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职能部门管理与服务的辩证关系
职能部门“管理与服务”的辩证关系
Zhaobinbin513 2014/10/29 10:51
关于职能部门在一家公司组织体系中到底如何定位的问题，历来比较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职能部门应该是个“服务部门”，是为业务和技术部门（统称业务部门）提供服务的后端支持部门；也有观点认为，在现代化高效运作的公司中，职能部门已经从“后院”走向“前台”，成为间接创造财富的“利润中心”。
作为营利组织的现代化公司是一种由各个不同结构和功能定位的业务单元和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其高效运作需要各个环节功能互补和无缝连接，任何一环的缺失都会降低组织整体绩效水平。职能部门在组织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定位和功能，是一个组织能够持续有效运作和具有强大生命力不可或缺的功能子系统。相对于业务部门（直接创造价值收入和现金流）的属性来说，职能部门的功能定位确实具有服务性质，但这种服务对于整个组织体系具有独特的价值贡献和战略意义。
首先，从服务对象看，职能部门提供服务的对象是整个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而非服务于某个部门或个人（以下同）。职能部门的角色定位在于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或技能，为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市场竞争的激烈化程度日益加剧，促使职能部门的角色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传统的后勤服务向价值创造转变，由被动的服务支持向积极的变革引导转变。
例如，财务部门通过预算决算和成本分析，能够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从而直接提升公司资本增值能力。人力资源部门通过有效地人力资源规划、引进高端人才并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人才效能最大化；通过营造高绩效的企业文化和积极的公司氛围，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制度机制使员工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战斗的激情；通过培养干部队伍、提升干部的领导能力和员工的绩效水平培育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这些工作都会对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强劲驱动力，甚至决定一家公司能否产生持续良好的业绩表现，关系一家公司的前途和命运。
虽然这种“针对战略目标的服务”有时是通过服务于业务部门的形式出现，但最终落地是促进业务部门更加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即间接推进战略目标的实现），而非服务于业务部门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只是职责分工和工作形式有所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为战略服务，有时两者为了实现统一的战略目标而相互服务。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管理能力是一家公司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职能管理和服务的战略价值能否充分体现则更具有独特和深远的意义。
其次，从“服务”的内容和性质看，职能部门的功能不是简单、被动地服从和服务于其它部门的需要，而是根据公司的战略目标，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公司整体需要提供职业化服务，具有专业性、公共性和前瞻性。职能部门的服务在公司整体战略基础上必须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公司整体利益目标和个别部门利益目标有时并非完全重合，这时需要职能部门站在公司全局角度，做出相对独立的判断，保障公司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高效运行，从而保障整体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换言之，它关注和追求的应该是整体利益目标，而不是各个部门利益的简单集合。如审计部门和法务部门，就有典型的“纠偏”功能，是公司法人结构治理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在某种意义上，职能部门就象家庭医生，“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不但要弥补组织缺陷，规避管理风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专业知识增强组织抗病能力，使组织肌体更加健康，具备强大的战斗力。这些都需要职能部门站在一定的超然地位，以独立的判断、前瞻的眼光提供职业化的服务。
最后，从“服务”的形式和手段看，服务和管理有时是重合的、同一的过程，是和谐共生的货币两面。或者说，管理也是服务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必要手段。例如，任何一家公司，无论企业文化如何健康、员工素质如何高尚，总难免有人违反规章制度。当个人或个别部门违反规章制度时，就需要职能部门去审查、去纠正、甚至去惩罚，以恢复正常的管理秩序，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这种审查和纠偏行为既是一种管理，又是一种服务，是管理和服务的统一。因为制度是公司整体利益和最高意志的体现，任何人违反制度都是对公司整体利益的损害。职能部门通过对违反制度行为的有效防范和风险规避，可以有效降低违规机率、避免和降低风险损失；通过对违规行为的审查和实施惩罚，对违规行为进行纠正，从而保证了整体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实现，保证了公司组织肌体的健康，同时也是对其它遵守规则的部门和个人的“服务”，这时的服务就带有鲜明的管理性质。当然，这种管理并非说明职能部门地位多高，权力多大，而在于它代表“法律”和制度的尊严，代表的是秩序和规则，是公司整体利益的体现。
综上所述，职能部门在一家公司组织系统中定位是管理和服务的辩证统一，不能将之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之对立起来，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服务和服从于公司战略目标和整体利益的实现。
第二篇：安全文化与安全管理的辩证关系
安全文化与安全管理的辩证关系——“安全月活动”的启迪
从2002年开始，国务院确定每年6月份为全国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宣传安全生产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全民安全意识的一项重要举措。其宗旨是最大限度地消除身边的事故隐患，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促进安全生产稳定发展。
今年6月份是全国第五个“安全生产月”，对公司来讲，一年一度的“安全月”活动，我们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强化了职工的安全意识，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促进了公司安全生产稳定、持续发展。
今年公司在开展“安全月”活动中，把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作为一个重要载体，旨在倡导“地铁无小事”安全理念，培育广大员工正确的安全理念和共同价值观，提高运营安全管理水平。本文就安全文化与安全管理的辩证关系在企业中作用谈点体会：
一、企业安全文化与安全管理的关系。
安全管理的主体是对人的管理。党的十六大之后，国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并落实到安全生产管理上，首先是要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健康权和生存权。企业安全文化的特点就是重视人的价值，把尊重人、关注人、关心人作为中心内容。
安全管理的对象是人，在企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环境的改变、机器设备状况的改变、设备的操作与管理，都是靠人来实现的。环境、设备状况的改变，不仅要有必要的安全投入，还要靠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来制约，管理与操作要靠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来实现。
精神文化是用以规范企业员工安全生产工作规范、增强职工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文化，是企业员工共同的追求。员工一旦违背了安全行为标准、安全生产理念，就会自责，会受到大家的谴责。
物质文化是安全生产的基础，企业通过对工作环境的优化、劳动条件的改善、文化设施的建设，来满足员工追求的安全生产的需要，以合理的安全奖励机制，来满足员工追求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激励员工的积极性。
制度文化是对企业员工的安全生产行为规范进行约束的规则。《安全生产法》明确了各级人员的责任、义务和权利。用规章制度来明确企业安全管理、安全生产的行为规范。用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来明确员工的操作规范。
行为文化是规范员工行为的文化。通过预案演练、安全教育、技能培训、危险源识别与风险评价等，并列入日常安全管理中，使员工熟练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树立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规范自己的操作行为。
二、安全文化、安全管理与执行力的辩证关系。
安全制度的落实，靠的是执行力。管理的规则是先有行为标准，后有执行行为。企业内各类安全管理制度、标准，在执行上往往会出现偏差。因此，企业要在安全管理上达到最高境界，就要寻找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才能让管理行为用规章制度说话，用规章制度规范管理行为，保证执行正确、有效。
管理靠制度，规章制度只有在运行中才能体现其生命力，也只有在持续改进、完善和提高中体现其价值。在日常安全管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要把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
工作，融入到日常安全管理和生产运行中。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是安全行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素质的关键，通过开展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持续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体系，才能使安全意识形态逐步在员工的心灵深处扎根，不断适应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需要。
三、安全管理与安全文化需关注的几个问题。
塑造企业安全文化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它需要企业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长期的总结、提炼、倡导和强化。具体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1、积极创造适应企业安全文化运行的管理机制。企业安全文化建设重在实践，安全文化是需要设计和管理的，文化必须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并以一定的手段来引导。
2、加强舆论宣传。通过对员工进行灌输教育、培训，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
3、利用制度进行强化。要巩固无形的企业安全价值观，不能单纯停留在口号上，必须寓无形于有形之中，把它渗透到企业的每一项规章制度、标准和要求当中，进行强势推动，使员工从事每一项工作，都能够感受到企业安全文化在其中的引导和控制作用。
4、鼓励正确行为。企业安全价值观的最终形成是一种个性心理的积累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不断强化。当员工的正确行为受到鼓励后，这种行为才能再现，进而成为习惯稳定下来，并逐渐渗透到员工的深层观念之中。
第三篇：职能部门如何提高服务意识
职能部门如何提高服务意识
如何今的社会是服务型的社会，无论身处何地，身居何职，服务这种理念都会贯穿始终。那什么服务意识呢，我们又该怎样的树立和提高这种意识呢，通过我本职的工做，我就个人的认识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服务就是一种主观的态度和认识
务部门具有监督管理和服务的双重职能，工作的弹性较小，原则性强，很多东西都要按制度办事，还要注意保密性，导致财务人员在平时工作及沟通上，语言简练直接，让人感觉死板缺少人情味。以至于有些人经常会说，“财务科门难进，脸难看”。因此财务工作者应转变自己的沟通方式，适当时刻应与客户多一些耐心沟通，在沟通语气上婉转点，态度上亲和点。譬如有些人一签完单子，立马就想把费用领走。我们财务工作人员可以耐心给他解释一下这里面还有很多步骤，报销单领导签完字，还要做凭证，处理帐务，你的单子签完了，可还有人比你更早，而且做帐还有一定的过程，如何更好更准确的处理帐务，财务人员还要思考一下，系统中做完了还要打印出来整理好。况且财务中很多东西都涉及到钱，费用报销人员匆匆忙忙的领完钱，如果多领一笔或少领一笔对企业造成损失，谁负责任呢？相信大家多一些沟通，多一些理解，就会少一些误会。让大家了解财务、理解财务，我们才能更好的做好窗口形象，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让服务意识深入每个财务人员的心中，从自我做起，在日常财务工作中自觉地作出服务行为，我们的工作就会向前进一大步，就可以说，我们的工作是称职的，能跟上企业发展的步伐
第四篇：职能部门考核与实例
考核HR部门
考彼之道 还诸己身-华为、美能达公司职能部门绩效考核案例
年底，忙于绩效考核的人力资源部门的麻烦事又多了一件：像自己这样的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该怎样设计和进行？
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是企业内部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企业绩效考核中的难点。这些部门通常具有事务性工作居多、不易测量、工作任务时间跨度长、和正常的考核周期相悖、计划性较弱、临时性工作较多，成果不显化等特点。而人力资源部总是很难给职能部门制订出一个可以量化、令人信服的考核方案，特别是考核指标的量化、评估，由于缺乏与经营部门类似的详细数据而过度依赖定性指标，考核的公平、公正性经常遭受质疑。而一旦考核兑现，矛盾就会集中到人力资源部门：员工指责考核指标的公正性、部门经理抱怨指标难于贯彻落实„„人力资源部夹在两头，左右为难。
久而久之，职能部门的考核逐渐流于形式化„„
怎样在尽可能公平的前提下制定职能部门的考核指标？怎样保障职能部门的考核顺利推行？华为公司和日本美能达这两家公司的一些做法也许能给出一些启示。
请看本期管理案例——《考核HR部门：考彼之道 还诸己身：华为、美能达公司职能部门绩效考核案例》。华为：将指标量化为具体步骤
“我与同事的上升空间和年终奖励好像更多的是依照上司的心情而定”
确定关键业务指标
绩效考核难，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更难。
刚到华为时，作为人力资源部负责招聘工作的孙维(化名)并没有体验过一次真正的绩效考核。当时的华为对于孙维这样的人，只关注其有没有及时填补公司的岗位空缺，招聘成功率及新聘员工的离职率等考核指标基本不会出现在孙维的工作范围之内，定性的考核指标让孙维对考核结果几乎漠不关心。
看似对孙维有利的“糊涂工作状态”却遭到了抱怨：“我与同事的上升空间和年终奖励好像更多的是依照上司的心情而定”。孙维渴望也能像业务部门一样在年终时拿到一张清晰的绩效考核单。
华为在懵懂中摸索着自我改变，这让孙维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事情微妙地发生了变化，2001年前后，孙维发现，工作指标越来越细化了，任务书里开始有一些对工作任务的清晰描述。
2006年3月，孙维拿到的主要考核指标有三项：一是满足公司某研发部门新产品研发人手不足的需求，二是完成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三是完成对某销售部门新进员工的入职培训。
可以看出，这三个指标是从不同角度为孙维设置的。第一个指标是从公司目标的角度自上而下往下分解、支撑公司战略。为了协助公司新业务的发展，人力资源部必须提供人员数量、质量支持，对HR考核的是招聘率的对应，人员是否按时到位？新聘员工素质是否符合业务需求？新聘员工会否在短时间内离职？这些成为考核孙维的关键指标。
第二个指标基于岗位职责，职能部门岗位工作的一大特点是与战略结合不是非常紧密，但每个岗位还是有其突出贡献表现方式的，这些表现方式就可作为一个关键指标来考核。孙维说，作为人力资源经理，他的日常工作是保证部门的正常运行。“这里面会细分出很多量化的指标来，包括公司人力资源信息的定时上报、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削减多少等等。”
第三个指标基于流程或客户，职能部门是保证生产销售部门服务质量的，与这些业务部门组成完整的流程，如果某部门提供的服务质量没有跟上，可能就会造成业务部门的滞后。“如果没能及时完成对新进员工的入职培训，肯定会影响销售部门在4月份的市场销售业绩。”孙维说。
目前，在华为考核职能部门的关键业绩指标，一般是按这三个方向来确定。
“‘招聘成功率’及‘新聘员工的离职率’代替了原来的‘是否招到人’和‘招到几个人’的考核条目。”努力量化业务指标
不止工作指标越来越细化，孙维的工作内容也越来越强调用数字说明工作的完成情况。
孙维开始接到写计划书的工作安排。“月初先把该月计划要做的工作列出来，月底看完成情况。”孙维说：“不仅如此，许多以前没有见过的细化指标也出现在我的工作计划书里。”
记者发现，在他的工作计划书中，“招聘成功率”及“新聘员工的离职率”代替了原来的“是否招到人”和“招到几个人”的考核条目。
此外，许多之前难以考核的定性指标也逐渐量化，比如实施公司HR信息的管理或上报提交。“这是人力资源部的一个常规工作，每个月都做，有时候可能信息根本就无须改动，也要报上去，原来的考核指标是：你报还是没有报？这是纯定性的，作为上司，只有是与否的二个定性的选择。这在操作过程中显然有不尽合理之处。”孙维举例说，“比如，有时候可能按时报上来了，但数据有一些小差错，你怎么衡量？有时候可能是推迟一天报上来了，但信息是准确无误的，这又该如何判定？”
后来，考核孙维的这个指标也实现了数字化，分解为“员工人力资源信息与实际情况的吻合程度”、“员工信息有变动的时候是否及时更新(如每周更新)”、“是否按时上报”等考核指标，把这些指标套进A、B、C、D、E五级评分标准中进行评估，如此，对员工的工作要求就一目了然，HR信息定时上报的情况得到了彻底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华为，考核推行的步骤也被量化了，实施强制分布原则，分为ABCD四个档次，规定每年底，属于最低D档级的不得少于员工数的5%，管理人员不得少于10%。普通员工和基层管理人员(三级主管以下)季度考、中高层管理人员半年述职一次，在考核的同时，设定下季度的目标。如果属于D档的，晋升与薪酬都会受到影响。美能达：自上而下的执行文化
“美能达对职能部门考核的总体方向是自上而下的目标分解，即使是定性的指标，也要求尽可能实现量化。”层层分解量化后的定性指标
“再好的量化指标若不能有效地贯彻实施都毫无意义。”
这是日本美能达公司东莞石龙工厂人力资源部任捷的经验总结。
在美能达公司，对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统称为“方针目标管理”，上至董事长，下至人力资源部的普通职员，都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方针目标”计划、目标值、实施状况及总结。
在某一初，该公司董事长的方针目标是“对应业务机能的扩大，充实组织”，作为公司主要职能部门之一的管理部，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部门方针目标：工程、采购等后勤业务的进一步规范化、效率化；促进和充实新人事制度的效果。
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上，管理部开始制定详细的目标值，分配到各个相关员工。
“美能达对职能部门考核的总体方向是自上而下的目标分解，即使是定性的指标，也要求尽可能实现量化。”任捷告诉记者，“上述制定的规范和提高管理部后勤业务的目标，部门制定的实施步骤包括控制后勤工作人员人数的增长、推进节能活动、清理报废品滞留品，在不影响物品申领和使用的前提下，追求最低库存、重新评估和选定新的供应商等。”
这些指标落实到员工个人后，对每个员工的目标后勤部门要求均以数据来表示，如库存削减，必须达到在某月份之前削减百分之多少的目标；完善人才培训体系也要具体到在哪个月份之前做哪些具体工作，预计将会达成什么样的效果等。
“每个考核周期，员工都需要将自己的目标与实际业绩以图表的形式显示出来，并详细解释自己为了完成这个目标采取了哪些措施、达成了什么样的效果，同时还要总结原因。”
执行力是保障
分解考核指标虽然颇费周折，但最难的，还在于执行。
任捷举例说，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培训体系和升职评价手段，管理部虽然下达了指标及详细的实施手段，最后考核时，负责人会解释采取了哪些措施进行了改善，但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员工评价如何？是否达成了当初制定目标的预期目的？这些环节往往极易被忽视。
在美能达公司，每个月总经理都要牵头开“方针目标管理会议”，各部门经理需要提交报告，汇总自己的目标完成情况，定期发表这些情况，讲解自己本月做了什么工作，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这种会议在美能达叫做“方针目标管理发表会”。每半年还要做一次汇总、开一次发表会，年终时则汇总年初制定的方针目标的达成情况。徐可(化名)是管理部总经理，整个部门都要根据徐提出的方针目标提交数据，其中包括管理部某一月份的目标是考虑后勤事务的外包，采购成本的降低等，而在考核周期结束后，则需要汇报库存量削减百分之多少，是否达成零库存？后勤事务外包带来的成本对比是什么样的等等。同时还要阐述清楚下一阶段的方针目标是什么，也要求用数据的形式详细说明。
“每个考核周期，员工都需要将自己的目标与实际业绩以图表的形式显示出来，并详细解释自己为了完成这个目标采取了哪些措施、达成了什么样的效果，同时还要总结原因。” 徐可说。这种让员工充分参与的执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考核的成功。
比如某考核，任捷有一个考核目标是“管理体制强化，创建有效率有活力、有观赏性的工作场所”，在考核的时候，主管要求任捷将目标与实际完成的业绩用一个图表的形式表示出来，并用一个清晰的箭头显示：取得了进步还是停滞不前，抑或是退步了。
在个人方针管理报告上，任捷需要注明自己采取了哪些实施措施来达成这个目标，目标达成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些实施措施没有达成预期效果等。哪些需要改进、哪些需要检讨、哪些需要认可„„这些都要在方针管理报告上一目了然。
“那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员工的伤害频率比同期要高，一个大大的向上的红箭头，表示我在这项工作方面做得不足，为此我做了大量的调研与总结。”任捷说。
如此，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执行文化，美能达保障了职能部门考核的执行。
第五篇：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 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看，道德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具体而言，它是由国家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的，同时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的。所谓法制即是上述法律规范体系及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的制度。以上说明，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并列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生成形态来说，法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 的上层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的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法律只能规定人们不许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
社会功能互补。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是两种不同属性的行为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尽管两者手段不一，但其功能却相互补充。道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诱导，其实现方式主要依靠舆论督促、内心修养和习惯驱使，因而道德在社会职业和家庭生活中影响广泛而深远。但道德也有
局限性，它对严重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只能谴责而不能制裁。而法律则不然，它明文规定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既有引导、推动作用，更有惩戒、防范作用。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即一般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
二、社会规范调控体系中的法律与道德
社会规范调控体系或系统，是指在一定的国家、地区、领域内存在的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社会规范而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体。系统整体性理论告诉我们，处于某一系统的单一要素并非孤立地存在系统之中，而是与其他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系统整体的良性运行和发展，离不开各个要素的协调运行和发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重要的调整手段，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为了治国安邦，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既抓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又抓道德建设，坚持精神文明。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及系统论的方法，反对片面夸大或缩小任何一方作用的论调，反对将两者割裂对立或混为一谈的观点，对法制建设、道德建设以及两者的协调发展作出科学的思考。
法制建设与“法律万能论”。历史和经验表明，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保持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宁，最根本、最靠得住的措施是实行法治。这是因为，法律最具稳定性、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不会因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法律最具统一性和唯一性，规范明确，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最具权威性，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依法治国的这些特性是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因此，在实现国家职能、管理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法制的主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强调依法治国，并非将其与道德建设对立起来，采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态度。法制建设需要接纳道德的要求，寻求道德的支持，依靠道德的辅佐。我们强调法律至上，但并非主张法律万能，忽视道德建设。应该看到，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整个社会调控体系对法律过分强调，导致道德等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出现了过度依赖法律的“社会法律化”现象和道德冷漠的“吉诺维斯“综合症”，从而造成西方国家一边是高度的法律化，另一边却是道德沦丧的结局。对此，我们应引以为戒。道德建设与“泛道德主义”。如同法制在治国方式中的地位一样，道德对于精神文明有着同等的重要意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思想道德，这就是说，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同时，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道德建设在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范畴无法取代的。从“国治”的意义上看，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方式，但德治也是治国的一个条件。所谓为政
不得不用道德，不以德即乱，道德教化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就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法律离开道德就可能变成恶法，法治离开道德就可能失去必要的社会条件。但是，在强调道德上述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正确把握法治实践中的道德定位。在立法中，应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以适当方式使某些道德规范法律化。法律对道德规范的确认和转化固然十分重要，但我们切不可将其泛化，滑向立法伦理主义，将一切道德规范法律化，从而导致法律对良心、思想的恐怖统治；在司法判决中，由于立法已对道德予以充分考虑、筛选和吸纳，就应当避免道德标准对司法判决的介入，不能用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或是兼采双重标准。司法活动中的泛道德主义，将对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处理法律纠纷带来负面影响。
“德治”、“法治”之争与法律、道德协调发展。作为治国方略的法律与道德，究竟是“以德去刑”，抑或是“不务德而务法”，或者是“法德轮换”以至“法德合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引起长期的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偏重“德治”，强调“德主刑辅”。孔子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希望通过“德治”、“礼教”去掉刑杀”，达到“无讼”的境地。法家倚重“法治”，主张“以法为本”。韩非子认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他认为，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才能防止违法犯罪。儒家重视“德治”，法家重视“法治”，各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可供我们借鉴；但儒家的轻法思想和法家的轻德思想，则是应该批判舍弃的。我们应该走出传统，不能拘泥于历史上的“德治”、“法治”之争，而应赋予法律与道德以新的时代意义，坚持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强调两者协调发展，在现阶段并不是意味着法律与道德等量齐观，同步发展。其理由是：第一，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突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和腐败问题，主要凭借两种手段，一个是思想道德教育，一个是法律。但法律具有主导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第二，法制变革与道德观念更新，在由计划经济向甲杨经济转轨时期，表现为两种不同速率的发展过程。前者可以由国家运用政权力量和社会资源，根据规划加快速度予以推进；而后者虽可设定目标但教化过程是渐进的，使新的道德思想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和人们的共同认识，有待于更长时期的努力。由于他律与自律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不可能齐头并进而保持同步。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协调发展应是指法律与道德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与相互推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即是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三、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
系统理论表明，各个孤立要素性能和功能的总和并不能反映系统的整体性能，换言之，系统的整体性质和功能只存在于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根据这一要求，组成社会规范系统的要素即法律与道德，不仅应考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而且要着眼相互间的关联与配合。法律道德化在哲学意义上即表
达了社会规范的最佳结构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依法治国是依照既定法制治理国家与社会，使国家成为法治国家，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明状态，从观念形态和行为规范来说，道德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一句话，道德是法制建设的精神支柱。这即是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意义所在。
立法活动的道德指引。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必须是反映人民意愿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 法，是合乎理性、正义、公平观念的法。要制定这样的法，从参加人员、制定过程到内容都必须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并将某一部分道德规范变成法律规范。具体说来，道德在立法活动中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德是立法内容的重要渊源。在立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以适当形式将道德的根本原则、主导内容法律化。现实的法律与道德在调控范围上多有交叉，就是因为立法认同或吸收了许多道德规范。可以认为，法中有德，法律作为国家制定的行为规则，不能不反映社会普遍遵守的价值取向，并将一些道德原则具体化，从而使得法律具有相应的道德意蕴。第二，道德是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任何法律规范都包括有立法者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的价值判断，反映立法者允许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的价值取向。立法决不能违背正义观念、公共利益和其他道德基本原则，否则即是恶法、坏法。这种法律不仅难以实施，而且会使立法者失信于民，使法律权威受到破坏。可见，不道德的法律己失去其存在的本来价值。
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保证。执法活动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法律的正确贯彻和公平的 实现，不但要求法律规范实现“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即执法者道德水平的高低与执法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认为，执法主体具体适用法律规范的行为，代表了正义、公平、秩序的道德观。执法者在其执法活动中道德水平低下，其后果较之执法者法律水平不高要严重得多，它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因此，执法主体需要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具有可行的道德能力保证，才能够在履行法律职务过程中忠于职守、唯法是从，刚直不阿、廉洁公正；才能不惧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避免徇私枉法、贪赃弄法。必须看到，这种道德能力的获得和提高，并不是法律职业本身所赋予的，而是依靠执法主体对职业道德要求发自内心的体验和认识，形成强烈的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来维系的。
守法心态的道德制约。依法治国的直接目的是法的实现。法的实现是法律规范在人们行 为中的具体落实。法律所具有的一体遵行的效力，表现为权利被行使、义务被履行、禁令被遵守、责任被承担。法律要实现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必须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自觉信仰与普遍遵从。一般而言，社会成员道德水准越高，守法意识就越强；法律的效益就越见明显。守法是一种道德义务，大
多数社会成员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的强制力而守法，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他们的道德习惯而守法。健康的守法心态，是社会道德要求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和积淀，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对法律遵守的义务感和对违反法律的羞耻心。质言之，法律可以利用其威慑力量迫使人们就范或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守法者，只有道德上的知耻才是守法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法律“治标不治本、治端不治始”，需要通过道德弥补其不足。可见，守法的自律心态，是法律他律性目标实现的基础。
四、道德教化的法律保障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社会规范系统要求法律与道德诸要素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合理结构，其中包括它们相互间一定的比例、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结合方式等。道德法律化即是通过这种结构的合理化，以实现规范系统的功能优化。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它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道德建设应做到教育与管理有机结合，强化道德行为的训练，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是适当引入硬约束机制，重建现代道德文明和伦理精神，这是在当前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生活不甚理想的状况下，强化道德风气、树立道德精神的疗救之途。所谓硬约束机制，即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和社会资源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通过法律的手段提高社会机构和社会成员行为的道德水准。概言之，法律是道德建设的权力支柱。这也是道德法律化的真正含意。
法律的规范一强化作用。通过立法手段可以选择和推动一定道德规范的普及，即以法律 规范形式确认和吸收某些道德标准，使之成为法律标准，从而推进法律目标的实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民商法确认交易活动中诚实信用的道德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若干职业道德准则、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规范法律化的具体表现。作为法律化的道德，既包括实体性内容，即对社会倡导的主体道德行为、现阶段容许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罚的非道德行为作了分层次规定；也包括程序性内容，即对非规范行为设定了惩罚性措施及实施机关。这样，通过法律对其倡导或禁止某些行为的宣示，有助于产生社会共识，形成新的道德标准。
法律的监督一保障作用。道德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法律既能扬善，又、能惩恶，即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直至惩罚不文明道德行为。首先，法律辈以国家的名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它不仅反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取向，而且为人们提供了识别是与非、好与坏的判断标准。更重要的是，法律激励人们履行法律义务、担负胎责任，是他们同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行为和坏人坏事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其次，法律酗国家强制力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使违法犯罪分子在认罪服法时进行思想改造，洗心覆面，重新做人；使道德不稳定分子在法律强制时受到教育和震慑，悬崖勒马，弃旧图新。这对牙净化社会风气，维护道德环境无疑是有力的保障。
法律的识别一批判作用。法律对道德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对新道德的强化与保障，而月谅表现为对旧道德的抵制与批判。中国是一个有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出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一套庞大而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在这种伦理精神中，不乏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合理内核，存在着体现东方人文性格的传统美德。但勿庸置疑，以往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也具有消极的影响：宗法家庭伦理的倾斜导致对个人权利自由的压制，人伦道德精神的偏差导致人们民主、法制观念的淡漠，道德规范的固有弹性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效率低下。加强法制建设，既是对道德文明固有缺憾的弥补，又是批判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手段。这即是说，法律能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对传统道德的精华和糟粕作出明确的辨别，尤其对那些腐朽的、落后的、反动的成份予以剔除。法律所具有的内在批判能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总是一头连着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一头连着未来的理想王国。可以说，法律在道德建设中表现了继承批判传统与促进文明发展的统一。
法律的教化一推动作用。法律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推进器。从法的精神看，可以运用权利本位、契约自由、社会公平、效率居先的现代法精神去培育和教化人们，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规范，最终使人们将法律精神的意志、规则、知识、价值等融化于自己的思想品质道德观念和日常行为之中，在他律的范围内把自己塑造为自律、自觉、自在、自为的人。从法的功用看，它通过自身的规范、协调、指引、教育、惩戒等社会功能，促进道德规范行为的养成、道德意识的觉醒，最终达到道德理想的实现。这个过程即是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法律的上述作用具体表现为：法律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它鲜明地昭示真善美是法律所肯定的，假恶丑是法律所否定的，从而使社会成员明确行为标准，加强自律行为的引导；法律具有公开的惩罚性，它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制裁违反法律(也是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能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作用；法律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它包含有社会道德的起码要求，常常构成民族素质、信念的标和依托。同时它又具有一体遵行的效力，成为维系一个民族道德水准的最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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