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第一篇：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经济与法

作者简介：叶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陈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陈某和他人共同成立某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陈某系实际出资人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9 年9 月30日,被告人陈某用本人2007 年已经出卖的房子和四十万元的空头支票作抵押, 通过中间人,与被害人牟某某签订借款协议,骗取牟某某人民币三十万元,还款日期为2010 年3 月30 日.陈某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公司的公章.牟某某将三十万元于当天汇入陈某公司的账户,陈某当天就通过网银方式支出299969.14 元,其中十万元用于个人支出,其他去向无法查明.后陈某不予还款,下落不明,直至2010 年7 月6 日被中间人发现后扭送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陈某构成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 陈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决理由是：被告人陈某在诈骗牟某某钱财过程中,虽然与牟某某签订了借款合同,但该合同并未体现市场交易行为,亦非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不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被告人陈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伪造的房产证做抵押与被害人张某签订借款协议书.骗取张某人民币18万元.后张某到朝阳区房管局核实房屋产权时被告知房产证系伪造的,发觉被骗遂报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检察机关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事实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实践中困扰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问题: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二、分歧观点

实践中,对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定诈骗罪.理由是借款合同虽有合同形式,但是与普通民间借贷中借条的性质一样,公民个人之间进行类似借款协议,不能体现市场交易性质,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当认定为个人之间的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理由是通过借款合同形式进行的诈骗,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行为,同时伴有抵押,质押等特殊的担保形式,此类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间借贷中的“借条”,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交易特征,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是自然人实施的行为,应当定诈骗.理由基本同第一种意见;如果是单位实施的行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因为单位的参与使得整个借款合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就具有了市场交易的性质,体现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诈骗罪没有单位犯罪.三、评析意见

我们在实践中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不应当以犯罪主体是否单位或个人来判断合同诈骗或者诈骗.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单位的,就能够体现市场交易性质.如陈某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在审查时就认为,如果陈某是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并将借款直接用于单位经营,那么其借款的行为就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性质, 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事实上陈某并未将借款用于单位经营,而是用于个人支配使用,故无法认定为单位犯罪,也就无法体现市场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并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须是单位,这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通过对合同的主体进行界定,即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来,同一个行为,如果单位实施是合同诈骗罪.而自然人实施就变成了诈骗罪,显然违背了立法原意,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其次,不应当以合同内容是否系原《经济合同法》(已作废)规定的“经济合同”来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理由如下:虽然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似乎仅指原《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因为1997 年的《刑法》颁布前,有关的司法解释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应当注意到,修订后的《刑法》第224 条在规定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时,并没有继续沿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说法,而只用了“合同”一词.而原有的《经济合同法》已经废止,现行的《合同法》已经不再出现经济合同一词,而是使用“民事合同”.《合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能是身份合同,因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对利用身份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只能以诈骗罪处理.通过对合同的内容进行界定即将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界定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学.因为按照《合同法》的有关立法解释, “社会经济”指的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由此一来,对合同诈骗罪作出的司法解释如要将《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为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两种类型,恐怕不但实践中难以操作,而且也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显然,司法实践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法院系统的指导意见和实务操作指导书中,也有如下表述.关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结合本罪的侵犯客体和立法目的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罪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予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但是.由于这一掌握标准确实仍有难以把握的地方,因此实践中难免出现分歧.陈某案中,法院认为,此类民间借款合同的性质与借条一样,虽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场交易行为,不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故不是合同诈骗罪.笔者也认为,一般利用生活消费民事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定性为普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虚构事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借条方式骗取借款后不还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但陈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现,显然不能等同于一个简单的借条,合同规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约定了担保形式,显然这一借款形式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的民事行为而是一种商事经营领域的商事行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过在担保形式作假来虚构偿还能力骗取借款,其行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这一特定的形式来进行诈骗,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条第(二)项合同诈骗罪中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特征.最后,我们在实践中也应当避免另一个极端,即见合同就定合同诈骗罪.我们也要审查合同在该犯罪行为中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实践中,司法机关也认为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利用合同诈骗”,如果行为人虽然与被害人签订了合同,但并非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而是虚构其他事实或隐瞒其他真相获得被害人财物的,应定性为普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如在很多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虚构了开矿,办事等各种虚假事由已经骗取了被害人信任,期间签订了各种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只是对某一阶段事实的一个证明,并非取财的关键,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下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我院办理的丁某某诈骗案中,丁某某虚构了借用房屋抵押周转资金的事由与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取得房产,虽然有房屋买卖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该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该合同来进行诈骗,因此该案应当定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

第二篇：合同诈骗罪中合同范围之认定

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但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至今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理论界对此问题较少涉及，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是一个难点问题。鉴于此，笔者拟对该问题略述管见。

有观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的规定，可以推理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指的是经济合同。对此，笔者认为并不妥当。经济合同概念产生于前苏联，我国有关法规和规章正式采纳该概念始于1956年的《商业部、地方工业部对目前有关工商计划衔接贯彻经济合同中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将其完全法律化。经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是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对于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区分标准，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主体标准，经济合同主体原则上限于法人，自然人不能成为经济合同的主体；计划标准，经济合同是落实国家计划的工具，受到国家计划的强烈制约和影响，自然人之间的民事合同与计划无关；

3、经济目的标准，经济合同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非经济合同则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亦有学者主张将上述三个标准结合起来，作为区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的标准。上述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经过实践检验，按上述观点区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不仅在理论上缺乏依据，在实践中亦是行不通的。根据《合同法》第428条的规定，《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实施，《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同时废止。由此表明，经济合同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已经不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在《合同法》实施之前使用经济合同概念尚可理解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在民事法律中已无经济合同概念的情况下，在刑事法中对经济合同概念依旧恋恋不舍，绝非明智，故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概念不应再采纳经济合同的概念。

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1997年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并置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内，其目的应主要是为了保护市场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故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是进行市场交易的一种法律行为，否则不会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以，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以及有关身份关系的合同应不属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范围。

关于合同的定义，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除包括买卖合同、加工承揽合同、仓储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等债权合同外，也应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物权合同，以及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因为此类合同亦是进行市场交易的法律行为，行为人利用此类合同进行诈骗亦会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

但并不是所有利用上述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具体的案件中，应考虑利用合同诈骗是否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因为合同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只有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行为人利用合同形式进行诈骗不致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则不应构成合同诈骗罪。

常州市天宁区法院·吴坚洪

第三篇：以借款合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如何定性

关于HCL、HCH和HY三人涉嫌合同诈骗的报案材料

报案人：LHY，男，汉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证号×××××× 犯罪嫌疑人：HCH，男，汉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证号×××××× 犯罪嫌疑人：HY，女，汉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证号×××××× 犯罪嫌疑人：HCL，女，汉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证号××××××

案由： 合同诈骗

一、主要涉案事实 ：

2010年11月下旬，犯罪嫌疑人HCH和HY找到我，以高额利息（月息6分）为诱饵，骗我借钱给××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和HCL，帮助“周转”还贷（还贷后再续贷）。两人又编造种种理由说还贷时间比较紧，HCL是A公司法人，在外地，要我先打款到A公司账号，事后再由HCL在借据上补签字。我当时并未与HCL直接认识，便有些犹豫。为了制作充分的假象，HY利用自己担任××信用社主任的身份当场拿出了一份所谓A公司贷款凭证的材料，又说借款时间只要一个月，H、H二人又分别以“经办借款人”和“担保见证人”名义向我出具两张“借据”（一张200万元，一张250万元），约定了打款账号、利息、借款期限、还款人等内容。我当时信以为真，便按照“借据”的约定在2010年11月24日和26日分两次给A公司账户汇款合计450万元。事后，我多次催促H、H二人完善HCL的补签字手续，但二人总以各种理由推诿，2010年12月下旬借款期限届满时HCL也没签字更没还款。2011年1月23日晚HCL突然打电话约我在××大酒店405室见面，我以为是她要还钱。不料我到那里时HCL、HCH和HY三人已经摆起了“鸿门宴”，先是HCL否认曾指示H、H二人向我借钱，接着H、H二人支支吾吾不认账！我当时告诉他们考虑法律后果后愤然离席。

此后，我多次联系三人，但HCL和HY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要我找HCH。当我转而联系HCH时，虽然想尽各种办法，但始终找不到HCH踪影，事实上HCH已经逃匿！另据了解，H、H二人所谓的A公司“周转”还贷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而我汇款的A公司账号已经在2010年12月清零!！至此，事实已经很清楚，三人根本不是“借”钱，而是通过签假合同（“借据”）和“弹双簧”的方式诈骗他人财物，现在又通过“踢皮球”、玩失踪来掩人耳目，是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

二、本案补充事实 ：

另外，我还有以下事实向公安部门汇报：

1、HCH已经畏罪潜逃。HCH在骗走钱后便频繁改变手机号，先后使用的有××××、××××、××××、××××等，但现在这些手机号或者关机或者占线或者无法接通。为了找到HCH，我三番五次到HCH的老家（××××）、办公地（××××）、出租房（××××）、其“女友”（情妇）××的老家

（××××）、其好友××在××××的住处等地查找，又三番五次联系或走访了HCH妻子×××、侄女×××和×××、其兄弟姊妹、好友等十数人，均不能找到他的下落。

2、赃款已经被转移。我汇款的A公司账号为××××，开户行为农商银行××××分理处。该账号已在2010年12月清零，赃款已经被转移。HCL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HCL实际将赃款占有并转移。

3、借钱的理由纯属诈骗。根本不存在H、H二人所谓A公司需要“周转”还贷的问题。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也并非如二人所说的是HCL，但是“×××”与HCL系母女关系。HCL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4、H、H、H二人是合谋诈骗。HCH与HCL既有商业合作更是“情人”关系。在经济方面，H、H、H二人也关系密切。HCL曾将其控制的××××的一宗地块的31%的份额以800万的价格转让给HCH。因为HCH没有资金实力，三人便合谋“借款”诈骗，HY以信用社主任身份出面协助，事后收取数十万元的佣金。

5、H、H二人有长期勾结违法的事实。自2007年起HY及其丈夫××曾数次以私人名义向HCH提供高息贷款，每次数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这些款项来历不明，鉴于HY××××信用社主任的特殊身份，其贷款极可能挪用自信用社的公款。

三、H、H、H三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H、H、H三人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第224条的规定，涉嫌合同诈骗罪，且属团伙作案，涉案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由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并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1、HCH和HY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H、H二人找我借钱时，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周转还贷和HCL是A公司法人的事实，又出具约明利息、借款期限的“借据”进一步制作签订合同的假象，赃款到手后H、H二人互踢皮球，HCH畏罪潜逃，合同诈骗的事实和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案发至今已4月有余，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2、HCL事前参与谋划，事后转移赃款，也是重要犯罪嫌疑人。HCH与HCL既有商业合作更是“情人”关系。是HCL提出HCH到外面以其名义骗钱，二人又拉身为信用社主任的HY入伙，事成后钱款打在HCL所控制的公司账户，HCL再将账号清零，转移赃款。可见，具体操作是H、H二人出面，而H参与谋划，在幕后操纵并提供帐户转款，事成后清空账户，转移赃款。

3、HCL、HCH和HY三人是有预谋的团伙作案，涉嫌的诈骗数额高达450万，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法部分条款数额执行标准和情节认定标准的意见》的规定，三人诈骗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属于重大经济犯罪，依法应由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并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

综上，H、H、H三人事前通谋，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签假合同（“借据”）和“弹双簧”的方式诈骗他人财物，其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维护诚信守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请公安部门对此案予以立案侦查，追究HCL、HCH和HY三人的刑事责任。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经济与法

作者简介：叶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陈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陈某和他人共同成立某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陈某系实际出资人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9 年9 月30日,被告人陈某用本人2007 年已经出卖的房子和四十万元的空头支票作抵押, 通过中间人,与被害人牟某某签订借款协议,骗取牟某某人民币三十万元,还款日期为2010 年3 月30 日.陈某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公司的公章.牟某某将三十万元于当天汇入陈某公司的账户,陈某当天就通过网银方式支出299969.14 元,其中十万元用于个人支出,其他去向无法查明.后陈某不予还款,下落不明,直至2010 年7 月6 日被中间人发现后扭送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陈某构成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 陈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决理由是：被告人陈某在诈骗牟某某钱财过程中,虽然与牟某某签订了借款合同,但该合同并未体现市场交易行为,亦非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不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被告人陈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伪造的房产证做抵押与被害人张某签订借款协议书.骗取张某人民币18万元.后张某到朝阳区房管局核实房屋产权时被告知房产证系伪造的,发觉被骗遂报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检察机关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事实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实践中困扰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问题: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二、分歧观点

实践中,对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定诈骗罪.理由是借款合同虽有合同形式,但是与普通民间借贷中借条的性质一样,公民个人之间进行类似借款协议,不能体现市场交易性质,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当认定为个人之间的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理由是通过借款合同形式进行的诈骗,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行为,同时伴有抵押,质押等特殊的担保形式,此类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间借贷中的“借条”,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交易特征,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是自然人实施的行为,应当定诈骗.理由基本同第一种意见;如果是单位实施的行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因为单位的参与使得整个借款合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就具有了市场交易的性质,体现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诈骗罪没有单位犯罪.三、评析意见

我们在实践中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不应当以犯罪主体是否单位或个人来判断合同诈骗或者诈骗.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单位的,就能够体现市场交易性质.如陈某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在审查时就认为,如果陈某是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并将借款直接用于单位经营,那么其借款的行为就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性质, 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事实上陈某并未将借款用于单位经营,而是用于个人支配使用,故无法认定为单位犯罪,也就无法体现市场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并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须是单位,这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通过对合同的主体进行界定,即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来,同一个行为,如果单位实施是合同诈骗罪.而自然人实施就变成了诈骗罪,显然违背了立法原意,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其次,不应当以合同内容是否系原《经济合同法》(已作废)规定的“经济合同”来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理由如下:虽然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似乎仅指原《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因为1997 年的《刑法》颁布前,有关的司法解释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应当注意到,修订后的《刑法》第224 条在规定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时,并没有继续沿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说法,而只用了“合同”一词.而原有的《经济合同法》已经废止,现行的《合同法》已经不再出现经济合同一词,而是使用“民事合同”.《合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

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能是身份合同,因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对利用身份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只能以诈骗罪处理.通过对合同的内容进行界定即将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界定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学.因为按照《合同法》的有关立法解释, “社会经济”指的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由此一来,对合同诈骗罪作出的司法解释如要将《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为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两种类型,恐怕不但实践中难以操作,而且也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显然,司法实践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法院系统的指导意见和实务操作指导书中,也有如下表述.关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结合本罪的侵犯客体和立法目的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罪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予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但是.由于这一掌握标准确实仍有难以把握的地方,因此实践中难免出现分歧.陈某案中,法院认为,此类民间借款合同的性质与借条一样,虽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场交易行为,不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故不是合同诈骗罪.笔者也认为,一般利用生活消费民事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定性为普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虚构事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借条方式骗取借款后不还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但陈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现,显然不能等同于一个简单的借条,合同规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约定了担保形式,显然这一借款形式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的民事行为而是一种商事经营领域的商事行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过在担保形式作假来虚构偿还能力骗取借款,其行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这一特定的形式来进行诈骗,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条第(二)项合同诈骗罪中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特征.最后,我们在实践中也应当避免另一个极端,即见合同就定合同诈骗罪.我们签订了各种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只是对某一阶段事实的一个证明,并非取财的关键,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下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我院办理的丁某某诈骗案中,丁某某虚构了借用房屋抵押周转资金的事由与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取得房产,虽然有房屋买卖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该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该合同来进行诈骗,因此该案应当定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

以借款合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如何定性

——温守川合同诈骗案

张 华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温守川，男，1956年1月17日出生，大专文化，系成都市曾记茶业有限公司、成都市渝蓉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犯罪于2000年9月12日被逮捕。

2001年4月29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温守川犯合同诈骗罪，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温守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人民币26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构成合同诈骗罪，提请依法予以惩处。

在法庭审理中，被告人温守川否认起诉指控的事实，辩称其没有向张国林隐瞒企业经营状况，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借款到期后并没有逃匿。

辩护人认为，温守川所经营的企业均系依法成立，借款时，温已将其经营情况如实告知张国林，且成都南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莱公司)与温守川的抵押借款在1999年7、8月间续订合同时已作了变更，取消了抵押条款，不属重复抵押。所借款项用于其经营活动和投资养殖场等。借款到期后，温提出过分期还款及转移抵押物，但遭张的拒绝，且温也没有携款长期逃匿的迹象。故认为温守川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本案属经济纠纷。

公诉人答辩认为，被害单位上海鸿远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下称：鸿远公司)总经理张国林陈述，钱辉、赵炜、杨建军等多名证人的证言和审计查证报告等证据证实，被告人温守川在向鸿远公司借款时，隐瞒了其企业经营不善、个人负有巨额债务，并将已抵押给他人的财产进行重复抵押。借款到帐后，温仅将少部分借款用于曾记茶业公司的经营，其余均被用作其它用途。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8年9月，鸿远公司总经理张国林经人介绍与从事化工、餐饮、茶叶经营的被告人温守川相识。1999年2月，被告人温守川隐瞒其经营不善和负有大量债务的事实，向张国林称其茶叶经营有高额的利润，并用曾记茶业公司名义，以年30％的回报向鸿远公司借款26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为此，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该借款用于曾记茶业公司的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1年，曾记茶业公司以上述固定回报，至借款到期日一并给付；曾记茶业公司以成都曾记上海食府的资产、曾记茶楼全部股份资产和曾记茶业公司及所属茶庄全部资产作为抵押。但其中的曾记茶楼已于1998年6月被温守川抵押给了南莱公司。鸿远公司开出金额为260万元的银行汇票，并于同月8日划入曾记茶业公司的银行帐户。款项到帐后，温仅将其中的64万余元用于曾记茶业公司的经营业务，其余被用于成都市渝蓉商贸公司的还款和划入其经营的成都曾记上海食府使用，以及归还其它债务等。

2000年2月，借款到期后，张国林等人多次向被告人温守川催讨，但均遭温守川的搪塞、拒绝。之后，温关闭了移动电话、寻呼机并离开成都市躲避至四川省广汉市隐匿。同年8月3日，公安人员在广汉市中山小区23幢4单元4－1号将温守川抓获。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温守川身为曾记茶业公司等单位的主管人员，其在与鸿远公司有关人员签订、履行合同中以故意隐瞒事实真相，采用重复抵押等欺诈手段，以借款方式骗取鸿远公司260万元，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处罚。被告人温守川系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属单位所有，故属单位犯罪，被告人温守川应承担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温守川故意隐瞒事实真相，以曾记茶业公司名义采用重复抵押等欺诈手段，骗取鸿远公司260万元，并将其中大部分钱款用于归还欠债或其它用途，借款

到期后，拒不偿还，并至广汉市隐匿，以逃避还款义务，造成他人经济损失，可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被告人温守川的辩解和其辩护人的意见，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二百三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01年10月16日作出判决：

1、被告人温守川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2、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温守川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期间，温及其辩护人提出鸿远公司张国林决定借款260万元给温守川系张自主决策的结果，非因温隐瞒其经营不善和负有大量债务的事实，向张称其茶叶经营有高额利润所致；1999年6月，温守川在与南莱公司签订续借100万元资金的两份借款合同中，已明确取消了签订于一年前的原借款中以曾记茶楼作为抵押资产的条款，因此，原判认定温守川在同鸿远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同时重复抵押曾记茶楼有误；借款到期后，温守川曾积极同张国林等人联系还款事宜，温藏匿至四川省广汉市是为了防止不明身份人的不法侵害，原判认定温守川借款到期后，逃避张国林等人的催讨和公安机关的追捕有误；温守川系因经营中遇到困难，导致不能及时归还借款，原判认定温守川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证据不足。

出庭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认定温守川隐瞒事实真相，通过使用重复抵押等手段骗取鸿远公司借款260万元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审判程序合法，温守川将骗得的借款大部分用于还债，借款到期后，又逃避还款义务，造成被害单位经济损失，温守川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温守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过程中，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作为合同履行担保骗取对方当事人资金26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惩处。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温守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02年2月4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犯罪中“合同”的含义。

2、本案被告人温守川及其单位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

3、公诉机关未予检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为单位犯罪的，应如何处理。

三、裁判理由

（一）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犯罪中的“合同”。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有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只限于经济合同范畴，还包括民事合同，其中，既包括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等物权合同、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其他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赠与、委托等单务的、无偿的合同及行政法规上的行政合同、劳务合同等不属于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笔者认为，这里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因为，根据《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行为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这是区别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后增加的，修订之前对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是按一般诈骗罪定罪处罚的。1997年《刑法》修订时从1979年刑法原有的诈骗罪中分离出合同诈骗罪。之后，原有的《经济合同法》亦统一归并为《合同法》，现在《刑法》之所以将合同诈骗罪规制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是因其犯罪的客观方面除侵犯了财产所有权外，还侵犯了国

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笔者认为，刑法中的合同必须是具有一定经济关系的，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是应该相承接的，其主要体现在市场秩序之中，一般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合同不应包含在内。本案中，温守川身为曾记茶业公司等单位的主管人员，在与鸿远公司张国林签订、履行合同中，故意隐瞒事实真相，采用重复抵押等欺诈手段，以借款方式骗取了260万元。其中，借款合同的合同关系是属于我国《合同法》规范调整的，体现在市场交易秩序之中，故应视为合同诈骗犯罪中的“合同”。

（二）本案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故意如何认定。

这里所说的“占有”是指刑事法律而言，是排除他人对财物的支配而将财物事实上置于自己支配的状态，其本质在于主体对财物排他并现实的支配，其不仅限于为自己占有的意思，还包括为他人占有的情形。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一直困扰着司法人员。理论上亦有颇多争议。有的认为，占有之说过于严格，难以把握，提出将犯罪的主观目的改“非法占有”为“非法占用”。也有的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包括“非法占有”和“非法占用”，“非法占用”亦属于非法占有。司法实务中，利用借款合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如何定性，则需进一步商榷。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审理诈骗案件解释”）第二条作了规定，其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1.虚构主体；2.冒用他人名义；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据不支付其余货款的。上述司法解释为实务运作提供了可能，但前述司法解释是在刑法修订之前作出的，对修订之后的行为是否能参照适用，有人提出质疑。笔者认为，由于“审理诈骗案件解释”所依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的有关法律适用的规定已被纳入现行刑法，所以在新的司法解释没有出台以前，原有司法解释中的与修订后的刑法在实质上（指定罪处罚）没有变化的，仍可以参照适用。同时，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担任总主编、编纂，人民法院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刑法卷）》仍将上述司法解释收录其中，说明该司法解释目前仍有效力。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如果单从表象看，借钱要还，取得出借财物一般是为了使用而不一定要占有。但实质上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并不排除会出现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而不归还的情形。故在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上，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时是打算履行还是骗取他人财物，处于不确定的朦胧状态，而结果取得他人财产又而没有履行合同义务，亦应认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这就是司法实践中常说的“骗借”，即以借款为名行诈骗之实。同时，司法实践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企业之间的借款协议虽然是无效的，但这并不影响合同关系的成立，所以，以借款合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应以合同诈骗犯罪定罪处罚。

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分析，首先，温守川重复抵押，签约时已资不抵债，隐瞒了真相。温守川向鸿远公司借款时用于抵押的三家企业成都曾记上海食府、曾记茶楼、曾记茶叶公司的总体经营状况处于缺乏经营资金，资不抵债的状态，企业净资产远远抵不上借款260万元，且曾记茶楼已被温守川先期

抵押给南莱公司，在此情况下，温守川隐瞒真实情况，与张国林签订借款260万元的合同，可以预计在借款到期后，温守川如不归还借款，合同一方张国林原本期望通过转移抵押资产、得到赔偿损失的权利根本无法实现。其次，温守川取得借款并非用于投资经营，绝大部分用于还债；对标的物的处理，已超出并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温守川取得借款后，仅将260万元借款中的小部分用于合同约定的茶叶经营，大部分钱款则立即用于归还了公司债务。虽然，温守川称以后曾通过再次向他人借得部分款项用于茶叶经营，但应该看到合同标的物260万元的灭失已既成事实，温守川再次借得的款项已非260万元中的一部分，温守川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理已违背合同约定。最后，借款期满，温守川逃避债务。借款期满后，温守川对不能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始终以暂时没钱、以后分期偿还等种种理由对张国林等人提出的还款要求予以推托、搪塞。2000年7月，当温守川得知张国林已报案后，温即另觅住处藏匿并关闭了移动电话、寻呼机，当公安人员、张国林找到温妻曾某，通过曾某要求温投案自首时，温仍继续藏匿，直至最后被公安人员抓获。综上，根据温守川以上三方面的行为，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前述司法解释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可以推定温守川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

（三）公诉机关未予检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为单位犯罪的，应如何处理。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温守川将骗得的260万元均用于归还其经营的企业及私人借款等，利益归属于个人，应以个人犯罪论处。司法实践中，是否认定单位犯罪的关键，在于确定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的团体性。《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7月3日作出的法释[1999]14号《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成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前述解释并没有以所有制性质的不同，作为区分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的标志。本案中，涉案的曾记茶叶公司等均是有法人资格的私营公司，温守川是前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借得款项后，用于归还公司债务。司法实践中，应平等地对待国有、集体以及私营等不同性质的公司、企业和事业单位，不能以温守川是私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视为利益归个人，对其以个人犯罪定罪处罚，而应以单位犯罪的主管责任人员论处。同时，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引发的诉讼程序问题是，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为单位犯罪，而检察机关未予检控的，应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新的事实，可能影响定罪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照该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依法作出裁判。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新的事实”，是指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以外的，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定罪量刑的事实。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上述问题专门在上述司法解释中作了规定。本案中将本应属于单位犯罪的事实作为自然人犯罪起诉的，就属于上述情形，因为刑法对同一种性质的犯罪，例如在刑法有关金融诈骗犯罪章节中均因犯罪主体的不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承担的法律后果亦截然不同。即使在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章节（内含合同诈骗罪）中对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适用的刑种、量刑幅度及附加刑等方面的规定处在同一档次，但亦不能就此“张冠李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法[2001]8号《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亦有详尽的规定。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人民检察院往往未起诉单位作为被告，而只是起诉单位犯罪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的甚至按自然人犯罪对相关被告人提起诉讼。所以，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为单位犯罪的，而人民检察院未予检控的，应当依照“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一般采用书面形式，建议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单位补充起诉。如果检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照该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依法作出裁判。本案在实际处理时，就此判决确认了被告人温守川系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属单位所有，故属单位犯罪，被告人温守川应承担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二百条和第二百三十一条是分别关于金融诈骗犯罪和合

同诈骗罪的单位犯罪处罚依据其中，在对单位责任人员的量刑档次和附加刑处罚上的规定是不同的，前者金融诈骗犯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对责任人员只判处自由刑，没有附加刑的要求，而后者合同诈骗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对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时应并处罚金。所以，法院在适用法条时，依据了刑法分则第二百三十一条有关单位犯罪处刑的条款，判处温守川个人的刑事责任，还对温并处罚金。同时，因人民检察院未起诉单位，按照控审分离的刑事诉讼原则，故而亦没有对曾记茶业公司等单位并处罚金刑。

第四篇：对合同诈骗罪中利用合同的理解与认定

对合同诈骗罪中利用合同的理解与认定

一、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某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庄某。

被告人庄某原系某市宏利烟酒副食品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后于2001年11月与其大哥庄某敏共同投资注册成立青岛青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任经理。2001年8月份，被告人庄某以250万元的竞标价格取得某市张家楼镇中崔家滩沙场的采矿权。中标后，被告人多次开出空头支票，在某市国土资源局多次催款的情况下，于2001年10月23日前只交竞标款20万元，被宣布为不守信誉单位。此后其隐瞒事实，为筹集资金，先后实施以下行为： 1、2001年10月份，被告人庄某持某市沙场拍卖合同及伪造的250万元的收据联系某市一个体业户刘某共同投资开发该沙场。2001年11月12日，被告人庄某以宏利烟酒副食品公司的名义与刘某签订了双方各投资126万元的《沙场共同经营协议书》，刘某分2次交给庄某102万元。后刘某到某市国土资源局问清庄某根本未交齐有关款项，并没有实际取得开采权后，追款无望，遂报案。2、2002年1月份，被告人庄某谎称其以某房地产旅游开发公司的名义已争取到了某市水库清淤工程，协商与刘某一起合伙承包，刘某分2次交给庄某24万元，庄某伪造了24万元的收款收据交给刘某。后庄某又以处理关系为名向刘某索要2万元。3、2002年3月份，被告人庄某持伪造的《协议书》，要求刘某联系朋友合伙入股投资某市橡胶坝下游沙场。刘某便出资40万元，又联系其内弟陈某出资35万元，本村王某出资45万元，共计120万元交给庄某。庄某伪造了120万元的收款收据交给刘某。4、2002年3月底，被告人庄某持伪造的《挖大口井工程协议书》联系刘某开发沙场，刘某无钱投入，仅投资5万元。后经刘某联系管某，2002年3月31日，庄某将根本不存在的水库清淤工程以55万元的价格转包给管某。庄某伪造了70万元的收款凭证交给了刘某。庄某将上述60万元用于其交通事故赔偿等。后管某索要工程款，被告人仅付3.65万元。5、2002年4月份，被告人庄某又联系周某（女，40岁，青岛市人）与其一起投资，周某同意与被告人庄某一起投资沙场。被告人庄某再次持沙场拍卖合同和伪造的250万元、50万元的收款收据，以某房地产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不存在）的委托代理人身份，于2002年5月14日与周某签订了联合经营沙场的《协议书》，协议约定周某共出资60万元（每股30万元）。周某预先出资30万元。后庄某催周某交第二个股，周某又借了21万元交给庄某，庄某给周某出具了借条。

综上，被告人庄某利用虚假事实共骗取他人资金357万元，所骗钱财用途其并不能说清，经查其成立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后，并无资金来源，而公司开业、职工工资发放、购买高级轿车、支付个人交通事故赔偿、继续竞标别的采矿权、拍卖土地等用去大量资金，案发后只追缴价值人民币45.97万元的物品分别退赔各被害人。

公诉机关指控本案第一起和第五起的犯罪事实，系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以合同诈骗罪处罚。其余三起因没有明确的书面协议（合同），应以诈骗罪处罚。

被告人庄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基本事实供认不讳，但辩解认为其不是诈骗，当时与被害人是真诚合作，只因资金紧张，暂时以一定的手段挪用钱款。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被告人庄某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其竞拍沙场是事实，并不是虚构，且其有一定的合同履行能力，其对沙场的受让方是违约行为，对刘某和周某则是民事欺诈行为。

二、有关数额应予核减；

三、被告人是在有偿还能力的想法下进行经营活动的，因资金被冻结等外部原因迫使被告人拆东补西，其不能偿还欠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被告人管理不善、铺张浪费造成的，是一种过失心理，其主观恶性较小。综上，被告人只涉嫌诈骗罪，对其诈骗数额应予以核减。

二、裁判

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本案被告人隐瞒真相，获取受害人的投资款后，任意支配，拆东补西，造成无法返还，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民事欺诈不同。

二、合同诈骗罪的一个重要的形式要件就是要有书面的 “合同”，本案被告人庄某采用的手段、内容基本相同，五起事实中只有第1 起和第5 起采用了书面协议，但此协议纯属民事合伙协议，侵犯的客体是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不是市场管理秩序。其余几起与被害人之间只是口头协议，并没有书面的合同。综上，被告人的行为不是民事欺诈，也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只构成诈骗罪。故不应数罪并罚。一审以被告人庄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三、评析

合同诈骗罪是现行《刑法》中新设立的一个罪名，1997年年《刑法》颁布实施前，对合同诈骗罪是都是按诈骗罪处理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合同法律制度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原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合同诈骗犯罪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其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还破坏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严重妨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秩序，与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客体是有差别的，所以将合同诈骗罪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予以特别规定。合同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虽然和我国刑法第266规定的普通诈骗罪一样都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主要是破坏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两罪形成了法条竞合。在此情况下，适用法律的原则是特殊法优于普通法。这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共识。合同诈骗与诈骗罪的区别除了形式上有不同要求外，主要的区别是侵犯的客体不同。实践中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往往争议比较大，下面结合本案，就当前认定合同诈骗犯罪时的主要问题予以评析。

一、合同诈骗罪中对于“利用合同”的理解

合同诈骗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利用合同，即通过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予以诈骗。司法实践中研究“利用合同”的意义在于，首先，利用合同是合同诈骗罪中进行诈骗的基本手段和本质特征，也是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区别于普通诈骗罪的根本所在，同时利用合同也体现了合同诈骗罪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点，使合同诈骗罪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基础。

1、合同诈骗罪中对于利用合同诈骗的形式把握

就形式而言，利用签订、履行合同这种手段进行诈骗是合同诈骗区别于其他诈骗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对于以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诈骗，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把握：

首先必须明确合同签订、履行过程的含义。合同的签订指在合同一方当事人自提出订立合同的要约开始，在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内容经过反复的要约和承诺，最后对合同的内容达成合意的过程。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适时地完成其合同义务的过程。合同签订与履行的关系在合同诈骗罪中是相互联系和依存，且有先后顺序的过程。任何合同的订立都是以履行为目的，签订行为是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固定化，从而为之后的履行得以顺利进行创造条件。在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签订过程，实际上就是行为人实施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过程，当然也不排除在此阶段行为人没有诈骗故意，而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的非法占有故意的情形。研究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对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司法意义在于，可以根据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的履约能力和其他因素，判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从而进一步作出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其次，利用合同必须是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而不能是在其前或者其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包括合同一方当事人开始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直至双方当事人全面适时地完成了其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的过程。行为只有发生在这一期间，才可认为是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在签订、履行合同之前或者之后的行为，虽然也可以利用合同，采取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有关的、其他的掩盖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但由于不符合合同诈骗罪所规定要件，而不能认定是合同诈骗。合同诈骗罪注重的是以合同为形式掩盖诈骗目的，而发生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之外的诈骗行为，则没有从根本上体现“利用合同”的客观本质特征。如行为人订约前通过贿赂手段与其他单位、尤其是某些国有公司签订合同，意欲获取利益，如果行为人在合同本身的履行上并无违约，也无骗取财产的目的，则只能构成其他犯罪，而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第三，行为人利用签订、履行合同进行诈骗的具体情形，刑法第224条明确列举了五种情形，其中前四种为具体情形，第五种为其他情形。由于现实中出现的利用合同诈骗的具体情形多种多样，立法不可能一一列举。作为合同诈骗采取利用合同这一方法，应从犯罪客观方面予以理解。只要行为在客观上符合“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这一客观本质特征，任何方法或手段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的方法。如行为人利用虚假广告或信息诱使他人与之签订合同，骗取服务费、中介费用等；行为人假冒联合投资、经商、合作等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人以并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物向对方作虚假展示，取得被害人信任并与之签订合同后骗取货款等行为。

2、对合同诈骗中利用合同的本质理解 就本质而言，利用合同诈骗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合同诈骗犯罪客体的双重性和复杂性是合同诈骗能够从普通诈骗犯罪中独立的重要原因。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而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揭示了犯罪的危害本质，是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最根本的标志。立法将合同诈骗罪定位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说明合同诈骗侵犯的客体不仅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更为主要的是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合同诈骗罪这种社会危害行为，必然是危害和破坏正常市场秩序的行为。行为人与他人签订、履行的合同应当发生在市场经济秩序中，并且能够对市场秩序造成破坏。否则，即使利用合同诈骗，因其不危害市场秩序，也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

所谓市场秩序，是指在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以及其他财产的流转中应具有的稳定性和规则性。只有在市场存在秩序的前提下，交易人才能实现其交易所应获得的利益，特别是期待利益。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各个商品生产者作为能动的市场主体进行广泛的市场交易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是极其重要的手段。交易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合同是市场交易行为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因此合同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合同诈骗行为不仅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更为主要的是，它危害到对于承诺必须遵守，合同必须履行这样一种对于市场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基本规则，而这种规则恰恰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合同诈骗行为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是其区别于其他诈骗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立法机关将合同诈骗定位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根本原因。

二、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界定

在明确了非法占有目的和利用合同手段之后，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一词本身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则是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合同在本质上是一种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但合同这一词语本身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广义的合同概念包含了所有法律部门中的合同关系，如民事合同、行政合同、劳务合同、国家合同等。狭义的合同概念将合同视为民事合同，指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合同，既包括以债的发生为直接目的的合同，也包括物权合同、身份合同等，最狭义的合同仅指民事合同中的债权合同。统一合同法将合同视为交易的法律形式，将合同法视为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因此凡不以交易关系为内容的协议，如行政合同、收养合同等，尽管名称上也称为合同，但却并不属于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范畴。我们通常所说的合同，则是指合同法中所界定的合同。既然如此，以刑事视角审视之下的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内涵与外延，与统一合同法所界定的合同内涵和外延究竟存在何种差异，是否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合同均可以纳入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畴？以及在合同法之外是否还有合同可以纳入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中来？对此问题，目前理论界有种种争论，司法实务界也未形成统一的共识。笔者认为，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界定，应以刑事理论为基础，考虑合同诈骗的立法渊源和立法本意，着重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其基本出发点是根据合同诈骗的犯罪客体，将符合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交易行为，同时具有财产转移性行为的合同作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适用范围。上述对合同的界定与合同法对合同的界定，在逻辑关系上是交叉关系，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虽然主要以合同法中的合同作为基础，但并不与合同法中的合同重合或被合同法中的合同所包含。

从合同诈骗罪的最初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指经济合同，而且仅仅是指经济合同。因为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基础上得来，而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解释》第2条曾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其中明确了“利用经济合同”这一用词，只不过仍以诈骗罪定性而已。修订后的刑法所确立合同诈骗的罪名，主要是在吸收了上述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而来。考虑合同诈骗的立法渊源，毫无疑问，合同诈骗中合同首先是指经济合同。只要是属于经济合同范围内的合同，均应属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适用范围。

但问题在于，经济合同这一概念本身在理论界一直未有清晰而明确的界定。经济合同的概念最初起源于前苏联，但即使在前苏联，其理论界对于什么是经济合同一直存在争议，而未达成共识。我国于1956年正式采用了经济合同这一概念，并在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中对经济合同以立法形式予以确定，但对于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的区分也同样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以是否与国家计划有关联来确定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有的主张以主体是否为法人来区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还有的主张以生产或生活需要来确定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虽然上述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经过实践检验，以这些观点来区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在实践中也无法通行。其原因在于，合同作为调整市场交易的法律，需要统一的规则，人为地将合同规则割裂为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给法律的适用带来极大的不便。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国统一的合同法没有继续采用经济合同的概念，而是用统一的市场规则即合同法来调整市场关系。

统一后的合同法对于合同的适用范围规定为，各类由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除涉及婚姻、收养和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外，均由合同法予以调整。简言之，合同法所界定的合同主要是指各类民事合同，具体包括，一是合同法已确认的15类有名合同，二是物权法、知识产权法、人格权法等法律确认的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专利权或商标权转让合同、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等，三是虽未由民法确认但仍是由平等民事主体在平等自愿原则下所订立的合同。民事合同的主要特点在于主体的平等性和独立性，内容的等价有偿性以及合同订立的自愿性。凡不具这类特点的合同一般不能作为合同法的规范对象。具体而言，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如政府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与被管理者签订的协议，以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内部管理关系如承包责任制等。

在合同一词已经由经济合同扩大为民事合同的时代，我们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能仍囿于所谓的经济合同。如果司法实践仍然采用范围并不确定的经济合同的概念，必然会导致对合同适用范围的混乱，另一方面也会使相当数量可以成为合同诈骗所能惩处的破坏市场秩序的合同交易行为得不到必要的处罚。而立法机关也没有采用“经济合同诈骗”而是使用了“合同诈骗”这一称谓，可以说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也可以从侧面理解为立法机关没有将合同诈骗的合同范围限定为经济合同。

而合同诈骗罪是用来惩治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对于一切利用合同扰乱市场秩序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在其惩治范围内，而合同法中的合同也并非全部都具有规范市场秩序这一特点，也并非全部具有转移财产的性质，如合同法中的合同可以是无偿合同。上述特点决定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虽然可主要以合同法中合同作为基础，但二者所界定的合同适用范围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合同范围的具体把握，笔者认为应当依据以下几点：

1、应当能够体现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性质，能够对市场秩序造成破坏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决定了合同诈骗行为必然要危害到市场秩序，这是合同诈骗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要求。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所利用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对市场经济秩序有重要影响的合同。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合同，如本身亦不在合同法调整范围内的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即不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内。如司法实践中利用伪造的遗赠扶养合同骗取财产即因无法体现合同诈骗的客体性质而被排除。另外，行为人虽然利用了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并不具有规范市场行为的性质，对行为人也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行为人以生活困难为名，通过出具借条的形式骗取他人财物的，因这种合同性质不具有规范市场秩序的特征，而纯粹属于侵犯财产所有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适用范畴。

根据上述要求，在具体案件中，有些合同虽然属于合同法中合同的范围，但因利用这种合同诈骗不致于扰乱市场秩序的，不应纳入合同诈骗中的合同中来。

2、对于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财产转移或交易关系，能够为行为人带来财产或可期待性财产利益的合同

这是由合同诈骗罪本身具有的双重客体的性质决定的。本文前面已经论及，合同诈骗首先是诈骗犯罪的特殊表现形式，具有诈骗犯罪的构成特征。而诈骗犯罪属于财产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故意方面也不例外。合同诈骗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合同诈骗的合同只能是能够体现财产转移或交易关系，能够为行为人带来财产或可期待性财产利益的合同，否则行为人将因为无法取得财产性利益而失去了合同诈骗主观方面的要件。如合同法中的基于人身信任关系而建立起的无偿代理合同，赠与合同因为是单务合同而无法成为合同诈骗的合同。

三、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形式的探讨

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合同的形式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在合同法中，合同的形式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都可以成为合同的形式。对于合同诈骗中合同的形式问题，也是司法界争论较大的问题。现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利用书面合同诈骗是合同诈骗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笔者认为，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应认定为以书面形式为主，但对于符合合同诈骗要件的口头合同也应作为合同诈骗的形式而予以包括。

书面合同相对于口头合同，其最大的不同是预先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用书面的载体确定下来，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日后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纠纷。从刑事诉讼对于证据的要求来看，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着清楚的、确定无疑的合同关系，且这种合同关系本身的内容、履行方式等当事人并不能够提出异议，方可认定。这是对于合同诈骗作刑事司法认定的基本要求，也是基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要求。众所周知，刑事诉讼因为涉及刑事责任，其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如果从刑事案件证据的角度来看，以书面形式作为载体的合同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性，应当作为合同诈骗中对合同形式方面的优先选择。对此，笔者并不持有异议。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之外的另一理由是，诈骗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当事人的财物的行为，如果抛开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谈，单纯以民事合同关系来考察，绝大多数都可以作为合同法中的合同行为。因为合同法并不强调合同的形式，以行为方式进行交易本身即被视为在当事人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更不用说是通过口头形式建立合同关系。如果采用合同法中这种对合同形式要求极为宽泛的作法，将口头形式的合同也纳入到合同诈骗犯罪中的话，那么对于合同诈骗罪而言，几乎可以架空诈骗罪，从而使诈骗罪失去存在的价值。

但是如果对于那些完全可以通过证据予以证明，并且在证明标准方面也达到了刑事诉讼要求的口头形式的合同诈骗，我们则没有理由否认其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可以碰到合同诈骗行为人在与被害人签订书面形式的合同后，在此后的连续交易中，双方并不再每次都签订书面合同，而仅以口头形式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继续双方的交易行为，或者行为人通过相同的欺骗手段，与一部分被害人签订有书面合同，与另一部分被害人通过订立口头合同的方式进行诈骗，如果仅以书面形式的合同作为认定合同诈骗的标准，对具有相同性质的行为，仅因其是口头形式的合同就不认定为合同诈骗，我们无疑会对在这种实质上是相同性质犯罪行为的认定上，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另外，合同无论以何种形式订立都是以履行为目的，合同的形式仅仅是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实质的一种外壳而已。《合同法》将合同的形式确定为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的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因此，如果从法理角度分析，将口头形式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外，在理论上难以令人信服。

通过本文上述对合同诈骗要件的分析，可以明确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合同本身的形式如何。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采用了利用合同这种形式，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要求其必须是扰乱和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而且就合同本身的适用范围上也有限制，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犯罪行为才能够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而非单纯的仅利用合同即可构成。着眼于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在本质和手段上的不同，而不是单纯以合同本身的形式如何作为判断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标准，而应当结合该合同的具体情况，考察其是否符合“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特征。有时行为人巧立名目，以借款的形式将钱骗到手，也出具借条（合同），但这并不就是合同诈骗，而只是普通诈骗。因为其侵犯的只是对方的财产所有权。

本案中庄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与当事人有的签订了所谓的“协议”，有的只是口头承诺，大肆骗取钱财，五起诈骗事实本质是一样的，可以说其签订协议也只是一个幌子，在签订协议之前早已形成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故意，与民事欺诈是显然不同的，其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对方当事人的公私财产所有权，反映不到破坏市场秩序这一层次上，并不能对市场秩序造成破坏，这是其不构成合同诈骗的根本原因。其次，对于合同诈骗中合同的形式问题，也是司法界争论较大的问题。鉴于现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合同诈骗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利用书面合同诈骗，而本案被告人诈骗缺乏的就是这一要件。

除了从理论上论述一个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外，还要看具体法律规定。从立法技术上看，合同诈骗罪是采用的列举式，如果当事人的行为与所列举的行为均不相符，一般不能以此罪论处。本案被告人庄某的行为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中规定的行为不相符合。有人认为可以认定为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适用《刑法》第224条第（5）项之规定。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第5种行为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指收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后大肆挥霍、行贿、赠与，或者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等，致使上财物无法返还，或者用于违法犯罪等。总之，这第五种行为有待于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如果当事人的行为不符合上述四项，我们不能轻意套用第五种行为，从而将第五项变成一个口袋，将无法解释的行为套用这一条，这是违背法律原则的。本案被告人的诈骗的钱财的去向由于其拒不供述或说不清，并无证据证明其有上述行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是一个重要的司法理念。在有明确立法之前不能轻意适用这一规定，否则就是自己任意解释或适用法律。

综上分析，本案应以诈骗罪判处。（黄惠芳）

第五篇：以转包工程为名诈骗钱财的行为定性

以转包工程为名诈骗钱财的行为定性 作者：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康乐 【案情概要】

2011年8月，黄某以已接手龙城房产公司开发的“富泽苑”小区总承包合同为由与沈某签订建筑转包合同，将“富泽苑”小区部分工程转包给沈某，由黄某收取沈某5%管理费。同年10月8日，沈某以取得龙城房产公司开发的“富泽苑”小区承包建筑施工为由，与李某签定分包施工合同，将包木工、瓦工等工程分包给李某。同年10月12日，沈某收取李某押金10万元，后发现自己被黄某所骗，黄某并没有取得龙城房产公司开发的“富泽苑”小区总承包。次日，沈某即关闭手机，后更换手机号码，人也销声匿迹。为此，李某以沈某利用合同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龙城房产公司未与任何单位和个人签订承包“富泽苑”小区的施工合同。沈某收取李某的10万元押金用于还债6万元，其余全部挥霍一空。同年12月14日，沈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黄某下落不明。

在侦查机关内部讨论中曾对本案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沈某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因为沈某在与李某签订合同时，并没有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沈某是在与黄某签订建筑转包合同后，认为自己有承包权的情况下与李某签定分包施工合同。沈某收取李的10万元押金时，主观上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是被黄某所骗。本案由于黄某下落不明，无法证明黄某与沈某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也无相应证据证明沈某主观上有犯罪的故意。沈某李某之间属于合同纠纷，李某可以提出民事诉讼要求沈某返还10万元的押金。

第二种意见认为，沈某构成合同诈骗罪。

最终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立案并刑事拘留沈某。

【康律观点】

对于本案的定性要把握两点：一是客观上沈某是否实施了欺骗手段;二是主观上有无诈骗目的即非法占有目的。其中，后者尤为关键，对于诈骗犯罪，除了证明取得他人财物的方式、方法上的欺骗性只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要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将他们人财物非法据为己有之目的。

《刑法》第224条第4项规定，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中沈某与李某签订分包施工合同并收取押金10万元的行为主观上确实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施欺骗手段，但沈某后半段的行为就发生了转变，当他得知自己被黄某所骗，黄某并没有取得龙城房产公司开发的“富泽苑”小区总承包这一情况后，即关闭手机，后更换手机号码，人也销声匿迹，10万元押金中6万元用于偿还债务其余均被其挥霍一空，致使财物无法追回，沈某后半段的行为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的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诈骗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产生于合同签订之前，也可以产生在合同签订过程中，还可以产生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应当产生在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客观行为只能发生在后，主观目的支配客观行为，客观行为体现主观目的。实务当中就需要注意合同诈骗罪与一些疑似合同欺诈行为的区分。举例：

甲在签订合同时故意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如夸大自己的履行合同能力、吹捧自己的产品质量或者抬高自己的商业信誉等，但当时确实没有非法占有对方财产的目的，而只是为了促成合同的订立，对这一签订合同时的欺诈行为则不能按合同诈骗罪论处。接着事件往下发展，甲后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获得对方财产后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产的意图，但没有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而是直接侵吞对方财产，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非法占有目的必须与利用合同欺骗的行为同在，那么就不应当将签订合同时的欺骗行为与后来履行阶段的非法占有目的硬性强加在一起按合同诈骗罪论处，可以按侵占罪定罪处罚。

文章最后，大致总结一下实务中从哪些客观因素对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进行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采取欺骗手段及欺骗的程度;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能力的大小以及有无有效担保;行为人有无积极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行为人对所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行为人违约后的表现。以上各项因素不是单一进行而是应综合判断。

综上，本律师提醒诸位，在你不确定自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又或者确定自己确实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候，应谨慎如实回答询问，并提出有力反证。（金牙大状律师网原创，欢迎转载，但需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