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变化

第一篇：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变化

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变化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变化,教师有必要向学生阐述清楚。即:“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理由有二,一是能正确解题。如这样一道考试题“: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A.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B.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C.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D.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其正确答案为B项,结果多数学生都选A。如果讲明是近代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变化,这道题的正确率会大大提高。

二是依据现行各种版本的中学教材,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还是国共十年内战或抗日战争时期都涉及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变化,这就决定着我们必须讲清楚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变化,否则学生则很难理解不同时期的历史阶段特征。

那么,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矛盾是怎样变化的呢?

1)1840～1901年(除1840～1851、1851～1856、1860～1864年外)和1935～1945年间,随着列强侵略的深入,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中国社会起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矛盾。

①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这一时期(除1840～1856、1860～1864年外),列强的侵华政策是要瓜分、灭亡中国,具体表现为:军事上,先后发动五次侵华战争,即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经济上,逐步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中国变为列强的原料掠夺地和商品、资本输出地;政治上,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获得种种特权,如割地、赔款、开口,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特权,如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掠夺路矿、设厂权等,甚至在19世纪末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样,中国社会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中国人民先后进行了多次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如三元里人民抗英、义和团运动等,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表现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一民族矛盾。

②1935～1945年间,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1935年华北事变使得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标志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直至1945年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它是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的一个具体体现。

2)1840～1851、1851～1856、1860～1864年间和1901～1949年间,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

①1840～1851年鸦片战争后。一方面,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程度还不是很深,广大人民感受更多的是以增加赋税为表现形式的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区。因此,此时期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自然经济受列强冲击开始瓦解,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国人民与列强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所以就全国范围而言,此时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②1840～1856年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前半期。太平天国运动是以推翻清统治,建立农民阶级的大同社会为主要目的,矛头直指清政府。因此,这一时期,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③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尤其是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此,1860～1864年,阶级矛盾再次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

④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表明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由直接瓜分、灭亡中国转变为以华治华,具体表现为首先扶植清政府,此后又先后扶植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出现了汇流的趋势,但主要表现为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一阶级矛盾,只是不同时期其具体表现不同:辛亥革命时期表现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君主专制之间的矛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表现为中国人民与北洋军阀统治之间的矛盾;国共十年对峙时期的1927～1935年间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表现为国共矛盾。

综上所述,首先要明确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次,从理论上来讲,民族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矛盾。但在分析原因的过程中,要运用主次矛盾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即在不同历史阶段,矛盾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只有一种矛盾起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即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民族矛盾并不始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而是随着列强侵华政策的变化和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间不断变化。

(作者单位:河北省霸州一中)

第二篇：浅谈中国近代性工作者职业变化

浅谈中国近代性工作者职业变化

【摘要】娼妓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婚姻制度、道德伦理以及种种约束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它又是这些制度和规范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前提，并不是对或错就能简单判断的。

【关键词】 地位 利益 合法化

性工作者，俗称妓女，一直以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备受关注，同时作为不被我国法律承认的边缘群体，其从业者往往备受争议，不被社会大统所认识和接受。但是，娼妓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婚姻制度、道德伦理以及种种约束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它又是这些制度和规范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前提，并不是对或错就能简单判断的。本文在此就对我国近代以来的妓女职业变化做简要研究。

1.妓女的起源。

说法很多，但据现最近的说法是大概胚胎于周襄王时代，齐国管仲之设女闾，即其始作俑者。《战国策》二卷“东周”引周文君云：“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二十五家。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管仲设女闾，等于后世之有花捐也。”......我国娼妓制度，既自“女闾”开其端，自此以后，无代无之。唐承六朝金粉之后，娼妓之多，空前未有。约分家妓、公妓两种。长安都城中有所谓“北里”、“平康里”舆“教坊”者，即为当日风流渊蔽。娼妓后来之走向繁盛，是在唐宋两朝，至明代中晚期更达到它的巅峰状态。

2.鸦片战争以来妓女的转变。

古代娼妓又称青楼女子、风尘女子，她们大多数属于奴隶身份。多是罪犯、罪犯家属、贩卖人口或战俘，她们是不能获得报酬的。由于她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除了极少部分外，没有改变身份的任何可能，而且由于古代提供性服务的人群多提供舞蹈表演、吹拉弹唱、诗词歌赋等内容，因此娼妓在古代的文化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文学作品是在妓院（古称青楼、勾栏）中产生的。但鸦片战争以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遂使一批批走投无路的妇女被迫卖淫，而由于列强入侵，租界成为藏污纳垢之地，更是对卖淫起着示范和保护作用，而据民国六七年年对北平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妓院就达到406家，从事这一行业的有3880人之多。而至此，妓女的性质也由古代的才艺表演和肉体交易并存转变为肉体交易为主才艺表演只是用于助兴的辅助工具，卖淫成为她们用以保命以及生存的不得已手段。而她们的社会地位更是愈见低下，直至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对无辜的中国同胞展开屠杀，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她们的生活猪狗不如，常常吃不饱，穿不

暖，每天要供十几个、甚至二三十个日本官兵泄欲。她们被摧残得不似人样，有的慰安妇由于多次堕胎造成终身不孕，而且常常被轮奸后再被杀害，此外在中国文革时期，幸存的慰安妇往往受到严重的歧视和相当程度的迫害和侮辱。

解放之后，毛泽东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扫黄打黑”运动，通过查封妓院、惩治鸨头和改造妓女等措施取缔了娼妓制度。到1957年，卖淫嫖娼活动基本禁绝。但从70年代末即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暗娼的卖淫活动在中国重新出现，尤其在开放城市和沿海地区更呈现出蔓延扩展的趋势。

3.性工作者是否应该合法化。

目前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是我们的观点是应该合法化进行管制，性产业的出现，是社会上各个利益合力使然，无法从根本上取缔消亡，如果仅从价值进行简单的赶尽杀绝，只会使得这些高危群体转入地下，使得艾滋病的防卫工作举步维艰。而承认合法化以后，政府可以光明正大的对娼妓业进行整顿和管理，维护妓女本身的利益，维护其人身安全，同时也是维护更多妇女的利益。

【参考文献】

《中国娼妓史》王书奴上海三联书店ISBN：7-5426-0024-9

《近代中国娼妓史料》河北人民出版社 ISBN：7-202-02052-1

《中国近代妓女史》邵雍编黄艳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 9787208056329

第三篇：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历史复习专题总汇1 专题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本阶段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社会两大矛盾互相转化，更迭地起主导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

1840年前后，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而当时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下，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为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的殖民扩张要求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战前，这种矛盾集中在鸦片问题上。因此，围绕鸦片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引发了战争的爆发。而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则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是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的。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开始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侵略特权，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所以，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侵华权益，制造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完成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因此，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国内的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暂时缓和下来，退居于从属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打击的目标是清政府。

2、在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

本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清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实行两项举措：

一、设立总理衙门，管理外交；

二、推行洋务运动，以求“自强”。但好景不长，“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总理衙门的设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紧了对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边疆危机。80年代，法国占有越南，签订《中法新约》。90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完成，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强占以重要港口为中心的“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瓜分狂潮中迟来一步的美国，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由于列强侵略的步步加剧，并不断地提出新的特权要求，中外“和好”合作的局面被打破了，先后出现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顽固派支持、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此时的清政府已丧失抵抗能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在这一阶段，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经历了“和好”到再对抗，最后完全投降的过程。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都作出了反应。广大爱国官兵为捍卫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前赴后继，奋起抵抗。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涌现出不少的民族英雄。为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主阶级的洋务派，试图“师夷长技以自强”，推行洋务运动。19世纪末，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学习西方文化和抵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结合起来，推动维新思潮发展为爱国救亡运动。此时，光绪帝出于夺取最高权力和不作“亡国之君”的意图，启用维新派实行变法。“百日维新”刚结束，作为民族矛盾总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揭开了序幕。“扶清灭洋”的口号，既集中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及阶级局限性，又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采取先“抚”后“剿”，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以上事实从不同角度说明，在第二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外国资本主义（以后发展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确立，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侵华政策的制定，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侵略，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清政府的对策和人民的探索、抗争，诸种因素合力的结局。

3、第三阶段（20世纪初到1919年）

本阶段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统治集团和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上。

《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依靠帝国主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洋人朝廷”；而帝国主义也调整了侵略政策，“以华治华”，利用清政府作侵略工具，由军事侵略转变为较“温和”、隐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侵略。与此同时，清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如海关、常关和盐税），都成了赔款的担保，国家财政日益困难，于是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因此，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这就使得人民大众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又上升，居于主导地位。这种高涨的反清情绪，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上了政治舞台。20世纪初，在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随之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它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为己任。同盟会一方面开展与保皇派的论战，一方面组织、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清政府，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为应付严重的国内危机，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结果适得其反，它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统治基础，引发了革命大风暴的来临。此时，立宪派在四川组织保路运动。革命派利用保路运动创造的有利时期，发动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成功，成为向清朝封建统治总攻击的突破口。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以上事实告诉我们：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政府的对立和抗争上。

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清朝皇帝，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的官僚统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皇帝贵族的专制统治。从此，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的统治暗无天日，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专制独裁，人民怨声载道。帝国主义又先后以袁世凯、段祺瑞作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斗争的焦点是共和与反共和、真共和与假共和的斗争。这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继续较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先后掀起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则是稍后的新文化运动。

（二）第二阶段

1、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和国民大革命时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从1919年5月至1923年底），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五四运动和中共“二大”制定的纲领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慑于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的声威和压力，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沿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中国的盟的。这样，中国又回到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政局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简言之，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可见，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洋军阀统治集团身上，而帝国主义则是它的总后台，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北伐战争时期（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表现为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有所发展的民族工业，重新受到列强的压制。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军阀混战继续扩大，战火弥漫全国大多数省份。“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在这种形势下，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勃然兴起。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针对社会问题明确提出：对内要打倒军阀，召开国民会议；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北伐战争，同样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为目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新高潮。“三•一八”惨案，表明段祺瑞执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勾结，镇压人民。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个军阀。它的胜利进军，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帝国主义公开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万县惨案”、“一•三惨案”和“南京惨案”。中国人民给予坚决回击，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可见，在北伐战争时期，尽管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也是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当时在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特别是争夺军队领导权的斗争异常尖锐；在中共党内正确路线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亦十分激烈。但它们受制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次要矛盾。

2、在第二阶段，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但从1931年至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大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国共政权对峙的局面。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继续北伐。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北洋军阀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对外依附于美、英帝国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进入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错误，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则是这一时期的开始，为创建人民军队、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揭开了序幕。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找到胜利之路。到1930年夏，全国先后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颁布《宪法大纲》维护工农利益。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力量不断壮大。在这个时期，尽管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混战连年；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激烈，特别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这些都是局部范围内的矛盾和斗争，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占主导地位的次要矛盾。

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日本帝国主义趁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之机，加快侵华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激化。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时集中反映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不久，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日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华北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加重，中共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领导“一二•九”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进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在全国范围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西安事变，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条件下爆发的。它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揭开了国共两党从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这些事实表明，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居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着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共两党的关系。

3、在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中心任务。

在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在中共的倡导和努力下，工农红军得以改编，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被承认，国共两党再次实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为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发动人民战争，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共召开洛川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向全国人民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为巩固根据地和争取抗战胜利，中共制定了各项政策，顺利渡过难关。如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既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中共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日的方针，既予以回击，又维护统一战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政权的生死存亡，国民政府才发表自卫宣言，表示抗战，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先后组织了四次大会战。也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的影响，在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集团虽然继续抗战，却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其反共的倾向日益增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和发展，这就决定了蒋介石集团政治态度的两面性：既想投降，又不放弃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与之关系彻底破裂。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矛盾。

4、在第四阶段，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积极推行全球战略，妄图统治世界。为控制中国，实行扶蒋反共的基本政策，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因此，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一直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和阶段特征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发动了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并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

二、中国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除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外，又产生了无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北洋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在中国从事传教、工商业等活动的外国资产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1、农民阶级翻身作主。

英国的大炮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显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侵的决心，太平天国运动把几千年的农民运动推向最高峰，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1930年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看到了翻身的希望，1947年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解放区农民翻了身，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

2、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

鸦片战争后（40-50年代）外国资本家在五口通商地区经营的船舶修造厂中雇佣的中国工人是最早的产业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言虽处于胚胎状态，却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从表面上看19世纪60年代起在洋务派兴办的军民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在官僚、地主和商人创办的确近代工业中也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早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展开了英勇斗争，但大都是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等自发性的经济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本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3、民族资产阶级未完成历史使命。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主张是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先驱。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康有为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等上历史舞台。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两面性）挽救不了民族危亡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代表孙中山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摧残、压迫而步履维艰，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政府的赎买政策，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应有的贡献。

4、买办资产阶级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行开始直接雇佣一批中国人为其服务，这些人组成买办阶层。其生存发展完全依附于外国资产阶级，是外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工具。象袁世凯、蒋介石这些大买办还出卖国家主权，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而买办资产阶级又是近代较早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人。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该阶级退出历史舞台。

5、北洋军阀张牙舞爪。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是袁世凯以1895年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通过笼络亲信、培植党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1912年袁世凯建立地主、买办联合政权后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各派军阀为争权夺利不断混战给人民带来空前灾难。1928年奉系政府垮台，从而结束了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继之而起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同样给人民带来灾难。

6、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黑暗。

1927年蒋介石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治上独裁、经济上搜刮，对内不断挑起内战，对外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官僚资产阶级在大陆的统治被推翻。

7、外国资产阶级得逞一时。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内开银行办工厂、走私贩毒的同时又设教堂、办报纸进行文化侵略，还藏污纳垢、干涉中国内政，成为生长在中国肌体上的毒瘤。英国等侵略者在“领事裁判权”外衣的庇护下产生了一批“治外法权化”人员。如，赫得控制中国海关达48年，各海关税务司的洋人雇员、华人雇员触犯法律，在传讯之前要得到洋人税务司的认可，中国海关成为总税务司统辖下的独立王国；洋教势力以暴力和条约为后盾进入中国后，在圣洁面纱的掩盖下一方面开办学校、医院传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霸占民房地产、欺压农商，包揽词讼。为害乡里，还收集情报充当侵略者的马前卒。随着洋教的传播和教徒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新阶层，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8、地主阶级分化瓦解最后被消灭。英国侵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惊醒了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爱国分子，他们反对清政府的闭目塞听，要求重新认识世界，去“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以奕忻、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从洋务派中又分化出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和社会新思潮的激荡下康有为等维新派走向封建主义的对立面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在统治阶级内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斗争说明统治危机的来临；20世纪初年立宪派的主张被清政府愚弄后，内部分化，有的人转向革命，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清政府陷于孤立。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于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州贵族的专制统治，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地主阶级销声匿迹。

总之，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各个阶级和各个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相互斗争的历史，其复杂变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的同时商品经济也有一定发展；西方的思想、科技传入的同时，中国的文化、科技也有很大变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结束被奴役、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第四篇：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社会

班级：广告策划3班学号：20113501姓名：贾敏中国近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国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中国农民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喊着“均田免粮”口号的太平天国运动到打着“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背后广大的农民队伍，无不闪现着中国广大农民的身影，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程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博学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来看，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活动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从思想观念上来看，中国古代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国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农民就在社会构成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做出了极大贡献。包括现代，农业也是国家产业之根本，农民也还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从1840年到1949年这样一段布满硝烟的岁月里，中国农民挣扎的模样犹然深刻，土地政策在变，革命方式在变，洪秀全的“均田免粮”粉碎在了天京的浮华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最终也没能战胜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诉求。之所以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因为他彻底地意识到中国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前的或者农民起义或者资产姐姐革命，因为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容易忽视中国底层农民的需求和生活现状。近代以前，中国农民大多尊崇的是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而近代，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许多农民渐渐放下对商业的歧视，而且大队伍的农民还加入了工业生产，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更加合理的利用了农村的过剩或剩余劳动力，加快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

其次，从社会活动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的陈胜吴广起义、李自成起义、或者说最成功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都脱离不了狭隘的小农思想，只想着推翻一个政权，再建立另一个封建政权，给农民更多的剥削和压榨，当他们手握天下的生杀大权，当他们之手翻云覆雨的时候，可能已经完全忘却最初的誓言了吧——给农民一个自由的生存空间。而近代农民很多都加入到自发起义运动中，从原来的推翻一个政权到反帝反封建再到人民当家做主，这样的思想飞越和精神跨度是中华民族在封建政权统治千年后的最响亮的呐喊。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侵略促使中国传统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农业经济也日益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并成为其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任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阻碍。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因此近代中国各阶级各政党各政治团体能否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决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得到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据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化为一场农民广泛参加的社会运动。

就中国近代社会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起来。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问题始终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始终。但愿现在乃至以后中国农民都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

第五篇：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恰逢中国社会大转折大变动的时刻。社会的剧烈变动,许多全新问题的提出,必然带来人们思想的空前活跃,各种不同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冲突,以致某种社会思潮逐渐取得主导的地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受到欧美、日本思想文化的冲击、影响,也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更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产物。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状态,它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千古未有之奇变”。这种变化,并非仅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冲击的后果,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自然演化的必然。它带来的社会变化复杂而深刻,表现为多层面的运动过程,各种内外、新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又使各个层面的发展不是同一趋势,而是呈现出多层面的立体交错运动的态势。在这块社会土壤中滋生蔓长起来的社会思潮也就呈现出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特征。第一,主题突出,政治性和现实性较强。就中国近代109年的历史来说,大多数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一是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而实现富国强兵。这两个问题,从它的提出到人们设计种种不同的方案(当然也有反对的方案),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争论,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是个完整的过程。要解决前一个问题,就必须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要实现后一个目标,则需要以民主、科学为思想武器,进行一系列近代改革与革命。因此,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便是贯穿近代各个时期各种进步思潮的两大主题。无论是革新与守旧的交锋,还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都与这两大主题息息相关。由于这一特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涌现的社会思潮大都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提倡“经世致用”,“以经术为治术”,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兴利去弊,强国御侮。他们的主张为当时中国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向西方学习的方向。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人物的洋务思潮,将魏源的“师夷”主张付诸实践,“借法以自强”、“船炮工商”、“制械练兵”以求富,使中国向近代化发展。1860年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潮出现转折,早期维新派兴起,其标志是洪仁的《资政新篇》与冯桂芬的《校?庐抗议》,皆要求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诸方面,实行全面的变革。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疾呼救亡图存,保种保国;严复“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他所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适应了当时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需要。甲午战后,进化论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成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认为,要救国只有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他们的政治主张虽然带有超越现实的主观幻想,但从其整个活动看,却充满了求实精神。面对现实、改造中国,始终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民族的长期屈辱使中国人不得不以追求国家的富强为最高目的。这一目的本身自然是高贵的,然而仅以富强为目的却使中国人走上了急功近利和专重物质成就的道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一段有名的话: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国故,毫不嫌迟。从机关枪的意识出发,最多只能吸收西方的科技,而缺乏“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和理念。由于强调政治制度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家宣传民主民权也主要是从救亡图存出发的。因而他们肯定民主价值的标尺不是人权,而是用来作为救国手段和治国方策。他们的宣传不是强调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人性解放,而是强调国家独立解放和富强。近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也主要还是出于功利的动机,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有真正的兴趣,更没有注意到科学背后的文化凭藉。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和为变革这个社会现实所需要的。第二,名目繁杂,丰富性与激变性并存。社会思潮是一种动态的意识现象,具有“浪潮”的特征。犹如涓涓细流汇成的潮涌,沿地表峰谷奔泻一样,作为一种意识潮流,自然也会有起有伏。在已有的中国近代中国思想史或思潮史研究中,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研究倾向,即重视知识精英思想,忽视下层民众思想;重视“先进”思想,忽视“落后”思想;重视进步思潮,忽视中间思潮和反动思潮;重视考察思想或思潮本身的演变,忽视对思想或思潮产生的社会土壤的深层剖析。于是,近代中国思想史或思潮史大多成为精英人物的先进思想史,这就难以反映近代社会思潮的丰富内涵和真实面貌。从社会与思潮的互动关系,知识精英与下层民众、上层人物的相互影响,进步思潮与带有“中间”色彩的思潮、反动思潮之间的比较、竞争等层面来看,由于近代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中国社会变化得非常迅疾,迫使中国社会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就匆匆向前迈过西方社会几百年内所经历的历史途程,因而,时代催促志士仁人尽早地登上历史舞台,急切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尽快地呈现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百余年间,各种社会思潮纷呈泉涌,目不暇接,形成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奇观。改良主义、立宪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名目繁多,匆促上阵;曾几何时,又仓皇退潮。同时,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纷至沓来,诸如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平民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柏格森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等。在同时并存和前后相继的各种思潮间,存在着激烈的交锋和斗争,如革命和立宪之争、共和与复辟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问题和主义之争、科学和玄学之争、本位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争等等。在各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和长期斗争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教育、实业、科技)救国思潮、民主革命思潮和新文化思潮等,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潮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思潮,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而热烈的认同,成为历史的主流、时代的强音。社会思潮在酝酿形成和涌动过程中,感性意识要素居主要地位。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有逆流,有先进、有落后,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丰富、多姿多彩的历史图画,带有非常明显的紧迫性和超前性、过渡性和多变性特征。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曾同时出现超越和复古两种不同的思潮,而刘师培、何震等人却把超越和倒退奇异地结合在一起,逐渐走上复古倒退的老路。此后,既有新文化运动思潮,又有国粹思潮;既有联省自治思潮,又有国家主义思潮。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思潮,作为辛亥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封建复古思想逆流的对立物,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与迷信,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与这种基本倾向相伴随的却有无政府主义主张、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式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等偏颇。且两者以极端的形式具有内在联系。其实,这也是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规律之一。因为在历史上,一种社会思潮的流行,由于它在一段时间内涌动迅猛,“包打天下”,因而与之相对立的思想情绪、心理倾向等,便被暂时地压抑和掩盖下来;当着这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放弃时,借助思维惯性的作用,人们往往易于走向其反面,因而与之相对立的理论、思想、心理等便像顿开闸门般地涌流出来。于是便有新的社会思潮发生,并把其与旧思潮对立的一些因素推向某种极端。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历史发展只能在两极对立中运动。因为某种社会思潮消退之后,人们的认识并不总是表现为另一种社会思潮的形式。其中,较为正确深刻全面的认识,则一般以一定科学理论学说体系的创立为其结晶。历史表明,同思想运动相比,社会思潮就其整体而言,缺乏统一明确的思想指导原则和它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及目标的自觉意识,这就不能不使它的思想内容包含较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极端性。第三,文化转型,传承性与融合性交替。一般来说,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有三个机制:一是文化的纵向传递,即文化传统的承继性;二是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交流;三是文化的主体创造即在现实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再创造。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关系极大。任何一种文化没有它种文化的冲击、碰撞、交汇和伴随而来的平等融合、交媾和再生,都不可能实现由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飞跃。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中国文化自身进程被打断的情形下发生的,具有明显的屈辱、被动和非自觉性,正如人体器官移植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西方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这就使中国文化步入近代时,蒙上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和正义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变的艰难性。如何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长期思考和争论的问题。其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有着许多痛苦的经验,曾形成东西两种文化派别:一种是西方文化派,哲学思想上受了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带有崇洋色彩;另一种是东方文化派,哲学思想上受了尼采唯意志论、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又倾向于封建复古。至今,“崇洋”与“复古”仍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长河中尚未根本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文化继承既具有客观性品格,又赋有主体自觉的特征。中国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复杂的统一体,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其历史传统的文化。每个时期、各个学派都有各自的精彩的独立贡献,不能把某一时期或某一种思潮视为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代表。通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文化。它既有优秀的一面,又有落后陈腐的一面。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建立在前一个时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吸收和创新。传统和现代不是水火不容、绝对对立的。黑格尔说得好:“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象,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8页)以章太炎、刘思培为代表的国粹派,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从民族、历史、地域的有机联系形成文化传统观念,力图将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与破坏现存秩序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他们通过清理传统文化固有的糟粕,拨除封建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歪曲,以恢复和维护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梁漱

溟、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钱穆先生最具中国情怀,他从史学的观点出发,并不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相反地,中国文化是在长期历史中不断演进和发展而形成的。他重点关注的是文化理想的保存与实现,从文化传统中发掘出现代有关联的成份,作为发展科学与民主的基础。孙中山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接受过来,发挥为民权思想,他肯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但对之加以改造,将“修身”的解释提到抛弃陋劣习气、进于文明生活、培养文化素质的高度;他称赞“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传统道德规范,但在其中注入了许多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传教士而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汤因比曾云:“在西方文明的排山倒海的冲击之前,中国原是一个和谐而宁谧的人文世界,有高明的人生乐趣,有深刻的生命情操,也有弥漫的尘世乐趣。虽也有一治一乱的循环,与反复扰襄的战争,然而却摇撼不了中国人文世界内在的积极性。可是西潮汹涌袭来之后,中国人却在痛苦中趋于分裂,西化乎?俄化乎?本位乎?中国人在此挑战下,尚未表现出强有力的创造性回应。”(《历史研究》,陈晓林译,台湾桂冠图片公司出版,图78说明文字)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的心态是复杂的,既有因伴随侵略所带来的反感,又有以怀着对固有的信念和感情的抵拒,更也不能不睁开眼睛正视现实。西方文化的冲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所比较而逐渐反省、认识。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陈独秀,再到毛泽东,都曾对中西文化进行思考、比较,究其得失,寻其长短。正是从比较中认识到要救国就必须改变现状,就必须学习西方,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都加以吸收,于是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出现了引进器物科技的洋务运动、为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以及批判封建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一百多年间的历程,都没有离开中国的传统,是在不断会通融合中外文化的过程中来创建中国的新文化。由于欧洲与中国间社会发展程序的拉大,文化交流也因之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而变成了倾斜的、中国单方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由于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反侵略这种尖锐的政治背景,这时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的政治危机,具有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政治性质。但由于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化,经济发展的很不平衡,以及文化本身杂糅着中西文化陈腐的东西,新文化的建设很不完善、很不成熟。例如对文化的急功近利,忽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不尊重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等,都影响了近代文化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集中在: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同近代科学技术的冲突,封建君主专制与近代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冲突,纲常名教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冲突。冲突的性质决不是所谓的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冲突,而是古老的东方与近代崛起的西方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全面的冲突。中西文化的冲突必然导致融合与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会通的最低层次,尽管本体不变,只是吸收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技,要以中学包容西学,但它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甲午战争后,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趋势更为明显,要融中西文化成一国之学,这正如梁启超后来回顾的,欲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从洪秀全、洪仁、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人的个人情况看,也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出中西文化融合的趋势。中西文化既矛盾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变化和发展(既有衰落消亡的一面,又有改造新兴的一面)、走向世界、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但其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文化体现了人类掌握自己,人类同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程度。人类理性的高度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成败和归宿。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革之所以遭到挫折和失败的原因应当从文化和文化哲学中寻找。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哲学,本身就带有一种惰性力量,不是“力今以胜古”,往往是“好古而忽今”,所以,只重继承而轻创新,只重视外来文化的模仿和吸取,而忽视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变革和更新。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上,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认识都失之偏颇,“保守派指责现代化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而激进派则怨恨传统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其结果都是庸人自扰。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中并不乏现代化的合理因子,如能及时地善加诱发,未始不能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主张毁弃传统,这更是浅薄的。只有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新文化建设才会富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