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吕良彪)

第一篇：中国律师：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吕良彪)

中国律师：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吕良彪）

按：这是一篇命题作文，关于律师党建。但核心在于从党建的角度着手，阐述当下的中国，律师个体成长、律师事务所群体发展以及中国律师行来整体责任担当的相关问题。说白些，就是关于怎样做好律师、如何办好律师以及如何提升律师的行业价值和人生品味进行些思考，作一些努力。律师不应有“律师病”，多为社会做些积极的、建设性的事情。

引言：当前的形势和党建工作对中国律师事业发展的借鉴

1、律师：《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律师既包括律师个体，也包括律师事务所中的律师群体，还包括中国律师的整体。是一个谋生的职业，解决社会纠纷的专业，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业，促进社会进步的事业。

作为在野法曹与法律骑士的律师，在中国语境下，是一个光明而充满艰辛甚至血泪的职业：八月大热天还穿西服打领带的，不是卖保险的就是做律师的。中国律师被骂得一塌糊涂时有耳闻，被打甚至在法院门口打断手脚打断胁骨亦不是新闻，被抓、被关、被无辜判刑，被无良媒体抹黑，甚至被无中生有地诬陷嫖娼，也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律师的执业权利和社会地位取决于民主法治的进程，中国律师的形象与成就取决于律师的修养与作为。而在中国的“官本位”影响之下，律师因为无权而倍受蔑视；在“钱说话”的拜金时代，律师因整体经济实力的匮乏而常被轻视；在“君子不言利”的传统之下，律师又因追逐回报而屡遭鄙视。在当今“后李庄”时代，如何提升律师的职业声望与信心、维护律师的权利与形象，走出被权力打压和不被百姓尊重与信任的双重尴尬，发挥律师应有的职能和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和任务”。

2、党建：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组织象中国共产党这样战胜过如此之多的艰难险阻、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历史，就是一部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成功史。活学活用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智慧，就是最符合中国实际的成功学。律师、律师事务所，也要好好学习这门最符合中国实际的、最经得起检验的、最具发展力的“成功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法治的新进程，党建工作在新时期也面临着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尤其在非公组织中，律师职业的特点与其在民主法治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又使律师党建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3、和谐发展：包括律师个体的成长；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律师行业责任的担当。包括律师职业价值的充分实现与人生品味的提升。

一、律师党建要符合律师职业特点和时代特色，要坚决反对“党八股”；要善于从党的理论、文件、方针、政策中找到发展的方向和方法。

1、律师党建要尊重律师的职业属性：律师生来就被赋予政治使命：法治社会中的律师是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是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忠实代表。律师是一个社会天生的异议者和批评者，律师党建要符合律师职业的特点，不能把律师管成权力的绵羊，管成体制内的干部，这就会使律师失去其应有的职业价值。

2、律师党建要尊重律师的职业规律。曾经有人到大成考察，问我们的“三会一课”弄得怎么样，党员学习笔记（还要求是手写的）做得如何。这很让我们反感——我在机关做过支部书记，还有过基础党组织的工作经验，深感律师事务所党建工作没有任何公共资源，跟机关求进步、跟基层求提拔完全不一样。律师党建工作绝对不能走形式，而要符合律师职业特点和时代特色。大成抓党建的方法，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从党的文件、方针、政策的字理行间提前捕捉到发展的方向；从党的社论、报告、文章的字理行间找到发展的方法。大成党建工作始终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这个硬道理，结合时代特色与律师行业特点，找准了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党的基层组织的定位；找准了组织建设的方向和主要任务；找准了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方式；找准了党员利益、事务所利益、行业发展、社会责任的结合点；找准了培育党员奉献精神的途径和方法。

3、要通过党建找到律师事业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大成党员律师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工作重心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心，就是全社会资源投入的重心。提前找准未来发展的重心，是律师融入社会发展主流获得巨大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因素。例如，党的中央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企业改革。大成律师进行了深入研究，找准了产权改革的发展方向，找到了国有企业改制的大方向。于是，大成提前投入了大量人力进行研究，撰写文章，发布报告，制定操作规程。当国家有关部委在着手这件工作的时候，发现法律方面我们远远走在前面，于是不可避免地和我们进行合作。于是，大成律师又介入了国家最高层面的培训，参与国家相关问题的立法。国资委在制定国企改制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时候，大成律师的意见被直接写进其中，为律师业发展做了一大块“蛋糕”，大成的国企改制也远远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类似的事例，还包括党倡导创新型社会建设，大成律师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融资等领域的领先发展；党采取力度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大成律师敏锐地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建设探索出一条与政府共建的道路——肖金泉律师在美国演讲时就深刻地提出“谁来拯救美国？——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将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发展市场和机会从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徐永前律师组织律师团队，在山东两个地区和政府一起抓新农村建设的试点。而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符合中国实际的工作方法。律师学会用党的政策、方法、习惯性用语来解读法律文件，来与政府官员、国企老总、人民群众沟通，往往会很容易沟通，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既可以与主流保持良好沟通，也可以成为重要而有效的维权方法。当权力者违反政策、法律做事时，用党的文件说话，用党的政策说话，用党的表达方式说话，往往比用单纯的法律语言更有效果。近年来我在处理投资纠纷时，发现地方政府往往会用所谓“老职工来信”说事。对此，我们就要与政府领导一起学习体会“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人民群众来信不仅仅是对投资商的指责，更是对政府改善投资环境、服务企业发展的期待，政府应该多多反省，而非以此打压投资商。

4、律师党建要尊重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属性：大成这样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依照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律师事务所的财产归合伙人所有，合伙人对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依法独立开展业务活动”。从《律师法》规定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性质、法定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来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党的基层组织在律师事务所并不处于直接的领导地位，它同其他党派、组织一样，在事务所没有任何特权，它既不同于街道、乡镇的党的基层组织，也不同于国企和国办组织的党的基层组织。它是党在社会组织中的特殊战斗堡垒。

5、要找到符合各自特色的党建道路。目前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的设置有三种模式：律所主任兼任书记；非主任的主要合伙人兼任主任；一般律师或专职党务人员任书记。每种模式都有其利弊，只要适合律所发展就好。大成律师事务所党组织不谋求在律师事务所的直接“领导”地位，而是通过品牌党员律师的精英团队在事务所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影响、引导、支持、推进事务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成党建工作不谋求当然的“特殊”待遇，党建工作开支全由党员律师自己解决。如果党员律师连自己的经费都解决不了而要求别人帮助，还奢谈什么“先进性”？！找准位置、端正心态，大成党建工作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核心理念：那就是通过党组织和党员律师的“先进性”来凝聚、引领律师向党组织靠拢；通过党组织和党员律师的先进性，带动律师成长、促进律所发展，更好地服务和回报社会。

二、通过党建“内聚人心、外聚人气”，促进律师事业全面发展

（一）抓党建促进律师个体成长：坚定信念，坚定信心，集聚资源，提升品味

一个群体、一个职业影响社会的基础，都是其所占有和支配的社会资源——无论是以货币的、还是非货币形式体现出来。抓好律师党建，可以在保持律师职业特性的同时，有效提升律师自身的职业素质，使律师更好地得到社会的认同，更和谐地融入社会生活主流，从而使律师所能掌控的社会资源无论在质和量上都得到显著“增值”。律师有机会得以支配的社会资源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律师的“人力资本”，俗称“才”，即律师及其团队自身的修养、能力。应该说，不同的律师社会影响力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个人魅力与专业能力乃至气度修养的差异。有“工匠型”适于做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律师，也有“设计家型”可以为客户提供战略服务的律师；有适合做具体业务的“技术派”律师，也有更长于拓展业务、管理团队的“领袖型”律师；有成为客户办事员的“工具型”律师，有取得客户信任的“顾问型”律师，也有赢得客户尊重的“导师型”律师，还有与客户共同获得尤其是不正当利益的“伙伴型”乃至“狼狈型”律师。不同的能力与价值取向，决定了不同的律师的“才”，即人力资源。

律师之“才”包括三个层次：一曰“术”，即律师的专业技术，做事的能力。律师的专业技术唯有“实用”、“高端”、“稀缺”方彰显其价值。二曰“道”，即律师的人生智慧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律师不仅仅需要具备法律技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善于沟通和解决问题，是律师之才更有重要的因素。三曰“势”，即律师所处的平台，包括在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的律师事务所、接触什么样的业务和人员，等等，决定了律师能够凝聚多少人力资本、社会认可与社会资源。

二是律师的“社会认可度”，俗称“名”，即律师得到市场认可并因此具备的声望。这种资源，是在律师人力资源努力的基础上，社会尤其是市场对于律师的认可，这种认可从财富价值的意义上是社会与市场将部分公共资源赋予给律师个体。这种社会公共资源无论在质与量上，都应该超过律师自身的人力资本。

律师之“名”需要“知名度”、“美誉度”与“专业度”；律师要出“名”，但务必要把握“出什么名”、“在哪出名”、“如何出名”。需要有尊严的营销，坚决反对泛营销，甚至公益都成为一种营销。

三是律师的社会公共资源，俗称“关系”。这种“关系”，一般包括律师与“官场”的关系，与“老总”的关系，与各种社会势力甚至黑暗势力的“关系”。所谓“官场”其实就是指权力，一种最为集中、最为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所谓“老总”，一般是有实力的市场主体的通称，既包括拥有巨大社会资源的民企老总，也包括拥有更大社会共同资源的国有资产成分的“老总”，背后是生产财富的资源——资本；各种社会势力乃至黑社会势力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他们以非法定的方式掌控着社会公共资源。显而易见，作为“关系”背后的社会公共资源，无论在质与量上又都远远超过所谓的“名”。

因此，所谓律师有“才”的不如有“名”的，有“名”的不如有“关系”的，其实是有其合理性甚至必然性的。一般而言，律师的“才”是“名”的基础，而“名”又往往是“关系”的基础。律师无“才”难以出名，即便出名亦难长久或深入；而律师的“名”往往是律师建构“关系”网，提升自身社会影响力的基础。有的律师因长期在媒体露“脸”而颇有“名”，但在媒体上露“脸”靠得更多的其实更多的是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对接的低技术含量律师业务，这种准公益性行为所获取的“名”还需要有相应专业领域知识与技能乃至律师个体的综合素质来支撑。所以，律师要做到还是应该夯实基础，修练好“内功”，使自己既有专业技能与眼光，又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与智慧，更具备从高端切入市场的眼光、胆识与智慧。律师唯有做到“优术、明道、取势”，方可最大可能地拥有社会资源，提升自身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二）抓党建促进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制度，文化，价值观----品牌，内聚人心，外聚人气，培育文化，健全制度

1、凝聚力：党建工作对于律师事务所建设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内聚人心，外聚人气。律师事务所做大了，用什么来凝聚人心？单纯的利益相联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制度，需要文化，需要核心的价值观。党建工作，相当意义上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大成党建做得有特色，党政机关、兄弟律所、新闻媒体等等，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我今天也才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报告。这就是外聚人气，提升律所的品牌和影响力，凝聚社会公共资源。

2、文化力：大成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理念融入律所文化建设。大成的民主首先要感谢彭雪峰主任的气度与自我革命。在大成发展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彭雪峰主任摒弃了大成原先的主任负责制，而真正形成合伙人会议负责制，从前形成大成民主氛围的基础。目前，大成倡导并形成了“有效率”的、“光明正大”的民主氛围，“志存高远、海纳百川、跬步千里、共铸大成”的文化理念。大成的建设民主、科学、公开、公平、稳定，不仅保证了律师事务所的飞速发展，也使每一个大成人找到了主人翁的自豪感与归属感。

3、制度力：民主集中制与科学管理的理念、原则已牢牢落实到大成律师事务所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

其一，建成了议、决、行、监各自分立、相互监督、共同促进的管理体制。大成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合伙人制度，使律师的发展成长呈阶梯性状态，有利于律师个体的成长和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大成的合伙人会、高级合伙人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大成的高级合伙人都进入不同的委员会负责大成发展不同领域问题的研究，是议事机构。鉴于大成高伙已超过一百人，且分布在全国，故大成高级合伙人会议又选出九人组织的管理委员会，行使日常决策权，但其重要事项都要依据规则经高级合人人授权或认可。大成在九名管委会成员中设一名管理合伙人，管理合伙人不从事具体律师业务，是大成的执行机构，对高级合伙人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大成还选出由七名高级合伙人组成的监事会，监委对大成所有事项享有独立的监督权，同时负责组织专门机构调处所内所有律师间的利益争端。

其二，我们已经形成了科学高效的风险控制、案件质量管理、利益纠纷解决以及合伙人之间良好沟通的科学机制。律师事务所的制度中，最核心的是分配体制，最基本的是风险控制体系、质量管理体系与争端解决机制。大成已经建设了利益冲突查询机制、严格的公章使用管理制度、统一竞标制度、接受采访和出外授课审查机制，以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大成案件审批制度、高级合伙人对律师的督导制度、集体讨论制度、部门分工制度、案件质量内核制度等等，都有效地保证了大成律师的办案质量。对于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而言，律师执业不规范可能给律所带来麻烦，但合伙人、尤其是主要合伙人之间的冲突，往往可能导致一个律所的彻底分裂。合伙人之间的冲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意气之争，需要加强沟通、理解与调解。目前大成管理合伙人的德高望重与善于协调，非常有效地防止了这个问题。而大成律所业已形成的律所文化和氛围，也有效地促使合伙人、律师更加自律，不可能做出出格的事情。另一类是利益之争，这种利益之争包括三类：一是案源之争，大家都有意某一案件产生冲突，可以共同组成团队参与，亦可依据优势优先、补偿退出者的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二是成本之争，即在做案件过程中，成本如何分担；三是利益分配之争，即共同作业的律师团队成员之间如何分配利益。对此，大成设立了专门的裁决机构，由监委组成裁判庭根据双方陈述与举证，从利于大成的角度作出裁决。裁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效力，交由财务机构执行。目前，大成正着手改制为有限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这对大成的风险控制与再发展，必然起到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

其三，我们已经探索出一条现阶段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提成制与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专业相结合的道路，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提成制条件下的制度创新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大成是以提成制为分配基础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这是大成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一般意义而言，提成制与团队化作业、专业化分工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大成经过积极探索，找出了一条现阶段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提成制与专业化分工、团队化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自2004年以来，大成开始坚决打破由合伙人带团队的做法，所有律师均由律所聘任，从律所收取报酬，完全打破律师事务所律师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此基础上，大成设立多个专业部门，如诉讼部、刑事业务部、国企部、金融部、资本市场部、公司部等等，进行专业化分工。大成所有律师均根据自身特点进入相应的专业部门，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专业化工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并日益发展，大成律师团队化专业更是已成规模。举个例子说吧，我现在什么业务都敢接，为什么呢？因为大成的律师团队已成规模，做什么业务的都有，而且都是好律师。这是我信心的后盾，当然我自己也需要对各种法律业务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对解决问题的基本智慧和资源有相当积累。这样，就在大成内部也形成一个双向的市场化选择：合伙人拿到业务，会选择最合适的律师去操刀做业务。如果做业务的律师要价过高、技术不到位或是敬业精神、合作精神不好，很容易失去合伙人的信任、失去大成的市场。如果拿到业务的合伙人太抠门、太欺负人，就没有律师愿意给他做业务。这样，就有一个竞争，一个专业化的分工和提升，一个合作发展的氛围。

（三）抓党建促进律师更好地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社会责任

一个组织要想立身百年，社会责任永远是第一位的。偏离了社会责任的发展，是不可能持续的。以社会责任为己任，自觉把律师事业融于党的事业中，这才是中国律师事务所发展的必由之路。纵观现今法律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欧美律师事务所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无论在规模还是法律服务种类和品质上都已经遥遥领先，形成大型、超大型律师事务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迅速向全球输出法律服务，形成了法律服务全球化的格局。而国内目前的法律服务行业规模小，服务产品技术含量低，事务所的创收与英美相比差之千里。创建国际大所不仅是我国律师行业的历史使命，也是律师利益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复兴民族大业的要求。在党的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大成律师事务所近几年高速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律师事业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一致的。

1、要通过党建工作提升律师职业荣誉与尊严

日前出差办案，警察特别客气，说：吕律师很有名呀，到我们这来讲过课，报纸还登过一整版！然后又说：大成所特别特别有名呀，那个被抓起来的李庄律师是你们所的吧！——坦率地说，我当时有种被闪了腰的尴尬，我也可以肯定这个警察是拿这说事来挖苦办案律师。-——职业声誉与尊严，是任何一个职业对社会有所贡献的道德资源基础。李庄事件对中国律师事业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的形象，被某些狂妄自大、不受制约的地方势力以及沦为权力工具甚至充当权力打手的无良媒体们描得够黑了。关于刑事审判中辩护的价值和意义，古今中外的法学和非法学大师们，已经做了精辟论述，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们也作出了明确得不能再明确的规定，实在不需要我再罗嗦。基础性、常识性的共识在于，辩护律师的存在，是确保打击犯罪的依法进行，是从不同角度支持惩治犯罪、实现社会正义——刑事辩护的价值在于支持打黑而限制黑打。如何对待辩护，是黑打还是打黑的试金石。有组织地抹黑甚至陷害律师个体甚至律师辩护制度，无疑是在反法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远。

律师党建工作，要针对社会上对律师的种种误解，甚至是有组织的抹黑，律协，理直气壮地给受委屈的“孩子”争个清白、讨个公道，要大张旗鼓地阐明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的价值与贡献，为律师正名，为维护律师职业权利而努力抗争。律师行业发展，首要的任务是提升中国律师的职业声誉、职业尊严与职业权利——一个失去尊严与荣誉的职业，注定是没有地位、无法实现其价值的职业。

2、要通过党建工作提升律师的行业地位

1）一个个体、一个群体影响社会的基础都是社会资源，尤其是社会公共资源。一个行业的社会公共资源包括政治资源、文化资源、道德资源与人力资源。我曾将中国律师的尴尬地位归纳为：在官本位社会，因无权被蔑视；在拜金时代，因无钱而被轻视；在君子不言利的传统下，因谋利而被鄙视。说到底，其实就是律师行业社会公共资源的严重匮乏。

2）律师的政治资源：政治资源的主要是权力，而律师不具备任何公共权力，甚至常常天然地、本能地站在权力的对立面。因此，律师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应当是源自代表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成为权力的一员或是沦为权力的奴隶。因此，试图讨好权力、强化律师作为权力工具的属性（最典型者就是要求律师“讲政治”）或是通过惩罚可能犯错的“孩子”（典型者如李庄事件）来讨好权力，以此提升律师政治地位的路子是根本走不通的。律师的地位取决于民主法治进程，律师的社会评价取决于律师的修养和作为。要通过党建引导律师操守、品行、修养、能力的自我完善，这是律师职业积累道德资源的根本之所在。要引导律师眼光向下，贴近民众，以担当、以专业、以敬业积累职业声望，以此积累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与道德资源，以民意代表、在野法曹的独立、独特职业价值凝聚社会资源，提升职业地位。

3、要通过党建维护律师的行业利益

1）我清楚地记得，前几年税务机关考虑加重对律师征税负担并拟执行查帐式征收方式时，时任律协会长的大进律师、中伦所的学兵主任和我，分别从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个人的角度据理力争，最终保持了相对较低的税赋水平和相对简洁的征收方式。今年，北京律师的税赋又加重了约两个点。对于这种事关律师行业整体利益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律协理应加强沟通、据理力争。

2）律师费是律师工作的应有回报，是律师得以保持职业的独立、尊严与价值的基本保障。律师职业风险高、劳动强度大、知识更新快、市场竞争强、工作成本高、社会义务多，看似高额的律师费，真正用于律师个人生活的，其实比例极低。政府管理律师费，既要尊重律师职业的基本规律，也要尊重市场的基本规则。

3）律师培训与青年律师扶持这个问题已经讲过很多了，我不想再重复。青年律师是北京律师的未来，是中国律师的未来，他们正值艰难时期、正值迫切需要扶持时期，我们该怎么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以为至少应该免除新律师上岗的培训费，免除或减少征收入行不到三年的律师年费。

4）加强职业维权与行业服务。这里讲的职业维权并非个案的，而是针对个案与相关部门、机构进行协调，从制度上解决律师职业权利的某类问题。

4、要通过党建促进制定民主、科学的行业规则

一是要在条件成熟时制定统一律师业务指引，规范和提升律师业务水准。

二是要强化宏观管理体制、律师事务所质量保障体制，保证律师服务质量。

三是要防范律师执业风险，如落实行业性的职业保险、强化律师事务所的风险防范机制、提升律师个体的风险控制意识与能力。

四是要规范律师执业自由。近来北京律协对非北京户籍通过司法考试人员在京实习采取了某种特殊的要求，引起极大反响。我完全理解作为管理者的无奈，这一管理律师在京实习的具体规定虽不合理但并不违法。但由此引发的争议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必要时也应做适当调整。

五是要强化律师执业操守和规则，切实维护律师职业权利。

5、要通过党建工作营造积极、成熟的行业文化

律师既然称之为“师”，自然与文化有关：

一要提升律师个体的文化品味。要引导律师多读书、读好书，保持良好的学习心态和习惯，使律师个体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有份量”的人、一个“有操守”的人，值得信赖令人尊重，这既有利于律师个体的发展，也塑造律师职业的良好整体形象。

二是营造律师行业的职业文化：律师职业伦理规则、职业价值认同、职业专业技能、律师职业习惯等等，都应是律师职业文化应有之义。

三是使律师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文化说到底是一种法律文化、一种法治文明，民主、法治、专业、敬业、责任、诚信等，均是律师文化的精髓，我们要努力使之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与文明也总是有载体的，职业伦理规则、职业道德操守、职业技能规则等，均是我们可以着手之处。

三、通过律师党建有效促进律师职业价值实现

（一）律师党建工作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追求

党建工作既要有“功利之心”，更要超越纯粹的功利：要通过党建工作使律师个体、律所群体、律师整体都能实实在在地得到好处，要有利于律师更好地服务社会并从中得到应有的回报。新时期脱离这些实际，单纯强调党建的非功利性、奉献性，党建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但仅仅用世俗的功利去促进党建，显然是庸俗的，也同样是不可能做好的。党的基层组织，一定要成为律师情感交流的平台，要成为律师奉献的平台，要成为律师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定要超越单纯的功利，要有一种精神追求，帮助律师实现人生价值、提升人生品味。我自己经历了从律师到法官然后再回到律师队伍的轮回，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律师是一个有独立、有自由、有责任、有价值、有品味、有尊严的职业，但中国律师同时也是一个饱受煎熬、充满艰辛、苦难甚至血泪的职业。

（二）律师党建要促进律师实现职业价值

律师职业的高贵，在于其兼具政治使命、法律技能、文化品味与商业运作于一身；现代社会的律师，是政治人、法律人、商业人与文化人的统一体。而社会职业分工视野下的律师，作为各种相互对立、冲突利益的代言人，似乎既代表正义又代表非正义，从职业的工具价值属性上具有某种天然的“品格分裂症”。“与邪恶为伍、为异端辩护”使律师这个职业容易为权力者所鄙视，为社会公众所诟病。然而正是赋予所谓邪恶与异端以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才可能彰显每一个人的尊严与权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受到错误的刑事追究。——每一个个体权利、具体权利的维护，每一起具体案件的博弈，其实都是纠纷得以解决、权利得以实现、权力受到制约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正义得以实现的过程。因此，律师即使在个案中成为“邪恶”的辩护人，其整体价值亦与正义有关。

1、律师的政治价值在于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律师制度自产生以来，便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味，负有某种政治使命。这也是律师区别于会计师、医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根本所在。作为民主土壤所催生的“异类”群体之一，律师在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博弈”中，始终是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和以私权利制约公权力的忠实代表。基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和诉讼制度，律师的存在使“草民”得以向长久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权力说“不”。（其典型者如行政诉讼）在此基础上，在公权力（政府）与私权利（百姓）发生冲突时，律师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桥梁（律师成为权力的掮客即源于此种特殊职业价值），具有一种特殊的、天然的“减压阀”的功效与价值。（其典型者如奥运期间律师对社会矛盾的化解，拆迁工作中律师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沟通与说服工作，等等）律师的政治价值还在于促进权力的依法运行和社会机制的自我完善。律师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或是作为法律顾问参与社会公共决策，或是通过各种媒体发出自己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提出与“政府”不一样的意见，正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民主理应倾听不同的声音，既要少数服从多数，也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作为公民权利和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代言人，律师的神圣职责之一，便是制衡权力、制约政府等掌控公权力机关的行为，维护普通民众的自由和权利。法治社会中律师的社会责任还包括倡导宪政文化，挑战现行立法和社会制度中的违宪性：从收容审查制度废除过程中的“三博士上书”、四律师提请全国人大对《河南省种子条例》的违法性进行审查到律师对黑龙江省恢复强制婚检制度的合法性提请全国人大审查等，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律师对于催化具备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机能的和谐制度与文化建设的独特价值与有益尝试。律师在化解社会矛盾中起着“安全阀”与“减压器”的独特价值，也是律师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职责与贡献所在。律师备受指责的所谓“专为坏人说好话”、“与政府站在对立面”、“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恰恰集中而生动地体现了律师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独特价值与使命：维护人权、建设法治；制约权力、维护稳定；服务发展，弘扬诚信；倡导公平，实现正义。这不仅是律师的职业职能，也应当是律师的主体价值追求。

人类法治的实践告诉我们：“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最终都可转化为法律问题，并随时间与程序的推移逐渐降温”(托克维尔语)。律师既代表私权利制约公共权力，又成为权力与权利沟通最重要的纽带之一，成为平衡社会综合矛盾最有效的调节器。

2、律师的法律价值在于为社会提供高度专业化、职业化的法律产品

无论律师介入政治、经济或是文化领域，都应当而且只应当以法律的方式为之。律师可以立法建议或成为立法专家组成员的形式介入立法，可以担任代理人或辩护人的方式解决纠纷乃至介入公共性事件，可以法律服务的方式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产品”，可以法律专业的身份与能力解读公共事件或传道、授业、解惑。总之，律师的法律价值与属性，是律师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律师社会影响力的最基础方式。当律师以文学的方式创作畅销书，当律师以近乎“芙蓉姐姐”的非理性方式而非法律理性的方式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当律师俨然以某些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自居时，这些所谓“律师”也就失去了律师的属性和价值。

律师的法律价值首先体现在诉讼当中：诉讼的本质正在于“由国家权力而非冲突主体来解决社会冲突”(顾培东语)。在任何一种诉讼当中，律师成为当事人两造的代理人（中国等国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使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在一种理性的程序下以公力的、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从而使正义得以实现，并且以一种看得见的形式得以实现。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不仅保障着当事人乃至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且制约着公共司法权力的依法运行。民事诉讼中平等的各方当事人通过律师的代理，与法庭一起为社会提供合格的“司法产品”。而行政诉讼正是对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采取一种和平、具有严格程序要求的解决方式。否则，社会矛盾的累积必然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使社会的和谐最终成为“镜花水月”。

律师的法律价值还体现于非诉讼法律服务之中：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成为共识，有人甚至将其称为“律师主导型”经济----虽有些夸张，但有着相当的合理性。无论政府以“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还是市场主体间的经济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律师专业的法律服务日益受到重视。而市场主体间日益丰富的经济活动，无论是上市融资、公司治理还是企业间的经济活动，律师所起着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体现出律师的法律与经济价值。

3、律师的文化价值在于作为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及专业知识分子的担当

律师天生就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倡导一种法治文明：“与人文知识分子相比，律师更少情绪化更多理性判断；律师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他可能会钻法律漏洞，但前提是承认、尊重法律（最可怕的是连漏洞也不钻，直接视法律如废纸）。而与法学家相比，律师又更具有行动能力。”（林晓东先生语）思之先生主张律师“要议政，而非参政”。对此我并不完全赞同。参政并非限于国家机关相当级别的工作人员，无论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参与国家立法，只要以专业的力量介入社会规则的制定与变革，促进社会公共事件的解决，都是“参政”而非仅仅“议政”。这种“参政”或“议政”，既是律师以政治方式影响社会，也是律师作为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区别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律师倡导法治文明的政治职能，律师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价值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甚至学术权威，为社会提供解决此类问题的公共产品；二是作为法律专业人员，在社会深刻变革之际，为人们提供专业的法律乃至法治视角中的解读。

从“邓玉娇案”、“许霆案”，到“瓮安”、“石首事件”；从“彭水诗案”、“王帅案”，到“县委书记派公安进京抓记者”事件与“人肉搜索”… …社会公共事件，需要律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专业的声音、理性的解读。从刑事辩护，到民商事代理；从企业投资并购，到破产重整；从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到VIP（VC、IPO、PE）业务… …都离不开律师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调查研究与业务实践。这也是律师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天职。

律师个体要努力成为有修养、有文化、有“份量”的人；律师群体要形成富于自身特色的职业文化；律师要努力使以公平、正义、规范为基本价值理念的律师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律师的经济价值在于创造价值并节省社会运行成本

1）律师的经济价值在于创造社会价值。律师只有在提升客户价值的同时，才可能提升自身的价值。无论是为作为国有资本改革重点的“国企改制”，还是替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的“农村合作社”提供高端法律服务；无论是通过诉讼、仲裁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还是降低企业法律风险；无论是通过破产、重整，还是并购、融资、上市……律师都以其合格的“法律产品”，为社会直接创造巨大的财富与价值。

2）律师的经济价值在于节省社会运行成本。除却通过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政及行政赔偿诉讼等直接含有经济内容的诉讼实现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于国家社会经济活动以一种公平有序的方式运行，这种公平性、有序性以及安全性，使整个社会得以低成本运行，避免因无序而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3）律师的经济价值评判，确实很难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单就律师的创收额而言，有“大律师赚不过小老板”之说。的确，一年做到千万律师费的律师凤毛麟角，但这与企业的年产值相比实在太可怜了。但我们也要看到，律师费实际上相当于生产企业的毛利润。以毛利百分之二十计，创收两千万的律师相当于年产一个亿的企业，而这律师费往往是由一个或几个律师创造的。因此，律师特别是优秀律师个体的经济价值显然是出众的。

4）律师费是也仅仅只是律师社会影响力的客观标志之一，本身并不能代表律师价值的全部。过于强调商业化、单纯数钱论英雄，实际上是对律师职业价值的极大贬低。而在成为“人生之道”以前，律师首先是一种生存之术。作为生存之术（尤其是艰难度日者的生存之术）时，律师的营销之“术”也就格外受到青睐，这也是这个浮燥时代的特色。于是乎，不仅律师做案件的本份成为一种营销术，不仅律师出书成为一种营销术，甚至有人主张并实践将“公益”也做为律师的营销术了。这让我深感悲哀。无论如何我都坚定地认为：“数钱论英雄”是对律师价值的贬低；“公益”沦为营销之术是律师的悲哀；“泛营销论”是对律师行业的庸俗化。

（三）要通过党建明确律师的价值取向

律师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博弈的理性受雇佣参与者，是合格法律产品的共同生产者，其职责在于在遵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而律师所代表利益的多元冲突，也决定了这个职业注定内部分化，注定与谎言相伴，注定时时面对罪恶、贪婪等人类劣根性。这也同时要求律师在价值观取向上，理应满怀光明与尊严。否则，律师这个职业将失去民意的基础，又无以幸免地面对公权力的本能压制，必将变得不堪与危险。

律师的执业权利与社会地位状况，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主法治进程和人权保障最灵敏的晴雨表。“当前中国语境下法治的基本路径或重要特色，在于„具体法治‟，意即通过媒体集中广大而分散的、个体的、弱小的公民意志，形成„公众意志‟，从而与强大的公共权力相抗争，并最终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规则，推动社会的进步。（孙志刚事件即是典型标本）”律师只有将自己融入法治的洪流，融入社会资源的主流并保持职业的理性与异议，其职业价值的提升方可具备不竭的动力。

律师天然地与社会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紧密相联：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律师是最重要的促进者之一；律师天然地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联：律师作为权利维护者与社会理性异议者，总是努力保持着社会文化的自由与多元，从而使文化保持活力与创造性；律师天然地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相联：作为客户利益的代言人，只有提升客户价值的同时，律师自身的价值才可能得以提升。

结语：要通过党建帮助律师有效提升人品味、实现人生价值

马期洛归纳了人的五重追求：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受尊重的需求、人生价值实现的追求。可以说，选择并坚持律师职业，学习并精神律师专业，执着并奉献于律师事业的人，都是有精神追求的人。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短短几十年，只能向前无法后退。无论什么原因选择了做律师，党的基层组织，都要努力使我们的律师对自己的选择有一种认同感，使律师认清自己事业的价值，坚定事业的信心；要努力使我们的律师对自己的选择有一种尊荣感，既要从律师事业中感受到人生的尊严，更要充满尊严地去做律师——这样，我们才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底线，才能够享受职业的快乐与成就；要努力使我们的律师对自己的选择有一种归属感。

中国画讲究“留白”。我们也要通过党建工作，使我们的律师在艰苦工作的同时，超越功利之心，提升自己的人生品味与境界，更好地享受人生的乐趣。任何社会与时代的律师，都不可能脱离商业色彩。律师做小人物不要紧，做小人很可耻。律师作为有“名字”、有“身份证”的人，不能为功利之心硬要装成“有名”的人和有“身份”的人——人没有追求可悲，但若放弃底线就有些可怕了。律师党建要促进律师“有尊严”地营销，恪守职业道德，做到廉洁自律。要通过律师党建，使律师个体的文化品味得以提升，成为有担当、能担当的人，使中国律师有“勇士之果敢、谋士之韬略、绅士之优雅、隐士之淡定”。

我们今天探讨了律师党建工作要结合律师职业特点与时代特色来开展，探讨了如何通过律师党建工作有效地帮助律师成长、律师事务所发展以及中国律师业的历史担当，探讨了如何通过律师党建有效地帮助律师职业价值的体现和品味的提升。最后，我用江平老师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律师兴，法治兴；法治兴，国家兴。”

第二篇：吕良彪：达能的“中国战略”向何处去？

吕良彪：达能的“中国战略”向何处去？

——从“达娃之争”看跨国经济的“中国战略”

达娃之争”绝对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也绝对不是单纯依靠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双方“角力”基本平衡的情况下，法律又成为解决达娃之争最基本的依据。

双方的并购战、法律战、舆论战，无非希望在解决达娃之争的博弈和利益再分配中占据主动权。某种意义上，提前终止合同，清算公司，可能是解决达娃之争最合法、最公平也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题记

“达娃之争”自去年四月爆发以来，双方围绕“娃哈哈”系列商标权归属、同业竞争、合资公司控制权等问题在海内外展开了一系列“法律战”和“口水战”。在此过程中，达能作为成熟的跨国经验所表现出来的投资战略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并购战略、法律战略、舆论战略以及买办战略，很值得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学习、借鉴与反思。

一、达能的中国投资战略

1、高起点的投资使其成功地将中国乳品饮料市场纳入其全球战略

达能进入中国二十一年来，先后投资娃哈哈、益力、乐百氏、光明、梅林正广和、汇源、蒙牛等中国乳品饮料行业的七大“龙头”企业及其他企业，2006年年销售额达近四百亿人民币。在占有巨大市场份额的同时，达能向所投资的具有激烈关系的中国乳品饮料行业的龙头企业派驻董事，以此加强对企业乃至整个中国乳品饮料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种高起点、高质量的投资战略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人弃我取、单打独斗”形成鲜明对照。

2、以投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财务投资与产业投资的灵活掌握

达能的中国投资前期以财务投资为主，除向所投资企业派驻董事以外，达能多关心投资的财务回报，而鲜为涉足企业的具体经营。但基于其对所并购企业法律上的控制权，达能随时掌握控制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乐百氏即是一例；如非遭遇宗庆后强力抵抗，娃哈哈亦难免重蹈乐百氏覆辙。

跨国经济投资利益的最大化与东道国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一对永远的矛盾，和谐发展则共赢；跨国经济为追求自身利益不惜伤害甚至牺牲东道国民族产业，或东道国的盲目排外，则矛盾与斗争在所难免，处理不当必然导致双败的结局。

二、达能的中国并购战略

1、股权收购争取主动的法律技巧

1996年达娃合资之时，原本商定宗庆后所控制的两家娃哈哈企业占股49%，达能占股41%，百富勤占股10%，但随后达能与百富勤以在新加坡注册的金加公司控股合资公司51%的股份，达能与百富勤则分别成为金加公司分别占股份70%、30%的股东。这就使达能、百富勤之间的股份转让根本不必征得宗庆后同意，控股金加即意味着控股娃哈哈合资公司。随后，百富勤不如意外地将其在金加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达能，娃哈哈合资公司由此成为达能控股的子公司。

2007年2月，距达能参股汇源仅半年时间，达能就在汇源果汁IPO时行使优先认购权，以1.223亿美元的代价，将所持汇源果汁的股份由上市前的22.18%增持至24.32%。对此，汇源高层表示，达能此举主要是根据合作之初签订的“反摊薄权力”协议，在达能所持有股权可能被稀释时，追加投资。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理应让中国的企业家明白：在经济活动尤其是诸如跨国并购这样一些高端业务中，聘请专业人士人的费用应该是一种投资而非成本。

2、合作过程争取主动的法律技巧

（1）合作“陷阱”

例一：今年4月，达能突然以非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未经合资公司董事会通过，擅自使用“娃哈哈”商标，违反双方曾于1996年签订的《商标使用权转让协议》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为由，要求低价强行收购娃哈哈非合资公司51%股权；

例二：在与光明乳业的最初合资时，达能同意将其部分“达能”商标与外观设计交给光明无偿使用至2011年9月。但在协议的附加条款中，达能只允许光明在两个菌种的酸奶中无偿使用这个商标。尽管后来光明违反协议在别的菌种上也使用“达能”商标，达能一直没有表示异议。然而就在光明股改之时，达能却突然抛出了光明的“违反协议”大做文章，并以此为谈判条件。截至2006年，达能最终以低于流通市场价大约1/3的价格如愿增持光明股份，得以成为光明乳业第二大股东的地位。

（2）控制合资公司的法律技巧

方式一：通过公司章程设定高定额的任务。达能接管一年后，即以未能完成工作目标为由将何伯权为首的“乐百氏五元老”踢出管理层。

方式二：巧设董事会权限掌握公司控制权。正广和和娃哈哈即是典型，达能先是谋求董事人数的相对多数，再将任命总经理这样重大的事项设置为简单多数通过即可的事项，从而在董事会简单多数的情况下即可控制合资公司。

3、涉嫌“灰色”的并购手法

在媒体质疑达能增持光明乳业股份时，范易谋先生一再强调系与当时的上海市国资委合作。据查，那个时期的上海市国资委主要官员，已因腐败问题被查处。曾有机构拟向上海市纪委实名举报“达能公司当年用低于市场价格30%购买光明乳业股权，是通过串通陈良宇，由原国资委主任凌保亨具体执行的国有资产流失行为”,要求调查达能在此并购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我们同时注意到，近期达能不仅以4.58元/股的低价完成转让，还拿出了3.3亿的巨资作为光明方面“市场、渠道等相关补偿费用的代价”。加上今年4月达能在收回托付光明打理的子品牌 “碧悠”时也曾支付补偿费用8000万元，“达能向光明支付了4.1亿元费用”。

三、达能的中国法律战略

1、管辖权选在东道国境外

综观达能与国内各企业的合资合同，关于合资争议的处理，无一不选择了国外的仲裁机构。这种安排，一是避免东道国的单边保护主义伤害投资者利益，二是对不善国际性诉讼、仲裁的发展中国企业造成强大心理压力。

对此，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极富创新性的诉讼战略，使娃哈哈从程序上和实体上握有打赢法律战的“撒手锏”。从管辖权的角度而言，笔者作为娃哈哈合资企业工会、职代会的代理人，认为娃哈哈合资企业职工是公司的股东，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有权独立提起股东代位诉讼。当作为合资公司的股东殆于行使或无法行使追究侵害合资公司利益的大股东责任时，工会、职代会作为股东的代表，有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此种股东代位诉讼，理应由中国法院审理而不必到国外仲裁。

2、多头诉讼形成围攻

达能分别于200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仲裁院针对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和宗庆后先生个人提起了八项仲裁；6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对宗庆后先生女儿宗馥莉小姐和妻子施幼珍女士提起一项诉讼；7月，分别在意大利和法国针对娃哈哈的设备供应商西德乐公司提起两项诉讼；9月，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一项行政诉讼。此后，又分别于美国和英国法院起诉，并冻结由被指由宗庆后先生及其家人控股的离岸公司对“娃哈哈”非合资企业的股份。在新疆等地法院以宗庆后先生涉嫌同业竞争为由提起诉讼。

娃哈哈方面针对性地由三类主体对达能及其派驻人员提起诉讼和仲裁请求并获得法律上的主动：

其一，2007年5月，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在杭州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终止《商标转让协议》；达能提起仲裁反请求；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要求人民法院撤销合资公司关于选举范易谋为董事长的董事会决议。

其二，2007年7月，娃哈哈集团与部分娃哈哈合资公司小股东在沈阳、吉林、宜昌、桂林等地对范易谋、嘉柯霖、秦鹏等三人提起诉讼。法院已相继认定被告构成同业竞争，并判令其向合资公司赔偿损失。

其三，2007年12月，娃哈哈集团工会在山东潍坊起诉达能侵犯合资公司利益，人民法院依法冻结了达能在合资企业内的股份。

目前，针对西德乐公司的两项诉讼达能已告败诉并被法院判令赔偿西德乐公司损失十万欧元；针对国家商标局的行政诉讼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起诉宗庆后先生构成同业竞争的诉讼请示亦被新疆相关法院驳回。杭州市仲裁委员会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了达能的诉请，达能为此向人民法院提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诉讼。目前此案正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之中。

四、达能的中国舆论战略

成熟的舆论战略是达能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例如当百事可乐可能进入法国市场并可能对达能进行并购时，达能在法国发动了一场对百事可乐的全方位抨击，使法国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商家、百姓，都为保护达能这一“法兰西民族瑰宝”而同仇敌忾，最终使百事可乐退出法国市场。在达娃之争中，达能同样运用高超的舆论战术：

达能聘请了世界知名的公关公司，为其提供专业的舆论服务：专业的机构、精心准备的措辞、专业人士的统一发布、与媒体的良好沟通等等，使达能在达娃之争初期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优势。在对娃哈哈、宗庆后的打击中，最主要的舆论指责，都是来自中国国内的专家和媒体。究其原因，就在于达能专业化的舆论战成功地引导了中国的媒体，而中国企业家近乎赤膊上阵的“朴素”则使中国企业陷于被动。在国际上，达能通过舆论和诉讼，一再宣称其在中国可能得不到公正司法的保护，一再妖魔化竞争对手，既为自己争取舆论支持，也对中国司法形成压力。

达能的中国法律、舆论，都采取低成本高效率的定点清除的“狙击战术”，如将“达娃之争”巧妙地转化为“达宗之争”，并通过对宗的家人的诉讼对宗施加舆论压力，并期望以此引发宗的其他法律风险。除掉了宗，也就除掉了控制娃哈哈企业的最大障碍。据称，在应对国家商标局所发函件过程中，达能同样采取了对具体经办人员的举报对其施加强大精神压力试图迫其就范。

成功的舆论战可产生巨大的“舆论泡沫”，在短时期内对对手形成巨大压力。但只要承受住了压力，舆论泡沫自会随着真相的不断揭示而告破裂。解决“达娃之争”，需要理性地尊重中国法律，以真诚的意愿和智慧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五、达能的中国买办战略

“买办战略”，跨国经济“本土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跨国公司以利益或其他方式雇用、影响当地人员为其服务，一般有两种：

1、经济利益上的买办，这很容易理解。

2、非直接经济利益的买办，这其中也可分为两种：

一是利用东道国固有的社会矛盾，使部分人员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自觉不自觉陷入其中为其服务。典型者可通过某些扩大宣传，诱发某些人心底“仇富”等非理性状态，利用打击对象的竞争对手；或是创造一些氛围，激发某些想参与其中却无能为力的“小人心态”，让他们从道德层面去抵毁作为同行的专业人士。

二是利用东道国某些 “精英阶层”过于富于反思精神的思维方式，迎合这些人对所谓缺乏契约精神之类民族劣根性的深恶痛绝，将其置于思想者、反思者和正义坚持者的虚幻地位，使这批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摇旗呐喊。

“达娃之争”绝对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也绝对不是单纯依靠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双方的并购战、法律战、舆论战，无非希望在解决达娃之争的博弈中占据主动权。双方在相关部门主持下闭门谈判并一再延长谈判期限，亦在预料之中。截止4月10日，双方谈判的暂时无法达成一致亦未有延期之说，归根到底还是对已方“法宝”未尽全力的不甘心和对对方能力的错误判断乃至打压，为未来的利益再分配争取主动。双方争执已至“内力拼决”阶段，任何花哨的伎俩已不再有效。在双方“角力”平衡的状态下，法律又成为解决达娃之争最为基础的因素。达能对娃哈哈和宗庆后先生的诉讼、仲裁请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商标侵权；二是同业竞争；三是达能作为大股东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合资公司沦为“空壳”。

其一，关于商标侵权

商标转让以国家商标局核准为条件，现有证据表明，国家商标局对于娃哈哈商标的转让申请“一直未予核准”，且达、娃双方对此均明确知晓，杭州仲裁裁决也已确认娃哈哈集团对商标的所有权。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有两个版本，其中未报备案的版本中规定的使用许可与转让并无区别，属于规避法律的变相转让，属无效条款；当未报备合同与报备合同出现矛盾时，以报备案合同规定为准，而已报备案合同只是授予娃哈哈合资企业普遍的使用许可和再许可的权利，商标权人有权使用和许可他人使用；双方《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第一号补充协议》也对非合资企业的使用权进行了规定。因此，达能放弃该项诉请当属明智。

其二，关于同业竞争

娃哈哈企业自始即由三种企业构成：一是合资企业股东；二是娃哈哈合资企业；三是娃哈哈非合资企业。在双方《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第一号补充协议》中，娃哈哈非合资企业被称为“被许可的娃哈哈企业”。娃哈哈非合资企业一直为合资企业提供代加工的生产，产品交由合资公司统一销售，审计报告也包括非合资公司的生产。达能方一直知悉并允许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及其与合资公司间这种合作的存在。因此，娃哈哈非合资企业与合资企业间并非竞争关系，而系代加工的关联交易。宗庆后先生服务于娃哈哈非合资企业，并未违反竞业禁止，亦不构成同业竞争。而达能投资与娃哈哈有激烈竞争关系的同类企业，显然已经构成同业竞争，且中国法院亦作出相应判决。

其三，关于大股东控制权

达能作为娃哈哈合资公司大股东，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和无力行使对公司的管理权是两个概念。曾有传言称达能将大范围撤换公司经理人的不明智之举，笔者以为，即使作为公司大股东，亦不得滥用其股东权利，有意侵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若采取此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必须对此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萨科齐总统访华之际，笔者曾发表了自己受娃哈哈工会、职代会委托的《调查报告》及《法律意见书》，并提出了双方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思路。在此，笔者再次呼吁合资企业工会、职代会敦促公司两大股东以公司利益为重，公司利益就是股东利益。希望两大股东真正拿出诚意，协商解决纠纷。目前，必须解决好以下基本问题：

第一，双方是“合”还是“分”

这场跨国婚姻发展到今天，双方无论合与分都不难理解。关键是未来究竟是合，还是分，这个大方向首先要谈清楚。这个原则性问题解决之前，任何一方指责纠缠于对方拒绝上市或不谈具体的股份分配比例系缺乏诚意都是不负责任的。

第二，如何“合”与如何“分”

其一，双方在什么样的利益再分配条件下可以继续合作？是保持现有股东结构，还是引起新的战略投资者多元投资者继续合作？是保持现有娃哈哈合资公司、非合资公司并存，还是将所有娃哈哈企业进行整合？

其二，如果决定“分”，是达能还是娃哈哈退出合资公司？退出合资公司的条件是什么？是否考虑新的战略投资者？

第三，未来新的娃哈哈企业如何发展

无论合与分，都将面临未来娃哈哈合资企业与非合资企业的整合问题，都面临娃哈哈企业如何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

第四，如果双方确实无法合作，可以提前终止合同，清算公司。某种意义上，我可能是解决娃哈哈最合法、最公司也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我们应该感谢达能给我们带来如此深刻的启发与冲击，我们应该感谢宗庆后先生在领导中华民族企业与跨国经济博弈过程中给我们的震撼与思考。“达娃之争”的出现适逢其时，对于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企业、中国资本乃至中国政府而言，都是一个考验；对于国人的心态、舆论与传媒的成熟、政府管理社会的法治化与政绩考核机制的科学化，都带来了全面的挑战，也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更趋成熟。同时，这一事件使我们这个民族对法治理念、契约精神乃至中国的民族品牌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以及如何正确面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都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促进社会的成熟与进步。

[作者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律协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主任、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仲裁员，娃哈哈合资公司工会、职代会委托律师]

第三篇：当前形势任务怎么看

当前形势任务怎么看，对标先进怎么办，五个结合怎么干

当前形势任务怎么看

只有认清形势，才能更好的谋求发展，只有看清任务，才能更好地寻求进步。当前形势任务怎么看，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同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结合起来，与群众路线活动结合起来，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抓好生态特色农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努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对标先进怎么办

对标先进怎么办，一定要紧紧围绕总书记提出的“五好”干部标准，对照先进典型查找差距，改进工作作风，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就是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找准典型并深入学习理解先进典型的先进性、代表性究竟体现在哪些地方，把焦裕禄、毕世祥等当作学习的读本、对照的榜样、行动的指南，做到深学、细照、笃行；要多“照镜子”，对照先进、八项规定等“镜子”找出自身存在的不足及差距，认真总结“四风”等突出问题。

五个结合怎么干 五个结合怎么干，就是要加强自身学习，提升综合素质，认真对照“四风”等问题进行自查整改，认真践行“三严三实”，围绕“发展、民生、稳定”三大主题，进一步增强服务群众、服务发展的能力。就是要结合“走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惠民生”

主题活动，强化党员干部“进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管百家事、暖百家心”的“五百”服务，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干系，达到干部长才干，群众得实惠的目的。

第四篇：关于“当前形势任务怎么看”、

关于“当前形势任务怎么看”、“对照先进怎么办”、“五个结合怎么办”讨论发言材料大师兄

一、“当前形势怎么看”，就是要认清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把思想统一到建设“国际旅游度假休闲区”上面来。紧扣建设国际旅游城市这个工作大局，理清思路，开拓创新，以本次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扎实推进城市管理工作，埋头苦干，迎难而上，完成当前各项工作任务。

二、“对照先进怎么办”，就是要对照好干部标准，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把焦裕禄、毕世祥、兰辉等当作学习的读本、对照的榜样、行动的指南，做到深学、细照、笃行；要多“照镜子”，对照先进、八项规定等“镜子”找出自身存在的不足及差距，认真总结“四风”等突出问题。弘扬焦裕禄精神、兰辉精神，以榜样为镜，找出自身的不足与差距。用榜样的力量不断激励自己，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能力，努力工作，多为群众着想，积极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积极主动创新城市管理工作方式方法。

三、“五个结合怎么干”，就是要紧扣城市管理工作大局，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明确责任，做好本职工作，进一步解决好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多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让群众满意。

第五篇：当前中国形势

当前中国形势

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养精蓄锐、调整力量，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模式大发展的新阶段。世界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稳定、局部动荡紧张的状态。

首先是世界加快朝多极化发展。美国一强称霸的局面暂时无法改变，综合实力无人能及。同时其他国际政治力量正在发展并逐步成为多极化世界的某一极，中国迅速发展、俄罗斯国力恢复、欧盟自我意识觉醒、印度崛起等，再加上非盟、阿盟等地区性国际政治组织的作用日益显现，多极化世界的雏形日渐明朗。其中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对国际规则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对国际秩序重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次是局部地区动荡局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如中东的伊朗核危机、巴以危机，南亚的印巴土地争端，非洲的党派、部族、宗教之争，索马里的海盗猖獗、国际恐怖主义兴起等造成当前世界总体缓和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而局部动荡、总体和平而局部冲突的局面。而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全方位外交活跃世界舞台。现在，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及面临的新挑战

2010年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国际社会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中国，视中国崛起为本世纪最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进一步上升。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灿荣：08年奥运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动员力和民族凝聚力，09年阅兵向外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的外交自信心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

但是，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迅速增大，各种外部阻力与压力也随之增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上影响力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场所都活跃着中国的身影。但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已成为美日欧等力量“假想潜在竞争对手”，在各个领域给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美国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不断对我国进行打压。日本、印度等国不断加强军事扩张，朝鲜半岛核问题也有随时恶化的可能。东西方均存在着现实威胁，中国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不适应感，“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不断出现。一些大国更对我产生明显的战略敌意，使我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事端。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接连发难，谷歌事件、美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贸易纷争和压人民币升值及南海军事问题。此轮中美关系的紧张，除了美国国内急于摆脱经济困境和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因素外，担心中国实力增强后会挑战美国的霸权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中国正变得“自大傲慢”，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举措，被美国视为与美争夺亚太主导权，对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构成了威胁。美国国内一些智库的重量级人物公开主张，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中国成长产生的大国崛起效应也引起一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和防范心态，增加了我们维护周边环境稳定的难度。我国周边环境复杂，邻国众多，又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领土及边界划分争端。出现任何纷争，不仅当事国陷入麻烦，也为外部力量介入提供了机会。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一些维权活动，如中国渔政船在南中国海巡航、护渔、伸张主权，以及中国海军舰队在冲绳附近海域演习等，就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焦虑。一些周边国家为缓解中国实力上升的压力，希望美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平衡者”作用。菲律宾等国一直希望美国介入南中国海的争端。一旦外部大国介入，极易造成我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近期南海主权争端表面化和复杂化，美国的介入便是重要原因。（近两年，随着对中国护海行动疑虑的加重，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施压，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处理上，妨碍了海上贸易的开展，违背了国际海洋法，另一方面，加快重返南海地区的部署。不仅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增加在该地区的投入，频繁派遣军舰在南海活动；还通过军售、联合军演来提升与部分国家的军事合作。今年8月，美国就与越南在南海进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年我国已经面临日益严峻的领海权益维护的考验。象南沙群岛，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与越南、日本等国的争端都呈现加剧之势。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上对中国关注和重视的增加，对我国的期待也大大上升。国际舆论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使我国面临履行大国义务的压力明显加大。（如对巴援助问题；气候问题解决上要求中国承担过重的责任）尽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有利于我国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可以增加我国的战略份量。但是，以我国现有的能力履行过度的国际责任，将影响到我国自身的长期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必须平衡好自己的国家实力与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

面对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和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是积极开展峰会外交，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国际峰会的高规格、权威性，既是各国直接表达自己声音的最佳场所，也是有效处理问题和发挥影响力的极好机会。去年以来，我国领导人频繁出席和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峰会，象联合国系列峰会、金融峰会、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及今年更为密集的核峰会、四国峰会、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以及即将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亚欧首脑会议、APEC峰会等众多国际峰会。通过领导人参加这些峰会，直接向世界阐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使世界了解中国的主张和诉求，既有利于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也使中国的重要利益得到维护。

二是稳定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关键所在。与大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往往产生损害到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今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国在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构性分歧长期存在的基础上，为化解纷争展开了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了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加强同新兴大国的协调与合作。

三是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今年我国在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安全、能源及多领域合作得以切实推进。此外，通过推进多边区域合作还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互信。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将在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两岸之间的ECFA签署生效，建立中日韩东亚自由贸易区成为谈判议题。在区域安全合作上，今年我国在哈萨克斯坦参加了上合组织举行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促进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及在反恐和维持地区安全稳定上的密切合作。但与一些海上邻国的领土和权益争端问题迄今尚未得到解决，其中包括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尤其是南沙群岛领土争端，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的争端。一些领土争端有日趋国际化的倾向，某些外部大国和地区多边组织介入其中，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四是积极参与解决热点和全球性问题。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仅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调整，我们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伊核、朝核问题会谈，支持周边国家政府稳定国内政局的努力，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防核扩散、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中国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既从自身做起，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