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取信于民的政府治理能力[★]

第一篇：提升取信于民的政府治理能力

提升取信于民的政府治理能力

PX魔咒

从2007 年4 月到2014 年4 月，整整7 年过去了，PX 项目被拒绝驱赶的**在中国频频上演。自厦门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开始，大连、宁波、昆明、彭州、九江、茂名等城市的市民都先后用抗议的方式，试图将PX 项目“逐出家门”。从国民经济和产业经济安全高度来看，发展PX产业，是战略考虑。就像引进大飞机项目将带动一系列下游产业，标志着一个区域的制造业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一样，乙烯和PX 的产量也代表着一个地区石油化工行业的整体水平。但是无论怎样强调PX 项目对于地方经济和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似乎都不能阻挡公众说“不”。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此，本刊专访有关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值得深思。

国外PX 项目能与公众和谐共处，主要得益于成熟而严格的环境风险管控制度。反观国内，环保基本靠一阵风，让人很难相信地方政府能有管好PX 项目的能力

“选择性相信”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现在，人们对PX 越来越敏感，只要一提到这个词，很多人都会闻之色变，接着就是排斥和抵制，唯恐避之不及。PX 项目作为这些群体事件的导火索，地方政府眼中的“摇钱树”，成为民众眼里的“洪水猛兽”。

其实，PX 是英文para-xylene 的简称，中文名称对二甲苯，是现代化学工业的产物，属“低毒易燃”，与汽油、柴油同一级别。经过多年实验研究，国际上没有得出“PX 致癌”的结论，故将其归之于“3 类致癌物质”。这一类物质中包括了茶、咖啡因、糖精甚至人类日常生活中少不掉的食盐，而且论“毒性”，还“屈居”食盐之后。

PX 作为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在经济、社会、军事等领域，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例如，它解决了自然纤维与粮食争地的问题，其下游产品――各种聚酯纤维替代棉花等原始纺织原料，创造千变万化且造型各异的服装品。中国作为传统的纺织服装生产和出口大国，已成为世界PX 最大的消费国。数据显示，目前我国PX 产能占全球20% 左右，消费量占全球30% 左右。截止目前，中国已投产的PX 项目总产能远远不能满足总量的需求，每年都需要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大量进口。

茂名PX 项目由茂名市政府与茂名石化公司采取合资方式共同建设，总投资35 亿元人民币，本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项目。为了给市民做好思想准备，茂名市官方今年3 月开始通过当地媒体密集报道PX 相关内容，还请来专家详细解读PX 项目。但高调宣传和专家释疑非但没有消除市民疑虑，反而引发了恐慌，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为什么在中国极具纷争的PX 项目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却没有任何声音？动辄上街的中国台湾地区人民也不反对PX 项目？难道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民不害怕“断子绝孙”的PX 吗？

国外PX 项目能与公众和谐共处，主要得益于成熟而严格的环境风险管控制度。反观国内，环保基本靠一阵风，已经很难让人相信地方政府能有管好PX 项目的能力。所以，与其说公众担忧PX 的危险性，不如说是对于政府环保治理能力和诚意的极度不信任。历次PX事件都已说明，单纯的信息透明并不足以保住PX 项目。在当今环保意识日渐浓厚的环境下，PX 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地方政府只有努力提升治理能力才能重塑公信力，最终取信于民。

政府、企业、社会的和谐共赢之路

为何市民与PX 项目间仿佛有着永远难以填平的沟壑？PX 事件的频发，市民的不满甚至怒气，在本质上指向的是环境事件中公众权利长期以来被漠视、被遗忘。反证的其实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停滞不前。

在“市民社会”逐渐成型且日渐勇于表达关于环境和公共健康诉求的政府治理新环境下，PX 等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公众的参与。

从舆情应对措施来看，当地政府通过删帖强行封锁消息的做法显然是应对失据的，效果适得其反，不仅难息民愤，更会使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再度耗损。茂名事件中，民意的呼声是“茂名PX 项目危害当地居民健康，希望停止该工程”，而政府却以“目前芳烃项目仅是科普阶段，离启动为时尚早”做出回应，显然没有从根本上响应群众声音，缺乏诚意，致使民众情绪难以平复。作为地方政府，如何公开透明、程序合理合法地将每个涉及环保的重大项目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建立一个官方和民间互信氛围，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政府除却各种现代政治文明规则赋予的职责之外，还应当有较高的诚信力，这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公众对政府的期望。政府失信，不仅仅是失去政府的公信力，导致公众对但凡涉及政府的公共事件均保持疑虑与质疑的态度，还会使得民心涣散。这些年许多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一再滑坡，濒临“破产”边缘，与地方政府落后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脱不了干系。因此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重新找回社会认同，重塑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在把控好PX 等重化工项目安全的同时，地方政府还要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引导工作，让民众不再恐惧PX，为经济社会发展和PX 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如由政府和企业共同组织专题活动，传播化学品知识，引导公众对化工产业的正确认识；增加项目建设的透明度，项目建设前需向社会公众公示，并阐明安全环保方面的潜在危害以及应对措施；推广以安全健康、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清洁生产为主旨的“责任关怀”；推动化工企业定期发布责任关怀报告，签署责任关怀承诺书，树立“安全与环保就是企业生命”的理念；在化工园区、化工企业以及城镇居民之间大力倡导“社区意识”，形成和谐的发展环境。

第二篇：以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技术变革是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深刻动因。数字政府以信息技术为引领升级治理工具、革新治理模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较传统政府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具有更高效的系统回应能力、更精细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更强大的自我监督能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渐进的原则，以系统性、协同性、标准性为重点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以基础研发和技术创新为关键，不断夯实传感器与人工智能探索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这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

社会变化是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变量。技术更迭重塑社会结构，为政府治理带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趁其利而避其弊，可借科技之力推动政府治理结构、流程和方式的变革。治理能力现代化呼唤治理工具与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建设数字政府，可在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走出技术创新和政府治理创新深度融合的新路子。

一 技术进步推动政府治理创新

当下，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各国政府竞争的新焦点，未来智慧政务已是大势所趋，建设数字政府渐成潮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智能化促进现代化，借助现代技术手段走出政府传统治理手段“失灵”的困局，破解治理赤字，夯实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

（一）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科学技术的进步史。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换言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于 1988 年曾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历史证明，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使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达到新的高度，改造世界的能力实现新的飞跃，使经济、社会和人类文明上升到新的层次。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金属时代，再到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人类社会技术更迭的周期在不断缩小，技术对人类社会改造和渗透的深度、广度也在不断加深并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信息技术带来了一场势不可挡的深刻社会变革。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表现为网络互联的移动化和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集中化和大数据化、信息服务的智能化和个性化等方面。近10 年来，以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为特征的第三代信息技术架构蓬勃发展。得益于无线通信网络技术，4G 上网、微信社交、电子货币支付等新兴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存储芯片技术的不断升级，使现代计算机不仅可以“算得快”，更可以“算得多”，这为深度挖掘大数据提供了条件，互联网金融、舆情与情报分析、智能辅助医疗等各行业都将由此受益。信息技术的发展引燃了社会巨变的“引信”。信息交换和信息传播正在快速取代传统物品交换和资本流动而成为新的社会驱动力量。

（二）技术进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技术变革是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深刻动因。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从烽火传信到电报电话，再到光纤传输，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深刻改变社会的同时，也促使政府不断应对新挑战，拥抱新技术。改善治理效率、重塑治理模式、破解治理难题是各国不懈追求的目标。

当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政府治理困境重重。政府自身、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都存在不少问题，行政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供给等领域痼疾沉疴依旧。从政府治理来看，成熟于工业社会时代的科层制官僚体制，在当代日益显示出其不适应性。以变应变，在体制创新的同时融合新技术，才能丰富治理手段，积极应对挑战。在传统政府工具“失灵”之际，技术的革新为政府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利器。在新加坡，智能交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在预测交通流速和流量方面有高达 85%的准确率，能通过引导和干预显著提升高峰时段的车辆通行效率。社会的飞速变革伴随的是公众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对服务品质的日臻“苛求”，而其背后反映的是老百姓对政府期望值的不断提升。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大势之下，政府不仅要审时度势，更要藏器于身、依势而动，唯此，才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在技术不断得以升级的今天，“智慧化”已逐渐成为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依托信息科技打造“数字政府”已是大势所趋。数字政府的治理优势为破解当下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

二 数字政府的治理优势

从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及合作治理，西方行政变革既有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调，也有对效率、民主的追求，既有对官僚科层体制本身的反思，也有对公众诉求表达的考量，归根到底都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关注。提升

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不在于强调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运用了多少新技术，采用了多少新方法，植入了多少新理念，而在于这些创新在何种程度上改善了治理效能。数字政府借助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融合应用，在强化政府信息感知、收集、分析与处理能力的基础上，全面地提升政府履职能力。

（一）数字政府具有更高效的系统回应能力

2019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强调，完成组织重构、实现机构职能调整，只是解决了“面”上的问题，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新技术的融入是催化机构层级、部门间“化学反应”的触酶，通过准确的部门职能界定、高效的信息沟通与精细的环节对接，“无缝隙”政府内部将形成高效的机构与部门矩阵联动效应。其一，在结构形式上，数字政府上下联通，通过标准化管理，可打破各级政府电子政务建设中不标准、不规范的碎片化弊端；其二，在信息交互上，数字政府可打通不同层级、部门间的数据“蜂窝煤”现象，实现数据共享，形成统一高效、物理集中、互联互通的政务数据共享机制，使信息处理更加便捷，跨部门行政更加协同；其三，在政策制定上，数字政府以智慧决策为核心，政策制定更加科学、准确，更具前瞻性。政府决策一旦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会越来越量化、可预测化、灵敏化，能够快速响应公众诉求。与传统模式相比，智慧决策模式与过程越来越趋向民主化、自主化、智能化、透明化与精化的趋势。

（二）数字政府具有更精细的社会治理能力

将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社会治理，实现精细化智慧治理，政府在民生、政务等领域将更加有为。其一，通过安全、交通、卫生、教育等领域的技术嵌入，依托数据的海量收集和强大的云计算、智能处理与分析能力，政府资源整合与动员、调配能力将大幅提升，公众获取信息、享受服务的体验将更为美好；其二，依托智慧政务，政府职能转变更为彻底，通过办事指南标准化、审批流程标准化、业务手册标准化等流程再造，企业办事更加高效快捷；其三，依托智能舆情监控，政府在社会舆情信息方面的获取途径更为多元，对舆情态势的把握和社会风险的预测更为精准，在应对策略和防控措施的制定上更具针对性，在识别风险、疏导情绪、防止形势升级失控、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政府行动将更为从容；其四，依托智能监管，政府在环境治理、食品药品安全、消费安全、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等领域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能力将更为精准。包括国家安全、消除贫困、发展可持续农业、健康服务、能源、交通、就业、工业可持续化、气候、海洋环境、生态系统修复等各个领域，数字政府在服务民生方面将更有温度，在破解复杂治理难题方面更有力度，在应对严峻风险挑战方面更有韧度。

（三）数字政府具有更强大的自我监督能力

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全面从严治党，权力不仅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也处在技术编织的密网中，进而，让“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警钟长鸣，使“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无处遁形。其一，海量的数据存储犹如一个巨大的“信息蓄水池”，对大数据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可以让一个人的活动记录有迹可循，权利寻租和贪腐无处藏身；其二，对公众而言，网民可以借助互联网随时举报违法乱纪行为，民众通过官方的网络渠道所进行的反腐政治参与助推了反腐的深入推进[4]；其三，纪检监察部门通过对网站、论坛、微信、微博等发布的涉腐、违法违纪舆情实时监控，发现问题线索，可以在第一时间展开调查取证工作。

三 数字政府建设的着力点

数字政府建设，我们既要借鉴成熟的国内外经验，又要坚持立足国情、实情，走自己的道路，建设能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越性的数字政府架构，将信息通信技术嵌入社会各个角落，推进信息技术和政府治理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一）坚持数字政府建设基本原则是基础

其一，要坚持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数字政府建设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建设的方方面面，以党的领导为统领，推进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一要从政治高度认识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性，提升思想认识水平，组织推动各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数字政府建设；二要把中央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精神转化为各地落实决策部署的动力，不折不扣地把党的意志贯穿到数字政府建设的每一个环节，贯彻到每一个细节。

其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诠释的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数字政府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一要关注民生，以数字政府提升民生服务水平，推进大数据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在数字教育、数字养老、数字健康、数字交通、数字社保方面有所作为，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程度；二要解决民忧，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将数字政府建设与“放管服”改

革结合起来，着力破解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顽瘴痼疾。

其三，鼓励创新，循序渐进。不断探索实践、总结经验、改革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历史性成就、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方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改革创新的本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指出，“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使一切工作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规律”。地方政府要增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敢于突破，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强化模式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让类似北京“一网通查”、上海“一网通办”、浙江“上链盖戳”、广东“粤省事”等先进的举措遍地开花，通过“掌上办”“指尖办”方便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让政府服务更加有温度、暖人心。

（二）完善数字政府体制机制建设是重点

其一，注重系统性，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数字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以全局的视角对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进行统筹考虑，以整体的视角统筹考虑各领域、各层级、各部门的需求，并依此确定行动目标，拟定计划和建设路径，分步骤、分层次解决问题，提高建设效率，降低风险和成本。要全面审

视要素、结构、流程，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内外衔接、前后有序、统分结合的系统集成改革格局。要综合使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推进数据化、智慧化建设，为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治理、高效服务提供系统化支撑。

其二，注重协同性，推动建立数字政府建设多元合作机制。数字政府建设要强化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间的相互合作，力避分散化、碎片化，坚持目标导向，引入市场力量。一是建设无缝隙协同政府，完善政府部门间协同合作机制。要强化统一目标指引下的统筹协调，坚持统一领导，明确责任分工，提升政府内部层级、部门间数据共享程度。围绕政务数据，要建立共享清单制度，明确负面清单，强化数据使用规范化程度；二是强化共建共治共享，创新政府与社会合作建设机制。引入政府购买服务、PPP 等政社合作模式，鼓励互联网企业和运营商发挥各自优势，参与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建设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力度。引入“外脑”，成立地方数字政府建设专家咨询机构，组织数据技术专家、传感技术专家、人工智能专家和信息技术企业人士参与数字政府建设工程，发挥其在设计、论证、监督、评估、纠偏、矫正等作用，强化建设过程中的专业智力支持。

其三，注重标准性，构建数字政府建设标准化体系。推动政务服务、数据共享、业务管理、技术应用和安全管理等标准的研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规范性。

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实现行政系统层级与部门间多层纵向贯通、多面横向联通。推进数据标准化建设，实现数据无障碍对接与流通。推进业务流程标准化，实现办事公众接受服务无差别化。推进技术应用标准化，实现业务模块、部门系统间的兼容。推进安全管理标准化，健全数字政府建设安全管理制度和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完善数字资源收集、处理、传输、使用等监管机制。

（三）推进基础研发与技术创新是关键

其一，要加强传感器技术与政务人工智能开发研究。传感技术是万物互联的“眼耳鼻舌”，承担着感知并获取自然环境中一切信息数据的功能。从我国信息技术应用来看，传感技术是短板。人工智能是未来电子政务的发展趋势，其提供服务的定制性、精确性、高效性、正当性、稳定性方面，都是人力难以企及的。政务人工智能的应用，本身就是打破科层制的扁平化管理，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减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摩擦点。同时，随着传感技术的发展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做到 24 小时不间断对企业进行监管。以技术为主要驱动力将助力简政放权等改革顺利向纵深推进。加强研发政务人工智能，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

其二，要着力推进 G2G、G2C、G2B、G2E 等多点连接功能的实现智慧化、精益化是未来政府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全方位推进数字政务，形成政府之间（G2G）、政府和民众之间（G2C）、政府和企业之间（G2B）、政府和内部人员之间（G2E）有效的行政管理运行体系，对外提高服务水平，对内提高效率效能。打通政府行政系统上下层级间、内外社会主体间、前后左右部门间互动网络，打破权力异化产生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在政府行政架构上，形成顶层决策精干化、中层业务受理智能化、基层服务精细化、组织结构扁平化、层级对接精准化的“无缝隙”高效政府。

变化的社会，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依托数字政府，政府治理将在更高层面实现治理主体更加协同、治理分工更加合理、治理过程更加透明、治理产出更加高效、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更加现代化的目标。

第三篇：大数据提升政府精准扶贫治理能力探究

大数据提升政府精准扶贫治理能力探究

摘 要：大数据是优化和提升政府扶贫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政府精准扶贫治理带来了三大机遇和三大挑战。从深入村户、摸底把脉、精准识别，科学决策、因人而异、精准扶贫，定位管理、因地制宜、特殊扶贫，政府主导、各界参与、立体扶贫等角度，提出大数据提升政府精准扶贫治理能力的四项举措，以期促进我国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治理；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08-02

大数据的应用变革了政府扶贫工作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大数据已成为提升政府扶贫治理能力的新手段。精准扶贫是中央高度重视的一项扶贫开发战略。挖掘大数据价值，通过大数据分析扶贫主体的思想与行为特征，按照扶贫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开展扶贫工作，真正做到政府扶贫的科学化、信息化、精准化。

一、大数据对政府精准扶贫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大数据对政府精准扶贫治理带来的三大机遇

一是大数据资源支持精准扶贫。政府扶贫过程中自身拥有的扶贫区域及扶贫人数等方面的信息、扶贫部门扶贫的效果监测信息、新闻等媒体平台报道的贫困与反贫困信息等，为精准扶贫提供了原始数据。

二是技术、人才的保障等为大数据精准扶贫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大数据的来临，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大数据的应用，大数据思维与关联分析及定量预测技术、大数据基础设施及人才建设逐步得到重视。

三是大数据加强了政府与公众的联结。大数据时代，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加强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阳光互动，政府扶贫举措更加亲民、便民，对促进简政放权、提高政府扶贫治理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数据对政府精准扶贫治理带来的三大挑战

一是海量的贫困与扶贫数据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值得商榷。大量的数据资料虽宝贵，但下级扶贫办碍于政绩考核压力难免会编造贫困和扶贫信息，造成信息失真。这必然会对数据的来源是否可信存有疑惑，对能否应用到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增加了识别困难。

二是现有的数据提取与分析技术难以保证政府扶贫决策的科学性。大数据的应用还未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即使有所重视，但目前所掌握的相关技术和人才无法保障大数据在扶贫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三是惯性的主观思维、先验性假定思维与大数据时代的客观思维、基于数据关联预测定量分析思维相矛盾。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必然重塑政府领导力，引起政府扶贫理念、工作组织、扶贫方式等多方面变革。领导者也要了解大数据技术及应用，从保守封闭向多元开放转变，从控制命令向合作协商转变，从“领导者”变成“服务者”（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孟庆国教授在重庆的讲座“大数据时代的治理创新与领导力”资料整理而来），从主观臆断的“路径依赖”向客观分析决策转变。

二、大数据提升政府精准扶贫治理能力的四项举措

（一）深入村户，摸底把脉，精准识别

一是走村入户，深入调查，取得数据资源。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培训和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到村组，深入到贫困户家中进行入户调查，不漏一户，按照“属地原则”分区域分块完成自己的调查工作，收集扶贫对象的相关信息，建立数据台账并细化。将各地区贫困现状、贫困致因、扶贫对象摸清摸透，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底”。同时，建立亲属回避制度，避免“优亲厚友”现象，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二是审查信息，登记入机，打造数据平台。成立专门的小组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审核和完善，包括每一户贫困家庭户主姓名、家庭人数及情况、致贫原因、扶贫计划及项目、帮扶干部及企业或个人、家庭收入与支出详细情况，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定期（如半年）进行反馈调查，实现数据资源的动态化管理，对新出现的扶贫对象及时纳入给予帮扶，高度关注返贫群体[1]，做到“贫困有号、脱贫销号、返贫挂号”。

（二）科学决策，因人而异，精准扶贫

一是大数据助力教育扶贫。大数据平台整合分析出因学致贫家庭，为贫困家庭及适龄学生在学校开学之际，设立“建档立卡户信息登记处”，与之前入户调查采集信息进行比对，直接帮助贫困家庭子女入学办理助学贷款[2]。

二是大数据助力病残致贫型家庭扶贫。大数据平台整合分析出病残致贫型家庭，合理配置各地区医疗经费、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政策。除了政府送去医疗基金外，大数据的全国联网还可以帮助医疗资源的调配，发动社会公益力量，让那些没技术医治、没钱医治的贫困群众有办法医治、有条件医治。鼓励社会捐赠医疗器械和药品支持，帮助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建设和乡镇村级卫生室建设，促进医院改造升级和标准化建设。

（三）定位管理，因地制宜，特殊扶贫

一是大数据助力产业扶贫。通过当地资源的调查，以产业发展为抓手，因地制宜、突出优势和特色，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搞旅游则搞旅游。积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官的带头作用，引导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群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创业发展农村电商。做大做强农村电商服务中心、便民快递网点“两大平台”[3]。一方面，帮助农村居民网上购物，包裹配送；另一方面，将当地农副产品、工业产品打造成品牌，网上销售，同时网上推介当地农家乐、乡村旅游业发展。

二是大数据助力移民搬迁扶贫。通过入户调查归类，着力将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区、生态脆弱区、地灾多发区群众和农村贫困户、危旧房户等作为搬迁重点，引导高山居民全部下山搬迁到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集中居住区，还原高山生态。搬迁地靠近城镇鼓励经商，靠近园区鼓励务工，靠近景区鼓励发展乡村旅游，靠近集镇鼓励发展手工业，在农村鼓励发展现代生态农业。

三是大数据助力城镇扶贫。以民政局、房管局、救助所、信访办、居委会为调研切入点，以申请为前提，找到需要帮扶的群体，主要定位为：老旧散小区、移民转户小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老弱病残”和其他突发事故导致的支出型贫困群体，也包括下岗困难职工和已经在城镇落户但生活中遇到困难的农民工群体[4]。并对其家庭收入做核对，对其家庭的支出进行调查。以救济扶贫向帮扶就业扶贫转变，一方面，完善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救助扶贫兜底；另一方面，以社区为单位，以社会组织的造血、公益为依托帮扶脱困。

（四）政府主导，各界参与，立体扶贫

一是建立结对帮扶机制。由县领导联系民营企业家共同结对一个乡镇，由发改办、民政办、财政办等部门帮扶一个村，每一名干部帮扶一个贫困户。在地方政府土地、税收优惠条件下引导企业家带技术、带脱贫项目进村入户，为贫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带领贫困户发展致富。

二是建立对口帮扶机制。主城与贫困区县产业结对，帮助区县招商引资和项目引进，帮助培育主导产业，搭建市场平台，帮助农民就业，助推农民增收；探索异地建院机制，援建贫困地区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宿舍、给排水、工业污染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建立智力帮扶机制。建立大数据扶贫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大数据应用到精准扶贫治理工作中提供决策咨询。支持建设劳动就业服务站（所）和劳动技能培训基地，提高贫困群体基础素质；帮助贫困学生就学和营养供给，开展“科教文卫下乡”活动，在贫困村选配大学生村官，鼓励大学生等志愿者下乡支教，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扶贫接力服务行动；鼓励优质教师、医生下乡指导，打造城乡教育发展共同体、城乡医疗发展共同体。

四是建立城乡建设帮扶机制。援建一批区县城图书馆、体育馆、文化馆、影剧院、商业街等“大件”设施，支持小城镇特色风貌、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农村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支持新农村建设，援建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五是建立多元化参与帮扶机制。促进农村金融参与扶贫，引导银行业开展针对贫困农户及农业生产的信贷扶贫，降低贷款利息率，鼓励外资和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促进NGO小额信贷参与扶贫[5]；促进农村保险事业发展，积极发挥农业保险保障作用，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 李承隆.北川六大工程立体扶贫[N].四川日报，2015-05-08.[2] 王雨.打造大数据平台助力精准扶贫[N].甘肃日报，2015-10-09.[3] 孙惠楠.以大数据精准扶贫为引领 推动三农工作发展取得突破[N].贵阳日报，2015-09-24.[4] 降蕴彰.城市居民应纳入精准扶贫范围[N].文摘报，2016-01-02.[5] 蒋若凡，李菲雅，王春蕊.NGO介入性扶贫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的影响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8）：107.[责任编辑 刘娇娇]

第四篇：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热点：提升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

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热点：提升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

热点背景：

日前，公安部部署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升交通管理服务便利化工作，并公布了简捷快办、网上通办、就近可办等20项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新措施，9月1日起全面启动推行。

命题预测：

2018年9月1日起，公安部门将全面落实申请材料四个减免，普通业务一窗通办，个性服务自助快办，深化“互联网+交管”服务。对此你怎么看? 中公解析：

公安部门一系列的举措，不禁令我们拍手称快，拍案叫绝，此举充分的响应了简政放权的要求，也充分体现出政府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进一步深化，也是管理能力的提升和创新，充分做到以人为本，充分响应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百姓的生活好不好，幸不幸福，很大的程度取决在社会中经历的各种小事，在去办理事情的时候反复折腾，时间有限事情迟迟办不下来，都在蚕食着百姓的获得感。公安部门提到的减免材料，进一步的简化了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让中间环节一再压缩。还记得2009 年，李克强总理在开会的时候调侃中带着愤怒的说“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个天大的笑话”。奇葩证明一再减少，不仅让百姓办事效率提高，并且捂住了钱袋子，切实的获得改革的红利。政府的办事效率何尝不是一种提升，让百姓企业和政府双方都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更多的事儿。普通业务一窗通办，也响应了“最多跑一次”的理念，符合当前政府治理的环境要求。个性化自助快办，充分的响应了精准思维的要求，更是服务意识的最大体现。然而互联网+政务的落实，不仅响应了时代的要求，更是做到了数据多跑路百姓少

跑腿，打破了百姓办事的地域局限，足不出户就可以做到办理事项，更是让政府和百姓都体验到了互联网+社会的红利。

我们也应看到，前进无止境，我们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以时不待我的精神和本领不够的危机意识，一刻不停的去提升自己的本领，学会使用互联网，学会使用大数据，这样才能满足新时代下政府工作的要求。而对于网上办理事项要注意对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升级，保障网络基础设施的稳定，同时要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要，对于老年群体和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要加强宣传和引导，让他们也对互联网操作熟练，不会制约他们正常的使用。而我们还可以去参考ATM机，去建设24小时自助办事设备，来不仅仅打破办事的地域局限，而且打破办事的时间局限，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第五篇：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手段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手段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当今时代，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数据发展及创新应用，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迫切要求政府治理加快由封闭管理向开放治理转变，由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由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由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转变，由粗放管理向精准化管理转变，由运动式管理向常规性管理转变，由此实现社会治理思维的变革、社会治理手段的改进、政府决策技术的进步、风险掌控能力的提升、公共管理流程的再造、社会协同治理的进阶。

■进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必须逐步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重“服务覆盖”向重“服务体验”转变、从“被动提供”向“主动提供”转变。

■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第一步，是要把传统的办公室集中办公、纸质公文在不同部门之间传递的方式改造为无纸化、网络化、虚拟化的新方式，实现政务流程信息化，并运用互联网实现政务网上运行。

■需要警醒的是，如果没有跨领域、海量性、专业化的数据开放共享，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就是一句空话；但如果一股脑不加辨别地将所有数据全面开放，则可能带来隐私机密大泄露、经济大波动的灾难。

当今时代，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数据发展及创新应用，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大数据已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树立大数据思维，借助大数据手段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大数据是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全新契机

大数据不仅将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尤其是政府治理也将因之发生深刻变革。一个以大数据倒逼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态势正在形成，政用大数据已经成为大数据创新应用的大势所趋。对此，我们决不可回避。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面临艰巨挑战。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政府治理面临大量新挑战新情况。从发展现状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加速推进，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大量“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大量常住人口变成流动人口，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政府需要处理、应对的公共事务的规模和种类海量增长，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传统的治理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从群众需求看，随着物质生活条件逐步改善，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广泛运用，人民群众对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的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新特点，对服务的体验感、参与感、精准化提出更高要求，既有的强调标准化服务的“老办法”，也面临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新问题”。

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大势所趋。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迫切要求政府治理加快由封闭管理向开放治理转变，由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由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由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转变，由粗放管理向精准化管理转变，由运动式管理向常规性管理转变，由此实现社会治理思维的变革、社会治理手段的改进、政府决策技术的进步、风险掌控能力的提升、公共管理流程的再造、社会协同治理的进阶。大数据将成为加快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最有力推手。在大数据思维下，基于大数据的科学决策、精细管理、精准服务将成为常态，将大大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步，推进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智慧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逐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成功案例。事实证明，政府部门通过应用大数据可以大幅度提升生产力和工作效能，并有效降低管理成本。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积极推动政用大数据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比如，贵州抢抓大数据发展机遇，在大力发展大数据及其关联产业的同时，着力构建政府数据交互共享平台，推动政府数据融合共享，不断挖掘大数据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保障改善民生方面的价值，特别是创造性提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进行数据留痕、融合分析，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提升了政府行政效能和权力运行透明度。

二、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几点思考

大数据在政府治理方面应用前景广阔、使用价值巨大，关键是要构建起一套“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全新机制。

以大数据助推权力制约无缝化。监管权力，核心在于编织权力制约的“笼子”。实现权力制约无缝化，就是要实现权力监督常态化、规范化，实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倒逼政府自觉规范和约束权力运行。政府应借助大数据手段，对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全程记录、融合分析，及时发现和控制可能存在的风险，挖掘分析出各类不作为、乱作为及腐败行为发生的概率和“蛛丝马迹”，并通过实践不断使这一探索更加合理化、规范化、科学化，从而形成无缝化的“数据铁笼”，完善权力监督和技术反腐体系，提升政府效能和治理能力。

以大数据助推政府决策科学化。当前，由于政府决策、施策的事项纷繁复杂，各类矛盾交织、各种变量融合的情况比比皆是。缺乏数据支撑的决策特别是凭经验做出的决策，往往“顾此失彼”，科学性、前瞻性不够。政府应借助大数据手段，利用数据关联分析、数学建模、虚拟仿真乃至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基于广泛、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模块化分析和政策模拟，为决策提供更为系统、准确、科学的参考依据，为决策实施提供更为全面、可靠的实时跟踪，推动政府决策由过去的经验型、估计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最终实现政府决策机制再造。

以大数据助推政务管理精准化。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社会事务，传统的管理思维往往停留在增加编制、增加人员、增加经费等层面，信息化手段运用不足，止步于粗放式管理。政府应借助大数据手段进行政务管理，通过数据的“留痕”、关联分析，对诸如市场监管、检验检疫、违法失信、消费维权、司法审判等各类数据进行交叉融合，精准掌握企业、个人等各类主体的真实状况，准确把握、及时发现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政府监督管理的精准性和针对性。同时，通过深度数据挖掘分析，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动向和违规违法风险进行预测预警，促使政府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联合行动的基础上，实时响应、处理公共事件和公众诉求，对各类违法行为实施精准打击，实现从事中干预、事后反应向事前预测、超前预判转变。

以大数据助推公共服务多样化。过去，政府公共服务往往追求一体化、广覆盖、“一刀切”，容易忽略群众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进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必须逐步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重“服务覆盖”向重“服务体验”转变、从“被动提供”向“主动提供”转变。政府应借助大数据手段，在降低公共服务成本的同时，为多样化服务开辟广阔空间，从而倒逼政府服务模式创新，使医疗、养老、扶贫、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更加精准化、人性化，使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等成为现实。

以大数据助推治理模式多元化。随着海量数据的聚集、融合以及大数据思维手段的广泛应用，要求政府既有治理模式加快从一元转向多元，切实提升共治力、善治力、综治力。比如，要稳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数据开放将不仅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需要，更是推动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创新创业氛围的基础性支撑。应加快推进从政府“一家独大”向“政府搭台、社会唱戏”转变，使共建共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逐步形成网络状、实时化、多维度的政府、社会协同治理结构和格局。需要强调的是，大数据在为政府治理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会给个人隐私、企业机密、政府公信乃至国家安全带来挑战。政府必须强化主导和主力作用，既要大力推动数据开放和共享，又要全力确保数据安全。

三、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技术路径

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一项新生事物，必须敢想敢干敢试，用新思路、新技术开辟新路径、打开新局面，开启政用大数据发展的新征程。

夯实基础设施。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第一步，是要把传统的办公室集中办公、纸质公文在不同部门之间传递的方式改造为无纸化、网络化、虚拟化的新方式，实现政务流程信息化，并运用互联网实现政务网上运行。需要指出的是，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化不同于以往电子政务工程，更不是简单地将政府行政过程由物理空间转移到网络空间，而是为政务流程的数据再造提供基础和平台。因此，从一开始就要始终高度关注数据的来源、安全、汇集等问题，预先做出技术和制度安排，为下一阶段工作打好基础。这一步可以称为“信息化”。

强化数据关联。大数据的价值不在于数据有多大，而在于其关联度有多高。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第二步，是要提高数据结构化水平并通过数据留痕记录权力运用的过程，找到数据之间的关联。和信息化不同，这一步强调的是实现数据留痕、数据汇集、数据关联、数据分析和数据智能，系统提升政府效能和公信力。这就需要将数据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顶层设计入手，统一数据标准，提供数据接口，借助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数据的结构化水平和数据汇聚程度，从而能进行更快更好更强的数据融合分析，以此来改进服务，优化流程。这一步可以称为“数据化”。

推进流程自动。治理能力强弱的标准，在于能否更快速、更高效。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第三步，是要实现计算机对数据的自动流程化管理。这包括五个环节：一是身份数据化，将人和组织数据化，实现对其身份的识别和确认，找出和问题相关的群体；二是行为数据化，把人和组织的各种行为数据化，以确定一些跟人的身份相关的行为轨迹，进而把握规律和行为缘由；三是数据关联化，对人或组织的身份和行为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挖掘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联关系；四是思维数据化，研究人或组织的行为数据背后的思维的数据化表达、记录方式，进而分析动机、目的和深层次心理反应；五是预测数据化，在汇集各类数据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激活，预判下一阶段的发展，找出风险点和薄弱环节。经过以上环节，不需要人为干预，实现政务服务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这一步可以称为“自流程化”。

实现跨界融合。互联网思维的精髓就在于跨界与融合。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第四步，是要运用行政倒逼、利益调整等多种手段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按需、契约、有序、安全式开放，并形成不断开闭合的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需要警醒的是，如果没有跨领域、海量性、专业化的数据开放共享，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就是一句空话；但如果一股脑不加辨别地将所有数据全面开放，则可能带来隐私机密大泄露、经济大波动的灾难。因此，数据开放共享必须有边界、有规则、有步骤。可以探索以契约的方式对开放共享的规模、层次、展现形式、使用时限等进行事先约定，并根据相关法律和约定对开放对象数据使用情况进行监管，从而实现数据开放需求、隐私保护需求和安全保障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一步可以称为“融合化”。

按照“信息化、数据化、自流程化、融合化”这“四步工作法”，近年来，贵阳市紧紧盯住“问题在哪里、数据在哪里、办法在哪里”三个关键问题，借助大数据手段，初步构建了有效监督权力运行、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机制。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任重道远。我们要广泛凝聚各方力量，进一步明确发展定位、理顺发展思路，共创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美好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