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合集]

第一篇：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一.是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签订，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并非旨在诈骗他人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

但是，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和他人签订大大超过履约能力的合同，就另当别论了。以超出自己履约能力的合同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即使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就有故意诈骗他人财物的企图了，此时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二.是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

就是那种行为人只具有某种履行合同的意向，就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但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

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借有部分履约能力之名行诈骗之实，没有为合同的进一步履行做出努力，就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了。

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三.是内容完全虚假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完全没有履约能力情况下签订的合同。

行为人在主观上就没有准备履行合同，占有他人财物的动机明显，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行为人主观上无长期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只是想临时借用，待将来有收益后再行归还对方的，一般不宜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第二篇：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07-01-09 08:35:40

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亦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没有这一目的，只是因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遭天灾人祸或市场变化等客观原因，使当事人无能力继续履行合同的，只能作为经济合同纠纷处理。但是，目的是人的主观内在的心理活动，认定目的不能只凭行为人的口供或陈述，而是要根据案件的各种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判断，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根据实践经验，笔者认为一般应注意考察以下几方面：

1．行为人有无实际履约能力。一般情况下，有履约诚意的，都是有履约能力的，否则就不会签订合同。而合同诈骗者则往往是根本没有履约能力的。

2．行为人签订合同有无使用欺骗手段。合法企业签订合法有效的合同，没有适用欺骗手段，且有履约能力，一般是可以证明其有履约诚意的。但是，对于根本无意履约的合同诈骗行为而言，是不可能没有欺骗的。这种欺骗可以在签订合同之时，以虚构的单位或者以伪造票据、虚假产权等手段签订根本不可能履行的或者是使对方在发觉被骗时无法追回损失的合同，也可以是在签订形式有效的合同之时，隐瞒自己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的真实意图，在获取对方财物之后即逃匿。

3．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有履行合同诚意者，必然会努力创造条件履行合同，而合同诈骗者一般是不会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的，有的即使履行部分合同，也是为了骗取对方信任，以达到骗取其财物之目的。收受对方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之后，即逃匿的，根本不履行合同，不论其合同形式上是否有效，其诈骗意图确定无疑，当然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三篇：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及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具体表现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的双方或一方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等；而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无论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还是所侵犯的客体及其权利属性都有不同。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合同纠纷中，有时是由民事欺诈引起的，有时合同当事人没有实施欺诈行为，由于在标的物的质量、品种、包装、交货时间、地点、运费支出等方面与当事人存在争议或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等事由，而引起经济纠纷。实践中，主要是民事欺诈引起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笔者认为，此问题虽然难以区分，由于这种区分涉及罪与非罪，故实在有认真研究之必要。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之界定

英美法系国家习惯从“诺言”的角度去解释合同，而大陆法系国家却把合同称为契约。从本质上讲，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合同，它都反映了合同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法学理论界延续了大陆法系的合同观念，称合同为契约，同时，又把合同分为广义的合同及狭义的合同。广义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劳动合同、行政合同和经济合同等；狭义的合同专指民事合同或者经济合同。那么，作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究竟是广义的合同还是狭义的合同呢？对此，我国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对“合同”范围与形式的解释众说纷纭，影响到某些合同诈骗型犯罪的定性。因而确实有认真探究之必要。

在现行学界流行的观点中，对“合同”含义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几种：

1．有学者认为本罪所指的“合同”仅限于经济合同{1]，这是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上得出的结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内容，在上述的两个司法解释中均有“利用经济合同”的提法。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指经济合同就成了刑法理论界的通说。

2．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应以《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为界限{2}《合同法》

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此，本罪所指的“合同”应包括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等物权合同，还包括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其他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赠与、委托等单方的、无偿的合同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务合同等不属于本罪所指称的“合同”。

3．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包括书面形式的的经济合同与民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协议是可以证明被告人利用的“合同”的证据，合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公证形式、鉴证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同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也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

4．有学者认为，行政合同亦属于本罪所指之“合同”{4}。他们认为，行政合同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但又产生了传统的合同制度。利用行政合同进行诈骗侵犯了国家对以合同进行经济活动的管理制度及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权。此种行为虽没有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直接损害，但国家的合法财产权却因此受到侵犯，所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行政机关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我们认为，就本罪所指称的“合同”范围而言，凡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可构成本罪。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现象居于主位，但是，利用劳务合同、行政合同、保管合同、运输合同等进行犯罪的也屡见不鲜。如果合同诈骗罪仅限于经济合同的范畴，则不利于对这类犯罪的惩治。所以说，只要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和构成条件的，就应当以本罪论处。当然，刑法中对利用某些特定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已有明文规定的则不适用本罪，如利用保险合同诈骗保险金的以保险诈骗罪论处、利用贷款合同诈骗金融机构贷款的以贷款诈骗罪论处。

就本罪所指称的“合同”的形式而论，既然《合同法》第十条规定了合同的形式有三种：即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其他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利用口头合同与其他形式合同诈骗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所以对利用口头合同与其他形式合同进行诈骗均可以本罪论处。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共识，如对于发生在单位之间、单位与自然人之间的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尽管是口头或其他合同形式，也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对于发生在自然人之间的合同诈骗行为通常认定为诈骗罪；对于单位利用合同形式进行贷款诈骗犯罪的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对于自然人利用合同形式进行贷款诈骗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贷款诈骗罪。

二、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在利用合同为手段从事诈骗行为时，主观上存在的意图使财物脱离合同关系人的控制而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状态。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本罪与合同纠纷之关键所在。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合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而导致纠纷；合同一方当事人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目的”。当然，由于支配行为人还并未利用签订合同进行诈骗，因而往往使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到底是合同诈骗罪还是合同纠纷，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

1．应依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能力来判断{5}。履行合同的能力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的规定，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以约定的方式、标的完成合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如何判断行为人客观上有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学者亦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凡签订合同时不具有合同履行能力的，即应认为没有实际履行能力。这种观点着重强调签约的时间性，即行为人订立合同时有无与合同规定相一致的商品或劳务交换能力{6}。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签约时不具有履行合同的条件，但只要有充分依据，能在合同履行期内找到切实可靠的资源或资金等，同样应认为具备履约能力{7}。我们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应从以下三方面考察：（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即已具有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划到履行合同所需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3）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履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包括代为履行或赔偿损失。

2．应以实际履行能力作为基本出发点，再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理情况等进行行为分析。当然也有无履行能力却不构成犯罪的例外{8}。行为人在签约时如果以假面目出现，以虚构的单位或假冒他人的名义订立合同，即可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要件之一。

如果行为人在签约时以真面目示人，以本单位或本人的名义订立合同，则应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具有履行合同的诚意。除非遇到不可抗力等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或情形，合同目的实现的可能性极大。二是缺乏履行合同的诚意，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无中生有，编造虚假事实，又根本没有对方所需的物资、货源，却谎称有货，能及时供应；或利用对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伙同对方代表人在合同条款中大做手脚，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骗取对方财物的实质。对于前者一般可认定为合同纠纷，而后者可以定为合同诈骗。

3．可以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损失的真正原因三个方面来判断{9]。行为人客观上具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不实际履行的，同样构成本罪。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行为必须与其履行合同的能力成比例，如果行为人具有全部或较大的履行能

力，但仅以一小部分履行而逃避更大的义务，这表面上是履行合同的行动，但实际上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段，是为了以少量的付出骗取对方更大的财物。因此，可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应从合同形式和内容的真假以及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及违约后的态度来判断{10}。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若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种种解释，以减轻责任，但是，一般会采用能辩则辩以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争辩时，会承担违约责任。而有些行为人明知自己违约，不可能履行合同时，往往采取潜逃等方式逃债，使对方无法追回经济损失，说明其主观意义上具有骗取财物的故意，对于这种人，可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对于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中百般辩解，否认自己违约的，一般不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而应按照合同纠纷处理。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应从“合理解释”与“体现利益”相结合的角度来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行为人一再拖延的理由不合理并且不能给对方实际减少损失，就是合同诈骗，而不是合同纠纷。

5．应看标的物的处置情况{11}。在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已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产的所有权，当事人对其处分无实际意义。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只履行一部分合同义务，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通常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

在考察一种行为是合同诈骗还是合同纠纷时，应从上述五个方面综合分析，根据不同个案，来判明行为到底是诈骗犯罪还是合同纠纷。

三、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界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我国民法上所界定的欺诈行为主要采取了描述性的定义方法，强调客观行为的方式和性质，而刑法上对合同诈骗罪的描述性强调的是“非法占有目的”与后果，强调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性有机统一。欺诈的外延应当大于诈骗，诈骗是一般民事欺诈行为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转化的内因来自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后果的进一步增强，以至于大到法律所规定的触犯刑律的程度。

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相同点是：（1）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活动中，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存在，都属于无效合同；（2）两者在客观上都采用了欺骗方法，包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隐瞒事实真相等，意图使对方陷入错误；（3）两者都处于不法占有状态下，即非法占有对方按合同规定能交付的“标的物”。尽管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亦有一些不同之处。

1．主观目的不同。

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的认识，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任何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12}。

2．客观方面不同。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从意愿上根本就不具有真正履行合同的任何诚意，所以，一定会采取积极的行为方式来实现自己非法占有目的；在欺骗手段上，通常采用虚构主体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使用伪造、变造或其他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单据、凭证或明知不符合担保法定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作为证明或担保，隐瞒自己的实际履约能力，以先

履行部分小额合同诱使对方，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款后逃匿等一切使合同根本无法履行的欺骗手段。而民事欺诈则是：“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即发生、变更、消灭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这个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谋利”{13}。

3．侵犯的客体和权利属性不同。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第四篇：如何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

如何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

肖文彬

一、立法渊源

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新确定的罪名，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诈骗罪分离出来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为诈骗罪所包容，二者属于法条竞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因此，当某行为外观上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合同诈骗罪的法条，定合同诈骗罪，这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共识。

二、司法实践

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存在合同的场合就全部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为例，在2001—2010年海淀法院审结的诈骗类案件中，通过二审程序由诈骗罪改判为合同诈骗罪的有5件，由合同诈骗罪改判为诈骗罪的有12件。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分是较为困难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经在审判实践中作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市场经济秩序的，无论是经济合同还是其他民商事合同，无论是书面合同还是口头合同，均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符合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对于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

三、区别总结

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上述指导意见颇有见地。97年《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规定在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之中，其立法本意在于更有力地打击利用合同手段侵害公私财产，并同时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犯罪。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即在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同时，又侵犯了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或国家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制度。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合同”，即“合同”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市场交易关系。只要行为人利用了能够体现市场秩序，规制各种市场交易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那么就应定合同诈骗罪。反之，与市场秩序无关的收养、婚姻等身份关系协议、赠与、借贷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诈骗罪中所指的“合同”，以这些合同为内容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即使行为人利用了一定的合同形式，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由此可见，从合同诈骗罪所在的刑法分则的章节位置、侵害法益出发，合同诈骗罪着眼于国家所要保护的市场经济秩序，强调行为的市场交易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与其他普通诈骗罪区别开来。

四、典型案例

王贺军合同诈骗案——以签订虚假的工程施工合同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是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

（一）基本案情

2003年2月，被告人王贺军谎称自己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计划司“司长”，并虚构了一个“辽河石油管理局油建公司24号工程项目”，称不需要招标、投标，其就能够将该工程发包给王小岱和王惠明。后王小岱又将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集团公司项目负责人杨宜章介绍给王贺军。为骗取杨宜章等人的信任，王贺军伪造了虚假的工程批文，并要其朋友张发两次假冒辽河石油管理局基建处“张子良处长”与杨宜章等人见面，因此，杨宜章等人对王贺军深信不疑。王贺军则以办理工程批文需要活动经费为由，自2003年3月至2004年1月期间，先后骗取了杨宜章72万元、王惠明20万元、王小岱11万元。2004年1月7日，王贺军称受“张子良处长”的全权委托，与杨宜章所属的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经理陈志荣签订了一份虚假的“24号井至主干线公路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记载的工程项目总造价为5906万元，王贺军在合同上签名为“张子良”。2004年1月28日王贺军在上海被抓获。除公安机关追回的4万元赃款外，其余赃款均被王贺军挥霍。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贺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的单位和工程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贺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继续追缴被告人王贺军非法所得人民币九十九万元，发还各被害人。宣判后，王贺军以只在第一次骗了杨宜章30万元，后来拿的杨宜章的钱以及王惠明的20万元、王小岱的11万元是借，不是骗，并还了王小岱5万元为由，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虚构工程项目和能揽到工程项目的事实，以许诺给他人承包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巨大，原审将王贺军的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不当。王贺军上诉提出其行为是借不是骗的上诉理由，经查，王贺军的多次供述及杨宜章、王惠明、王小岱的陈述均证明，王贺军一开始即虚构身份，以许诺介绍他人承包虚假的工程承包合同为诱饵，借承揽工程需要各种费用为名目，向各被害人诈取钱财，并予以挥霍，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明显。另外，王小岱陈述王贺军没有还给他钱，王贺军也不能提供还钱的证据，因此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王贺军诈骗了杨宜章人民币72万元，但杨宜章陈述其被王贺军骗了70万元，故本院只认定王贺军诈骗杨宜章7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驳回王贺军的上诉，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

2．上诉人王贺军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继续追缴被告人王贺军非法所得人民币九十七万元，发还各被害人。

（二）主要问题

以许诺让他人承揽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于王贺军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贺军以虚构的单位和工程与他人签订虚假的工程承揽合同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的合同不是诈骗的手段，而是实施诈骗的诱饵，在合同签订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王贺军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三）裁判理由

①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虽然同属诈骗类犯罪，在构成要件上有一定相近之处，但两罪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客观方面还是存在诸多不同：一是犯罪主体不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都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但是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而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二是犯罪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三是犯罪手段不同。合同诈骗罪只限于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诈骗，而诈骗罪在手段与方式上则没有限制，只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当行为人既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又实施了普通诈骗行为，而且两种行为都构成犯罪时，就应当适用刑法中数罪并罚的规定，分别定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实行并罚。合同诈骗罪是一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诈骗行为伴随着合同的签订、履行是此罪区别于诈骗罪的一个主要客观特征。我国的合同法规定了多种类型的合同，但并非任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都构成合同诈骗罪。这是因为，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出发，合同诈骗罪处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是立法设立该罪以专惩此类犯罪的初衷，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保护客体的范围内，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才能满足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要求，这种诈骗行为也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而与这种法益无关的收养、婚姻等身份关系协议、赠与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诈骗罪中所指的 “合同”，以这些合同为内容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②没有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首先，合同诈骗罪表现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也就是说诈骗行为必须是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而不能是在这之前或之后。合同的签订是指自合同一方当事人提出订立合同的要约开始，在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内容经过要约和承诺，最后对合同的内容达成合意的过程；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全面适时地完成其合同义务的过程。任何合同的订立都是以履行为目的，签订行为是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固定化，从而为之后的履行得以顺利进行创造条件。而在合同诈骗犯罪的实施中，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实际上就是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过程，如行为人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的；等等。同时，研究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对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司法意义在于，可以根据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的履约能力和其他因素，判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从而进一步认定行为人的真实意图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次，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应当是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关的财物，如合同标的物、定金、预付款、担保财产、货款等。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履行合同的目的不在于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本身的履行，而是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等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财物的非法占有，而被害人也正是由于受骗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为了保证合同订立生效或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诈骗人交付与合同内容相关的财物。如果行为人在与他人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其他与合同无关的事由为借口，骗取他人钱财的，则不是合同诈骗。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揽项目需要活动经费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实施的，即在与被害人签订所谓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王贺军非法占有，其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另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非法获取的被害人钱财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其诈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伴随合同的签订、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财物亦不是合同的标的物或其他与合同相关的财物。虽然王贺军事后也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无论是从骗取财物的手段上，还是从骗取财物的性质上，被告人王贺军的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综合全案事实，本案中被告人王贺军虚构身份，以许诺给他人介绍承包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借承揽工程需要各种费用为名目，利用他人想承揽有关工程项目的心理，骗取各被害人钱财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五篇：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有什么区别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有什么区别

核心内容：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之间的区别在于罪与非罪的问题，由于合同诈骗和合同纠纷两者在外在形式上有着相同之处，其表现都有合同的存在，但两者的内在表现是不同的，主要是主观表现形式不同、客观构成不同和履行合同的态度的不同，下面由法律快车小编为您简单介绍两者的区别。

1、主观表现形式不同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合同诈骗罪的构成关键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纠纷中，是没有这一要件的，合同诈骗的最后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占有后的财产转为他用或者自己挥霍，其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思。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并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只是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中，由于外在的因素致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比如资金周转困难，购买的材料不能及时到位等等，客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所以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二者在主观方面的主要区别。

2、客观构成不同

合同诈骗罪在客观表现方面，是以隐瞒真相，虚构事实为要件，如冒用他人身份、伪造变造票据，开设空壳公司等等。在签订合同时，合同上所列的设备条件等，行为人是根本没有的，这些只是欺骗当事人的，为的是让对方在合同上签字。在合同纠纷中，行为人不必冒用他人的身份或条件来欺骗对方，可能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行为人会夸大自己的能力或条件，虽然也有欺诈的行为，但较合同诈骗轻微的多。例如：某煤炭贸易公司在没有落实上游资源的情况下，为了营利即与人订立了煤炭买卖合同，在收到预付款之后，多方查找上游资源，仍未落实，但表示愿意偿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此案中，行为人虽在不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下与他人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但从整个过程来看，主观上并没有诈骗的目的，因此，不能认定为诈骗，而应当按合同纠纷处理。

3、履行合同的态度不同

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因为其根本不具备履行能力，只是单一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旦非法占有了他人财产，便会销声匿迹或者以任何理由推脱不履行合同，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更不会归还财产或赔偿对方那个损失。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都会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职责，并且具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诚意和积极性，一旦给对方造成损失，当事人会愿意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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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合同诈骗罪的有效举措

在打击及惩治合同诈骗犯罪的同时，及时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企业和个人一旦在此类案件中遭受损失，其后果是难以挽回的，只有提高防范意识，从根本上加强对类案件的预防，才能减少案件的发生，当事人才能尽量的减少损失。

(一)在合同签订过程中认真调查对方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

在实施合同诈骗的时，行为人会给当事人提供相关的资料，如公司的营业情况，设备、技术等条件，当然这些都是虚假的，如何判定这些资料的真伪，不能只凭对方的片面之词，应该就对方的所提供的一些情况向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如通过工商部门、银行或者委托律师对对方的主体资格、企业信誉、注册资金、隶属关系、经营状况、设备条件、技术状况、履约能力等情况进行调查，还要对对方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认真进行核对，防止对方利用假单位、假身份、假证件、假货源来进行诈骗。

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还要注意认真的审查合同的条款，看是否与协商的一致，是否存在霸王条款，是否存在损害自身利益的条款，如有发现应及时要求对方更改或重新订立合同，条款不明的合同不能签。

(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防范意识

与企业有关的合同诈骗案件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内部人员与外人勾结，共同欺诈企业的财产。由于利益的诱惑，企业的一些员工会利用职务的便利，在对外签订合同中多报或虚报金额，隐瞒真实情况，非法骗取企业的资产。因此，要加强业务素质的培训和增强法制观念，不能为一己之利损害公司企业的利益。另一方面，员工的业务知识欠缺，在与对方签订合同时，不能发现合同中存在的漏洞，给企业造成损失。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往往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抓住对方业务知识欠缺的弱点，采用以次充好、以假代真，或者玩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弄数字游戏、有歧义的文字等方法，使对方当事人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从而使自己的非法占有的意图得逞。还有，企业的内部管理存在漏洞，行为人在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逐渐熟悉和了解了这些漏洞，加以利用进行诈骗。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完善管理制度，对合同签订严格把关，培养员工的职业素质和防范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的防止合同诈骗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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