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中传来怎样的历史讯息？5篇范文

第一篇：《风声》中传来怎样的历史讯息？

《风声》中传来怎样的历史讯息？

陈捷

【专题名称】影视艺术 【专 题 号】J8

【复印期号】2010年02期

【原文出处】《电影艺术》(京)2009年6期第48～50页

【英文标题】What Is the Message of History from The Message

【作者简介】陈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

《风声》在今年所有的建国“献礼片”中的确算得上一个特例。眼下其票房的一路飘红虽说一部分是借了《暗算》、《潜伏》等谍战电视剧热播的东风，但影片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仍然是耐人寻味的，背后有着广阔的可延伸的思考空间。

故事和历史

《风声》首先是一个故事，这是相对于它的历史背景而言。与同期上映的《建国大业》相比，《风声》以“中国首部谍战巨片”的旗号卸载了建构宏大历史叙事的企图。在《建国大业》努力地寻找历史中的戏剧性之时，《风声》则努力地为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寻找着一件合适的历史外衣。

《风声》讲述了发生在1942年汪伪政府中的一场间谍之争和追查内鬼的刑讯拷问，这个故事缘起于原小说作者麦家对于侦探悬疑小说的喜好和电影编导们对于“谍战”题材的热爱。将一个显然具有现代性内涵的故事加以革命历史化，这是近来历史剧出现的一种新倾向，其中历史背景的宏大和历史信息的庞杂并非为了探求某种历史深度，而只是为了凸显出当代语境中更为复杂的人性，辨析故事中的人性将依赖于新的审视角度，他们的行动意义将取决于当下的人性认知。因此，当影片开头以一个大气磅礴的俯瞰镜头勾勒出焦土中的破碎山河，并直接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民族存亡之际的抗战背景之后，历史的意图却只是虚晃一枪。随即出现的那个建构于绝壁之上的阴森古堡裘庄让我们联想起的并非渣滓洞或集中营，倒更像是一场颇具刺激感的心理游戏中的虚拟环境，需要我们勘破的，不是汪伪政府的间谍体系，而是一群有罪或无辜者在灵魂炼狱中煎熬的人性。这个题材和意图似曾相识，它令人立即联想起萨特著名的存在主义戏剧《死无葬身之地》。

历史的故事化和故事的历史化恰好是历史叙事中的两种倾向，前者承认历史可以用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后者看起来却只是拿历史当个点缀。在故事与历史、虚构与纪实的复杂关系中，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找到了一个连接点。真正的历史固然不可叙述，一旦历史被当作故事讲述，历史本身就遭到了破坏，但几乎所有的历史叙事又都摆脱不了“故事”的元素，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往往共用着一套叙事模式和情节编码系统，正是“故事”揭示出历史中事件的意义、连贯性和历史本身。海登·怀特曾详细论证过历史叙事中情节编码的含义，对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所揭示出的故事建构的本质意义，即无论是历史的故事化还是故事的历史化，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建构的独特方式，背后都隐藏着某种意识形态的深意。

因此，当一个故事被刻意注入了历史的容量，其中究竟传来了怎样的历史讯息？换言之，虚构的理由或意义究竟何在？这是面对《风声》以及一系列各种重要历史背景之下的故事时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

类型和意义

《风声》毫无疑问是一部类型片，不管称其“谍战大片”还是“涉案剧的变种”，或如导演所言是“主旋律化的类型片”。在很多人看来，影片算得上国产主旋律电影的一次突破性成功。对影片中人们所热议的杀人游戏式悬疑推理和充满视觉效应的酷刑展示，本文不想去做蛛丝马迹的探寻，也无意于津津乐道的场景再现，本文感兴趣的是影片通过“悬疑推理”和“酷刑”这两大招牌究竟建构了一个怎样的类型模式，表达了怎样的意义？

按照怀特对于历史叙事的理解，一旦读者识别出故事文本中所内含的类型模式，他也就获得了对故事意义的理解。也就是说，正是故事的类型决定了故事的意义，而类型的模糊杂糅也将直接导致意义的暧昧和含混。具体地说，一个故事将通过其“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含义模式”共同组成作品的风格系统。比如“浪漫的”情节和“形式主义”表现方式指向“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悲剧的”情节、“机械论的”表现方式则指向“激进派”的意识形态，等等①。这些模式中的因素不是可以随意交融的，它们往往相互矛盾，相互排斥，不能强拼硬凑，只有伟大的叙事家才能在这些矛盾的因素中寻找到审美的平衡，给作品以总体的连贯和一致。

从《风声》的故事情节来看，它大概可以有三种叙事类型的选择：一是悬疑推理路线，拍成类似《尼罗河上的惨案》式的影片；二是传统的英雄主义路线，拍成《宁死不屈》、《烈火中永生》式的影片；三是现代主义路线，拍成《死无葬身之地》式“生存绝境”和“灵魂拷问”的存在主义戏剧。现在看来，《风声》正是这三种类型的杂糅和混合，但遗憾的是，我并未在这三种类型的混合中看到一种审美的平衡和意义的统一。

在革命历史叙事中引入具有现代感的悬疑推理元素的确是《风声》的一大独创。如导演所说：“杀人游戏一般的绝境斗智，是这部电影的类型核心。”原小说作者麦家也自称受到了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影响，《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孤岛奇案》等都是“在封闭的环境里寻找凶手的故事”，这本应是一个智力游戏的基本模型，应以其缜密的逻辑推理和巧妙的悬念设置来吸引观众。但在《风声》中，作为一种类型元素的悬疑推理被大量压缩和简化，所应带给人的理性思考的乐趣被人物过早的死亡、真相提前的暴露和大量的酷刑大大降低。人们还来不及对谁是老鬼做出思考和判断就已经被连续不断的视觉冲击所带来的恐惧、刺激、恶心的生理反应所淹没。在老鬼和敌人之间，也在观众和电影之间的，是一场体力的对抗，而非智力的对抗。

酷刑在传统的革命叙事电影中从来都只有一个简单的含义，那就是展现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崇高的信念和牺牲精神，这种对信仰的简单化处理往往和宏大历史叙事结合在一起，因其语调铿锵、目标明确往往也能获得某种感染人的力量。但《风声》中的酷刑影像显然意图更为丰富，导演试图以酷刑贯穿影片，其作用之一是增强恐怖悬疑气氛并推进情节，作用之二是展示大无畏的革命意志，作用之三是还要隐喻着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生存绝境”。如麦家所言：“我觉得人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受考验、受罚，甚至受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让自己变得坚强，同时创造自己的价值。我的小说就是把人性放在一个非常逼仄的空间里，对人性进行极端的拷问，当人面临重重枷锁，面临重重危机，甚至生死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人的精神到底有多么强大？人的意志到底有多坚强？”

但这三重构想遭遇到影片的三重类型时却只起到了令人难堪的效果。悬疑固然不能依托视觉暴力，更重要的是，所有正在经历酷刑的人们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把握不了对他们到底应该持“心疼”还是“崇敬”的情绪。在这种情形下，酷刑考验的不是革命者的意志，而是观众的忍耐力和道德良心。当然，如果影片最后真的描述出了一个萨特笔下的“他人即地狱”的世界，真能在绝境之中拷问了大多数人的灵魂，成为一出阿尔托所说的表现了“生的欲望、宇宙的严峻以及无法改变的必然性”的残酷戏剧，影片将毫无疑问迈入一个新的高度。但正如人们所发现的，《风声》中的刑罚颇具后现代的意味，它对身体的把玩显然比对灵魂更感兴趣。一方面六爷的反复出场将酷刑变成了一种绝技奇观，另一方面，备受关注的李宁玉裸身被测一幕则可以被读解成一种“SM式革命”。总而言之，陷入绝境的仍旧是人的肉体而不是灵魂。而一场被革命历史化后的“杀人游戏”，其中有一些专为后现代观众设置的奇观场景，有一个专门献给前现代观众的意义核心，这大概就是《风声》的叙事类型所建构出的多重意义。

信仰和道德

如果《风声》仅仅是一个并不圆满的类型叙事，我们也不必深究。毕竟，中国电影的商业化努力还需要更多的肯定和鼓励。但如果有人将影片提升到一个“圣徒殉难”的境界，而影片的编导者们又不断在表白他们“信仰”的决心，我们就不得不去仔细辨析《风声》中的信仰和编导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编导们一直声称这部影片要讲述一种信仰的力量和一种广博的情怀。导演说：“我们需要能够仰视、肃然起敬，能让自己感到自惭形秽的那种人物。这话说得好像有点装，但我觉得是应该的，既然从事这个，有时候是得装，都不装了我觉得也不对。”导演还说，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就是连黑社会也会讲的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如果《风声》真的仅仅是要颂扬这样的一种水泊梁山式的信仰，那它的历史外衣下包裹的就是比历史还要陈旧的人性内核。如前所述，在被历史化的故事中，重要的不是历史真相，而是当代视角下的人性真相。《风声》的故事中暗含着这样的一种历史解释，它试图为我们勾勒出一种革命历史叙事的转变，一种从“党性”的胜利到“人性”的胜利的转变。比如受刑的老鬼也会露出痛苦的表情，对着亲人的电话也会泣不成声，她不会像江姐那样大义凛然地说，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做的。《风声》试图告诉我们，老鬼的胜利不是一个党对于另一个党的胜利、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胜利，甚至也不是一种被抽象化的正义对于非正义的胜利，它只是人性的胜利，根植于一种信念的人性的胜利。

从这一点上说，老鬼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鬼那强大的信念从何而来？在那个特殊的情境下，必须以欺骗、利用、陷害、背叛为职业的她是否有过瞬间的犹豫、行动的延宕、对行为意义的怀疑？内心经历过信仰和道德的挣扎？作为一个追寻信仰的现代人，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信仰的可靠性和道德的正当性问题。

在传统的英雄主义作品中，我们从未遇到过这个问题，在一种简单化的人性解释中，“为了民族解放和全人类坚持到底”或是“共产主义必胜”的信仰从来都是最高的真理，而背叛信仰就是最不道德的可耻行为。但现在，在一个日趋复杂的人性语境中，这个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在所有此类题材的作品中，如何处理好这个悖论已经成为编导者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因为这不光是剧中人的选择和人性，更是编导者的选择和人性。

《风声》的故事正是通过一个“绝境”的设置微妙地透露出一丝矛盾而复杂的讯息，那就是，我们的信仰有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而非他人和所有人的信仰，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坚持信仰可能会陷他人于万劫不复之地，这个信仰有可能与我们的道德良心发生冲突。老鬼顾晓梦便身陷这一悖论中，她不仅是一个宁死不屈的革命者，更是一个身负使命的职业情报员，她的工作是与敌人百般周旋，必要时也得对无辜者痛下杀手，还要骗取李宁玉的信任和友情后加以百般利用。身处这一悖论，我们可以选择用一种坚守或反思的态度来面对，但坚守的并非简单的信仰，反思的应是脆弱的人性。在信仰和道德的天平上，导演的倾向和立场决定于他的历史意识，而他采用的手段将决定于他的智力与水准。联想起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这部往往会被我们处理或理解成英雄主义的作品，实际上更接近于一出荒诞戏剧。在萨特看来，人活着的全部意义不在于他实现了某种信仰，而仅仅在于他活着，并且做出了某种自由的选择。酷刑在其中的荒诞意义在于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承受酷刑，或许生存本身就是一种酷刑。《风声》显然不是荒诞戏剧，它有一个明确的信仰内核。所以《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游击队员们为了保守秘密合伙掐死了一个软弱而无辜的男孩，随后有人疯狂，有人崩溃。而《风声》里的顾晓梦和吴志国合伙牺牲掉了白小年、金生火和李宁玉之后，自己也慨然赴死，而所有这一切最后如果只归于一个解释，一个简单的人性和信仰解释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满足的。

在小说《风声》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这个结局在信仰和道德之间留下了一个问号，电影将之改成了一个夸张的惊叹号。一段残酷的历史和现实，在《风声》中终究被叙述成一个高度游戏化和奇观化的故事。历史的故事化和故事的历史化本来都无可厚非，只不过近些年我们见多了打着“人性”旗号贩卖的情色与暴力，还有被颠覆的历史真相，刚刚触目惊心于我们的导演要将“大屠杀”做成商业大片的口号，现在竟然又有了被叫卖的“信仰”。

也许，在全民娱乐的时代，关键不是谁的、或什么信仰，而是一种将信仰娱乐化的能力，也不是道德水准，而是将道德的概念与界限模糊化的本领。据导演说，《风声》中还有许多影院版被剪掉而可能出现在加长版中的“情欲戏”，从这一点看，《风声》与《色·戒》有异曲同工之妙。

注释：

① ［美］海登·怀特．前言：历史的诗学．见：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02.^

第二篇：曼德拉怎样成为历史中的英雄

曼德拉怎样成为历史中的英雄 题记：

纳尔逊·曼德拉曾说：“人类讲及自己时会流于夸大，所以我将留给历史学家和专家去夸大其辞。” 历史学家，以及担负记录“即时变成历史的新闻”职责的媒体人，理应尽一切可能避免夸大其辞。即便本着这样的初衷，在努力“还原”历史情境里的这位非洲奇男子时，内心深处的敬意仍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一、超越非黑即白–回溯历史情境

７月１８日是曼德拉的生日，也是联合国大会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决议设立的“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简称曼德拉日）。联合国号召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一天从事至少６７分钟的公益活动。

６７分钟，象征着曼德拉为反种族隔离事业奋斗的６７年政治生涯（１９４２－２００９，这是南非人的通常算法）。

一直都很可惜世界知识出版社没有再版近６０年前美国记者约翰·根室（JohnGunther）的《非洲内幕》（译者伍成）。好记者笔下的记录和分析，与学者最大不同之处或在于善于捕捉流动着“地气”的新鲜细节。细节常常比数据更接近历史深处的真相，也更易于获得后世人们的理解和内心感应。根室另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开门见山地亮明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你继续相信他的报道坦率并且忠诚于事实。

根室应是１９５４年前后到访的非洲，《非洲内幕》一书出版于１９５５年，所以不可能更晚。根据曼德拉传记《与自己对话》一书所附年表，１９５４年恰是曼德拉创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第十年，当选青年联盟主席的第四年，当选非国大副主席和担任“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发言人与全国志愿者总指挥的第三年，制订“曼德拉计划”（Ｍ－plan）以部署非国大未来地下活动的第二年。

根室在南非的时候，南非白人政权正在迅速将种族隔离进一步全面地、系统地加以制度化，而曼德拉本人已经进入了非国大–领导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主要组织的领导层。根室在书中没有提到曼德拉–实际上，根室采访的对象多数是白人，特别是白人政权的领导人，甚至于“南非民族主义”也专指南非白人摆脱宗主国独立的国家情怀。

尽管如此，根室对种族隔离深恶痛绝，他在书中直截了当地说：“南非人不是纳粹，但汉斯·斯揣顿（HansStrijdom,１９５４年出任南非联邦总理）政府至少是部分建立在三种最使人不愉快的人类特性–恐惧、偏见、褊狭之上的。它是毫无保留地建立在白种人绝对优越的原则之上的。在某些方面，它是我在自由世界中所看到的最丑恶的政府。” 根室观察到，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专政不仅严重侵犯了黑人的自由与尊严，也同样深深侵害了它治下白人的自由与尊严。斯揣顿上台后，南非公民自由方面的发展情形急剧恶化，英文报纸小心翼翼地进行自我审查；科学家被禁止参加国外的人种学会议；护照受到严格管制（那个年代南非罕有黑人有护照）；警察获得参加任何集会和不经上级批准也不需搜查证便可搜查任何住宅的权利。当时的司法部长查理斯·斯瓦特的名言是：“如果给黑人平等的机会，白人便会灭亡。”他拥有高于任何法院的权力，可随时禁止任何人前往某地或在某地生活和工作。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抗议种族隔离法，除罚款和坐牢还可施以鞭笞之刑–不分人种一视同仁。根据斯瓦特在议会所作报告，１９５２年，全南非白人罪犯被鞭笞７６０下，印度人受笞２０６下，非洲人和有色人（混血儿）受笞４９１１１下。需要说明的是，截至根室到访南非时，受鞭笞的都是普通犯。

根室在南非逗留时间不长，但足以令他坚信种族隔离制度没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不管是像美国南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学校、公共汽车、餐馆等特定空间的隔离，还是南非种族主义者企图实行的地理上的整体隔离，最终都会失败和消亡。他的这种历史洞察力与乐观精神–同时也是对邪不胜正的人类未来的坚定信念，与曼德拉惊人地不谋而合，令人油然而生钦佩之心。

根室写道：“种族问题的阴云惨雾笼罩着（南非的）一切……我认为，由于有计划地不使非洲群众有任何组织和前进的可能性这种残酷事实，目前的制度可能继续存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但是，认为占少数的白种人能够永远把占大多数的黑种人完全压服住是毫无理由的。没有人能够无限期地镇压住整个民族。” 根室是白人，理解南非白人的心态与困境。在非洲大陆，南非白人实在是极为特殊而纠结的族群。南非的白种人又可大致分成南非白人（布尔人）和南非英国人两大群体，前者占据多数，两场布尔战争的历史积怨直至今日仍然清晰可见。南非白人普遍把南非当成自己的唯一家园，除却南非，无家可归，无处可退。这和笔者昔年在东非的见闻大不相同。在肯尼亚，也有很多世代居住的白人家庭，最著名的就是发现人类最早化石的考古学家利基的家族，但他们通常都持有英国和肯尼亚双重国籍，在英国有亲戚，甚至于也有产业，两头都是家，这句形容对定居东非的白人更为恰切，他们从不曾有过脱离母国的想法。而南非的荷裔白人，却曾经为了摆脱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打过两场布尔战争，还创造了一种只有他们自己会说会写的“南非语”，又称布尔语，也即曼德拉在狱中学习的阿非利卡语。在很多南非白人看来，如果南非有当年英属１３个北美殖民地那样的天时地利，南非会成为第二个美国。但南非显然没有美国赖以立国的地理条件，事实上也没有美国的人文条件。根室在南非，一再听见白人忧愁地发问：“我们是否有前途？或者我们是否是一种注定要灭亡的人？我们的儿孙们将要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由此，根室揭示了一个很少为黑人和外界所关注的事实，就是在包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白人眼里，种族隔离问题不是“土著人的问题”，而是“关于白种人的生存的问题”。

当时南非的劳工部长詹姆斯·德克勒克曾发表演讲，警告南非白人面临四种危险–黑色危险（黑人的政治觉醒）、红色危险（共产主义）、黄色危险（印度移民）和白色危险（南非白人的分裂）。谁能想到，在世界眼里如此强横顽固的南非白人政权，望向四周却只看见各种颜色的危险，其内心之脆弱、恐惧之深切，不必再加形容。

曼德拉很早就能洞察白人统治者的这种心态，这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情，因为他在穷乡僻壤长大，从来没有留过洋，以“南非农民的儿子”自况。事实上，他和所有黑人一样，是因为个人和同胞遭受种族隔离制度伤害的切肤之痛而投身于反种族隔离事业。根据他的自述，1952年之前，他曾坐过一次监狱，早上进去，下午出来，原因是进一个厕所洗手，却没注意到厕所上有只允许白人使用的标志牌。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

曼德拉和根室一样，敏锐地看到南非的黑人没有能力“把白人赶入大海”，南非的白人也没有能力灭绝占总人口五分之四的黑人或者长久施行种族隔离制度；他同样发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南非白人政权施行种族隔离制度，更多是出于“务实”的考量和对自身生存前景的巨大恐惧感，脑袋里的肤色偏见反在其次，因此把白人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无益于黑人争取自由的事业。

在漫长而艰难的铁窗岁月，曼德拉进一步认识到，如果被压迫者得不到自由，压迫者也同样得不到自由。“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 根室看到了问题所在，而曼德拉解决了这个问题。在６７年的政治生涯里，曼德拉超越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超越南非历史与现实的深切纠结，超越各个族群内部及彼此之间的分裂与分歧，始终如一地反对白人专政也反对黑人专政；始终如一地追求南非所有人民和谐共存，他因此不仅超越了战友和政敌，而且感染了战友和政敌，成为他们共同的领导者。１９９３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当年和平奖颁发给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表彰他们“为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和向非种族民主的和平过渡的努力”。两人一起获奖，谁的名字应该放在前面呢？

德克勒克是白人，曼德拉是黑人；德克勒克时任南非总统–也是种族隔离的南非末任总统，曼德拉只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刚刚获释两年的世界最著名囚犯，而非国大连在野党都不算。

不仅如此，从上世纪８０年代里根政府时期起，曼德拉和非国大就被美国列入“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黑名单，美国众议院直到２００８年５月８日才投票决定解除对曼德拉及其领导的反种族隔离的政党成员的旅游限制，此前，曼德拉和非国大成员需得到免签特批才能进入美国。

据说，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为排名问题很是伤了番脑筋，最终决定将曼德拉放在了首位。历史总是回过头来看会显得更加清晰，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侥幸选对了答案。没有德克勒克，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仍必然走向灭亡；但没有曼德拉，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未必能够和平地灭亡，南非也未必能够实现和平的转型。

二、不是“甘地第二”——还原历史真相

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４年，曼德拉同意与南非白人政权谈判，成功领导人民和平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并因此与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末代总统德克勒克分享诺贝尔和平奖。其间，“圣雄甘地第二”的称号满世界不胫而走，很多人误认为曼德拉是非暴力主义的信徒。

对此，曼德拉一方面表示高度尊崇圣雄甘地，另一方面却有一个委婉而又意味深长的反驳：“尼赫鲁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要知道，举世尊奉甘地为非暴力主义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领袖，尼赫鲁则被公认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追随但不盲从甘地。早在甘地以超出“非暴力”限制为由宣布中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尼赫鲁便意识到了非暴力主义的局限性。

说回曼德拉，如果你读过他的自传，你会发现，曼德拉从未讳言非暴力主义不是他的信仰，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把非暴力看作是一种神圣不可违背的原则，而应当把它看作一种根据形势需要而使用的战略战术”。

在数十年反种族隔离斗争中，曼德拉有过两次至关重要的道路选择。

第一次发生在青年时代。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曼德拉选择了暴力；同时在战争、恐怖活动、游击战、旨在造成经济损失但不以人员伤亡为目标的破坏活动这四种不同烈度的暴力中间，又选择了最低烈度的破坏活动。

他２２岁（１９４０年）时即因参加反种族隔离抗议活动被勒令退学，此后一边靠自学和函授完成大学学业，一边更加坚决热诚地投身于反种族隔离运动之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年轻活跃、口才便给的曼德拉已经是南非反种族隔离阵营里声名鹊起的少壮派、激进派，同时又是激进派中的温和派、开明派。

早在５０年代初，曼德拉已经有了武装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想法。根据他的自传，１９５３年，他的密友沃尔德·西苏鲁秘密访华。行前，曼德拉对他说：“到中国以后，你告诉他们我们要进行武装斗争，要组建军队。” 上世纪中叶，是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快速地、系统地、全方位地将种族隔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的高潮期。从1948年至1961年，南非白人当局制定和修改了60多项种族主义政策与法律，自１９１２年成立便坚定奉行非暴力主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到１９６０年遭到彻底取缔。曼德拉和众多血气方刚的非国大成员认为，基于这种形势，仅靠非暴力手段，不可能推翻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一次又一次使用我们武器库内所有的非暴力武器，例如演讲、派代表团、威胁、游行、罢工、自愿坐牢，这些武器都没有效果，因为都遭到铁拳的打击。压迫者确定斗争的性质，被压迫者常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揭露压迫者。也就是说，发展到一定时刻，只能以火救火。” １９６１年４月，曼德拉转入地下活动，６月创立了非国大军事力量“民族之矛”并担任总司令。是年底，“民族之矛”首次开展暴力活动，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翌年１月，曼德拉秘密取道博茨瓦纳离开南非，在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接受两个月军事训练，学习如何移动射击和进行爆破。

１９６２这一年，他总共访问了１２个非洲国家并在伦敦逗留两周，搜集和研究各国游击战资料和有关武装斗争的著作，包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密特朗领导的法国游击战、东欧各国游击战、曾任以色列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撰写的《反抗》等，并做了大量笔记。有趣的是，研究游击战的日子里，曼德拉也在阅读《安提戈涅》等希腊戏剧，“对人类的敏感度提高了”。也是在１９６２年，曼德拉初次邂逅“中国革命”–在伦敦一家书店买到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曼德拉回忆说：“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这可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内容简单，有感染力。”“中国革命真是一部杰作，是真正的杰作。如果你了解到他们开展革命的方式，就会相信所有事情皆有可能。中国革命真是个奇迹。” 而在新中国，就笔者所查找的资料，早在１９６１年５月３１日，新华社一则以约翰内斯堡为电头的消息就提及曼德拉：

“２９日晚间，南非非洲人全国行动委员会书记曼德拉强烈谴责南非政府以暴力镇压南非人民的大罢工。

曼德拉为避免被逮捕已经隐藏起来，他通过秘密途径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鉴于政府对我们的和平抗议所采取的那种办法，我不认为我能够继续谈论和平和非暴力。” 他说，'鉴于政府的显示武力和施行威胁，继续谈论和平是没有价值的。'“ 曼德拉研究游击战和醉心希腊戏剧这段日子，也是他７２岁以前最后一段”自由“时光。作为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头号通缉犯，曼德拉在逃亡一年多后，于1962年8月5日再度被捕，以煽动罢工和非法离境罪被判５年，１９６４年以蓄意破坏等罪名改判终身监禁。在狱中，曼德拉熟读毛泽东著作。

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在写给时任南非司法部长的信中说：”在这样的形势下,诉诸暴力是自由战士们不得不选择的方法……收起我们斗争的羽翼就意味着向一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府妥协，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自己事业的背叛。世界历史尤其是南非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诉诸武力或许还是合法的。“ ……

曼德拉第二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道路选择，发生在１９８５年。这一年，他６７岁，入狱２３年。这一次，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他选择非暴力，决定停止武装斗争，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展开谈判。

这是一个历史性决定。一时间，他遭到众多难友、战友和追随者的质疑和反对，被抨击为在背叛，在屈服。理查德·斯坦噶尔（RichardStengel，《曼德拉之路:关于生活、爱与勇气的15堂课》一书作者）曾问曼德拉：”你为什么选择放弃用暴力来取得政权？是你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还是因为你发现用和平的手段可以得到国际支持呢？“ 曼德拉反问：”为什么两个原因我不能兼而有之呢？“他的逻辑与入狱前主张暴力时如 出一辙：谈判只是策略，终结种族隔离才是目标。

曼德拉没有迷失方向。他顶住巨大压力，劝告激进的黑人组织，把武器扔进大海，而不是把白人赶入大海。他也同样诚恳地告诉全体南非人，”在那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 多年后，南非《星期日时报》负责人蒙迪·马坎亚说，”纳尔逊·曼德拉的思想仍是一剂能将南非团结起来的黏合剂。“ 如前文所述，南非的白种人内部存在深刻的历史积怨与现实利益分歧，在种族隔离问题上也有从开明温和到强硬顽固的不同立场；而南非的黑人，地区之间、部落之间的矛盾也很复杂，非国大内部，非国大与其他反种族隔离组织之间，抗争方式之争更为激烈。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激烈地分化和分裂的社会里，曼德拉相信存在共识，并且奇迹般地既坚守了原则，又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最终和平地实现了自己想要的共识。

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过程中，时任总统德克勒克是曼德拉的主要谈判对手，其后又成为曼德拉政府的第二副总统和反对党主席，与曼德拉公开不和。今年５月，德克勒克在加篷回忆曼德拉说：”我们有过剧烈的冲突，都向对方放过狠话“。然而，”每当出现危机的时刻……我们总是能够超越我们的分歧，找到容纳对方的空间。“６月底曼德拉病危时，德克勒克夫妇提前结束在欧洲的行程赶回南非。

世界纷繁芜杂，不仅同时存在丰富的中间与混合色调，连同黑白两种看似天生对立的颜色，都可以和平共存。不管社会分裂和对抗程度多剧烈，总有可能找到共识促成团结，这是曼德拉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启示。

三、拒绝逃避真实——宽恕的前提

自１６５２年首批荷兰殖民者登陆开普敦，南非就出现了种族隔离，被全面系统地制度化也有半个多世纪。黑暗血腥的种族隔离制度，令南非创巨痛深。

在反种族隔离运动中，很少有幸存者受过曼德拉遭受的痛苦，所以也没有人比曼德拉更有资格说：放下那些仇恨，让过去的过去吧。

曼德拉的确说了这样的话，但他的前提是”不能逃避真实“。历史的真相需要得到还原。罪犯可以赦免，但罪恶必须详尽地记录下来。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０日，曼德拉就任新南非第一任总统。次年１１月２９日，在曼德拉推动下，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南非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主持，主要职能是调查实行种族隔离时期南非与种族冲突有关的践踏人权活动真相，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聆听受害者及其家庭的陈述，凡主动讲明自己罪行者予以赦免。

委员会工作了三年，从成立之初，就得了个”流泪委员会“的绰号。众多受害者哭泣着讲述他们在种族隔离时代遭受的非人折磨、虐待、侮辱和蹂躏，很多细节令人毛骨悚然。白人警察则诉说他们如何绑架反种族歧视分子，让他们求饶后再开枪射击或用电刑处死他们，或者干脆扼死他们再砸碎脑袋。委员会也没有回避黑人的暴力犯罪行为。

委员会原定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４日午夜为申请大赦的最后期限，因两次获曼德拉同意延长，一共运行了三年。当时，有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院女学生，名叫珍妮弗·卢埃林，利用暑假到这个委员会实习。这位年轻的”局外人“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触：”坐在家里论证正义思想是很容易的。但是，当你走进一座黑人城镇，看到宽恕他人的罪孽对于那里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就成为非常具有挑衅性的概念了。“ 既然终归要放下，要宽恕，要和解，为什么还要清算真相？还要揭开那些流血化脓的伤疤？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南非社会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一直存在争议，但曼德拉始终支持和肯定委员会的工作，相信清算真相，正是为了宽恕与和解，这是国家团结、民族和解的正道。

有两件与曼德拉个人遭遇直接有关的事情，颇能说明他对真相的态度。

１９６９年，被关在罗本岛监狱的曼德拉开始偷偷写作自传手稿，不幸于１９７１年被狱警卡德发现没收。３３年后，卡德将两本笔记手稿交还曼德拉，曼德拉在向卡德道谢时说：”这两本笔记并不单纯是一名囚犯的手稿，它们同时代表着一种希望，亦即我们可以重拾曾受种族隔离政府压抑的记忆与往事。“"我们国家的历史特点是被遗忘的事太多。” ２００４年９月，曼德拉唯一在世的儿子马克贾托死于艾滋病，终年仅５４岁。当时在南非，艾滋病是一个禁忌话题，马克贾托去世时，医院没有透露死因。但数小时后，曼德拉自己公开了儿子的死因。他告诉媒体：“我们不能逃避真实。”“让我们公开艾滋病，而不是隐瞒它，唯有这样做，艾滋病才能被当成一种普通疾病。” 当时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现场报道写道：“在亲自宣布儿子死讯的新闻发布会上，曼德拉企图用沉默寡言和面无表情掩藏真实情感，尽管他语气努力保持镇定，但那滑落的泪水泄露了无尽的悲痛。” ……

曼德拉的特出之处在于，不会让个人的不幸遭遇轻易影响决策判断，而他的判断，总是基于美好的人性。２００５年的一则外电引述曾与曼德拉当了１２年狱中难友的前南非交通部长马哈雷的话说：“最大的危险，是把曼德拉所留下的政治遗产，沦为纯粹的机械与政治术语理解，剥去了当中的人道与人性。曼德拉与我们所有人一样有长有短，但我们需要了解他的高强自制能力，了解他如何判断要做什么及如何去做。” 面对３００多年种族隔离给南非带来的血腥、罪恶和因此积累的深重仇恨，曼德拉如何判断？

只有坏的制度，没有坏的人。曼德拉这样写道：“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仁慈和慷慨。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皮肤、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人们一定是通过学习才会有恨，如果他们能够学会恨，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够学会爱，因为爱在人类的心中比恨来得更自然。” 他说：“即使是在监狱里那些最冷酷无情的日子里，我也会从某个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但是，它却足以使我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人的善良就像是一道可以隐藏但绝对不会熄灭的火焰。” “宽恕别人是为了自己好。如果不忘掉仇恨，仇恨就会把你吃掉。”曼德拉如是说。

四、厄运锻造英雄——唯灵魂不可征服

你肯定知道曼德拉很有名，但你恐怕不知道他到底多有名。

千禧年之交，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千年来百位最重要人物，曼德拉排名第５１，前面是哥伦布、马丁·路德、伽利略、达·芬奇、牛顿、达尔文……早在２００４年，美国就有研究显示，曼德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商标名称，知名度仅次于可口可乐。历史充满苦涩的戏剧性。曼德拉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是被他的厄运成就的。他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孤独寂寞备受折磨，身心竟然没有被击垮，令“重新想起”曼德拉的南非和世界都大吃一惊。

“重新想起”，是因为一度遗忘。曼德拉和他的同志被判终身监禁后，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陷入低潮，全面的种族隔离愈演愈烈，看似固若金汤。而南非当局不仅刻意隔绝曼德拉与外界的联系，也一直试图将他从公众脑海中抹去。

曼德拉在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回忆在罗本岛监狱度过的黑暗岁月：单人牢房走三步便到门口，睡觉时头和脚都能碰到墙，日子千篇一律地单调重复着，每一天都度日如年，一年的时间又感觉忽然就结束了……数年前，英国哈利王子服役时与２５名战友一同赴南非，专程前往罗本岛参观。在曼德拉的囚室，哈利王子说，他不期然全身发抖，不敢想像曼德拉如何能够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度过长久的艰苦岁月。

就这样，“１５年过去了，曼德拉的命运基本上没有引起民众的关切。”,英国记者马丁·梅雷迪思在《非洲国》一书中这样概括。

时针指向八十年代，历史的风向开始改变。１９８０年３月，南非一家报纸首次打出“还曼德拉以自由”的通栏标题，整个世界群起响应。

短短几年里，曼德拉突然一跃成为世界最著名的囚徒，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最有力的象征。而从狱中传向南非各地，又从南非传向世界的消息，把曼德拉“描绘为一个极具威信和影响力的人，虽然经历了２０年的囹圄生涯，依然开朗、达观和充满活力”（《非洲国》）。古今中外，有很多政治人物和曼德拉一样命运起起落落，在某一时刻身不由己地被突然神化、被符号化，堪称“一夜爆红”，随后却多半因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落得个黄粱一梦般的收场。但曼德拉不然，他迅速证明自己正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个人，不负众望地重新成为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与此同时，世界越了解他，就越被他的人生选择、他对苦难的坚忍以及温暖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曼德拉本是酋长的长子，受到当地国王的庇护，但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凭血统而凭能力开创自己的道路。

他果然有能力，年纪轻轻就成为开业律师，这是最受南非黑人尊敬，也最被开明的白人看重的职业。但是，为了从事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名利双收、安逸富贵的个人前程。他和被誉为“南非之子”的挚友坦博有共同的人生观：“人生的目的是求发展，这也是命运的召唤。有些人可以自助以求发展，有些人需要他人帮助。”他们两人恰巧都是有能力帮助他人的人。

对一个富有理想、热爱生活、感情充沛的人来说，最痛苦的不是要为自己的理想而承受苦难，而是失去家庭生活，并且不得不连累自己所爱的家人一同承受苦难。早年为反种族隔离事业东奔西走，其后又遭遇２７年牢狱之灾，使曼德拉失去与家人亲密相处的可能。事实上，直到坐牢的第２１个年头，他才再一次触摸到第二任妻子温妮的手。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芙琳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时，风烛残年的她，把与曼德拉的１２年婚姻形容为“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充满沮丧和辛酸，因为“他为了革命而牺牲了家庭生活”。

在自传中，曼德拉谈到的牺牲通常都与家庭生活有关，饱含极力隐忍的痛苦。“我一直不能跟家人团聚，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很喜欢在家里休息，安安静静地读书，呼吸点儿从厨房飘来的饭香味儿，然后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吃饭，偶尔带妻儿到外面游玩。如果连这些简单的快乐都享受不到，在日常工作中就会感觉到失去了生命中某些珍贵的东西。” 晚年回首一生选择，曼德拉说，尽管仍会作出同样的决定，但“我可能会有一点望而生畏的感觉，那些我明知道要发生的人生悲剧足能够融化我内心钢铁般的意志”。

曼德拉不是完人也不是圣人。刚刚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时，曼德拉一度被支持者颂扬为“继耶稣基督之后最重要的人”。但当选总统并执政三年后，不少南非人开始因为住房长期不足、失业率急剧上升、犯罪激增、学校匮乏等失去耐心，称他为独裁的族长–利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而像独裁者一样有效地压制政敌；抱怨他没有履行竞选时许下的诺言，“是一个白人国家的黑人领导人”。

曼德拉五年总统任期届满时，路透社这样评论：五年里，曼德拉“经常由于明显的过错而受到责备，这些批评包括过分忠于衰老的盟友、态度孤高、性情暴躁、傲慢自大、竭力讨好可畏的白人少数、满足于既得荣誉、许下政府履行不了的诺言。” 曼德拉的反应很“另类”：人民不再把他视为永无过失的神明，“这使他自己感到极大的宽慰”。他自视平凡，亦有无人能够动摇的自信。回顾一生，他说：“毫无疑问，当人们把我带到永远安息的地方，我将含着微笑，因为我认为，不管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下，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什么样的成就？１９９９年２月，５年总统任期届满前夕，曼德拉在南非议会的开幕讲话中这样自我总结：“在很多方面南非还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因为种族因素在南非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仍会长期起作用。但是，包容与分享已经成为国民意识的主流，通过民主与法制的途径争取各自的利益正在成为公众的实践。” 国际社会亦有公论：“在他的领导下，新南非避免了族群仇杀和社会动荡，实现了政治、经济的平稳过渡，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社会变革的奇迹，其中他的个人凝聚力与感召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对白人保守势力的争取和安抚，使南非白人从抵触到逐渐接受新制度。” 不仅如此，曼德拉还积极参与调解地区和国际冲突。到１９９７年，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干预了莱索托、斯威士兰、安哥拉、莫桑比克、苏丹、阿尔及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亚、东帝汶、泰国、北爱尔兰乃至中东等地的冲突。毋庸讳言，他的调解大都没有成功，甚至有时遭到嘲笑，但是，正如半个多世纪前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在世人眼中成功希望渺茫一样：“在事情未成功之前，一切总看似不可能”。从长远、从全球层面来看，曼德拉对世人的道德感召力，超过了他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平塑造新南非的历史功绩。在世界各地，从政府首脑到普通百姓，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他的激励。

一个真实的小故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有染，遭受斯塔尔苛刻调查，隐私的遮羞布被揭得一丝不剩，克林顿耿耿于怀。但他后来出版自传，在签售时主动告诉媒体，曼德拉坐了２７年牢，却原谅了迫害他的人。正是因为受到曼德拉的启发，他原谅了斯塔尔。

奥巴马如是评价：“他所作出的人生抉择，使我们认识到一个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接受现状，而是应该尽我们所能去追求理想的世界。” ７月１０日的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南非犹太人教会领袖（首席拉比）沃伦·葛登斯坦的文章，题为《曼德拉–一位新型名人》。文章感叹：“我们生活的世界，自私自利，物欲横流，对物质英雄们顶礼膜拜。纳尔逊·曼德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他是一位精神英雄，一位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英雄。” 曼德拉病危期间，拉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中学生合唱团恰好在南非参加一个合唱节，他们专程来到比勒陀利亚曼德拉所住医院外，用歌声表达祝福。合唱团艺术指导老师洛兰·格兰杰（lorrainegranger）说：“我感谢他，他是真正的英雄，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像他一样，为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奋斗。我们当中很多人并不懂得坚持，（像曼德拉一样）坚持信念、明辨是非，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曼德拉非常喜爱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里的一句话：“逆运也有它的好处”。但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德行，逆运并不能当真带来好处。反过来，厄运能够验证德行，不可征服的灵魂经受苦难锻造，锤炼出历史中的真正英雄，赋予了人类生存和进步的意义。结语：

滔滔不绝写曼德拉，或有“过度消费”之嫌，但个人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实在是过度短缺这样的人物和他所拥有的价值观。

孟子有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曼德拉的一生足以证明，人世间确有这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大英雄，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

噫，微斯人，谁与归！（完）

曼德拉锦句选录：

１、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更容易一些，因为他没有责任。（笔者注：１９５０年，曼德拉被选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作为“实权人物”，必须权衡各种意见并作出决定，还要应对反对者的批评，因而有此感慨）２、诚实，真挚，简单，谦卑，纯粹的慷慨，不虚荣，热心助人–培养这些品质对每个人都不难，这是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基础。

３、入狱后，一个人就会开始珍惜很多小的事情，比如能够自由自在地散步、过马路、进商店买报纸、讲话，甚至能够自由地保持沉默。

４、自由不仅仅意味着摆脱自身的枷锁，还意味着以一种尊重并增加他人自由的方式生活。５、有许多黑暗的时刻，人道主义信仰一时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是，我将不会也不可能会向悲观低头。向悲观低头就意味着失败和死亡。

６、是不是真的有人以为，他们没有得到过去曾经拥有的东西，是因为他们才疏学浅、势单力薄、恒心不足、不敢担当呢？

７、若想与敌人和平共处，就要与敌人共同工作，使敌人成为伙伴。

８、作为领袖，最好站在后面，让其他人站在前面，尤其是在庆祝胜利或有什么好事发生时；但当出现危险，你要站在前面。这样，人们会欣赏你的领导力。９、“现在是时候靠年轻一代人的力量来清除世界上的痛苦了。” １０、“我已经演完了我的角色，现在只求默默无闻地生活。我想回到故乡的村寨，在童年时嬉戏玩耍的山坡上漫步。”

第三篇：人生哲理美文 风雪灾难中传来的心声

风雪灾难中传来的心声

一声声告急牵动神州大地一片片呼喊催醒黄河长江一辆辆客车在呻吟

一架架飞机在仿徨一颗颗心塞满铅块一双双眼溢满泪光

爷爷，您不要再坐在床边，我知道您的手已经酸楚。

奶奶，您不要再趴在灶台上，我知道您的腰已经痛痒

妈妈，您不要再跪在神牌前,我知道您的心已经破碎。

爸爸，您不要再站在门口，我知道您的腿已经受伤

弟弟，您不要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等我，我知道您的喉咙已经嘶哑。

妹妹，您不要在村口的小卖部里等我,我知道您的笑容已经苍黄

我在回家的路上,深情地牵挂着你们和家乡,正如你们真情的思念，正如你们痴情的想望

亲人啊亲人,我的心情与你们一样

我在远方听到了你们的呼唤,我在远方看到了你们的悲伤，我在远方听到了家里的鸡鸣热闹,我在远方看到了家里的炉火红旺

亲人啊亲人,你们不要痛肠

你们的心愿我会化作动力,你们的嘱咐我会记在心上,你们看到了电视新闻吗

党中央正在关注着受灾的群众,各部门正在关怀着受难的地方，大江南北传递着感人的故事,长城内外飞扬着动人的乐章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有老乡细致的照顾,有同志关心的周详

有叔叔们诚挚的叮咛,有哥姐们热情的目光，有陌生人安慰的手势,有过路人体贴的衷肠

火车站里挤满了鼓励的语言,道路旁边洋溢着关切的目光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祖国处处谱写着爱的篇章

“小妹妹您不要害怕,我们一定会走出困境。”“小妹妹您不要担忧，我们一定会回到家乡。”

“小妹妹您不要再哭泣,我们一定会迎来太阳。”

一声声亲切的话儿，温暖着我的心房，我坚定地举起了双手，眼睛注视着前方

走！前面就是我的亲人走！前面就是我的故乡

第四篇：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历史教学中怎样落实德育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怎样落实德育

内容摘要：本文简单地从教师的素质、历史教学的原则和历史教学德育内容等几个方面对历史教学过程如何落实德育展开论述。

关键字：历史；德育

中国古代思想家司马光说过：“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用“德”来统帅“才”，才能保证“才”的正当发挥；以“才”支撑“德”，才能真正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现代教育方针，谓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德育”为首，这充分肯定了德育在现代教育中的地位。而要在历史教学中落实德育，这是一个难度高、涉及面广的课题。本文只是简单的从教师的素质、历史教学的原则和历史教学德育内容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落实德育的关键——历史教师的素质

老师是课堂的设计者和指挥者，是学生智慧的启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学生心灵的塑造者和培育者。因此，发挥历史教学渗透德育的作用，没有高素质的历史教师是根本不可能的。

首先，历史教师必须是心灵美的合格的“人师”。一要有心，对教学渗透德育要有充分、深刻的认识；二要有德，历史教师必须自己首先学会做人——心灵美，只有心灵美的人师，才能培养出心灵美的学生。而不称职的“人师”是会误人子弟的。

其次，是合格的“经师”。一要有识，即历史教师要具有扎实、系统、广博的历史专业基础知识；二要有能，即熟练掌握教育科学知识和教学技能，还要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有心、有德、有识、有能构成历史教师整体素质，缺一不可。

用心

爱心

专心 1

第五篇：试论在历史教学中怎样进行启发式教学

试论在历史教学中怎样进行启发式教学

内容摘要：各种教学方法的灵魂是启发式教学，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渗透启发式教学，并将它贯彻教学过程的始终。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可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启发。

关键词：启发式 历史教学 应用

一、教师可以尝试用优美、生动的语言创设情境来启发

丰富、流畅的语言是中学历史教师必备的基本教学技能。在历史课堂上，教师真挚、饱满的情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历史本能的魅力，借助教师的情感，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去吸引学生，达到师生情感交融，引起学生共鸣，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对学科的热爱，最终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不乏使用幽默的语言，如在讲“巴黎和会的召开”时，对巴黎和会上的三巨头我这样介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是第一流的资产阶级政客，因其老谋深算、精明干练、语言流利、能言善辩而荣誉“狐狸”之外号；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政治手段狠毒，以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和策划推翻过18个内阁而被称为“老虎”；美国总统威尔逊因博学、善于辞令而享有“百灵鸟”之称。但其美好的幻想一旦碰到“老虎”和“狐狸”，顿时变作了又聋又哑的唐吉诃德。介绍完后进一步设疑：⑴“狐狸”的野心是什么？⑵“老虎”的意图是什么？⑶“百灵鸟”为什么会变为堂吉诃德？最典型的事实是什么？但不管教师的言语如何生动或幽默，切记必须准确无误，正如马卡连柯所说：“学生可能原谅教师的严厉、刻版甚至吹毛求疵，但不能原谅他们的不学无术。”

二、问题启发

这是教师从问题相反的角度或其他角度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思维，深化学生对历史知识本质的认识和培养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讲《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教材上讲：“中国禁烟的消息传来，英国决定发动侵略战争”可反问：如果林则徐不禁烟，英国就不会发动侵略战争了，这种观点对否？为什么？学生跃跃欲试，有的讲禁烟是借口，没有这个借口就找别的借口，或者直接发动侵略战争。有的讲是由当时国际、国内情况决定的。教师在肯定学生的答案后，进一步提出：战争发生的必然性是什么？（是英国要打开中国的大门，变中国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战争爆发的偶然性又是什么？（中国禁烟。）这样使学生从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来分析问题。

三、利用图片、实物、模型、影视、录像创设情境来启发

历史叙述的是过去的社会生活的现象。教师的叙述无论怎样生动，如果学生没有视觉上的态度，就会印象不深。借助直观教具，帮助再现历史的现象，就显得十分重要。如在讲《文化大革命》一课时，我利用多媒体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毛泽东徽章的图片，问：“你们如何看待毛泽东？你们认为能不能因为”文革“就否定毛泽东？”学生带着问题看图片、影集、录像，回想不同时期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从而形成了对毛泽东的正确评价和认识，这种认识来源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感知，是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进行的知识的迁移，是学生知识内化的知识。

又如在讲《甲午中日战争》时，通过播放《甲午风云》影片，让学生感受当时的历史环境，认知中国的落后，被动与挨打的史实，明确战败的原因。

这是利用图片、实物、幻灯和录相等增强学生直观形象的渲染力，形成历史表象和形象思维，然后在教师点拨和启发讲解下向逻辑思维转化，使学生找出规律或加强历史知识本质的认识。

四、身临其境、角色扮演再现情境 来启发

美国华盛顿大学有这样一个条幅：“我听见了，就忘记了；我看见了，就领会了；我做过了，就理解了。”这充分说明了让学生亲自实践的重要作用。在完成《美国独立战争》一课教学时，教科书描述战前宗主国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人民日益紧张的关系时，喻之为“家长和长大了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教师可提示学生：通过回想他们的父母公布新规定和强行他们做什么事情时的感受来领会这一关系。学生从自我情感体验迁移到美国独立战争前美国人的感受。又如在讲《重庆谈判》时，教师模拟当时的情境让学生分别扮演当时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对当时的境况做出决策。从而体会毛泽东的临危不惧与果敢伟大，明确为何他的行动被誉为“弥天大勇”，同时使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全心全意为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是英明的党。

五、推理启发

是依据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联系，启发学生进行逻辑推理，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讲《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一课时，依据休养生息政策→农业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的逻辑推理进行启发。可提问：①明太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背景、目的、措施和作用是什么？②农业、手工业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结果如何？③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表现在哪些方面？结果如何？④资本主义最初萌芽的时间、地点、标志、特点和局限性是什么？同样，也可以依据④③②①的顺序进行逆向推理启发。不管是哪种推理，都会使学生对明朝经济发展的来笼去脉有个系统、全面的认识，明确为什么到明朝中后期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六、判断启发

是依据史实，经过点拨，把认识提高到能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高度上，来判断历史结论的是与非。例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科学论断，就是对民主革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进行一一判断总结出来的。这个问题涉及大量史实，可让学生简要回答下列问题：①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与失败原因；②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目的与作用；③辛亥革命的目的与失败原因；④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集团要把中国引向何处？⑤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及其政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斗争的？以上中国近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农民、资产阶级、新老军阀）除中国共产党外，都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重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七、对比启发

这是将一个问题对应的两个方面，或截然不同的历史知识加以对比，经过启发，使学生加深对知识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例如，讲“商鞅变法内容”时，可提问每点内容“废”的是什么？“立”的又是什么？①土地制度（生产关系中有决定性作用）：废的是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立的是封建制的土地私有制。②奖励耕战：废的是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制，弃农经商的旧俗；立的是耕战之功，重农业生产的新风。③建立县制（上层建筑变革）：废的是奴隶制的分封制，立的是中央集权制。通过一“废”一“立”的对比启发，不仅使学生彻底理解了变法的内容是使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而且清楚地看到：变法是适应经济变革和阶级关系变化而产生的，也使学生很容易理解变法的意义和性质。

八、对抗式讨论法来启发

长期以来，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不少老师布置的课堂讨论场面冷淡，争论不起来，导致讨论失败或者收效甚微。我从电视台播放的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引起轰论效应中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讨论之中，很受学生的欢迎。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并交给我看。我看完作批示后，把稿子发回给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4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 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的辩论得失。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我组织的课堂讨论题目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比较”，正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反方的观点是“东方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在世界现代史教学中，我设计的题目是：“战争与和平谁是历史的主流”，正方的观点是“和平是历史的主流”，反方的观 点是“战争是历史的主流”。这种讨论具有竞争机制，适合学生的特点，他们为了驳倒对方，翻阅了很多书，讨论的场面十分热烈，趣味盎然，往往是时间已到，很多人仍言犹未了。

九、通过相信尊重学生，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来启发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难免会有差错、失误，尤其是那些学习困难的学生。只有让这一部分课堂上的弱势群体动起来，才能使课堂真正地活起来。如何有效提高弱势群体的学习积极性呢？这就需要教师在设计问题时要面向全体学生，使所有的学生都能开动思维；或是让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回答一些很浅显的、在书本上很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也可能有时侯这些学生的回答会与教师的答案相差甚远，这时你一方面应鼓励他说出其理由，另一方面应充分肯定他的回答中哪怕是细微的正确之处。然后给他作出一些激励性的评价。例如：“这个问题你说得很好，证明你是个爱动脑筋的学生，只要努力，你完全能学得好！”“你的看法很独特！”“你的分析很有道理！”诸如此类的评价，一是有利于在教师和学生之间营造出一种宽松、民主、活跃的氛围，在师生的积极问答中加强互信、互动。二是能让学生在心理上感受到自己被承认和被尊重，尝到回答问题的甜头。这样才能使这一部分课堂上的弱势群体也积极、大胆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从中体验到学习历史的兴趣。

启发式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以学生掌握知识、培养能力和思想教育为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