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某某合同诈骗案—合同诈骗罪中主观故意的认定

第一篇：栾某某合同诈骗案—合同诈骗罪中主观故意的认定

栾某某合同诈骗案—合同诈骗罪中主观故意的认定

【裁判要旨】商业合作中，一方代为收取货款后不及时支付给合作方，违背协议约定用于其它投资并造成亏损，合作方催讨债务时隐匿、转移部分货款故意不还付给合作方的，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案号】（2007）乌中刑初字第09号二审：（2008）新刑二终字第7号再审：（2010）刑提字第1号

【案情】

2002年11月至2005年间，再审被告人栾某某作为上海森晟世洋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该公司与新疆北疆铁路实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北铁公司）分年度签订了销售电解铜贸易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世洋公司代理北铁公司进口电解铜，世洋公司负责订货和销售，北铁公司负责开立与合同匹配的远期信用证并收取固定利润。栾某某自2003年开始，销售北铁公司的电解铜后不及时支付货款给北铁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利用北铁公司所开信用证89天的解付期，采取用后单货款补前单信用证款项的方式循环占用部分售铜款用于房地产等商业投资。2005年8月11日，北铁公司发现此情况后随即报案，同年8月14日栾某某因涉嫌合同诈骗被监视居住。2005年9月9日，栾某某及栾所控制的世洋公司等五家公司和北铁公司及其上级主管单位共九方签订核查债务和还款协议，确认世洋公司欠北铁公司货款约6.3亿元，栾某某自愿将其价值为101197284元的资产抵偿给北铁公司，并承诺将尽一切办法偿付其余所欠债务。2005年9月10日，栾某某被取保候审，其为避免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查扣所剩部分货款，安排他人将其控制的上海久升劢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账上的1730万元售铜款和上海森晟世洋物资有限公司账上的1250万元转入其他公司账户。2005年11月，栾某某从中支出135万元以栾某某母亲名义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苗某某218弄25号购买住房一套；2005年12月12日至2006年1月，栾某某又授意他人将其隐匿在其他公司账户中的500万元经三家公司转至其朋友个人账户，由栾某某派人提出现金后用栾某某朋友、亲属名字存入青岛、常州和上海等地银行，其余的2390万元于2005年12月12日开出本票保管。后公安机关将藏匿在其他公司账上的2390万元、所购价值135万元的住房一套和存款存折扣押。2006年4月27日，北铁公司与世洋公司核查债务，最终确定世洋公司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共欠北铁公司货款和其他应付款合计5.22亿余元，其中货款为4.9亿余元。经查，栾某某所欠北铁公司货款主要部分系其炒期货、投资房地产和企业以及借给他人使用等所造成的损失。

【审判】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栾某某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北铁公司财物，价值4.9亿元，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栾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因栾某某另犯有虚假出资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扣押用赃款购买的价值135万元的住房一套予以追缴，发还北铁公司。

原审被告人栾某某对一审认定合同诈骗罪不服，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自己既没有诈骗他人财物的故意，也没有诈骗的行为，双方是优势互补的合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栾某某虚假出资罪和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栾某某在北铁公司追偿欠款493569585.1元过程中，其非法占有欠款中2980万元且拒不返还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判认定栾某某诈骗2980万元欠款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但原判认定栾某某合同诈骗463769585.1元的证据不足，不予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第（5）项之规定，以栾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金十万元，与虚假出资罪、行贿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赃款2890万元予以追缴，返还北铁公司。

二审终审后，栾某某不服，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称：1.二审判决引用了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第（5）项之规定。因本案发生在1997年后，1997年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已取代该解释的规定，该解释已失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第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申诉人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世洋公司与北铁公司双方在2005年签订有债务核查协议书，双方确定至2005年10月31日世洋公司拖欠北铁公司4.9亿余元货款，世洋公司同意承担损失，不存在诈骗的故意。第二审将民事纠纷认定为合同诈骗，定性错误。申诉人怠于还款的行为仅属于民事违约行为，不应当定为合同诈骗。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再审被告人栾某某代表世洋公司在与北铁公司的电解铜贸易合作中，栾某某违反合同约定，销售电解铜后不及时支付货款给北铁公司，将部分货款挪用于其他商业活动，在因不能及时还款给北铁公司造成巨额损失后，将其中的2980万元货款藏匿，拒不还付给北铁公司，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审判决认定栾某某所犯合同诈骗罪和虚假出资罪、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再审被告人栾某某提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2条第（1）项之规定，裁定如下：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8）新刑二终字第7号刑事判决。

【评析】

依照刑法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合作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事实清楚，关键点在于怎样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的主观犯意以及对具体法律、司法解释适用的理解。

一、对合同诈骗罪主观犯意的理解和把握

对于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历来是审理该罪的一个难点。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利用签订、履行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被归入诈骗罪中予以定罪处罚，1996年12月1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如何认定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列举了六类行为方式，凡是有列举的六类行为之一的，一般都可以认定为具有主观诈骗的目的。1997年刑法修订后，新增了合同诈骗罪，并具体规定了五类情形，作为在审理合同诈骗罪中具体适用法律的根据。不论是法律还是司法解释关于合同诈骗罪具体情形的规定，不仅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进行合同诈骗的行为，同时一般也是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犯意的根据。在本案中，确定栾某某具有合同诈骗故意的关键点在于，栾某某代表其公司在与北铁公司合作过程中，不按协议约定的方式经营，在销售电解铜货款后，不按协议及时还款给北铁公司，却要求北铁公司继续开立远期信用证，用后单货款支付前单信用证款项，将销售款挪用于房地产、借用给他人以及投资其他企业。为保证自己项目的运转和投资规模扩大，其不断要求北铁公司加大信用证的开证额度以便获取巨额资金的使用，以至于北铁公司银行欠款额逐步增大至数亿元，将信用证开证方北铁公司置于到期不能还款的风险下，其前提行为就具有无视北铁公司资金安全，欺骗合作方并且占用对方资金为自己牟利的故意。北铁公司在被蒙蔽的情况下造成4.9亿余元的巨额亏损，北铁公司发现该情况后要求中止合作，此时栾某某个人和公司资产仅价值1亿余元，其财产价值远不能偿付债务。在此前提下，栾某某却在北铁公司追要货款时多次隐匿、转移货款，无正当理由拒不返还。至此，其占有北铁公司货款拒不返还的故意已完全明确，依照解释第2条第（5）项的规定，其行为属于隐匿合同货款，拒不返还的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二、关于本案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的问题

本案中，申诉人提出原终审判决适用解释作为判决的根据有误，认为该解释是对1979年刑法具体条文的解释，案件发生在2005年，应适用1997年刑法，所以原终审判决引用该解释系适用法律错误。

对于该司法解释的适用效力问题，实践中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关于合同诈骗的条款已经被新刑法所代替，故不宜在法律文书中引用该解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因为解释在1997年刑法颁布后并未废止，而且1997年刑法的合同诈骗罪条文是从1979年刑法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并且吸收了原诈骗罪中就合同诈骗所涉及司法解释的一些规定，两者间有着立法上的承继关系，而非排斥或扬弃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原来所适用的罪名由诈骗罪变为合同诈骗罪，解释中的经济合同变为合同，在解释仍有效力的情况下，仍可以在具体案件中对该解释予以参照适用。但是由于解释针对的是1979年刑法的具体条文，所以对该解释的引用仅应限于判决的说理部分，可以在文书中引用该解释作为说明其行为具有合同诈骗的主观犯意。原终审判决引用该条文是确定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行为方式和主观犯意，并非是作为量刑依据。所以原终审判决并无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

文/李剑弢（再审主审法官）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第二篇：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作者：本站原创文章来源：高校写作在线更新时间：200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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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摘 要：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的认识存在分歧。本文论述了如何理解和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分析了合同诈骗罪的故意表现形式，认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不可能是间接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又包括事前直接故意和事后直接故意两种形式。关键词：非法占有；直接故意；间接故意。

我国1997年新《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是合同诈骗罪。按照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该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该罪的主体是个人或者单位，客观方面表现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数额较大的行为。因合同诈骗罪有别于其他诈骗罪，而被放置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

在刑法学理论上，对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客体、客观方面没有很大争议，惟独在主观方面却众说纷纭，尤其是对故意内容和故意的形式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本文试图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对理论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内容：如何理解和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故意内容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关于这一点，学者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在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和认定上，还存在不同的意见。而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与合同纠纷往往难以区别，故意内容“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合同诈骗罪的 “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

占有,按照民法学上的解释,就是单位或个人对于财产的实际管领或控制,它只是物的所有权中的一项权能。而“非法占有”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地占有他人的财物。如果根据法学上的这种通常理解,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以理解为:以非法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实际控制为目的。这是民法学上对非法占有的理解。在刑法学上，学术界对非法占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不仅包括行使财产所有权中“占有权”这项权能,而且还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即包括了财产所有权的全部四项权能。如果照此理解,刑法上的所谓“非法占有”的故意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非法据为己有”的故意,即：行为主体不仅想非法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实际控制,而且还欲对该财物进行自由支配(使用、收益和处分)。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所谓“非法占有”,严格的解释应为完全地、长期地非法拥有他人财物所有权。这种观点更强调了行为主体非法对他人财产所有权进行完全长期地占为己有的故意。

我们认为，刑法学理论对“非法占有”的理解,与民法学领域中的“非法占有”存在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刑法理论对非法占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动态的意义上以行为为中心进行的,而在民法上对非法占有主要是从静态上进行研究。

2、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不考虑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意图，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不影响民事行为本身的效力。而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则依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表现上看，是行为人使财物脱离了合法所有人的控制，同时也包含行为人对他人财物自由支配的意图。

3、构成犯罪的非法占有行为,行为人实施这种不法行为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非法利益,因此,就必然排斥对民法上有关恢复原状、返还原物和赔偿损失等赔偿义务的履行。

为此，我们应从两方面看待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一是从行为的表征上看,“非法占有”就是对他人财物的非法控制；二是从行为人的罪过分析,“非法占有”包含有欲自由支配他人财物的内心意念。对于刑法上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方面,不能仅仅理解为就是行为主体“控制”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这种理解只注意行为的表面现象；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理解为必须是行为主体具有长期、完全、自由地支配他人财物的目的,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要证实行为人是否“想长期、完全占有他人财产”,往往困难很大,特别是对于合同诈骗罪而言更是如此。

我们主张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理解为：行为人所积极追求的,非法控制他人财产、并使该财产的原合法所有人失去对财产控制的目的。使财产脱离原所有人控制就意味着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就可以认定行为主体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据此,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指行为人在利用合同手段从事诈骗行为时,主观上存在的意图使财物脱离合同关系人(包括对方当事人和与合同有关的第三人)的控制而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状态。使财物脱离了合法所有人的控制，就意味着行为有了继续非法使用、取得、收益和处分财物的条件。将行为人使财产脱离了合法所有人的控制作为“非法占有”的行为特征，认定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更容易把握。

(二)对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从证据角度上看，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行为人自己的口供;二是通过行为人的客观上的表现来推定，从司法实践来看，许多案犯在归案后都会极力用“经济纠纷”作为幌子掩饰行为诈骗性质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较少案犯会主动供认自己犯罪行为，所以，如何从行为人的客观方面的表现来推定其主观上的意图，就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1、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各种观点以及对其评价

刑法学界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能力为标准，即只要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自身没有履行能力，就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种观点所说的履行能力标准虽然明确可行，但具有不确定性。因为行为人的履行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实践中间就存在这样的情况：行为人订立合同时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由于经营不善或其他客观原因，丧失了履行能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此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意图。也可能存在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的情况，只是以这种履行能力引诱对方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或者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履行能力，但合同签订后具有了这种能力。此外，履行能力还可能因为行为人在合同中地位发生变化而变化。由于我国合同法已经承认了隐名代理，居间合同在实践中也普遍存在，因此许多人尽管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履行能力，但他可能通过取得有履行能力的第三人支持而使自己由合同的本人转变为代理人或居间人，使合同依然可以履行，可见，履行能力标准不适宜作为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合同纠纷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履行合同，但是合同是真合同，没有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签订的合同是假合同，是诈骗的手段，可以依据行为人签订合同的真假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于如何鉴别合同的真假，应根据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分析，符合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就是假合同。我们认为依据行为人是否签订假合同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是比较片面的，也是把问题太简单化了。真假合同的概念本来就没有法律根据，在民法中只有合同有效、合同无效的概念。按照这种观点，区分真假合同是为了认定合同诈骗罪，真假合同的判断又以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为标准，是不符合逻辑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并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处理情况等客观因素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畏罪心理驱使下,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会供认自己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主观故意,他们往往把占有他人财产辩解成“依合同合法地占有或控制他人财产”,把恶意骗取财产说成“赖账不还”的合同纠纷,企图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然而,主体的行为是其内心意念的真实表露,由行为逆向推断产生该行为的心理态度。我们认为这种标准比“履行能力说”显得全面,能综合考虑行为人在行骗时的多种客观表现,但是它仍然是以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的,并没有解决履行能力标准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而且没有分析行为人在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的主观目的,只限于对行为人的客观表现的分析,因此,仍然是不全面的。

2、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具体措施。

我们认为，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在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都可以体现。对行为

人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应从合同行为各种环节中的客观事实认定。既要从整体角度考察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客观表现，同时应从局部角度出发，考察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各阶段的表现。具体地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1）、行为人是否无主体资格而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在实践中，行为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冒用出借单位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来签订经济合同;或者在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期满后，原企业承包人、租赁人用私自存留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被单位解聘以及被解除委托的行为人私自利用保留的原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均为常见的无主体资格而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情形，同时，以上诸情形都可以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体现。

（2）、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合同当事人有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一般都具有履约能力。在合同诈骗罪中，签订合同时“非法占有目的”往往表现为，行为人无资信能力而以各种手段设法使对方当事人相信自己有资信能力，即以虚假的资信能力欺骗对方，如果事实证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合同签订后也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则行为人可能存在非法占有为目的。当然，行为人的履行能力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必须将行为人的履行能力和主观方面结合起来考察，避免单独的履行能力作为认定标准的确定性。

（3）、看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基于正常经济目的而签订合同的，在合同签订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履行合同的诚意，而且在事后也必然会积极设法使合同得到履行;即使未能展行合同，也会承担应有的违约责任，补偿对方的损失。因此，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一直拒绝履行合同，或者干脆在取得货款之后逃匿，这样的客观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能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看行为人取得对方货物或相关款物之后的处置情况。合同当事人取得对方当事人的货物或货款、预付款、担保财产等相关款物之后，应当用于积极的生产经营，但有的当事人在取得上述货物或相关款项之后，不是用来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偿还自己的其他债务，或者用于从事其他经营，或者大肆挥霍，根本没有任何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只是把签订合同作为骗取财物的手段，并无履行合同的诚意。通过这些事实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的表现形式：是否包括间接故意。

合同诈骗罪属于典型的目的犯。犯罪目的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犯罪目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与犯罪结果相联系的一种心理态度,是危害结果的主观表现;第二,犯罪目的是行为人希望并追求犯罪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据此我们可以首先得出的判断是:犯罪目的只能存在于故意犯罪中。过失犯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说行为人对犯罪结果是持排斥、反对的心理态度,只是由于自身的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行为才产生了这一结果。因此,犯罪目的不可能存在于过失犯罪中。所以过失也不能存在于合同诈骗罪中。故而，我们讨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讨论主观故意。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故意的表现形式分为两种，即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或者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我国刑法界关于合同诈骗罪故意的具体表现形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过失不能构成本罪。其理由是:合同诈骗罪的成立，行为上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骗取公私财物的目的，而根据刑法学通论，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之中，间接故意和过失犯罪无所谓犯罪目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形式。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对自己是否履行合同的能力尚无把握,而把履行合同的能力寄托于将来的时运上。合同签订后,先将对方的定金、预付货款据为己有,然后对合同抱着漠不关心、听之任之的态度,有办法履行就履行,没有办法履行就不履行。如果实际上最终没有履行合同,而把已到手的财物非法占有,这种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应属间接故意。”

我们同意第一种观点。

我国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显然属于目的型的犯罪。犯罪目的是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的直接故意中，对发生危害结果希望、追求的态度正是犯罪目的的内容。

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行为人对使对方财物造成损失的犯罪结果必然持积极追求的态度，希望这一犯罪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心理态度应是直接故意，而在间接故意犯罪中，根据我国刑法理论，行为人对其放任的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犯罪目的，不具有对危害结果积极追求的心理态度。这是由间接故意的放任心理与犯罪目的的希望心理不同所决定的。犯罪目的必然要具有明确的指向，必然要积极追求这一目标，而间接故意是对危害结果只能发生的放任心理。这说明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对此持听之任之的心理态度，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行为人不会有积极追求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因此，可以说间接故意犯罪的行为人，对其放任的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存在以希望危害结果发生为特征的犯罪目的。就合同诈骗罪而言，如果其主观要件的表现形式可以是间接故意，那么就与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相矛盾，与法学理论和法律规定不符。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犯罪的间接故意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行为人追求某一个犯罪目的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二是行为人追求一个非犯罪目的而放任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三是突发性的犯罪,不计后果,放任严重结果的发生。可知,在间接故意中，对放任的危害结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想要实现的目的,客观上亦无积极的行为。再看合同诈骗罪,其作为目的型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在该目的支配下积极行为,使相对人陷入错误并交出财物,进而达到非法占有这一目的,行为人犯罪的全过程均是围绕非法占有这一目的展开的,行为人对于诈骗的结果不可能是放任的态度。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间接故意构成的合同诈骗罪难以成立，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的表现只能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导致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损失，并希望这一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在合同诈骗罪中，直接故意包括事前故意与事后故意。前者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经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故意，其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合法、正当的经济交往，而是为了骗取对方的财物，签订合同只是其实现诈骗目的的手段和步骤，其主观上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后者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无诈骗故意，但在签订合同并取得对方财物后，由于货源、销路、市场行情等变化，无法履行合同而萌发了诈骗的故意，行为人有归还能力而不愿归还已经到手的财物，并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蒙骗对方，以达到侵吞对方财物的目的。一般而言，事前故意比较容易认定，事后故意的认定则较为复杂，更严格按照有关证据得出结论。

参考书目和论文

1、夏朝晖《试论合同诈骗罪》，见《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

2、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版。

3、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

4、刘明祥著《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赵秉志主编《刑法基础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王晨《诈骗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版

第三篇：合同诈骗罪中合同范围之认定

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但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至今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理论界对此问题较少涉及，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是一个难点问题。鉴于此，笔者拟对该问题略述管见。

有观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的规定，可以推理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指的是经济合同。对此，笔者认为并不妥当。经济合同概念产生于前苏联，我国有关法规和规章正式采纳该概念始于1956年的《商业部、地方工业部对目前有关工商计划衔接贯彻经济合同中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将其完全法律化。经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是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对于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区分标准，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主体标准，经济合同主体原则上限于法人，自然人不能成为经济合同的主体；计划标准，经济合同是落实国家计划的工具，受到国家计划的强烈制约和影响，自然人之间的民事合同与计划无关；

3、经济目的标准，经济合同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非经济合同则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亦有学者主张将上述三个标准结合起来，作为区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的标准。上述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经过实践检验，按上述观点区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不仅在理论上缺乏依据，在实践中亦是行不通的。根据《合同法》第428条的规定，《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实施，《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同时废止。由此表明，经济合同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已经不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在《合同法》实施之前使用经济合同概念尚可理解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在民事法律中已无经济合同概念的情况下，在刑事法中对经济合同概念依旧恋恋不舍，绝非明智，故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概念不应再采纳经济合同的概念。

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1997年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并置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内，其目的应主要是为了保护市场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故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是进行市场交易的一种法律行为，否则不会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以，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以及有关身份关系的合同应不属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范围。

关于合同的定义，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除包括买卖合同、加工承揽合同、仓储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等债权合同外，也应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物权合同，以及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因为此类合同亦是进行市场交易的法律行为，行为人利用此类合同进行诈骗亦会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

但并不是所有利用上述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具体的案件中，应考虑利用合同诈骗是否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因为合同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只有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行为人利用合同形式进行诈骗不致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则不应构成合同诈骗罪。

常州市天宁区法院·吴坚洪

第四篇：对合同诈骗罪中利用合同的理解与认定

对合同诈骗罪中利用合同的理解与认定

一、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某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庄某。

被告人庄某原系某市宏利烟酒副食品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后于2001年11月与其大哥庄某敏共同投资注册成立青岛青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任经理。2001年8月份，被告人庄某以250万元的竞标价格取得某市张家楼镇中崔家滩沙场的采矿权。中标后，被告人多次开出空头支票，在某市国土资源局多次催款的情况下，于2001年10月23日前只交竞标款20万元，被宣布为不守信誉单位。此后其隐瞒事实，为筹集资金，先后实施以下行为： 1、2001年10月份，被告人庄某持某市沙场拍卖合同及伪造的250万元的收据联系某市一个体业户刘某共同投资开发该沙场。2001年11月12日，被告人庄某以宏利烟酒副食品公司的名义与刘某签订了双方各投资126万元的《沙场共同经营协议书》，刘某分2次交给庄某102万元。后刘某到某市国土资源局问清庄某根本未交齐有关款项，并没有实际取得开采权后，追款无望，遂报案。2、2002年1月份，被告人庄某谎称其以某房地产旅游开发公司的名义已争取到了某市水库清淤工程，协商与刘某一起合伙承包，刘某分2次交给庄某24万元，庄某伪造了24万元的收款收据交给刘某。后庄某又以处理关系为名向刘某索要2万元。3、2002年3月份，被告人庄某持伪造的《协议书》，要求刘某联系朋友合伙入股投资某市橡胶坝下游沙场。刘某便出资40万元，又联系其内弟陈某出资35万元，本村王某出资45万元，共计120万元交给庄某。庄某伪造了120万元的收款收据交给刘某。4、2002年3月底，被告人庄某持伪造的《挖大口井工程协议书》联系刘某开发沙场，刘某无钱投入，仅投资5万元。后经刘某联系管某，2002年3月31日，庄某将根本不存在的水库清淤工程以55万元的价格转包给管某。庄某伪造了70万元的收款凭证交给了刘某。庄某将上述60万元用于其交通事故赔偿等。后管某索要工程款，被告人仅付3.65万元。5、2002年4月份，被告人庄某又联系周某（女，40岁，青岛市人）与其一起投资，周某同意与被告人庄某一起投资沙场。被告人庄某再次持沙场拍卖合同和伪造的250万元、50万元的收款收据，以某房地产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不存在）的委托代理人身份，于2002年5月14日与周某签订了联合经营沙场的《协议书》，协议约定周某共出资60万元（每股30万元）。周某预先出资30万元。后庄某催周某交第二个股，周某又借了21万元交给庄某，庄某给周某出具了借条。

综上，被告人庄某利用虚假事实共骗取他人资金357万元，所骗钱财用途其并不能说清，经查其成立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后，并无资金来源，而公司开业、职工工资发放、购买高级轿车、支付个人交通事故赔偿、继续竞标别的采矿权、拍卖土地等用去大量资金，案发后只追缴价值人民币45.97万元的物品分别退赔各被害人。

公诉机关指控本案第一起和第五起的犯罪事实，系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以合同诈骗罪处罚。其余三起因没有明确的书面协议（合同），应以诈骗罪处罚。

被告人庄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基本事实供认不讳，但辩解认为其不是诈骗，当时与被害人是真诚合作，只因资金紧张，暂时以一定的手段挪用钱款。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被告人庄某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其竞拍沙场是事实，并不是虚构，且其有一定的合同履行能力，其对沙场的受让方是违约行为，对刘某和周某则是民事欺诈行为。

二、有关数额应予核减；

三、被告人是在有偿还能力的想法下进行经营活动的，因资金被冻结等外部原因迫使被告人拆东补西，其不能偿还欠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被告人管理不善、铺张浪费造成的，是一种过失心理，其主观恶性较小。综上，被告人只涉嫌诈骗罪，对其诈骗数额应予以核减。

二、裁判

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本案被告人隐瞒真相，获取受害人的投资款后，任意支配，拆东补西，造成无法返还，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民事欺诈不同。

二、合同诈骗罪的一个重要的形式要件就是要有书面的 “合同”，本案被告人庄某采用的手段、内容基本相同，五起事实中只有第1 起和第5 起采用了书面协议，但此协议纯属民事合伙协议，侵犯的客体是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不是市场管理秩序。其余几起与被害人之间只是口头协议，并没有书面的合同。综上，被告人的行为不是民事欺诈，也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只构成诈骗罪。故不应数罪并罚。一审以被告人庄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三、评析

合同诈骗罪是现行《刑法》中新设立的一个罪名，1997年年《刑法》颁布实施前，对合同诈骗罪是都是按诈骗罪处理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合同法律制度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原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合同诈骗犯罪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其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还破坏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严重妨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秩序，与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客体是有差别的，所以将合同诈骗罪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予以特别规定。合同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虽然和我国刑法第266规定的普通诈骗罪一样都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主要是破坏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两罪形成了法条竞合。在此情况下，适用法律的原则是特殊法优于普通法。这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共识。合同诈骗与诈骗罪的区别除了形式上有不同要求外，主要的区别是侵犯的客体不同。实践中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往往争议比较大，下面结合本案，就当前认定合同诈骗犯罪时的主要问题予以评析。

一、合同诈骗罪中对于“利用合同”的理解

合同诈骗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利用合同，即通过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予以诈骗。司法实践中研究“利用合同”的意义在于，首先，利用合同是合同诈骗罪中进行诈骗的基本手段和本质特征，也是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区别于普通诈骗罪的根本所在，同时利用合同也体现了合同诈骗罪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点，使合同诈骗罪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基础。

1、合同诈骗罪中对于利用合同诈骗的形式把握

就形式而言，利用签订、履行合同这种手段进行诈骗是合同诈骗区别于其他诈骗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对于以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诈骗，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把握：

首先必须明确合同签订、履行过程的含义。合同的签订指在合同一方当事人自提出订立合同的要约开始，在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内容经过反复的要约和承诺，最后对合同的内容达成合意的过程。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适时地完成其合同义务的过程。合同签订与履行的关系在合同诈骗罪中是相互联系和依存，且有先后顺序的过程。任何合同的订立都是以履行为目的，签订行为是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固定化，从而为之后的履行得以顺利进行创造条件。在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签订过程，实际上就是行为人实施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过程，当然也不排除在此阶段行为人没有诈骗故意，而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的非法占有故意的情形。研究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对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司法意义在于，可以根据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的履约能力和其他因素，判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从而进一步作出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其次，利用合同必须是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而不能是在其前或者其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包括合同一方当事人开始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直至双方当事人全面适时地完成了其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的过程。行为只有发生在这一期间，才可认为是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在签订、履行合同之前或者之后的行为，虽然也可以利用合同，采取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有关的、其他的掩盖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但由于不符合合同诈骗罪所规定要件，而不能认定是合同诈骗。合同诈骗罪注重的是以合同为形式掩盖诈骗目的，而发生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之外的诈骗行为，则没有从根本上体现“利用合同”的客观本质特征。如行为人订约前通过贿赂手段与其他单位、尤其是某些国有公司签订合同，意欲获取利益，如果行为人在合同本身的履行上并无违约，也无骗取财产的目的，则只能构成其他犯罪，而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第三，行为人利用签订、履行合同进行诈骗的具体情形，刑法第224条明确列举了五种情形，其中前四种为具体情形，第五种为其他情形。由于现实中出现的利用合同诈骗的具体情形多种多样，立法不可能一一列举。作为合同诈骗采取利用合同这一方法，应从犯罪客观方面予以理解。只要行为在客观上符合“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这一客观本质特征，任何方法或手段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的方法。如行为人利用虚假广告或信息诱使他人与之签订合同，骗取服务费、中介费用等；行为人假冒联合投资、经商、合作等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人以并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物向对方作虚假展示，取得被害人信任并与之签订合同后骗取货款等行为。

2、对合同诈骗中利用合同的本质理解 就本质而言，利用合同诈骗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合同诈骗犯罪客体的双重性和复杂性是合同诈骗能够从普通诈骗犯罪中独立的重要原因。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而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揭示了犯罪的危害本质，是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最根本的标志。立法将合同诈骗罪定位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说明合同诈骗侵犯的客体不仅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更为主要的是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合同诈骗罪这种社会危害行为，必然是危害和破坏正常市场秩序的行为。行为人与他人签订、履行的合同应当发生在市场经济秩序中，并且能够对市场秩序造成破坏。否则，即使利用合同诈骗，因其不危害市场秩序，也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

所谓市场秩序，是指在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以及其他财产的流转中应具有的稳定性和规则性。只有在市场存在秩序的前提下，交易人才能实现其交易所应获得的利益，特别是期待利益。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各个商品生产者作为能动的市场主体进行广泛的市场交易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是极其重要的手段。交易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合同是市场交易行为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因此合同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合同诈骗行为不仅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更为主要的是，它危害到对于承诺必须遵守，合同必须履行这样一种对于市场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基本规则，而这种规则恰恰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合同诈骗行为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是其区别于其他诈骗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立法机关将合同诈骗定位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根本原因。

二、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界定

在明确了非法占有目的和利用合同手段之后，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一词本身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则是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合同在本质上是一种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但合同这一词语本身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广义的合同概念包含了所有法律部门中的合同关系，如民事合同、行政合同、劳务合同、国家合同等。狭义的合同概念将合同视为民事合同，指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合同，既包括以债的发生为直接目的的合同，也包括物权合同、身份合同等，最狭义的合同仅指民事合同中的债权合同。统一合同法将合同视为交易的法律形式，将合同法视为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因此凡不以交易关系为内容的协议，如行政合同、收养合同等，尽管名称上也称为合同，但却并不属于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范畴。我们通常所说的合同，则是指合同法中所界定的合同。既然如此，以刑事视角审视之下的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内涵与外延，与统一合同法所界定的合同内涵和外延究竟存在何种差异，是否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合同均可以纳入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畴？以及在合同法之外是否还有合同可以纳入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中来？对此问题，目前理论界有种种争论，司法实务界也未形成统一的共识。笔者认为，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界定，应以刑事理论为基础，考虑合同诈骗的立法渊源和立法本意，着重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其基本出发点是根据合同诈骗的犯罪客体，将符合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交易行为，同时具有财产转移性行为的合同作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适用范围。上述对合同的界定与合同法对合同的界定，在逻辑关系上是交叉关系，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虽然主要以合同法中的合同作为基础，但并不与合同法中的合同重合或被合同法中的合同所包含。

从合同诈骗罪的最初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指经济合同，而且仅仅是指经济合同。因为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基础上得来，而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解释》第2条曾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其中明确了“利用经济合同”这一用词，只不过仍以诈骗罪定性而已。修订后的刑法所确立合同诈骗的罪名，主要是在吸收了上述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而来。考虑合同诈骗的立法渊源，毫无疑问，合同诈骗中合同首先是指经济合同。只要是属于经济合同范围内的合同，均应属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适用范围。

但问题在于，经济合同这一概念本身在理论界一直未有清晰而明确的界定。经济合同的概念最初起源于前苏联，但即使在前苏联，其理论界对于什么是经济合同一直存在争议，而未达成共识。我国于1956年正式采用了经济合同这一概念，并在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中对经济合同以立法形式予以确定，但对于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的区分也同样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以是否与国家计划有关联来确定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有的主张以主体是否为法人来区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还有的主张以生产或生活需要来确定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虽然上述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经过实践检验，以这些观点来区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在实践中也无法通行。其原因在于，合同作为调整市场交易的法律，需要统一的规则，人为地将合同规则割裂为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给法律的适用带来极大的不便。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国统一的合同法没有继续采用经济合同的概念，而是用统一的市场规则即合同法来调整市场关系。

统一后的合同法对于合同的适用范围规定为，各类由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除涉及婚姻、收养和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外，均由合同法予以调整。简言之，合同法所界定的合同主要是指各类民事合同，具体包括，一是合同法已确认的15类有名合同，二是物权法、知识产权法、人格权法等法律确认的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专利权或商标权转让合同、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等，三是虽未由民法确认但仍是由平等民事主体在平等自愿原则下所订立的合同。民事合同的主要特点在于主体的平等性和独立性，内容的等价有偿性以及合同订立的自愿性。凡不具这类特点的合同一般不能作为合同法的规范对象。具体而言，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如政府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与被管理者签订的协议，以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内部管理关系如承包责任制等。

在合同一词已经由经济合同扩大为民事合同的时代，我们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能仍囿于所谓的经济合同。如果司法实践仍然采用范围并不确定的经济合同的概念，必然会导致对合同适用范围的混乱，另一方面也会使相当数量可以成为合同诈骗所能惩处的破坏市场秩序的合同交易行为得不到必要的处罚。而立法机关也没有采用“经济合同诈骗”而是使用了“合同诈骗”这一称谓，可以说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也可以从侧面理解为立法机关没有将合同诈骗的合同范围限定为经济合同。

而合同诈骗罪是用来惩治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对于一切利用合同扰乱市场秩序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在其惩治范围内，而合同法中的合同也并非全部都具有规范市场秩序这一特点，也并非全部具有转移财产的性质，如合同法中的合同可以是无偿合同。上述特点决定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虽然可主要以合同法中合同作为基础，但二者所界定的合同适用范围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合同范围的具体把握，笔者认为应当依据以下几点：

1、应当能够体现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性质，能够对市场秩序造成破坏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决定了合同诈骗行为必然要危害到市场秩序，这是合同诈骗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要求。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所利用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对市场经济秩序有重要影响的合同。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合同，如本身亦不在合同法调整范围内的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即不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内。如司法实践中利用伪造的遗赠扶养合同骗取财产即因无法体现合同诈骗的客体性质而被排除。另外，行为人虽然利用了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并不具有规范市场行为的性质，对行为人也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行为人以生活困难为名，通过出具借条的形式骗取他人财物的，因这种合同性质不具有规范市场秩序的特征，而纯粹属于侵犯财产所有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适用范畴。

根据上述要求，在具体案件中，有些合同虽然属于合同法中合同的范围，但因利用这种合同诈骗不致于扰乱市场秩序的，不应纳入合同诈骗中的合同中来。

2、对于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财产转移或交易关系，能够为行为人带来财产或可期待性财产利益的合同

这是由合同诈骗罪本身具有的双重客体的性质决定的。本文前面已经论及，合同诈骗首先是诈骗犯罪的特殊表现形式，具有诈骗犯罪的构成特征。而诈骗犯罪属于财产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故意方面也不例外。合同诈骗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合同诈骗的合同只能是能够体现财产转移或交易关系，能够为行为人带来财产或可期待性财产利益的合同，否则行为人将因为无法取得财产性利益而失去了合同诈骗主观方面的要件。如合同法中的基于人身信任关系而建立起的无偿代理合同，赠与合同因为是单务合同而无法成为合同诈骗的合同。

三、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形式的探讨

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合同的形式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在合同法中，合同的形式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都可以成为合同的形式。对于合同诈骗中合同的形式问题，也是司法界争论较大的问题。现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利用书面合同诈骗是合同诈骗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笔者认为，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应认定为以书面形式为主，但对于符合合同诈骗要件的口头合同也应作为合同诈骗的形式而予以包括。

书面合同相对于口头合同，其最大的不同是预先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用书面的载体确定下来，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日后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纠纷。从刑事诉讼对于证据的要求来看，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着清楚的、确定无疑的合同关系，且这种合同关系本身的内容、履行方式等当事人并不能够提出异议，方可认定。这是对于合同诈骗作刑事司法认定的基本要求，也是基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要求。众所周知，刑事诉讼因为涉及刑事责任，其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如果从刑事案件证据的角度来看，以书面形式作为载体的合同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性，应当作为合同诈骗中对合同形式方面的优先选择。对此，笔者并不持有异议。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之外的另一理由是，诈骗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当事人的财物的行为，如果抛开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谈，单纯以民事合同关系来考察，绝大多数都可以作为合同法中的合同行为。因为合同法并不强调合同的形式，以行为方式进行交易本身即被视为在当事人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更不用说是通过口头形式建立合同关系。如果采用合同法中这种对合同形式要求极为宽泛的作法，将口头形式的合同也纳入到合同诈骗犯罪中的话，那么对于合同诈骗罪而言，几乎可以架空诈骗罪，从而使诈骗罪失去存在的价值。

但是如果对于那些完全可以通过证据予以证明，并且在证明标准方面也达到了刑事诉讼要求的口头形式的合同诈骗，我们则没有理由否认其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可以碰到合同诈骗行为人在与被害人签订书面形式的合同后，在此后的连续交易中，双方并不再每次都签订书面合同，而仅以口头形式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继续双方的交易行为，或者行为人通过相同的欺骗手段，与一部分被害人签订有书面合同，与另一部分被害人通过订立口头合同的方式进行诈骗，如果仅以书面形式的合同作为认定合同诈骗的标准，对具有相同性质的行为，仅因其是口头形式的合同就不认定为合同诈骗，我们无疑会对在这种实质上是相同性质犯罪行为的认定上，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另外，合同无论以何种形式订立都是以履行为目的，合同的形式仅仅是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实质的一种外壳而已。《合同法》将合同的形式确定为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的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因此，如果从法理角度分析，将口头形式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外，在理论上难以令人信服。

通过本文上述对合同诈骗要件的分析，可以明确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合同本身的形式如何。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采用了利用合同这种形式，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要求其必须是扰乱和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而且就合同本身的适用范围上也有限制，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犯罪行为才能够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而非单纯的仅利用合同即可构成。着眼于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在本质和手段上的不同，而不是单纯以合同本身的形式如何作为判断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标准，而应当结合该合同的具体情况，考察其是否符合“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特征。有时行为人巧立名目，以借款的形式将钱骗到手，也出具借条（合同），但这并不就是合同诈骗，而只是普通诈骗。因为其侵犯的只是对方的财产所有权。

本案中庄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与当事人有的签订了所谓的“协议”，有的只是口头承诺，大肆骗取钱财，五起诈骗事实本质是一样的，可以说其签订协议也只是一个幌子，在签订协议之前早已形成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故意，与民事欺诈是显然不同的，其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对方当事人的公私财产所有权，反映不到破坏市场秩序这一层次上，并不能对市场秩序造成破坏，这是其不构成合同诈骗的根本原因。其次，对于合同诈骗中合同的形式问题，也是司法界争论较大的问题。鉴于现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合同诈骗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利用书面合同诈骗，而本案被告人诈骗缺乏的就是这一要件。

除了从理论上论述一个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外，还要看具体法律规定。从立法技术上看，合同诈骗罪是采用的列举式，如果当事人的行为与所列举的行为均不相符，一般不能以此罪论处。本案被告人庄某的行为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中规定的行为不相符合。有人认为可以认定为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适用《刑法》第224条第（5）项之规定。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第5种行为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指收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后大肆挥霍、行贿、赠与，或者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等，致使上财物无法返还，或者用于违法犯罪等。总之，这第五种行为有待于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如果当事人的行为不符合上述四项，我们不能轻意套用第五种行为，从而将第五项变成一个口袋，将无法解释的行为套用这一条，这是违背法律原则的。本案被告人的诈骗的钱财的去向由于其拒不供述或说不清，并无证据证明其有上述行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是一个重要的司法理念。在有明确立法之前不能轻意适用这一规定，否则就是自己任意解释或适用法律。

综上分析，本案应以诈骗罪判处。（黄惠芳）

第五篇：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范文]

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朱洁清

合同诈骗罪是指，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罪状的表述中可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属于该罪的责任要素。也就是说，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时，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即构成合同诈骗罪。

然而，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一方面是因为“非法占有目的”属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难以准确把握其真实状态；另一方面，主观意志须以客观行为来表现，如果使用“客观归罪”的方法来认定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很容易陷入对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错误判断。行为人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了一定欺诈手段，但是主观上始终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时，绝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对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经济犯罪案件依法正确适用逮捕措施的通知》中明确表示：“各级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工作中，要严格区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界限，尤其要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违约、债务纠纷的界限”，也反映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纠纷容易混淆，因此在侦查阶段正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对区分罪与非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对金融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进行了讨论，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

据此，结合笔者在工作中的认识，笔者认为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达到围绕在案事实、证据与法律，合理地界定行为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效果：

一、合同签订前行为人有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 在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首先要考察行为人是否采取了刑法所规定的欺骗手段。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骗手段的，原则上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结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和《纪要》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方法，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前，隐瞒没有归还能力的真相，虚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原则上都应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因为此类行为是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与行为人签订合同的原因，正是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的前提条件。

二、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

履约能力包括履行合同的现实性和履行合同的可能性。考虑市场风险的不可测因素和市场经济行为的风险投资因素，经济合同的履行是具有一定风险的。但是行为人如果连履行合同的可能性都不具备，可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实践中，行为人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可以推定其没有足以抵付债务的固定资产及其他可靠的担保，在这种状况下仍作虚假担保，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

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行为属于充分不必要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然会实施诈骗行为，但是行为人实施了诈骗行为，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具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原则上应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如果行为人有可以推翻“非法占有目的”之推定的充分证据，应不予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四、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签订合同后的实际履约能力同样包括履行合同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但是由于时间节点是在签订合同后，行为人此时应承担履约义务，因此有无履约能力的判断取决于行为人实际履约行为。一般而言，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地创造条件去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即使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合同目的，行为人也会承担违约责任。在刑事案件中，行为人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携款潜逃的，将取得财物隐匿的„„这些行为表明行为人虚假地、象征性地履行部分合同，或者根本不去履行合同，不具备履行合同的现实性，甚至丧失了履行合同的可能性，足以推定行为人没有履约的诚意，由此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五、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

行为人履行合同的原因难以说明，或者“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的真实性难以辨别时，根据行为人对其所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也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为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主观心理态度，对标的物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当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或者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应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行为人在取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将财物占为己有之后，并没有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对方免除其债务的，属于单纯逃债的行为，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当然，如果行为人收受了对方并未转移所有权的财产后逃匿的，则可能成立侵占罪。

综上所述，认定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非法占有目的”是定性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因素，行为人的辩护律师应正确把握“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方法，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标准为行为人进行辩护，尽力避免法院出现“客观归罪”的失误判断，即单纯以财产有无归还、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实际上的后果有无损失来判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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