卷；有的女干警家务、孩子均顾不上照顾，始终全身心的投入到审判工作第一线，从而把“严打”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效显著。刑事大要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案子办得如何，直接影响着党的形象和社会的安宁，审理这类案件不仅时间紧、要求高、风险大，而且有时还伴随着危险，没有熟练的业务和吃苦精神是不行的。在法院，韩冲恰恰以连续作战、办大要案而著称。今年夏季，在他任审判长的一起重大团伙盗窃案中，该团伙5名犯罪分子交叉结伙，疯狂作案，手段恶劣，加之作案时间长，次数多，社会影响和民愤极大。韩冲和干警们一起白天提审调查，晚上阅卷核实证据，在三十天内就审结了该案，根据犯罪情节和认罪态度，其中三名犯罪分子被判处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另 2 两名也被绳之以法、科以重刑。

三、强化宣传教育意识、维护“严打”成果。

韩冲认为，作为一名人民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必须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法律之剑，铲除腐恶，以净化社会环境，让群众安居乐业，从而无愧于共和国对法官的信赖，不辜负人民对公正的渴求，同时，通过案件宣传、教育群众。在他办理的赵德营镇马某某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和强奸一案中，经审理查明，马某某长期以来，无故多次殴打他人，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并以收取保护费的名义，以威胁的方法索要公私财物，同时强拿硬要，欺行霸市，强奸妇女，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霸头”。为及时审结该案，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促进一方平安，他夜以继日地反复审阅证据材料，认真核查事实，最终以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和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十八年。为震慑犯罪，弘扬法制，又专门深入案发地赵德营镇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宣判，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四、加大调解力度，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韩冲在平时的工作中积极贯彻十七大精神，为促进社会和谐，进一步加大案件调解力度，使调解率达97%以上，为沈丘的和谐、稳定做出了一定贡献。他在办理被害人李某某 3 和被告人邢某某交通肇事案时，为了不让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杜绝涉法上访事件发生，韩冲不厌其烦的一次次做调解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使这件在公安局、检察院无人敢沾、无人敢惹的、长达十二年的棘手信访案件，在法院得到成功调解，年逾花甲的被害人李某某表示，今后不再来法院吵闹了，也不再到其他部门缠访了，彻底停访息诉。本着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韩冲认真学习领会，将严打与整治相结合，积极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犯罪。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突出“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审判特点，做到审前阶段法制教育，庭审阶段认罪教育，宣判阶段服法教育，改造阶段悔过自新教育的"四个环节教育，同时坚持按照罪刑法定、罪罚相当和宽严相济的原则，注重教育、感化和挽救确有悔罪表现的初犯、偶犯、未成年

犯。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

五、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确保无违法违纪发生，做到警钟长鸣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也不时向审判机关袭来，面对各种不正之风的纷扰，韩冲认为，人民法官佩戴的天平决不能让歪风邪气吹偏。为此，他在权与法、情与法、钱与法的抗衡中，自觉恪守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经受住了权力、金钱、人情的考验。4 在他办理的一起盗窃案件中，被告人亲属来到他的办公室，进去后就关上了房门，拿出3000元钱放到办公桌上，说这是一点心意，看案子能不能少判一点。韩冲见状严肃地说：“别说三千元，三十万也不能买刑期”。在韩冲办理的另一起抢劫案件中，他在办公室发现自己口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千元钱，原来是被告人亲属乘其不备放进去的，在弄清了事情原委后，韩冲在被告人亲属不肯将钱拿回的情况下，交内勤抵了被告人应交纳的罚金……。他就是这样，十几年如一日，在思想上筑牢了一道攻不破的防线，永葆了一名人民法官应当具有的清正廉洁的品质。

韩冲同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他深知做一名新时代法官肩上的责任和义务，他将继续不断的学习新知识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继续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找出差距，克服不足，把公正与效率做为其行动的指南，做一名让领导放心、让群众满意的好法官

二0一一年十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