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诈骗罪及其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合同诈骗罪及其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 郭建东]
合同诈骗罪及其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合同诈骗 犯罪构成特征 非法占有目的 罪数 共犯
[摘 要] 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裂出来的新型经济犯罪，它在保留了普通诈骗罪的一些共性特征外，又表现出自身特有的个性。这种个性主要体现在其犯罪构成的特殊性。鉴于本罪认定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对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罪数问题、共犯问题）作了剖析，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此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本文将综合我国合同法与刑法学基本原理对此作系统阐述和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如下特征：
1、客体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ww1]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①
我国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对于防范合同欺诈，维护公平、自由、安全、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合同诈骗罪使合同诈骗罪及其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合同成为侵犯他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法手段，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故刑法单设此罪以保护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②合同仅仅是诈骗采用的手段形式。
2、客观特征
从本质上讲，合同诈骗罪属诈骗犯罪的范畴，在客观构成上完全适用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即：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财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③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或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这里的虚构事实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为：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书、制造“合法身份”、“履行能力”的假相；虚构不存在的基本事实；虚构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
3、主体特征 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例如下列几种情形就是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的企业。承租人利用企业名义诈骗的，应认定为个人诈骗。（3）国营或者集体企业为个人提供营业执照，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企业，企业人员以企业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应以个人诈骗论。（4）没有资金、场地、从业人员等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对它们利用合同诈骗的，应以个人诈骗论（5）由被挂靠企业提供营业执照，而由挂靠人员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挂靠企业，挂靠人员实施合同诈骗罪应认定为个人诈骗。因此是否以单位名义签订、履行合同，不应成为区分个人合同诈骗与单位合同诈骗的标志。实践中，“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两点把握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罪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而且，这两点之中，利益归属的团体性应当优先考量”。④对那些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而实际犯罪谋取的利益归属直接责任人员的合同诈骗犯罪一律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4、主观特征
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行为实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目的仅存于直接故意中”。⑤因此合同诈骗罪这种目的型犯罪只能存在直接故意的形式。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可能存在间接故意，如行为人签订合同时对履约能力尚无把握，寄希望于将来的时运，合同签订后，先行占有对方定金或预付款，而后对履约抱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态度。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仅表明行为人不愿意积极履行合同，不能说明行为人有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此时只能引出两种民事法律后果：一是欺诈合同无效，二是行为人赔偿对方当事人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间接故意只能构成民事欺诈，只有当行为人无正当理由拒不返还定金或货款时，才能构成刑事诈骗。而这种拒不返还定金或货款的心理态度，只能是直接故意。
二、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是立法对合同诈骗罪的抉择。⑥有学者认为，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原则上均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⑦当然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几种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密不可分。但某种含有欺诈因素的行为是否是合同诈骗罪构成中的客观行为，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在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时，除看行为人是否符合刑法第224条所规定的行为类型外，还必须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而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局限，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笔者认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司法实践中“司法推定作为一种以„忽略个别可能与结论相反‟为代价或基础的思维程式和证罪方法被广泛认可和运用”。⑧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约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1）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2）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3）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
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4）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5）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6）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且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说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履行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⑨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动，而不是虚假的行为”。⑩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己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2）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
“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11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2）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罪论。（3）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
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二）一罪与数罪的认定
认定合同诈骗罪的罪数形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牵连犯问题。
从理论上讲合同诈骗罪属于纯正的欺诈犯罪，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罪必然要实行欺诈手段，而这种手段行为又可能触犯其他罪名，从而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比如行为人为虚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以及伪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而伪造各种公文、证件、印章以及金融票证、国家有价证券、股票、债券等就触犯了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以及伪造金融票证、国家有价证券、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对此，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主张按“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
2、法条竞合问题。
合同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虽然和我国刑法第266规定的普通诈骗罪一样都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主要是破坏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两罪形成了法条竞合。在此情况下，适用法律的原则是特殊法优于普通法。这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共识。
但是当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犯罪时，这种情况属于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在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形属于法条竞合。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犯罪之间在构成要件上并无必然的竞合，这种情况属于想象竞合犯形态。笔者同意前者的观点。所谓法条竞合通俗地讲“就是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分则性条款，其中某一法条的全部内容包含于另一法条的内容之中，即两个法条发生重合，或两个法条的部分内容相同，即有所交叉的情形”。12就金融诈骗犯罪而言，其中许多犯罪需要以合同的形式体现，行为的实施也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因而在犯罪构成上与合同诈骗形成法条竞合，且包括包容竞合（如合同诈骗罪的内容包容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两者存在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对此应适用特别法，以保险诈骗罪定性。）与交叉竞合（如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与票据诈骗罪的规定之间存在交叉关系，这种情况下应择一重罪适用法条。）
（三）关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的认定。
所谓“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是指行为人先后实施了数个独立的诈骗行为，其行为方法分别符合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情况。对于该种情形如何定罪处罚在理论界和司法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理；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行为人的主行为定性；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连续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处罚；第四种观点认为“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属于犯罪方法各异、触犯罪名不同、相互独立的连续诈骗犯罪，应实行数罪并罚。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对于先后实施、相互独立的数个诈骗行为之间不具有牵连关系，即不具有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而且按照此观点，当行为人触犯的几种诈骗犯罪之中有两种以上刑罚轻重相当时，便无法选择罪名，并且即使在刑罚轻重有别的情况下择一重罪处理，那么行为人触犯了其他诈骗的犯罪数额是否应计入该重罪的犯罪数额存在疑惑。按照第二种观点当几种诈骗行为在整个犯罪活动中难分主次时，定性则无从下手；即使有主次之分犯罪数额的归属亦如第一种观点那样无法认定。而第三种观点中所谓的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数个同一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数个性质相同、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即使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各罪亦可视为同种性质，成立连续犯形态”。13也不应按照传统连续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断。因为理论上历来主张连续犯是实质的数罪而处断的一罪，只考虑到了连续行为所触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而没有把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连续犯纳入研究范围。因此第三种观点也是不正确、不可行的。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对“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实行数罪并罚才能定性准确、罚当其罪。
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相关的问题是在连续诈骗行为中，当各种特殊诈骗行为（包括利用合同诈骗在内）及普通诈骗行为，分别依照各种特殊诈骗犯罪和普通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未达到起刑标准），而其诈骗总数额按照任何一种诈骗犯罪的定罪标准都可构成犯罪；或有的诈骗行为数额上达到定罪标准可以认定为普通诈骗罪或各种特殊诈骗犯罪，而其中有几种行为不构成其诈骗方法对应的特殊诈骗犯罪时，一般应当坚持以下原则：（1）各种诈骗方法的诈骗行为，首先分别以其对应的诈骗犯罪的起刑标准为基准，考察能否构成该对应的诈骗犯罪（包括普通诈骗犯罪和各种特殊诈骗犯罪）；（2）其次，凡依照任何特殊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的，不得对行为人的各种特殊诈骗行为分别根据行为特征认定其不构成犯罪，而应当把这些诈骗行为作为有机整体看待，将这些无法认定为特殊诈骗犯罪的诈骗行为，连同本来以普通诈骗方法实施的诈骗行为，以刑法第206条为基准，进行罪与非罪的评判；构成犯罪的，依照普通诈骗犯罪定罪处罚。当然，如果按照前述（1）对有的诈骗行为已经认定了特殊诈骗犯罪的，须对行为人以普通诈骗犯罪和已经认定了的特殊诈骗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四）合同诈骗罪中共同犯罪形态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有的行为人通过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手段进行诈骗，涉及到名义被冒用者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另外，如果所签订合同需要担保就会涉及到保证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对于名义被冒用者和保证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应当具体分析：（1）如果名义被冒用者在行为人冒用自己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后获悉，但仍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消极地不加以制止，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2）如果名义被冒用者明知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而提供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实际上起到帮助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作用，一般来说构成共同犯罪，应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3）保证人不知道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为行为人提供担保，不具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4）保证人明知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而为之提供担保，实际上是一种帮助行为，应当承担共犯的罪责。参考文献
① 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668页 ② 夏朝晖.试论合同诈骗罪.载《法商研究》.1997.第四期.78页 ③ [日]西田德之：《刑法各论》.弘文堂.1999.④肖中华.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与处罚.载《刑事司法指南》.法律出版社.2000。第三期.117页 ⑤ 苏惠渔..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70页 ⑥ 王作富.刑法学分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812页 ⑦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686页 ⑧肖中华.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与处罚.载《刑事司法指南》.法律出版社.2000.第三期.120页 ⑨ 刘家琛.新刑法案例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684页 ⑩ 吕敏.合同诈骗罪的认定.载〈法学〉.1994.第四期.17页 熊选国.论利用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骗行为的界限.载〈法学评论〉.1990第一期.47页 12 高铭暄.刑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528页 13 姜伟.犯罪形态论.法律出版社.1994.336页
作者：郭建东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汪 进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 陈 新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
第二篇：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内容摘要：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实施以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是按照普通诈骗处罚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渐趋频繁，经济领域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巨大。鉴于此类犯罪极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比较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为了更加准确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我国新刑法在二百二十四条中增加了合同诈骗罪这一新罪名。本文就该罪所涉及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关于如何判断非法占有目的，刑法学界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一是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标准；二是以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判断标准；三是以非法占有时间的长短作为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心理支配客观行为，客观行为反映主观心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必然与犯罪行为、手段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现具有内在一致性。上述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该观点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从逻辑上讲无异于同义反复；从判断依据上讲是将内在心理而不是外在表现作为依据，其基本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事实，不可能被人们直接观察到，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也无法用仪器进行测量，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行为人客观方面的外部表现进行把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之外，试问还有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意图呢？”上述第二、第三种观点主张以客观方面的表现作为判断依据，其考虑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不过，仅仅以客观表现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所以应当尽量结合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综合判断比单一判断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行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对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到手就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用夸大履约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按经济纠纷处理。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的手段。构成刑法上的欺骗必须以积极的作为方式进行，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有欺骗行为，并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一般来说，行为人在表述某种事实上有虚假成分，但实际上未影响其对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未能完全履行，但本人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并未逃避的，足以说明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能按合同诈骗罪处理。但对那些伪造证件、编造谎言、骗取信任，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合同诈骗罪通常表现为合同的履行。因此，有无履行合同的行为，直接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诚意，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都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签订合同后财物一到手，即逃跑、挥霍
或挪作他用，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形，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行为人对财物的处置情况。一般说来，行为人一旦取得标的物或预付款、定金后，都会把它们投入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为在合同期内履行自己的义务作努力。如果行为人在取得对方当事人的资金或财物后，根本不用于履约，即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行为人不履约的原因和事后的态度。并非未履约便一定是合同诈骗罪，还要看是由于什么原因不履约。行为人签约时本有合同履行能力，但签约后却不积极为履约创造条件，致使履约期限届满时因丧失履约能力而不能履行。如果事后他又表现出种种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无疑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反之，如果行为人签约后积极努力地去为履行合同作准备而由于行为人的过失或意外事件等主客观原因致使其丧失履约能力而不能履约，同时在事后又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的，应认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认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除了要根据上述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之外，还应当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事实推定是一种证明方法，“是指法院依据某一己知事实，根据经验法则，推论与之相关的诉讼中需要证明的另一事实是否存在。”事实推定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并以反证的成立与否确认推定的成立与否。由于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处于行为人内心，而司法机关在实际办案时要全面掌握作为判断依据的行为人外部表现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地惩治合同诈骗罪，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判决的正确性，防止罪及无辜，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陈兴良教授在论及金融诈骗犯罪时认为，“所有金融诈骗罪都可通过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从而认定犯罪。”
二、合同诈骗罪认定中的若干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使对方陷于错误，故意向对方示以不真实的事实，从而使对方陷于错误，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与之签订合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如下主要的法律特征：（1）主观方面是故意的。民事欺诈行为中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形式，即欺诈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不真实的，能够导致对方陷于错误，上当受骗，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但其故意的内容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们财物，而是为了使合同得以签订，在骗得货物或钱财后，并未，占为己有，而是用于经营，获得后再履行合同义务。（2）客观方面必须有欺诈行为。如欺诈人本无货源或货源不足，却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把他在取得对方货款以后，并未将该货款用于履行合同义务，而是用于其他经营，试图获利后再履行合同义务。（3）侵犯的客体是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处于动态之中的债权。行为人依其骗签的合同所取得的“借款”、“货款”、“货物”、“定金”、“预付款”等，均成为经济纠纷争议的标的物，是合同之债的表现物。（4）主体包括个人和法人。民事欺诈行为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践中多为法人或单位。
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在于：（1）主观目的不同。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民事欺诈行为的行为人的主观上虽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是为了用于经营，并借以创造履约条件，行为人往往具有一定的履行合同的能力。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2）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欺诈的程度不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即仍应由民事法律、政策来调整。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已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应由刑法来调整；其次，欺诈的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有民事内容的存在，即行为人通过商品交换、完成工作、提供劳务等经济活动取得一定的利益。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则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为；再次，欺诈的手段不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需假冒合法身份。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地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3）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4）法律后果不同。行为人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民事欺诈行为可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只要得到相对人的认可，当事人之间争议，引起诉讼，则由民事欺诈行为人对欺诈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主要是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合同诈骗罪触犯刑事法律，行为人对诈骗的后果要负担刑事责任，同时还要承担民事责任，返还受害人的财产和赔偿损失。
2、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1）主观方面两者都是故意，都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2）客观方面，都采用了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3）在法定刑方面，基本相同。但二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
（1）主观方面，诈骗罪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里，无意履行合同的意念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是并存的，而与二者关系密切，由其一可以知其二。
（2）客观方面。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行为；而诈骗罪则是采用除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招摇撞骗罪等中所采用的欺骗方法或手段以外的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3）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通常认为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它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
3、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界限
金融诈骗罪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法定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进行集资、贷款、金融票据、金融凭证、信用卡保险、有价证券诈骗，数额较大或者进行信用证诈骗的行为。金融诈骗罪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
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存在一些共同点：（1）主观方面，二者都是故意，而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2）二者在客观方面，都采用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的财物；（3）从刑事责任方面看，两者都分三个不同档次，规定轻重严厉程度不同的法定刑。但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1）从客观方面来说：合同诈骗罪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采用欺骗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金融诈骗罪则是在金融活动中，采用欺骗方法骗取金融机构或他人的财物或数额较大的财物；（2）客体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而金融诈骗罪则侵犯了私有财产所有权和国家金融管理制度，扰乱了金融秩序。
三、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的认定
在合同诈骗罪中，涉及到的数额种类较多，如合同标的额、犯罪所得数额、受骗人直接损失数额或间接损失数额等。在共同合同诈骗罪中，还涉及到分赃数额等。那么，到底应以什么样的数额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应以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所得的数额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也有学者主张，在合同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中，犯罪数额应依合同标的额来确定；在合同诈骗罪的完成形态中，则应以犯罪造成的直接损失
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笔者认为，确定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首先要区分既遂与未遂，对于未遂犯，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定罪依据，而被害人交付的财产数额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而对于既遂犯的数额标准认定，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合同标的额不能作为统一的定罪数额。合同标的额，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所确定的标的数额，它在某些情况下，是合同诈骗行为人意欲诈骗的数额，也是他实际骗取的数额。但在相当情形下，合同诈骗人骗取的是对方当事人交付的定金、预付款、担保金等，其数额小于合同标的额。若以合同标的额作为定罪数额则会轻纵合同诈骗行为人。
犯罪所得额也不应作为统一的定罪数额。犯罪所得额是合同诈骗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实际上得到的财物数额。若以此数额为定罪数额，在某些情况下，被害人交付的财物到达行为人之前，因某种原因毁损、灭失，行为人实际上得到的财物小于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使其中的损失部分无人承担责任，从而轻纵行为人，使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被害人的直接损失额也不能作为定罪数额，因为在一些合同诈骗犯罪中，有一些行为人在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后，还未来得及挥霍、销赃等处置，即已抓获，被害人的财物得以返还，被害人未存在损失额。在这种情况下，依被害人的直接损失额作为定罪数额，则使诈骗分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以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产数额作为定罪数额较为妥当。因为：合同诈骗罪的本质是行为人骗取他人的财产，而骗取是在对方因相信行为人，陷入错误而“自愿”地把财物实际交付给行为人的基础上实现的。被害人将财物实际交付给行为人，标志着合同诈骗的完成。被欺骗人将财物实际交付给行为人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罪如盗窃罪、抢劫罪的本质区别。被欺骗人基于对行为人的信任而陷入错误而“自愿”将财物交付给行为人，其实质上是转移了对财物的占有，而合同诈骗行为人则同时取得了对此财物的“非法占有”。将被欺骗人（受害人）实际交付财物行为的完成当作合同诈骗行为的既遂顺理成章。把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作为定数额可以克服前面几种作法的不足。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旨在保护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对所有人财物的占有状态，使之不受他人非法侵害。在合同交易中，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合法有效的合同交易，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外，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起由卖方转移给买方，卖方失去对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而买方则取得了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而且，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也就是说根据法律，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交易，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外，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是以标的物交付为准。标的物未交付前，由己占有标的物者（即要交付者）承担；标的物完成交付后，由后取得、占有标的物者承担。在合同诈骗中，合同诈骗行为人从受害人实际交付财物时起取得了对财物的占有，受害人暂时丧失了对财物的占有，但财物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依然归原所有人。然而，财物的毁损、灭失风险承担依然应以交付为准。不然，则会导致合法取得财物所有权的人要依法承担标的物交付后的一切风险，而合同诈骗行为人却对标的物交付后的一切风险无须承担，这等于惩罚合法交易人，纵容诈骗犯，太不公平。既然如此，财物的毁损、灭失风险在合同诈骗中，自受害人实际交付后由诈骗人承担合情合理；而且交付后造成的毁损、灭失，也因合同诈骗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致。据此，把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作为定罪数额可以避免由于在交付完成后因各种原因造成毁损、灭失部分无人负责的境况，从而轻纵诈骗行为人。同时，也可避免因为案发，诈骗行为人返还受害人的财物，受害人并未或少遭受直接损失时，不对诈骗行为人定罪处理的现象发生。不仅如此，以此数额作为定罪数额还可以包容合同标的额标准的优点、克服其缺点，即当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等于合同标的额时，依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定罪与依合同标的额定罪，结果是一样，不会轻纵合同诈骗行为人；当受害人实际交付财物数额小于或大于合同标的额时，依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定罪可做到恰如其分，不轻纵犯罪。
在司法解释方面，1987年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数额作了解释，但只规定诈骗既遂的情况：“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解释》只规定：已经着手实行诈骗犯罪，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定罪并依法处罚。对其他的未完成形态也没有规定。97年刑法公布后，尚未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问题作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上，目前对数额的认定仍然依照1996年的《解释》的规定，即以实际骗取的数额来认定。
四、合同诈骗罪中的罪数
1、合同诈骗罪中的连续犯
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数次实施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情形。其构成要件特征是：（1）主观方面，行为人都是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而实施犯罪。所谓同一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具有实施数个同一性质的犯罪行为的预定计划；所谓概括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具有整体的犯罪意向。如果行为人不是在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支配下，而是基于不同的犯罪故意或者另起他意实施犯罪，则不构成连续犯。（2）行为人实施多次犯罪行为，即行为人实施了多次行为，每次独立行为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成立犯罪。若行为人只是实施一次违法或犯罪行为，或实施了数次独立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或数次行为中只有一次独立构成犯罪的，都不成为连续犯。行为人连续实施数次犯罪行为，所谓的连续实施数次犯罪行为，不是指行为人数次实施的犯罪行为之间在时间、空间上无一点间隔，而是指行为人在时间、空间较为接近的情形下实施一连串的数次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每次都是分别起意、而且每次犯罪之间不具有连续性则不构成连续犯。以行为人连续实施的数次犯罪，触犯同一罪名，所谓触犯同一罪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是指触犯性质完全相同的罪名。行为人的行为只有同时符合上述四个要件才能构成连续犯。连续犯是裁判上的一罪，不实行并罚，而是从一重论处。对于经济性的连续犯，一般应以连续作案的经济总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
合同诈骗罪的连续犯，是行为人基于同一或概括的诈骗故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连续多次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或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且每次都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出于同一或概括的故意。诈骗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合同诈骗，都是在同一合同诈骗故意或概括的合同诈骗故意的指导下实施的。同一的合同诈骗故意是诈骗行为人具有实施数个合同诈骗行为的预定计划；概括的合同诈骗故意，是诈骗行为人具有整体的合同诈骗犯罪的意向。（2）行为人实施了整个独立的合同诈骗行为。（3）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合同诈骗行为。（4）数个独立的合同诈骗行为，分别具备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合同诈骗罪。根据上述原则，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连续犯不实行数罪并罚，应以其连续诈骗致使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总额作为定罪量刑数额，从重处罚。
2、合同诈骗罪中的牵连犯
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其构成要件是：（1）须有两个以上的行为。两个以上的行为，指可以独立成罪的行为。（2）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须有牵连关系。（3）两个以上的行为须触犯不同的罪名。有牵连关系的数个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的罪名，才能成立牵连犯。
牵连犯的形式有如下三种：（1）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的牵连，即以犯一罪的意思而实施犯罪，其使用的手段行为触犯他项罪名。（2）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即以犯一罪的主观意思实施犯罪，采取的结果行为触犯他项罪名。（3）目的行为、手段行为、结果行为的牵
连。即一个行为同时与手段行为、结果行为并存，该行为相对手段行为时，是目的行为，相对结果行为时是原因行为。
合同诈骗罪的牵连犯，是以实施合同诈骗罪为目的，而合同诈骗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具体分为：（1）手段牵连，即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之间存在手段行为与作为目的行为的合同诈骗罪的关系。例如行为人为了进行合同诈骗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且紧接着冒充该机关的名义实施了合同诈骗犯罪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手段行为）与合同诈骗罪（目的行为）的牵连犯；（2）结果牵连。即行为人实施的两个行为之间具有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诈骗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具有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诈骗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行为人通过合同诈骗犯罪行为，骗取了对方当事人的枪支、弹药的行为，构成了合同诈骗罪（原因行为）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牵连；（3）三重牵连。即行为人实施了三个犯罪行为，一个是作为本罪的合同诈骗罪，另外两个是他种犯罪。如行为人实施伪造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并以其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骗取对方当事人的枪支、弹药。行为人犯有合同诈骗罪（本罪）和伪造公司、企事业单位印章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两个他罪）。就合同诈骗罪而言，上述三种情形，刑法未规定数罪并罚，根据理论上的通说，按“择一重罪从重处断原则”论处。
3、合同诈骗罪中的竞合犯
竞合犯有法条竞合犯和想象竞合犯之分。法条竞合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因法律错杂规定，致使有数法条（或法规）同时可以适用，但只在数法条中适用一法条，而排斥其他，成立单纯一罪的情况。它的构成要件是：（1）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法条，它们可以是同一刑事法律的不同法条，也可以是相异刑事法律之间的不同条款。（2）数法条之间有重合关系。（3）在适用法律时只能选择其中一法条而排斥其他法条，成立单纯一罪。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有四个，即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整体法优于部分法、重法优于轻法和基本法优于补充法。
想象竞合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形。其构成要件是：（1）须实施一个行为。一个行为，是指一个犯罪行为。想象竞合犯的一个行为，可以是一个故意行为，也可以是一个过失行为。想象竞合犯只能是一个行为触犯数罪名，如果是数行为触犯数罪名，则是实际的数罪，不发生想象竞合犯问题。（2）行为人的一行为必须触犯数罪名。数罪名，指具备刑法分则上数个犯罪构成，所谓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指行为在形式上或外观上构成刑法分则规定的数个犯罪。其适用原则是，从一重论处。
第一，合同诈骗罪中的法条竞合。合同诈骗罪中的法条竞合，是合同诈骗行为人在实施合同诈骗罪的同时又触犯了其他法条规定之罪，而这些法条存在竞合，只能适用其中之一定罪论处的情形。例如：诈骗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保险合同、借贷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保险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达到数额较大的，就构成了保险诈骗罪或货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法规竞合。按照法条竞合中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分别以保险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论处。本文讨论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竞合、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法条竞合中的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按上述原则，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第二，合同诈骗中的想象竞合犯。合同诈骗中的想象竞合犯，是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同时触犯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罪名。例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行为，同时触犯了合同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原则从一重论处：（1）当上述行为骗取的财物数额较大又符合招摇撞骗罪的既遂一般构成要件的，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因为，根据刑法第279条规定，此时招摇撞骗罪的法定刑主刑最高是三年有期徒刑，与合同诈骗罪相同，而主刑最低是管制，合同诈骗罪主刑最低是拘役。（2）当上述行为人骗取的财物数额达到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以
上的，无论其冒充行为情节多么严重，均按合同诈骗罪论处。因为，此种情况下招摇撞骗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而合同诈骗罪法定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但须并处罚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3）若上述行为人的骗取的财物数额只是较大，但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骗的情节严重，则以招摇撞骗罪论处。因为，在此情形下，合同诈骗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三年有期徒刑，而招摇撞骗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若属于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犯罪的想象竞合，则可另当别论。
综上所述，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标准，我们才能做到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准确打击合同诈骗犯罪。
参考文献资料：
1、肖扬著：《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高铭暄著：《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87、1976
第三篇：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内容提要：合同诈骗罪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新型诈骗犯罪，其危害已超过了传统的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当事人之间在履行合同中因实现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而产生的争议，其解决机制适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关规定。民事欺诈是指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当事人故意告之对方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表示的行为，其后果主要涉及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纷纷民事欺诈行为
一、引言
合同诈骗罪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新型诈骗犯罪，其危害已超过了传统的诈骗犯罪。据有关方面统计，在我国，经济合同的签订率和履行率都非常低。1998年，我国经济合同的签订率仅为64%，合同履行率仅为50%，如此低的合同履行率，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更有甚者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案件占全部诈骗案件的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占80%以上。可见，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更为严重的是，它还扰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正确认识合同诈骗罪有着重大意义
二、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难点
我国关于利用合同诈骗的首次立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1950年7月25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79条曾规定了不忠实履行合同罪。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该刑法大纲草案一直没有付诸实施。1979年刑法对利用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没有规定单独的罪名。
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一次把合同诈骗罪规定为独立的罪名，使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一样，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诈骗罪时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疑难问题，如在处理合同诈骗案件时不能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错误地把合同诈骗罪认定为合同民事欺诈行为或者错误地把合同民事欺诈行为和合同纠纷当作合同诈骗刑事案件处理，甚至错误地将合同诈骗罪简单地认定为诈骗罪。出现上述问题除了极少数执法者主观上的原因外，更主要原因是在于合同诈骗罪立法上的不完善和理论研究上的不深入。
三、如何界定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纠纷是合同当事人之间在履行合同中因实现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而产生的争议，其解决机制适用合同法以及民法的有关规定。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均与合同的签订、履行相伴而生，两者产生于民事交往过程中，并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现，最初都是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貌似相同的表现形式下，实质内容却大相径庭。
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在实践中，可以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动机、目的、方式、过程、履行合同的准备、保障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等等，进行综合判断。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主观故意的形式不同。合同纠纷即可以表现为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而合同诈骗罪的故意形式只限于直接故意。其直接故意可能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时就已形成合同诈骗的故意，属事前故意；也可能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前或签订合同过程都未产生诈骗犯罪故意，但在合同履行中，为避免损失或者觉得有机可乘，产生将以对方财物据为已有或归自己所有的意图而不履行或不继续履行合同，属于事中故意。
2、主观目的的不同。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
为人意图永久地排除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使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处于自己的非法所有状态。合同纠纷行为人虽然也有侵犯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但其不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3、客观方面表现不同。合同诈骗罪综合考察以下几个因素。（1）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罪是没有履行能力的。（2）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是否有欺骗行为。合同诈骗行为人往往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3）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是否实际上履行合同。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并取得对方的货物或货款后，根本不履行合同，即可以大致判定其行为是合同诈骗行为。（4）合同标的物或者货款去向。如果行为人将合同标的物或者货款骗手后即行挥霍或者转移潜逃，即可以初步认定其行为是合同诈骗行为。（5）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后是否愿意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违约且不可能履行合同时，采取逃避或者拒不返还来对抗对方当事人的权利主张的，则可以初步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6）未履行合同原因。查明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即确定行为人未履行合同是客观限制还是主观不欲。如果行为人一方享受了权利但不履行义务是基于自觉地愿意，则可以大致判定其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行为各自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形成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民事法律关系遵守意思自治原则。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协商等方式使合同继续有效并履行。而合同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是属于违反我国刑事法律的行为，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在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承担对对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不能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进行和解、协商。
四、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
社会生活纷繁复杂，法律虽然详尽，也难以将其囊括其中。纵然已有明确规定，因执法者认识不一，也容易造成错判漏案。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定与处理，一直就
是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外观相似，难以区分，同时由于各执法机关在处理方式上不同，相似的情况处理结果有时却大相径庭，影响法律的严肃性。
广义的民事欺诈行为包括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和侵权法上的欺诈。前者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表示的行为，此种欺诈即狭义的民事欺诈，主要涉及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后者是行为人通过欺骗或者隐瞒等手段，故意从事的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对被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其主要涉及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不同之外在于：一是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看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民事欺诈是为了用于经营，借以创造履行能力而以欺诈行为以诱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并与其订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只希望通过实施欺诈行为获取对方的一定经济利益，而合同诈骗罪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二是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即看行为人是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承担担保责任的能力，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承担部分担保责任的能力。民事欺诈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在签订合同之后，行为人总会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条件履行合同，即使因客观因素不能实际履行，也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合同诈骗行为人根本无履行诚意，客观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积极努力，在合同签订后，财物一到手，要么逃匿，要么大肆挥霍，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一点履行合同的行为，也是象征性的“虚晃一枪”。三是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诈手段，民事欺诈有民事内容的存在，即欺诈方通过商品交换，完成工作或提供劳务等经济劳动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一般无需假冒身份，而是
以合同条款或内容为主，如隐瞒有瑕疵的合同标的物，或对合同标的物质量作虚假的说明和介绍等。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达到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目的，会采取欺骗手段使对方当事人上当，这种手段一般包括：
1、无中生有，编造虚假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需要的货物、货源，却谎称有货，而且价格优惠，且能及时供货；自己根本没有经营资格和条件，却设臵集资合营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假象。
2、有意隐瞒真相，以假充真。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手段假冒厂长、经理、采购人员、促销人员，甚至打着政府官员的招牌欺骗对方，通过伪造工作证、介绍信、银行凭证和印章等使对方确信而上当。四是行为人对标的物的处臵情况。在行为人已经占有转移的财物后，如果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份合同义务，那么当行为人对其占有的财物的处臵情况，一定程度反映了行为人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合同诈骗罪行为人由于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一但拿到对方当事人财物后，或携款潜逃，或是挥霍浪费，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将财物归还对方。而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积极、努力的创造条件来履行合同。五是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民事欺诈行为人，在发现自己违约或经对方提出自己违约时，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可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辩解，但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在自己违约确凿无疑之后，通常有承担责任的表现，并有一定承担责任的行为。而合同诈骗行为人，由于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不可能全部履行合同，当然也就无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纠纷发生后，行为人想方设法使自己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其遭受的损失。
第四篇：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的特征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地，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和隐蔽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从犯罪的构成来看，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地。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和隐蔽真相，使对方当事人“自愿”地与自己签定、履行合同，而骗取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
（二）本罪的构成特征如下：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秩序，同时也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表现为：
其一，合同主体身份虚假。即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定金、购货预付款、材料费或者工程预付款等财物。
其二，担保虚假。即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做担保，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从而得以签订经济合同并骗取财物。
其三，履行虚假。即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合同取信对方后，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最终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其四，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贷款、预付款或担保的财产后逃匿的。
其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如行为人通过订立联销合同，骗取中间单位或个人的巨额财物；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上打虚假广告，引人上钩，或发行虚假信息小报到边远地区等利用媒介进行诈骗；等等。
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客观上还需要具备“数额较大”的要件，才能构成犯罪。何谓“数额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4月18日《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69条的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3.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自然人。
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合同诈骗中“合同”的含义
合同诈骗罪既然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那么界定“合同”的内涵与外延，对于合同诈骗的司法认定必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其第2条规定了“合同”的定义，即“本法所称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由于《合同法》的宗旨即在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因而，这一关于“合同”定义的规定，应当作为合同诈骗罪之中“合同”含义的重要标准。根据这一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常见多用的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等物权合同，不直接发生债权但确定共同投资、经营和分配盈余等方面关系的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行政法法上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国家合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正确界定“合同”之义，还需要从这样几个因素入手：(1)合同诈骗罪被纳入刑法分则第三 1
章破坏市经济秩序罪之第九节“扰乱市经济秩序罪”，因此，该罪中所谓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市场秩序。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不在该罪“合同”之列。（2)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考虑惩治犯罪的最大需要。虽然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在渊源上为经济合同，但立法渊源不应刑法的目的解释。换言之，只要除利用经济合同外，还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进行诈骗且足以扰乱一币场秩序，而在刑法上将之解释为合同诈骗罪又有“可预测性”的，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则上都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罪刑法定原则决定，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合同”的存在的证据，是最起码的要求。合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但是应当注意，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这些合同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可以表现为这些形式。
三、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
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两者的区别：
1.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
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2.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2)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3)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4)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此外，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是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四、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二者的区别
对合同诈骗罪进行认定时，主要是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限，二者的区别如下：
1．主观故意不同。
合同纠纷体现为双方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通过签订合同，确认双方权利和义务，双方均无非法占有另一方财物之目的，不能履约也确有理由，且出现了不能履约的情形后，能够及时通知对方。而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抱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具体表现有：
（1）当事人明知自己只有部分履约能力，却仍与对方签订经济合同，并拒不履行的；
（2）当事人明知自己无实际履约能力或明知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履约，仍诱骗对方签
订合同以骗取财务的；
（3）当事人虚构主体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资格的；
（4）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使用伪造、变造的无效印章、印鉴或其他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5）签约时虽无明确、明显的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之后也履行了合同的部分义务，由于
各种原因或客观因素，无力继续履行全部合同，从而在主观上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转移或隐匿了他人财物的。
2．签约手法不同。
即签约时有无欺骗性。经济纠纷中所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是
基于经济权益的互补，并非一方想无偿占有另一方的财物。而合同诈骗是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法签约。在进行经济往来中，有时为了促进交易成功，一方会夸大自己的履约实力，对于这种情形，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认定为诈骗。如果行为人确实出于履行的目的，而无恶意占有的故意，在实际履行中也确实能努力履约的，不能认定为诈骗。
3．履约的诚意和实际行为表现不同。
从行为表现上，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都通过一定的途径设法履行义务，互惠互利地实现各
自的经济利益，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基本不履行合同义务。合同交易中有时会出现一部分履行的现象，对于部分履行，也可以从履约的诚意和实际行为表现上区分经济纠纷和诈骗犯罪的性质。合同诈骗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其部分履行的行为只是作为诱饵或代价，以便取得对方的充分信任，最终骗取他人的财物；而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所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能够履行合同的，只是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对自己的履行能力估计不足，或是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4．财物的处理不同。
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是将对方财物进行正当的运作，去向清晰，如将对方贷款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加工制作等，所以即使到期末全部履行也不能定为诈骗。而合同诈骗中，行为人将对方财物或用于为自己 还债，或挥霍、携款潜逃，并隐瞒财物的真实去向，表现出非法占有的目的。
五、合同诈骗罪与其它罪形态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与想象竞合犯的认定
对于诈骗犯罪，我国刑法采取了“罪群”立法方式规定，即除了在侵犯财产罪章中规定经济秩序罪中规定了若干特殊诈骗犯罪。①（注：为了便于在称呼上清晰地区分各种诈骗犯罪，本文将刑法分则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罪（刑法第266
条）称为“普通诈骗罪”。）具体而言，包括集资诈骗罪（刑法第192条）、贷款诈骗罪（第193条）、票据诈骗罪（第914条第1款）、金融凭证诈骗罪（第194条第2款）、信用证诈骗罪（第195条）、信用诈骗罪（第196条）、有价证券诈骗罪（第197条）保险诈骗罪（第198条）、骗取出口退税罪（第204条第1款）和合同诈骗罪（第224条）。这些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虽然和普通诈骗罪一样也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但主要破坏了金融秩序、市场秩序等社会土义市场经济秩序。普通诈骗罪与这些特殊诈骗犯罪，在构成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当行为人的诈骗行为符合包括合同诈骗罪在内的这些特殊诈骗犯罪的构成时，不应以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而应根据其诈骗方法和对象依照特殊诈骗犯罪定罪处罚。这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共识。
问题是，当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其他特殊诈骗犯罪时，即行为人的一个诈骗行为同时符合的构成均是特殊诈骗罪的构成时，如何定罪处罚呢？比如，行为人通过伪造购货合同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的，究竟怎样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属于想象竞合犯形态。②（注：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情形属于法条竞合（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十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但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特殊诈骗罪之间在构成要件上并无必然的竞合。）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对行为人应当从一重罪从重处罚。考察刑法的规定，刑法对合同诈骗罪与其他各种特
殊诈骗罪的法定刑设置，均以诈骗“数额较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和“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为各个量刑档次的依据。如果撇开各种犯罪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标准不论，其中在“数额较大”、“数额巨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两个档次中，合同诈骗罪的法定刑比其他特殊诈骗罪的法定刑都要轻；在“数额巨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中，除了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规定有死刑外，合同诈骗罪其他特殊诈骗罪的上刑相同。因此，对于合同诈骗和其他特殊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通常都应以相应的其他特殊诈骗罪定罪处罚，而不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今后司法解释对各种特殊诈骗罪的数额标准作出统一规定，而假如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又低于其他各种或其中）几种特殊诈骗罪，则对想象竞合犯形态究竟以何罪定罪处罚，应在对合同诈骗罪、与之竞合的其他特殊诈骗罪中与行为人诈骗犯罪数额和其他情节相对应的法定刑进行比较后，才可决定；假如合同诈骗罪数额标准较高，自然其法定刑相对就更轻，对想象竟合犯自应认定其他特殊诈骗罪。③（注：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各种金融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人”和“数额特别巨人”的标准，就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如贷款诈骗、个人保险诈骗以1万元以上为“‘数领较大”的标准，以5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的标准；个人票据诈骗、信用卡诈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各单位款物折合人民币19.0666;万元；采用签发空头支票的手段，骗取D公司空调机1台，折合人民币8200元。
（二）连续诈骗情形下的数罪认定
对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的情形如何定罪处罚？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中存在争议：有的认为，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理；有的认为应当按照行为人的上行为定性。①（注：转引白陈为钢：《办理金融诈骗犯罪案件 待解决的法律问题与思考》，载《上海检察调研》2000年第4期。）笔者认为，当行为人的数个诈骗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的诈骗犯罪时，最为可取的做法应是实行数罪并罚。上述第一种观点，首先将这种形态认定为牵连犯是错误的；其次，按照这种观点的主张，当行为人触犯的各种诈骗犯罪之中有两种以上犯罪的刑罚轻重相当时，便无法选择罪名，而即便在刑罚轻重有别的情况下择一重罪处理，那么，行为人触犯的其他诈骗的犯罪数额是否均计入该重罪的犯罪数额？不无困惑。按照上述第三种观点，当各种方法的诈骗行为在整个犯罪活动中难分主次时一定性发生无法解决的困难；而即使有丰次之分的，犯罪数额的归属，也如按上述第一种观点那样成问题。笔者认为，“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不失为连续犯。连续犯通常是指行为人基于连续犯罪的故意，实施数个相互独立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但是，如果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各罪亦可视为同种性质，成立连续犯形态②（注：参见姜伟著：《犯罪形态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336页。）那么，对犯罪方法各异、触犯罪名不同的连续诈骗犯罪实行数罪井罚，是否违背连续犯从一罪处断的原则而不合理呢？笔者认为，理论上历来主张连续犯是实质的数罪而处断的一罪，只考虑到了连续行为所触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而没有把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连续犯（要否拓展“连续犯”的范畴，另当别论）纳入研究范围。这在很人程度上是由过去刑法所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本身相对单纯，同种罪名细化的必要性不大，因而连续犯也只存在数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形所决定的。而如今，由于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刑法采用罪名体系、“罪群”性的罪刑规范设置方法也已相当普遍，③（注：如除了诈骗犯罪外，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走私犯罪，贿赂犯罪等，都存在“罪群”立法。甚至伪造印章犯罪、招摇撞骗犯罪都分立了不同罪名。）固守罪名不同的连续犯只能从一罪处断，显然是不智亦不可行的。实际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认可了特殊情况下对连续犯实行数罪并罚的做法。即最高人民检察院1998年12月2日《关于对跨越修订一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指出：“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连续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同种类数罪，其中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
及法定刑己经变化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根据这个《批复》，如果行为人连续行为跨越修订刑法施行前后，而同时修订刑法对这些行为的定性与修订前刑法的规定不同且将其罪数由一罪变为数罪的，对该连续犯就应当实行数罪井罚。比如，行为人在修订刑法施行前一直从事伪造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印章的犯罪行为，修订刑法施行后只伪造国家机关的印章的，按照修订前刑法行为人本只构成妨害印章罪（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印章均为该罪对象所包括）一罪，而在修订刑法施行后，按照《批复》的规定，应当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对行为人伪造印章的连续行为实行数罪并罚。再如，行为人在修订刑法施行前后分别实施利用合同进行的诈骗犯罪和一般欺骗手段的诈骗犯罪的，也以合同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是数罪并罚。《批复》的上述规定无疑有助于司法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也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值得赞赏。在实践中，将这一《批复》的精神加以发挥，对于非跨法犯性质的“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均应实行数罪并罚。
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相关的问题是：在连续诈骗行为中，当包括利用合同诈骗在内的各种特殊诈骗行为以及普通诈骗行为，分别依照各种特殊诈骗犯罪和普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未达起刑标准），而将其诈骗总数额等按照任何一种诈骗犯罪的定罪标准都可构成犯罪：或者有的诈骗行为数额上达到定罪标准可以认定为普通诈骗罪或各种特殊诈骗罪，而其中有几种行为构不成其诈骗方法对应的特殊诈骗犯罪时，应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如下原则：(1）各种诈骗方法的诈骗行为，首先分别以其对应的诈骗犯罪的起刑标准为基准，考察能否构成该对应的诈骗犯罪（包括普通诈骗罪和各种特殊诈骗罪）(2）其次，凡依照任何特殊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的，不得对行为人的各种特殊诈骗行为分别根据行为特征认定其不构成犯罪，而应当把这些诈骗行为作为有机整体看待，将这些无法认定为特殊诈骗罪的诈骗行为，连同本来以普通诈骗方法实施的诈骗行为，以刑法第206条为基准，进行罪与非罪的评判；构成犯罪的，依照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当然，如果按照前述(1）对有的诈骗行为己经认定了特殊诈骗罪的，须对行为人以普通诈骗罪和已经认定了特殊诈骗罪实行数罪并罚。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第206条的普通诈骗啊罪，在构成上并不完全排斥各种特殊诈骗罪中的客观行为方式，当行为人实施的特殊诈骗行为数额等情节未达定罪（特殊诈骗罪）标准的，该未达定罪标准部分的诈骗行为却可能构成普通诈骗罪。
参考文献[1]黄京平，刑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4]肖中华.刑
事司法指南.法律出版社，20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案例大全.沈阳出版社，1991.
第五篇：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1、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既侵犯了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也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在这双层客体中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更为突出。
2、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的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行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本罪客观方面五种犯罪行为形式: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银行资信证明, 金融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例如西藏某公司与内地某公司在签订合同后,内地某公司 履行一小部分合同,诱骗西藏某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主要部分,将一部分款项汇入内地某公司,内地某公司达到目的后便以种种理由不再履行合同, 该内地某公司的行为就是合同诈骗的行为。此案经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潘晓刚无期徒刑;受收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 物。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签订、履行经济合同为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交付货物、预付款、货款或者定金及其他担保财物的行为口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是一种高智商的犯罪,犯罪人往往会利用一些高科技手段或从事的某项 专业来行骗。
3、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
4、本罪的主观方面出于故意,并且必须以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为目的。具体的内容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根本不想履行合同, 而故意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对方当事人与之签订合同或者进行虚假担保,或者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少骗多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这里所说的故意包括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即犯罪人从签订经济合同时起,就以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非法占有为目的,其行为主要表现为骗取财物后,席卷而逃。间接故意,即犯罪人在签订合同时,根本就不考虑合同能否履行,能履行就履行一些,不能履行就侵吞口其行为主要表现在,合同订立后,在拿到货物或价款后,对合同的履行采取放任的态度,甚至肆意挥霍对方的现金、定金或货物,或者把定金或货物等财产用于合同规定的范围 以外的事项。
二、合同诈骗罪的特点
利用经济合同诱骗犯罪,是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民事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经济诈骗犯罪,这种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犯罪,与传统的财产诈骗犯罪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犯罪主体已经从原来的个人发展到了以群体单位为本位。犯罪
人往往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代表出现,不仅有工商注册,银行帐户(但多数为虚假的资信证明)而且还有上级机关的批文等,以此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甚至有些犯罪分子还成立专门的经济组织行骗,导致集体责任与个人犯罪交织在一起,案发后,互相推诿,难以认定。
2、诈骗对象已由针对个人财产的单一化,转而指向所有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中外合营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以及其他各种经济组织和单位,诈骗对象的范围很大。
3、犯罪多以商业活动的方式进行。利 用合同诈骗多以提供先进技术、紧销商品或以开发项目等为诱饵,签订虚假合同,骗取财产。
4、诈骗的数额,一般都很大。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上千万,还有上亿元的大案。其后果是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危害十分严重。
三、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认定合同诈骗罪,最主要的是应当划清经济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限。经济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有具体履行合同的主观目的,签订合同后, 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导致合同内容无法全部或部分履行,无法归还对方当事人已经交付的财物或者其他的争议。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主要区别在于:(1)签订合同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以签订合同为手段,从而达到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而后者不具有这种目的,主观上是为了履行合同。(2)采取的手段不同,前者是虚构事实,设计骗局,签订合同是假,骗财是真;而后者签订合同则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3)履行合同的能力不同。
前者根本没有履行能力,或者有履行能力也不想履行合同;而后者则有全部或者部分履行能力。(4)合同所得财物去向不同,前者往往将骗得的钱财大肆挥霍，或者将钱挪作其他非法经营之 中;而后者则用于正常性经营。(5)未能履行合同的原因不同。前者是由于行为人根本不想履行合同而未履行;后者则是由于出现了行为人意料之外的原因而未能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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