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规与民主

第一篇：班规与民主

关注孩子个性特点，遵循民主与科学，制定合理班规，达到教育孩子意义。

1、发挥学生的自主意识，民主管理。

高年级学生心智日渐成熟，要求被尊重、重视的意识增强，我们不妨顺着学生的心理要求向著名的教育家魏书生学习，班级事务和学生“商量、再商量。”学期初，和学生商量制定班级目标、班规班纪，探讨实施措施；制度实施中，和学生一起查漏补缺；学期结束，和学生一起总结得失。比如，刚升入五年级我们班第一个主题班会就是“献计献策定班规”大家兴趣高涨，希望自己的建议可以写进班规。班规制定后大家互相监督，效果很佳。还有可以安排一些有责任心的小干部，形成学生自治，只有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教师广泛听取班级成员的意见，进行及时的调节，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

2、保证教师的以身作则，评价公平。

高年级的学生他们的“向师性”发生变化，不再向中低段的学生那样，把老师的话当成圣旨，学生已经学会了“听其言，观其行”评价教师。在高年级的学生的班级管理中，尤其要重视教师的身教作用。“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比如在晨扫时，一些孩子开始学会偷懒，老师在一旁指手画脚，不如亲身力行，给孩子们做示范，才带动他们的劳动热情。另外在处理班级事务的时候学生们开始关注教师是否公平公正，例如在一些市级三好生，市级文明生的推选中，应采用投票选举学生唱票的形式，真正做到公平公正才能凝聚向心力，达到和谐班集体。，教师教育学生还要做到诚信，教师在学生中不可说大话，说漂亮话，做“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也不可随便许诺。而要言行一致，说话算数，以诚育诚。

3、创设健康的竞争机制，积极向上

高年级的学生竞争意识逐渐增强，可以在班内建立一些“今日之星”、“智力直通车”“雏鹰争章”等活动，把孩子的精力和时间吸引到班级管理、自主学习、思想竞争中来，避免学生有时间精力和外界的不良习气接触。但是也要控制好班内的竞争氛围，不因小小的成功而骄傲自满，也不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头丧气，大家同进步同快乐，享受友谊、合作、进步和成功，形成健全的心理品质。

4、促进有效的师生交流，广开渠道

高年级的学生情感开始变得含蓄，心理性格发生巨大变化，有些班主任采用日记、或周记的形式及时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其实师生交流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多和孩子们呆在一起，通过聊天来了解其他孩子的心理变化，及时采取处理方法，也可以和孩子进行书信、小纸条进行沟通，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前提要赢得孩子的信任和尊敬。

5、加强后进生的转化，步步为赢

班里的后进生，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聪明贪玩型，另一种是迟钝好学型。到了高年级，这些孩子开始关注外界对他们的评价，有自尊心和虚荣心，不希望像以前那样让教师当众指责，更不希望老师公布考试成绩。有些孩子开始自暴自弃，产生逆反心理。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心理压力过大，不能正常参加学习。对于聪明贪玩型的学生，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竞赛活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因势利导，将精力更多的转移到学习中来，还要注意自信心的培养。而迟钝好学型的孩子，他们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希望在学习中能够得到教师的肯定，但总是不得要领，教师可以和这些学生进行沟通，帮助他们寻找恰当的学习方法，改进过程中放大闪光点及时鼓励，树立他们学习的自信心，还可以安排一些优秀生对他进行帮助辅导。

6、提高家长的辅导水平，许多学生的问题，往往来自家庭，来自家长教育方法的缺失，现在的一些家长以为给孩子穿最好的、吃最好的，剩下的事情就全部交给学校。其实家庭教育很重要，班主任要采取各种渠道，提高家长的辅导水平，让家长成为自己工作的得力助手。一是定期召开学生家长会，改变家长会班主任讲，家长听的模式，以体验式为主，选取一些典型的教育案例，让家长充当各种角色，参与其中，亲自感受，从中了解孩子的心理，发现自己教育的不足，改进自己的教育方式，以平等、民主的态度与孩子沟通交流，创设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家庭环境。二是对一些问题孩子的家长，班主任要多与他们交流，让他们对孩子充满信心，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帮助孩子取得进步。三是让一部分具有成功教育经验的家长，向大家介绍经验，这些来自身边的案例，对家长来说，往往更具有教育意义。

第二篇：民主制定班规

民主制定班规

四年一班

开学了，新生对于学校的规章制度不是很熟悉的，经常会出现一些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现象，作为班主任的我是解决了这头，又发现问题出在那一头，怎么办？我想与其用“堵”的方法不如用“导”的方法，于是在班会课上，我和同学们进行了讨论，共同制度了一个班级的规章制度。制度制定后，班级学生的违反班级和学校纪律的现象明显减少了，这说明，《班规》的制定对于一个新形成的班级具有很大的作用。下面就制定《班规》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和做法，以求教各位。

一、向学生宣传制定《班规》原因

（一）《班规》是班级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班级是学校进行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单位，班级需要一整套科学的全面可行的运行机制。从班级的动态看，班级以目标、活动、评价、反馈等形式体现其组织、管理、教育和控制（规范）功能。制定《班规》，使班级工作有章可循，可以避免班主任工作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也可以避免学生学习生活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班规》就是规定一整套科学系统的、全面可行的班级运行规章。

（二）《班规》是依法治班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写入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增加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提高中华民族的法治素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样，依法治班以培养能适应和创造美好未来的具有高素质的新一代建设者和劳动者，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制定《班规》既可以培养学生的法治素养，也可以防止治理班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是依法治班的重要“法律”依据。

（三）制定《班规》是班级民主管理的需要。

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民主意识的增强、民主管理的实施不仅仅是空洞的口号，而应是使学生成为班级主人的行动。班级管理如果只靠班主任辛辛苦苦的“保姆式”管理、专横高压的“专政式”管理和不负责任的“放羊式”管理是注定要失败的。搞好班级管理，必须依靠全班成员发挥高度的积极性，让学生人人成为班级的主人。制定《班规》以体现民主管理思想，让学生真正成为班级的主人。

二、怎样指导学生制定《班规》

（一）以宪法为蓝本。

笔者以为《班规》最佳蓝本是《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内容。《班规》是班级组织、工作、生活等规章的总汇，具有影响和决定班集体建设的特殊地位和特别功能，可以说《班规》是班级的根本法。因此，制定《班规》应以《宪法》为蓝本。

（二）班规的内容

从法律规定内容看，有：（1）实体法，一般是指规定主要权利和义务的法律。（2）组织法，一般是指规定各类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原则、方式、程序的法律。（3）程序法，一般是指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施的程序的法律。我们的《班规》应具备根本法、实体法、组织法、程序法等内容，这样才能体现其“一整套”的特点。

（三）班规的具体内容

班级规章制度的内容较多，但也应该使之有一个合理的布局。为了有序地安排《班规》的诸多内容，使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布局问题。笔者现任班级的《班规》提纲如下：

序言（写明班级成员、班级理念以及制定本法典的目的。）

第一章 总纲（规定班级培养目标、最高权力机构、班级工作原则等班级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定。）

第二章 权利和义务（规定班级成员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

第三章 组织机构（包括班委会、学生会、团支部以及其他班级事务岗位等。）

第四章 班级工作常规（包括每日常规、每周常规、每月常规和学期常规。）

第五章 班级活动程序（包括班级活动的组织原则、要求、一般组织程序及若干个常规活动规程。）

第六章 检查评估（规定督察小组职权、班级活动评估、品德评估、班委会工作评估、班委成员评估、评优规程等。）

第七章 班级标志（规定班风、学风、班歌、班旗等。）

第八章 附则（界定、说明《班规》中的概念内涵。）

（四）让学生执笔。

是教师将自己一手制定好的《班规》交给学生去执行，还是将制定《班规》的过程当作从思想上教育学生、从能力上培养学生的机会？我认为应让学生来执笔。其好处有：（1）使学生明确制定法典的必要性、重要性；（2）让学生懂得制定法典的最终目的是营造良好班级环境、培养健康个性、全面提高素质，制定法典是手段而不是目的；（3）让学生懂得法典是我们行动的准则，以提高执行的自觉性；（4）让学生懂得制定、修改和完善法典的过程是教育自己、锻炼自己的过程。

（五）如何指导学生制定。

第一步，班主任做好动员工作。在为什么要制定法典、法典应具备怎样的功能等方面要讲清讲透，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

第二步，师生共同研究法典的内容和布局。指导学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既把握其结构布局，又感受其法律语言的特点（概括、严谨、规范）。在此基础上，就《班规》的内容和布局展开充分的讨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使每一位学生明确《班规》的内容和结构布局。

第三步，分组拟制各章条款。根据法典的要求，各起草小组要充分领会实质，准确表达，有建议或新的设想应及时与班主任或起草领导小组联系。条文往往要反复修改，以求最佳。

第四步，由班级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先讨论确定某一条文通过的标准，是1/2还是1/3举手通过，然后由起草小组分条宣读并作简要说明，在讨论修改的基础上进行表决。

第五步，由起草领导小组完成法典各章的的合成工作，班主任要对合成稿全面审阅，包括班级体制的确立、章节条文的协调、语言文字的修改润色等。特别是班级体制框架，班主任务必把好关，保证其科学性、前瞻性、灵活性，以免法典朝令夕改或半途而废。

第六步，交付审议表决。将法典初稿印发给学生，广泛征求意见，分章修订再合成，这一程序一般不少于2至3次。最后将法典交付学生审议并表决，一般需有班级成员4/5通过方可生效。教师应充分发扬民主，切忌强权，否则有违制定法典的初衷。

（六）如何处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问题。

《班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矛盾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典不能概括班级生活的全部，二是法典不可能预见实施中变化着的所有情况。我们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予以解决的：（1）在《班规》的条文里规定处理办法，如为解决班级事务岗位的增设问题，规定“根据班级事务情况，经班级全体会议1/2成员通过，可增设其他服务岗位，人员紧缺时，可指定兼任”；（2）通过“附录”、“附表”等形式解决，如班级常规活动规程，我们采用《卫生工作规程》、《主题班会工作规程》、《品德考评工作规程》、《评优工作规程》、《“人人有事做”系列工作规程》等五个附录；（3）面对新情况新要求，修订或新增条文，如我们在通过《班规》半年以后，全班同学想成立一个“爱心基金会”，于是就新增《爱心基金会章程》作为《班规》的附件。

（七）具体执行

《班规》通过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有：（1）严格执行，并用奖惩措施保证其实施；（2）修订，不适合的按程序予以整条废止或局部修正；（3）扩充或新增，某些条文过于原则的可作扩充，对新情况没有相应规定的可新增条文；（4）定期学习检查，发挥其规范、教育、管理的作用。

第三篇：民主与民生

尊敬的党组织：

民生，是指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例如就业、教育、社保等。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也直接关系到执政者是否得民心，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谐。

俗话说，重民生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纵观古今，民生和民心密不可分。历史反复证明，只有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才能赢得老百姓的真诚拥护，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民生始终贯彻在我党的执政当中。

当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要千方百计加大改善民生工作力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渠道扩大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教育和医疗服务水平，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好事，认真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解决好人民最关心、直接的利益问题，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改善民生，不仅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更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历史和现实都启示我们，民生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都请示不得，忽略不得，淡忘不得。改善民生，不但要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还要改善人民的精神生活;不但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还要追求社会公平。凡是民生解决得好的地方，社会就和谐;反之，社会就动荡。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几乎都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全面小康、构建和谐，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否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我们要肩负起民生的责任，吧发展目标恒久地定格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就必定能够赢得民心、集中民智、凝聚民力，形成无坚不克、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

汇报人：xiexiebang

第四篇：富强与民主演讲稿

共筑富强与民主梦

同学们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主题是实现国盛民强的中国梦。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梦”包含了近代中华民族国庆民富的伟大抱负。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共同纲领》中指出，“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富强和民主已经成为国家的核心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他们与文明和谐共同支撑着国家发展的灵魂和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

下面我将分别阐述富强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富强，即国富民强，是每个历史时期人民都不懈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追求的富强，是以综合国力的强大为基础、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特征，以持续健康的发展为方向。其中，需要处理好两对辩证关系。

1、富强”包含着两大主体的价值诉求，一是人民富裕，二是国家强盛。“富强”首先在于富民，即人民富裕，没有民富就没有国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之说。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国家财富的创造，其根本目的都在于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次，“富强”还在于强国，即国家强盛，体现为国家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能够对国家秩序和国际事务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富裕同国家富强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国家富强是为民造福的重要前提，而人民富裕又是国家富强的根本目的。

先富和共富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前者是生产力标准，更多强调的是效率优先，后者共同富裕更多强调公正为本。我们的富强观，是兼顾生产力标准的效率原则和共同富裕价值标准的公正诉求，从而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也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鼓励发展生产但往往产生两级分化的富强观。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正以经济大国的姿态走向世界，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缩小着贫富差距，这一切都在沿着历史正轨缓步进行，中国正一步步向富强迈进。

2、民主，即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始终高扬的旗帜，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念，又是一种政治实践和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民主专政的国体，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政治前提。目前，“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作为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民主既带有普遍性，又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或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形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模式，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等综合因素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相对于其他民主形式，有着其独特的优越性：一是从所有权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是一种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二是从利益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发展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再次，从效率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办成事的政治优势。

自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以来，人民代表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一国两制”理念的成功和实践，无不是人民民主的体现。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奥运、世博的成功举办、APEC会议的召开，无不展示着中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成大事的“特色”二字。

沉睡的狮子已经醒来，它正昂扬强健地向前跨步，胡总书记也说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梦必将成为现实。

最后，我想说的是圆梦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我们中华青年就要为梦想敢去想、敢去试、敢去拼，哪怕在逐梦中碰钉子，摔跟头，也要爬起来，继续往前走。我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缔造者，让我们携手共筑富强民主的中国梦。

2015/4/15

雍

第五篇：论民主与法治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来源：作者：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来源：作者：

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中国自“开眼看世界”以来便对西方民主与法治环境下的文明社会推崇不已，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引进和制度移植。但由于西方社会自身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对民主和法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再加上中国自身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条学习之路异常缤纷但十分艰辛。其间思想流派杂陈观点互相辩难，而经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态甚至自相矛盾，不仅难以与我国国情相契合而体现出先进性，反而有淮橘为枳的尴尬甚至流祸无穷。

因此，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便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而在我党以大无畏的精神拨乱反正并毅然选择了法治的治国之路后，这种探讨尤为重要。当然，笔者并非对民主与法治做一个系统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几本厚厚的专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只想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点力所能及的阐述。

一

民主，永远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语。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它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文明中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来，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含义众多，但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能让我们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能保证公民享有更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使人民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从民主的发展史来看，民主理念要在国家统治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

法治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西方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源于梭伦变法，至亚里斯多德时已经基本理论化。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的发展，法治的观念开始广泛传播，并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得到明确肯定和宣布。“法治包含着多重含义。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法治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而且还要求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再次，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它排斥以人为轴心的统治方式，它奉行„人变道不变‟的哲学原则。”[1]（第99—100页）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但是人们对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却各不相同。然而，无论如何理解，我们都可以发现它们的立足点和价值追求并非完全一致。并且，它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也迥然有异。

（一）民主与法治并不天然统一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把“民主法治”相提并论。许多学者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法治社会必然是民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也必然不是民主社会；反之亦然。但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首先，民主也可能产生专制，即使是我们所推崇的西方式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沦为工具，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于这一点，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就早已发现。杰弗逊曾写道：“一百七十三个暴君必然与一个暴君一样具有压迫性……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专制政府并不是我们奋斗所寻求的目标……集权民主制中的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它控制除了与代议民主制有关的条件之外的所有方面，它既是实际的，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2]（第114、263页）事实上，西方式的民主确曾导致过“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语）或“多人的专制主义”（孟德斯鸠语），如一百多年前美国妇女和黑人的处境，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由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授权美国行政当局将日本裔的公民关进集中营。而康德则坚持认为，民主是“18世纪的人们理解专制的必要词汇”[3]（第151页）。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的专制比不加掩饰的专制更为可怕。甚至还有人认为，“通过人民定期普选产生领袖的体制称为„民主制‟（democracy）。民主制虽言称„民治‟，却也是少数领袖在统治，是人治的一种。正因为„人民‟无法行使„治权‟才需要政府，需要领袖。”[4]这段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民主与法治并不自然的相生相存，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权力来源于神。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学说深入人心。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原来的学说受到批判，认为“人民”是一个集合主体，“人民”的概念不断抽象，也成了神一般的字眼。而权力来源于法律这一学说二战后逐渐被接受。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统统来源于法律。这样现代法治才有了它的逻辑起点。“法律精确的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普遍正义和抽象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基本法的源泉不是„人民‟，更非人民代表的票数可以任意更动。……”[4]因此，如果法治希望减少法律中的专断因素，那么公众的参与本身也必须服从审查和批评。我们可以发现，人民之所以对民主如此心向往之，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民主，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所处的时代，受到了太多学说的鼓吹，或只是对自己崇拜的偶像话语的迷信罢了。贡斯当乃至其后的托克维尔、伯林对民主可能产生侵犯自由的暴政都有过发人深省的论述。

其次，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主与法治的矛盾更是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

（1）民主社会也并不一定都是法治社会。现实中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过于简单。美国的成功，使它变成了民主的象征，似乎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亨廷顿在谈到这一点时说：“人们愿意模仿取胜的典范”，这多少有点成王败寇的味道，但如果把民主政治简单等同于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不顾世事的变迁和自己的国情而盲目追求，后果则令人担忧。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效仿西方，大搞党派政治，却不顾民主自身的弊端和本国实际发展情况。经常是几十甚至上百个政党争权夺利，结果是“民主政治秀”作足，法治却进展缓慢，甚至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和民生遭殃，更使人民对民主产生幻灭感。二战后，一些国家模拟西方模式，建立起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国家，大国如俄罗斯，小国如阿尔巴尼亚、卢旺达。民主不仅没能给他们带来秩序安宁，相反却是官员腐败、治安恶化、争辩频繁，社会秩序、民主制滑向崩溃，法律被束之高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何谈法治！

（2）同样，法治社会并不一定都是民主社会。反观亚洲一些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民主的水平并不甚高，可以说是“有法治少民主”的社会，如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法治发达，法度严谨，在西方人眼里是个严刑峻法的威权国家，但其经济成就无法否认，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并且逐步发展出了自己的民主选举制度。世界各国公认香港回归前是一个法治社会，却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回归前，统治香港的是英王委任而不是香港居民选举产生的港督。港督作为英王统治香港的代表和象征，在香港享有最高的、绝对的权力。当时的立法局、行政局也都只是港督的辅助和咨询机构，其主席由港督担任。但它在有法治少民主的情况下却能维持社会繁荣、稳定。虽然，民主是法治社会的追求，但它们的融合发展却是阶段性的，需要时间的。

正如李光耀在2001年3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所总结的经验：“我不认为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也不认为只有一种民主。”亨廷顿由此论述不同的文化导致不同的政治选择，政治竞争“不是日本文化，也不是中国或亚洲文化搞政治的方式。这会导致争议和混乱。”[5]（第366页）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并不是天然的相生相存，民主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反而是有其自身缺陷的。并且，它的模式也并非一种。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的权利保障，民主独立发展的结果很可能是集权主义的暴政。

（二）当然，民主与法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这也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把民主容易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导到理性的轨道，为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民主为法治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使法治为保护人权、自由，促进人的幸福生活服务。”[6]“在典型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治支持民主，民主也兼容法治。法治通过对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权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从而保障了基本人权，支持了民主秩序。”[7]（第259页）民主与法治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二者的运用需要有先后，但在近代政治制度的整体建构上两者在探索中逐步实现了统一。

从法治的历史发展来看，法律信用是法治生成的必然要件，它贯穿着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梅因关于社会进步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的经典论断早已为世人皆知，所谓“契约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诚实信用。我们不应把“信用”一词仅理解为民商法领域的特定含义，它实际上也深刻的影响着刑法领域乃至整个法治现代化进程。如果当事人之间绝对信任，就无须对方许下诺言；如果双方之间绝对不信任，那么即使怎么许诺，也不会有契约。因此，契约是“信”与“不信”的矛盾统一体。契约一经形成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除非当事人合意解除或者改变。不论是契约的提供者-国家，还是另一方相对人-公民都必须严格依契约办事。法律文本就是契约的内容，适用法律就类似于履行契约，人们可以从契约推断出自己行为的后果。契约的履行须靠双方当事人信用的维护。正是从此意义上，李斯特说，“刑法典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它同犯罪人达成一项文字保证，对他们的惩罚只是当具备法律条件时才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实施。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两句话是一道屏障，保护公民免受国家权威、多数人的权利、利维坦的侵害。”若国家一方因民众的要求突然背弃刑法典撕毁契约，另一方公民也必然不再遵守契约。这样契约便成为一纸空文，作为契约表现形式的法律也就不再具有信用。在“黑哨”问题上，如果代表国家意志的司法机关不顾罪刑法定原则把龚建平定罪，刑法的指引功能将不复存在，人们不能根据刑法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正确的预测，那刑法的信用就消失殆尽。推而广之，整个法律体系都毫无信用可言，法治失去了基础，只能等待崩塌的命运。对于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托克维尔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民主革命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以提供的好处。”[8]（第9页）这种认识深刻揭示出第一，没有法治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建设，民主政治无法立根，甚至会走向反面。第二，法治的确立有助于培养与民主相适应的思想、民情和道德。

对此，我国学者也有深刻认识，林毓生先生曾在考察西方历史的基础上认为“西方较优良的民主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它们的民主是从法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9]（第91页），并言简意赅的指出：“中国原没有法治的传统，而法治是实行民主的首要条件。”[10]（第298页）他还强烈呼吁要弄清民主与法治的含义。再反思五四一代思想家与保皇党的论战中对民主法治的认识，以及对我国国情的分析都是颇有启示的。[11]（第167-176页）

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对民主与法治的分殊与融合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引进西方民主经验的时候，必须仔细考察它特定的孕育背景，必须仔细研究它与本国国情的契合条件。同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却有着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大民主”传统，有着数千年重道德轻法治的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影响的国家来说，民主与法治的任务尤其艰巨。我们在推进民主政治时，既要以各方面完备的法律体系代替对个人完美道德的预期；又要防止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乘虚而入。在增强民主参与意识的同时增强法治观念，再扩大自由完善民主，让社会在稳定的环境中逐步实现民主政治，而不能让激情的民主淹没理性的法治。

二

在了解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一些紧张之后，我们再通过一国内法律体系的运行用法律的视角继续审视二者的关系。因为法律体系是一国建构其秩序的必需及实体外化，它的运行与走向深刻体现着各种通向文明社会的思想，民主与法治自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下面我们就以前一段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足球“黑哨”为例继续分析二者的关系。

足球“黑哨”问题前段是广大球迷乃至全国上下议论的热点，同样也引起了众多法律界、学术界人士的关注。大家对足球“黑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看法，见仁见智，众说纷纭。①“黑哨”道德品质恶劣，惹得热血球迷群情激愤。一时间，似乎不杀“黑哨”不足以谢天下。于是随着龚建平的被逮捕、高检通知的出台、人大常委会立法建议的提出，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似乎唯如此才是正义得以伸张，民主真正实现的法治国家。但从法治的含义和要求看，冷峻的罪刑法定原则却似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直令民愤难平。它不仅涉及到刑法的领域-民主与法治在罪刑法定原则面前交锋，更可以看成是民主与法治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冲突的一个缩影。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黑哨”应以贪渎行为定罪量刑。但“黑哨”问题定罪的难点却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难：“面目模糊”的中国足协性质难以界定，二难：裁判是不是法律规定的国家公务人员，三难：执哨足球是否属于执行“公务行为”。这三个问题直接决定着“黑哨”是否定罪，或者该定何罪的问题。在我国的《刑法》中，涉及受贿的罪名有两项：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这两罪的主体都是特定主体，前者为国家公务人员，后者为公司企业人员，其他行业中的贪渎行为还没有经过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确认。也就是说，如果“黑哨”裁判不属于上述两种特定主体，他就不应该受到刑罚的追究。而裁判的身份性质问题正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至今没有达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而根据法治的重要原则-“罪刑法定”的原理，则无法对其定罪。

罪刑法定原则，即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行为处什么刑罚，都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原则，或者说，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能对行为人施以刑罚的原则。[12]（第131-132页）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体现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在刑法发展史乃至整个法治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罪刑法定与罪刑擅断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身也是民主与法治斗争的产物。当然，罪刑法定并不是只要写在刑法典中就能得到实现的，相反，它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法律文化的发达和法治观念的进步。它和法治中的许多原则一样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对立统一。

当透过罪刑法定原则再去关注“黑哨”问题时，我们必须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群情激愤的民主不能越过理性的法律边界。否则，法律权威丧失，法律信用无存，结果将会是得不偿失。民主应该在法治的引领下在健康的轨道中运行以实现其终极目标。

第一、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民主的法治要求

民主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参与。为了更好的实现民主就需要饱满的热情、煽情的话语和昂扬的斗志，因此，人的因素无可避免。但法治却崇尚理性，“法律主治”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人治与法治最根本区别即在于树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权威力量。民主的激情需要法

治的理性加以引导控制。

有人说“黑哨”问题引起了极大的民愤，象这样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能依刑法定罪，那还说什么法治？说什么法律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易言之，对“黑哨”道德审判的诉求大大超过了现实法律的诉求。让我们冷静的想一想，民愤到底是不是定罪的根据？能不能因为人民气愤就以刑罚手段来处理问题？有罪和违纪、违法、违规是不同的，坏人就一定是罪人吗？国家的法律是有层次的，其责任的承担也是各不相同的。为什么会有法律、法规、条例、纪律等不同的规定，道理就在于此。如一味地因民愤极大而置刑法的规定于不顾将“黑哨”定罪，那法律岂不又沦为“防民工具”，成为当权者手中的令牌，既可以随时拿来挥舞一番，也同样可以随时将它束之高阁。人民心中原本神圣不可动摇的法律也在“民愤”面前任人摆弄、任人曲解，而显得那么的软弱无能。

法律若想在现实中真正树立起权威，除了理论的精辟分析，宣传的大力倡导外，关键还在于确立法律信用。法律无信用，法治必然难以展开，人民的权利将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法治也就很难成为民主的要求了。在当代中国，法律权威不高，人们有法不依，执法人员执法不严，遇到纠纷当事人不愿求助于法律而是寻求其他解决途径，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法律信用的缺失。

法治需要树立法律权威以维护法律信用，而民主则要求严惩不法行为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意愿，如何才能较好地处理这对矛盾呢？这就迫切需要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制度，将民主纳入法治的轨道之中。就“黑哨”而言，笔者认为最符合法治原则的解决方法就是启动刑法修正案，将“黑哨”问题及有关需要定罪的行为科学、客观、准确的加以规定，并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只对以后再出现的类似情况予以适用。毕竟，刑法具有极大的刑罚权，能直接剥夺公民的财产权、人身自由权、政治权，甚至生命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草率地将“黑哨”予以定罪，虽然可以一时平息民愤，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但给法治带来的危害却是深远、长久的。

第二、权力制约，权利保障-法治的民主要求

法治不单单是法律的统治，依法而治，它还“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善德等社会价值，推行法治也就是在促进社会的价值。”[13]（第608页）这些社会价值归根结底反映在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上。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制约，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14]（第101页）在历史上权力制约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政治家、思想家对权力制约问题的阐述很多，尽管他们分析的角度、语言的表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是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基本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赋予法治以现代概念。如果法治没有民主的注入，将显得僵化而不能体现保护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此大多数杰出的思想家都选择了权力制约的机制以保障权利。

围绕“黑哨”问题是否适用罪刑法定原则的争论其实也反映了法治的民主要求的现实。罪刑法定首先意味着立法权与司法权严格分工。刑事立法权只能由国家立法机关行使，而司法机关只能严格执行立法机关所颁布的刑法行使司法权，而不能介入刑事立法领域。其次，罪刑法定原则还意味着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15]（第96页）这种限制途径主要表现在：排斥习惯法、禁止类推和事后法的禁止。这样能较好的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对行为的定罪和量刑，均应严格按照刑法条款的规定，也有助于司法人员树立严肃执法、依法定罪判刑的法治意识，消除曲解法律、无视法律的错误观念，为司法公正打下基础。反之，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利，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16]（第156页）

在“黑哨”定罪的问题上，有人还想到了司法解释这一途径。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两高”的司法解释的效力是可以溯及既往的，也就是说，如果一旦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的话，凡是1997年刑法颁布以后出现的情况都是可以适用（当然包括已经发生的“黑哨”事件）。但不论司法解释把裁判界定为国家公务人员还是公司企业人员，无疑是将该罪名的主体进行了扩张解释甚至是类推解释。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类推解释是禁止使用的，而扩张解释一般也只适用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形，此司法解释将使被告人陷入不利状态，因而也是有悖于法律解释原则的。由此推而论之，在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许多新事物涌现，如果纷纷以司法解释为准，那么立法意义何在，法律权威何存？于是，在洛克的设想中原本最软弱的司法权逐渐扩张，甚至有可能改变立法者的初衷而形成司法权专断，最终造成对人权的任意践踏与损害。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法治的民主要求：权利保障。权力制约乃至法治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权利。这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民主理论认为，法律的力量在于它承认和保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为了保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最重要的是让人们通过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代表民众利益的法律，这就是法律力量的源泉。这也随之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宪法和法律的合法性是主权人民行使自治权所授予的权威制定的。人们受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表达他们的意志。反之，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政策和法律就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法治社会中的法必须是民主的法，必须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法。黑哨问题的讨论焦点-罪刑法定原则正贯穿了民主的精神，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它明确向公民昭示了何为犯罪行为，何为合法行为，使公民的法律自由空间得以确定，行为的自由度也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从而有利于公民个人权利的充分行使。试想，如果适用司法解释而进行类推或扩大解释的话，那么，固定了民主意愿而确定了行为方式的法律轻易地便失去了它的确定力。于是，今天是他的权利明天可能是你我的权利便可能同样轻易地被解释掉了。②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法治若失去这种民主的要求便不成其为法治。同样，这当然也是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主要目标，并且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得到体现。如罪行法定原则的确立，使在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一般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有助于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我们应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可被一时的激情冲昏了理性。

结语

民主与法治都是人类文明进步所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人们不能抛开民主片面地强调法治，更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使法治受到毁损。尤其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是民意所在，才是最大的民主。为此，民主必须体现其法治的要求-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而法治也同时体现其民主要求-权力分立，权利保障。民主只有在法治的引领下才能有序稳定的运行而不致脱轨。这样，民主与法治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得到最终保障。

如上所分析的“黑哨”问题所引发的民主的激情虽然表现出民众对“法治”的向往和追求，对消解传统理念、暴露现实缺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必须以法治的理念理性的加以对待，否则过犹不及。在建设法治的道路上，让我们谨记：“民主需要激情，法治需要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