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现存问题及对策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问题及对策
郭庆菊 钦国巍
（伊春职业学院 法律系，黑龙江 伊春153000）
摘要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预防不力、处置不当两方面，具体包括对社会公平重视不足，基层政府缺乏公信力；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尚不畅通；缺乏危机预警机制；处理危机不及时；处理方式欠缺合法性；处置信息欠缺公开性等方面。上述问题的存在有多方面原因，但挖掘其深层次原因则系基层政府执政理念存在偏差，执政能力不足造成的；针对上述问题及原因，建议采取强化“执政为民”理念，提高基层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贯彻依法行政，提高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完善和拓展群众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健全群体性突发事件防控机制等对策。
关键词 基层政府；群体性突发事件；问题；对策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逐渐进入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具有急剧性、整体性、全面性、深刻性、差异性、非均衡性的特征。[1]尤其近些年，我国的人均GDP由2003年的1090美元上升到 2013年的5434美元，世界排名由排131位跃居到86位。国家进入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各种社会群体因为利益诉求无法表达和实现，不断爆发个体事件引发群体参与的社会群体事件，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尤其是民主法制建设相对落后的基层政权，成为各类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和集中爆发区。因此，提高基层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能力成为完善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
一、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群体性突发事件预防不力
1．政府社会管理对社会公平重视不足，基层政府缺乏公信力
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过去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47以上，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而民间统计数据早已过了0.5的贫富差距悬殊线。由于这种贫富差距并不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的基础上，无可避免地引发仇富心理和对社会不公的怨气累积，贫富差异逐渐成为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焦点。城乡二元结构使公民丧失了同等机会，也使民众心理产生落差和积怨。如2011年广州增城新塘群体性事件就是区别对待矛盾最终爆发的典型事例。社会不公平会极大损害公众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程度，对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丧失信心，尤其在诉求渠道不通畅、诉求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便不惜以极端方式寻求发泄与解决。造成政府公信力缺失还表现在：政策朝令夕改；承诺不予兑现；与民争利；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大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漠视甚至损害公众利益等等。
2．利益表达渠道尚不畅通
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是社会必要的安全阀，同时对于下层不满情绪及社会能量来说又是泄洪装置。依据我国先行法律，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主要是信访，但由于《信访条例》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执行问题，使得信访制度经常性地“操作”失灵，“信访”也变成了“上访”。当民众权益受侵害，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或无出路，就会形成“利益诉求—长期无法实现—暴力表达”的非正常化表达的恶性循环。而实践中，很对基层政府及执法人员，官本位、权本位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常常草率对待民众利益诉求，盲目定性，错误采取解决矛盾的方式，致使矛盾非但得不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2]
3．缺乏危机预警机制
首先，在执政理念上，缺乏对危机预防的足够重视。一般来说，预防就是防止民意发展为民怨，民怨发展为民怒，民怒发展为群体性突发事件。而实践中，一些基层政府及领导干部显然对民意重视不够，不善于体察民情、也不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面对已经形成的民怨也常常视而不见，或采取简单压制的方法不了了之，不善于及时疏导群众情绪从而加重民怨。民怨长期累积很容易发展为民怒，为群体性事件埋下祸根。[3]
其次，危机预警机制尚不完善。目前，基层政府的预警系统相对脆弱，既缺乏有效的专业预警机构和部门，也不具备完善的预警功能，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健全的预警网络，社区民意监测、网络舆情监测等多为纸上谈兵，很多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多为被动式的“事后救火”。
（二）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不当 1．处理危机不及时
一些基层政府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之初反应较为迟缓，延误最佳时机，以至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究其原因，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只会请示汇报。有的领导干部采取敷衍态度，怕担风险担责任，怕犯错误，怕丢乌纱帽，面对事件不及时处置，坐等和观望，从而导致事态扩大和升级。
2．处理方式欠缺合法性
西方社会有一名谚语：枪炮一响法无声，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原理》中说“紧急状态下没有法律”。两者说的都是行政法上的应急性原则，即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或与通常状态下的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措施。它是现代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是合法性原则的例外。但应急性原则并非排斥任何法律控制，不受任何限制的行政应急权力同样是行政法治原则所不容许的。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在适用应急原则的同时，也应受合法性原则的限制。但实践中一些基层政府为了快速平息事态，不惜饮鸩止渴，花钱买平安，用钱来化解矛盾，如此只能是陷入恶性循环，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还有一些政府则采用强硬手段，滥用警力、滥用强制措施，这种高压手段只能加剧民怨，激化矛盾，同样不利于事态的解决。
3．处置信息欠缺公开性
随着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透明和发布技巧在危机应对中占有重要位置。面对突发事件，一些领导干部仍然沿袭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管理模式，采取回避、隐瞒、掩盖的方式，在面对媒体时有“三不”现象：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缺乏信息的透明度和对公众回应的力度，从而使失实的信息或错误信息传播，使事态扩大。
二、基层政府应对突发事件不力的深层次原因探析
笔者认为，基层政府应对突发事件不力的深层原因，可归结为基层政府执政理念存在偏差，执政能力不足。
基层政府执政理念存在偏差、执政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为谁执政、依据什么执政以及如何执政三方面。
首先，在为谁执政问题上，有些基层政府、基层干部摈弃了“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执政为己，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违背民意，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致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横行。有些官员甚至大搞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巧取豪夺，侵犯国家和人民利益，使得群众怨声载道、不满情绪聚积。加之基层 “天高皇帝远”，法治基础较差，群众法治意识较淡薄，权大于法、言大于法的现象尤为严重。
其次，在依据什么执政问题上，有些地方政府错误地把法律排除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靠手中的权力来执政。官本位、权本位思想严重。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敷衍塞责，不真正关心百姓疾苦，行为方式简单粗暴，动辄采用高压手段。事实上，这些做法往往会造成官民对立，进一步激化矛盾。
再次，在如何执政问题上，很多基层领导干部习惯了“家长式”执政，大搞“我的地盘我做主”，决策时主观臆断、独断专行，缺乏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常常导致决策失误、群众利益受损，进而引发社会矛盾。
三、基层政府提升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的对策
（一）强化“执政为民”理念，提高基层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当前，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执政为民”理念是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当务之急，更是践行“群众路线”活动的重要内容和路径。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首先必须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我们党执政的本质，也是我们党执政与其他政党执政的根本区别。因此，基层政府一定要增强宗旨观念，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会切实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自然就会消失。
（二）贯彻依法行政，提高基层政府的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
基层政府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执法宗旨，要教育行政执法人员，使他们知道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衣食是人民给的；要使我们的工作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要做到为民执法不动摇，达到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执法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坚决杜绝失职不作为和越权乱作为的腐败行为。执法者只有依法执法，才有最广泛意义和最大程度的公正和文明，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偏差，减少执法矛盾。[4]
（三）完善和拓展群众利益表达机制 一方面，应完善现有的信访制度。《<信访条例>修改稿》把受理信访机关下移到乡镇一级，使矛盾尽可能解决在基层，同时也节约信访成本，体现了便民要求。修改稿还加大了对信访人权益的保护，包括身份保密、录音录像权等，但其实施情况还有待检验。另一方面，应构建包括信访在内的多元的利益表达渠道，比如网站投诉专栏及信箱、官员接待日、市长区长镇长热线、官方微博、听证会等。时刻关注群众诉求，及时分析反馈、回应解决，力争把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四）建立健全群体性突发事件防控机制 1．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防机制
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往那种“缺乏事前预防，只在事后救火”的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严峻形势。因此，在实践中应当事前通过隐患排查、风险评估、监测预警等措施，把减少和减轻工作做在事件发生之前。要经常组织力量深入基层调查社情民意，变上访为下访。对存有不安定因素的行业、组织和群体进行重点防控，加强数据分析、评估与检测。同时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化解矛盾的作用，千方百计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5]还要建立高效的信息反应系统，让矛盾和事件信息第一时间快速准确到达决策层，以免贻误时机。
2．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对机制
首先，政府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及时、准确定性。迅速控制事态。现阶段的群体行突发事件主要针对经济、民生诉求，具有非对抗性。因此在定性上要及时准确，并迅速采取措施控制事态进一步发展恶化。其次，坚持依法处理原则。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必须以法律和法规为依据，而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或长官的个人意志；当权力机关对某一突发性事件所做出的处置决定与法律规定相抵触时，法律具有否定权力的力量，即权力机关的处置决定应当服从法律规定，而不是法律服从权力。再次，信息披露要及时准确。面对多样且复杂的群体性事件多发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的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建议，官方可借助互联网缓和社会对抗，实现弹性维稳和动态维稳。有数据表明，中国城市居民最信任的媒体依次是电视、报纸，网络排在第三位。但30岁以下青年群体最信任网络的比例相对更高，占21.6%，超过报纸排在了第二位。如果发生某一事件，在开通了微博的人中，44.4%的人更相信微博上的信息，比信任新闻联播的38.7%略高。新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巨大传播力和影响力，要求政府应当客观全面地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避免因信息不畅或失实使事态扩大，从而引发公众集体恐慌和社会骚乱。与其被动说，不如主动说；与其迟说，不如早说；与其别人说，不如自己说；与其外行说，不如内行说；与其一般人说，不如领导亲自说。
参考文献：
[1]论中国转型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M]．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及对策，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7）：2 [2]徐凌．新时期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12）：68一71．
[3]唐俭．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新疆社科论坛，2010（3）：54一57．
[4]严云鸿．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09． [5]徐凌．新时期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12）：68一71．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黑龙江省教育厅高职高专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转型期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问题与对策”（12535213）的阶段性成果。
送稿日期：2014年4月1日
[作者简介]郭庆菊（1971-），女，黑龙江伊春人，副教授，从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职业学院人文系。邮编：153000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guojia12345@sohu.com 钦国巍（1975-），女，黑龙江伊春人，讲师，从事合同法学研究。
第二篇：城管执法如何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
城管执法如何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城管执法工作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对城管执法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暴力抗法的突发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已成为困扰城管执法工作有效开展和长效管理的一个突出问题。为避免暴力抗法屡屡发生，迫切需要我们增强危机意识，认真研究防止城管执法突发事件发生，提高应急处臵能力，以适应新形势的挑战。
一、城管队伍在近年来所做的工作
自从实施“整脏治乱”“三创”工作以来，大队坚持“日常管理和集中、专项整治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治理 “六脏六乱”及各种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行为。自2005年实施“整脏治乱”工作至今，大队共查处各类违章行为20余万起，其中摊点乱摆（含跨门经营）行为10余万起；车辆乱停放行为1万余起；乱排乱倒行为3万余起；乱贴乱画行为1余万起；各种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行为5万余起。同时，针对市民反映较多的问题及整治中的难、重点，开展了系列专项整治行动。使我区城市容貌有了较大的改观。
二、城管执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形式与特点
1、城管执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非暴力抗法。如违反城市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应予处罚时，一些当事人会以种种理由为借口，阻碍执法人员行使暂扣、收缴等行政强制措施，阻止违法人员离开执法现场讨要被暂扣物品等，甚至煽动社会群众和亲戚朋友阻碍执法人员履行公务，利用“老弱病残”人员充当天然保护屏障。二是使用威胁方法抗法。如在执法人员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当场以死相要挟或采取自残方式威胁、恐吓城管执法队员，造成大量群众围观，以达到执法人员从中屈服、放弃执法的目的。三是使用暴力方式抗法。在城管执法中，一些违法人员对城管执法人员拳打脚踢，甚至一些无证商贩用水果刀、菜刀等工具攻击城管执法人员，使城管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遭到严重侵害。
2、城管执法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抗法动机明显。城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事无先兆，难以预见，往往在执法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和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引发，因执法与被执法、处罚与被处罚的矛盾对立激化而发生，带有明显的抗法动机。二是管理对象大多数为弱势群体，极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三是外来打工者。他们往往成群结派，有威胁、辱骂城管执法人员等过激行为，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损害城管执法部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三、造成城管执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
1、城管法制建设缓慢，缺乏必要的执法保障。
城市管理体制跟不上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管理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城管执法部门没有对所负责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分类、明确执法主体的法定依据、执法权限和范围、明确执法的法定程序，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城市管理的实体法律，适用的是较低阶位的法规、规章。严格意义上说执法大队只有处罚权没有执法权。一旦遇到群体性突发事件，城管时常需要求助公安机关来解决，执法处境十分被动，被称作执法部门的弱势群体。
2、执法力度加大，社会矛盾凸现。
一方面政府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社会群众对城市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刻不容缓，迫使城管执法力度不断加大，这势必触及一部分的实际利益。另一方面城管执法部门处在与群众直接接触的前沿，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城管执法人员就成了各种社会矛盾宣泄的对象，执法过程尚有不慎，即便是毫无过错，也容易爆发群体性突发事件。
3、社会民众同情弱者，注重瞬间不探究过程。社会民众本身就有一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感，而这种同情又往往来源于对事情原委缺乏了解，老百姓只看到了强制执行的瞬间，而没有了解之前城管执法人员如何苦口婆心地进行宣传动员和纠正制止的过程，“被利用或善意的群众”便乱加指责城管执法人员的行动，甚至起哄、参与围攻，在相互鼓动、催化下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四、历年来特别是2009年以来遭遇暴力抗法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情况
自我区开展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以来，暴力抗法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年来，遭遇暴力抗法次数呈上升趋势，执法队员受伤人数逐年大幅递增，给城管队员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给城管执法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阻碍“三创”工作的深入持久实施，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据统计，2007年，遭遇暴力抗法10起,7名城管队员受伤；2008年，遭遇暴力抗法3起，4名城管队员受伤；2009年，遭遇暴力抗法4起，7名城管队员受伤；2009年遭遇暴力抗法3起，2名城管队员受伤；2010年遭遇暴力抗法5起，5名城管队员受伤；2011年遭遇暴力抗法3起，4名城管队员受伤；2007年以来，遭遇暴力抗法28次起，近年比较典型的暴力抗法事件有以下几起： 1、2007年11月18日开发区西王山遭遇暴力抗法事件 2007年11月18日，大队规划中队在对开发区西王山某一村民违法建筑进行调查，由于之前已对该户违法建筑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建筑停工通知书》但该户不但未按要求对违法建筑停工，还利用执法人员休息时间偷建、抢建违法建筑，为此大队执法人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逐对该违法建筑户相关施工工具进行暂扣时，该户主人不但煽动为其建房的工人对执法人员进行围攻，自己则手持砖头敲打执法人员头部，幸亏公安部门及时赶到现场才将事态平息。此次事件造成大队6名队员被打伤住院治疗。2、2010年11月29日开发区南航路遭遇暴力抗法事件 2010年11月29日，为迎接省市第四季度“整脏治乱”检查，大队四中队负责对开发区南航路沿街店面乱搭篷布行为进行整治，在整治过程中一商户店主纠集家属亲戚对执法人员进行围殴，同时围观群众中有部分人也见势起哄造成群体性事件，直至公安机关等部门人员到场紧急处理后，才平息该暴力抗法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此次事件城管队员符开华被多名暴力抗法者围殴，导致城管队员符开华头部受伤发紫发肿，脸、手指、耳朵、右手肘部被擦伤，肩部被扭伤，衣服被扯烂。城管队员陈鹏头部受伤，手上多处擦伤，脚膝盖被打伤、擦伤多处。3、2011年 月 日开发区西航路暴力抗法事件 2011年 月 日，大队四中队在对开发区西航路玉龙北路菜场进行整治时，在对路边一水果摊贩乱搭的篷布进行拆除时，由于旁边有一新疆籍男子在经营烤肉，由于考虑到维稳工作，担心拆除篷布时对其造成安全隐患，大队执法人员逐劝其远离拆除现场，但该男子以听不懂执法人员说什么为借口，不但不配合执法人员，还对执法人员叫骂，并自己将经营的车辆掀翻在地之后就离开了现场。大约半小时以后，该名男子纠集了多名新疆籍男子手提棍棒、钢管到大队楼下将大队的办公区进出口通道全部堵死，气焰非常的嚣张，后该事件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并组成了由国安、公安、民族宗教等部门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解，后经调解处理后才平息了该事件。这起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身的伤害，但负面社会影响极大，导致城管执法威信严重受损。
五、预防和控制城管执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策
城管执法群体性突发事件，它的发生和发展固然有其突然性、复杂性、危害性的一面，但城管执法不能害怕群体性突发事件而放弃执法，只要我们在思想上重视，准备上充分，措施上得力，方法上得当，及时加以预防，妥善加以处臵，就能有效避免和减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就能有效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和恶化。
1、开展防范教育，优化执法环境。
针对城管执法工作广泛性、群众性的特点，要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加强对社会群众的宣传教育，不断拓展宣传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要充分发挥宣传媒体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让更多的群众知法懂法，增强守法意识。主动化解与城管执法部门的矛盾，理解和支持城管执法工作，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2、坚持以民为本，打造和谐城管。
要转变观念，克服特权思想，坚持亲民爱民执法理念，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采取细心的宣传教育方法和文明的执法工作方式，要坚持公正执法，透明执法，依法行政，注意缓解矛盾纠纷，化解对抗情绪和对立行为。要采取堵疏结合措施，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和城市管理压力。
3、加强信息捕捉，注重源头防范。要明确处臵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指导思想是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及时掌握有效的社会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化解。特别是对城管执法的重点、难点等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前，一定要派专人深入调查，了解情况，掌握动向，预测可能出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认真研究，寻求应对措施，掌握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动权。
4、建立应急预案，健全预警机制
要仔细分析城管工作特点，找出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总结提炼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不同的执法内容、不同的执法环境和不同的执法管理相对人，建立切实可行的应急工作预案。在预案中，要把可能出现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情况及其应对措施考虑周全，并成立指挥组、宣教组、警戒组、处臵组等组织机构。同时要按照预案针对性地加以实战演练，全面了解和掌握处臵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全面提高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现场控制和灵活应变能力。
5、灵活掌握技巧，妥然处臵事件。
要把握时机，以快制快。处臵群体性突发事件，争取时间迅速控制事态发展极为重要，在处臵群体性突发事件时，首先要控制闹事群众的情绪，控制事态发展。若闹事人员产生暴力抗法举动，城管执法人员不能以暴抑暴，应及时举报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要保护现场，为公安部门事后调查提供可靠证据、依据。
6、加强各方沟通，公开发布信息。
城管执法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首先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开展城市管理法律法规、政策业务宣传。其次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做到信息互通，让新闻媒体对事件进行正面宣传报道，控制舆论导向，压制和消除谣言和传闻的负面影响，有利于尽快平息事态，避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反弹和升级。
六、下步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重要性
城管执法工作开展健康与否，关系到“三创”工作的深入持久实施，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搞好城管执法工作，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能够美化城市形象和改善投资环境，能够提高城市居民的文明意识和整体素质。城管队伍是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执法队伍，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到认识，充分认识城管执法的重要性，关心、爱护这支队队伍的建设，指导、帮助这支队伍的工作，尽量不让这支队伍流汗又流血
（二）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执法方式方法
根据对群体性事件的分析总结，进一步制定并完善应对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工作预案，加强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提高应对重大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强化队伍思想作风建设，组织开展执法培训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执法方式方法，坚持做到文明执法。进行集中清理行动或者“拔钉子”之前，组织参与队员召开专题会议，认真搞好预案，将执法行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一列举，对每一项任务进行明确分工，合理安排部署，达到未雨绸缪的目的。
（四）继续开展和谐城管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三）开展和谐城管，提高队员素质
开展“和谐城管”的建设，进一步树立“城管为公、服务为民”和“刚性管理、人本执法”的工作理念。同时，结合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大力加强执法队伍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执法水平，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案；加强自身的道德理论修养，遇事沉着冷静，不要浮躁；强化为人民服务宗旨，杜绝“吃、拿、卡、要”等违规行为，努力提高队伍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工作效能。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创新执法理念，采取对相对人违章“一次教育、二次警告、三次处罚”三步走方法进行执法，在每一次执法工作中，给违章业主拍照、签字，登记造册纪录在案，让相对人知道自己违章情况，做到“有据”可查。在执法过程中，严格执法文明用语，严禁使用训斥性语言和粗暴性肢体动作，努力解决执法者与相对人之间的对立矛盾，努力融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城管工作的开展，努力减少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
七、建议
（一）严厉打击暴力抗法引起的群体性事件行为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明文规定：“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执法人员依法执法公务的行为，公安机关要及时依法做出处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作为民事纠纷进行处理”。在国家还未出台此类法律而又必须干好工作的情况下，国务院的文件要求也应该适用或被遵循的依据，并得到贯彻落实。因此，建议我市公安机关对实施暴力抗法行为的违法分子要依法从严打击，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绝不姑息，为城管执法工作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逐步增加城管执法力量
由于我区城市管理工作人员配备少、装备滞后，管理范围较大、工作任务繁重，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和强度。建议新增部分人员及配备一批装备充实提高城市管理工作，以便及时、快捷的开展各项城市管理各项工作任务。
（三）尽快明确城管队员公务员身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0]63号）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也明确要求，执行公务人员必须是国家公务员。目前，城管队员公务员身份尚未明确。因此，建议尽快明确城管队员的公务员身份，确保城管队伍稳定健康成长与发展。
（四）积极拓展渠道，引导市民参与城市管理
开展“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日”及“百民市民当一日城管”活动，拉近城管与市民的距离，充分调动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创造性，树立了和谐城管新形象、营造全民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二是在继续深入实施“三创”工作的同时，积极推进“执法六进”工程，将城市管理进一步向企业、社区、学校等延伸。三是邀请市民代表召开“城市管理工作座谈会”。开辟了沟通的新方式，达到“听民意、传民声、理思路、解民忧、树形象”的宣传效果，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消除群体性抗法事件。
（五）堵疏结合，临时摆卖摊区的设臵
设臵摆卖摊区，为无固定经营场所的低收入经营者提供经营条件；变堵为疏，畅通疏导渠道，解决乱摆卖群众的生计问题，解决弱势群体入市难的问题，实现强化市容市貌监管与关注民生相结合,切实解决涉及群众工作生活的问题,营造和谐、良好的城市环境。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大队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第三篇：群体性突发事件论文：群体性突发事件 谣言 应对
群体性突发事件论文：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研究
【中文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整个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政府在新形势下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并未与时俱进。社会公平正义未得到充分体现,群众的许多正当诉求无法得到政府积极或正面回应,导致近年来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任何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大量的谣言,谣言与突发事件相辅相成。谣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传媒,它的形成绝非偶然,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当时的信息状态、当地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心理基础。谣言常常是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通过非正常信息途径的畸形反映。谣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传播模式和作用机制。在网络时代,突发事件中的谣言往往形成两个阵地,一是现实阵地,直接影响事件的发展；二是网络阵地,扩大事件的关注度。谣言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常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或成为事件的导火线,或为事件的发展推波助澜,或者在事件平息后继续兴风作浪。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因事件参与人数众多,矛盾冲突比较激烈,事件影响巨大,因此突发性事件中谣言的主要破解者是政府,政府必须在谣言产生的第一时间公开信息,反击谣言。同时,主流媒...【英文摘要】At presen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rapid,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widen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s push out.The entire
social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 but the Government’s capacity to gover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s not well, especiall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bility.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have not been fully reflected.the legitimate aspirations of many people fail to get positive or positive r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 leading to mass...【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 谣言 应对
【英文关键词】Mass emergencies rumors response 【索购全文】联系Q1：138113721 Q2：139938848 同时提供论文写作一对一辅导和论文发表服务.保过包发
【目录】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研究4-5Abstract5-6
摘要
第一节 群
第一章 绪论9-16体性突发事件概念的提出9-10究现状10-1
2第二节 谣言的概念解析及研
第三节 如何应对谣言的研究现状12-13第四节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应对谣言的两个正反案例13-16
一、谣言应对的成功案例:瓮安事件14-15糕案例:石首事件15-16成机制16-28信息黑市滋生谣言17-19
二、谣言应对的糟
第二章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形
一、第一节 谣言产生的信息状态16-1916-17
二、谣言本身的”事实”内核第二节 谣言产生的社会环境19-2
3一、地方政
第三治生态恶化19-2
2二、民众诉求长期被忽视22-23节 谣言产生的心理基础23-28
一、紧张情绪借谣言来释放
23-2
4二、刻板印象加剧情绪对立24-2
5三、从众心理导致人云亦云25-26
四、集体记忆增加事实基础26-28第三章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传播模式及作用机制28-34第一节 谣言的传播模式28-3128-29
一、现实环境中的人际传播
第二节 谣言
二、网络环境中的扩散传播29-31的作用机制31-3
4一、成为引发事端的导火线31-
32三、事件平息后仍煽风点火
二、为事件的发展推波助澜32-3333-3434-4234-3737-42第四章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应对措施研究第一节 瓮安官员与石首官员在应对谣言行动上的差别第二节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应对措施
一、政府承担应对谣言的主要职责37-39
二、主流媒体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39-40对意识40-
42结语42-4
3三、群众加强谣言防范和应参考文献43-45
致谢46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硕士)45-46
第四篇：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考
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考
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由此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从2008年的瓮安事件，到2009年的石首事件，其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积极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形势下，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法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我对如何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思考如下：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引发原因。
从我国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看，其原因、类型和特点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1、社会转型期存在的矛盾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在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
2、老百姓的各种利益冲突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老百姓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显，比如土地征用补偿问题、拆迁安置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企业改制问题、非法集资等等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群体性事件突然爆发，实乃多年矛盾蓄积而致。比如，瓮安事件，瓮安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近年来，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民声早已鼎沸，党群干群关系开始紧张。事实上，民众对当地政府已经表现出不信、不满、不服，而这种对政府的“三不”正是瓮安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原因。在民众与政府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不应有的过激行动。比如云南孟连事件中，就是因为胶农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望被一些坏人利用，导致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转化为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积怨，最终集中爆发引起冲突。目前，我镇也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抽调大量领导干部，力争化解矛盾，防止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3、少数基层干部的不良作风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有的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有的独断专行，以权压人;有的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
4、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有的职能部门漠视群众疾苦，在日常工作中，不充分考虑和解决群众的合理要求，解决问题不力，导致矛盾升级;有 2 的等到发生了群体性突发事件才想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给群众造成了错觉，导致群众对基层单位、职能部门的不信任，把上访、聚众闹事视为谋求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最有效的途径。
二、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的薄弱环节与不足。
透视近年来接连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虽然导火线不同，表现形式也各有不同，但从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事件来看，事件的矛头几乎最终都是指向政府特别是事发地的基层政府。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有些基层政府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与不足。
1、草率作出结论，引发不满。在事情发生后，草率作出结论性的判断，极易引起群众的不满，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比如，在湖北石首事件中，接到发现一男尸的报警，赶到现场的当地警方，没有对死因深入调查，就草率作出“自杀”结论，引起家属不满。调解时，公安局的领导又一口咬定是“自杀”，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在此期间，当现场围现人员逐渐增多时，警方没有及时有效维持秩序并进行劝退疏导，导致围观人员越来越多，场面失控。
在瓮安事件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6月22日，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17岁初中学生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公安机关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引起了群众不满，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2、信息公开不及时，谣言满天飞。在瓮安事件中，关于一个女学生死因及死亡事件处理的各种半真半假的信 3 息，凭借现代传播手段四处流传。由此，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起来，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
于建嵘说，群众“不明真相”是实，但他们不明真相事出有因。当当地政府失去公信力，新闻媒体声音单一乃至失声，社会又缺乏具备公信力的非政府权威信用机构时，民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而又义愤填膺的民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动员起来。他们采取的行动势必过激，势必导致严重后果。所以，在指出群众不明真相的同时，必须指出导致群众不明真相的责任方是掌握“知情权”和“信息发布权”的当地政府。
“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首先封锁，成就逐级放大、问题逐级缩小，只报喜不报忧，一些基层政府的惯常做法，在信息社会里已经完全失灵了。但是这些陈旧的观念，某些干部仍然固守不放。”于建嵘说，出现了问题就“怕”、“包”、“捂”，小事不报告，大事先摆平再报告，可等摆不平被迫报告时，局面往往已经难以收拾，丧失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
3、在第一时间，相关领导没有和群众直接交流，错过了最佳处理时机，导致事态逐步升级。
在石首事件中，在长达80个小时中，没有见到当地主要负责人出面，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可以说，当地政府所拥有的主动的最佳时机被自己给错过了，一下子把自己的工作变得被动。6月23日，荆州市委书记承诺，提高办案层级，彻查石首事件，包括查明涂远高死因和永隆大酒店背景。而这些，正是17日晚上事发以 4 来，死者家属所要求的，也是当地民众和外地网民所期待的。这个表态是不是晚了点？前期石首政府和警方似乎急于尸体送殡仪馆火化。我们终于听到荆州市委书记的表态了。但是这个表态晚了点。
瓮安事件女中学生溺水而亡以后，原县委县政府有所忽略，没有认识到当时整个县城已经是传说谣言很多了，没有及时地向群众说清楚女孩死亡的真实情况，以致整个县城民怨沸腾，县委书记浑然不知。事情闹出来以后，特别是省委书记石宗源书记到达瓮安以后，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还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说明事情的缘由。这就迅速地平息了各种传说和谣言，获得了群众的谅解。
现场看不见主要负责人以致惹出乱子的情形过去也出现过。例如，在安徽池州事件中，市委书记何闽旭（当时已经被任命为安徽省副省长）没有到场，四处寻找不见其人。事后查明他是跟情妇跑到九华山去了，在温柔乡里逍遥。再如甘肃陇南事件（涉及征地拆迁）中，当时的市委书记也退避三舍，不敢与群众见面。
云南孟连事件之后，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总结说，现在交通方便了，反而离群众远了；通讯发达了，反而和群众交流难了；干部文化水平提高了，群众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他形象地比喻：母乳喂养不仅考虑到营养，也能零距离接触培养母婴感情，干群关系同理。
4、不当使用警力，使问题扩大化。
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一些基层政府过 5 度依赖于采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不断制造矛盾，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随意动用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为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在一些基层政府的各种预警制度设计上，要么是无视民情民意，要么是把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当成“敌情”。从危机处置技术上说，这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出发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压服，这必然致使冲突一再升级。
综观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以及一些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人民警察都处在了冲突的第一线。反思贵州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十分痛心地说，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三、群体性事件的预防。
1、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综合预警机制。制定预防工作体制，完善处置机制，处置预防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应急预案才能保证领导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了解”的“四早”预防机制，完善预防机制，可以有效防止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完善工作机制，及时处理群众所反映的问题。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要避免公安 6 机关大包大揽，单打独斗，又要避免被动应付，无所作为，要分工明确，建立起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消除职责不清、信息不灵、反应迟钝、互相推诿的现象。
四、新阶段处置群体事件的六大原则。
第一，“现场第一”原则。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获得“瓮安事件”信息的第一时间，指派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崔亚东赶去现场，靠前掌控。崔亚东与武警总部副参谋长薛国强、省武警总队队长周爱民在现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出手清场；石宗源随即率领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武警总队、省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领导，冒着呛人的余烟进入现场，深入居委会，走向街头，走进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党政干部作风，连续工作16个小时，掌握了大量引爆“瓮安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摸清了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随即果断出手一系列处置方案，稳定了民心，控制了局势。
第二，“就事论事”原则。“瓮安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定性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冲击党政机关。省委书记率省委多位常委亲赴现场了解事件真相，调查引发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弄清情况以后，对事件性质判断发生逆转，于7月3日迅速启动干部问责制。
第三，“信息公开”原则。在黄金24小时内公布真实信息，查明多少、知道多少，及时公布多少，以后随着对事件调查了解的深度，用滚动方式随时公布，让人民群众 7 充分享有知情权。
第四，“反思自责”原则。数以万计的群众大规模聚集事起，首先查找党委、政府自身的原因，检查政府工作中的缺失，公开坦承失误和不足，争取群众信任，重塑政府形象。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事件”现场，三次向瓮安的老百姓鞠躬道歉，真诚反思自责，得到人民群众和舆论的谅解，重塑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第五，“问责制”原则。上级不为下级“买单”，迅速启动问责程序，罢免失职、渎职的事发地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官员。贵州省委处置“瓮安事件”的过程中，敢于正视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局主要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按组织程序进行罢免，为中国处置类似群体性事件做出了榜样。
“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几乎在第一时间启动干部问责程序。7月3日，瓮安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县公安局政委等领导干部被免职，随后对黔南州委书记的职务作了调整。瓮安县纪委、县监察局查处了39名与“6·28”事件负有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
第六，“慎用警力”原则。必须慎用强制措施，不可动辄就把公安干警推到矛盾冲突第一线，用强制的甚至专政的手段去对付反映合理诉求的人民群众。否则，只能把自己与群众对立起来，逐渐由量的积累发展到质的变化，使“鱼水关系”演变成“水火关系”。从2007年到2008年“6·28”事件爆发，瓮安县公安局为处置矿群纠纷、政府征地、拆除违章建筑等群体事件，较大规模出警十几次，8 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加剧群众同政府和公安的对立情绪，酿成一波又一波的群体事件。
党和政府处置群体事件不能与群众发生直接对抗甚至冲突，在“妥协”与“强制”之间拿捏分寸，该“柔软”要“柔软”，该“强硬”的要“强硬”，这是领导科学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现实工作呼唤必须尽快提高领导艺术。
总之，完善各项机制、切实提高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创造一个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社会长效机制，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建设。只有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运用多种综合治理方法，才能构筑一个适应我国当前形势的有效、可行、完备的预防和处置机制，有效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创造一个安全和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从而加速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最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进程。
第五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提要：突发性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和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指标。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实质是处于相对弱势的民众对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现象不满的外在表现和维权行为。建立健全应对各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法治防范控制机制，是确保社会平稳运行、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关键词：社会转型突发性群体事件成因与对策
作者徐若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邮政编码200241）。
群体性事件，即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程度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1]。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群体性事件越来越频繁。从_993年到2003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_7%[2]，1997年至2004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25.5%。群体性事件数量由_993年的0.87万起激增到2003年的6万起，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已超过9万大关，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参与人数也由_993年的73万多人增加到2003年的307万多人[3]。虽然说每一个处于转型期利益结构重组的国家都会经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群体性事件，不能不引起重视。
群体性事件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运动，它是群体性事件的传统形式，占到总量的80%；另一种多为因社会心理失衡引发的泄愤事件，如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相比群体性的维权抗争突发性群体行为更具不确定性[4]。它与维权运动不同，参与者大多与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只是因某次偶然事件引爆了人群的积怨，也因此比维权运动更难以把握和控制；又由于参与者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因此缺乏组织性和规则意识，非常容易失控，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如湘西非法集资事件最后演变成针对无辜目标的社会骚乱。可以说，突发性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一、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特点
（一）时间特点：事发突然，演变迅速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形成过程或长或短，但发生一般都非常突然，而且演变迅速，当事人为了扩大声势，往往相互鼓动，组织串联，采取大规模行动，人数众多，规模快速扩大，在数小时至数日内引起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参与。如2004年_0月_8日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从一般的争执到上万人的群体冲击政府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
（二）行为特点：情绪激动，行为过激
突发性群体事件一旦形成，群众的情绪相对比较激动，甚至失去理智。主要表现为大声呼喊、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拉标语、挂横幅、堵塞交通要道，甚至毁坏公物、打伤机关工作人员。
（三）主体特点：对象复杂，动机多元
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初期，参与人的性质比较单一，一般都是该事件的利害关系人，但随着事件的发展、时间的延续和人员的增多，参与人就会变得愈益复杂。如，有的是事件的引发者，有的是左右事件发展方向的骨干，有的是对事件扩大和恶化起推波助澜作用的附和者，还有的是因为事件扩大而滞留的人员。群体性事件虽由群体共同完成，但他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观心态是不同的，如，有的故意制造事端，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浑水摸鱼，趁火打劫；有的是不明真相，随大流而参与其中；有的则是出于好奇，参与围观、凑热闹。
（四）结构特点：组织松散，层次多元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体，在初始阶段大多是偶然集合而成的不特定人群，少数也可能存在亲友、邻居、同事、同学等一定的社会关系。但都是由于某种动因或某种利害关系，凭一时的激情临时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成的。他们之间没有牢固的组织关系，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严密的行为规约，这是突发性群体事件和非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本质区别。因此，在事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或部分人员的基本要求、愿望已经得到适当满足的时候，有些人便很容易发生动摇、彷徨，进而走向分裂；有的人则会悄悄离去。随着时间的延续，前景的暗淡，这种状态则更加明显，以至达到事件难以继续而自行终止的境地。
二、突发性群体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大部分学者将突发性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归于转型期利益重新分配的不公平以及贫富差距。的确，数据也显示，自_984年社会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2005年已达到3.2倍，若将城市独享的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援助因素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差距将达到6倍以上，成为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会[5]。利益分配不公导致了社会分化为两个利益矛盾尖锐对立的阶层，加之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导致群体与政府的对立。但是，将突发性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仅归因于经济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性根源。
（一）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是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基础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社会同质性进一步消解，社会异质性增加，使追求同一性和超稳定性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基础。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将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人们受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容易导致价值体系的紊乱，从而使人们无所适从，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某些集群不规则行为现象。
（二）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是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政治因素
近年来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从而导致干群矛盾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僚主义、腐败行为也是致乱之源。
（三）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这是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文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
（四）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是目前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呈明显的弱化趋势，威信相对减弱。尤其是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的行政控制严重弱化。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由于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受到民众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民众的视野。加之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对本地区、本部门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知
之甚少或知之不管不问，致使一些本该在本地区本部门解决的问题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民众的利益一旦受损或遭受侵害，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社会成员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体制外的对抗性群体力量就会产生。尽管如此，群体性事件爆发需要有一定的启动因素，这些启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
（五）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是引发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由利益冲突引发的突发性群体事件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时，由于执行者认识上的偏差和方法上的简单粗暴，使部分群众因利益受到损害而对政策产生不满，以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因企业经营亏损、破产、转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当企业停产、倒闭、被兼并的职工在工作安排和生活保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时，很容易引发群体上访甚至闹事事件。三是因征地搬迁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政策不落实不配套，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四是因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的群体冲突。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的诱因，此类事件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三、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防范与控制
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法治定性有利于政府理智地寻求法治的解决途径，有效地避免事件的升级和扩大，有效地消除民众的敌对心理，有效地预防别有用心者的“政治”暗示，从而减少社会的震荡，维护来自不易的稳定局面。
如何防范与控制突发性群体事件，其根本途径在于法治机制的打造和完善，即建立健全一套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具体包括，法律防范机制、法律化解机制、法律控制机制、责任追究机制。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然爆发。在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引起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警觉和重视，及早决策予以防范，避免事态不断扩大、激化。为此，需要有一种程式化的、稳定的、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法律防范机制。
（一）弘扬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般说来，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表现在：第一，切实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第二，从总体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第三，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有差别的分配；第四，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使社会成员不断得到由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进而使社会生活的质量不断有所提高。社会公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关系到社会成员内心的平衡，关系到社会和市场环境的优劣，关系到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因此，不管是在立法，还是司法中，公平正义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都应当大力地宣扬，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公民对社会、政府和法治的信心。
（二）制定信息公开法，及时公开信息，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理性沟通
许多时候，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或者与政府矛盾的激化，并非是公民对政府固有的成见，而是来自于对真相的误解乃至于曲解。因此，政府要及时公布有关信息，树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形象。要有勇气面对由于政策、措施、行为的不规范、不妥当、不严肃所导致的不稳定。决不能刻意隐瞒、虚报、捏造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既是预防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因素，又是有效化解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关键。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为弱者提供起码的生存空间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没有过分悬殊的贫富差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问题，甚至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于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方式，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为：第一，完善养老立法，稳步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继续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第二，健全医疗保险法律体系，巩固城镇医疗保险，启动农村医疗保险；第三，进一步完善以失业、下岗职工等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率；第四，加大工伤、生育保险改革力度，完善该项立法；第五，启动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救济改革工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存在的生存危机，避免因利益结构失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维护社会稳定。
（四）依法行政，树立民主、秩序、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形象
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相比，行政权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力量，而且行政机关的活动与公民的关系最密切、最直接，也最容易引起公民的关注和不满。再加上公权力具有天然的自我膨胀性，因而行政机关在行使公共管理职能时，如果不是依法行事而是恣意妄为，极易成为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所以，建立健全行政法规，有效约束行政权力，执政为民，依法行政是有效预防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根本。可以说，一个民主、秩序、廉洁、务实和高效的政府不仅可以使国家经济发展保持一个良好的势头，而且可以有效缓解和抑制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有效防范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一环。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