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五大着力点（精选五篇）

第一篇：找准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五大着力点

找准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五大着力点

李长安2010-07-27

摘 要： 收入分配历来是经济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不过，在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的惯性轨道中，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失衡，而且已经演变成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尽快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相协调，使人民真正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成为当前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五大着力点：一是将迅速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计划的核心；二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尽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改变政府及其管理的国有企业占有社会财富过多的局面；四是减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税负，形成利润提高带动工资提高的良性循环；五是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关键词： 收入倍增计划，城镇化，中等收入，政府体制改革，民营企业，社会保障制度

收入分配历来是经济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不过，在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的惯性轨道中，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失衡，而且已经演变成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尽快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相协调，使人民真正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成为当前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收入增长缓慢已成经济发展的“短腿”

自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实现了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率接近10%的高速增长，国民财富的总量迅速壮大。1978年，我国的GDP总量仅为3645亿元。而到了2009年，GDP总量已经达到335353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90多倍。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赶上并超过排名第二的日本只是时间问题。在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1978

年，中国的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到2009年，人均GDP已经增长到接近3000美元，增长了大约15倍。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严重制约了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据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

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另一个证据是，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总量连年增长，尤其是自2003年突破2万亿关口之后，开始连续多年实现了大幅度增长。2001年后的全国财政收入年增长速度大都在20%以上，即使是在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9年，我国全年的财政收入仍然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幅度达到11.7%。在企业的利润分配中，资本强势与劳动弱势的格局不断被强化。过去10多年间，不少企业销售额、利润都是陡峭的上升曲线，而工人工资却是一条水平线。

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度报告，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469，不仅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而且高于报告中127个国家的平均值，属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城乡差距，2009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3比1，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以达到6比1或更多；行业差距：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17212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倍；其他金融业8767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航空运输业7576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地区差距：有研究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扩大到2007年的0.21。

收入水平增长的相对缓慢，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也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大障碍。在我国现行的分配体系下，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差距不断扩大，压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使经济增长失去了消费这一重要的引擎。2009年我国总消费率为52.5%，比最高峰时的1981年下降了14.6个百分点，和发达国家平均70%的贡献率相比依然相距甚远。再从消费贡献率看，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9.4%，比1981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3.8个百分点，占比为

81%；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占比为11%；政府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占比为8%。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是我国消费贡献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收入倍增计划：强国富民的有效举措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努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协调地发展，是走向富裕强盛的共同之路。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提高社会购买力，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68年，日本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倍。日本也因收入倍增计划而在国内诞生了一个强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成为支持日本经济继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日本的经验不仅在于通过实行收入倍增计划实现了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而且还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日本政府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制定法律和相匹配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达到了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开发、增加就业和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目的。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如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同时还完善制订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用提高国民收入来带动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实现了两者有效地平衡。

美国是目前世界头号强国，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正式提出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他们的许多做法也同该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决定将工人的工资从每天2.5美元大幅提高到5美元，这样的工资比当时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几乎高出了一倍。绝大多数人预测，高昂的工资将很快压垮福特公司。然而，事实正好相反。福特的高工资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据估计，就在实施新工资政策的当年，福特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1%。正是这种突破传统思维定势和大胆的创新行为，亨利·福特也因此被称为美国“20世纪的工业之父”。

三、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的五大着力点

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困局，已经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已成为目前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尽快解决的重大课题。实施中国式的收入倍增计划，必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事，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找好着力点。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一是将迅速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计划的核心。在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收入分配的格局基本上属于“纺锤形”，中产阶级是其中的主流阶层，而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均属于“少数”阶层。但是在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过低。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不但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积极作用，而且还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协调。从机制上来说，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就是低收入者不断向中等收入阶层流动的过程。由此可见，要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种种矛盾，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无疑是必须要做好的一门“功课”。而中等收入阶层壮大的过程，就是不断减少低收入阶层的过程，就是提高广大农民、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和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过程，这与我国加快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完全吻合。

二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尽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低下是收入分配领域内的主要矛盾。城镇化的意义在于能够提高农村迁移者的收入水平，进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经济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早已证明，当一国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城市就会发挥一种聚集效应，人口、财富就会向城市集中。因为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高度集中的城市，二、三产业发达且比较利益高于农业，在其中就业可以获得比从事农业更高的收益。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城市化步伐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据测算，在过去30年间，我国平均每年的城市化率只有1%左右。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遭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其中既有宏观体制上的弊端，也有城市内部体制的人为因素。要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必须尽快破除传统的户籍制度，减少流动人口的流动成本，同时城市内部体制的变化必须尽快主动适应人口流动的现实，无论是在地区的公共财政使用上，还是在城市规划与公共设施建设上，都应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需求，真正发挥服务型政府的积极作用和功能。

三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改变政府及其管理的国有企业占有社会财富过多的局面。从政府层面来说，要

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的步伐，扭转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的错位，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对国有企业而言，如何真正消除市场垄断者的身份以及由此被社会诟病的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实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目标，依然是一项紧迫而又复杂的攻坚任务。

四是减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税负，形成利润提高带动工资提高的良性循环。民营企业在数量上占有绝大多数，其雇佣的劳动者人数则构成了低薪劳动力的主体。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和国际分工中的劣势，我国民营企业的利润率水平普遍不高，缺乏给劳动者加薪的动力。尽快将我国较高的宏观税负水平降下来，对微利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客观上能对提升民营企业的盈利水平起到积极作用，也增强了他们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能力和动力。

五是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保障也是劳动者的一种隐性收入。社会保障的功能不仅在于能使劳动者免除后顾之忧，从而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还在于能减轻他们的负担，提高他们的实际消费能力，这客观上也就是增加了劳动者实际收入的“含金量”。此外，社会保障制度还是再分配领域中调节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之一，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倾斜，缩小他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社保资金的投入力度，在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当然，面对社保资金庞大的供需缺口，以及社保不均衡的现实，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第二篇：收入倍增计划0

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计划”

关于“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第一，“收入倍增计划”中的“倍增”，即“翻番”是按不变价格说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担忧的所谓倍增的收入会被价格上涨所吃掉的问题。

第二，根据2010年的实际情况和“收入倍增计划”，到2020年我国GDP总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的价格将分别达到80.3万亿元、38218元和11838元。由于2011年和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成定局，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2013—2020年的8年间，我国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分别达到 6.86%、6.86%和 6.3%的水平。

第三，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世界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我国2020年实现翻番目标后，我国GDP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第四，“收入倍增计划”隐含着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有所提高。“收入倍增计划”要求GDP总量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同时翻番，由于人口每年要增长（假设今后1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45%），所以，居民收入总量在翻番的基础上，还要多增长 10年人口增加的 4.6%才行，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 4.6个百分点。

总之，经过努力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后，国家更强、人民更富。

“收入倍增计划”是个积极而又稳妥的目标。所谓积极，是指目标的实现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在经历了30多年年均9.9%的高速增长时期之后，我国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在增加，挑战和矛盾增多。

第一，外部经济环境将比前10年要差。未来5年或更长时间，世界经济将在波动中低速增长。从近期看，有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和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发达国家政府、家庭、银行和企业的去杠杆化能否平稳实现等问题。从中长期看，世界经济“大病”过后的恢复需要时日，归还“透支”欠账需要时日，构建新经济秩序以及理论科技创新需要时日，化解人口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之间的矛盾更需要时日。

第二，国内资源环境劳动力制约强化。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原本就较低。加上前些年破坏性开采和超高速出口，使我国资源的约束进一步强化，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有些已经超过50%。环境约束增强。土壤、水资源、空气等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已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劳动力优势弱化。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苗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3%，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为近年来首次下降。

第三，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进一步增加了实现目标的难度。这次“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尽管从长期看，科学发展方式无疑会更加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就短期而言，在转变过程中，仍需要适当牺牲一点发展速度。而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此外，从历史资料看，1979—2011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之比是9.9%∶7.4%，按此比例，今后 8年 GDP年均增长6.86%时，只能使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1%，无法保证翻番需要的6.5%的速度，可见必须较大力度地调整国家、企业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才行。

第四，体制机制仍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科技创新体制等均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五，转型期经济社会矛盾趋于突出。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收入分配关系急需理顺，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完善，教育、环保等领域问题突出，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所谓稳妥，是指目标经过努力可以实现。我们在看到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实现目标的有利条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环境看，尽管不及前10年，但总体仍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全球理论科技创新也大有希望。

从内部看，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依然巨大。一是政局稳定、方向明确、道路宽广。党的十八大的顺利召开，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顺利产生、思想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确认，为我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思想基础，减少了道路选择可能带来的“折腾”。二是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快，工业化信息化的进一步融合，农业现代化的加快发展，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都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等都蕴藏着巨大增长潜力。三是几十年快速发展为我们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外汇储备、货物出口额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谷物等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交通通讯、市政设施、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得到明显加强，科技水平提高，人才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四是历史发展的实际让我们充满信心。近10年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7%和8.5%以上。

总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积极而稳妥的。经过努力实现目标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将更强，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全面小康社会定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对“收入倍增”的理解和期盼

9月19日，无锡市旅商高等职校高级教师吴寿鑫也来信谈了对此问题的看法。当日，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吴祥钧发来邮件畅谈了他对“收入倍增”的理解。原文摘发如下。昨日，快报评论员与吴教授进行了关于“倍增”的对话，以回应读者的关切。

编者先生：好！阅今日《现代快报》第二版有关于“收入倍增”问题的讨论。我也发表一些看法，供参考。祝编安！

我省《“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了“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这表明我省把改善民生放到了非常突出的重要位置，突出了“国强民富”的政策导向。这也反映了江苏的经济实力和潜力，更显示了江苏领导的胆识和魄力。

怎样正确解读“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呢？我想，是否至少有如下两点要有足够的认识：

1.这是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倍增（略）

2.这应该是缩小基尼系数下的倍增（略）

实现这个倍增计划至少有两个要点：

1.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略）

2.调节分配是个难度很高的课题（略）

实现7年收入倍增计划是需要花大力气去做的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今年年初的“两会”上，当省里提出7年收入倍增计划时，有的市领导同志就表态，自己领导的地区只要6年，有的甚至提出只要5年就实现倍增计划。这有点像当年“大跃进”的味道了，这是不慎重的。对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切实制订实现倍增计划的具体纲要、分年实施计划和各项措施，切实落到实处，步步实现，最终完成对人民的承诺。

吴祥钧（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离休干部）2011.9.19

■对话吴教授 倍增计划难在何处？ 快报：以您对江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了解，给收入倍增能否真正实现一个评估。吴：只要在这7年中世界经济不出现全球性的大波动、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比较正常的话，我认为这个7年倍增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因为这个计划是上了规划的，也就说是经过多方论证和考虑的，不是拍脑袋的产物。

快报：收入倍增是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和缩小基尼系数的倍增，肯定很难。难度具体大在哪儿？

吴：难度在于：“倍增”要扣除物价因素，而物价因素不是一个省能控制的，但只要不出现大的物价涨幅，我们的发展是能够抵消的。难度更大的在于缩小基尼系数，因为这不是单靠发展能解决的，它主要靠改革来实现，就是要改革现有的分配制度，这中间许多问题也不是一个省能解决的，特别是改革涉及到利益需要重新调整、分配的问题，这就要靠经济、政治等各种措施的配合。这是一场革命。难在这里。但只要领导有决心、措施得当（包括舆论的监督和推动），也是能实现的。

快报：以您的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这个倍增对您重要吗？您是否期待？

吴：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扣除物价因素后，能够保持现有的收入水平就可以了，因为我的经济状况在工薪族中还是比较好的。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倍增中，我应该属于不足倍增的那部分人员。

快报：如果实现不了倍增，政府该如何给人民交代？

吴：如果实现不了倍增，政府该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好像还没有制度性的规定。但我想政府应该向人民说明原因，分析原因，属于政府责任的应该检讨和承担责任。

第三篇：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计划”

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计划”

目录“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的制约因素，挑战及矛盾结束语新建小段4正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目标被社会冠名以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受到热议。人们在为目标所鼓舞的同时，也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目标能实现吗？收入上涨后会不会被价格上涨吃掉？从人们的议论中可以看到，做好“收入倍增计划”的解读十分必要。

“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

关于“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第一，“收入倍增计划”中的“倍增”，即“翻番”是按不变价格说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担忧的所谓倍增的收入会被价格上涨所吃掉的问题。

第二，根据2010年的实际情况和“收入倍增计划”，到2020年我国GDP总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的价格将分别达到80.3万亿元、38218元和11838元。由于2011年和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成定局，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2013—2020年的8年间，我国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分别达到 6.86%、6.86%和 6.3%的水平。

第三，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世界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我国2020年实现翻番目标后，我国GDP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第四，“收入倍增计划”隐含着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有所提高。“收入倍增计划”要求GDP总量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同时翻番，由于人口每年要增长（假设今后1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45%），所以，居民收入总量在翻番的基础上，还要多增长 10年人口增加的 4.6%才行，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 4.6个百分点。

总之，经过努力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后，国家更强、人民更富。

“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的制约因素，挑战及矛盾

入“收倍增计划”是个积极而又稳妥的目标。所谓积极，是指目标的实现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在经历了30多年年均9.9%的高速增长时期之后，我国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在增加，挑战和矛盾增多。

第一，外部经济环境将比前10年要差。未来5年或更长时间，世界经济将在波动中低速增长。从近期看，有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和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发达国家政府、家庭、银行和企业的去杠杆化能否平稳实现等问题。从中长期看，世界经济“大病”过后的恢复需要时日，归还“透支”欠账需要时日，构建新经济秩序以及理论科技创新需要时日，化解人口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之间的矛盾更需要时日。

第二，国内资源环境劳动力制约强化。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原本就较低。加上前些年破坏性开采和超高速出口，使我国资源的约束进一步强化，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有些已经超过50%。环境约束增强。土壤、水资源、空气等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已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劳动力优势弱化。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苗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3%，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为近年来首次下降。

第三，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进一步增加了实现目标的难度。这次“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尽管从长期看，科学发展方式无疑会更加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就短期而言，在转变过程中，仍需要适当牺牲一点发展速度。而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此外，从历史资料看，1979—2011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之比是9.9%∶7.4%，按此比例，今后 8年 GDP年均增长

6.86%时，只能使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1%，无法保证翻番需要的6.5%的速度，可见必须较大力度地调整国家、企业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才行。

第四，体制机制仍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科技创新体制等均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五，转型期经济社会矛盾趋于突出。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收入分配关系急需理顺，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完善，教育、环保等领域问题突出，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所谓稳妥，是指目标经过努力可以实现。我们在看到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实现目标的有利条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环境看，尽管不及前10年，但总体仍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全球理论科技创新也大有希望。

从内部看，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依然巨大。一是政局稳定、方向明确、道路宽广。党的十八大的顺利召开，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顺利产生、思想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确认，为我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思想基础，减少了道路选择可能带来的“折腾”。二是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快，工业化信息化的进一步融合，农业现代化的加快发展，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都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等都蕴藏着巨大增长潜力。三是几十年快速发展为我们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外汇储备、货物出口额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谷物等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交通通讯、市政设施、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得到明显加强，科技水平提高，人才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四是历史发展的实际让我们充满信心。近10年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7%和8.5%以上。

结束语

总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积极而稳妥的。经过努力实现目标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将更强，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全面小康社会定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新建小段4

新建小段内容

第四篇：你对收入倍增计划

你对“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都有哪些期待？ 过去低水平下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对容易，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后，再保持同样的速度，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十八大报告中，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有专家评价道：“一个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个是人民生活指标，这两个指标的指导性、方向性更加鲜明，尤其是将人均收入翻一番指标写入党代会报告，分量更重，彰显出今后更注重百姓生活幸福度。”的确，在“小康社会”的衡量指标中，居民收入指标格外引人关注。尤其是在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相当严峻，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情况下，十八大报告首次宣布“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殊为不易——

十六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时，具体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对城乡居民收入目标是“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十七大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目标则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十八大对收入分配则首次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从定性的目标到定量目标，由宏大的经济发展目标到具体的民生，这无疑是个进步。既是执政党执政理念的展示，更是对国民的庄重承诺。

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各方已有共识；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也有诸多期盼。关键问题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如何确定收入分配的目标。这对不久后将要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着“顶层设计”的意义。“十年翻一番”，意味着每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需要达到7.2%。这个速度的实现难不难？既不难，也不易。

说不难，是因为按可比价格计划，过去10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5%和7.4%，过去30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均为7.4%。如果继续保持过去30年的平均速度，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说不易，是因为过去低水平下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对容易，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后，再保持同样的速度，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而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初，面临着与我们当前同样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日本适时地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得到有效执行，其后十年，日本国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11.5%，形成了近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使日本有效地转变成为一个消费社会。

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分配翻番的目标，就是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如果这一计划能

够实现，将形成的中等收入人群，恐怕会有5亿-6亿，这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最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

要实现中国版收入倍增的目标，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应当说，只要明确了方向，下定了决心，有了顶层设计，突破口很多。收入分配的各个环节，都可以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例如，明确约束和限制财政增长的速度，使居民收入占比有更多的提升空间；再例如，加快资本市场改革，使城乡居民能够真正享受到财产性收入。

一句话，目标已然明确，关键看行动。

尽管千呼万唤的工资条例难以出来，但党的十八大报告实际上已经给出了很多令人欣喜的信息——“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为具体、明确和清晰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之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就是“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它使“小康目标”变得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钩，使发展共享变为广大老百姓的真切体验，使国之大计、民之大事有机融合并变得触手可及。因此有人评论说，从十八大开始，民富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对此当然充满美好期待。

其实，对于收入倍增，我们中很多人都已经历过——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工资有多高、收入有多少、家中住的是什么房、有什么家电，再以其后10年、20年、30年为节点，进行数字对比，大家都曾“倍增过”，而且是实实在在毫不掺水的倍增。只不过改革开放不只“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公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收入增长没有跑过大家的期待，才有了种种成长中的烦恼、发展中的烦恼。

按照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螺旋式前进，永远的直升飞机式上升既不科学也不现实。经历了30年快速增长，中国航母处于一个发展瓶颈，亟待解决资源、环境、产业布局及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积累的问题，我们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需要经历某种艰涩阵痛，但这也是为了积蓄更多能量，让明天的发展步伐更快一点、收入增长更强劲一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十八大报告中对未来的描绘、所明确的下一步改革要点，其目标正指向民心热望之处，即让大家能够实现收入高增长，使工资涨幅能够跑过GDP增幅。

当然，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不是等来的，而是奋斗而来的，需要我们努力争取——只有亿万人凝心聚力按照十八大所描绘蓝图去奋进，经济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最终才会在更为公平的分配中使人人受益。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战分秒、抢机遇、谋发展。

第五篇：聚焦中国收入倍增计划

聚焦中国收入倍增计划：中低收入者将受益

分类: 财经 | 标签: 收入

来源：经理世界网时间：2010-07-22

50年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经济全球第二，我们对比一下，中国收入倍增计划让让中低收入者将受益。

近几年，中国的GDP增速基本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是劳动者的报酬却停滞不前。1990年至 2007年，我国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39.4%，降低了14个百分点。

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日前做客人民网与网友互动时表示，我国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年底出台。

年前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如今，我们要再创奇迹。

在房价、物价无边上涨的大潮里，这一计划无疑暖人心胃，令人振奋。

然而细想起来，本该大快人心的事情又隐藏着颇多问题。谁会是加薪的真正受益者？全民倍增是否等于全民不增？加薪是否将为CPI火上浇油？中国制造业将因此失去竞争力吗？加薪面临多少困难？

本报今日推出“翻薪”专题报道，聚焦加薪及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逐一解析。

条件达标中国“翻薪”并不难

日本实施收入倍增计划时各产业全面开花跟咱很像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是新名词，早在1960年，日本就已率先实施。

尽管在实施之前，这个计划也饱受诟病，但当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目标后，老百姓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倍，也让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日本之前的成败得失，也许能为我们即将出台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

翻薪历史

日本小餐馆成为“倍增计划”摇篮

上世纪50年代末，池田勇人和一群学者定期在东京一家餐馆举行聚会。作为主管日本经济工作的主要人物，这个聚会是池田的智囊班子“宏池会”每周的必修课。也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经济学专家下村治的见解吸引了池田勇人。

50年代中期，还在读博士的下村治就认为日本经济有可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池田的经济智囊田村敏雄将他推荐给池田。但在写入政府正式计划的数字上，下村和田村发生了一场论战。

下村治认为应该有11%，田村则主张保守一点，坚持为7.2%。池田在听取了他们意见之后，认为前三年应该定在9%，在十年内不低于7.8%，在十年内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即翻一番。

1960 年7月，池田勇人以绝对高票当选自民党总裁。同年2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变日本经济的宏伟规划从此开始实行。

日本神户大学石原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从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达到了10%的年增长率，已经具备了可能实现的条件基础；再者，1960年修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导致的政治对立，使日本迫切需要由政治时期转向经济时期，因而打开这种萧条不振的局面。

对比分析各产业全面开花酷似现在中国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它主要提出了五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

日本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充实社会资本，基本任务是整顿和完善产业基础。在公路、港口、铁路、机场、电信、工业用地和用水、农林水产的现代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1960年的投资额为前五年的4.2倍。

作为这一计划的杰出形象代表，东京到大阪的时速为200公里的新干线东海道，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前的9天建成通车了，从东京到大阪只需要4个小时。

在航空方面，地方航线从零开始不断增加，而且日本继美国和英国之后，实现了国际和国内航线的喷气式化。

此外，日本的产业结构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重大变化。日本的钢铁生产超过西德，跃居世界第三位，汽车仅次于美国、英国、西德之后居世界第四位。

重化学工业到1963年占工业固定资产的比率达到60%，出口比率在1965年达到62%。在引进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以后，日本建立了在经济高速增长下的重化学工业生产体系，迅速提高了日本重化学工业的国际地位。

以上的这些成就，与现在的中国何其相似。

中国达标项目

消费：近几年我国的消费一直保持在15%以上。

投资：去年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8.2个百分点，今年仍然是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公路建设：目前我国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已达到6552公里，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位。

钢铁生产：目前，中国钢铁总产量相当于世界前十大产钢国的总产量之和，中国粗钢产量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的5倍，2008年中国粗钢产量将突破5亿吨。

民众反应日本人刚开始将信将疑

对于日本当时推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刚开始颁布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民众很大的欢迎。

当时的日本并不富裕，国内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所以不少人对当时颁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而且国民收入是否真的可以在10年时间提高2倍，很多人对此半信半疑。

但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实现100%就业这个十分明确的目标，让很多国民和企业对未来抱有很大的期待。而实际上，由于经济增长率超过10%，实现国民收入倍增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

翻薪影响消费升温“三大神器”飞入百姓家

日本经济在1955年之后出现了大规模增长的势头，从那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2%，消费逐渐升温。从1957年开始，消费品的“三大神器”——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迅速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

家用产品的增长率，电视机达到47倍，电冰箱达到24倍。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即可买一台电视机，日本终于开启了消费时代。

从1958年到1961年，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42个月的景气阶段，日本人称之为“岩户景气”，这是用日本神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开辟岩石，创造日本的岩户为之命名的，意味着开天辟地的大繁荣。

在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0%以上。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化学工业投资迅速增长，生产大幅度增加。钢铁、机械、电力等产业部门也形成投资、引发投资的循环过程。

环境受污染胡同里走出的“公主”

随着工资的提高，食品消费占比下降，耐用消费品、娱乐和交际费用比重增加，娱乐消费意识上升，保龄球、高尔夫球、滑雪、旅行成为时尚，日本的名胜古迹到处拥挤不堪。

追求生活舒适成为时代潮流，日本出现了“大众消费社会”。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在将近一半的国民中产生了“中产阶层意识”。

但是，石原教授同时指出，在1961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推动下，日本的经济规模得以扩大，最底层国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当时，政府的公共投资促进了铁路、道路、港口、水坝、工业用水等产业基础设备的完善。

虽然家用电器进入了都市的家庭，服装也变得很时尚，但是住宅非常简陋，环境也被污染了。身着潮流服饰的年轻女性也在当时被称为“从胡同的陋屋里出来的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