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合同纠纷案件中识别合同诈骗罪？

第一篇：如何在合同纠纷案件中识别合同诈骗罪？

☞【法律干货】如何在合同纠纷案件中识别合同诈骗罪？ 2014-07-17 CEO法律顾问

【导读】：合同诈骗罪是一种智能型犯罪。行为人要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与之签订经济合同，进而交付财物。

任何一种犯罪都要考察是否具备四个犯罪构成要件：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缺一不可。合同诈骗罪也不例外，具体如下：

（一）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首先，行为人明知自己所采用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会使对方当事人信以为真，“自愿”签订经济合同或“自愿”承担履约义务的结果发生。如果不是明知，则不构成本罪。

其次，行为人必须希望对方对自己的欺骗行为信以为真，并“自愿”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自愿”履行履约义务的结果发生。

（二）主体方面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

单位作为本罪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或对该单位在签订、履行合同中的诈骗行为时明知、默许或指使；二是非法所得由单位占有或基本归单位占有，如用于发放工资、奖金、福利或进行其他经济，或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区别

单位犯罪的情形：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并被该单位占有使用处分的。

个人在单位授权范围内以单位的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或者无代理权的自然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诈骗行为后经单位追认，且犯罪所得归单位占有的。个人犯罪的情形：

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个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

（三）客观方面：

1、行为人采取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以假乱真“饰耳目”。犯罪分子以虚假的证明材料虚构不存在的单位，或伪造身份证明、冒用他人名义，在签订合同骗取钱财后就溜之大吉。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虚张声势“空手道”。为证明自己“有经济实力”，犯罪分子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虚假的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等作担保，诱使对方当事人信任，再利用经济合同诈骗钱财。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这是通常讲的“钓鱼式合同”。

先舍后取“钓大鱼”。犯罪分子本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为达到其犯罪目的，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使对方当事人相信其履约能力和诚意，进而与之签订标的额更大的合同，待诈骗到大量钱财后立即销声匿迹。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这里的逃匿是指行为人采取使对方当事人无法寻找的任何逃跑、隐藏、躲避等方式一逃了之。

招摇撞骗“唱空城”。犯罪分子虚构购销产品、发包工程、投资协作等名目骗签合同，待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得到担保财产后迅速逃逸。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担保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一唱一和“演双簧”。犯罪分子利用媒体和网络先发布虚假广告，冒充国家行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队和知名民营企业等单位名义，以紧俏和滞销商品为诱饵，通过以一方需购买某种物品，而另一方能提供此物品来演“双簧”，随后诱惑第三方参与进来，上当受骗。

高进低出“连环套”。犯罪分子先以高价签订买卖合同并交付小额定金或支付小部分货款，在骗取对方信任后，想方设法拿到全部货物，然后迅速将这些货物进行低价倾销，随后迅速逃跑。

2、对方当事人陷入错误，自愿与行为人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自愿承担履约义务。这种错误就是指被骗人对事实真相的错误认识，或对于假的信以为真。有这个错误才自愿签订和履约。

3、行为人骗取财物数额较大，上海市规定在10万以上为数额较大。这是区分一般合同诈骗和合同诈骗罪之间的重要标准。

（四）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旅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由于诈骗分子今年来常常利用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因而使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要正确划清界限，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指当事人所拥有的资金、物资或技术情况。如何判断呢？下列情况视为有实际能力：

（1）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即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

（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和物品。

（3）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代为履行或赔偿损失）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诈骗手段。

利用合同诈骗的人，往往一无资金、二无场地、三无货源，其结果必然要采取伪造证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编造谎言等手段，以掩盖其根本无履行合同能力的真相，骗取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事实上则根本不去履行合同，或者故意制造障碍，从而给对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3、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当事人是否为履行合同做出了积极努力，往往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诈骗故意的依据之一。

律师认为，一是要看做出努力的时间，履行期满之后才为履行合同努力不能认为是；二是要与行为人的履行合同能力联系，只履行一部分搪塞而逃避履行大部分条款不能认为是；三看行为人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如果是为履行合同标的作准备，属于积极努力。

4、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合同当事人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虽然不能作为判断当事人具有诈骗故意的惟一标准，但却是一个重要依据。合同诈骗犯罪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有诚意履约的人，在出现违约情况时，虽然也会辩解，但不会逃避承担责任。而诈骗分子，根本没有履行诚意，发生纠纷后，往往想方设法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遭受的损失。

第二篇：合同诈骗罪中合同范围之认定

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但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至今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理论界对此问题较少涉及，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是一个难点问题。鉴于此，笔者拟对该问题略述管见。

有观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的规定，可以推理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指的是经济合同。对此，笔者认为并不妥当。经济合同概念产生于前苏联，我国有关法规和规章正式采纳该概念始于1956年的《商业部、地方工业部对目前有关工商计划衔接贯彻经济合同中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将其完全法律化。经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是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对于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区分标准，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主体标准，经济合同主体原则上限于法人，自然人不能成为经济合同的主体；计划标准，经济合同是落实国家计划的工具，受到国家计划的强烈制约和影响，自然人之间的民事合同与计划无关；

3、经济目的标准，经济合同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非经济合同则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亦有学者主张将上述三个标准结合起来，作为区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的标准。上述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经过实践检验，按上述观点区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不仅在理论上缺乏依据，在实践中亦是行不通的。根据《合同法》第428条的规定，《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实施，《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同时废止。由此表明，经济合同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已经不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在《合同法》实施之前使用经济合同概念尚可理解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在民事法律中已无经济合同概念的情况下，在刑事法中对经济合同概念依旧恋恋不舍，绝非明智，故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概念不应再采纳经济合同的概念。

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1997年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并置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内，其目的应主要是为了保护市场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故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是进行市场交易的一种法律行为，否则不会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以，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以及有关身份关系的合同应不属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范围。

关于合同的定义，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除包括买卖合同、加工承揽合同、仓储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等债权合同外，也应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物权合同，以及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因为此类合同亦是进行市场交易的法律行为，行为人利用此类合同进行诈骗亦会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

但并不是所有利用上述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具体的案件中，应考虑利用合同诈骗是否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因为合同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只有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行为人利用合同形式进行诈骗不致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则不应构成合同诈骗罪。

常州市天宁区法院·吴坚洪

第三篇：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问题探析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问题探析——一起民刑交叉典型案例的启示

案情简介

甲公司因开发房产地项目资金短缺向乙银行贷款三笔，本金合计1亿元，并以开发中的房地产项目在建工程作为担保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07年12月，甲公司就上述贷款在乙银行处办理了借新还旧，贷款期限至2008年9月。贷款到期后，甲公司逾期未还，乙银行多次催收无果，遂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公司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并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乙银行起诉后，甲公司向乙银行贷款行为被其它法院判决认定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抵押登记注销章，向房管部门行贿等手段，以在建工程重复抵押恶意骗取银行贷款，构成合同诈骗罪，甲公司及其法人代表被依法处以有期徒刑，犯罪所得赃款及孳息予以追缴发还乙银行。在此案中，乙银行无相关人员涉案。

法院对乙银行诉甲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审理后认为，因刑事判决认定甲公司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与乙银行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法均无效。在向乙银行释明更改诉讼请求未果后，判决驳回乙银行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下达后，乙银行不服判决并以借款人单方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效力并非无效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乙银行在两次发放贷款过程中并未参与甲公司不法诈骗等行为，从双方之间民事关系看，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重复 1

抵押也非相关法律禁止行为。甲公司因合同诈骗罪依法承担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在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中的民事责任，从而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令甲公司偿还追赃后余欠乙银行相关贷款本息，乙银行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例分析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认定的主要观点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民刑交叉案件，其争议焦点在于涉及合同诈骗罪的民事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因我国民刑法律间衔接不紧密，法律条文适用理解不一，理论界对该问题认识分歧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构成合同诈骗罪，其合同无效。理由为合同诈骗罪系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符合《合同法》第52条中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同时《民法通则》

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在合同诈骗罪中，自然人或单位以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为目的，根本无意履行合同，因此，自然人或单位所表示出来的“签订、履行合同”的意思是不真实的，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的要件。据此，其合同为无效。

二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若损害到国家利益的，合同系无效合同，反之，合同系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理由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

第1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同时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才无效，如果不损害国家利益，不能仅因欺诈而认定合同无效。《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如果受害人没有依据行使变更、撤销权，合同仍应认定有效。

三是区别情况认定民商事合同的效力。判断标准分为两类：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是否参与犯罪，以及权利人是否在提起民事诉讼前先向公安机关报案。

但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中合同自始无效的判决思路在全国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处理中较为普遍。在此思路下，民事诉讼中，刑案被害人只能要求法院确认主合同、担保合同无效，据此要求借款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或者依据刑事裁判文书，请求法院以追缴的赃款赃物清偿债权。

二、合同诈骗罪对合同效力影响评析

就上述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将合同诈骗罪中所涉合同定性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较为恰当。结合本案分析，按照法院一审判决思路，以甲公司单方的“非法占有”目的判定涉案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三款“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自始无效，既与我国民刑事法律立法本义相悖，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理解偏差，也不利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立法本义

从刑法的制度功能来看，刑罚仅是刑法的手段，维护社会秩序、经

济秩序才是其终极目的，解决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的效力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在此点上，民刑两法对当事人的救济手段互为补充，甲公司承担的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未尽的民事合同责任。同时刑、民两法体系、功能迥异，刑事确认犯罪的案件，对行为人的民事评价应该依照民事法律进行，广义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其主要功能是调整失衡的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若简单认定涉及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无效，系以刑法功能代替民法调济手段，合同相对人基于民法成立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明显是与我国立法本义相悖的。

(二)法律适用

1、《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是指合同目的的违法，即双方以订立合法合同的形式，从事法律及部门行政规章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在本案中，乙银行与甲公司2003年签订借款合同用途为“借新还旧”，获得的合同利益为银行正常经营贷款收益，不属于“非法目的”的范畴。

2、刑法上合同诈骗罪的动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仅仅是甲公司单方面动机，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存立的前提应当是双方合意或共谋，存在“掩盖非法目的”的故意。一方故意，另一方因受欺骗、蒙蔽所进行的民事行为，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的构成要件。就本案而言，乙银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受害人，并不知晓甲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签订合同，双方没有合意也就无法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3、《合同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同时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才无效。此处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包括统治秩序在内国家整体利益，而是特指国家所明确保护的公共利益，如税收、文物保护等。如果不损害国家利益，应适用《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作为可撤销合同处理。受害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如果受害人没有依据行使变更、撤销权，合同仍应认定有效。

（三）合同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本案中，虽然借款合同无效后乙银行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之规定另行提起侵权之诉，或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请求返还财产，同时依靠刑罚中的罚金、追缴犯罪所得等手段获得权益救济途径。但上述途径存在无法确认原合同效力的根本缺陷，将直接导致合同相对人丧失债权有效担保，特别是清偿能力较强的物的担保，在刑事追赃效率不高、保全程度低，难以全面涵盖乙银行权益的情况下，对保护被害人合法债权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判例确认及积极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合同无效将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逆向流动,返还财产亦将无谓的耗费社会财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产关系的稳定，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对合同无效问题也有日渐从严掌握的趋势，上海高院早在2003年下发的《关于民商事审判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2003]36号文）第四条 “关于涉嫌犯罪与合同效力认定的问题”中已明确指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还必须以损害国家利益为条件，这是合同法与原经济合同法规定受欺诈、胁迫签订的合同当然无效的区别所在”。

而在本案中，最高院在二审判决中的表述和分析，系“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并非无效”观点首次以判例形式体现，标志着法院在类似案件中确认合同效力上审判思路的转变，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取得重大突破，对同类案件中合同相对人债权保全具有深远意义。

案例启示

从本案中，我们在日常法律风险防范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要进一步加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以非法目的向银行申请办理贷款业务，从源头杜绝法律风险的产生。

二、要依法合规履行贷款业务办理流程，同时加强对业务办理人员品德和合规意识教育。在本案中，贷款、抵押登记手续的合法有效性及无工作人员涉及关联刑事案件是胜诉的基础，否则，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被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可能性就极大，合同利益和担保权益都难以保障。

三、要提高知法用法水平，加强对疑难法律适用问题的论证分析，依法维护我行债权利益。如本案中，乙银行在一审中坚持“借款合同及

担保合同有效，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求，未按照一审法院的释明进行改变，保持了主动地位；并在上诉中提出“合同诈骗罪并不导致所涉合同无效”的意见，最终得到最高院判决采纳。使自身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第四篇：合同纠纷案件

合同纠纷案件

餐饮加盟店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一审案号：（2015）成民初字544号

【裁判要旨】

如果同一区域、同一时期，特许人先后特许两家以上加盟店，其中一家加盟店的实际经营及获利状况势必会因此受到较大冲击，特许人未及时向被特许人履行相关信息告知义务，有违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而当特许人未披露信息直接影响合同履行且足以导致合同目的难以实现的情形下，被特许人取得合同解除权。

【案情介绍】

原告：袁伟

被告：星班客管理公司成?A分公司、星班客管理公司

2013年9月20日，袁伟与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签订了《专卖协议》，授权袁伟作为公司拥有的“一食三客”7D多层转转锅品牌在四川省珙县的加盟商。同时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向袁伟出具的“一食三客”招商政策载明，加盟精品店的投资总额29 800元，店面面积35平方米；关于“一食三客代理模式”包括县级市、地级市等6个级别，代理权及优势共有6项内容，其中区域保护是指按照代理模式的级别享有区域内独家经销权。合同签订后，袁伟按约支付了加盟费，并投入房租、装修、经营设施等费用，于10月19日正式开业。但袁伟发现同在珙县巡场镇、相距不到500米的地点，同样品牌的另一家专卖店在袁伟签订合同之后被授权加盟，且于同年11月2日开业。袁伟认为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在签订协议时，已经明确告知袁伟拥有一公里范围的区域保护权，但却隐瞒同一区域内存在其他加盟店的情况，导致袁伟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星班客管理公司作为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的总公司，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据此，袁伟诉请人民法院判令：解除袁伟与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签订的《专卖协议》；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星班客管理公司退还袁伟加盟费并赔偿经济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当特许人未披露能够影响合同履行，且足以导致合同目的难以实现的信息的情形下，被特许人取得合同解除权。本案中，被告作为特许人在签约时，并未明确告知原告即被特许人，选择不同类型的加盟店会取得不同范围及方式的经营权限，而在珙县巡场镇步行距离仅800米左右的区域内，除了被特许人袁伟的加盟店外，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还许可另一家规模更大、开业在后的加盟店，此种情形势必引起两家加盟店的竞争，而该信息两被告并未披露，直至袁伟发现另一家店装修并开业，上述情况势必会对原告的实际经营及获利造成较大冲击，且导致袁伟因准备不足、竞争出现而难以履行合同、实现合同目的。因此，法院认定被告未履行披露义务时，原告有权解除合同。

涉案合同解除后，合同双方应承担各自返还的民事责任。特许人应向被特许人返还加盟期限内未实际经营期间所对应的投资款19866元，而被特许人也应立即停止使用合同约定的商标品牌、经营性资源并向特许人返还协议所约定的专用设备。由于涉案合同解除的责任在于星班客管理公司成华分公司及星班客管理公司，则袁伟有权主张赔偿损失。袁伟因履行涉案合同支付了房屋租金、装修费、广告费、购置设施费、货款、运费及员工工资等，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及袁伟的实际经营期间，酌情认定损失为28000元。

【法官点评】

该案例涉及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未履行披露义务时，被特许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成立的法律判断。

（一）商业特许经营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商业特许经营的基本特征在于：特许人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等经营性资源；被特许人根据特许人的授权在特定经营模式下使用特许人的前述经营性资源；被特许人按照约定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因此，在特许经营合同法律关系中，被特许人是通过运营特许人许可的包括注册商标、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等能够形成某种市场竞争优势的经营资源，而获取相应的商业利益。

（二）特许人未履行披露义务与被特许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认定问题。《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章专章规定了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包括特许人应当向被特许人提供的信息以及如何进行信息披露。建立并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对于避免信息不对称给被特许人带来的投资风险以及实现特许人、被特许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践中，如何认定特许人是否已完成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合同是否应当被解除，一直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目前，认定特许人是否完成相关披露义务并判断被特许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成立与否，还应当结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被特许人主张的隐瞒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进行具体分析认定。只有在特许人隐瞒相关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影响到特许经营合同的实质内容，对缔约与否、合同履行以及能否实现合同主要目的产生实质性影响，才可以认定特许人未完成披露的法定义务，被特许人行使解除权的事由成立；若特许人未披露信息对于被特许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或对于合同履行行为及合同目的的实现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则不宜作为未完成披露义务而认定合同解除。

“那式生活”衍生品开发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

一审案号：（2016）津02民初491号

二审案号：（2017）津民终489号

【裁判要旨】

合同目的是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标。在合同约定不明情况下，应根据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及合同订立的背景等予以综合判断。

衍生品产业领域目前发展尚不成熟，实践中相关合同的签订与内容尚不规范，争议发生时双方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法院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认识。无论从合同名称还是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看，涉案《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并非一般意义上以商标权人将注册商标许可他人使用为主要特征的商标许可使用合同，而是在我国文化娱乐领域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内容产业高速增长、衍生品市场开发潜力巨大的环境下，依托明星与综艺节目的影响力等合作开发周边产品的一种新型合作方式。对涉案合同目的的认定，亦应基于这种背景因素进行判断。

【案情介绍】

一审原告：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简称珂兰公司）

一审被告：天津那是生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那是公司）

2016年6月7日那是公司与珂兰公司签订的《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第2条约定的授权范围为那是公司所有的“那式生活”相关品牌元素，授权种类为排他性许可使用，具体为那是公司授权珂兰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素材进行首饰类系列产品的设计、制造、售卖。《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签订后，那是公司将“那式生活”相关品牌元素（尚在申请注册阶段的三个商标）授权珂兰公司使用；珂兰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前，分两次向那是公司支付授权金共计1000000元。根据那是公司提供的NASING品牌元素，珂兰公司设计、生产了第一批衍生品款式产品，并于2016年6月29日交由那是公司审核，双方就产品的设计及做工等问题进行了沟通。2016年7月5日双方就中国好声音节目授权问题，那是公司明确表示因中国好声音版权存在争议不能取得节目授权，双方也未就宣传推广替代方案达成一致。2016年7月15日珂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合同于2016年7月14日解除。

法院认为，涉案《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是以那英作为导师参与的中国好声音节目为基础而设立，合作开发“那式生活”相关品牌元素衍生产品，并利用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影响力进行宣传推广以实现商品价值最大化及利益共享，这也是双方签订该合同的主要目的。那是公司违反合同约定造成珂兰公司合同相关权益无法获得，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故珂兰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通过诉讼解除合同，条件已经成就。因涉案合同已经解除，珂兰公司有权要求那是公司返还已支付的授权费，法院酌情确定由那是公司返还珂兰公司授权金800000元。

【法官点评】

本案系珂兰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以那是公司不能向其提供约定的素材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引发的纠纷。判断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要在准确理解和界定合同目的基础上，审查违约行为是否存在，并充分考量违约行为对合同目的实现的影响程度，合理平衡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涉案《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即合同解除的条件是否成就，关于涉案《衍生品开发授权合同》的目的以及关于违约行为是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等各方面的内容。

衍生品产业系从具有一定影响力或商业潜力的内容资源中挖掘可衍生元素，通过商业化手段开发周边产品投入市场，实现影视作品、综艺节目、文化艺术等与商品的跨界融合，该领域发展尚不成熟，实践中相关合同的签订与内容尚不规范，争议发生时双方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法院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认识。本案的审理，对于衍生品授权开发合同这一新型合同的性质、目的、特点等进行了深度的认定和剖析，对类似案件的审理，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对于该行业的健康规范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教育培训机构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一审案号：（2015）宁铁知民初字第1192号

二审案号：（2016）苏01民终8325号

【裁判要旨】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可适用《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作为的裁判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并未排除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法规的直接选择适用。

特许经营合同未予约定的情况下，被特许人在合理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赋予被特许人此项法定单方解除权的目的在于给予处于弱势地位的被特许人一定的“冷静期”。

特许人未披露其应当于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前至少30日书面向被特许人披露的信息的，被特许人可以据此解除涉案特许经营合同。

【案情介绍】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米其儿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米其儿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川鹏

赵川鹏与米其儿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24日，分别签订了《米其儿国际早教品牌授权合作协议》《米其儿托乐嘉门店转让协议》，约定米其儿公司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0日，授权赵川鹏使用其商标及特许经营体系，在特定区域内从事早期教育工作。双方还约定涉案门店现在册学员的培训费用已由米其儿公司收取，赵川鹏负责完成后续的课程服务。上述协议签订后，赵川鹏按照约定向米其儿公司支付了合同款项合计528540元。2015年4月1日至16日，赵川鹏置于涉案门店的收银机共收取学员学费14892元，进入赵川鹏账户。2015年4月16日，赵川鹏向米其儿公司发送了《解除“米其儿品牌特许授权协议”以及“米其儿托乐嘉门店转让协议”通知书》，要求解除双方上述协议，返还已交款项。此后，仍有多名学员陆续向涉案门店交纳学费，但该费用未进入赵川鹏账户。

二审庭审中，赵川鹏述称，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米其儿公司仅口头告知其在册学员数量很少、盈利很好，但从未正式披露过具体情况。米其儿公司承认未书面告知过赵川鹏在册学员的数量、学习周期等情况，但认为赵川鹏多次到涉案门店内实地考察，应当已经了解相关情况。关于涉案门店交接状况，米其儿公司称双方已就涉案店面物品进行了交接，但赵川鹏认为自身并未接手涉案店面的正式经营，涉案店面物品也未实际交接。双方还就员工工资及房租等事宜存在纠纷争议。

2016年7月29日，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决定解除当事双方间曾签订的两份《协议》，责令米其儿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赵川鹏退还涉案合同款项493648元，并驳回当事双方的其他诉讼及反诉请求。

米其儿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7年2月9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

目前，市场上针对婴幼儿群体开办的早期教育培训机构品牌众多、发展迅速，这类培训机构多采用授予被特许人特许经营权的加盟模式，以实现品牌的快速扩张。在此过程中，因特许经营合同约定不规范、特许经营事项不明确、特许人资质不完备、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不到位等因素，造成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的情况日益增多。本案二审判决，厘清了相关的法律问题，对规范培训机构的特许经营活动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对于此类纠纷有三项重要借鉴意义：

（一）释明了解除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法规适用问题。二审判决明确了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均是民事裁判文书的引用依据，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

（二）进一步厘清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所涉被特许人单方解除权的适用范围及条件。二审判决明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授予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是一项法定权利，旨在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被特许人进行倾斜性保护，以规范特许经营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同时，该项单方解除权有两条行使条件，一是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特许人的特许经营资源，二是处于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的合理期间内。

（三）明确了涉案机构已在册学员数量属于特许人应当披露的信息。《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一、二十三条规定，特许人若未在特?S经营合同订立前至少30日，以书面形式向被特许人提供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信息的，被特许人可以解除特许经营合同。上述条款的目的在于强制特许人披露对投资风险和利益至关重要的信息，促使被特许人能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作出最佳的投资决策。本案中，已在册学员的数量信息直接关系着被特许人针对此特许经营网点的投资预算，属于前述规定的应当书面披露的信息范围内，被特许人据此主张解除涉案特许经营合同并无不当。

第五篇：口头合同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口头合同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是否涵盖口头合同，主要有以下观点：1

第一种观点认为：认为无论什么形式，只要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构成要件，即包括口头合同在内的任何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其理论根据是我国合同法关于口头合同的规定。

第二种观点认为：认为根据《刑法》第224条之规定，合同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虽然“签订”一词意指书面合同，但“签订”、“履行”属并列关系，在法律并未对合同形式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被履行的合同可以是口头合同，也可以是书面合同。

第三种观点认为：认为口头合同一般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一般为书面合同，如果行为人在经济往来中以口头合同形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亦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应先俨把握。

第四种观点认为：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一般应限于书面合同，利用口头合同达成协议骗取财物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应按照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第五种观点认为：认为基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证据的客观可见性以及惩治犯罪最大需要的角度，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书面形式的合同理所当然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第六种观点认为：认为按照刑法理论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宜界定为书面合同，包括《合同法》第11条对书面合同所作的扩张解释，即信件、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交换数据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而不包括口头合同形式和其他形式，否则难以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

上述六种观点中，前三种观点认为口头合同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后三种则持相反意见。归纳起来为两种学说，即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无论什么形式，只要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构成要件，即包括口头合同在内的任何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而否定说则认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仅限于书面形式的合同，排除了口头合同这一形式。

笔者认为，要准确理解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涵义，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22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解释》

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

合同诈骗他人财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使用了“利用经济合同”一语，而1997年《刑法》立法之时将“经济合同”的“经济”剔除，只用了合同一语，这个省略显然不是立法者的疏忽，也并非是为了立法上的简洁，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与“经济合同”是有区别的，合同应该是一个上位的概念，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仅仅是书面合同，还应包括口头合同和其他形式的合同。

（2）合同制度的发展趋势。随着合同交易形式日趋多元化，1999年《合同法》赋子了当事人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规定合同的形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还有口头形式和其它形式，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形式的界定必须依托相关合同制度的立法，因而在刑事立法未就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作特别限定的情况下，随着合同法颁行，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形式实际上已由原来单一的书面形式转变为书面、口头等多种合同形式。在合同法实施后，如果仍固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只为书面形式，则无疑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制度发展趋势的背离，是对合同诈骗罪立法基础之变化的漠视。

（3）合同的本质。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本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既不是99年《合同法》所列的15种有名的、无名的合同，也不是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里的经济合同，具体点说，这个合同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利用了这样的合同，既侵犯了公私所有权又破了市场交易秩序，这种合同只能在市场交易中产生，而产生“合同”的市场经济行为需具有这样的特征：首先，行为是一种经营性行为；其次，行为是营利为目的的行为；最后，行为是市场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市场主体主要是公司企业及个人，政府在一般情况下是被排除在外的。如民间的无偿借贷行为，无偿的保管行为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再由当今合同制度的发展趋势，最后剖析合同的本质，不难得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理应包括“口头”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