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计划生育是谁提出来的
计划生育是谁提出来的
在新中国，马寅初先生最早提出“计划生育”主张的，但是，他遭到了毛泽东的无理批判，被打成“右派”，受尽了苦头。197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15日，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马寅初先生于1957年提出了“新人口论”，主要内容是：我国应控制人口增长，节制生育，实行计划生育，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普遍避孕。马寅初先生因这一理论被戴上“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遭到无理批判。历史作出了惩罚。我国人口随之严重失控，“批错一人，陡增几亿”。为马寅初先生平反，表明我国开始纠正在人口政策上的严重失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基本国策开始形成。
对于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不对？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有不置可否者。直至2009年，时值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在人民日报一篇名为《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的文章，提醒决策者这一国策已到转型之际。从公开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过程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强调，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中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并且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务院的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但是公开信不能变成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时的大背景是什么？政策当然是针对问题来的。新中国成立，最早一部分人提出中国要节制生育，后来出现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社会学派的节制主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也提出要节制人口。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劳动力过剩，解决不了就业、穿衣吃饭、发展等问题，因此要控制人口增长。50到70年代，吃饭要粮票，买东西要工业券，短缺经济，过剩人口。就业也是，不能满足充分就业。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是反着历史发展运动。现代化要工业发达，所以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控制人口增长。因此我觉得当年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三中全会以前，相反的东西甭想发表，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时候我才把给马寅初翻案的文章拿去发表。对过去的错误进行清算，影响比较大。从这里引入，到1980年，中央座谈会才提出来，提倡生育一个孩子。从1980 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到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公开信就变成了基本国策，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不是公开信变成基本国策，是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叫了基本国策。其实内容还是原来的。你可以讲执行力度大了，但政策还是这个政策。从政策上讲，始终都是反对强迫命令的。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时有发生的，凡是提出什么东西都是有针对性的。公开信本身过去就没有的。有什么事情你见过中共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的公开信的么？这已经就是表明中央对这个事情是重视的。1980年3月到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前两次讨论今后二十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政策，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应对等。到第四次会议时，带有总结性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撰写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的任务。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20多人出席，讨论报告稿并进一步修改。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异口同声的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紧张…………”在座谈会召开前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李先念，先后提出要求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并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实行鼓励，如优先安排工作等。对于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不对？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有不置可否者。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我向来不认为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提倡生一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情况在那儿摆着呢。经济要发展，人口下来一点才能比较平衡，因此我认为当时这样做是应该的。
我赞成不赞成？还是赞成了，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比较快的办法。我们要是有其他办法，就不一定选择这个。但是有其他的办法么？经济上调控可以关停并转，人口（调控）总不能让一部分人先死了。控制人口只能在出生率上做文章，其他的没法做文章。控制生育率，提倡生育一个，是一个办法，但是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中国讲有所得必有所失，这是普遍真理。
这种决策的负面影响是什么，会不会引起智商下降、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比失衡？会不会出现四二一家庭结构？这肯定是会的，而且不容忽视。如果单纯为了控制人口，越少越好，那这些问题就会严重。
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提倡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如果时间很短，搞三年五载，可以，但效果会被慢慢抹平；搞长了，五十年、八十年，甚至有人提出来中国搞一个“无婴年”，那是不行的。最后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是一定时间。就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二十五年左右，不超过三十年的时间。把这一代人控制住以后，下一代再做父母人口数量就下来了，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了。
政策转型时间超出当初预定，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劳动力不足等这些当初预料到的问题，现在已经显现的很突出了，如果按照当初预定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十年，问题不会太严重。到了一代人之后，政策应该改变，认知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及时转变，不按照当时的既定方针去办，这个问题就不好了。在2009年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的文章，其中在第三部分“当前的选择”中就提到，当时我们已经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至人口零增长，同时注重人口素质提高和结构调整。为此，应制定包括人口自身变动、人口与发展在内的全面发展的人口政策，逐步实现由人口数量控制为主向数量控制与质量提高、结构调整并重转变，最终过渡到以质量提高和结构调整为主的人口政策。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是又过了五年。在那里面提出三条，第一叫双独生二，基本做到，第二叫一独生二，第三叫限三生二。现在提出了快六年了，还要不要限三呢？限三都不一定了，应该普遍可以生育两个。这个时间点当时是写在报告里了。《附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今后二三十年，主要是20世纪内的事情，进入21世纪以后生育率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避免人口年龄结构过度老龄化，超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能力。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但实际上影响的是两代人。被控制住的这一代人他们的养老问题，以及下一代是否还愿意多生都是有影响的。其次控制一代人生育率，可以有效控制人口的代际增长，同时带来的一些问题又不至于过于严重。比如老龄化，搞一代人，下一代就可以生两个了，甚至还要多一点，老龄化到下边收了一点，到后边又逐渐放开，这样金字塔不会倒立过来。还有劳动力，这一代可能少一点，中国不是劳动力过剩么，少一点有利于就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容量可以大一点，劳动力也不至于下降的很多，甚至可能回升，带来的副作用不至于很严重。
两害取其轻，两利取其重。老龄化，当初就认为这个问题肯定要出现并且做了预测，现在可以说基本在原来的预料当中。不过我认为当时对老龄化问题的阐发还不够深入。继续生育政策不变，问题就会很严重。劳动力供给成了问题，社会负担成了问题，整个社会节奏、活力出了问题，对经济发展不利，这应该避免。
我不赞成人口生育率下降是政策的结果。
人口增长变慢，社会发展很快，是不是良性趋势，孩子的成本—效益决定，经济越发展，培养一个孩子需要的成本越高。以前农村曾流传：“一只羊得赶，一群羊也是放；添人不添菜，只是加双筷。”贫困出人口，这是规律。但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现在在北京市有个孩子，你不让他上学，能么？将来怎么办？要考大学、研究生、出国留学，只有这样将来才能够有出息，有高收入，活的有尊严有质量，（培养）一个孩子成本太高了。但是孩子带给你的效益怎么样？现在的城市里面，有多少人靠子女养老？效益越来越低。人们生孩子谁也没计算过这孩子成本—效益怎样，但并不等于就不管。老做赔本的买卖干什么，所以自动就不干了。现在还要发展自我。女孩子不能成为生孩子的工具，自然放弃了过去那种多生多育的观念，这是很重要的。政策实施三十年，怎么评价？怎么看在此过程当中出现的失独家庭、强制堕胎等问题？补救措施是否做到位了？这当中情况很复杂，分清两类问题，一是认识上的问题。政策当初定下来，对于今后怎么贯彻、执行，带来的这些问题，大家是否都认识到了？总体上看大家还是有认识，比如老龄化，生育一个孩子父母的问题。当初实行独生子女父母双全保险。先对独生子女保险，在其14岁以后转成父母养老保险。政府相关部门还有一个，“独生子女父母关怀”一类，政策上给予一定政策服务和奖励，但是到位不到位，不好一下子讲。主管这些问题（的人），又不是一个人从头到尾管下来，中间经过好多的变动，三十年呢，变动很大，认识、做法都一样？也很难讲。总的来讲，这些方面的力度应该加强，主要的问题是到了一代人的时候，真的要履行初衷，要进行认真的调整，这个没做到，是个问题。
如果说当初解决人口过剩、经济短缺，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实际当中也是有效的。（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具体的执行当中，不是我的问题。政策是中央制定的，我们只不过是做一点工作做一点研究。三十年基本按照中央政策走的，至于政策当中哪部分走的好不好，这不是一下子就能概括出来的。那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多谈，太多了。
这是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而定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平心而论，这不是如同有的文章或网帖所说的那样，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定。现在什么问题当初没提到？都提到了。怎么解决？就是控制一代人，既考虑到控制人口的目标，也考虑到了可能造成的问题。我不赞同对当时决策指手画脚，不能用现在的东西来否定当初的东西。对待事物有一个基本观点，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过去有过去的状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的东西能不能站得住脚，有没有影响，是正确还是不正确，都要经过实践检验。理论有个来龙去脉有逻辑性，你自己能够自圆其说的有根据的，实事求是的，那就不管别人怎么评价。用但丁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第二篇：党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怎样提出来的？
党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怎样提出来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科学技术作用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他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988年9月，他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四大肯定并发挥了这一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振兴科技。”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提出为新时期解放思想、加速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第三篇：科学发展观是怎么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是怎么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集中全党智慧，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和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时代背景、历史根据和现实依据，对于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是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是怎么提出来的，它的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在哪里？早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初，胡锦涛曾多次对此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这几处概括，尽管文字不一，但都十分清晰地点明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六大完成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党和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任务，就是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把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建设成为“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但要完成这一任务，并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我们只要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具体内涵，特别是其所深刻分析的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些问题和困难，既包括生产力比较落后，经济体制等方面不够完善，也包括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口 1
资源环境等方面面临的压力。显而易见，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哪一个解决起来都有相当难度，但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又不能不逐一解决。新的形势和任务，客观上要求我们“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要求我们党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有新的突破和创新。
胡锦涛指出：“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开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上述突出问题和困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既是全党全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部工作的中心，也是科学发展观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以及它所要展开的全部内容。具体来说：
一是针对我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以及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关键是要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但同时，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又赋予发展以新的内涵，强调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二是针对我国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以及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科技、文化创新体系等目标，中央明确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必须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三是针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以及要逐步扭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等目标，中央明确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必须加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胡锦涛指出：“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 2
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强调“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此，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作出全面部署。
四是针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以及要实现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目标，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要求各地区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重视资源环境指标，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五是针对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以及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目标，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深化改革、靠体制创新，以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来赢得各项事业的新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作出了全面规划和工作部署，强调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六是针对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以及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目标，中央明确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特别是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来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虽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基本国情的表现形式却有了很大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对基本国情认识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并据此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中有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关节点：
第一个关节点，是2004年5月胡锦涛在江苏考察时的讲话。这是首次对我国人均突破一千美元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阐述。当时用的是“关键时期”和“关键的发展阶段”的概念，一共分析了八点。我们只要拿这八点与十六大报告有关论述作比较，不难发现，我们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不仅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主要表现大体都涉及了，而且据此作出我国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的重要判断。特别是其中对“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这方面内容的强调，更是深刻地抓住了这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些重要的新变化、新特点。
第二个关节点，是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这次讲话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一些“新趋势新特点”的概念，也是分析了八点。比较起来，大的框架仍沿用江苏讲话的概括，但进一步新增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这与江苏讲话所强调的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增长方式粗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无疑更为全面和辩证。二是新增了劳动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就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的内容。这表明我们党对进入关键时期所呈现的社会管理的新变化，有了更深入和清醒的认识，并主动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来加以应对。
第三个关节点，是2005年10月胡锦涛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其中的新进展有这样三点：一是，第一次明确提出“阶段性特征”的概念，而且明确把深入研究和把握这些阶段性特征，作为我们“抓住机遇、应对挑 4
战，推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重要前提”。二是，每一个特征，都是从既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与现阶段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个特征实际上也就是十对矛盾。这种全面辩证的分析方法，无疑更贴近现阶段基本国情的实际，也与十七大报告的分析表述更接近。三是，新增“三农”和自主创新方面的内容。这次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增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前者，是缘于这一时期“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后者，也是“建立在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全面判断我国战略需求的基础之上的”。总之，经过这次阐述，“阶段性特征”已经基本成形，此后作为一个基本概念被正式使用。
第四个关节点，是十七大报告的阐述，共分八个方面。在上述三次认识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十七大对阶段性特征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清晰，整体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明确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既充分肯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同时又十分明确地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并在深刻分析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三、科学发展观，是总结我国发展实践提出来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新的举措，也取得了许多方面新的突破。所有这些，迫切需要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认真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着力回答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以更好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发展。
概括起来，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过程中，有三次大的总结值得关注：
第一次，是对非典的总结。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总结我国非典疫情的发生和我们防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5
无疑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直接促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总结，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非典的总结，我们党重新审视以往的发展理念，认识到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增长”与“发展”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发展，除经济发展外，还应该包含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就是以发展的内涵为突破口，开始探索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进程的。二是通过总结，对促进经济社会、城乡协调发展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非典集中暴露了我们过去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汲取这方面的教训，加强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这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以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为出发点的。三是通过总结，首次明确提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较之此前胡锦涛考察广东时提出的“全面的发展观”，这里不仅拓展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而且进一步赋予了丰富的内涵。这无疑是我们通过非典总结，所获得的最宝贵的一份收获。四是通过总结，进一步概括归纳了“五个统筹”的重要思想。
第二次，是对宏观调控实践的总结。这在2004年、2005年、200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连续进行了三次。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总结，加深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这次从2003年5月开始的宏观调控，不仅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几乎同步，而且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因而，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目的和指导思想是要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及时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促进国民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因此，胡锦涛不仅把加强宏观调控与促进科学发展直接联系起来，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过程，实质是加深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二是通过总结，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本领。在200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分别从又快又好发展是根本要求，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是重要原则，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是主要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是重要着力点，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是重 6
要保障，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出发点和落脚点等六个方面，进一步概括了从宏观调控实践中得到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和启示。这六个方面的结合，也正是这次宏观调控既有效抑制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又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好势头的重要原因。三是通过总结，加深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的认识。将此前的“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看似简单的一字顺序之易，却深刻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以及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三次，是对“十个结合”基本经验的总结。分别是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以及2007年12月在新进中委、候补中委研讨班和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的讲话。这三次总结，虽然都是十条，每一条的核心观点也无异，但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展开。在对非典和宏观调控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对“十个结合”的三次总结，则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在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回答。
四、科学发展观，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提出来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凝结着我们几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血，也反映了多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总结了我国发展实践，还借鉴了国外发展经验，反映了当代世界最新的发展理念。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时代的变化，始终把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作为一个重大课题予以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在实践中，这一代领导人，对国外发 7
展经验的借鉴，尽显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宽广眼界和胸襟。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等许多方面，都强调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借鉴和吸收国外有益经验和做法。其中，对科学发展观来说，对国外发展经验的借鉴，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在我国人均突破一千美元，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之后，如何通过对国外相关发展经验的借鉴，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2004年5月，胡锦涛在江苏考察时指出：“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跨上了一个重要台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就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类似的意思，胡锦涛在这一时期反复说过多次。为什么在实现“三步走”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之后，胡锦涛反倒充满忧患意识地一再强调这个问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个既有着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充满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关键时期，因为选择和应对的不同，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两种前途、两种结果。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进入这一阶段后，别的国家在发展中曾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开始出现。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诸如发展不平衡、部分群众生活困难、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极腐败现象滋长等等一些深层次矛盾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尤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开始逐渐增多起来。“一段时间以来，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在这方面，一些拉美国家在经历迅速发展的阶段后出现经济停滞不前，并进而影响政局和社会稳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世纪之初刚刚爆发的阿根廷危机，更是给予我们不少深刻启示。如何借鉴有关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无疑是这一阶段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如何通过借鉴国外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人类受到大自然报复后对传统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自工业化、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高昂代价。实现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识，越来越成为各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也越来越成为我国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但同时，也付出了消耗资源和增加污染的较大代价，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突出，如不尽快改变，不仅现在难以承受，而且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最终也将难以实现。
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十六大以后，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无论是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一是，明确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作为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生态文明的提出，连同此前提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二是，明确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实际上是把可持续发展上升至对全局有指导意义的地位。胡锦涛在2004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开宗明义地提出“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对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并首次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就为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正确方向。
三是进一步找到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和根本途径。在2005年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胡锦涛同样开宗明义地指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根本途径。”强调“我们要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
五、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方面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004年9月，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两次讲话中，胡锦涛分别谈了科学发展观与前代理论创新成果的关系。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稍后，他又说：“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长期艰苦探索的结果，也是我们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两处论述，意思相近，说的都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那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继承了什么？
从大的方面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人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征程中，对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深入探索，创造性地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深刻阐明了我国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都为科学发展 10
观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我们党长期探索基础上的一个继续和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成果。
具体来说，分两方面的情况。
一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成果的直接继承。比如，关于全面发展的思想，协调发展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统筹兼顾的思想等等，被直接吸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元素。其中，统筹兼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方针和工作方法，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思想里就十分丰富。毛泽东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又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强调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要解决众多的困难问题，“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方面的思想成果，作为“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不仅在十六大以后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时被大量运用，而且被吸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二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方法论的继承。这就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各种复杂的条件下，分析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时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的《矛盾论》、《论十大关系》等，无疑都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邓小平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对江泽民来说，随着实践发展，矛盾的进一步复杂，更是一再强调思想方法的重要，明确指出：“干部的思维方式正确与否，是涉及改革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大问题。”强调“在思想方法上，我们要尽可能力求全面，防止片面。”其集中论述的十二大关系，可以说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辩证法。在科学发展观中，无论是对“阶段性特征”的分析，还是“十个结合”基本经验的总结，都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矛盾的分析方法和对立统一辩证思想的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在哪些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呢？
科学发展观，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和要求，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具体来说：
一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方面已经提出的重要探索，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形势任务的发展，进一步加以丰富发展。比如，不仅坚持发展经济，同时还把它与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不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把始终关心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且进一步提出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不仅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把好字摆在优先位置；不仅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而且进一步把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等等。
二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方面的探索还没有涉及的内容，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形势任务的发展，开创性地提了出来。比如，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针对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建设和管理滞后的问题，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主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三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方面提出的重要探索，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形势任务的发展，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上世纪50年代前期就开始提出并大量使用的一个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 1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在不同时期曾多次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要求，并不断丰富其内涵。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虽然仍继续沿用原来的概念，但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特别是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赋予这一概念以全新的时代内涵。胡锦涛对此有一个很精辟的分析，分别从思路、背景、目标、方式等四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具有的指导方针更明确、发展起点更高、工作布局更全、扶持力度更大等特点。这就把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长期探索的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特别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勾勒得十分清晰，十分有说服力。（来源：《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
第四篇：计划生育计划了谁
计划生育“计划”了谁？
冯妮娜
【专题名称】人口学与计划生育
【专 题 号】C
5【复印期号】2006年02期
【原文出处】《民族论坛（人文新刊）》(长沙)2005年11期第4～9页
不久前，我国政府在甘肃、青海、黑龙江等15个经济较为落后省份的农村进行了一项与生育相关的实验，目的是解决男女比例失调问题。该项实验立即引起了多家海外媒体的关注，他们想知道，这是否昭示着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即将出现新的动向，中国是否会对实施已久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在中国，对论计划生育问题一直是个禁忌，不论西方国家如何以“人权”为借口对我国进行攻击，一直以来，“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都被忠实地执行着。如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之所以重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原因在于它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国家对人口数量长达20多年的政策干预，已使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开始浮现„„
计划生育的硬伤
上世纪5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主张“两个孩子有奖，三个有税”，然而随着人口爆炸时代的到来，“生两个孩子”最终成为了一种奢侈。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而又符合政策规定的，可以生两个孩子，对少数民族更可以适当放宽一些”。自那时起，中国城市开始对育龄夫妇生二胎进行严格控制，农村则对生第三胎严格控制„„20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取得了“少生三亿人”的伟大成果，却也无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男女性别比例失调，老龄化社会的抚养压力过重，国民经济发展后劲堪忧„„并且这些问题将覆盖城乡所有人群。
未富先老，制约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从清康熙时期的2000万上升到现在的13亿，大约300年间，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一直保持在6.0左右。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生育率就开始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了。这意味着现在的人口增加只是低惯性增长，随之而来的将是人口急剧减少。低惯性增长，尤其是以现在1.3的生育率来衡量，其所导致的人口减少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一直维持1.3的生育率不变，中国人口将在两三百年里从13亿下降到几千万！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国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赖于人口安全，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人口安全意味着要“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要维持人口稳定，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也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考虑到单身人口的存在和显著上升的不孕人口比例，每位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妇女应该生育3个孩子。
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了，减少几亿人口不是更好吗？”然而，通过人为控制生育率来减少人口与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人口减少，这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天灾人祸造成的人口减少，通常是老、中、青、幼的人口同时按比例减少，对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影响不大。而计划生育只能减少小孩的数量，不可能把老、中、青的人口同时按比例减少。尤其是实行
“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几代人之后，人口结构就会变成4:2:1，老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会越来越高，小孩越来越少。而且，与其他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也就是说中国面对高收入国家的老龄危机，只能用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资源来解决，这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上世纪末，国内许多专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同一课题的研究，即中国的土地上到底能承载多少人口。基本结论是：最大人口容量为15亿～16亿左右，超过18亿，就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其中一个主要理由是因为存在着资源约束。
但是在考虑长期性问题时，资源约束论往往是不可靠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资源约束。实际上，日本和韩国就是在拥有非常微薄的资源的情况下，养活了比中国密度高得多的人口。退一步说，人口太多和就业不足确实都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与“未富先老”可能带来的麻烦相比，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性别失衡，中国男性过剩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为119.92:100，这一数字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了8.5个百分点，大大偏离了103至107的正常范围。其实自从1980年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就开始攀升，20年间就从1981年的108上升至2000年的117，即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地出生了117名男婴。现在的性别比是120左右，其中海南、广东等省更高达130以上，这是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比例。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研究员李伟雄对此深表忧虑，说：“到2020年我国全面实现小康之日，全国将有3000万至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妻可娶。”
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很多人迁怒于“重男轻女”，认为性别比失衡是重男轻女观念造成的。事实上，虽然中国家庭传统上有看重男婴的风俗，少部分夫妇在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规定下也往往会堕女胎而留男婴。但是，在还没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前，中国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并不严重。性别比的攀升是从1980年以后才开始的，重男轻女的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无意中结合，才造成了性别比失衡。
专家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而得不到解决，将会引起“婚姻挤压”问题，即进入婚嫁期时，一部分男青年找不到配偶，这些过剩的男性将可能对中国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形成冲击。与此同时，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包括人口拐卖、买卖婚姻、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这将阻碍社会的和谐、持续和健康发展。目前，这一问题显然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在新闻发布会上曾公开保证，中国政府正在对性别鉴定等新技术进行积极的整治和管理。
白发社会，老有所养谁来养
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将国家新出生的人口和老龄人口比例都控制得很低，使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降低，劳动力供给充足，这就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机会。这在人口学上被称为“人口红利”。现任国家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撰文称，中国的人口红利时段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海外有观察者甚至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归功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而历史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几乎无一不是利用了这一“红利”。
然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1.3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并且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到本世纪中
叶，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的1/4左右。这种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另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将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城市，目前国家所承担的几千万老年人的养老金，尚有七八亿劳动人口为后盾（通过纳税）。二三十年后，政府将承担四亿多城市老年人的养老金，而此时年轻人口又急遽减少，养老金缺口将会超乎寻常的大，城市养老金制度将面临全面崩溃。而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养儿防老，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如果儿女辈减少一半以上，农村社会也将陷入更深的困境。
但是，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很多问题并不是中国的政策造成的，比如老龄化问题同样也是目前许多西方国家遇到的严重问题之一。
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经历类似的人口红利时期，尽管当时已经未雨绸缪地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但是当八九十年代进入老龄社会后，面对巨大的抚养压力，这些体系仍显得捉襟见肘。据外电报道，现在日本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经降到战后最低的1.34，远低于维持人口平衡所需的临界生育率2.1。一个老龄化的日本，面临着无人养老送终的残酷现实，缴纳养老金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因为没有足够的服务可供购买。去年5月14日，迫于媒体压力，小泉的私人秘书饭岛勋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小泉在1980-1986年期间没有缴纳养老保险金。而日本媒体的调查发现，在日本725名众参两院国会议员中，共有112人存在未缴纳国民养老保险金的问题。日本国民对其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的普遍失望，由此可见一斑。但与中国相比，日本至少有一点是非常幸运的。那就是日本很好地把握了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段人口负担较低、劳动力资源较为充沛的黄金时期，加快经济的发展，迅速跻身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但尽管如此，当老龄化社会来临的时候，日本经济还是陷入了“停滞不前”的泥潭，时间长达10年之久。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法国已经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70岁。在2000年，法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5.2岁，70岁退休意味着相当部分人到死也拿不到退休金，以前交纳的养老金等于白交；要是在70岁以前失去工作，就没有任何收入了。法国政府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适于劳动和工作，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政府能以此延付甚至免付养老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日方发出警告说，欧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至1万美元之间，而我国人均GDP去年才刚刚迈上1000美元的台阶，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老龄化问题将更为严重。
全球老龄化问题主任理查德·杰克逊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说道：“中国未来的人口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问题，如果不准备充分，中国将在本世纪后半叶面临一场危机。”在杰克逊看来，老龄化对中国改革来讲，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成功完成转型，“整个世界都能从这一前景获益”。
富人超生，暴露政策纰漏
面对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小部分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开始考虑采用改变国籍或者认缴罚金的方法，将自己的后裔数量乘以2，乘以3或更多。与源自讽刺小品的“超生游击队”不同，这是一个高素质的“超生富贵兵团”。
在当下，一个城市家庭多养个孩子已不是简单地添双筷子的问题了。有人算了一笔账，“孩子在大城市接受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少说也要30万，这还不算孩子可能去学钢琴、练武术等费用”。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即使政策允许，生二胎对于普通城市家
庭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当今城市中真能实现生二胎的人，大都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或国家公务员，而是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有钱人。
超生的方法也多种多样的，最常见、典型的就是直接花钱买。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富人也不在乎。不少私营企业主基于传承家业的考虑，往往坚持一定要有个儿子，有的还希望要两个。有媒体报道，浙江一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合理规避”。影视圈、高等院校、商业机构中的高收入人群，为了能生育多胎，或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拿个国外“绿卡”或国籍。依据国家现行政策，这样的状况可以多生。另外，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采用的方式之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认为，鉴于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这样不违法的“超生”在数量上对人口数量控制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他同时也承认，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对普通民众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他们的行为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平等。
“奖励少生”是我国计生政策的重要变革，对于破解农村超生难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对于富人超生，该如何解决呢？
计生政策酝酿调整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推行的“一胎化”政策最初是依据到2000年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一目标而制定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形势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就要相应地做出调整”，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曾在一个不公开的场合做过“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的表示。据于学军介绍，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计划，将为国人提供准确的人口基础数据，勾画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蓝图，提出人口发展的战略措施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定会根据整个社会经济情况的改变而改变”。赵白鸽指出：“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中国尚属首次。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会把人口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主要思考方向，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指标将从反映人口数量增长的指标，扩充到反映人口健康素质、人口文化素质、人口生活质量、人们享有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指标。”实际上，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新创举，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遭到普遍的“抵抗”，一直就在一定范围内不断进行着调整：1984年，政府放宽了允许生育二胎的标准，主要在农村地区推行；一些地方政府允许第一胎是女婴的夫妇生育二胎，一些地方政府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二胎；2004年4月上海放宽生育政策，取消了原《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应当有4年生育间隔的规定，最近10年间，计划生育部门的官员曾进行过多次试点改革，例如，允许妇女不必事先申请指标就可以怀孕，向育龄妇女提供更多的避孕选择，加强生育健康教育等，旨在缓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严厉苛刻行为和不良的后果。
一些社会学家向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国务院递交提议，呼吁最终允许所有妇女生育二胎。建议还指出，率先在中国东部城市推行，因为那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严厉的生育限制措施导致当地生育率普遍偏低。随后，再向中部、西部和农村地区推广。专家们建议的可供选择的办法之一就是，从2010年开始，允许35岁及以上妇女生育二胎，此后每年降低一岁，例如2011年就允许34岁及以上妇女生育二胎，依此类推。随后政府任命了一个由各
部委组成的工作小组，由3位高级官员牵头，250多位专家作为成员，专门研究人口增长趋势以及对经济的潜在影响，包括人口数量、素质、老龄化、性别比例等各种人口问题。我国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教授陈友华在《人口与经济》上发表论文指出，生育政策的频繁变动是导致中国上世纪80年代生育率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是以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为代价的。如果这种代价过于沉重，超过了未来社会经济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么，政策的调整就是必需的。
生育政策调整意味着人口激增？
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放松生育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激增。但是他们也承认，人口激增的担忧确实一直都是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阻力。
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1984年，很多农村地区允许生育二胎以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就曾大幅提高，并且这项调整也损害了积极执行一胎政策的基层官员的信誉。
但是，许多学者都指出，中国目前的状况已与10年、20年前迥然不同了。生活水平尤其是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批民工的入城等因素削弱了人们对大家庭的期望。许多进城务工人员由于生活成本的昂贵，主动选择了只生一个孩子。鉴于孩子抚养成本高昂、追求个人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享受闲暇生活等种种原因，少部分城市夫妇甚至放弃生育。这种现象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发达城市中屡见不鲜，这些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都很低。
“我们必须设计出一套过渡方案，这样就不会导致人口猛增”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说，“整个社会都将从生育政策的调整中受益。”但这恐怕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正如一位专家所说：“计划生育毕竟是基本国策，要改起来哪有那么容易？”
结语：计划生育，即将解冻的坚冰？
长久以来，很多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都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希望通过减少人口来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赶上西方，这实际上是很不切实际的。中国人口的确已经很多了，这是客观事实，但它显然不是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正确的做法是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努力发展经济，努力研究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而不是采用一种纯理想主义的、甚至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来强行改变这个客观事实。
日本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美国，但它的生活水平也可以达到美国人的50%。而中国按照适合人类生存的国土资源计算，人均生存空间远比日本大，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人口分布不够科学合理与城市化水平滞后，所以，我们不应该舍本逐末地寄望于通过减少人口来追求生活质量。
人口学家所提出的人口上限究竟是灭顶之灾，还是画地为牢还不能过早下结论。设想一下，如果计划生育成为亘古不变的国策，那么，所有的家庭都将只有一个孩子，在不远的将来，叔叔、伯伯、姑姑、舅舅、表兄、堂妹这样的字眼将从中国人的字典中消失。计划生育，它“计划”的是我们的弟弟妹妹，我们的亲人，以及在成年人还没有意识到独生子女需要陪伴与心理安慰之前，他们正在度过的寂寞童年。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坚冰即将解冻的迹象。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等待这项被执行了20多年的基本国策，在开始调整前所必须进行的所有充分、周密的酝酿。^
第五篇：我是谁
弘扬光荣传统践行优良作风大讨论
学习“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心得体会
通过学习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和震撼，引起我们对自己展开深刻的价值思考。
一、我是谁——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是一名社区干部。明确 “我是谁”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每个当党员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弄清“我是谁”，才能更好地认清自己、定位自己；只有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智慧与热情深深扎根于我们 实践管理之中，才能更好地改变自己、提升自己，从而更好地为老百姓、社区服务。才能一切为了群众、真心服务群众，引导动员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
二、为了谁——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同志，我必须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我们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党员同志始终与人民群总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那么作为一名社区干部，怎样才能把党员的光荣使命落到实处呢？那就是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投身于自己事业之中，“干一行，爱一行”，热爱百姓，投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同时，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还要加强党性修养和自身职业道德修养，增强慎独意识和自律精神，做到自重、自醒、自警、自励，模范的遵纪守法，把党纪国法内化为自己自觉的行为。在平时的工作中，行为示范，甘于清贫，乐于奉献，有集体观念，顾全大局，团结互助，勤恳踏实的做好自己的每一项工作。
三、依靠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伟大实践作为工作的动力源泉。我理解在具体的基层工作中依靠坚定的理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弄清“依靠谁”，我才找到工作的方向；从工作的我更应该汲取群众智慧，从领导、同事、朋友中获取动力获取智慧。不断开阔工作视野、完善自己的工作思路、谋划工作、集思广益，深入到群众中、探寻打开工作思路的钥匙，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群众路线是党的“法宝”。群众工作是党的“生命工程”。弄明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归根到底，是为了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践行党的宗旨的主动性、自觉性，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减少官僚主义；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增强公仆意识。只有我们少点私心、多点爱心、公心、小心、细心和关心，尽量让周围的人开心，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我们要继续加强对《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深入学习，找准工作中的目标方向，找准工作的力量源泉，正确自身定位，加强学习交流，提高认识，弘扬光荣传统践行优良作风大讨论
学习“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心得体会
正确理解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问题之关键所在。“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这一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正确理解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不是空洞虚无的概念，是具体的，相对的。因工作岗位不同，服务对象不同，群众的外延而有所不同。具体而言，群众就是我们工作的服务对象。
为了谁？或许大家都明白——一切为了群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我个人认为，如何“为”才是关键。是蜻蜓点水，还是全心全意；是把群众挂在嘴边，还是把群众放在心里；是喊破嗓子为群众，还是甩开膀子为群众？其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如果是蜻蜓点水，光把群众挂在嘴边而非心里，光喊破嗓子为群众，而对群众疾苦漠然视之，淡然处之，那就不可能把与群众的关系搞成鱼水关系，血肉联系，而是搞成蛙水关系，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只有真正做到全心全意办实事，把群众装在心里，为了群众利益出发，甩开膀子干，干成事、干好事，并坚持到底才是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才能与群众血肉联系，把与群众的关系搞成鱼水关系，我们党的根基才能更为牢固。
依靠谁？——切依靠群众。群众中珍藏着智慧，蕴藏着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变革和前进的根本力量。只有依靠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诉求，理解群众疾苦，才能避免关起门来决策，闭着眼睛空谈，拍着胸脯表态。从群众中来，就是要在充分尊重和吸收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确定目标，制定政策。只有充分尊重群众，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并把一切为了群众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才能真正做到依靠群众，群众也才愿意让我们依靠；也只有俯下身子，放下架子，贴近群众生活，贴近群众愿望和诉求，贴近群众的心灵和情感，才能在不断密切与群众的鱼水关系，血肉联系中做到依靠群众，群众也才心甘情愿的，积极主动地让我们依靠。
我是谁？这是三个谁中的关键问题。只有真正把握好我是谁，才能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调整一下三个“谁”的语序，可能很有必要。我是谁？要解决的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是如何摆正自己与人民青年站之间的位置，端正工作态度的问题。如果连自己是谁都没有搞清楚，而去大谈为了谁，依靠谁，我个人认为，无论说得多漂亮，谈得多深刻，那也不过是空谈，甚至是无稽之谈。
我是谁？——我是共产党员，是公务员。共产党员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虚情假意。这就要求我们尊重群众，了解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自觉把群众的呼声作为工作的第一信号，把群众的愿望作为第一目标，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得失的第一标准。共产党员的基本品质之一就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但欲望使人堕落，野心使人疯狂，不排除个别人为了所谓的政治光环，政治前途，为达到某种目的，投机混进党组织，也不排除少数同志入党动机是纯洁的，但成为共产党员后，放松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腐化堕落，最终站在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因此，只有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宗旨，不断锤炼党性，纯洁思想，提高修养，才能摆正位置，认清自己，端正态度，也才能做到临财不贪，临色不乱，临危不惧。
我是谁？—我是共产党员！我就应该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宗旨和使命，就应该摆正我和我所服务群众之间的关系，就应该不辱共产党员的形象。我是谁？—我是党员！我所在岗位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组织的信任和肯定；是公权，而不是私权。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对人民负责，不辜负组织的信任；秉公用权，并充分而正确地利用所在岗位的职责权限殚精竭虑为所服务的群众，排忧解难。职务越高，不是意味着地位越高，而是意味着我们服务群众的责任越大，服务群众的义务更多。只有正确看待权力，才能正确秉公使用权力，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充分尊重群众，真正信任群众，才能真正依靠群众，从而集中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做好群众工作，才不辱共产党员的神圣称号，才不辱公务员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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