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妨害公务罪

第一篇：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妨害公务罪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妨害公务罪

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妨害公务罪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1、划清妨害公务罪与人民群众抵制国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界限。极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假公济私，滥用职权，违法乱纪，损害群众的利益，引起公愤，群众对之进行抵制、斗争是应当支持、引导的。

2、划清妨害公务罪与人民群众因提出合理要求，或者对政策不理解或者态度生硬而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争吵、围攻顶撞、纠缠行为的界限。群众围攻、顶撞国家工作人员，通常是由于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宣布的某项政策、决定、措施不理解，有意见，向国家工作人员提出质问，要求说明、解释、答复、由于情绪偏激、态度不冷静、方法不得当而形成的村国家工作人员的围攻、顶撞行为。在围攻、顶撞过程中，常伴有威胁性语言和类似暴力的推擦、拉扯行为，在客观上妨害了公务。

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妨害公务罪

二.本罪与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界限

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点，如都危害了国家利益，都必然会对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造成干扰和破坏;在行为方式、行为指向上有一些交叉;主体都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都是出自故意。二者的区别点在于：

1、犯罪的直接客体不同。前者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后者则是国家安全。

2、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首先在行为指向上，前者的行为指向往往具有特定性，即是某个具体的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后者的行为指向则是整个国家政权，就具体的侵害对象而言，通常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在犯罪方法上，前者通常必须以暴力、威胁方法实施;后者则不限于此，以和平演变等方式危害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也构成犯罪（武装叛乱、**

罪除外）。最后，从犯罪的危害结看，前者系刑法理论中的抽象危险犯或实害犯，对于后一情形，必须以造成实际危害后果且达严重之程度为必要;后者则系行为犯，即一经实施即达既遂，并不要求发生现实的危害结果，也不需要考察行为是否已引致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

3、从犯罪主体来看，二者虽都可由任何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构成，但在实践中，后者的主体特别是其中的首要分子多是那些窃据国家重要职位，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人;而前者的主体多见为普通公民。

4、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这是二者最本质、最关键的区别。前者在主观方面既可以表现为直接故意也可以表现间接故意，行为人通常有妨害公务执行的目的，但不限于此;后者则只能出自直接故意，且行为人必须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在实践中，会遇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抗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情形，这是妨害公务罪与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的法规竞合犯，对之应按法规竞合犯的基本法律适用规则――重法优于轻法，以后者论处。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妨害公务罪

三.妨害公务罪与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的界限 二者在犯罪构成上的区别比较容易认识：

1、犯罪的主要客体不同。前者系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后者则属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被拐卖、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权。

2、犯罪的客体要件不同。前者通常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聚众不聚众均无不可;后者则只能是以聚众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行为，至于犯罪方法，则不以暴力、威胁为必要，以非强制手段进行的，也可构成犯罪。对于少数人（3人以下）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应依照本法第242条第l款和第277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3、犯罪的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该罪;后者则是特殊主体，只有在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

童的活动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才能成为其主体。对于其他参与阻碍活动，若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应依法不认定为犯罪;如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则应根据本法第242条第2款后半段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论处。此外，二者在犯罪主观方面也有一些差别。

四.本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区别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妨害公务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表现在：

其一，两者都有可能是妨害国家机关正常行使职权、发挥职能的行为;其二，二者都是故意犯罪，且都有可能存在对抗国家公务活动的故意;其三，当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表现为行为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活动时，其客观行为表现就与妨害公务罪完全相同。

二者相区分的关键在于其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不同：妨害公务罪通常必须是以暴力、威胁方法实施，且行为人侵害公务人员的行为必须发生在后者依法执行公务期间，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则不要求必须使用暴力、威胁的方法，可以是能够损害法院裁判约束力、权威性的任何方法，比如欺骗隐瞒、消极抵制、无理取闹等等;而且，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不要求必须发生在人民法院依法执行职务期间;妨害公务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则是特殊主体，即必须具有执行判决、裁定义务的当事人或者依照法律对判决、裁定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人。本条（妨害公务罪）与第313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而言，前者应系普通法，后者应系特别法。故对这类案件应该依本法第313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量刑。

第二篇：妨害公务罪

妨害公务罪

上传时间：2011-12-29 [释义]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人民代表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或者以暴力、威胁以外的方法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刑法条文] 第二百七十七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一款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相关法律法规] 《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 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处罚；情节较轻的，由国家安全机关 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国 家安全工作任务时，公民和组织依法有义务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 协助，拒不提供或者拒不协助、构成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 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依照《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红十字会法》第二条 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第十一条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地方各级红十字会、行业红十字会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第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比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 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2000．4．24 高检发释字［2000〕2号）

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 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说明]

一、本罪的构成要件是：(1)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及待定条件下红十字会 的职责活动，也就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代表、红十字会人员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所进行的职务或职责活动。本罪侵害的对象，是依法正在履行职务或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人民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所谓“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是指上述人员履行职务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进行的，而不是超越职权范围的活动。对于超越职权范围的活动，或者滥用职权 侵犯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活动，受到他人阻止的，不构成本罪。所谓“正在履行职务”，是指上述人员执行职务已经着手，尚未结束。

（2）在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的行为。所谓“暴力”，是指对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暴力袭击或者人身强制、所谓“威胁”，是指进行精神上的恐吓。其二，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如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当然构成本罪。

(3）在犯罪主观方面，行为人只能是故意。即明知对方是正在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而故意对其实施暴力或者威胁，迫使其不能 履行职责

（4）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二、认定本罪应注意划清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界限。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采用暴力或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行为人只能是诉讼的当事人，其目 的是拒绝执行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者裁定，侵害的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三、对于以暴力、威胁的方法妨害公务，如果对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造成重伤或者死亡后果的，应按照处理牵连犯的原则，从一重罪，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

第三篇：妨害公务罪

妨害公务罪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本罪主观上限于故意，即行为人必须明知上述人员正在依法执行公务而加以阻碍，才能构成本罪。犯本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妨碍公务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了妨碍公务罪，其中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妨碍公务罪最高刑罚是3年有期徒刑，过失致人死亡最高刑罚是7年有期徒刑。

我国对妨碍公务罪中行为人的暴力行为造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重伤结果或因重伤导致死亡结果，甚至故意杀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按处理牵连犯的原则，以重罪吸收轻罪，按故意伤害(重伤)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应注意下列问题：本罪的对象限于三种人：

（1）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各级人大代表；(3)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须注意，上述人员都必须是依法正在执行某种公务期间，才能成为本罪对象。行为人具有妨害公务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关键。此处须把握三点：

（1）妨害公务的实质，是阻碍上述人员依法执行其职务，具体表现包括使其不能执行和不能正常执行其职务；

(2)妨害公务的方式，除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可以暴力、威胁方法，也可以是非暴力、威胁方法外，其余都须以暴力、威胁的方法实施才能构本罪。但应明确，在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作任务的情形下，须造成严重后果才能构成本罪；(3)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的，必须是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才能构成本罪。

应当注意，对于刑法或者司法解释已经单列罪名的妨害特定公务的行为，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定罪，而不定妨害公务罪。使用暴力妨害公务的，应当限于轻伤以下的伤害程度，如果造成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于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想象竞合犯，应以其中的重罪，即故意伤害罪、故意人罪定罪处罚。本罪主观上限于故意，即行为人必须明知上述人员依法正在执行公务而加以阻碍，才能构本罪。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道对方正在依法执行公务，或者误认为对方依法执行的公务的行为违法行为而予以阻碍的，不构成本罪，而应当按照事实上的认识错误处理。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刑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的情形

除刑法第277条专门规定妨害公务罪以外，刑法的其他条文以及一些司法解释还明确规定，下列情形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或者以妨害公务罪和相关犯罪实行数罪并罚：1 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妨害公务罪和相关走私罪实行数罪并罚。（刑法第157条第2款）未聚众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以及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活动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非首要分子，均应以妨害公务罪论处。（刑法第242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行为人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依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1条）邪教组织人员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其行为同时触犯其他罪名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7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治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的，以妨害公务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

刑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妨害特定公务不定妨害公务罪而以其他罪定罪处罚的情形

妨害公务的行为表现很多，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但并非所有妨害公务构成犯罪的，都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按照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下列妨害特定公务的行为，就不构成妨害公务罪，而应以其他罪定罪处罚：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违反税务管理法律、法规，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以抗税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02条）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首要分子，以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42条第2款）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91条）在法庭上殴打司法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执行职务的，属于扰乱法庭秩序罪。（刑法309条）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并有能力执行的人，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刑法第31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定罪处罚。（刑法第318条）在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中，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定罪处罚。（刑法第321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的，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论处。（刑法第347条第2款第4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军人依法执行职务的，以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定罪处罚。（刑法368条第1款）故意阻碍武装部队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的，以阻碍军事行动罪定罪处罚。（刑法第368条第2款）负有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依法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进行解救的，以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定罪处罚。（刑法第416条）12 军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勤人员执行职务的，以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定罪处罚。（刑法第426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

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

你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行政执法活动是否可以对侵害人适用妨害公务罪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篇：如何认定妨害公务罪中的“依法执行职务”

如何认定妨害公务罪中的“依法执行职务”

案情：2007年11月26日上午，唐市煤矿发生一起矿井塌方事故，矿工李某在事故中死亡。县安监局纪委书记文某和易某等人闻讯后随即赶到唐市煤矿进行善后处理。文某等人到达时，死者亲属的情绪十分激动，文某喊道：“我是县里安监局的，是来处理矿难事故的，你们要冷静。”被告人邓某喊：“你是安监局的，人死了这么久你们才来，你们和煤矿是一起的，要打就打你们这些人！”然后被告人唐某、邓某和邓某某对文某一顿拳打脚踢。事后经法医鉴定：文某的伤情属轻伤，系九级伤残。（为叙述方便，省略了本案中其他同案犯的犯罪情节）

分歧：本案中，对唐某等被告人的行为如何定性产生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其一，《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省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制作的有效行政执法证件。”而文某当时没有出示有效证件，其执行公务行为不合法；其二，县安监局是县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文某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三，安监局的职能是监督安全生产，调解矿主与遇难矿工家属间的纠纷不属于其职能范围。因此，文某的行为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本案不应定性为妨害公务罪，而应按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文某虽然没有出示工作证件，但是他已经表明了身份，而且被告人也明知其是安监局工作人员。赶到煤矿处理矿难事故是文某的职责所在，他当时是在行使行政执法权，其事业编制不影响本案定妨害公务罪。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害人文某的行为是否属于“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职务行为的合法性是妨害公务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因为违法执行的职务行为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不应受到刑法的保护，反而应受到法律的制约甚或制裁。确认文某行为的合法性对于本案的正确定性至关重要。

对于职务行为的合法性应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主观说认为应由公务人员本人作出这一判断，如果他确信其行为合法，便具有适法性，反之则不具有合法性；客观说认为应当由法院通过法律进行解释，作出客观的判断；一般人标准说认为应当以社会上一般人的见解作为判断标准。主观说造成公务人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无异于不要求职务行为具有合法性；一般人标准说中的“一般人的见解”难以衡量和定性，貌似合理但不足取。笔者认为应当由法官根据法律来判断职务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官判断职务行为合法与否的过程中，首先要确认公务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是否在其职责范围之内，其次要确认职务行为整体上是否合法。结合本案，第一步要确认文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其职责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在接到发生安全事故的报告后应立即赶到事故现场组织抢救并进行事故调查处理。文某在煤矿维持秩序，试图平息矛盾的行为可以被“综合监督管理”、“事故调查处理”所涵盖，属于其职权范围。第二步要确认文某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文某未出示工作证这一程序性瑕疵是否能否定其行为的合法性呢？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诚然，程序合法与实体合法同样重要，但是我们不能理想化地苛求所有公务执行行为都完美无瑕。在刑事执法中，程序上的瑕疵很可能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所以一般不能有程序上的瑕疵；在民事、行政执法中，一般的瑕疵行为都能获得有效的救济，所以当仅有程序上的一般瑕疵，且没有对执法对象造成明显的侵权时，不应否定职务行为的整体合法性。到达案发现场时，文某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且三被告人均是在确定他是安监局工作人员之后对其进行了殴打，未出示工作证这一瑕疵并未实质上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足以否定职务行为的整体合法性。此外，文某虽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执法职务是否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虽然文某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本案仍可构成妨害公务罪。

第五篇：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认定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履行职责的行为，或者故意阻碍～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是依法正在执行职务或者履行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会员三类人员。那么，除上述三类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争议，集中表现在“身份说”与“公务说”之争。笔者就此问题结合具体实例谈点个人浅见。

一、行政执法机关中的事业编制人员。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制有限，加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实践中普遍存在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有的行政执法单位本身属于事业编制，法律、法规赋予其行政执法权力；二是同一国家机关中，有一部分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员属于事业编制。他们在依法进行行政执法活动时，受到暴力、威胁方法侵害，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换句话说，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身份说”认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必须是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会员身份的人员，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员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否则有悖“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笔者认为，研究某种犯罪，应当坚持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上述人员从形式上看虽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由于其依法从事行政执法活动，行使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无本质区别的管理职权和职责，其行为实质上是代表国家从事公务活动，而国家公务活动是受法律的强制力所保证，当公务活动受到妨害而无法进行时，对于侵害人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而保障公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是立法本意之所在。如果将上述人员排除在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外，将不利于国家公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那么，将上述人员纳入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是否有悖“罪刑法定”原则，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上述人员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将他们纳入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并不有悖“罪刑法定”原则。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明确指出，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二、行政执法机关中聘用的非在编人员。实践中一些行政执法机关由于担负的行政执法任务比较繁重，编制内人员难以适应行政执法任务的需要，因而大多采取合同的方式聘用一部分人员充实到行政执法队伍中，他们既不属于行政编制人员，也不属于事业编制人员。他们在参与行政执法活动中，或者单独进行行政执法活动，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其公务的正常进行，对侵害人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人员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从现行刑法的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我们不难看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注重的是否是“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则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反之。所谓“从事公务”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社会事务的活动，其本质是行使国家权力，活动内容具有广泛性、职能性。上述人员受聘于行政执法机关，完成聘用单位指派的工作，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属于公务性质而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致使公务活动无法进行时，应当承认他们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树立法制的权威。

三、行政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活动中临时雇佣的人员。行政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活动中时常会遇到比较繁重的劳务性工作，为了保证行政执法活动及时、有效、顺利地进行，行政执法机关经常会临时雇佣一些劳务人员参与到行政执法活动中，如扣押违法物品的搬运工，拆除违法建筑的建筑工人。他们在具体的劳务工作中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致使工作无法进行，对于侵害人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从现象上看似乎他们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但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难得出结论。首先他们的权力来源于行政执法机关，是受行政执法机关雇佣完成其指派的工作；其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从现象上看虽然仅是劳务性质，但在具体的行政执法活动中，应当是公务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更具鲜明的公务性；最后从危害结果来看，它不仅使具体的劳务工作不能进行，更重要的是使国家的公务活动无法正常、有序的开展。刑法设定的妨害公务罪所保护的客体正是国家公务活动的不可侵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虽然上述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由于他们受雇参与到具体的行政执法活动中，与整个活动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其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因此，上述人员也可以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当他们参与到具体的公务活动中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对于侵害人可以追究其妨害公务罪的刑事责任。

四、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该委员会成员的外在身份来判断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应从该委员会成员是否依法从事公务这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出发来判断。即如果从事的仅是本集体组织的事务，就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果其受行政机关委托，代替行政机关从事一定的行政管理事务，在这种情形下，其实际是在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对其应视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作出这样的判断完全合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立法精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五）代征、代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因此，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在从事解释规定的工作时，如果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致使受委托的公务不能进行时，对于侵害人可以追究其妨害公务罪的刑事责任。综上所述，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认定，笔者赞同“公务说”的观点，只要是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受害人均可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对侵害人可以按《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