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精选五篇）

第一篇：论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论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从历史记载以及当今国际政坛的风云变幻来看，中美关系在近几十年内的确

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双边关系仍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这个前提下，中美关系的现状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姿态。那么中美关系的现状究竟是什么

情况呢？我认为，中美双方始终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和平的，繁荣的国际环境与经济环境，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发展好中美关系，以展开更多

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的合作，以便发展自己。相比之下，美国处于一个世

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其政府更关心维护国家利益和他的霸主地位，美国现阶段的对华战略方针应该在大体上维持现状，尽量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轨

道，同时防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事实上，美国从来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监视，震惊中外的中美撞机事件还令

我记忆犹新，但更令我吃惊的是，美国事实上已经多次秘密派遣侦察机侵入我国

领海上空进行间谍侦察，这些飞机利用先进的装备，在别国的阻截机达不到的高

空飞行，并偷窥我国的重大机密。那架EP-3军事侦察机上竟然安装有世界上最

先进的监听设备，能够根据监听到的人的声音判断说话人的身份。据说甚至能够

分辨出是谁打的喷嚏。

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显得更加 扑朔迷离。台湾问题也是妨碍中美关系

进一步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美国政府重视台湾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台湾对于他

们的军事作用：“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更是牵制中国，和中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当美国需要中国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予以协作时，美官方

就着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当中国有崛起之势时，为了牵制中国，美国人就

会拉拢台湾，向他们出售大量武器，以达到牵制中国，要挟中国的目的。美方近

几年对台出口的武器数量与杀伤力正在逐级增强。从内心深处，我觉得美国的确

希望台独，中美关系的现状似乎还跟一件事有关系——“911事件”。在911事

件之后，布什似乎略有收敛，因为他推行的“单边主义”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甚至是盟国的不满。美国人也意识到：脱离整个世界，美国是无法生存与发展的。

因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好转，以利用中国加强他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并

帮助他进行反恐斗争。

美国在911事件之前是世界秩序的维持者，之后是世界秩序的改造者。我认

为这话是挺正确的。

对于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我们要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尽量全面地看问题。也要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和平充满信心。因为机会和机遇很多时候是人们自己创造的。我不对美国抱幻想，因为美方做了太多令人厌恶，甚至是唾弃的事情：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对南联盟人民进行非人道的摧残；引发中美撞机事件；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残杀„„尽管很多专家指出，克林顿时期和现在的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总体趋于缓和，克林顿仍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手画脚，布什到现在也没有撤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美国连自己的种族歧视都未能消除，凭什么对它国的人权横加干涉！

我对自己的国家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有很大的诚意想要搞好中美关系。我国努力与其他国家，譬如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国进一步建立友好邦交必然会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我国现在重视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军事的发展和交流，重视国际协作，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应用，这对我们综合国力的发展大有好处。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有自信让美国不敢小觑。这也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加油，我为你的和平与繁荣祈祷，我为世界的和平祈祷，我为全人类的幸福祈祷。

导语：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8。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第二篇：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课程名称 中美关系与打国政治 学 院 艺术设计学院 专业班级 13环境设计6班 学 号 3113008990 姓 名 张家明

2015 年

11月

03日

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互疑、新型大国关系

〔提 要〕建交4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21世纪以来，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断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是否走向恶化、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等热议问题也浮出水面。全面客观地评价当前中美关系，有利于为两国关系发展营造融洽的气氛和有利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合作大局。通过创新思维，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是中美唯一的正确抉择。

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经过6 年多艰难探索，两国在1979 年1 月1 日实现正式建交。40 年间，中美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道路是坎坷曲折的，成果也是全面丰硕的。作为世界上两个各具影响的大国，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趋向，对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前景都攸关紧要，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

一、起伏跌宕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错综复杂的发展历程，对世界上任何两个大国来说都是少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有的，直到今天也并不多见。

中美关系基础原本非常薄弱，几乎是从冰点开始的。1949 年10 月，新中国在美苏冷战对峙的国际大环境中诞生。美国对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中国充满敌意，纠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安全上包围的敌对政策，同时还与台湾当局缔结军事同盟，直接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后来，中美两国还在朝鲜和越南打了一场半的“热战”，致使双方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相互僵持和敌视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来往。直到1954 年，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开始有所接触，并于1955 年8 月1 日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这也成为当时中美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到1970 年2 月20 日，双方共举行了136 次会谈，历时15 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在实质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被称为“聋子的对话”。

1972 年2 月21 日尼克松总统应邀访华，中美实现了20 多年来首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双方随后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六年后，美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废约、撤军、断交”三个条件，双方发表建交联合公报，中美正式建交；1982 年8 月17 日，中美就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这三个联合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的基础。

二、全面、冷静评估当前中美关系

进入21 世纪以来，决定并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不断发生变化，但两大趋势更为重要。一是世界格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冷战后全球化持续发展，将世界日益紧密地“笼”在一起，各国联系密切、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相互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零和游戏”的空间缩小。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各国的共同追求目标。二是世界力量对比朝着更趋平衡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逐渐重绘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旧版图，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变革的新生力量。全面客观地评价中美关系现状，对维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气氛和环境，以及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合作大局，都有现实和长远意义。

战略和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两个高级别机制，对双方加强沟通、增深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实质性合作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关系历来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积极面与消极面相互牵制，造成一段时期两国关系的起伏波动。中美关系近年出现的种种怪象都是这种两面性的反映。认识中美关系需要全局和长远的眼光，不能单凭一时一事轻下结论。总体而言，积极面依然占据中美关系发展的主导地位，当前发展态势并未恶化。

战略互信是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核心问题。当前中美两国战略互信总体匮乏，存在严重“赤字”，在安全等方面甚至存在战略互疑，主要体现在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和发展走向缺乏信任。美方对中国迅速崛起疑虑重重，担心中国将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所谓“世界领导”地位。随着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焦虑情绪日益增加，采取种种措施进行“防范”部署。中方担心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或者“敌人”搞对抗，阻碍中国崛起。美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无意遏制中国”，但言行差距实难为中国人所接受。中国可以理解美国大张旗鼓调整亚太政策，但其中明显针对中国的行为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关切和警觉。美方对中国的疑虑主要源自陈旧的思维和观念。其一是冷战思维。美国仍存在一些顽固坚持冷战思想的势力，他们坚持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划线，总把中国列为“异类”国家，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不论中国是强是弱，都把中国视作威胁。其二是霸权思维。有些美国人长期沉迷于“世界领袖”的角色，而对中国崛起则虎视眈眈，担心中国会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怀疑中国一举一动都含有挑战美国的意图。其三多年来，美国制造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等。各国都要维护自身利益，但也应考虑和顾及他国利益，这样才能达成互利共赢。美国习惯于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别国利益之上，为了一己利益经常不尊重甚至损害他国利益。纵观中美关系40 多年发展历程，中美已经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两个战略互疑的大国难以达到当前中美全方位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也难以实现当前两国利益相互交融和依存的程度。但战略互信的严重欠缺也是客观现实。当前战略互信的欠缺固然有双方的原因，但美方应负主要责任。中美各界人士开始意识到这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羁绊，呼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采取切实措施增信释疑。美方应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并存，仅观其一忽视其二，必然在风云杂声中感到迷茫。只有全面、历史地分析中美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中美关系大势、看准大方向，在推进合作中既有信心又不失警备。

三、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唯一正确的抉择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GDP总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约占世界总额的40%。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美有条件发掘合作潜力、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从而带动两国经济、金融和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作为世界经济两大引擎，中美两国有责任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增长，推动国际合作发展。中美是太平洋东西两岸各具重要影响的大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美能够也应该在维护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1]王缉思.浅论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和发展趋势[J].美国研究,2006,01:89-96+4-5.[2]陈东晓.“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J].美国研究,2006,02:34-59+3-4.[3]袁鹏.中美关系:新变化与新挑战[J].现代国际关系,2006,05:29-37.[4]袁鹏.中美关系向何处去?[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02:1-7.[5]吴心伯.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08:21-29+3-4.

第三篇：论中日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

以史为鉴，共同发展

——论中日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由来已久。同为东亚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历史的舞台上，谁也无法忽略谁的存在。中日关系又是国际关系中复杂的一环，充满了许多变数。这些变数无疑给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仅是中日双方所关心，也为世界各国政要所注目。总的来说，中日关系的发展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国际因素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的接触最迟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巨大，自然也波及东边岛国日本。如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艳羡中国的文明制度一样，日本对中国社会的一切都有很大的兴趣，并发挥了日本民族拿来主义的优良传统。据史料记载，在各国学习唐风的热潮中，日本尤为积极。短短几年间，日本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就有数百人，这些人在唐朝的国家教育机构学成回国后，成为了日本政治社会改革的主流人物。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频繁，时有互派学者留学生到对方国土上求学传教。著名的鉴真就有六次东渡日本的经历，而在唐帝国朝廷上担任官职的日本留学生也为数不少。日本当时的社会制度，甚至是生活习俗都极力模仿隋唐，经过大化改新，日本借助中国的影响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且中国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处于主要地位，是影响国，日本处于附属地位，是被影响国。在官方和民间的交往中，和平和共同发展是主线，反映了当时中国包纳百川的大国风度和日本虚心向学的民族传统。这种环境的形成主要是高层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初次接触的稳定过渡期。日本是属于中国的文化圈子里的。

进入元明时期，中日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蒙元的两次远征使日本改变了对中国的传统看法。而中国在明朝中后期出兵朝鲜，驱除日寇，以及在日本国内战争中流散的浪人集团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掠夺骚扰，在给中国政治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同时，恶化了中日的外交关系，埋下了今后两国政治经济敌对的种子。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大国外交保守政策，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政治动荡，造成军国主义泛起的必然结果。

在清一代，日本起初对满清政权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的上流社会视满清统治者为蛮夷，在清初对台湾政权的支持和对满清政权的敌对可以知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中国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交流，由于日本和中国同时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双方交往并不频繁。鸦片战争以后，日本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举国震惊，从而走上了明治维新的道路，而清政府继续顽固不化，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日本在二次改革的过程中主要沿袭了德国的发展道路，以铁血政策为主导，走军国主义强国的模式。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反映了东亚生存空间的争夺，也反映了西方对东方政策的影响。此次战争是中日关系开始恶化的标志，造成了中日关系半个世纪的紧张。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中国的所谓政治家面对强权主义，不敢反抗，反是服从和退让。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给日本奴役中国创造了机会，在清末民初的数十年，中日关系始终是中国和外界关系的重点，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中国的外交逐渐丧失了主导权，东北事件的爆发，标志着中日关系的严重恶化，卢沟桥事变则标志中日关系的彻底恶化。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在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的伟大胜利。中日关系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受到了国际关系和两国政治方针的影响。日本是岛国，资源缺乏，满足不了工业化的需要，所以必然会加紧对外扩张，而中国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无疑是日本侵凌的首选。中国当时政治分裂，国内战争频繁，无暇外顾，对日本的行为采取退让的态度，一进一退，最终引发了火药桶。中国和日本的两国关系恶化主要在于政治经济的对比悬殊，也是西方国家寻 1

租行为在亚太地区的典型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关系一度处于冻结的状态。这主要是两个阵营的划分的影响和中日民族感情的结果。中国在这一时期，为了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先后采取了一边倒和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方针。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华关系。而中国对日本的外交在国内热火朝天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中冷却。直到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最终实现了破冰之旅。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为标志，中日关系走向了战后的新起点。

但中日关系发展至今也充满了不稳定因素。首先，日本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日本在战后走美国路线使其在经济上实现了罕见的大腾飞，而富裕之后的日本加紧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决定了其国策在近期内不会改变亲美传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战略地位的维持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日本的协助。而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也是亚太地区的大问题。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其次，中日在经济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能源问题。好不宽张的说，21世纪是能源时代。能源是现代国家发展的血液。中国和日本在东海有共同的利益交合区，主要反映在海上油田开发的问题上.。春晓油气的开发和归谁所有是中日在东海的一个焦点和争端。日本基于本国资源不足和政治领土上的考虑，对海上资源问题一直很看重，韩日在竹岛上的冲突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日本不会轻易在东海能源问题上让步，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使这一区域问题复杂化，随着中国的资本外输和勘探能力的进一步加强，能源开发和利用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钓鱼岛事件历历在目，对于领土主权方面和资源能源的冲突演变得越来越激烈。日本这个岛国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背后霸权主义的支撑，（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子）越来越猖獗。再者，中日关系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中日民族历史观问题。在世界各国中，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伤害最大最深，中国在日本侵华期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而日本军国主义试图抹杀历史，否认其历史行为给亚洲各国带来的伤害，此举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日本首相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和不承认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恶劣行为使得中日关系走进了冰河期。

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在新世纪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中日关系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共同为亚洲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另一方面，中日关系的走向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领土能源问题，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是解决中日问题的三大关键。中国和日本的明天既掌握在两国政府的手中，也掌握在两国人民的手中，中国和日本应该以史为鉴，共同发展，这既是新时代的要求，也符合两国的利益。

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上，学界也出现了争论，并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为此，2004年4月25日，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中日关系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从学术角度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 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评价

如何评价中日关系的现状，是会议的焦点之一。与会学者认为，中日两国是地处于东北亚的两个大国，地理位置上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关系，两国关系发展得如何，不仅影响到中日两国自身的发展，也影响着东北亚局势的健康发展。代表们对中日关系的现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问题不少，前景不乐观；二是有好有差，即所谓“经热、政冷”；三是不好不坏，属正常关系。有学者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期，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到1982年的第一次教科书事件，为中日关系的友好合作期；从1982年到1992年的天皇访华为摩擦与合作并存的时期；从1992年到今天，为对立与合作时期。1996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开始恶化，中日对抗发展到军事领域。

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学者认为，中日之间有着长期和平友好相处的历史，曾有过三次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但也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100多年的不幸历史。中日百年来的恩恩怨怨，怨大于恩。有的学者提出，中日历史问题的根源和责任在日本，不在中国。历史问题是无法超越的，也是搁置不了的。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中已有结论，现存的问题是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中日两国首脑人不能实现互访，关键就在于小泉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一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有学者对靖国神社之所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的历史做了深刻地分析，认为中国在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也应了解靖国神社的背景，两国都应主动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的途径。

有的学者认为，尽管现在中日摩擦不断，而且至少在未来30－50年内不会减少，但在近代100多年以来的历史中，当前的中日关系尚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因而不必过分悲观地看待当前的中日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中日关系的现状不仅仅是“政冷经热”，在经济“热”中也出现了“官冷民热”的状况。中日两国有实现首脑人互相访问的愿望，却不能实现，令两国国民感到不满。而往来于两国之间的留学生、商人、学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中日政府面对两国的对立与摩擦能够保持一定的理性，但当前中日关系中民间的对立情绪严峻，会议代表们对此表示忧虑。大家普遍认为舆论导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双方的新闻界应该正视自己的责任，在宣传报道上要着眼于发展中日关系大局。经济上，日本官方对华援助大幅度减少，而日本民间对华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双方贸易额不断上升，2003年已经达到了130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有的学者认为，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东亚区域共同体已不是口号，而已经进入实际探索阶段。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日本也认识到了中国经济上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有的学者认为，尽管中日政治关系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由于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密切关系，中日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对中日目前存在的对立与摩擦，要以平常心看待。

二 影响当今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

会上，学者们对影响当今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有的学者认为，要将中日关系放到世界总局势和东亚总局势之下来考察。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共产主义处于低潮，全球化与局域化不断发展。日本逐渐走出战后时期，成为普通国家，中国也在和平崛起。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与韩朝共同构筑东亚共同体的任务。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中日还可以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新的合作。这些是保证中日关系和平发展的稳定因素。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引起了日本的警惕和提防，日本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这是中日当前矛盾的根源所在。中日两国处于同一大陆板块，在两国实力接近或相当的情况下，发生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政治关系上，也体现于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日在经济领域已不仅是互通有无的合作关系，现已在能源等领域形成了竞争关系。在将来的中日经济关系中，竞争的色彩会更浓。

历史认识问题仍然是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日本政治总体趋于保守化。日本政界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老一辈下台，新生代尚未成熟。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否认、歪曲历史真相，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尤其是首相小泉将自己的国内政治利益看得高于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不惜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是导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在发达国家主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情绪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一样，此随彼长。中日两国目前都处于艰难的改革阶段，由改革带来的各种社会不满情绪，极易转化为排外的民族主义。这也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的学者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存在着进步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复古的民族主义，当前，保守的民族主义占据优势地位。但民族主义不同于右翼势力，要区别对待。对日本国民正常的民族爱国心我们要正确理解。

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个“钢性约束条件”，即日美同盟关系钢性、文化意识形态钢性及区域利益冲突钢性。所谓“钢性”，是指缺少变化性因素，会向特定方向直线发展。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日美同盟关系的制约和影响。战后日本的发展战略，始终将日美同盟置于首要位置，日本对华政策，受到美国的影响。中美关系则由于人权问题和价值观的差异，中美间的冲突将会长期存在。中日、中美、日美这三对关系中的矛盾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因而，日美同盟关系的稳固发展，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中日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中日两国民族性格差异巨大。中日都是儒学国家，但两者的实质内容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的儒学注重“仁”和“孝”，而日本的儒学则注重“忠”。中日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差异，导致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可能达成共识。

三 如何发展中日关系

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与会学者提出了各种见解。有学者认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中日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抓住稳定的大好时机，发展经济，壮大实力，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处理中日间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服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

有学者主张明确提出“政经分离”或“政经分立”的观点。该主张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日本学者提出的，当时在冷战的环境下，中国学者未与采纳。现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明确提出“政经分离”或“政经分立”的主张，有利于支持日本国内的左翼进步势力，有利于放手发展经济，促进中日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并以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这样更有利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也有部分学者反对这种提法。认为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分离的，当前中日的政治关系，已经影响到了经济关系，例如西伯利亚石油管道和新干线铺设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中日关系中的问题的确需要解决，但要讲究战略战术，在战略上要坚持原则，战术上可以灵活对待。中日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相互妥协，不能一厢情愿。要防止过度的情绪化和焦躁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静观待变。在钓鱼岛问题、台日关系等敏感问题上，要坚持原则立场，抱着“求同存异”，“求同争异”的态度，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不要在舆论上过分吵作，以免中日本右翼势力的下怀。

还有的学者从构筑国际秩序的理论角度谈了发展中日关系的问题。认为民族主义不能构筑国际秩序，只有国际主义才能构筑永久和平的新国际秩序，只有遵守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真正和平的国际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也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

有的学者还以史论今，提出古代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三足鼎立格局的理论。在公元7世纪，中、日、韩三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东北亚格局的历史演变过程，突显了朝鲜半岛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东北亚格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大陆势力与列岛势力要以平常心来看待半岛的统一问题。尊重半岛的独立存在，有利于三国的共同发展，否则三国俱损，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实。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历史上日本只要有力量，就会向朝鲜半岛扩张，因而只有在唐朝力量强大，对日具有威慑力之时，三国势力才会平衡、稳定地发展。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并存的大背景下，中、日、韩朝应在平等的条件下，共同努力构筑东北亚共同体。

有的学者指出，对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相对薄弱的环节文化交流，应予以重视。文化交流、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交往不可忽视，要充分发挥大批旅日华侨在发展中日关系中的作用。尤其要重视中日青年一代的交流，增进两国青年的相互了解很有必要，这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基础。

对于前一段时间提出的“外交新思维”及“外交革命”，学者们普遍认为中日关系需要新思维，但必须是科学的、符合中日关系实际情况的新思维，否则无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新思维”和“外交革命”在战略上缺乏常识性，属“浅见”，经不起历史与实践的考验，妨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都要双向思维。中国应在中日关系中大事讲原则，小事不纠缠，不上纲上线，不搞对抗。要以“求同存异、求同化异、求同纳异、求同尊异”的态度去对待两国关系。与会代表认为，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作为学者，首先应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学者从事的是学术研究，不易作出政府决策式的结论。坚持国家利益和安全，维护民族尊严，这是作为中国学者的基本立场，违背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必不可取的。中国学界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反思研究过程中的情绪化问题和各种不足，注重实证，用扎扎实实的资料来研究，避免以偏概全，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做细致、全面、综合地研究，才有说服力，才能更好地争取日本一般民众和学者的支持与理解，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除上述问题外，代表们还围绕着日本掠夺中国文化遗产的归还问题、日本的历史教育问题、日本古代史研究的最新动向、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信心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钓鱼岛、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我认为要全面地去看代日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现在的极右翼势力十分顽固拒不承认战争罪行也令我们非常愤慨。但我们也不应只看到日本的这一方面，虽然在我心中一样地瞧不起或者愤恨这个死不认错的民族，但全面地看日本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日本人能够从其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的灾害中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自然有其民族的可贵之处，他们一样有其艰难困苦和勤劳善良的一面，也有其忍辱负重改革自新的一面。随着其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他们虽说自以为何等地优越或者何等地自负，但从来没有放弃向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学习，而且日本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团结注重集体荣誉感。

这些说多了也许让人觉得我如何崇拜日本，其实我认为每一民族都不应自高自大，都应该取其他民族的长处以及优秀的素质为我所用。我们一样，日本也一样。日本的科学技术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管理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日本与我们的贸易已相当大，我们的文字及礼仪日本人不是多年以前就一样借鉴和吸收吗？

我们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科技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进步，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的经济实力比我们现在要强，承认这些也没什么可耻，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过日本，总有一天会让日本人感到惭愧---为他们曾经所做的一切而惭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四篇：论科学发展观 中美关系

论科学发展观

——中美两国关系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加强对话和交流，增进互信和合作，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双方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相信在双方国家元首特别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新航程的显著特色。中美都强调了两国同舟共济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不久还引用中国古语“毋临渴而掘井”来形容中美携手合作的紧迫性。两国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双方将继续加强就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的讨论，不断增进互信与合作。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的形势下，中美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相互支持、共渡难关，这也是当前中美合作的重点。展望明天，即使世界经济的列车驶入较为平坦的地区，它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引擎联手拉动持续前进。

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中美加强合作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双方不仅应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

新的航程展现新的前景。只要中美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关系就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就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贡献。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客观地说，九一一不幸事件成为中美改善关系的契机，它将使美国重新考虑国际安全的威胁因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对华政策。但是，如果双方不进一步努力，中美关系的改善将会是非常有限的，也很难比克林顿时代有更大进步。

美国解决了当前的反恐怖主义战役后，中美关系中潜在的问题会重新突显出来。如果双方特别是中国，不找到全面改善关系的应循之道，对中美关系前景过分乐观就缺乏根据。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处强势，中国处劣势。中国正在雄心勃勃地推进现代化计划，除需要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在经济领域也仰赖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中美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增强。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更加主动的对美政策，力争使中美关系有所突破，建立起能抵御干扰的全面的合作关系。

中国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抓住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积极主动地推进中美关系，相信会使中国的发展势头得到更强有力的动力，植根于更坚实的基础。

第五篇：干部学习讲稿：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合作还是冲突

干部学习讲稿：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合作还是冲突 梁亚滨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

大家好，我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梁亚滨，今天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叫“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合作还是冲突”。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和平与稳定与发展，所以中美关系能否好还是坏，是决定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变量。

一、中美缓和：从敌人到准盟国

（一）新中国外交政策演变

我们从历史看未来，第一个部分，我们进入中美缓和的一个过程，从敌人到准盟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怎么办，在国际问题上，国际外交关系当中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当时采取一是“一边倒”的政策，毛主席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是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我们采取一边倒的政策，（用毛主席的话说）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导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导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们采取的是“一边倒”的政策，而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就完全由二战期间的同盟关系走上了一种敌对和对抗关系。

同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方式？为什么我们要采取“一边倒”？首先是一种国际体系格局所带来的原因，在当时是美苏主导下的两极格局，在两极格局下，对于次要国家来说，选择的线路是非常有限的，选择的范围是有限的，你要么导向这一边，要么导向另一边，采取中央战略是很难实现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采取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跟资本主义国家有冲突。因此我们导向苏联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感。而跟美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分裂，导致中美之间不太容易产生合作或导向美国，从地缘政治上来说，美国在当时来说对中国也造成了很大了威胁，包括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同时，我们也发生了朝鲜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孰是孰非我们今天不展开，但这场战争本身就表明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达到了顶峰。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两极格局，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峙，蓝色的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红色的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个世界基本上是处于两大集团的冲突对立当中，有个别国家采取中立，但这些国家属于一些非常弱小的国家，它的导向不会影响整个体系格局的巨大变化，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你的政策的变向会极端地影响到两极格局的稳定。陈毅元帅说：“要在战役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的话，我们整个安全形势或外交形势就有可能有巨大的突破。

在美国方面来说，也有这样一个跟中国进行改善的想法。尼克松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曾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在当时还是一个处于愤怒的孤立状态，跟大部分国家的关系都不太好，我们关系最恶劣的时候，我们在外只有一个常驻代表，就是在埃及，在“文革”期间把很多的常驻代表都撤回了国内，基本上外交关系是处于断绝状态的，这是最极端的时候。但是美国也看到，我们希望跟中国有这种搞好关系或发展关系的愿望，这是他竞选总统时的一个发言。同样，他在当选总统成功之后，他在就职演说当中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我们联系这上下两个发言有一个愤怒的孤独状态，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这样一个生活在愤怒和孤独状态中的国家是中国，而这样一个就职演说也我们敏锐地感觉到，因此毛主席下令说这样一个就职演说要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这样也发出了一个信号，第一，让美国人看到我们已经注意到你的语言了，注意到你提出了要改善中美关系的这种善意，同时也向本国人民，中国人民发出一个信号，美国有意跟中国搞好关系，因此在未来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某种程度的接触或改善的话，让人民有一个准备。

1971年7月6日的时候，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了讲话，说要把世界分为五极，称中国是五极之一，就把中国的地位给予了一个很高的评价。

因此我们就看到中美之间的战略就不谋而合，在毛泽东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设想当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苏联的威胁，而这个构想跟美国当时的战略谋划不谋而合，美国在跟苏联进行全球性的对抗，争夺世界霸权，如果能够争取中国的支持的话，无疑能够为美国围堵苏联的制度、措施有一个非常大的加分，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战略不谋而合。在基辛格1969年给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一封信中，他也提出了一个战略是，提出美国应该研究在中苏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转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更好地应对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美国注意到了中苏的决裂，而中苏已经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战役，还有在西北地区的战役，因此美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来改善中美关系，来共同对抗苏联，这是基辛格作为一个大战略家、大政治家敏锐的这种观察能力。

在这时候中美之间也作出了一些试探性的方式，首先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次会议恢复，已经停滞了好多年的会谈开始重新恢复，在1970年华沙开始谈判，美方代表首次表示我要继续和台北保持友好关系，但不妨碍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它的政策后退了一步，不再坚持两岸分治或两岸一定要独立，不妨碍两岸的中国人达到和平解决的方式，有一个善意的表示。而这样的一个谈判在当时我们看到，中美互为敌对的状态下，我们国内却进行了一个非常大宣传，而这个宣传配着向日葵的花，还有太阳，是一个非常高兴、非常向上、非常积极的形象，表现出我们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高度重视和欢迎。而且尼克松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他也说：“如果我在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要到中国去，如果我不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也表达出要跟中国改善关系的这种愿望。

同样中国也表达出了一些愿望，在1971年，毛泽东主席召见了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斯诺，不仅召见了他，而且请他到天安门城楼去接受人民群众的欢呼，而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张照片也通过《人民日报》的形式刊发出去，表明中国是欢迎跟美国人民是可以达成友谊的，是欢迎美国人民的，而且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毛主席就对斯诺说：“中美两国总是要建交的，中国跟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也表达出了跟美国进行建交的愿望，因此这期间就可以看到中美两国都在相互试探。在这时候，接下来就出现了乒乓球外交非常经典的事件，在当时还有一个插曲，乒乓球外交，当美国运动员想要中国邀请他们去中国访问的时候，这样一个消息传到国内的时候，毛主席当时作出了决定说邀请他们来，在他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已经吃了安眠药，但他以前曾经说，如果我吃了安眠药，吃了安眠药之后说的话是不算数的，因此当他说要接受这个邀请美国运动员到中国访问的决定的时候，秘书就问他，主席你已经吃了安眠药，这个话算不算数，毛主席说我今天这个话算数，因此就赶紧地发电报到日本，然后邀请美国的乒乓球队访华，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的访问，这是周恩来总理接见这个代表团的照片，总理认为，你们这次受邀来访，打开了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而尼克松就说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访问的形式出现。这是中美关系当中非常有名的乒乓外交，这样一个小球推动了一个大球的转动，这样一个小小的球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动。

1972年尼克踏上破冰之旅来访华，在他下飞机的时候，他故意地跟他的随员说谁也不要出机舱，让我一个人走下来，然后在这时候他首先伸出一只手，最后跟周总理握手，总理说：“总统先生，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25年没有交往了。”而尼克松就说：“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这是毛主席接见尼克松的照片，在这时候我们国内就会说这是影响世界的一天。

因为当时是中美之间又发表了一个《上海联合公报》，而这个《公报》的发布就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我们看一下这个《公报》的内容，里面明确地写道，“如何一方都不应该在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点就明确表明了中美发表《联合公报》，或中美亲近接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国家集团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虽然没有明说，但指的就是苏联。中美之间的亲近是为了对抗苏联。随后，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一条线跟一大片的设想，认为从中国经中东到西欧，越过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国，再经过太平洋到日本等整个地区形成一个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我们经常说美国是霸权主义，但毛主席跟美国在一起建立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话，这个霸权主义指的是谁？毫无疑问是指苏联，与此同时把这一条线周边的这些国家连在一起就形成一大片了，而这样一个战略在1973年毛主席主席会见基辛格博士的时候，通过他们之间的谈话得到充分的展露，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谈话内容。他们之间有很多的谈判，毛主席说：“我们也需要，你们的总统都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都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中美两国是由于需要而走在一起的，“我们两国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办法，但目标相同。”

相同目标是什么？毛主席说得好，就说：“我们合作共同对付一个混蛋，而这个混蛋毫无疑问指的是苏联。”而这样一个文件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文件解密的时候，中文档案解密的时候把这样一句话给删掉了，没有，但在美国国务院官方的档案管理公开里面，这样一句话还有，恰恰是这样一句话是最精华的一部分，就是中美关系为什么要走在一起，为了共同对付一个混蛋，指的就是苏联。所以毛主席就说了：“我们应该划一条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样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就出来了。

一条线一大片到底是指哪里？我们看一下世界地图，从美国沿着日本，然后韩国、中国，通过巴基斯坦、中东地区、土耳其，然后到欧洲，包括整个苏联，同时沿着这条线团结周边国家，这是一大片，然后中国的战略就脱颖而出，跟美国的战略不谋而合。

在基辛格后来回国跟总统的报告当中特别指出：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在敦促我们在所有地方反击俄国人——与我们在欧洲、日本的盟友紧密合作，采取更加地行动组织苏联在中东、波斯湾、近东、印度洋等地区填补真空或扩展影响力。明确地指出来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和美国试图袖手旁观的可能一直是毛泽东最大的担心。而面对这种担心，基辛格表示说：“无论是中国被苏联击败，还是两国陷入僵局，对美国来说都一样，都意味着被孤立且成为下一个目标。”因此，他向毛泽东表示：“对中国的侵略事关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中国和美国的安全利益在这个领域是完全重合了。

毫无疑问，尽管中美没有达成正式的军事同盟，我们没有盟约，但出于共同威胁的需要，两国已经建立起某种特殊的准同盟关系。

1974年尼克松总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特意在信尾的部分用手写加了一段话：“我们的共同危险和利益已经将我们两个国家在这个特殊的历史绑在一起，我愿意做我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来见证在我的总统任期内，任何事情都不能将我们分开。”两个国家越来越紧密。但是不幸的是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了，而导致中美建交有一些延后。但最终到1977年卡特总统时期，中美再次抓住时机实现关系正常化，卡特总统1977年、1978年分别派助理国务卿来反华，来讨论中美建交的一些细节问题。1978年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总理直接参与谈判，然后最终进行拍板，然后敲定了中美进行建交，发表联合公报的方案，最终实现。当时实现谈判的一个庆祝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