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橄榄型”：国民收入倍增关键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 橄榄型”：国民收入倍增关键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普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无论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社会文化层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国民中所占的比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状态。一个健康向上发展的社会，是以中产为中坚力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私人消费的引擎，是内需的重要来源与保障，未来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教育、金融、医疗、文化体育服务消费的增长点，都要依靠这一群体的成长壮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要在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基础上尽快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规划》[„详细]。他期待，到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占全民人口40%以上。到那时，这一群体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不是现在的“伪中产”。
第二篇：浅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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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作者：吴柏军 孙丽红 陈攀宇
来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6期
摘要：本文以我国十八大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该计划提出的背景，实现收入倍增的途径和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倍增的意义，浅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作用和时代意义。关键词： 国民收入 收入倍增
一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与多年来GDP保持两位数增长相比，居民收入增速无疑相对滞后，而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更是让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经济陷入低迷，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冲击，过去被高速发展所掩盖的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调的矛盾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能否实现居民收入有效增长，无疑将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败。在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别提出“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和“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愿景后，十八大明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的量化目标，彰显了决策层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
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表明我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即将开启新一轮利益格局和制度红利的调整分配。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其根源在于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但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制约了可持续发展；加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导致社会矛盾扩大，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年来急剧增加。因此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寻求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具有极为现实的战略意义。
二 国民收入倍增的途径
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确保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
首先，要在2020年实现收入倍增计划，若人均收入匀速增长，则人均收入每年需要增长约7%。虽然从绝对速度来看，7%并不算是一个特别高的增速。但考虑到2000年至2010年间，我国名义GDP增速超过300%，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
仅在200%左右，这意味着，如果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改变，则未来数年里，名义GDP增速仍要保持一个两位数的高增长，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其次，收入倍增最主要的来源无疑是工资收入的上涨，但工资收入的增长实际是在增加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盈利和资本支出，而因工资收入带来的消费增加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对于GDP增速而言，这一变化则将带来下行压力。从日本经验看，1962年和1965年这两个工资大涨的年份，对应也是GDP增速的低谷。这也证明，如果简单以压缩企业利润来换取居民收入倍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必是正面的。事实上，当年日本的国民倍增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出口大幅增长从而抵消了工资上涨对企业利润的不利影响。
最后，当前我国企业的结构性分化也将影响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一方面，我国存在相当规模的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员工平均收入水平已经远远超出居民人均收入，未来如果这部分群体的工资继续上调，无疑将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这部分企业也是吸纳中低收入就业者的主力，但从实际情况看，前几年出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效果并不明显，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合理增长未能得到充分保障。
毫无疑问，要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首先要进一步做大国民经济的蛋糕，但更关键的是要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好蛋糕。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也要花更大力气进行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为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辉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国民收入倍增的意义
首先，居民收入倍增目标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本目的是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全体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要达此目的，必须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收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从而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其次，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达到0.438，超过警戒线，已经影响社会稳定，阻碍消费增长和内需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更加迫切。再次，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发展。这种发展方式受到环境、资源的限制，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限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要把这种发展转变转变到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拉动的发展上来，因此，必须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总之，“收入倍增”是富民强国路径，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将直接带动我国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的双飞跃。消费总量的飞跃与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直接正相关，而伴随着收入分配改革
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在社会消费总额中的比重必将越来越大。按照边际效应，收入增长后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意意更高，消费行为的变化也更加明显，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强劲。无论总量还是结构，消费的新飞跃将为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空间，为投资带来更多机会，在拉动经济增长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循着“收入倍增”这个富民强国路径，迈入新的成长周期。
作者简介：吴柏军，承德医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
孙丽红，承德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陈攀宇，承德医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
第三篇：经济学科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
日本1961～1970年间的经济发展计划。该计划由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内容是：①充实社会资本。②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③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④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⑤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其具体目的是 10 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货膨胀、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问题愈益严重。
简介：
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使民众有更强购买力？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这个人口数字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
为此本期话题讨论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些经验教训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资料来源：日银《日本经济为中心的国际比较统计》制图/赵斌
注：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
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月工资在20万-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为什么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
20世纪50年代可以被认为是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资源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195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并未就此稳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条约》签署了补充修订协议，引发了东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此外，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
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这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决定将国内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发展。
1960年年底，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可以稳定在年均增长7%左右。在此基础上，日本应当在1970年把国民生产总值从398亿美元增加到720亿美元。
不过，在当时的贸易支付差额和产能限制的情况下，许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对日本政府设定7%的经济增长目标表示反对，认为这可能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普通的日本人一开始也并不相信这一计划。他们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货膨胀会抵消名义上的收入增长。令日本民众惊讶的是，这一计划超过了预期，在短短7年内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该计划时预计的时间缩短了3年。
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经济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如何解决国民收入分化问题？
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
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另一方面，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国民财富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让我们看看“国富”，1955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为20.2970万亿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5450万亿日元，增长了约8倍。而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即“民强”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
日本人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要高。日本人成为了亚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学率1960年到1975年从57.7%上升为91.1%，大学升学率也从10.3%上升为34.2%，日本摇身一变成为高学历社会。
日本如何推动居民储蓄转化投资？
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Nakamura在他的《战后日本经济》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资。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一方面，这得益于日本货币和财政当局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提供了足够的资金。1974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当年增长的幅度高达24%.尽管如此，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投资，因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同时，由于平衡的预算，政府开支也没有影响私人投资。
可以说，直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实施，对于经济将继续增长的信心才真正传递给了日本消费者。这一计划酝酿出的信心成为了日本消费者对之前的消费水平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与之相应的，过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制造企业也开始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
孙执中在《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指出的战后日本的消费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热门货，获得迅速普及，这是所谓的“旧三大件”，这些商品当时的价格平均在5万日元左右（按现在汇率约3000左右人民币），约相当于日本职工2-3个月的工资。第二个阶段是1965-1974年，“3C”时代终于到来了、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car）、彩电（colorTV）和空调（cooler），这就是“新三大件”。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
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
1961年第八届东京车展挤满了汽车发烧友，他们感到，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时代开始了。1961年10月25日举行的第八届东京车展，其展示区域比前一届几乎扩大了一倍，展览时间也被延长到晚上8点。
20世纪90年代，日本再次出现了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类似的机遇———住房、医疗、城市建设和城市交通都出现短缺，但是日本政府没有选择60年代那样的拉动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将日本经济更加紧密地与美国联系起来，并且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但是其实际结果却是与国际和国内需求不相一致的巨大产能过剩。而这导致了日本至今尚未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萧条。
■专家评析
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看“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性
如何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长，是当前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透过日本池田内阁1960年12月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些经验教训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1.理论根据以下村治为代表“高速增长论”
作为“代表并体现了战后日本高速度发展期的经济政策构想”的“国民倍增计划”，诞生于激烈的争论之中。
如何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销路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理论界有两派观点：一是“稳定成长论”，以后藤誉之助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已经结束战争后的恢复时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发展，今后只能“稳定”增长。一是“高速增长论”，下村治为代表，认为日本正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处于技术改造时期，只要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继续高涨，并精密计算出国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组阁后，内阁会议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权衡下村11%与经济企画厅
7.2%两个对立的方案，池田内阁以头三年9%的增长率落定。这一计划更主要的意义，是作
为计划背景的对高速增长的自信，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了日本经济看好的前景。
2.“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10年，计划以“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国民生产年增长率平均7.2%；到1970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倍以上，最终达到26兆日元目标。为此，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计划的正文分为四部：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分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国民生活的将来。
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在“国民收入的第一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见表1）对于农民，政府规定了“生产者米价”，它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的2.7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1960-196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30%左右。（见表2）“剪刀差”的缩小，一方面使农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实现；另一方面，买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龄者与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国民具有的“中流阶层意识”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后来近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成为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的重要因素。
3.“消费革命”刺激经济飞速发展
随着工资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比例下降，“恩格尔系数”稳定变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34.1%（到1988年仅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费革命（1956-1970）中，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进而引发了战后日本第二次（1971-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费革命。娱乐和交际费用或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比重也不断增加，保龄球、高尔夫球、旅行等休闲产业成为时尚。日本进入了“大众消费社会”。可以说，日本消费革命的不断升级，得益于“倍增计划”实施期间创造的“消费时代”所打下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11.6%（计划目标7.8%），而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也达到11.5%（计划目标7.8%），二者实现了同步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它堪称日本的“黄金时代”。
第四篇：收入倍增计划0
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计划”
关于“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第一，“收入倍增计划”中的“倍增”，即“翻番”是按不变价格说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担忧的所谓倍增的收入会被价格上涨所吃掉的问题。
第二，根据2010年的实际情况和“收入倍增计划”，到2020年我国GDP总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的价格将分别达到80.3万亿元、38218元和11838元。由于2011年和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成定局，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2013—2020年的8年间，我国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分别达到 6.86%、6.86%和 6.3%的水平。
第三，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世界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我国2020年实现翻番目标后，我国GDP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第四，“收入倍增计划”隐含着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有所提高。“收入倍增计划”要求GDP总量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同时翻番，由于人口每年要增长（假设今后1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45%），所以，居民收入总量在翻番的基础上，还要多增长 10年人口增加的 4.6%才行，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 4.6个百分点。
总之，经过努力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后，国家更强、人民更富。
“收入倍增计划”是个积极而又稳妥的目标。所谓积极，是指目标的实现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在经历了30多年年均9.9%的高速增长时期之后，我国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在增加，挑战和矛盾增多。
第一，外部经济环境将比前10年要差。未来5年或更长时间，世界经济将在波动中低速增长。从近期看，有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和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发达国家政府、家庭、银行和企业的去杠杆化能否平稳实现等问题。从中长期看，世界经济“大病”过后的恢复需要时日，归还“透支”欠账需要时日，构建新经济秩序以及理论科技创新需要时日，化解人口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之间的矛盾更需要时日。
第二，国内资源环境劳动力制约强化。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原本就较低。加上前些年破坏性开采和超高速出口，使我国资源的约束进一步强化，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有些已经超过50%。环境约束增强。土壤、水资源、空气等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已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劳动力优势弱化。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苗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3%，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为近年来首次下降。
第三，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进一步增加了实现目标的难度。这次“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尽管从长期看，科学发展方式无疑会更加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就短期而言，在转变过程中，仍需要适当牺牲一点发展速度。而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此外，从历史资料看，1979—2011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之比是9.9%∶7.4%，按此比例，今后 8年 GDP年均增长6.86%时，只能使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1%，无法保证翻番需要的6.5%的速度，可见必须较大力度地调整国家、企业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才行。
第四，体制机制仍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科技创新体制等均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五，转型期经济社会矛盾趋于突出。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收入分配关系急需理顺，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完善，教育、环保等领域问题突出，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所谓稳妥，是指目标经过努力可以实现。我们在看到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实现目标的有利条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环境看，尽管不及前10年，但总体仍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全球理论科技创新也大有希望。
从内部看，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依然巨大。一是政局稳定、方向明确、道路宽广。党的十八大的顺利召开，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顺利产生、思想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确认，为我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思想基础，减少了道路选择可能带来的“折腾”。二是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快，工业化信息化的进一步融合，农业现代化的加快发展，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都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等都蕴藏着巨大增长潜力。三是几十年快速发展为我们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外汇储备、货物出口额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谷物等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交通通讯、市政设施、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得到明显加强，科技水平提高，人才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四是历史发展的实际让我们充满信心。近10年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7%和8.5%以上。
总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积极而稳妥的。经过努力实现目标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将更强，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全面小康社会定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对“收入倍增”的理解和期盼
9月19日，无锡市旅商高等职校高级教师吴寿鑫也来信谈了对此问题的看法。当日，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吴祥钧发来邮件畅谈了他对“收入倍增”的理解。原文摘发如下。昨日，快报评论员与吴教授进行了关于“倍增”的对话，以回应读者的关切。
编者先生：好！阅今日《现代快报》第二版有关于“收入倍增”问题的讨论。我也发表一些看法，供参考。祝编安！
我省《“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了“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这表明我省把改善民生放到了非常突出的重要位置，突出了“国强民富”的政策导向。这也反映了江苏的经济实力和潜力，更显示了江苏领导的胆识和魄力。
怎样正确解读“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呢？我想，是否至少有如下两点要有足够的认识：
1.这是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倍增（略）
2.这应该是缩小基尼系数下的倍增（略）
实现这个倍增计划至少有两个要点：
1.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略）
2.调节分配是个难度很高的课题（略）
实现7年收入倍增计划是需要花大力气去做的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今年年初的“两会”上，当省里提出7年收入倍增计划时，有的市领导同志就表态，自己领导的地区只要6年，有的甚至提出只要5年就实现倍增计划。这有点像当年“大跃进”的味道了，这是不慎重的。对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切实制订实现倍增计划的具体纲要、分年实施计划和各项措施，切实落到实处，步步实现，最终完成对人民的承诺。
吴祥钧（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离休干部）2011.9.19
■对话吴教授 倍增计划难在何处？ 快报：以您对江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了解，给收入倍增能否真正实现一个评估。吴：只要在这7年中世界经济不出现全球性的大波动、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比较正常的话，我认为这个7年倍增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因为这个计划是上了规划的，也就说是经过多方论证和考虑的，不是拍脑袋的产物。
快报：收入倍增是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和缩小基尼系数的倍增，肯定很难。难度具体大在哪儿？
吴：难度在于：“倍增”要扣除物价因素，而物价因素不是一个省能控制的，但只要不出现大的物价涨幅，我们的发展是能够抵消的。难度更大的在于缩小基尼系数，因为这不是单靠发展能解决的，它主要靠改革来实现，就是要改革现有的分配制度，这中间许多问题也不是一个省能解决的，特别是改革涉及到利益需要重新调整、分配的问题，这就要靠经济、政治等各种措施的配合。这是一场革命。难在这里。但只要领导有决心、措施得当（包括舆论的监督和推动），也是能实现的。
快报：以您的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这个倍增对您重要吗？您是否期待？
吴：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扣除物价因素后，能够保持现有的收入水平就可以了，因为我的经济状况在工薪族中还是比较好的。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倍增中，我应该属于不足倍增的那部分人员。
快报：如果实现不了倍增，政府该如何给人民交代？
吴：如果实现不了倍增，政府该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好像还没有制度性的规定。但我想政府应该向人民说明原因，分析原因，属于政府责任的应该检讨和承担责任。
第五篇：收入倍增的探讨
人均收入翻倍能否改变中国国运？——十八大评析
晚上，连续好几位朋友找我，提及十八大总书记胡锦涛所定目标：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
这其实就是我此前多次建议和呼吁的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2009年1月出版的《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我建议政府走民富路线，学习日本当年的做法，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2012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走这条路线。很多朋友为此感到欣慰。
那么，这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一）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指出：二战结束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像谜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起来，其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解开这个谜团，不仅对我国解决目前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国构思长期的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复兴亦具有重要价值。
1960年12月27日，是改变日本国运的一天，这一天，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传统的习惯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间为10年，它把国民收入倍增作为第一目标或者核心目标。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的目标。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在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期间，日本股市也一路飞涨。
我查了当时的日经225指数，1960年12月27日，日本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这一天是1346.41，19年后的1989年12月29日，日经225指数涨到最高点38957.44，29年上涨了28倍左右。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牛市！
建立在民富基础上的日本，国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在海外大肆收购，甚至有买下整个美国之势，“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的名言一度在日本广为流传。如果不是美国动用货币武器给冲昏了头脑的日本一次刻骨铭心的回击，今日的日本不知道该多么令人畏惧！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越是向国民个人倾斜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越迅速，国力越强大。
20世纪90年代初，被美国用货币战争大伤元气的日本，经济显露出衰退迹象，倘若日本再次实现类似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宏大计划，日本经济或许走出泥潭，实现二次腾飞。遗憾的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占据国外市场，而不是像上个世纪60年代那样，增加国民的收入，拉动起内需，结果，导致了巨大的产能过剩。
日本既给我们带来了经验，也带来了教训。经验就是，民富则国强；教训是，民穷则国衰。
（二）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比日本在1960年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要复杂和严峻得多。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级缺位、民众整体性贫困、资源日益匮乏、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贪腐日益严重、裸官数量不断增长、老龄化来临等等社会现状。
而解决的办法，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阐述过。要想实现国强，须首先实现民富，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我们首先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国民个人倾斜。唯有此，中国经济才能冲破内需不振的羁绊，实现最优效率的增长。
第一，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
中的份额大均致为1：4：5。而中国这些年来，却大幅向政府倾斜。这种做法是与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相违背的。
中国之所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政府倾斜，主要是基于下列思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再增加民众的收入。事实上，这种主次颠倒的做法，不仅使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民众收入的提高变得遥遥无期，而且，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政府无论是在初次分配中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是在经过再分配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便不考虑制度外收入），都是过大的。
有人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税收收入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政府的消费，进而带动起全社会的消费。然而，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早就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集中，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力是最小的，损耗是最大的。在内需萎靡不振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在这一关键点上，只有当机立断，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尽快实现民富，中国的国力才能实现快速腾飞，民族复兴的曙光才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要实现民富，就应该在增加就业和减税方面做文章，而减税本身就可以促进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
我国应该通过降低税率，消除重复征税，提高就业机会等方式，逐步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
民富是国富的基础，民穷则是国亡之先兆。要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必须实现“民富”。
第二，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才能真正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而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
一是必须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二是确保公众分享公共产品的公平性。有限的公共产品在分享方面的不平等，是造成相关公共产品供应结构性严重不足的另一个原因。医疗为例，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
告）。在党政干部占据80％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剩下的13亿人只能分享20％的医疗资源，公众感觉看病难、看病贵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第三，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为社会保障节约出更多的资金……。
……
以上内容大都摘自《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
（三）中国能否实现收入翻倍？
我觉得，看待中国的问题，不能简单从数字上来看。比如，GDP翻倍与收入翻倍的同时，是不是民众购买力的同步上升？是不是幸福指数的同步上升？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因为，如果简单从数字上来看，中国这些年的收入无疑是在快速增长的，但不能忽视的现实是：由于货币贬值过快，民众的购买力并未同步增长，生活压力反而在增大。原因就是，GDP的增长与收入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货币超发使然，民众的财富不仅未能同步增长，反而连原有的也被稀释了。
我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列出了如下数据：
美国1990年M2（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为3.28万亿美元，2010年末为8.848万亿美元，20年间，M2增长了1.69倍。
1990年，中国的M2余额为1.53万亿元，2010年末已经达到72.58万亿元，20年间，M2增长了46.44倍。
货币供应增长的步伐并未停止。截至2012年9月末，中国的M2余额已经高达94.37万亿，比1990年净增长了60.1倍，折算成美元后，超过美国同期M2接近50%！
按照这种货币供应速度，根本用不了10年，国民收入翻倍的计划就能实现，问题是，民众的购买力能够增长多少？——这才是最根本的！
而且，任何经济的发展能源于体制带来的强大推动力，这种非经济之外的力量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在权
力依然强力左右经济运行的情况下（庞大的政府投资和依附于其上的严重的腐败即为典型的例子），经济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如何产生？
中国现在面临的困境是：
国内：除了货币超发严重，资源也越来越向权力部门集中，向国企尤其央企集中，而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尤其是在欧债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之下，民营企业的生存处境日益恶化。权力部门因为私利干预经济的动力越来越强烈，对税收增长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中国20多来年税收以GDP增速一倍甚至两倍以上增长，这种情况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极为罕见的！而政府所主导的很多投资项目成本高昂、收益低下，成了国民沉重的包袱。国外：债务危机这条带血的主线，正在爆发出越来越强大的杀伤力，而随着危机向亚洲的快速蔓延，给中国留下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紧迫，中国能够抓住最后的时机真真正正地进行改革，并在改革中发展壮大吗？
如果中国能够打造出民主、法制、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严惩贪腐，通过大力减税，扶持科技发展等措施，从公平、效率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国的实力，那么，国民收入翻倍计划，将给中国带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民族复兴的机会！中国将能够在全球性的债务危机的蔓延中，获取廉价收购的机会，而不是成为别国的猎物！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将获得重生，走出一波像样的牛市，以高回报赢得民众的支撑。
但这一切现在看来都只能是假设。
“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远景规划，也是我在多年前就苦苦呼吁和建议的。期待它能够真正地改变中国的国运，给我们这个民族、给亿万民众，带来福音，而不仅仅是一块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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