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分认定

第一篇：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分认定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分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分认定

一。罪名定义及共同点

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而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包容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因此二者有许多共同点：诸如二者都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主观上都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都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骗取了公私财物等。

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分认定

二，二罪的区别：

1、在侵犯客体上，诈骗罪只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简单客体，而合同诈骗罪除了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外，还侵犯了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因此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这也是为什么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的犯罪，而合同诈骗属于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原因所在。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分认定

三.二罪的区别之犯罪客观方面：

诈骗罪主要表现在行为人采取欺骗的行为，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诈骗罪的手段多种多样，不限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而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因此合同诈骗罪的手段仅限于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手段骗取公私财物。

四.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键：

在于诈骗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或者说，是否是以合同这种交易的形式为名进行的，只要正确地把握什么是“合同”，那么二者的界限就很明显了。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限定为符合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而不能仅以有合同出现就定合同诈骗罪，该“合同”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合同。所谓真正的合同必须要符合合同法第9条规定的合同基本条款，包括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及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

第二篇：如何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

如何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

肖文彬

一、立法渊源

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新确定的罪名，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诈骗罪分离出来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为诈骗罪所包容，二者属于法条竞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因此，当某行为外观上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合同诈骗罪的法条，定合同诈骗罪，这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共识。

二、司法实践

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存在合同的场合就全部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为例，在2001—2010年海淀法院审结的诈骗类案件中，通过二审程序由诈骗罪改判为合同诈骗罪的有5件，由合同诈骗罪改判为诈骗罪的有12件。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分是较为困难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经在审判实践中作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市场经济秩序的，无论是经济合同还是其他民商事合同，无论是书面合同还是口头合同，均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符合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对于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

三、区别总结

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上述指导意见颇有见地。97年《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规定在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之中，其立法本意在于更有力地打击利用合同手段侵害公私财产，并同时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犯罪。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即在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同时，又侵犯了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或国家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制度。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合同”，即“合同”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市场交易关系。只要行为人利用了能够体现市场秩序，规制各种市场交易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那么就应定合同诈骗罪。反之，与市场秩序无关的收养、婚姻等身份关系协议、赠与、借贷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诈骗罪中所指的“合同”，以这些合同为内容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即使行为人利用了一定的合同形式，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由此可见，从合同诈骗罪所在的刑法分则的章节位置、侵害法益出发，合同诈骗罪着眼于国家所要保护的市场经济秩序，强调行为的市场交易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与其他普通诈骗罪区别开来。

四、典型案例

王贺军合同诈骗案——以签订虚假的工程施工合同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是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

（一）基本案情

2003年2月，被告人王贺军谎称自己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计划司“司长”，并虚构了一个“辽河石油管理局油建公司24号工程项目”，称不需要招标、投标，其就能够将该工程发包给王小岱和王惠明。后王小岱又将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集团公司项目负责人杨宜章介绍给王贺军。为骗取杨宜章等人的信任，王贺军伪造了虚假的工程批文，并要其朋友张发两次假冒辽河石油管理局基建处“张子良处长”与杨宜章等人见面，因此，杨宜章等人对王贺军深信不疑。王贺军则以办理工程批文需要活动经费为由，自2003年3月至2004年1月期间，先后骗取了杨宜章72万元、王惠明20万元、王小岱11万元。2004年1月7日，王贺军称受“张子良处长”的全权委托，与杨宜章所属的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经理陈志荣签订了一份虚假的“24号井至主干线公路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记载的工程项目总造价为5906万元，王贺军在合同上签名为“张子良”。2004年1月28日王贺军在上海被抓获。除公安机关追回的4万元赃款外，其余赃款均被王贺军挥霍。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贺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的单位和工程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贺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继续追缴被告人王贺军非法所得人民币九十九万元，发还各被害人。宣判后，王贺军以只在第一次骗了杨宜章30万元，后来拿的杨宜章的钱以及王惠明的20万元、王小岱的11万元是借，不是骗，并还了王小岱5万元为由，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虚构工程项目和能揽到工程项目的事实，以许诺给他人承包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巨大，原审将王贺军的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不当。王贺军上诉提出其行为是借不是骗的上诉理由，经查，王贺军的多次供述及杨宜章、王惠明、王小岱的陈述均证明，王贺军一开始即虚构身份，以许诺介绍他人承包虚假的工程承包合同为诱饵，借承揽工程需要各种费用为名目，向各被害人诈取钱财，并予以挥霍，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明显。另外，王小岱陈述王贺军没有还给他钱，王贺军也不能提供还钱的证据，因此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王贺军诈骗了杨宜章人民币72万元，但杨宜章陈述其被王贺军骗了70万元，故本院只认定王贺军诈骗杨宜章7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驳回王贺军的上诉，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

2．上诉人王贺军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继续追缴被告人王贺军非法所得人民币九十七万元，发还各被害人。

（二）主要问题

以许诺让他人承揽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于王贺军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贺军以虚构的单位和工程与他人签订虚假的工程承揽合同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的合同不是诈骗的手段，而是实施诈骗的诱饵，在合同签订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王贺军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三）裁判理由

①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虽然同属诈骗类犯罪，在构成要件上有一定相近之处，但两罪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客观方面还是存在诸多不同：一是犯罪主体不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都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但是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而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二是犯罪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三是犯罪手段不同。合同诈骗罪只限于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诈骗，而诈骗罪在手段与方式上则没有限制，只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当行为人既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又实施了普通诈骗行为，而且两种行为都构成犯罪时，就应当适用刑法中数罪并罚的规定，分别定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实行并罚。合同诈骗罪是一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诈骗行为伴随着合同的签订、履行是此罪区别于诈骗罪的一个主要客观特征。我国的合同法规定了多种类型的合同，但并非任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都构成合同诈骗罪。这是因为，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出发，合同诈骗罪处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是立法设立该罪以专惩此类犯罪的初衷，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保护客体的范围内，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才能满足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要求，这种诈骗行为也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而与这种法益无关的收养、婚姻等身份关系协议、赠与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诈骗罪中所指的 “合同”，以这些合同为内容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②没有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首先，合同诈骗罪表现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也就是说诈骗行为必须是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而不能是在这之前或之后。合同的签订是指自合同一方当事人提出订立合同的要约开始，在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内容经过要约和承诺，最后对合同的内容达成合意的过程；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全面适时地完成其合同义务的过程。任何合同的订立都是以履行为目的，签订行为是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固定化，从而为之后的履行得以顺利进行创造条件。而在合同诈骗犯罪的实施中，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实际上就是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过程，如行为人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的；等等。同时，研究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对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司法意义在于，可以根据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的履约能力和其他因素，判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从而进一步认定行为人的真实意图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次，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应当是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关的财物，如合同标的物、定金、预付款、担保财产、货款等。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履行合同的目的不在于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本身的履行，而是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等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财物的非法占有，而被害人也正是由于受骗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为了保证合同订立生效或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诈骗人交付与合同内容相关的财物。如果行为人在与他人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其他与合同无关的事由为借口，骗取他人钱财的，则不是合同诈骗。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揽项目需要活动经费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实施的，即在与被害人签订所谓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王贺军非法占有，其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另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非法获取的被害人钱财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其诈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伴随合同的签订、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财物亦不是合同的标的物或其他与合同相关的财物。虽然王贺军事后也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无论是从骗取财物的手段上，还是从骗取财物的性质上，被告人王贺军的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综合全案事实，本案中被告人王贺军虚构身份，以许诺给他人介绍承包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借承揽工程需要各种费用为名目，利用他人想承揽有关工程项目的心理，骗取各被害人钱财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三篇：广东省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数额认定标准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诈骗罪数额标准的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鉴于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相似，法定刑幅度相同，而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一直未对诈骗罪的数额标准作出解释的实际情况，我省 各级人民法院在办理诈骗案件时，对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2002］87号)

第21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标准执行。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6年4月12日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

题的指导意见

第21条、关于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

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中山、东莞、江门市及其所辖市、县、区以5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为“数额巨大”，5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湛江、茂名、惠州、潮州、揭阳、汕尾、梅州、河源、肇庆、韶关、清远、阳江、云浮及其所辖市、县、区以4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4万元以上不满40万元为“数额巨大”，4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广州铁路运输各级法院审理犯罪地在广东省内的合同诈骗案件，按照犯罪行为发生地的标准掌握；犯罪地在广东省以外的案件，按照本《意见》第21条第二款的标准掌握。

附《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二十四条 【合同诈骗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四篇：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内容摘要：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实施以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是按照普通诈骗处罚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渐趋频繁，经济领域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巨大。鉴于此类犯罪极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比较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为了更加准确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我国新刑法在二百二十四条中增加了合同诈骗罪这一新罪名。本文就该罪所涉及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关于如何判断非法占有目的，刑法学界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一是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标准；二是以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判断标准；三是以非法占有时间的长短作为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心理支配客观行为，客观行为反映主观心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必然与犯罪行为、手段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现具有内在一致性。上述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该观点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从逻辑上讲无异于同义反复；从判断依据上讲是将内在心理而不是外在表现作为依据，其基本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事实，不可能被人们直接观察到，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也无法用仪器进行测量，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行为人客观方面的外部表现进行把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之外，试问还有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意图呢？”上述第二、第三种观点主张以客观方面的表现作为判断依据，其考虑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不过，仅仅以客观表现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所以应当尽量结合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综合判断比单一判断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行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对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到手就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用夸大履约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按经济纠纷处理。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的手段。构成刑法上的欺骗必须以积极的作为方式进行，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有欺骗行为，并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一般来说，行为人在表述某种事实上有虚假成分，但实际上未影响其对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未能完全履行，但本人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并未逃避的，足以说明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能按合同诈骗罪处理。但对那些伪造证件、编造谎言、骗取信任，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合同诈骗罪通常表现为合同的履行。因此，有无履行合同的行为，直接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诚意，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都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签订合同后财物一到手，即逃跑、挥霍

或挪作他用，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形，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行为人对财物的处置情况。一般说来，行为人一旦取得标的物或预付款、定金后，都会把它们投入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为在合同期内履行自己的义务作努力。如果行为人在取得对方当事人的资金或财物后，根本不用于履约，即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行为人不履约的原因和事后的态度。并非未履约便一定是合同诈骗罪，还要看是由于什么原因不履约。行为人签约时本有合同履行能力，但签约后却不积极为履约创造条件，致使履约期限届满时因丧失履约能力而不能履行。如果事后他又表现出种种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无疑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反之，如果行为人签约后积极努力地去为履行合同作准备而由于行为人的过失或意外事件等主客观原因致使其丧失履约能力而不能履约，同时在事后又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的，应认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认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除了要根据上述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之外，还应当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事实推定是一种证明方法，“是指法院依据某一己知事实，根据经验法则，推论与之相关的诉讼中需要证明的另一事实是否存在。”事实推定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并以反证的成立与否确认推定的成立与否。由于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处于行为人内心，而司法机关在实际办案时要全面掌握作为判断依据的行为人外部表现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地惩治合同诈骗罪，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判决的正确性，防止罪及无辜，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陈兴良教授在论及金融诈骗犯罪时认为，“所有金融诈骗罪都可通过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从而认定犯罪。”

二、合同诈骗罪认定中的若干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使对方陷于错误，故意向对方示以不真实的事实，从而使对方陷于错误，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与之签订合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如下主要的法律特征：（1）主观方面是故意的。民事欺诈行为中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形式，即欺诈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不真实的，能够导致对方陷于错误，上当受骗，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但其故意的内容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们财物，而是为了使合同得以签订，在骗得货物或钱财后，并未，占为己有，而是用于经营，获得后再履行合同义务。（2）客观方面必须有欺诈行为。如欺诈人本无货源或货源不足，却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把他在取得对方货款以后，并未将该货款用于履行合同义务，而是用于其他经营，试图获利后再履行合同义务。（3）侵犯的客体是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处于动态之中的债权。行为人依其骗签的合同所取得的“借款”、“货款”、“货物”、“定金”、“预付款”等，均成为经济纠纷争议的标的物，是合同之债的表现物。（4）主体包括个人和法人。民事欺诈行为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践中多为法人或单位。

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在于：（1）主观目的不同。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民事欺诈行为的行为人的主观上虽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是为了用于经营，并借以创造履约条件，行为人往往具有一定的履行合同的能力。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2）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欺诈的程度不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即仍应由民事法律、政策来调整。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已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应由刑法来调整；其次，欺诈的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有民事内容的存在，即行为人通过商品交换、完成工作、提供劳务等经济活动取得一定的利益。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则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为；再次，欺诈的手段不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需假冒合法身份。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地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3）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4）法律后果不同。行为人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民事欺诈行为可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只要得到相对人的认可，当事人之间争议，引起诉讼，则由民事欺诈行为人对欺诈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主要是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合同诈骗罪触犯刑事法律，行为人对诈骗的后果要负担刑事责任，同时还要承担民事责任，返还受害人的财产和赔偿损失。

2、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1）主观方面两者都是故意，都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2）客观方面，都采用了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3）在法定刑方面，基本相同。但二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

（1）主观方面，诈骗罪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里，无意履行合同的意念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是并存的，而与二者关系密切，由其一可以知其二。

（2）客观方面。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行为；而诈骗罪则是采用除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招摇撞骗罪等中所采用的欺骗方法或手段以外的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3）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通常认为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它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

3、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界限

金融诈骗罪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法定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进行集资、贷款、金融票据、金融凭证、信用卡保险、有价证券诈骗，数额较大或者进行信用证诈骗的行为。金融诈骗罪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

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存在一些共同点：（1）主观方面，二者都是故意，而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2）二者在客观方面，都采用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的财物；（3）从刑事责任方面看，两者都分三个不同档次，规定轻重严厉程度不同的法定刑。但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1）从客观方面来说：合同诈骗罪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采用欺骗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金融诈骗罪则是在金融活动中，采用欺骗方法骗取金融机构或他人的财物或数额较大的财物；（2）客体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而金融诈骗罪则侵犯了私有财产所有权和国家金融管理制度，扰乱了金融秩序。

三、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的认定

在合同诈骗罪中，涉及到的数额种类较多，如合同标的额、犯罪所得数额、受骗人直接损失数额或间接损失数额等。在共同合同诈骗罪中，还涉及到分赃数额等。那么，到底应以什么样的数额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应以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所得的数额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也有学者主张，在合同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中，犯罪数额应依合同标的额来确定；在合同诈骗罪的完成形态中，则应以犯罪造成的直接损失

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笔者认为，确定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首先要区分既遂与未遂，对于未遂犯，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定罪依据，而被害人交付的财产数额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而对于既遂犯的数额标准认定，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合同标的额不能作为统一的定罪数额。合同标的额，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所确定的标的数额，它在某些情况下，是合同诈骗行为人意欲诈骗的数额，也是他实际骗取的数额。但在相当情形下，合同诈骗人骗取的是对方当事人交付的定金、预付款、担保金等，其数额小于合同标的额。若以合同标的额作为定罪数额则会轻纵合同诈骗行为人。

犯罪所得额也不应作为统一的定罪数额。犯罪所得额是合同诈骗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实际上得到的财物数额。若以此数额为定罪数额，在某些情况下，被害人交付的财物到达行为人之前，因某种原因毁损、灭失，行为人实际上得到的财物小于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使其中的损失部分无人承担责任，从而轻纵行为人，使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被害人的直接损失额也不能作为定罪数额，因为在一些合同诈骗犯罪中，有一些行为人在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后，还未来得及挥霍、销赃等处置，即已抓获，被害人的财物得以返还，被害人未存在损失额。在这种情况下，依被害人的直接损失额作为定罪数额，则使诈骗分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以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产数额作为定罪数额较为妥当。因为：合同诈骗罪的本质是行为人骗取他人的财产，而骗取是在对方因相信行为人，陷入错误而“自愿”地把财物实际交付给行为人的基础上实现的。被害人将财物实际交付给行为人，标志着合同诈骗的完成。被欺骗人将财物实际交付给行为人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罪如盗窃罪、抢劫罪的本质区别。被欺骗人基于对行为人的信任而陷入错误而“自愿”将财物交付给行为人，其实质上是转移了对财物的占有，而合同诈骗行为人则同时取得了对此财物的“非法占有”。将被欺骗人（受害人）实际交付财物行为的完成当作合同诈骗行为的既遂顺理成章。把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作为定数额可以克服前面几种作法的不足。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旨在保护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对所有人财物的占有状态，使之不受他人非法侵害。在合同交易中，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合法有效的合同交易，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外，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起由卖方转移给买方，卖方失去对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而买方则取得了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而且，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也就是说根据法律，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交易，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外，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是以标的物交付为准。标的物未交付前，由己占有标的物者（即要交付者）承担；标的物完成交付后，由后取得、占有标的物者承担。在合同诈骗中，合同诈骗行为人从受害人实际交付财物时起取得了对财物的占有，受害人暂时丧失了对财物的占有，但财物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依然归原所有人。然而，财物的毁损、灭失风险承担依然应以交付为准。不然，则会导致合法取得财物所有权的人要依法承担标的物交付后的一切风险，而合同诈骗行为人却对标的物交付后的一切风险无须承担，这等于惩罚合法交易人，纵容诈骗犯，太不公平。既然如此，财物的毁损、灭失风险在合同诈骗中，自受害人实际交付后由诈骗人承担合情合理；而且交付后造成的毁损、灭失，也因合同诈骗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致。据此，把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作为定罪数额可以避免由于在交付完成后因各种原因造成毁损、灭失部分无人负责的境况，从而轻纵诈骗行为人。同时，也可避免因为案发，诈骗行为人返还受害人的财物，受害人并未或少遭受直接损失时，不对诈骗行为人定罪处理的现象发生。不仅如此，以此数额作为定罪数额还可以包容合同标的额标准的优点、克服其缺点，即当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等于合同标的额时，依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定罪与依合同标的额定罪，结果是一样，不会轻纵合同诈骗行为人；当受害人实际交付财物数额小于或大于合同标的额时，依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定罪可做到恰如其分，不轻纵犯罪。

在司法解释方面，1987年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数额作了解释，但只规定诈骗既遂的情况：“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解释》只规定：已经着手实行诈骗犯罪，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定罪并依法处罚。对其他的未完成形态也没有规定。97年刑法公布后，尚未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问题作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上，目前对数额的认定仍然依照1996年的《解释》的规定，即以实际骗取的数额来认定。

四、合同诈骗罪中的罪数

1、合同诈骗罪中的连续犯

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数次实施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情形。其构成要件特征是：（1）主观方面，行为人都是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而实施犯罪。所谓同一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具有实施数个同一性质的犯罪行为的预定计划；所谓概括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具有整体的犯罪意向。如果行为人不是在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支配下，而是基于不同的犯罪故意或者另起他意实施犯罪，则不构成连续犯。（2）行为人实施多次犯罪行为，即行为人实施了多次行为，每次独立行为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成立犯罪。若行为人只是实施一次违法或犯罪行为，或实施了数次独立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或数次行为中只有一次独立构成犯罪的，都不成为连续犯。行为人连续实施数次犯罪行为，所谓的连续实施数次犯罪行为，不是指行为人数次实施的犯罪行为之间在时间、空间上无一点间隔，而是指行为人在时间、空间较为接近的情形下实施一连串的数次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每次都是分别起意、而且每次犯罪之间不具有连续性则不构成连续犯。以行为人连续实施的数次犯罪，触犯同一罪名，所谓触犯同一罪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是指触犯性质完全相同的罪名。行为人的行为只有同时符合上述四个要件才能构成连续犯。连续犯是裁判上的一罪，不实行并罚，而是从一重论处。对于经济性的连续犯，一般应以连续作案的经济总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

合同诈骗罪的连续犯，是行为人基于同一或概括的诈骗故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连续多次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且每次都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出于同一或概括的故意。诈骗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合同诈骗，都是在同一合同诈骗故意或概括的合同诈骗故意的指导下实施的。同一的合同诈骗故意是诈骗行为人具有实施数个合同诈骗行为的预定计划；概括的合同诈骗故意，是诈骗行为人具有整体的合同诈骗犯罪的意向。（2）行为人实施了整个独立的合同诈骗行为。（3）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合同诈骗行为。（4）数个独立的合同诈骗行为，分别具备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合同诈骗罪。根据上述原则，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连续犯不实行数罪并罚，应以其连续诈骗致使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总额作为定罪量刑数额，从重处罚。

2、合同诈骗罪中的牵连犯

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其构成要件是：（1）须有两个以上的行为。两个以上的行为，指可以独立成罪的行为。（2）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须有牵连关系。（3）两个以上的行为须触犯不同的罪名。有牵连关系的数个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的罪名，才能成立牵连犯。

牵连犯的形式有如下三种：（1）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的牵连，即以犯一罪的意思而实施犯罪，其使用的手段行为触犯他项罪名。（2）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即以犯一罪的主观意思实施犯罪，采取的结果行为触犯他项罪名。（3）目的行为、手段行为、结果行为的牵

连。即一个行为同时与手段行为、结果行为并存，该行为相对手段行为时，是目的行为，相对结果行为时是原因行为。

合同诈骗罪的牵连犯，是以实施合同诈骗罪为目的，而合同诈骗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具体分为：（1）手段牵连，即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之间存在手段行为与作为目的行为的合同诈骗罪的关系。例如行为人为了进行合同诈骗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且紧接着冒充该机关的名义实施了合同诈骗犯罪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手段行为）与合同诈骗罪（目的行为）的牵连犯；（2）结果牵连。即行为人实施的两个行为之间具有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诈骗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具有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诈骗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行为人通过合同诈骗犯罪行为，骗取了对方当事人的枪支、弹药的行为，构成了合同诈骗罪（原因行为）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牵连；（3）三重牵连。即行为人实施了三个犯罪行为，一个是作为本罪的合同诈骗罪，另外两个是他种犯罪。如行为人实施伪造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并以其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骗取对方当事人的枪支、弹药。行为人犯有合同诈骗罪（本罪）和伪造公司、企事业单位印章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两个他罪）。就合同诈骗罪而言，上述三种情形，刑法未规定数罪并罚，根据理论上的通说，按“择一重罪从重处断原则”论处。

3、合同诈骗罪中的竞合犯

竞合犯有法条竞合犯和想象竞合犯之分。法条竞合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因法律错杂规定，致使有数法条（或法规）同时可以适用，但只在数法条中适用一法条，而排斥其他，成立单纯一罪的情况。它的构成要件是：（1）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法条，它们可以是同一刑事法律的不同法条，也可以是相异刑事法律之间的不同条款。（2）数法条之间有重合关系。（3）在适用法律时只能选择其中一法条而排斥其他法条，成立单纯一罪。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有四个，即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整体法优于部分法、重法优于轻法和基本法优于补充法。

想象竞合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形。其构成要件是：（1）须实施一个行为。一个行为，是指一个犯罪行为。想象竞合犯的一个行为，可以是一个故意行为，也可以是一个过失行为。想象竞合犯只能是一个行为触犯数罪名，如果是数行为触犯数罪名，则是实际的数罪，不发生想象竞合犯问题。（2）行为人的一行为必须触犯数罪名。数罪名，指具备刑法分则上数个犯罪构成，所谓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指行为在形式上或外观上构成刑法分则规定的数个犯罪。其适用原则是，从一重论处。

第一，合同诈骗罪中的法条竞合。合同诈骗罪中的法条竞合，是合同诈骗行为人在实施合同诈骗罪的同时又触犯了其他法条规定之罪，而这些法条存在竞合，只能适用其中之一定罪论处的情形。例如：诈骗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保险合同、借贷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保险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达到数额较大的，就构成了保险诈骗罪或货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法规竞合。按照法条竞合中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分别以保险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论处。本文讨论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竞合、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法条竞合中的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按上述原则，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第二，合同诈骗中的想象竞合犯。合同诈骗中的想象竞合犯，是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同时触犯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罪名。例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行为，同时触犯了合同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原则从一重论处：（1）当上述行为骗取的财物数额较大又符合招摇撞骗罪的既遂一般构成要件的，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因为，根据刑法第279条规定，此时招摇撞骗罪的法定刑主刑最高是三年有期徒刑，与合同诈骗罪相同，而主刑最低是管制，合同诈骗罪主刑最低是拘役。（2）当上述行为人骗取的财物数额达到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以

上的，无论其冒充行为情节多么严重，均按合同诈骗罪论处。因为，此种情况下招摇撞骗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而合同诈骗罪法定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但须并处罚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3）若上述行为人的骗取的财物数额只是较大，但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骗的情节严重，则以招摇撞骗罪论处。因为，在此情形下，合同诈骗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三年有期徒刑，而招摇撞骗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若属于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犯罪的想象竞合，则可另当别论。

综上所述，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标准，我们才能做到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准确打击合同诈骗犯罪。

参考文献资料：

1、肖扬著：《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高铭暄著：《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87、1976

第五篇：是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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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

作者：谢德伟 许冬梅

来源：《新农村》2010年第01期

主 要 案 情

被告人刘某,男,1970年9月9日出生,系黑龙江省林甸县红旗镇先进村1屯农民,住该屯。2007年11月下旬,被告人刘某产生利用空车配货进行诈骗的想法,刘某为了实施诈骗制作了名为张某某的假身份证、假行车执照、车牌号为黑B66757的假牌照,刘某又在林甸县先进村2屯林某处租用了一辆大货车。2007年12月7日,刘某将黑B66757的假牌照挂到租来的大货车上并将车开到讷河市后,刘某又到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自治旗劳动力市场雇来一男一女冒充其朋友和妻子。一切准备工作就绪,2007年12月10日,刘某来到讷河市畅通配货站联系配往大连的货物,讷河市畅通配货站业主李某将被害人兰某的33吨白芸豆(价值人民币166,300.00元)配货给刘某,双方签订了配货协议书,刘某将33吨白芸豆骗走后卖给姜某和魏某。刘某销赃得款134,600.00元。刘某得款后用该笔赃款在何某处购买一辆自卸货车(价值人民币119,500.00元)。案发后该车追还被害人。

分歧 意 见

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构成何罪,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刘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采取了“制作假身份证、假行车执照、假货车牌照,并租用了大货车,雇佣两名人员等”的一系列手段,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得讷河市畅通配货站业主及货主的信任,将价值十六万余元的白芸豆骗走卖掉,诈骗数额巨大。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刘某的诈骗行为是利用与配货站签定空车配货协议来完成的。刘某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评 析 意 见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前者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市场秩序。后者侵犯的是单一客体,仅限于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在客观方面,前者以签订履行合同为手段达到目的,后者则以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所有人或经营人信以为真,从而“自愿”将公私财物交出。

笔者从诈骗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对本案加以分析: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2、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用某些欺骗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所以,不构成诈骗罪。本案中刘某以空车配货的名义将被害人的白芸豆骗走后卖掉,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具有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从实质上说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欺诈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因此,不管是虚构、隐瞒过去的事实,还是现在的事实与将来的事实,只要具有上述内容的,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如果欺诈内容不是使他们作出财产处分的,则不是诈骗罪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必须达到使一般人能够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欺诈行为的手段、方法没有限制,既可以是语言欺诈,也可以是动作欺诈;欺诈行为本身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另外,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失。本案中被告人刘某采用了积极的手段,虚构事实,为了实施诈骗制作了名为张某某的假身份证、假行车执照、号牌为黑B66757的假牌照,在林甸县先进村2屯林某处租了一辆大货车,又到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自治旗劳动力市场雇来一男一女冒充其朋友和妻子。之后,刘某将挂着假牌照且租来的大货车开到讷河市畅通配货站,联系配往大连的货物。刘某的这些行为足以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取得了讷河市畅通配货站业主李某及被害人的信任,自愿将货物交给刘某,使其诈骗行为得逞。至于刘某与畅通配货站签定的配货协议只是他实施诈骗的一个环节,而不能凭借签定了配货协议就认定是合同诈骗。

(3)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单位不构成诈骗罪。本案被告人刘某38岁,无精神疾病,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4)主观方面为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诈骗罪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过程: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首先,本案被告人刘某主观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而正是在这种主观意识的支配下,制造了各种假证件后将被害人的货物骗出卖掉,赃款据为己有。

处 理 结 果

讷河市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00元。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检察院亦没有提出抗诉。

(作者单位:讷河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