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担保小论文

第一篇：关联担保小论文

关联担保之法律规制研究

在公司对外担保中，按担保对象不同分为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关联担保指发生于有关联的企业或间接关联企业间的担保。关联担保是关联交易的一种，其区别于关联交易的关键在于该项交易包含特定的担保方式。由于关联担保处于公司法和担保法规制的交叉点，而其设立又具有特殊性，因而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关联担保本质上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作为公司的一种经营行为，关联担保是社会正常的经济现象，可以使公司更为方便快捷地获得资金。但由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和尚不健全的公司资产管理制度，关联担保的广泛存在客观上增加了被控制股东滥用的风险，其结果是损害了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而，针对关联担保的法律规制尚有讨论之余地。

关联担保作为关联交易的下位概念，对其概念、范围的界定应主要围绕关联人及关联关系而展开。

各国立法在界定关联人、关联关系问题上，立法模式可归纳为三类：一是概括式立法，二是列举式立法，三是概括列举结合式。采用概括式的如《国际会计准则》，其将关联人定义为：“在财务或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则认为他们是关联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将关联人认定为：“某一企业所涉及的各方，如果其中一方有能力对他方的管理或经营决策进行控制或重大影响，达到可阻止交易各方中的一方或多方完全追求自身单独利益的程度。”采列举式立法的代表地区是中国香港，其规定关联人包括：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董事、行政总裁或主要股东；以及该等董事、行政总裁或主要股东的联系人。并将其进一步分为个人联系人与公司联系人，且扩展了关联人的范围。

我国对关联关系的规定采用概括列举结合式的立法模式。《公司法》217条第四项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笔者以为，我国对于关联人、关联关系所采的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深值赞同。纵观各国立法，采概括式规定能够很好的给关联人定性，但在司法实务中间则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好统一。而采列举式规定可以很好的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列举式规定很难估计关联人的全貌。因而，我国将两种立法模式结合，以概括式界定其内涵，以列举式划定其外延，以期对对关联人及关联关系做一个相对周全的定义。但是在实际立法中，我国的217条相关规定还欠缺周延，比如附属公司的懂事、件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公司的关联人范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是否与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近亲属”的范围又如何界定？因而在概括列举结合式的立法模式下需要对关联人及关联关系进行更细致的规定。

在对关联人及关联关系有一基本界定的基础上，我们审视一下各国立法对公司关联担保进行规制的情况。

英美法系方面，美国《示范公司法》规定：公司享有不受限制的对外担保权利。因而美国多数州的公司法在原则上允许公司进行担保，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是会有一些限制。例如，《华盛顿州公司法》规定：只要担保行为可以合理地被期待对担保公司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利益，公司就可以为包括其股东在内的任何公司提供担保。针对上市公司的关联担保行为，美国《示范公司法》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了规定：控制股东在行为时，必须是善意的，要以公司里为出发点，在遇到利益冲突时，应当充分公开和披露。英国1989年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在集团公司之间或者控股公司与被控股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是合法的。此公司法只是禁止公司为董事及董事利益相关人进行担保，但是对于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没有禁止性规定。需要指出的是英国1989年公司法第四编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必须进行登记，这也反正了英国允许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立法态度。

大陆法方面，相对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德国在关联交易的立法上是较为完备的。首先，在概念的界定上，德国公司法对关联企业、从属企业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其次，在赔偿的规定上，主要规定了当控制企业迫使从属企业从事不利益经营时，控制企业如何对从属企业进行侵害补偿。这些条款，不仅规定了在无支配合同的前提下，对控制企业迫使从属企业做出不利益行为而造成的损失应该采取的补偿措施，而且对于这种不利益行为产生的损害的补偿时限给予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十分具体，更利于实际操作；再者，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方面，德国法律规定在披露相关交易的信息时，信息源要由董事会负责，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董事会要制定与关联企业有关的报告以及关联交易报告。相关法律还规定了少数股东在信息获取方面的权利及救济措施，保护少数股东的权益。《瑞士债务法》没有就公司对外担保做出特别限制，只是在第670条规定：“对第三人的责任提供的保证和抵押，应当全部单独登记在资产负债表或者相关计划中。由此可能的损失„„应当作为公积金全部规定在资产负债表中。”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关联交易规定的较为完善。在概念界定上，台湾《公司法》对关系企业、控制公司、控制与从属等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次，在责任承担上，当控制公司迫使从属公司从事不利益经营时，对于从属公司的损失，控制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且控制公司负责人还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此外，该法还规定了从属公司债权人以及部分股东的救济措施等。

笔者以为综合各国立法看来，虽然大体上各国均对关联担保有一定的限制，但英美法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稍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对关联担保的限制较为宽松，在判断判断担保是否对公司有利逐渐形成了富有弹性的“合理的经营判断"标准：即“在公司董事们的经营判断下，看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是否是为该公司业务经营所必需的或附随的而确定。”而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关联担保的限制较为细致和严格。大陆法系公司法主要是从资本维持和债权人的保护角度来规制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认为除了为公司的自身债务而设定抵押外，公司资产原则上不应作为抵押；否则，公司债权人之外的抵押权人就会优先从公司财产中获得清偿，从而使资本确定原则有名无实，并危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同理，公司原则上亦不得为其他债务人的提供担保。日本公司法明文规定的关联担保的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和董事会批

准制度；英国法、瑞士法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登记制度；英美的严格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都是在规制关联交易的过程中值得我国借鉴的。

我国相关法律对关联担保是又是如何规制的呢？《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第125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是观之，我国对关联担保的规定根据不同的担保对象，批准机构和表决程序有所不同：第一，为普通第三者提供的担保，在批准权限上没有特别的限定，既可以由股东会做出决议，也可以由董事会做出决议；第二，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将受到两个层面的限定：首先，批准机构必须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其次，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由出席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这里的关联股东一是指本应参加表决的股东本身就是股东(大)会议案中的被担保人，自然应当回避；二是指本应参加表决的股东受到议案中的被担保人(实际控制人)的支配，当然也应当回避。

笔者对上述规定有如下看法：

一、该规定凸显出立法机关尊重公司意思自治的理念。在公司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设定若干程序性规定，较以往我国公司法生涩僵化的规定自由灵活了不少，实值肯定。但笔者以为，我国应参考英美法国家，对公司对外担保设定一具体而灵活的标准，如 以“增进公司利益”为标准。以免矫枉过正，在司法操作过程中一昧地强调公司意思自治，导致混乱。

二、《公司法》第16条第3款和第125条已分别初步设置了“股东回避制度”和“董事回避制度”，此乃对关联担保程序上限制之进步。然而，笔者以为回避制度的适用范围依然偏窄，此处可以参考证监会、联手银监会出台的“120号通知”。“120号通知”中对回避制度的适用扩展到了“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而且，须由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担保还扩展到另外三种非关联担保，即(1)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近一期审计净资产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2)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3)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现阶段关联担保的状况，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对公司关联担保进行限制。

一、完善“关联关系”中关联人的范围界定。关于关联人范围的界定，笔者以为可以参考沪、深两证券交易所08年修订的《股票上市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在对关联人的规定中，不仅包括现实关联人和潜在关联人，还纳入历史关联人，即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作为

上市公司关联法人或者自然人的主体。对关联自然人以及关联法人的范围均做了扩大，在“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内容也增加“子女配偶的父母”。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的定义中均增加兜底条款“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其他主体。《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关联人的界定范围十分详细，笔者建议尽快将上述规定体现在我国《公司法》中。

二、扩大回避制度的适用范围。由最高人民法院对第16条的规定做扩张解释，将“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所提供的担保”视同为“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担保”，这样就更符合公司立法原意，也更符合我国国情。

三、设计对外担保登记制度。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瑞士公司法关于对外担必须进行登记的规定，设计我国担保登记生效制度，即只有经过登记的担保才是有效的担保，否则将不受法律保护。因此，我国应在《公司法》或《证券法》中规定，所有的银行贷款保证、担保合同必须到中国银监会或其直属监管局登记，并同时向全社会公示后方能生效。登记和公示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一)被担保对象的基本财务状况和担保标的；(二)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事由、决策程序和表决情况；以及(三)银行批准放款的事由、决策程序和表决情况等。

第二篇：新旧公司法比较之关联担保

课程名：商法一：商法总论与公司法

课程号：302020054-10

教师：王涌

朱晓娟

新旧公司法比较之关联担保

——以“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为例

摘要：近年来，我国企业发展迅速，各种形式的联合层出不穷，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和企业改革，公司重组、兼并和收购形式被广泛采用，关联企业也因此日益增多，所产生的关联担保问题越来越严重，迫切需要大众的关注和相关立法的完善。一些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和其他实际控制公司的人利用关联交易“掏空”公司，将上市公司变为大股东“提款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严重侵害了公司、公司中小股东和银行等债权人的利益，也给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本文我们将从“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出发，着重探讨新旧公司法关于担保，特别是关联企业担保的相关规定，尽可能明晰公司担保的法律效力及法律责任，深入思考，中国当代企业的关联担保究竟该何去从？立法该如何完善？

关键词：中福实业 公司担保 最高法 关联企业 新旧公司法 效力 正文：

案例回顾：1996年12月，中国福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中福公司)与当地中国工商银行支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4210万元，贷款到期后，中福公司未能偿还贷款。为了解决这笔逾期贷款问题，1998年，借款银行和中福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中福公司将分期偿还这笔银行贷款；同时约定，另外两家公司作为还款的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两家公司是福建九州集团股份公司和福建省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而被担保的中福公司实际上是中福实业的控股大股东。但是，到期后款项仍然未能偿还，银行旋即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中福公司偿还所欠贷款本金和利息，并要求提供担保的两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判中福公司偿还贷款本息，提供担保的公司两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有效，银行胜诉。但此后，作为第二被告的贷款担保人中福实业不服，上诉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终审裁定《还款协议书》规定的担保无效，结果是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中福实业胜诉，只承担中福公司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那么究竟什么是关联担保呢？

所谓关联担保，是特指发生在有关联的或间接关联企业之间的担保，比如上述案例中，中福公司是中福实业公司的控股大股东，他们之间关系紧密，其提供的担保或相互担保即是所说的关联担保。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的担保行为往往是发生在有关联的企业或有潜在关联的企业之间的关联担保。关联担保的出现究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1.股权结构的缺陷：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一股独大”，即作为发起人的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一般占绝对控股地位。股权结构不合理，股权过于集中，使控股大股东可以利用其控股权，通过担保等方式将上市公司的利益从公司向大股东转移。

2.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症结：我国资本市场在功能定位上过于偏重融资功能，严重忽视了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整治。大多数公司的上市选择了“主体上市，原企业改造为母公司的”模式，因此上市公司与生俱来地和母公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课程名：商法一：商法总论与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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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王涌

朱晓娟

缕的关系。

3、金融机构自身因素：如今金融机构的信用功能丧失，银行一定程度上成了典当行，不愿承担风险，不抵押、不担保就不贷款。由于上市公司的资信比较良好，具有一定的社会信用，金融机构更愿意选择上市公司做保证人或抵押人，而不计较作为担保人的上市公司与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金融机构法律意识不强，信贷审核方法不完善，也是原因之一。

4、整个市场信用缺失：由于立法不完善而造成的信用机制缺失，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突出问题。担保就是用自身的信用为对方的信用作保证，但由于对方信用缺失，难免出现违背上市公司意志或欺骗性的担保行为，使上市公司的利益蒙受不应有的损失。

在关联担保的立法上，由于我国旧《公司法》是以公司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参股为原型设计的，所以原《公司法》对关联公司几乎没有涉及。旧《公司法》对关联担保的相关规定只有公司法第60条第三款“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依照该条的规定，若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董事、经理自然违反公司法的相应规定，公司得对违反法律规定的董事、经理启动究责程序，以维护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但是，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第60条第3款所提供的担保，公司应否承担责任，或者担保权人应否取得担保利益，《公司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他法律亦无规定。因此就关联担保而产生的争议和纠纷不断发生，面对迅猛发展的企业革新和关联担保，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对关联企业的问题缺乏健全的约束和制约，其立法上的严重缺陷已经凸显。

关于旧《公司法》第60条第三款的规定，我国学界理解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款规定是为了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不得损害公司资产，因而该款规定不仅是对董事、经理的限制，也是对公司的限制。但是该种观点认为该款规定对公司的限制仅仅是对公司法人机关——董事会的限制，而公司经过股东会同意情况下公司的担保行为一般应认定有效。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款规定没有限制公司担保能力，而仅仅是限制公司董事、经理不得擅自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并且认为此处的“董事”应当包括“董事会”在内。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司法》第60条所说的董事、经理以公司财产为本公司股东提供的担保，应是指董事、经理以公司名义进行的，且即使董事、经理越权以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也是表见代理，对外仍是公司行为，产生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第四种观点认为该款规定并未禁止公司对外实施担保行为，只是禁止公司董事、经理对公司的股东及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并且认为公司董事、经理可以以公司资产为非公司股东的法人组织的债务提供担保，并有权决定公司对外实施担保。该观点同时又认为该款规定明确规定了公司不得对其股东的债务提供担保。第五种观点认为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股东或者其他个人提供担保时，必然是擅自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的，从而认为该款规定仅指董事擅自提供担保的情况等等。

而最高法对“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所做出的终审判决及法律解释无疑对国内关联担保起到了典范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认为，《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对公司董事、经理以本公司财产为股东提供担保进行了禁止性规定，中福实业的公司章程也规定董事非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批准不得以本公司资产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因此，中福实业的5名董事通过形成董事会决议的形式代课程名：商法一：商法总论与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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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娟

表中福实业为大股东中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行为，同时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中福实业公司章程的授权限制而无效，所签订的保证合同也无效。违反该规定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给予了明确的回答。该解释第4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0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在旧《公司法》中，60条第三款对公司董事、经理以本公司财产为股东提供担保进行了禁止性规定，但关联交易在现代公司法中属于限制而非禁止之列，通常允许在得到股东大会同意时，关联交易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关联担保得到股东大会的同意，应当有效。当然，在股东大会表决时，被担保的股东应当回避，这属于关联交易表决的惯例，也可以避免公司股东“一股独大”操纵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上述“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中的中福实业公司章程就明确规定“关联股东无表决权”。

对于这一点，新《公司法》进行了突破和补充，对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新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而且新公司法还设立专节“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对关联交易做出了规定。

新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这样的规定，既对公司关联担保做出了必要性的限制，又给予了关联担保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利于公司资本的有效周转，更加有利于当代公司的健康发展。旧公司法的修改和新公司法的诞生对于社会的细胞——企业，尤其是公司起到了很大的调解促进作用。

新公司法系统总结了上个世纪后十年以来公司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成果，极大丰富了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体系。而新公司法关于公司担保能力的一系列规定，更是制定了公司从事担保行为的准则，对公司担保，特别是关联担保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样看来，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1月17日对 “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的裁判无疑是一座里程碑。当然，这一裁判所引发的后续争议也相当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为公司法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

首先，新公司法厘清了董事会与董事的界限区别

从立法本意来看，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仅在于防止董事、经理滥用个人权力，进行与公司可能存有抵触利益的不正当的担保交易，并非在于限制公司董事会的权能。是否应该这样理解，众多学者一直争论不休。

因此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3款是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修正，对该问题进行了澄清。其中明确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而把董事和董事会明确地区分开来。该条款的修正可以澄清学术界、司法界将董事会和董事混为一谈，认为“《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禁止性规定，既针对公司董事，也针对公司董事会”的错误观念。其次，新公司法明确了董事会的权限。

新公司法第16条明确了董事会的关联担保决议权，只是对关联方中的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限定由股东（大）会作出。该规定一方面确保和明确了董事会课程名：商法一：商法总论与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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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娟 的关联担保决议权，另一方面又对该权力进行了限制。既保证了公司运营的快捷、高效，又避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通过操纵董事会向其提供担保而损害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

然后，新公司法增加了关联人表决权回避制度的规定，新公司法第16条规定：“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该规定属关联人表决权回避制度。

前面已经提到，我国的公司多存在“一股独大”的特征，控股股东可以利用其控股地位造成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失效，通过合法的表决程序以公司资产对其进行担保，造成不可避免的多数决定的滥用，损害决议内容的公正性。

最后，新公司法未禁止公司对关联方特别是控股股东提供担保。

公司向本公司法人股东或者与本公司有关联的企业提供担保，实为公司生存的一种方式，法律没有禁止的必要。新公司法关于公司担保的规定实际上是在肯定公司的担保行为往往发生于有关联的企业之间这样一种不可否认的社会经济现实。

我认为，修订前的公司法在公司为股东担保问题（即关联担保）的表述上语意模糊，争议众多，但在修订之后，公司法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当然，经济发展诡谲多变，公司法还有很大发展和完善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曹士兵：《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的法律效力分析》，《中国民商审判》 2002年第一卷，法律出版社 2刘连煜：《公司法理论与判决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陈长文：《论公司保证》，关于公司以共同签发票据或票据背书形式达到提供担保目的的具体论述 4 朱谦：《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立法缺陷及其补救》，《法学》，2002年第7期 5 孔祥俊：《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 虞政平：《公司可以为其股东提供担保》，《人民法院报》 2003年

第三篇：关联担保风险排查报告

**支行企业关联及互保情况风险排查报告

南京管理部：

我支行自接到《**综合部关于组织开展企业关联及互保情况风险排查的通知》后，支行班子高度重视，立即召开全行动员会议，贯彻通知精神、布置排查任务，由王行长牵头，胡行长主抓，支行各部门紧密分工、配合，立即围绕通知要求，并结合支行自身的信贷专项检查，迅速制定排查方案，开展有针对性的风险排查，并实行部门一把手负责制，将排查坚决落到实处，杜绝走过场。现将检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排查主要内容

1、排查范围

本次风险排查，支行以全行所有对公授信客户为目标，剔除政府平台、全抵押客户、优质客户及营销性客户后共形成85户排查对象，占此次所有应排查客户名录的90%，其中再筛选出21户企业由风险管理部派专人进行现场检查，风险管理部专人实地检查客户占比为25%。

2、排查方式

本次排查采取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先由风险管理部对排查对象及其涉及企业逐户进行贷款卡查询，通过征信数据，掌握初步信息，对排查客户的关联关系类型进行初步分类，根据关联关系类别的不同有针对性的安排排查方案的定位和重点，制定检查底稿，要求客户经理围绕具体核查内容逐户进行双人现场检查，落实痕迹管理，并由经营部门一把手签字负总责，部分客户由风险管理部派 1

专人进行现场检查，约见公司高管，按照检查底稿所列问题并根据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对外担保情况进行有区别，有重点的询问与了解，尽量详实并如实记录。涉及担保人较多的企业、担保圈比较大或对外担保绝对额比较的企业，不仅从借款人处了解实际情况，也实地到担保单位约见财务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进行双向实地核实，尽量还原企业最真实最本色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担保情况。目前所有排查对象的现场检查工作已全部完成，并完成全部检查底稿，二、整体风险状况及主要问题

检查发现排查对象整体经营情况正常，虽然面临财务成本提高，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但订单相对饱满，经营风险相对可控。

排查对象中涉足民间借贷情况尚不明显，有小额公司融资现象，但总体现金流情况尚可，公司高管还贷意愿良好，主要问题集中在：

1、非关联互保情况突出

通过人行征信网及实地检查发现，同一集团项下关联公司在我行担保、企业间非关联互保尤其是企业在他行非关联互保的情况较为普遍，通过与企业高管面谈，了解到企业之间形成互保有一定客观原因。由于**作为为长三角重要的制造业基地，99%的企业均为中小民营经济，央企的背景的企业屈指可数，企业融资需求旺盛，但单个个体经济体量微小，抗风险能力差，抵押物或强担保属于稀缺资源是有限的，供应链融资受到条件限制又不易开展，因此企业之间互保是其向银行融资不可避免的重要手段，而一家企业往往又会同时与几家企业进行互保，随着企业的发展，融资量的增长，互保圈慢慢形成且互保金额不断扩大。在经济下行周期，企业因担保而受到牵连甚至面临倒闭的事件不断发生，已使有些企业主认识到或有负债的巨大风险，计划逐步压缩互保金额，或缩减担保圈范围，但受制于融资担保方式有限，进展缓慢。

2、民间借贷和小贷融资信息不对称

检查发现，由于民间借贷信息隐蔽，通过常规渠道获取信息完全依赖于企业主的诚信度，个人道德风险较难把控；另外，这几年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迅速，有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比照银行的操作模式引进了相关信贷系统软件，部分小额贷款公司甚至没有系统，即便如此，人行征信系统与小额贷款公司信贷系统也不联网，导致企业在小贷公司的融资情况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也只能向企业问询了解或通过其他方式侧面了解。对于近几年特别活跃的更加不规范的民间个人融资、典当行的融资等，银行人员更是缺乏行之有效的查询方式，反之，但银行融资及担保情况通过人行征信网的查询成为公开的信息，由此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往往在企业面临风险时使银行处于资产保全的被动地位，也使银行的常规信贷检查出现盲区。

3、实体企业多元化投资意愿较强风险隐患较大

检查发现，目前实体企业虽然订单情况正常，但由于国内外宏观经济大环境不理想，出口乏力，央行一直采取货币紧缩的政策，导致信贷规模非常稀缺和紧张，企业受到人工成本、融资成本不断上升的影响，实际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有些产品已经无利可图，这极大的挫伤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原愿，在资本逐利的背景下，企业往往会寻求非主营的投资机会，以获取高利润，如房地产投资、参股小额贷款公司、投资矿产资源等等，由此导致企业短贷长用和资金挪用情况的发生，并放大了企业的现金链风险。企业投资不当出现损失，或其中

某资金链环节出现断裂，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及其它民间个人融资均会立即采取措施要求收回资金，导致企业间发生连锁性倒闭事件，甚至企业主卷款跑路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了巨大的信贷资产风险。

三、整改情况

针对检查中发现问题，我支行已采取以下整改措施

1、针对部分互保金额过大、现有担保方式偏弱的企业，我行要求企业立即更换担保或者追加其它担保方式进行信用增级，否则全部收回并停止合作。目前已有三户企业因不能强化担保被我行收回全部风险敞口；一户企业被我行压缩风险敞口，并按要求追加了保证人，强化了担保方式；还有一户企业已承诺追加房产抵押，否则我行到期全部收回；另，对于担保方式偏弱的三户小型钢贸企业，若不能更换强担保或房产抵押，拟到期全部收回。

2、针对非主营对外投资过多的企业，我行主要分析判断其对外投资的风险度，目前我行已对一户对外投资较大的企业压缩了授信额度，并给予一定观察期，若风险仍不可控，我行拟全部退出。

3、针对互保客观存在的现实，我支行已进一步要求在贷前调查和审查环节要特别重视调查和披露互联圈内企业的风险状况，将或有负债作为重点风险因素进行考量，并尽量引导企业通过供应链融资等方式扩展融资渠道，避免互保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4、多渠道掌握民间借贷及小额公司融资信息。我支行下一步拟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加强与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的合作关系，通过日常的及时沟通，了解企业主民间借贷及小额融资的相关信息，减少我行信贷检查的盲区。同时，还要加强对客户经理的风险教育，将

企业主的道德风险作为重要评判依据，重视企业非财务因素对企业生死存亡的影响，并贯彻到日常检查工作中。

5、进一步提高全员风险意识，树立全行管风险的理念，将风险排查融入日常工作的各个环节，各岗位紧密配合，共同努力，及时跟踪、了解和汇报企业经营、融资、投资及财务变化情况，多渠道了解企业真实情况，保证我行获取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使我行在企业出现风险隐患时能及时采取有效风控或保全措施。同时加强常规检查和双线检查力度，将日常检查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杜绝走过场。

通过本次风险排查工作，我支行对本行公司信贷客户风险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针对性的采取了退出、压缩、信用增级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信用风险。我支行将以本次风险排查为契机，加强风险调查、审查工作，强化授信准入，提高信用标准，切实促进客户质量和资产质量的提高。

****支行

第四篇：股东会决议(提供担保的关联企业格式)

四川xxxx有限公司

川xxx（2009）93号签发人：xxx

关于向资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申请担保的股东会决议

根据公司2009年9月15日第51次股东会研究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一致同意请资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申请借款的xxxx公司在xxxxxx行xx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二、会议一致同意以本公司未在任何金融机构抵（质）押，也未作其他任何抵押或担保行为的自有产成品（经四川xxxx事务所评报字（2009）第xxx号）评估价值1766万元内的666万元资产作为资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申请借款担保的xxxx公司此笔贷款的反担保。并承诺在此笔借款未清偿前，不以此反担保资产作任何形式的其他抵（质）押，任何可能影响该资产变化或权属变更的行为均需得到贵公司的书面同意。如到期不能还本付息，贵公司可申 1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反担保物及本公司其他资产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本公司及股东私人财产足额清偿，我公司和公司股东均自动放弃抗辩权，并签署反担保承诺书。

三、借款期限壹年，到期一次性还款。

特此决议！股东签名并盖手印：

四川xxxx有限公司二○○九年x月xx日 2

第五篇：保证担保论文

关于保证担保的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浅议

摘要；《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保证作为担保方式之一，是一种普遍、重要的合理担保方式。按照《担保法》第六条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同时《担保法》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本文从保证人的主体资格、保证合同形式、保证方式及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五个方面对《担保法》实施以来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看法和认识。关键词保证担保 理论与实践

提纲：

首先，按照《担保法》第六条的规定，介绍保证担保的概念。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结合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谈谈自己对保证担保的意见和建议。主要从保证人的主体资格、保证合同形式、保证方式及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五个方面论述自己对保证担保的观点。

一、保证人的主体资格

首先确定保证人的主体：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然后，不能作为担保人的三种情形。

二、保证合同形式

按照担保法的规定，保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方式。对“书面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

三、保证方式及保证责任

首先分析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区别和联系。并结合审判实践，分析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的提出。

四、保证期间

作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界限，分析金融机构部分工作人员对保证期间的概念的误解原因及应付的对策。并分析定期保证费期间和不定期保证责任期的差别。

五、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的诉讼时效为2年。对一般保证，应当在约定的保证期间或法定的6个月保证期间提出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

关于保证担保的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浅议

保证是一种最常见的担保形式。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单独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在主合同保证人位置签字或盖章，即形成保证条款，也是保证合同，但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保证合同即成立。笔者结合在审判中有关保证担保的案件，就有关理论和实践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保证人的主体资格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法人，其他组织或公民可以作为保证人。担保法第七条规定：“具有代位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为保证人”。这是订立保证合同的 目的所要求的，说明作为保证人应当具有一定的清偿能力。但是应当说明的是，保证人的清偿能力是保证人资格的主要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换句话说，保证人是否具有清偿债务的能力并不影响保证合同的有效性，人民法院在审理保证合同案件时，不会因查明保证人的订立合同时不具备清偿能力而判定保证合同无效，因为清偿能力属于一种不确定量，在签定保证合同时可能尚不具备清偿能力，但在债务期限届满，该承担保证责任时也可能具有了清偿能力，况且所保证的主债务，并非是一个不变量，随着主债务人的部分履行会相应减少。因此，很难说保证人在订立保证合同之初是否具有相应的清偿能力。当然保证人明显一无所有，是不能让他作为保证人的。另外，担保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担保法第九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作为保证人”。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

2、保证合同形式

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保证合同常见的有3种：（1）保证人与债权人签定书面合同；（2）保证人在主合同的保证人栏里签名或盖章，也就是担保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也可以是主合同中的 担保条款”。这种情况在金融部门比较常见，因为简便易行。保证人既然在保证人栏里签名盖章，说明债权人在同意了主合同条款的同时，这种保证形式可能没有注明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间，但并不妨碍保证合同的成立；

（3）保证人给债权人单独出具保证书，担保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本法所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定金合同可以是单独定理的书面合同，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具有担保性质的信函、传真等，也可以是主合同中的担保条款”。也就是说可以是书面合同，也可以是当事人之间的具有担保性质的信函、传真等，这里的信函、传真也是书面的保证书。这种情况实质上是保证人向债券人发出的要约，明确表示愿意为债务人做保，只要债权人做出承诺，保证合同即成立。

3、保证方式及保证责任

担保法将保证方式分为两种，即一般责任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对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对于一般保证来讲，担保法还规定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务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即理论上所称的先诉抗辩权，也就是指债权人先就债务人的财产已经强制执行而得不到满足时，才可以求保

证人履行，否则，保证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显然，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但无疑对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更为有利。所以，在签定保证合同时，应同保证人约定为连带责任保证，让保证人在借款、借据或书面保证合同中注明“连带责任保证”字样，以便将来及时实现自己的债权。在实践中，由于大量保证合同条款内容笼统，保证书过于简单，加之出具保证的当事人法制观念不强，难以做到文字严谨，以致保证责任约定不明，这种情况在金融部门的实际操作中很普遍，好在担保法作出了对债权人有利的解释，也就是说，当保证责任约定不明时，应当将这种模糊的保证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以更有利于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对于一般保证来讲，以为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曾有人认为，债权人应先起诉债务人，并且通过强制执行债务人而不能履行后，才能起诉一般保证人。这种认识是对一般保证的曲解，一般保证人是有先诉抗辩权，但在审理程序上，将保证人列为被告并判定责任与先诉抗辩权并不矛盾，这样处理并不对抗先诉抗辩权，到强制执行债务人不足以清偿时，保证人方承担责任，在此之前一直是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起主导作用。如果仅仅先起诉债务人，经过一审、二审甚至再审，在经过执行后方起诉保证人再次诉讼势必劳民伤财，增加诉累。

所以，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对于一般保证来讲，债权人起诉债务人及保证人，法院将债务人及保证人一并列为被告进行处理。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而不起诉债务人的，法院应将依法追加主债务人为被告，债权人仅起诉债务人而不起诉保证人的视为放弃对保证人追偿责任。对于连带责任来讲，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法院不追加债务人为被告，债权人可以向任何人主张权利。在判决书表达上除明确债务履行时间、数额外，还要列明保证人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或连带保证责任。

4、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经常被忽视的问题。因为保证期间而使债权人丧失对保证人追偿权利，从而难以实现自己债权的案件非常多。保证期间，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界限，在设有保证的经济合同中，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债权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债权，除了及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外，还应当在保证期间内以一定的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如果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以适当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的担保责任将予以免除。因为，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如果债权人不及时行使权利，一旦债务人的财产发生变化并丧失履行能力，债权人再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保证人在履行了保证责任后，则无法实现自己对债权人的求偿权。

可见，保证期间不仅关系到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也关系到保证人责任的承担。保证期间，通常是指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的一段时间，而不能等于或早于主债务履行期，否则，当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时，保证期间已经过去，保证人不再承担责任，这种保证显然是形同虚设。人民法院在审理信贷案件时就有这种情况，保证期间与贷款时间相同，这不是笔下之误，就是银行工作人员根本不懂保证期间，一旦引起纠纷形成诉讼，保证人根本不承担保证责任，受损失的仍然是银行、信用社。还有的借款合同，保证期限很短。

例如：一份借款担保合同，借款期限是2002年5月20日起至2002年8月20日止，而合同中约定保证期间是2002年5月20日起到2002年8月30日止。从5月20日到8月20日是借款合同主债务履行期间，不存在保证人承担保证的问题，而从8月21日到8月30日才是保证期间，实际上保证期间只有10天。这么短的保证期间对债权人债权的保护显然是不利的。现在普法教育效果日渐显著，群众法制观念有很大提高，金融系统工作人员如果不积极学习，将被别人蒙骗，从而使自己的权利无法得到保护，国家财产将受到损失。

保证期间分为定期保证责任期间和不定期保证责任期间，定期保证责任期间是指保证人与债权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权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一段时间内承担保证责任。不定期保证责任期间是指债权人和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未约定什么期限，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预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这里实际上是法律为不定期保证确定了一个期限，使其成了定期的保证，之所以这样规定，也是为了促使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也是为了避免保证人的责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在实践中，多数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就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来看，凡是牵涉保证的，大都是在借款合同借据上签上保证人的名字完事，根本没有其它事项。法院在审理这些案件时，突出的问题是，当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时，如何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担保法实施后当然有法可依，就是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但在保证法实施前成立的保证合同，该怎样处理呢？这也是有争议的问题。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吴合振副院长在《河南审判》（现在改为《检察与审判》）杂志上两次谈到了保证期间使用法律的文章。在担保法出台前，人民法院审理这样的案件，当时没有法律依据，最权威的依据是，1994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十一条规定：“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这个“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是多少呢？含糊不清。按理说应当是二年诉讼时效。

因为一旦债权人超过诉讼时效，被保证人（主债务人），就不再承担责任，既然是“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的”，那么就是说在诉讼时效期限内保证人一直承担保证责任。另外该《规定》第二十九条“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的，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也中断”这说明只要主债务人承担责任，即使债权人从未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保证人仍要承担责任。实施后的担保法显然与此规定不一致，虽然不涉及既往，但当时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后来实施的法律，这也是实践中允许的。

所以，对于1995年10月1日前成立的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合同，在10月1日前债务履行期已经届满的，应参照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债权人从担保法实施之日起即1995年10月1日起六个月内向债务人提起诉讼，申请仲裁或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否则，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免除，对于1995年10月1日前成立的保证合同，主债务履行期届满跨越担保法实施之日即1995年10月1日，债权人应当从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申请仲裁或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否则，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这里所说的提起诉讼、申请仲裁是指一般责任保证，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指连带责任保证。所以，因保证方式不同，债权人行使权利的方式也不同。对于一般保证来讲，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起6个月，若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那么，债权人在此期间内没有起诉或者申请仲裁，而是书面或口头要求债务人和保证人承担责任，到后来诉讼时，保证人是否承担责任呢？这个问题同样也是有争议的，如果依照担保法的规定，保证人免除责任，因为规定的是诉讼或仲裁，而不包括书面或口头的主张权利。

但是根据公平原则，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当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书面或口头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同意承担责任或者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盖章的，在保证期间届满后诉讼实效期限内债权人起诉的，保证人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同意承担责任，说明保证人怠于行使先诉抗辩权或称之为放弃先诉抗辩权。（2）当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向保证人用书面或口头主张权利时遭到保证人拒绝且债权人没有起诉或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3）如果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无动于衷，即未起诉或申请仲裁，也未书面或口头主张权利，过了保证期后，即使保证人同意承担责任或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盖章，保证人也应免除责任，因为这种同意不是在保证期间内，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债权人一定要把握这种方式。

而对于连带责任保证来讲，只要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用口头或书面形式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保证人就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否则，保证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例如，A公司由B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向银行借款，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借款期限至98年1月1日到期。银行于98年10月4日及98年11月2日两次向保证人B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B公司也在催款通知书上签了字，99年初，银行起诉到法院，要求A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由B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审理中，有人认为，B公司既然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说明B公司认可继续为A公司作保，意思表示完全处于自愿，所以B公司的保证期间应从其接受催款通知书之日起从新按诉讼时效中断计算。

笔者认为，B公司应免除保证保证责任。因为根据担保法规定，没有约定规定期间的保证合同，保证期间是从主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显然，B公司的保证期间从98年1月1日到98年7月1日，银行与98年10月及11月两次向B公司主张权利时，已经超过法定的六个月期限，B公司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行为，仅仅证明了B公司收到了催款通知书，签字时间均不在有效保护期间内，也就是说该行为未发生在保证期间内，不能引起B公司的保证期间中断，所以B公司应免除保证责任。又例如：甲在银行借款10000元，到94年12月31日到期，乙在借款借据的保证人栏内签字盖章，银行于96年8月起诉到法院，乙是否承担保证责任。此案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况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是在担保法实施前，在担保法实施后起诉到法院。

关于保证方式因为没有约定，当时有没有法律规定，参照担保法，乙应为连带责任保证人，94年12月31日到96年8月起诉，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主债务人甲当然要承担还款责任，对于乙来说，根据刚才关于保证期间的讲述，此案保证期间应从担保法实施之日即95年10月1日起计算六个月时间，显然96年8月起诉，已经超过保证期间，故乙不承担保证责任。

5、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民法上的感念，是指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保护其合法权益而提出诉讼的法定有效期间。因诉讼时效的问题，债权人难以胜诉的案件也不在少数。在实践中发现，金融系统在管理上漏洞很大，有大批60年、70年的贷款至今收不回来，人民法院在帮助银行、信用社依法收贷时，发现很多款项都是常年没有向借款人要过，如果起诉，银行也是败诉。如果不起诉，国家的资产而白白的流失。就如我们这里的泌阳县建行倒闭也有其这方面的原因。

还有些贷款借据上写着“张三”名字，而张三从未到银行贷过款，用“李四”的房权证抵押，而李四从未为其人抵押担保，是由于房权证丢失、被盗或被骗等原因所致等等现象十分令人痛心，资金流失的原因除了少部分人故意钻法律的空子外，主要还是金融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及管理上的失控所造成的。所以对于债权人来说，在一般保证中，在约定的保证期间或法定的6个月保证期间内，一定要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在连带责任保证中，一定要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不要以为只要没有超过2年诉讼时效，就高枕无忧。否则，最终，你只能向债务人求偿。如果在保证期间内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那么保证期间就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既然使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那么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间就是适用2年诉讼时效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起诉或仲裁了，从起诉或仲裁之日起二年内任何时间，债权人均有权起诉，保证人就必须承担责任。这就极大的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至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法没有规定其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如果在此期间内主张了权利，保证人的连带责任就不能免除，除非债权人超过诉讼时效从而使主债务人不承担责任而免除责任。

参考文献：

1.赵许明、杜文聪《担保法通论》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8月第一版

2.郑立、王作堂《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3.《检察与审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行2003年第5期

4.汪龙一《担保的理论与实践》

5.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系 李学《合同法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