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际关系论文-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
论述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的军事大国。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基本对外战略目标和战略构想，总是以美国为中心，妄图独霸世界。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依据其自身实力地位的变化，大致经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后到60年代末期，实行的是进攻性的全球战略。第二阶段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期，实行的是收缩和防守战略。第三阶段是整个80年代，实行的是“以示力求和平”的战略。第四阶段是进入90年代后的新战略，即实行“世界新秩序”和“三个支柱”。
一、战后到60年代末美国的全球战略
这一阶段，美国依仗它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实施了“四面出击，全球扩张”的基本战略，即采取一切手段，实现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这一基本战略经历了几届政府，具体战略及其实施方法虽有差异。杜鲁门时期实施了“遏制战略”，艾森豪威尔时期实施了“解放战略”，肯尼迪时期实施了“和平战略”，但遏制苏联，争当全球霸主的基本战略却是贯穿始终的。二、七十年代美国的全球战略
这一阶段，美国的全球战略可以概括为“维持均势，确保霸权”，即在力量不定的情况下，缓和对苏关系，通过维持均势，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均势缓和”这一战略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随着其经济实力的衰退，其霸业也出现了全面的衰退。首先，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美苏争霸的格局出现了递转，出现了美守苏攻的局面。其次，与盟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盟主，而仅仅是平等伙伴。再次，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开展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也动摇了美国的霸主地位。三、八十年代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国推行了“以实力求和平”的对外战略。即以实力为后盾，力争恢复美国的军事优势，立足于同苏联的全面对抗，同时不放弃“联系”与对话。
80年代初，美国面临着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际地位日益下降的双重挑战。国内，美国爆发了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在国际上，苏联的进攻性战略连连得手，其势力已扩展到亚非拉，苏联的军事力量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四、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国的全球战略
这一阶段，由于两极格局的瓦解，美国的对外战略较前一时期有了新的变化。美国认为随着苏联的衰落、解体，美国已成为世界领袖，即充分利用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全面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谋求对全国事务的影响力，最终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级世界。综上所述，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实质即以不同的策略来应对国际形势和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拉拢实力强大的国家，消除其称霸道路上的阻碍，从而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建立以它为主导的世界体系。
2011年12月25日
第二篇：2.论述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
美国全面推进全球霸权，并且不断丰富自己的全球战略内涵，试图霸权合法化，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还有文化三个方面，详解如下：
一、经济战略演变简介：
二战以来，美国外贸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由贸易阶段、调整阶段和多元化阶段。外贸政策的持续转变，实质上反映了美国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相对下降的客观事实。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要防止“被”全球化。灵活运用多种方法来化解外贸纠纷。
二、政治战略演变过程详解：
从冷战到冷战后，美国的霸权野心还不断膨胀，从遏止共产主义发展到在全球大力扩展民主与自由市场，从充当西方世界的盟主发展到确立“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并不时大肆动用武力和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以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志。
霸权战略并非美国所独有，但战后美国的霸权战略与历史上列强争夺或征服世界的模式相比，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美国特色。
（一、）联盟战略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联盟既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力量支撑点，也是美国霸权覆盖的核心区域，同时美国维持联盟体系与在势力范围内施展霸权的方式别具特色，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历史上的大国霸权往往直接采取武力征服领土、奴役人民、强占资源的形式，美国霸权则更多地采取“借力”的方式，通过各种军事集团、条约组织构建其联盟体系和势力范围，形成一个包围对手的网络。
（二）、美国竭力赋予其霸权以某种道义的或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同时注意将霸权目标与国家的实力统一起来。为自己的霸权扩张披上道义合法的外衣是几乎所有霸权国家所通用的手法，而美国在这方面更胜一筹。维护所谓的自由和民主成为其动员国内社会力量支持政府对外政策的有效工具以及号令西方世界的大旗，而且凭借各项实力的巨大优势，以及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问题挫折的反衬之下，美国所极力推广的价值原则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并通过一系列国际机构与制度成为规范国际社会的原则框架。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道义的旗号与标准从具有防范意味的反苏反共转变为更加自信、自傲和更具进攻性的在全世界推广所谓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为其所谓的价值标准开道。
同时，美国霸权战略的道义目标与道学面具绝非不计工本，现实利益与实力的算计始终是美国霸权战略中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把“促进民主”作为旗帜的同时，美国并不放弃现实主义外交，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仍以国家的现实利益
并将“双重标准”作为调和道义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手段。在冷战期间，遏制苏联的霸权战略基本上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共同要求。冷战后，如何实现“促进民主”和守护现实国家利益的统一，再次引起美国国内的广泛争论。在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谋求“世界领导地位”和“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是阻碍美国实现这两大目标的主要因素。因此，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主要围绕反共和争霸展开。但受制于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实力消长，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 ⑴杜鲁门政府(1945－1953)的“遏制”战略
遏制战略是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变，标志着美国战略质的转变和飞跃，表明美苏已由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对立和对抗，它奠定了战后几十年美国称霸世界战略的基础。为全面实施“遏制战略”，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并建立北约，还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⑵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的“艾森豪威尔主义”
军事上，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报复战略”。⑶肯尼迪、约翰逊政府(1961－1969)的“和平战略”
“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和平战略”，其实质就是运用和平与战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在军事战略上，实行“灵活反应战略”。
⑷尼克松、福特政府(1969－1977)的“尼克松主义”
所谓“尼克松主义”是指在美国实力地位严重削弱，国际战略地位下降的情况下，为了保住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提出的一整套外交思想和对外战略。尼克松主义有三大支柱：“伙伴关系”、“实力地位”和“谈判”。
尼克松主义的内容有：①把建立同盟国的“伙伴关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要求盟国在政策上协调一致，共同对付苏联；在经济上相互让步，帮助美国渡过难关；在军事上共同分担军费和防务责任。②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手段，通过谈判制约苏联，维持美苏之间的均势。③利用中国制约苏联，积极打开对华关系大门。④在第三世界缩短战线、加强重点。
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产物和表现。它是在美国处于战略守势的不利情况下提出的，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护美国全球霸权。⑸卡特政府(1977－1981)的“世界秩序战略”。
卡特政府初期延续尼克松主义，上台后提出了“世界秩序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① 加强日美欧三边合作关系。②把美中关系作为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推进关系正常化，谋求建立抗苏的战略合作关系。③ 把缓和东西方
权外交。
⑹里根政府(1981－1989)“以实力求和平”的对外战略（“里根主义”）面对美国的内外交困，里根提出了“重振国威”、“扩军抗苏”的口号。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谋求对苏联的战略优势，在经济上拖垮苏联。在军事上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并对苏联推行强硬政策，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此外，努力恢复对西方的领导，以实现反苏的总战略。这些都标志着美全球战略跨越了战后对苏联单纯遏制的范畴，进入了一个主动进攻、灵活反击的新阶段。
⑺老布什政府(1989－1993)的全球战略
这一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了很大变化：第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意图实现将苏联东欧纳入西方体系。第二，提出建立欧洲新格局，实质是确保在欧洲的利益。第三，提出“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实质是要在美国的领导下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
⑻克林顿政府(1993－2001)的“参与和扩展”战略
这个战略有“一个目标”、“三个支柱”。“一个目标”就是在全世界巩固和扩大美国的“领导地位”，即美国的世界霸权。为此，要防止潜在的战略对手和新的超级大国，重点遏制有那些有潜力成为全球大国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所谓“三个支柱”，是指经济安全、军事实力、民主人权。其内容是：①把经济问题放在对外政策的中心地位。②突出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外交中大力推行美国“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力图在全球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③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应付新的安全挑战。A.第一任期间
1993年1月13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提出，冷战后美国“需要设计一项新的战略”来保护美国利益：第一必须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第二必须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第三鼓励正在发生的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强调对国外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而且应该是改善美国安全的一项中心战略原则。1月18日，克林顿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世界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再次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将建立在上述三个支柱的基础上
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发表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表明冷战后美全球战略的理论框架最终确定，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基本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参与和扩展战略”可概括为：利用冷战后对美国总体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强介入和参与国际和地区
在第一任期内，克林顿政府虽然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但其对外政策在国内外仍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B.第二任期间
美国开始对它在中、近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世界主要力量的走向进行评估，并着眼于21世纪的大国竞争，制定了美国面向21世纪的全球战略首次明确提出2015年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表明美国对保持独立超级大国地位的中长期前景有所担心。首次提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不对称威胁”的直接挑战，诸如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信息战和环境破坏等。
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大国关系深入调整，国际战略格局轮廓初现，美国全球战略逐步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并确立了面向新世纪的全球战略的基本架构。这个转变基本上是以1993年的“扩展战略”和1994年的“参与和扩展战略”为起点，结束于1997年的“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新战略构想。面向新世纪的美国全球战略，成为克林顿政府留给小布什政府的最大的外交遗产。
⑼小布什政府（2001年1月至今）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先发制人”战略 小布什上台后，采取的对外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奉行单边主义政策，谋求建立美国霸权地位。②强调军事优先，注重培植美国的军事实力。③注重美国本土安全。④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⑤美国的全球战略进一步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⑥2003年3月，美国未经联合国同意，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意在控制中东石油，在中东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塑造中东地区新格局，影响国际政治。⑦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对“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从以上各个时期的变化不难看出，称霸全球的“霸权主义”是政策中的一条主线，核心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逐步接近于称霸意图。就目前来看，中、俄的崛起，日本和西欧的发展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振兴，依然是美国称霸世界难以逾越的阻碍。美国为突破障碍，采取了发挥其军事上的优势，控制全球战略要地；拉拢部分资本主义强国；利诱对其有利害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压制其潜在对手等措施。
三、文化战略演变过程：
美国的经济、军事强势不仅将其消费文化、娱乐文化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美国政府将对外文化宣传置于全球战略的高度，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项工作之规模宏大、历史悠久以及在朝野受到的重视都
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既是冷战中为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需要以及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出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美国优越论以及美国应该拯救世界的救世主义传统。1948年，美国国会专门通过“史密斯──蒙特法案”，强调通过新闻媒介加强对外宣传，并授权美国政府指导国际“情报、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作为冷战纲领的著名的NSC68号文件把宣传工作与军事、经济、资源并列为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期间，美国历届政府都重视利用国际广播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心理战，强调美国需要一个“更响亮的声音”，但它“不能吵闹、刺耳”，必须“保持富有人情、手法灵巧”的特点。同时，美国各大基金会、各种民间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的对外交流活动一直是美国政府文化战略的得力助手
第三篇：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论文
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如今，计划生育提出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当中，计划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不断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不妨来回顾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过程。
一、计划生育的提出
50年代初期，子女多、规模大是这一时期家庭人口的主要特征。过多过密的子女影响了父母的学习、工作、生活和对子女的教育，成为很多人投身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羁绊和拖累。很多人意识到实行计划生育迫在眉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经过实际调查，于1957年7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也高度关注多生给妇女健康带来的影响。1954年5月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写信给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反应人民要求节育的意见。终于，在社会各阶层的呼唤下，1957年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会议上，毛泽东通过插话形式多次提到控制人口问题。
二、计划生育初步实行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大规模政治运动暂告一段落，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我国人口出现第二次增长。人口增长率的极速回升，重新引起党和政府对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的重规。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实行节制生育。
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三、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
1979-1990是我国改革开发初期，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成为关系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80年代初开始严格实行“一孩生育政策”。在农村实行“一孩生育政策”遭到巨大阻力，大部分农村地区转而实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少数名族有照顾的城乡间、区域间、民族间有差异的生育政策开始以地方法规形式固定下来，并成为延续至21世纪10年代“一孩”生育为主的多样性生育政策体系。
1980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3月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了“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的人口政策。
1982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未来几十年，在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我国人口将由低增长逐步过渡到零增长，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接近16亿)开始缓慢下降，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控体系和相关社会经济政策
宣传、教育、科技、文化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利用各种传媒，采用多种方式，大力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的公益性宣传，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计划生育的良好氛围。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大力宣传和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科学知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等科学、文化、进步的婚育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各级党校、行政干部学校、团校等要重视人口与计划生育教育工作，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开设人口及青春期、性保健讲座或课程。
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计划生育部门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综合管理部门，计划生育和卫生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围绕生育、节育、不育共同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生殖保健服务。基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要深入千家万户，指导育龄群众选择以长效避孕措施为主的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方法。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县(市)、乡(镇)、村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网络的管理，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改善服务条件，规范服务标准，增强服务能力。
依靠科技进步，发展计划生育事业。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作。开发、推广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发展生殖健康产业。加强计划生育药具及保健用品市场管理，规范市场行为。
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拓宽合作领域，积极参与国际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多边及双边活动，学习和借鉴国际社会的有益经验和科学方法，加强对外宣传，树立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形象，争取国际社会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五、计划生育政策新发展
我国各地省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部分调整。计划生育新政策仍然遵循一对夫妻只许生育一胎的基本原则，对可生育二胎的法定条件作了适度放宽，对超生二胎以上的，仍然要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般规定
根据2011计划生育新政策的规定,只有符合以下几种情况的,才可以申请育二胎,具体中国计划生育二胎新政策如下:(一)只有一个子女,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二)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并且只有一个子女的;(三)婚后五年以上不育,经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证明为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四)再婚夫妻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五)从边疆调入本市工作的少数民族职工,调入前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六)兄弟二人或者二人以上均系农村居民,只有一对夫妻有生育能力,又只生育一个子女,其他兄弟不收养他人子女的;(七)男性农村居民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书面表示自愿赡养老人的(女方家姐妹数人只照顾一人);(八)远郊区､县农村居民,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或者一方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九)在深山区长期居住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生活有实际困难的｡
另外,有其他特殊情形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需经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依照中国计划生育新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不少于四年,或者女方年龄不低于二十八周岁｡
第十九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二)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农业人口,下同),已生育一个女孩的,但一方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一方从事工商业一年以上以及双方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除外;(三)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四)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女方父母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女儿,男到女家落户,并赡养女方父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只适用于姐妹中一人);(五)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六)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是少数民族并具有本省两代以上户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七)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八)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九)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丧偶并已生育两个子女的;(十)已生育一个子女,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鉴定机构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第四篇：美国对外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20世纪初），是美国海外扩张的产物。
目的：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为迟到的美国向中国扩展其政治、经济势力打开方便之门，根本不是为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
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20世纪初—一战前）
背景：美国垄断资本势力迅速膨胀。进一步向海外扩张、尤其是经济扩张，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调。
金元外交（一战后）
背景：一战中美国本土损失轻微，并利用战争机会使自己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欧洲传统强国由于一战的破坏，经济实力一落千丈。美国企图借此机会攫取战后世界领导权。孤立主义政策（20世纪20—30年代）
背景：一战后，巴黎和会上美国攫取世界霸权的失败。
表现：1935年8月31日，在孤立主义的强大压力之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绥靖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抗战初期）
背景：美国坐观成败，鹤蚌相争，可坐收渔翁之利；认为自己在华利益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但日本在经济上终归要依赖它，暂时不利的局面不难挽回，不应刺激日本，以免它进行报复；美国对日贸易有相当的利益可图。
开始摆脱孤立主义（20世纪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
背景：法西斯势力的日益扩张，为遏止和反对法西斯，有利于自己的安全及其在世界的地位。表现：1939年底，修改中立法（现款自运）；1941年3月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全球霸权战略（二战结束后）
背景：二战结束时，美国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扩张创造了条件，美国的政治野心也同时膨胀起来；庞大的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向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所以经济上也有向外扩张的需要。
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20世纪二战结束后—50年代）
背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提出；防止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影响到美国在欧洲的利益。
肯尼迪、约翰逊继承杜鲁门的全球扩张政策“和平战略”（20世纪60年代）
背景：第三世界的崛起；美国战略核武器方面落后于苏联。
尼克松主义（20世纪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
背景：美国地位下降，西方阵营中的法、德、日等国在经济上开始摆脱美国，在政治上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强；苏联地位的上升；第三世界国家影响的加强。
里根的新遏止政策（20世纪80年代）
背景：苏联势力的一度的大肆扩张。
第五篇：冷战后美国反扩散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冷战后美国反扩散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国际安
全的影响
潘蔚娟
2012-10-20 21:00:56 来源：《太平洋学报》(京)2007年6期
作者简介：潘蔚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讲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美国研究方向2005级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改传统的以“防”为主的战略，更多停留在宣传上的反扩散政策，提出以“先发制人”为指导思想，构建以“反”为主、“反、防、管”三位一体的反扩散新战略。然而美国这些凸显单边主义、带有双重标准的反扩散措施也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国际军备竞赛、国际与地区防扩散斗争以及现行国际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 键 词：国际法 国际安全 美国 反扩散
一、反扩散的定义
反扩散（counter-proliferation）是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提出的关于军控与裁军问题的新概念，而国际社会中大多数国家一般仍采用防扩散（nonproliferation）的提法。二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先发制人，具有主动性和进攻性；后者则以预防为主，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从美国近十几年来的官方文件和学术刊物来看，反扩散一词已替代防扩散大行其道。它既能反映出美国军控与裁军政策的根本性转变，也能印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根本性改变。
根据美国的解释，反扩散包括发现与监视、准备遂行反扩散行动、进攻性行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等，其目的是“打败威胁使用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美军和美国盟友进行的袭击”。防扩散包括外交、军控、多边协议和出口管制等行动，其目的是“通过劝阻、阻止敏感技术、材料和专业知识的获取或分配来保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被扩散”。① 在实际操作中，国防部负责制订反扩散战略，国务院负责制订防扩散政策。美国空军反扩散研究中心主任巴里•施奈德（Barry Schneider）曾形象地将防扩散和反扩散比喻为“外交官的天鹅绒手套”和“军人的铁拳”②，因为在强调防扩散时，表明仍存在着不扩散的希望，因此可借助条约、准则或项目等进行约束和规范，这主要是对武器扩散的现实和前景做出的一种多边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努力；而在强调反扩散时，表明扩散即将、正在或已经完成，条约和准则已无济于事，唯一的选择就是采取更主动的措施，这主要是威慑、制裁和防御性措施（如反弹道导弹防御和使用生化武器的进攻），还包括在冲突中使敌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失能”或“被毁”③ 的能力，必要时可动用武力手段。
通过以上比较，可得出此定义，反扩散是指美国在防扩散努力一旦失败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军事威慑、防御和打击措施，其政策重心在于加强研发对扩散行为和结果的发现和军事打击能力，以及与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对手发生冲突和对抗时的防御和进攻能力。
二、冷战后反扩散政策的出台
早在二战和冷战期间，美国就有反扩散的主张和举动，但那仅仅是对现实核扩散行为所作的被动反应，并没有上升到军事战略的高度。除了在冷战高峰时期外，反扩散政策也很少被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范畴，所采取的措施也始终没有超出防扩散的范畴。真正意义上的反扩散政策酝酿于老布什政府的后期，成形于克林顿执政期间。在海湾战争开始前，由于已经意识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美国会构成威胁，老布什政府开始探索新方法以应对日益恶化的扩散形势。他要求国防部“发展对付扩散者的新能力，包括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能力”④。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所谓的核设施进行了毁灭性打击，至此，传统的防扩散战略中注入了主动行动的思想。
把反扩散写进国家战略的是克林顿政府。1993年9月27日，美国白宫新闻办公厅在其发布的《不扩散和出口控制政策》中声称：“我们将在情报搜集和分析以及防务计划中给予扩散问题更高度的重视，以保证我国武装力量的结构和军事计划能应付世界各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扩散的潜在威胁。”⑤ 这是美国政府首次提出以武力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思想。同年10月，美国国防部在其公布的《防务全面审查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反扩散努力。报告指出，美国利益面临的4大危险之首是核生化武器的扩散，“包括与核生化武器扩散相关的危险，也包括与储存在苏联的大量上述武器相关的危险。”⑥ 因此，美国必须保持对试图使用这些武器打击美国的敌人进行报复的能力，继续强化防御和军事威慑能力。在防扩散努力和与前苏联合作减少威胁（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的努力失败后，美国将集中于反扩散努力。国防部尤其强调要提高情报质量，建设多用途部队，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改进被动式防护措施（如个人防护设备、解毒剂等），降低军队在受到核生化武器袭击时的脆弱性，发展技术以准确发现向美国运输武器的恐怖分子。12月7日，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Les Aspin）在一次演讲中公布了当时正在拟定的“反扩散倡议（Counterproliferation Initiative, CPI）”。由于认识到扩散行为仍将存在，传统防扩散努力存在不足，阿斯平提出此倡议的核心就是要“发展应对新威胁的新军事能力”，强调只有“将预防和防护相结合才能圆满地攻克（扩散）难题。”⑦ 此举标志着美国反扩散战略的正式出台。
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上，克林顿政府首先成立了有关领导机构，美国国防部设置一名专门负责核安全和反扩散的助理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设立对付扩散的军事计划和战略考虑的协调部门；积极发展新军事能力，研发能够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或掩体的新型武器，建立导弹防御体系以保护美国和盟国的安全；强化本国和多边出口管制，完善现有国际出口管制体制；利用说服和威慑的方式，使扩散者明白他们的冒险在美国强大的报复力量的反击下肯定是得不偿失；广泛动员国际社会和各种力量，强化国际公约和法规，施加外交、经济乃至军事压力遏制扩散。⑧
归纳起来看，这一时期的反扩散政策仍然没能摆脱冷战时期防扩散的阴影。在实施对象方面，虽然美国也注意到了恐怖分子的威胁，但仍把前苏联看作是最主要的危险。在采取的措施方面，美国的重点是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加强威慑力量，对国际不扩散体制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在反扩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美国政府仍然强调传统的防扩散努力，认为推出“反扩散倡议”的目的是以军事手段强行遏制扩散，确保防扩散的顺利进行。阿斯平认为政府所做的只是“在预防任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防护任务”⑨，其基调仍然是“防”，“反”更多地停留在宣传上。
三、冷战后反扩散政策的强化
小布什上台后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了反扩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9•11”事件的爆发促使美国政府对自身面临的威胁重新做了定义和排序，继而在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面做出了相应调整。2002年6月1日，小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将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定义为“激进主义与技术的危险结合”，“一旦核生化武器以及弹道导弹技术扩散，就连弱国或弱小组织都能获得袭击强国的灾难性能力。我们的敌人已经宣布了这种意图，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他们正在谋求获得这些可怕的武器。他们想拥有讹诈、伤害我们及我们朋友的能力，我们将用尽一切力量对付它们”。⑩ 在不久后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小布什政府详细阐述了美国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面战略，并强调美国必须有备无患，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在无赖国家和受其庇护的恐怖分子有能力对美国及其盟国和友邦进行威胁、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制止他们”。（11）至此，“先发制人”不但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成为其反扩散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根据新的安全战略，美国白宫在2002年12月11日向国会提交的《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中，以政府文件形式正式宣布，如果美国遭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将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压倒性力量”进行报复。这是美国首次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订的专项战略，表明今后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使用将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之一。报告确立了美国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专项战略的三大支柱：完善反扩散措施，强化不扩散机制和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的后果进行有效的善后管理。（12）其中反扩散主要包括阻断、威慑、防御和慑止措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国家或恐怖组织，美国将采取新的威慑战略——保留采取一切可供选择的手段予以反击的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美国将采取“主动防御”的措施，包括对敌对国家和恐怖组织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2003年春，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萨达姆政权与恐怖组织有联系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伊拉克成为小布什政府反扩散理论的实验场。在其他的一些具体实践上，小布什政府谋求建立以反扩散为主的多层次防御和打击体制，如研发小型核武器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加强反扩散能力。为了扫清法律障碍，对外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反对《生物武器公约》，阻挠《裂变材料公约》，拒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内废止1993年《斯普拉特——弗斯法案》中关于研究低当量核武器的禁令。为了争取经费支持，小布什签署了《200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确定投资1500万美元用于研发“坚实型核钻地弹”（13）；美国国会也在2004～2009财年防务预算规划中提出累计拨款550亿美元，加速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美国还通过依靠自愿、非正式“志愿者联盟”的方式，谋求以武力阻止扩散，如2003年5月提出的“扩散安全倡议（PSI）”（14）和2004年3月提出的“地区海上安全倡议（RMSI）”。
小布什政府的反扩散政策可简单归纳如下：在实施对象方面，美国已经确认首要目标是“无赖国家”和恐怖组织，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进一步限制中、俄等潜在对手。在反扩散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美国一方面已经将反扩散作为首要支柱而加以强调，建立了以“反”为主、“反、防、管”三位一体的机制，另一方面力图减轻对国际不扩散机制的依赖，建立美国主导、以欧亚盟友为主要成员的所谓“全球反扩散联盟”，塑造美国能够主导和控制的新的反扩散机制。在反扩散的措施上，美国一方面在不放弃威慑战略的情况下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对扩散者实施武力打击，并将打击重点放在推翻进行扩散的某个政权上；一方面将反扩散措施与军备建设和本土防御相结合，推进导弹防御和其他高新技术的研发。
四、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美国加强反扩散能力、增加对有关国家的军事压力、建立反扩散机制拦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做法，客观上对遏制当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长远来看，美国所强化的反扩散政策，对世界军控与裁军形势和国际战略稳定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首先，美国单边主义的反扩散政策严重冲击了国际不扩散体制。以前美国主要是依靠国家防扩散机制及同盟关系，对有关国家的武器扩散进行限制和施压。小布什政府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中虽然也指出要强化以条约为基础的国际不扩散体制，但在实践上却更注重发展美国自身的反扩散能力，强调采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来反扩散，这实际上严重削弱了国际不扩散体制的有效性。尤其是美国研发和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新的核政策，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造成了严重冲击。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巴拉迪对此曾指责说：“这确实发出了绝对错误的信息，即我们并不是朝着裁军方向前进，而是背道而驰。”对此，美国国会10位民主党参议员也致函小布什，指责其核政策对国际核裁军的根本基础构成威胁，而且破坏了已经持续了33年的国际核不扩散努力，打破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艰苦维系的脆弱平衡。
其次，美国加快发展新型战略力量可能引发国际军备竞赛。尽管美国发展小型核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借口是针对那些有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意图和能力的“无赖国家”，但实际上是在扩展其核武库，这对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既然美国可以研制新一代小型核武器，并可能像常规武器一样加以使用，其他国家同样也可以随之开发“实用型”核武器和新型弹道导弹，这必然会引发核大国间在更高技术层次上的军备竞争。2003年11月26日，俄罗斯武装力量第一副总长巴卢耶夫斯基就表示，俄罗斯将根据美国使用核武器的计划修改本国的核战略，并不会销毁核武库中的战术导弹。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防扩散研究中心学者菲利普•萨恩德斯（Philip Saunders）认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将使俄罗斯放慢原本可能加快的核裁军步伐，并可能使其他国家发展更多的核武器来对付美国。（15）实际上，世界各主要军事力量正越来越热衷于研发、部署导弹防御系统。2006年11月27日，印度首次成功实施了导弹拦截试验，声称掌握了拦截弹道导弹的技术能力。28日，北约组织启动研制“主动分层战区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大脑”——“集成试验平台”项目。专家认为这意味着北约将在2010年前建成“导弹防御伞”。面对来自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压力，俄罗斯以攻为守，采取非对称手段，发展攻破美导弹防御系统的武器。通过修改核战略，重点发展高性能导弹攻击武器。（16）
再次，美国在处理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导致国际及地方防扩散斗争日趋尖锐。美国一方面维持着庞大的核武库，谋求发展新型核武器，另一方面却又不准其他国家发展核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还放弃了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安全承诺，明确将其中有关国家列为核打击对象。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打破了条约中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平衡，使其他无核国家可能因为没有核安全感而发展核武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2005年5月举行的第七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以马来西亚和阿尔及利亚为代表的广大无核国家要求有核国家做出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无条件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但这一建议遭到美国的拒绝”（17）。这种双重标准还表现为美国在反对全球无核化时，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指定某些国家（如朝鲜、伊朗等）无核化，却通过纵容乃至支持它的一些盟友（如以色列、日本、印度等国）的核武器研究、制造，允许某些国家有核化。应该说，在中东核问题上，伊拉克与伊朗之所以要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主要原因是基于以色列的核威胁，但美国却因与以色列的关系默认了其核国家的事实，一直没有要求以色列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相反对两伊的核设施却是先除之而后快。在对印巴核武的发展问题上，美国则出于牵制中国或“反恐”的需要而采取了容忍的政策。在朝核问题上，朝鲜最终进行地下核试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不允许朝鲜发展核武器但却为日韩提供核安全保护的双重标准。
最后，美国谋求建立反扩散的全球新规则对现行的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提出了挑战。美国今后推进反扩散战略的新动向很可能是：在加强单边反扩散的同时谋求建立以“扩散安全倡议”这类“非正式联盟”为突破口的国际反扩散新规则。虽然目前“扩散安全倡议”并未强调在公海实施拦截，但美国一直在谋求达成国际协议，赋予其这一权力。这就与传统的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相背离。如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允许在船只所悬挂国旗国的批准下（不包括无国籍、海盗、运送奴隶或非法毒品的船只），有关国家可在公海上拦截和登船检查，但在公海上实施拦截、检查和没收，仍然是超越了国际海洋法所赋予的权限。其一，上述情况仅限于海盗、贩卖奴隶、无国籍船舶等几种行为，运载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并不在此例。其二，在公海实施拦截既有悖于现行国际法的无害通行，也有可能引发与被拦截国的国际冲突。其三，拦截行动违反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航海自由”原则。其四，尽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议定书》等条约均规定缔约国不得向他国扩散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但并未赋予缔约国对其他国家检查的权利。（18）比如，对于像朝鲜、伊朗这样的非《核不扩散条约》或《导弹技术控制机制》签字国的国家，它们之间运送核材料或导弹并不是非法的。另外，让许多国家更为担心的是，一旦赋予美国相关权力，其可能借口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而在根本不知会相关国家的情况下，“先发制人”侵入其领海，从而引发危机和冲突。
应该明确的是，既然国际社会的防扩散努力其目的是增进国际安全与稳定，美国作为其中的一员，理应使其所制订的反扩散政策符合国际惯例，绝对不应该制造危害国际安全的又一动荡源。采用军事手段、拦截等方式只会引起众多复杂问题，造成严重后果。
注释：
①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to 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13 February 2006, p.29.②Barry Schneider, Future War and Counterproliferation: U.S.Military Responses to NBC Proliferation Threats,(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9), p.51.③Les Aspin, Report on the Bottom-up Review, October 1993.④Counterproliferation History, http: //www.xiexiebang.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December 2002, p.2.（13）Fred Barbash, “ Bush Signs Defense Authorization Bill” ,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4.（14）作者倾向于将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译作“扩散安全倡议”，关于这一术语译法的讨论参见杨明杰：《“扩散安全倡议”评估》，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0期，第40页和第45页。
（15）李根信主编：《2004年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8页。
（16）张帆：《导弹防御继续升温，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1日。
（17）许辉：《“不扩散”效力减弱》，《世界知识》，2005年第12期。
（18）李根信主编：《2004年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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