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第一篇：浅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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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作者：吴柏军 孙丽红 陈攀宇

来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6期

摘要：本文以我国十八大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该计划提出的背景，实现收入倍增的途径和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倍增的意义，浅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作用和时代意义。关键词： 国民收入 收入倍增

一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与多年来GDP保持两位数增长相比，居民收入增速无疑相对滞后，而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更是让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经济陷入低迷，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冲击，过去被高速发展所掩盖的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调的矛盾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能否实现居民收入有效增长，无疑将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败。在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别提出“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和“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愿景后，十八大明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的量化目标，彰显了决策层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

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表明我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即将开启新一轮利益格局和制度红利的调整分配。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其根源在于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但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制约了可持续发展；加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导致社会矛盾扩大，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年来急剧增加。因此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寻求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具有极为现实的战略意义。

二 国民收入倍增的途径

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确保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

首先，要在2020年实现收入倍增计划，若人均收入匀速增长，则人均收入每年需要增长约7%。虽然从绝对速度来看，7%并不算是一个特别高的增速。但考虑到2000年至2010年间，我国名义GDP增速超过300%，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

仅在200%左右，这意味着，如果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改变，则未来数年里，名义GDP增速仍要保持一个两位数的高增长，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其次，收入倍增最主要的来源无疑是工资收入的上涨，但工资收入的增长实际是在增加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盈利和资本支出，而因工资收入带来的消费增加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对于GDP增速而言，这一变化则将带来下行压力。从日本经验看，1962年和1965年这两个工资大涨的年份，对应也是GDP增速的低谷。这也证明，如果简单以压缩企业利润来换取居民收入倍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必是正面的。事实上，当年日本的国民倍增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出口大幅增长从而抵消了工资上涨对企业利润的不利影响。

最后，当前我国企业的结构性分化也将影响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一方面，我国存在相当规模的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员工平均收入水平已经远远超出居民人均收入，未来如果这部分群体的工资继续上调，无疑将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这部分企业也是吸纳中低收入就业者的主力，但从实际情况看，前几年出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效果并不明显，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合理增长未能得到充分保障。

毫无疑问，要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首先要进一步做大国民经济的蛋糕，但更关键的是要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好蛋糕。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也要花更大力气进行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为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辉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国民收入倍增的意义

首先，居民收入倍增目标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本目的是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全体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要达此目的，必须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收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从而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其次，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达到0.438，超过警戒线，已经影响社会稳定，阻碍消费增长和内需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更加迫切。再次，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发展。这种发展方式受到环境、资源的限制，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限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要把这种发展转变转变到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拉动的发展上来，因此，必须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总之，“收入倍增”是富民强国路径，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将直接带动我国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的双飞跃。消费总量的飞跃与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直接正相关，而伴随着收入分配改革

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在社会消费总额中的比重必将越来越大。按照边际效应，收入增长后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意意更高，消费行为的变化也更加明显，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强劲。无论总量还是结构，消费的新飞跃将为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空间，为投资带来更多机会，在拉动经济增长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循着“收入倍增”这个富民强国路径，迈入新的成长周期。

作者简介：吴柏军，承德医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

孙丽红，承德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陈攀宇，承德医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

第二篇：经济学科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

日本1961～1970年间的经济发展计划。该计划由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内容是：①充实社会资本。②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③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④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⑤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其具体目的是 10 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货膨胀、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问题愈益严重。

简介：

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使民众有更强购买力？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这个人口数字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

为此本期话题讨论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些经验教训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资料来源：日银《日本经济为中心的国际比较统计》制图/赵斌

注：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

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月工资在20万-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为什么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

20世纪50年代可以被认为是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资源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195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并未就此稳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条约》签署了补充修订协议，引发了东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此外，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

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这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决定将国内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发展。

1960年年底，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可以稳定在年均增长7%左右。在此基础上，日本应当在1970年把国民生产总值从398亿美元增加到720亿美元。

不过，在当时的贸易支付差额和产能限制的情况下，许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对日本政府设定7%的经济增长目标表示反对，认为这可能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普通的日本人一开始也并不相信这一计划。他们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货膨胀会抵消名义上的收入增长。令日本民众惊讶的是，这一计划超过了预期，在短短7年内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该计划时预计的时间缩短了3年。

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经济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如何解决国民收入分化问题？

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

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另一方面，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国民财富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让我们看看“国富”，1955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为20.2970万亿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5450万亿日元，增长了约8倍。而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即“民强”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

日本人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要高。日本人成为了亚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学率1960年到1975年从57.7%上升为91.1%，大学升学率也从10.3%上升为34.2%，日本摇身一变成为高学历社会。

日本如何推动居民储蓄转化投资？

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Nakamura在他的《战后日本经济》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资。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一方面，这得益于日本货币和财政当局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提供了足够的资金。1974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当年增长的幅度高达24%.尽管如此，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投资，因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同时，由于平衡的预算，政府开支也没有影响私人投资。

可以说，直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实施，对于经济将继续增长的信心才真正传递给了日本消费者。这一计划酝酿出的信心成为了日本消费者对之前的消费水平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与之相应的，过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制造企业也开始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

孙执中在《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指出的战后日本的消费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热门货，获得迅速普及，这是所谓的“旧三大件”，这些商品当时的价格平均在5万日元左右（按现在汇率约3000左右人民币），约相当于日本职工2-3个月的工资。第二个阶段是1965-1974年，“3C”时代终于到来了、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car）、彩电（colorTV）和空调（cooler），这就是“新三大件”。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

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

1961年第八届东京车展挤满了汽车发烧友，他们感到，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时代开始了。1961年10月25日举行的第八届东京车展，其展示区域比前一届几乎扩大了一倍，展览时间也被延长到晚上8点。

20世纪90年代，日本再次出现了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类似的机遇———住房、医疗、城市建设和城市交通都出现短缺，但是日本政府没有选择60年代那样的拉动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将日本经济更加紧密地与美国联系起来，并且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但是其实际结果却是与国际和国内需求不相一致的巨大产能过剩。而这导致了日本至今尚未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萧条。

■专家评析

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看“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性

如何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长，是当前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透过日本池田内阁1960年12月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些经验教训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1.理论根据以下村治为代表“高速增长论”

作为“代表并体现了战后日本高速度发展期的经济政策构想”的“国民倍增计划”，诞生于激烈的争论之中。

如何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销路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理论界有两派观点：一是“稳定成长论”，以后藤誉之助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已经结束战争后的恢复时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发展，今后只能“稳定”增长。一是“高速增长论”，下村治为代表，认为日本正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处于技术改造时期，只要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继续高涨，并精密计算出国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组阁后，内阁会议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权衡下村11%与经济企画厅

7.2%两个对立的方案，池田内阁以头三年9%的增长率落定。这一计划更主要的意义，是作

为计划背景的对高速增长的自信，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了日本经济看好的前景。

2.“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10年，计划以“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国民生产年增长率平均7.2%；到1970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倍以上，最终达到26兆日元目标。为此，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计划的正文分为四部：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分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国民生活的将来。

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在“国民收入的第一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见表1）对于农民，政府规定了“生产者米价”，它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的2.7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1960-196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30%左右。（见表2）“剪刀差”的缩小，一方面使农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实现；另一方面，买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龄者与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国民具有的“中流阶层意识”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后来近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成为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的重要因素。

3.“消费革命”刺激经济飞速发展

随着工资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比例下降，“恩格尔系数”稳定变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34.1%（到1988年仅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费革命（1956-1970）中，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进而引发了战后日本第二次（1971-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费革命。娱乐和交际费用或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比重也不断增加，保龄球、高尔夫球、旅行等休闲产业成为时尚。日本进入了“大众消费社会”。可以说，日本消费革命的不断升级，得益于“倍增计划”实施期间创造的“消费时代”所打下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11.6%（计划目标7.8%），而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也达到11.5%（计划目标7.8%），二者实现了同步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它堪称日本的“黄金时代”。

第三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国的一场全方位革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国的一场全方位革命

(2010-07-23)

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社会面临劳资关系紧张、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1960年12月宣布启动，至1967年提前三年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生产年增长率为10.5%，到1973年国民收入翻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顺利实施，日本采取了引导国内储蓄转为投资，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人的自主能力与发展科学技术，帮助中小企业现代化、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等有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措施。

在日本实行的诸多经济增长政策中，核心是提高企业设备投资。为引导企业投向机器设备，日本甚至不惜控制外国投资的规模；制定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减税、加速折旧等确保企业更新设备的资金和积累自我资本。实行预算平衡，使政府开支不影响私人投资。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我们现在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家只是从字眼上进行理解，好像只是收入的倍增，其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国家的意义何止是收入的倍增，它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对国家来说是脱胎换骨式的进步。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行成功实行，我国就可以一举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国家发展、民族崛起的意义，都不可小觑。30年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提高了实现国家发达的“三步走”战略，我国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也是按这一战略来实施的，但是三步走战略的缺陷就是过于注重GDP的倍增，而忽略了国民收入的倍增，GDP的倍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来国民收入的倍增，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GDP的倍增与国民收入的倍增并不是一回事，也不可能同

步倍增，比如依靠人口红利可以带来GDP的倍增，但是并不能带来国民收入的倍增，我国目前国民收入占比下降，民生问题凸显，这一时期，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也带来贫富差距过大，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等问题，笔者将日本国民收入带给我们的启示归纳为以下三点：

1、收入倍增计划一定要与提高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

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提高收入为目的，我们今天解读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日本只是在分配领域实行类似中国曾经拟议的“限高、扩中、补低”一套增加收入的措施。若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经济高速增长就不可能，从而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即使一时能够实现，也不过是通胀与挤压企业利润的代名词而已。所以，日本除了收入计划之外，还有经济发展计划，通过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目前，我国的劳动生产率还相当落后，我们可以，也必须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实现国民收入的倍增，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美国是世界上劳动生存率最高的国家，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6.38万美元.中国工业劳动力年均创造财富1.26万美元，其实中国这个劳动生产率数据也是大大高估的，因为中国人工作时间远远大于其他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工人绝大部分没有星期天。

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产业升级，放弃低劳动生产率产业，直接发展高劳动生产率产业，从而带动全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具有非常明显的产业升级特征，比如在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是日本的“三大神器”，而在1965-1974年，汽车、彩电和空调，成为“新三大件”。另一种是产业改造，既通过机械化的深度运用和自动化技术的运用，将低劳动生产率企业造成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产业升级必须以科技革命为依托，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产业升级很难，中国应该更多的是依靠产业改造，利用产业改造在中国兴起一场劳动生产率革命。

2、与缩小贫富差距联系起来。

工资倍增一定要与缩小贫富差距联系起来，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严重问题。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坚决地、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中国在实施居民收入和工资倍增计划时，一定要有针对性，一定要明确“倍增”给谁？收入和工资倍增计划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企业普通职工、一线职工、中低收入阶层等。如果收入倍增给中高收入者、倍增给高层管理人员，而低收入、低工资的普通员工只有星星点点，那么，平均工资也许增加了、上去了，但是，两极分化将越来越严重，分配不公将更加恶化，各种社会问题将会凸现出来。中国不需要艾菲尔铁塔的收入分配结构，中国也不需要金字塔式的分配结构，中国需要橄榄形社会。

3、与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结合起来。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南方出现数起要求增加工资收入的停工事件，按照原来的测算，中国的劳动者红利至少可以延续到2015年，也就是到2015年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但是为什么好像到今天就撑不住了呢？主要是城市生活成本的抬高，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在下降，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地推动涨工资。过去二十年，有两列火车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列火车是全球化，另外一列火车是城市化。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出口将进入一个漫长而漆黑的隧道。展望未来二十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城市化。城市化带来的则是民众由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向高生存成本型社会的转变，以前农民工过的是“城市-农村”两栖生活，因此他们可以承受较低的工资，而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必须生活在城市，原来的工资收入已经不能再维持生活，因此我们不仅要提高民众的收入，还要想相反设法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第四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细则的政策建议书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细则的政策建议书

最近，中央已经明确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国战略部署从调整收入分配发力，开启了新一轮利益格局和制度红利的调整分配，与之相对应的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维护社会稳定，其根源于随着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但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导致社会矛盾扩大，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年来急剧增加。因此，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寻求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具有极为现实的战略意义。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事实上，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为应对日本国内劳资关系紧张、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在1960年12月宣布宣布启动以“引导国内储蓄转为投资，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人的自主能力与发展科学技术，帮助中小企业现代化、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等为主要措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实施，使得日本的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国民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他山之玉，可以攻石。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面临的实际情况，我们在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细则时，至少应考虑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通过产业改造与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还是以粗放型方式为主，投入多、产出少，污染环境，破坏环境，大量地浪费资源，劳动生产率相当低下，过分强调GDP的结果，是导致我国GDP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的、无用的。上述问题不解决，后面的分配问题当然也很难以从根上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外向型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比重较大，国际上经济形势一有转向，我们的外向型经济企业就受到重大的冲击，相应的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劳动者的收入就会大幅度减少。要改变上述不合理之处，就必须要求国家通过大规模研发投入，推广科技创新应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把收入增长计划和经理发展计划紧密结合起来因为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经济高速增长就不可能，从而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在我国目前情况下，首先是通过产业改造，通过机械化的深度运用和自动化技术的运用，将低劳动生产率企业改造成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兴起一场劳动生产率提升革命。其次在国家不断鼓励科技创新，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后，应从产业改造转向产业升级，放弃低劳动生产率产业，直接发展高劳动生产率产业，从而带动全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

二、坚决地、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是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

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严重问题。因此，收入倍增计划一定要与缩小贫富差距联系起来，坚决地、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倍增计划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农民、企业普通职工、一线职工、中低收入阶层。对于高收入人群，应通过政策和税收安排，如中央通过对国有企业高管与一般职工的薪酬倍数关系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地方根据中央精神和自身情况，制定出台本地区的相关政策规范国有企业高管收入。同时，进一步的改进完善税收调节作用。一是个人所得税由分项增收向分项增收与综合增收相结合的方向转变，除了工薪收入以外，把一些财产性收入等等都囊括进来，发挥税收对于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二是个人所得税制度应建立根据家庭人均生活负担的情况给予税收费用扣除的制度，对收入不多，家庭负担又重的人，就少交税或者不交税。通过上述税收安排，既保底提低，又控高，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

三、制定工资增长指标，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确保居民工资增长。

中央可以对工资收入增长确定一个量化的指导目标，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经济发展以及居民收入劳动报酬增长计划。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引导劳资双方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来争取工资按照相关的指标安排来合理地增长。同时，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要根据倍增计划的相关指标做出适当的、适时的、适度的调整和提高，从而促进低收入者工资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当然，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如果他们给劳动者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政府就应该以这个为依据，相应地对这

些企业给予税费减免的优惠政策的扶持，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使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增长机制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对于国有企业，按照相关的增长计划的安排，合理地安排国企员工的工资增长。另外，对于公务员，要建立公务员与企业可比较人员的工资进行调查、分析、比较的制度，把公务员工资的增长安排在根据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及其变动的情况作为一个充分的依据。当然，倍增不是说确保所有的每个人都翻倍地增长，关键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政府拿多少，企业拿多少，居民拿多少，把这个关系分配好，使居民的收入和劳动报酬这两个比重在现有的基础上得到明显的提高。

四、倍增计划的实施要能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据媒体报道，最近陈静多时的深圳中英街香港一方的百货商店出现了深圳市民抢购的局面，原因是香港的多数日用品价格已经低于深圳的价格，有些甚至便宜30%以上。上述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问题。再考虑到房价、学费、医疗费用等问题，居民生活成本的抬高，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下降，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设法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必须成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必须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大力进行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加大公共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投入，使老百姓住得起、病得起、养得起。同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大幅提升农民收入。另外，进一步降低国民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降低民众生存成本。

五、汲取日本教训，避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加大通胀压力。国民收入倍增，看上去很美。日本当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带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了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更须真正落到实处，避免“通胀与工资齐飞”导致“收入翻番，物价翻番”的尴尬局面。国民收入倍增是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把政府、企业手中的一部分钱调整到老百姓手中来，因此计划的实施不能简单的增加货币的发行总量，要保持货币总量相对稳定，处理调整好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把政府的一部分钱、企业手里面的一部分钱调整给老百姓，不要加大通货膨胀压力。

1978年，我们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制定了实现国家发达的“三步走”战略；今天，结合新形势，中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战略。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仅是国民收入的倍增，更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我衷心希望通过成功实行这个计划，可以使我国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五篇：“ 橄榄型”：国民收入倍增关键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 橄榄型”：国民收入倍增关键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普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无论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社会文化层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国民中所占的比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状态。一个健康向上发展的社会，是以中产为中坚力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私人消费的引擎，是内需的重要来源与保障，未来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教育、金融、医疗、文化体育服务消费的增长点，都要依靠这一群体的成长壮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要在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基础上尽快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规划》[„详细]。他期待，到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占全民人口40%以上。到那时，这一群体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不是现在的“伪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