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核能安全利用
核能安全利用
从1979年的三里岛核事故，到1986年的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核灾难的阴影一直徘徊在人类的上空。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据国际原子能总署和世界卫生组织所主导的切尔诺贝利论坛在2005年所提出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报告中，造成56人直接死亡（47名救灾人员，9名罹患甲状腺癌的儿童），并估算在高度辐射线物质下暴露的大约60万人中，将近额外有4,000人将死于癌症。此数据包括已诊断出的4,000名儿童甲状腺癌会造成的死亡（依据白俄罗斯的经验，存活率接近99%）。绿色和平组织所估计的总伤亡人数是9万3千人，但引用在一份最新出炉的报告中的数据指出发生在白俄罗斯、俄罗斯及乌克兰单独事件在1990年到2004年间可能已经造成20万起额外的死亡。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总共给苏联带来了大概两千亿美元损失（通货膨胀也列入计算）。这使得切尔诺贝利灾难在近代历史中成为最“昂贵”的灾难事件之一。
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由于完善的安全措施和安全建筑让损失和危害降到了最低（五级）。但是人类利用核能的安全性仍通过这两次核事故备受质疑，不少国家迫于舆论压力关闭了本国的核电站，或者停止了核电的兴建，世界核能的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人们围绕未来核能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26年后的今天，世界再次处在核阴影的笼罩之下。2011年3月11日，由于地震与紧接着发生的海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一系列设备损毁、堆芯熔毁、辐射释放等灾害事件，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简称“原安院”）将本次事故升级至国际核事件分级表中最高的第七级，是第二个被评为第七级事件的事故。（第一个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这意味着本次事故为“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影响及环境后果”的特大事故。
自从1983年“TTAPS”小组（理查德·特科、布赖恩·图恩、托马斯·阿克曼、詹姆斯·波拉克和卡尔·萨根五位科学家的姓氏首字母缩写）在1983年底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有关“核冬天”的理论开始，关于全面核战的中“相互毁灭”的理论开始具备绝对的威慑性，甚至开始令人感到窒息。虽然随着冷战的结束，全面核战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但是局部核战的风险和各地兴建的核电站所带来的“核恐惧”仍然留存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至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地依旧“谈核色变”。核恐惧几乎已经渗入他们的基因深处。
当然核电站的安全性相比核武库来说无疑高了很多。如今的核电站，已经大多是第二，第三代核反应堆，甚至第四代核反应堆也在设计中，相比第一代简陋的反应堆，这些新的设计无疑是被动安全的，自身也更加安全的。但是他的安全性仍然不能与他的自身收益相比。早在1972年，就有三名劫机者劫持了沿美国东海岸飞行的南部航空49号航班，并威胁要将飞机追毁于位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核武器工厂。在劫机者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前，这架飞机距离工厂高度只有约2.5千米了。
现在的核电站反应堆依旧是裂变反应，大规模开发的安全依旧无法保证，甚至可能会帮助恐怖分子制造脏弹，只有当核电站成为聚变核电站的时候，它才具有大规模开发的价值，才能真正成为“太阳”，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无尽的能量。
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危机 福岛安全事故
核电站的弱点 俄罗斯核武库
脏弹
核电站在一般人的眼中都是非常坚固的目标。在美国，核电站由使用电子监控的两排高高地围墙包围，在核电站附近还有许多武装警卫巡逻[11]。核管理委员会对核电站设计时所考虑到的威胁级别是保密的，因此无法确切知道核电站能够防守多大的攻击力量。而且核电站紧急关闭仅须少于五秒钟，而重启过程则需要若干小时，这也可以严重牵制以释放放射性物质为目的的恐怖力量。
在九一一袭击事件以后，对核电站的空中打击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其实在1972年，就有三名劫机者劫持了沿美国东海岸飞行的南部航空49号航班，并威胁要将飞机追毁于位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核武器工厂。在劫机者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前，这架飞机距离工厂高度只有约2.5千米了[12][13]。
如果核电站被空中打击，能够防止放射性物质泄露的最重要的保护就是它的遏制建筑和导弹防御系统。目前的核管理委员会主席戴尔·克莱恩表示，“核电站自身拥有结实的结构，根据我们的研究，可以在假想的空中打击中提供足够的保护。核管理委员会也要求核电站操作员有能力处理大火或爆炸事件，不论事件的起因是什么。”[14]
另外，美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进行了一项大性研究，对核反应堆和核废料储存设备的坚固性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他们可以承受类似九一一袭击事件强度的恐怖袭击。核电站产生的乏燃料经常储存在核电站内部的某个受保护的区域[15] 或者是乏燃料运输桶中，将他们窃取并用于肮脏弹中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试图窃取乏燃料的人暴露在强辐射下，很快就会失去行动能力，甚至失去生命[16]。
2010年9月，对震网计算机蠕虫的分析表明它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核电站。这种网络攻击可以越过物理上的保安人员，直接对控制核电站的系统进行攻击，因此这个发现暴露了核电站的一个新的弱点[17]。
核冬天
第二篇：关于核能的安全利用
关于核能的安全利用
核能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资源在资源逐渐枯竭的当代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自核能利用以来，特别是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各国和有关国 际组织都十分重视核安全，而日本大地震造成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再次引起全球的集体关注，由此核安全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中国而言，我国政府和核安全管理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核安全的政策、法规和导则。
第一、对核安全与风险的再思考
核安全是安全的一个特定领域，对象是核能的利用，目标是使得放射性释放 的潜在风险可行可控，符合和满足核安全管理政策和法规要求。核安全除了一些 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要求之外，还有一些不常被人们提及的特征或原则，如全局性、动态性、适度性和均衡性。
第二、关于设计安全余量问题
安全管理是一个全过程, 核安全的持续改进应当从设计阶段开始，核电机组 的核安全水平，本质上说是由设计先天赋予的。对于未来新建核电机组，业主和核安全管理部门都关心如何赋予它更高的安全性。在处理创新与成熟技术的关系时，我们要找到技术进步与成熟技术的平衡点，准确理解与认定成熟技术。同样，也要考虑核安全监督要不要与时俱进的问题。
第三、核安全监督问题
核安全是综合多种核科学的边缘学科，它既是全局性的，又是动态的，它要 求核安全执法者能融会贯通。只会按本本执其一端，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安全水平。核安全管理必须贯穿全过程，从“预防为主”的策略出发，不能只管后果，不 问过程。核安全监督部门主要应对业主的管理进行监督。但管理本身是无法监督 的，我们监督的是管理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同时监督管理结果以及达成结果所依 赖的过程。
第四、安全标准问题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制定的核安全标准是核电营运者必须做到的最低限度要求，作为核电的运行者，不能以满足法规要求为满足。应当不断地追求 卓越，实现更高的安全水平。作为监管单位，在坚持安全标准的同时，更应通过提倡和鼓励运行者建立与提高安全文化来实现更高的安全业绩，而不是简单地提高标准。
第五、安全文化问题
我们的核安全管理体系，其主体部分是规章制度。但仅有制度是不够的。核 电工作者遵守规章，严格按安全规则办事，不断提高业务技能，同事间互相交流 的习惯，是核安全法规能得到切实遵守的重要保证。正如一个社会必须有法律，但还必须有社会公德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为支撑，是一个道理。
第七、结语
核安全管理是一个全局性的动态过程，它既有相当稳定的法规强制性，也有 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改善的与时俱进性。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如何在进一步 提升安全水平的同时提高核电的社会经济竞争力，就需要我们把握住大局，在安 全总体要求思路中处理好个别的特殊问题。站得高，看得远，想得细，抓得实，统揽全局，融会贯通，不拘泥于枝微末节，这应当是我们核安全实践者应有的作风。
第三篇：论核能安全与利用
论核能的安全与利用
由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电站危机”，持续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此刻，除了关注核辐射物质的不断扩散，如何看待核能的利用，也成为广泛议论的话题，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也在弥漫。
核能是20世纪人类的一项伟大发现，并已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1938年，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核裂变现象；1942年12月2日，著名科学家费米领导几十位科学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成功启动了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了核能时代。1951年美国首次在爱达荷国家反应堆试验中心进行了核反应堆发电的尝试，发出了100千瓦的核能电力，为人类和平利用核能迈出了第一步。
当今，全世界几乎16%的电能是由441座核反应堆生产的，而其中有9个国家的40%多的能源生产来自核能。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能源洪应的矛盾日趋突出，同时，传统的能源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及温室效应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环境，因此，不仅缺乏常规能源的国家如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发展核电站，而且常规能源煤、石油、水电等非常丰富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也在大力发展核电站。
自1954年前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以来，短短几十年间，就发生了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和此次的日本福岛事故。每一次核事故，都给当地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痛，在人类内心深处留下深深的恐惧。但与此同时，全球核电站的数量却在逐年增加，核电已超过全球发电总量的17%。迅猛发展的背后，是核电巨大的优势。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看，容量大、运行小时数高、发电波动性小，经济成本低；从环保的角度看，基本实现了温室气体的零排放。正因如此，在能源紧缺、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发展核电成为一个重要选择，一些原本放弃核电的国家也在重启核计划。
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事件发生后，民众对核电的恐慌正在全球蔓延。至于核辐射，民众对其更是知之甚少。所以，日本核泄漏事故发生后，“闹”得人们谈核色变，特别是网上各种谣言不断涌出，有的明显有违常识，有的让人徒增恐慌。很多人都会认为，核武器散发出的信息总是与死亡有关，但核能发展的历史和科学的论证都已表明，核能的利用却正好与之相反。但是依然应该引起足够的反思。它至少表明，核电站在应急系统配套上需要“补课”的地方还有很多。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福岛核危机表明，人类已到了重新审度核能应用的时候，仅有清洁是不够的，还必须是安全的。既然“弃核”不太现实，那么如何在开发核能的同时，提高人类对核能的可控性，降低风险，安全应用，当是福岛核危机给全世界的警钟。
第四篇：核能利用存在的挑战
摘要：人类社会对核能的开发利用可以有效地缓解能源紧缺和环境问题，但核能利用安全、健康、环境、风险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新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对国际社会构成了新的威胁与挑战。本文着重从安全、环境、风险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分析了核能利用所引发的问题，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核能开发利用；核能安全；环境保护；风险
1.核能利用的现状
核能利用是人类能源科技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一种清洁、低碳的能源，核能在优化能源结构促进核能减排、减轻资源约束等方面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1]
目前，全世界现有433座核电机组在运行、总装机容量为3.49亿kW、核电占全球总电力生产量的16.1 %。全世界已有17个国家的核电在国家电力生产中的比例超过25 %，其中发达国家核电所占比重，法国为77%，韩国为38%，日本为36%，英国为28%，美国为21%（美国在全球核电总装机容量中所占比重为29%），加拿大为12%。近年来全世界核电发电量维持在总发电量的1/6左右，达到了可以和煤电、油电、水电、气电平起平坐的地位，核电已经成为世界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不包括台湾在内）有3座核电机组在运行，我国目前已投入运行的核电机组容量6700MWe，核电占全国电力生产总量不足2%。为满足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加强能源结构的多样性，提高能源安全，我国政府已将核能作为我国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计划到2020年使我国核电装机容量达到32~36 GWe，至少占到届时全国装机容量的4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从现在起到2020 年的15 年间增加23.3~27.3GWe 的核电容量，即新建23~27 座1 000 MWe的核电机组。这将是一个既对电力生产又对环境都将产生巨大影响的工程。
2.核能安全关现状
随着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对核能利用的不断加强，核能安全问题也受到各个国家的广泛重视。
2.1国外核能安全观 2.1.1东盟国家
1995年12月在曼谷举行的第5届东盟峰会上，东南亚10国签署了《东南亚无核区条约》，1997年该条约正式生效，成为世界上继拉美无核区、南太平洋无核区、非洲无核区之后的第四个无核区条约。根据《东南亚无核区条约》，东盟通过有关机制以及成员国的自律，对本地区的核问题进行区域治理。[2]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早和目前最热衷于发展核电的东盟国家。目前印尼在东盟国家中拥有较为成熟的核技术，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它就开始发展核技术。但是印尼的核能发展由于安全问题受到了阻碍。首先，环保组织和民众的抗议活动对于印尼的核电计划产生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其次，印尼政府和国会内部也不乏反对核电的声音，他们认为印尼地处地震和火山多发的断裂带上，再加上技术水平限制和恐怖事件频发，核电厂的安全运行恐怕难以保证，因此要求政府更多地考虑环境和社会责任。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邻国政府和公众也担心印尼未来的核电厂如果发生事故，有可能溢出国界，殃及周边。2007年7月，大地震导致的日本柏崎刈羽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这在印尼及其邻国引起不小的震动，也进一步加剧了周边国家对印尼发展核电安全性的担心。但7月19日，印尼能源与矿物资源部长布诺莫对国内外媒体表示，印尼建造核电厂的决心不变，对选址的安全性也有信心。
1992年缅甸加入《核不扩散条约》，2001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出核查小组赴缅评估，认为缅甸尚未达到该机构关于保有核反应堆的最低安全标准。美国明确反对俄罗斯帮助缅甸建核反应堆，英国也对此表示担忧。西方国家托辞技术原因，实际上担心的却是缅甸发展核能的政治风险。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缅甸核问题更多体现于传统安全范畴，核能计划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俄罗斯的政治关系。
20世纪70年代泰国就探讨过发展核电的可行性，但由于担心环境污染而在1992年放弃。经过可行性研究，2007年5月，泰国政府决定将发展核电厂列入长期能源计划。目前泰国正在制定发展核电的整体规划，一些泰国政府官员仍担心核废料会造成环境污染，以及核电厂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这些都是泰国发展核能需要考虑的安全问题。[3]
菲律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意兴建核电厂，1984年，马科斯政府曾投资20多亿美元在巴丹省建成一座620兆瓦的核电厂，之后因邻近皮纳图博火山等安全因素而废弃，该火山后来于2001年喷发。作为东南亚国家中建成最早的核电厂带来的深刻教训，是由于缺乏有力的安全标准、充分的经济可行性评估和贪污对公共决策的影响，最终让菲律宾人背上数十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近年来，菲律宾不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本国核能规划的指导，而且对于加强东盟在核问题上的区域治理也比较积极，因为除了上述事件外，近年来它也感受到核污染带来的现实冲击。宏观地看，菲律宾政局不稳定，反政府组织的武装活动比较活跃，再加上历届政府的治理能力备受怀疑，核能发展的道路将不会平坦。
从冷战时期直至今天的东南亚核问题，折射出安全观念从以国家为中心到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发展，并越来越呈现安全的多维性。从安全机制的操作层面看，东盟传统上奉行的对成员国事务的不干涉原则可能会受到来自官方或民间的要求各国政府在核安全问题上增加透明度的挑战，直接原因之一就是此类问题(比如核泄漏对海洋的污染)很容易造成区域性后果。未来东南亚共同体的建设，在一定意义上也将在东盟对本地区核问题的治理议程中得到反映，并且有关的国际制度在东南亚核问题上所承担的安全功能也越来越得到重视。2.1.2西方国家
上世纪美国核能工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五六十年代时期，美国核能处于起步和迅速扩张阶段；[4]但是，随后经济利益与公众支持发生了明显的转向，核能技术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七十年代后期，美国公用事业公司便没有再订购新的核电站。在美国核能命运起伏的过程中，美国核工业管制体系发挥了超出预料的重要作用。美国核工业管制体系的演变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6 年至 1956 年，美国核工业管制体系的初步建立；第二阶段是 1956年至 1962 年，Price-Anderson法案的通过与管制体系的调整；第三阶段是 1962年至 1979 年，AEC的后期与 NRC时代的到来；第四阶段是 1979 年至今，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的发生与美国核能工业的衰落。在整个期间美国共出台过4部法律，1946和1954年的两部《原子能法》、1974 年的《能源重组法》以及1980 年的《核安全、发展和演示法》来进行核能发展的安全管理和监管。上述可见，美国核工业管制体系的整个演变过程主要体现为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的调整，以及管制程序的变化。
澳大利亚地理位置较为特殊，靠近于南极上空臭氧层，对于人类活动造成温室气体的排放所带来损害的体会特别深刻。从安全角度限制了澳大利亚过早开发核能。但是有关实践反映了核能的使用对于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可以缓解对于传统能源的依赖，澳大利亚总理于 2004 年表示，在能源的白皮书中政府也将充分考虑核能因素。澳大利亚属联邦制国家。从联邦法律层面来讲，澳大利亚主要通过以下法律规范核能开发和利用活动，进而确保核能的安全：作为《南太平洋无核区公约》的缔约国，澳大利亚联邦在 1986 年颁布了《南太平洋无核区公约法》，严禁在澳大利亚制造、试验与拥有核武器，也严禁研究与发展核武器。1987 年《核不扩散保障法》创立了一个保障体系，为澳大利亚履行公约以及与 IAEA 签订的双边协议义务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法规定，在澳大利亚禁止制造、试验与拥有核武器或者研发与核武器有关的产品。
法国向来非常重视核能的开发、利用以及安全问题，因此其法律制度也相应地发展得比较完备。法国政府对于高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问题高度重视。法国议会针对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问题，在1991年制定了一项法律，要求利用15年时间对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且提出了三个重点研究方向：分离嬗变、深层地质处置、地表长期贮存。法国完备的行政法规体系保证了核安全和辐射防护的高水平。
整体上看，西方国家健全的监督管理体制、法律法规体制以及注重保护公民利的出发点，极大促进了西方国家核能的安全发展。但是在强制性、责任明确、国协作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所以才会有部分安全事故的发生 2.2国内核安全观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年至 2020 年中国计划新投产核电装机容量约2300万千瓦，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在如此大规模开发利核能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安全显得至关重要。[5]“科技加法律”是世界各国保障核能安全的通行做法。现阶段中国核安全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中国核安全监管基本法长期缺位；核安全文化的缺位；核安全政府管理职能混乱。因此我国提出了一些关于保持核能可持续发展的核安全与环境安全对策：不断地加强和完善有关核能发展、利用的核安全与辐射环境安全立法;吸取发达国家经验，保持与国际接轨，结合国情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不断地加强和完善国家的核安全与环境安全独立监督管理体制和监管能力;严格地依法对核设施进行有效的核安全与环境安全监督管理，确保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的安全。
3.核能利用与环境保护
3.1核能对环境保护影响现状
与燃煤火电厂相比，核电站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放射性污染。在早期，核电站每年排出的废水放射性强度较高，一般为几居里到几十居里。但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以来，年排放的放射性强度大大降低，一般小于5 居里。[6]
在正常情况下由于核电站采用多重屏障保护，其对环境的放射性污染很轻微。即使生活在核电站周围的居民，从核电站排放的放射性核素中接受的辐射剂量，一般也不超过本底辐射剂量的1 %。只有在核电站反应堆发生堆芯熔化等罕见事故时，才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目前我国使用的核反应堆为压水堆，它有4 道安全屏障，在设计上层层把关，纵深设防，万无一失。因此，尽管反应堆有较大的潜在危险，但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安全措施，相对而言它比火电更安全。自民用核电站诞生以来，全世界也只发生过2起较大的事故：1979年美国的三里岛和1986 年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而且这2 起事故均系人为操作失误引起的。
核电可能产生的放射性污染物主要是放射性废水、放射性废气和放射性固体废物。[6]1 座100 万kW核电站，1 年卸出的乏燃料约为25t，其中主要成分是铀和钚等重金属。经过后处理提取其中的铀和钚以后，就减少到10t。相对于燃煤火电，核电所排废物量是很低的。由于核废料中的放射性元素会衰变成非放射性元素，因而它们的毒性将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小。在实际运作中，由于核燃料在反应堆内外的整个循环过程中都采取了严密的隔离措施，因而它的毒性对环境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比燃煤电厂要小得多。低放射性强度的放射性废物，通常经净化处理后可直排入环境中，而中、高强度的放射性废物则必须进行固化处置后埋入地下，让其放射性核素在较长的时间里自然衰变，逐渐降低其放射性至环境能接受的水平。中、高放射性废物的处置费用较大，但其数量甚少。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和长寿命超铀废物产生量更少，主要来自核燃料后处理中产生的高放废液。
我国秦山和大亚湾两处核电站从浇灌第一罐混凝土开始至首次并网发电, 运行至今核燃烧组件包壳完好，蒸汽发生器管束无泄漏，无超标排放事件。综合十余年环境监测和剂量评价结果表明：核电厂的正常运行和检修未对周围环境产生任何可察觉的影响。对周围公众造成的最大个人年有效剂量当量仅占国家限值的0.2%，由温排水排放所引起的海水温升未超过国家标准，对海洋生态没有带来可以察觉的影响，核电站的运行没有引起周围辐射水平的任何变化。这说明，我国已具备建造和安全运行大型核电站的能力，在核电站建设、核设施安全方面，我国有一整套核电安全保障制度。核电站建造、运行和检修也都有一套严格的核设施安全许可证制度，我国的核能利用对环境的影响在可控水平之内。[7] 由以上论述，现在的核能应用，在安全性上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因为核事故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几率大大降低。而且核能可以明显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核能利用所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和放射性废气较少，主要为乏燃料及放射性固体废弃物，但经过适当的处理处置，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完善，其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很小的。核能可以说是一种清洁、高效、经济的能源。3.1核能的环保对策
我国主要通过行政、法律、经济、技术和教育五个方面的措施来强化核能利用中的环境保护。[8]
在行政措施方面，严格实施对于核设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评审程序，严格实施 “三同时”制度及建设过程中的检查和建设后的验收。对于核电厂的选址、建设、首次装料、试运行、运行、应急计划等的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检查，规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许可证制度。为了做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工作，国家环保局聘请了一批有权威的单位和水平高的专家组成了“专家技术评审组” 和“专家评审委员会”，他们发挥积极良好的作用。
在法律措施方面，国家正在不断地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2003 年10 月实施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目前正在草拟和组织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9]国家环保局还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核废物管理的环境政策。不久的将来一个完整的管理法规体系将建立。
在经济措施方面，我国借鉴国外的经验，对核废物管理也将采取“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将把废物的贮存、处理、处置费用纳入到电费之中。
在技术措施方面，我国采用与国际上一致的基本要求，即“从摇篮到坟墓”的防护，也就是辐射防护贯穿整个核能利用中核燃料循环的生命周期。这个生命周期一般包括：放射矿开采加工、核燃料加工处理、核电厂反应堆、乏燃料处置。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辐射防护需贯彻“实践的正当性、辐射防护最优化、个人剂量限值”三个原则。具体措施总是采用“减少受辐射时间、增加与污染源距离、采取实物屏蔽”三种方法。而从污染因子方面考虑，就是采取这三种方法减少α、β、γ射线对职业人员及公众的内照射（食入、吸入和皮肤摄入）和外照射。[10]
在教育方面，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培养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对在岗的核从业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确保核能的高效、安全生产，也保护工作人员自身。建立良好的核安全文化；二是提高公众对核能的正确认识；要使他们真正了解核能利用的必要性、废物产生的必然性和管理技术的安全性；打消他们因为缺乏相应知识而产生的对核能的不必要的恐慌心理，促进核能的健康发展。
在国际上，为了减小核能利用对环境的影响相应地出台一些环保公约，其中最重要的是“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它是当事国之间有关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以及保护个人与环境免受放射性潜在影响的主要国际法约定，它揭开了国际核安全活动的新的一页。公约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融入到目标体系中，将具体目的归纳为3个方面：通过加强国家措施和国际合作，包括在适当情况开展有关安全的技术合作，实现与维持全世界乏燃料管理与放射性废物管理的高水平安全；[11]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和愿望而又无损于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与愿望的能力的前提下，确保在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管理的一切阶段都有防止潜在危害的有效防御措施，以便在目前和将来保护个人、社会与环境免受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防止乏燃料或放射性废物管理的任何阶段发生有放射后果的事故和一旦发生事故时减轻事故的后果。
4.核能利用的隐患与风险
核能相比其他能源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被许多人视作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安全的替代方案。但在核能利用给人类带来巨大收益的同也伴随着各种潜在的隐患与风险。
核能开发利用的潜在隐患与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自从上世纪50年代人们和平利用核能以来，核能利用大国已经发生了多次严重的事故。比较著名的有：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2号反应堆放射性物质外泄事故；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爆炸事故；2011年3月，受地震影响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7级核泄漏事故。一方面，核能技术是现代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和必然产物；另一方面，核能事故的发生和危害进一步强化了现代社会的风险属性，导致了现代社会新的风险积累和全球扩散。4.1核能的风险认知
现代风险研究主要有三种方式：风险分析、风险认知和风险政治化。早期的风险研究表明，风险产生后果的恐怖程度是决定公众对各种风险事物认知和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同时，由于收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个人、集体、国家对风险的认知也是不同的。[12]
从国家层面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收到温室效应影响，核能利用在世界各地开始蓬勃发展。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都出现了对发展核能加大支持力度的情况。但在日本3.11灾难发生之后，各国都开始重新审视发展核能相关的风险。按照调整幅度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继续扩大核电建设规模的国家，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第二类是按照既定计划审慎发展的国家，以美国和韩国为代表；第三类是宣布弃核的国家，以德国为代表。
从个人和集体层面来说，对核能风险的认知与接受程度收到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如性别因素，距离因素，社会阶层因素。性别可能是影响公众对核能态度最显著的人口统计学因素，男性和女性对风险，比如核能的建构和理解多有区别：男性多把该问题理解成一个科学和技术事情，因此女性在考虑核能风险和效益的比较上明显的偏向于风险，而男性更多关注核能的正面效益，更多的支持发展核能。通过在英国核电站附近的社区研究表明，核电站周围的人们对核电站持有一种复杂的态度，“安全、受益、威胁与不信任并存，对核电站的存在是一种不情愿的接受，另外没有过度担心”。但有一些研究表明，靠近核电站的社区要比全国范围内的数据更支持发展核能，因为靠近核电站的社区会由于经济效益的原因更加容易接受核电站。社会阶层的不同也会影响对核能风险的认知。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比较低教育水平的人对发展核能态度更加积极，他们普遍对核能感受到更多的收益，更低的风险。1995年在韩国开展的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随着被访者教育水平的提高，感知到的核能风险越低，但是感知到的核能收益却越高。
4.3核能的风险治理
风险社会的来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况，也势必改变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法律治理，日益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风险的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全球法治”观念日益兴盛。
在核能风险全球治理领域，各国在进行国内治理的基础上，在国际层面已经形成一定的合作协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国际社会形成有关核能安全以及核能风险治理方面的多边国际公约，为各国在核能风险全球治理中的协调合作提供了基本的国际法基础。目前已形成的最重要的国际条约有《核安全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和《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二是通过相关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各种职能活动来实施和推进核能风险的全球治理。这方面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该国际组织长期致力于核能风险治理的基础建设和指导服务，帮助或督促各国加强核能风险治理和相互之间的国际合作。根据实践发展，国际原子能机构不断地调整、开发新的工具，推进核能开发利用上的支持、指导服务。三是核能利用的有关国家开展各种双边和多边活动，以解决核能风险治理中的各种具体协调合作问题，如两国之间就具体的核能活动通过双边谈判和协定开展核能安全信息的交换等。
尽管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核能风险全球治理的一定体制基础和实践，但是，随着核能开发利用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变迁，核能风险治理方面的国际框架结构未能充分地适应与涵盖现实发展的需要，核能风险全球治理的现有体制尚存在着以下缺陷与不足:第一，核能安全方面的国际公约只是为缔约国确立了基本的框架义务，没有确立明确具体而且有约束力的核能安全标准等方面的义务。第二，对主权国家境内的核能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方面的风险治理，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没有确立强制检查监督的机制。第三，在核能风险的全球治理方面，国际社会尚未形成合作预防和利益协调机制。第四，核能风险的全球治理需要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和推进。第五，核能风险的全球治理有赖于各国相关治理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而这种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技术、经验等方面的相互帮助与共享。
为了应对解决核能风险全球治理不足的问题，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从已有的国际法规范和实践的分析入手，为核能风险全球治理机制的生成和发展确立现实可靠的基础、恰当的路径和必要的动力。
5.结论
发展核能是确保能源供应安全、优化能源结构、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保障核能利用安全是实现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同时核能风险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新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对人类、环境安全以及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了新的威胁与挑战。面对隐患与风险，对核能安全环境的监管，风险的治理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因此要创新监管理念、方法和举措，加强核安全国际规范、标准等的约束力和普遍适用性，扩大非政府国际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才能有效地应对核能开发和利用所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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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核能（本站推荐）
核能与核电原理
结业论文
姓名：朱少波 学号：U201115536 班级：电气中英1101班
2014年12月3日星期三
核电站事故对中国核电的影响
近两年来，由于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电力以及能源等的需求量不断增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作为主要动力的电力，预计到2020年装机总量将达到8亿～9亿千瓦左右，由于目前中国电力结构以煤电为主，要实现上述目标，如全部用煤势必给资源、采掘、运输及环境带来难以承受之重。电力结构如果得不到优化，能源与环境两大问题的负面影响将难以克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寻找一种经济、高效的新能源。而风电、太阳能发电、潮汐发电等各类新能源，至今尚未解决电力大规模生产及经济性的问题。目前，能大规模生产电力的方式唯有核电，加快发展核电因此成为解决中国电力供应问题的必然选择。
中国核电建设已有20年的历史，截至目前中国共有核电站8座，共有15台机组，其中已建成运行的9台，正在建造的两台，已报送国务院并得到批准近期将开工的4台。
20年来，中国核电发展虽然进展显著，但距世界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全核电占电能的比重平均为17%，已有17个国家核电在本国发电量中的比重超过25%。而中国核发电量占总量却不到2%，远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法国、美国85%和30%的水平。长远来看，中国的核能发电潜力巨大。根据规划，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比重将从目前的1.6%上升到4%左右，核电的装机容量将达到3600万千瓦左右，这个速度相当于每年建一座“大亚湾”。从配套发展角度来看，该规划将带动核燃料各个环节的能力和规模到2020年翻两番，必将为国家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将有效地解决资源及环境问题，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但是根据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教导，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核能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在空气、云层或农作物中检测出不同程度的微量放射性物质，有关核能的担忧和怀疑情绪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有迹象显示，在民众反核声浪的推动下，不少国家已被迫对本国核电政策作出调整。如在日本核事故之后，德国政府宣布暂停延长使用过期核电站计划3个月，并关闭7座核电站，对143座核电站进行安全检修。其环境部长更表示，将在2020年之前逐步淘汰核能。此外，瑞士也宣布停止修建核电设施申请的审核，并对境内所有核电站提前进行安全检查。
安全利用核能始终是核电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在削减碳排放的今天，核电已经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安全方面的担心很有可能阻止核电行业复兴——至少在西方的很多国家，民众都强烈反对政府兴建核电站。核事故不会去理会什么国界。日本也远不是利用核技术的唯一地震高发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核世界。日本福岛的核事故，正好也为其他拥有核技术以及合理发展核电事业的国家敲了警钟。我们该如何确保核设施安全运转，在发生类似情况下我们的应急措施是否完善，我们自己的硬件设备与人为业务是否过硬，等等诸多问题，都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
第一：核电发展必须充分考虑环境变化等自然因素，核电站尽量建在不易发生重大灾害的地区。例如，日本福岛核泄漏是由于特大地震伴随海啸袭来从而引发的，而近几年由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灾害丛生地震频发。因此，中国核电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在设计的层面上充分考虑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在抗震方面的设计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不出问题。在当前东部率先发展的大趋势下，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密度急剧增大。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海洋灾害可能造成的影响，切实提高沿海地区的灾害防御能力。
第二：核电设施应该做好严格的监测和维护，严格禁止这些设施出现超期服役现象，而且不管在怎样的紧急情况下，电站内都必须拥有稳定可靠的“多路”供电系统。据报道，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泄漏的最主要原因是海啸超出了设想的水平，海啸引起的滔天洪水将柴油发电机房淹没，造成应急供电系统不能工作。并且福岛一期核电站原本设计寿命已经到期，但出于成本考量而继续运作，尽管在今年2月份的评估报告中，东京电力认为这种超期服役不存在风险，但由于其安全设计存在缺陷，最终导致了事态的恶化。
第三：核电发展必须严把质量关。核电是人类主要的清洁能源，具有高效、环保、低成本等特点，大力发展核电等清洁能源，是中国为了适应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需要而提出的重要经济战略，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核电高速发展的时期，核电一旦建成，将会接受时间的考验长期运行，中国同时或者陆续建设这么多台核电机组，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建设质量，不能为了追求发展速度而降低了建设质量。
第四：对核电这种含有潜在高风险的行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正所谓有备无患。像日本这种作为世界上利用核能最早也最普遍的国家，核能安全领域中的措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更是加大了对核电设施的防护力度，设计了多重应对措施，然而，在这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来袭之后，其既有防护措施却显得捉襟见肘，用于应急启动的电源无法运作，直接导致了后续一系列危机的产生和蔓延。中国核电设施一定要事先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在安全运行的时候，就要提前做好一旦发生紧急事故如何处理的预案，对于一些有着潜在危害性的设施，管理者更应当加强事故处理和应对训练，特别是针对极端情况发生时的模拟演练更需提上议事日程，以避免一旦发生紧急事故而束手无策。
第五：我国应该还要在核能法律领域做出一些举措。由于我国在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方面存在法律空白，中国核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尽快出台核安全法律，这也正是进一步响应了习主席今年关于依法治国的号召，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出台核安全法，对核能安全监督、核能监管主体及责任、核事故应急处理以及相关法律责任进行全面规范。在人民群众中宣传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是非常切实有必要的，这样也可以进一步增加普通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加普通群众对核安全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当整个社会对核能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相信对我们应用核能也会带来不小的帮助。
如今这个一次能源日益匮乏的世界上，石油与煤炭也不能够撑起我们日常庞大的能源开销，而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技术又受到了极大技术层面的限制，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长远可行性的发展而言，核能都不得不首当其冲地成为竞争性极其优越的首选能源，而核电也就不能不成为当今以致以后整个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相信中国必定会在核能的研究以及应用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未来，也许社会超过一大半的电力供应会来自核能。我们显然不能只是因为担心核电带来了一定负面效应就停下我们探索的脚步，任何事情都是一把双刃剑，带来利端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了弊端。一个封闭严密、安全系数超高的核电设施都有他的风险性，都可能因政策、人为的造成周边乃至大半个世界的不安。深藏在世界核武库中的数万枚杀伤力远大于类似核能事故的核弹，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其实更大!而核电站事故到给我们更多的应该是思考怎样高效而安全的利用核能为我们人类服务，在生活领域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帮助，这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但是有一点我们也还是必须正确认识，那就是无论我们怎样发展，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永远应该被放在第一位，一切都不该越过这个界限，这样我们才可以继续思考如何更好的发挥核能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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