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的探讨[五篇]

第一篇：收入倍增的探讨

人均收入翻倍能否改变中国国运？——十八大评析

晚上，连续好几位朋友找我，提及十八大总书记胡锦涛所定目标：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

这其实就是我此前多次建议和呼吁的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2009年1月出版的《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我建议政府走民富路线，学习日本当年的做法，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2012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走这条路线。很多朋友为此感到欣慰。

那么，这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一）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指出：二战结束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像谜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起来，其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解开这个谜团，不仅对我国解决目前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国构思长期的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复兴亦具有重要价值。

1960年12月27日，是改变日本国运的一天，这一天，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传统的习惯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间为10年，它把国民收入倍增作为第一目标或者核心目标。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的目标。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在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期间，日本股市也一路飞涨。

我查了当时的日经225指数，1960年12月27日，日本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这一天是1346.41，19年后的1989年12月29日，日经225指数涨到最高点38957.44，29年上涨了28倍左右。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牛市！

建立在民富基础上的日本，国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在海外大肆收购，甚至有买下整个美国之势，“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的名言一度在日本广为流传。如果不是美国动用货币武器给冲昏了头脑的日本一次刻骨铭心的回击，今日的日本不知道该多么令人畏惧！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越是向国民个人倾斜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越迅速，国力越强大。

20世纪90年代初，被美国用货币战争大伤元气的日本，经济显露出衰退迹象，倘若日本再次实现类似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宏大计划，日本经济或许走出泥潭，实现二次腾飞。遗憾的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占据国外市场，而不是像上个世纪60年代那样，增加国民的收入，拉动起内需，结果，导致了巨大的产能过剩。

日本既给我们带来了经验，也带来了教训。经验就是，民富则国强；教训是，民穷则国衰。

（二）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比日本在1960年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要复杂和严峻得多。

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级缺位、民众整体性贫困、资源日益匮乏、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贪腐日益严重、裸官数量不断增长、老龄化来临等等社会现状。

而解决的办法，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阐述过。要想实现国强，须首先实现民富，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我们首先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国民个人倾斜。唯有此，中国经济才能冲破内需不振的羁绊，实现最优效率的增长。

第一，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

中的份额大均致为1：4：5。而中国这些年来，却大幅向政府倾斜。这种做法是与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相违背的。

中国之所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政府倾斜，主要是基于下列思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再增加民众的收入。事实上，这种主次颠倒的做法，不仅使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民众收入的提高变得遥遥无期，而且，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政府无论是在初次分配中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是在经过再分配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便不考虑制度外收入），都是过大的。

有人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税收收入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政府的消费，进而带动起全社会的消费。然而，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早就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集中，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力是最小的，损耗是最大的。在内需萎靡不振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在这一关键点上，只有当机立断，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尽快实现民富，中国的国力才能实现快速腾飞，民族复兴的曙光才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要实现民富，就应该在增加就业和减税方面做文章，而减税本身就可以促进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

我国应该通过降低税率，消除重复征税，提高就业机会等方式，逐步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

民富是国富的基础，民穷则是国亡之先兆。要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必须实现“民富”。

第二，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才能真正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而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

一是必须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二是确保公众分享公共产品的公平性。有限的公共产品在分享方面的不平等，是造成相关公共产品供应结构性严重不足的另一个原因。医疗为例，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

告）。在党政干部占据80％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剩下的13亿人只能分享20％的医疗资源，公众感觉看病难、看病贵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第三，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为社会保障节约出更多的资金……。

……

以上内容大都摘自《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

（三）中国能否实现收入翻倍？

我觉得，看待中国的问题，不能简单从数字上来看。比如，GDP翻倍与收入翻倍的同时，是不是民众购买力的同步上升？是不是幸福指数的同步上升？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因为，如果简单从数字上来看，中国这些年的收入无疑是在快速增长的，但不能忽视的现实是：由于货币贬值过快，民众的购买力并未同步增长，生活压力反而在增大。原因就是，GDP的增长与收入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货币超发使然，民众的财富不仅未能同步增长，反而连原有的也被稀释了。

我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列出了如下数据：

美国1990年M2（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为3.28万亿美元，2010年末为8.848万亿美元，20年间，M2增长了1.69倍。

1990年，中国的M2余额为1.53万亿元，2010年末已经达到72.58万亿元，20年间，M2增长了46.44倍。

货币供应增长的步伐并未停止。截至2012年9月末，中国的M2余额已经高达94.37万亿，比1990年净增长了60.1倍，折算成美元后，超过美国同期M2接近50%！

按照这种货币供应速度，根本用不了10年，国民收入翻倍的计划就能实现，问题是，民众的购买力能够增长多少？——这才是最根本的！

而且，任何经济的发展能源于体制带来的强大推动力，这种非经济之外的力量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在权

力依然强力左右经济运行的情况下（庞大的政府投资和依附于其上的严重的腐败即为典型的例子），经济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如何产生？

中国现在面临的困境是：

国内：除了货币超发严重，资源也越来越向权力部门集中，向国企尤其央企集中，而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尤其是在欧债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之下，民营企业的生存处境日益恶化。权力部门因为私利干预经济的动力越来越强烈，对税收增长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中国20多来年税收以GDP增速一倍甚至两倍以上增长，这种情况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极为罕见的！而政府所主导的很多投资项目成本高昂、收益低下，成了国民沉重的包袱。国外：债务危机这条带血的主线，正在爆发出越来越强大的杀伤力，而随着危机向亚洲的快速蔓延，给中国留下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紧迫，中国能够抓住最后的时机真真正正地进行改革，并在改革中发展壮大吗？

如果中国能够打造出民主、法制、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严惩贪腐，通过大力减税，扶持科技发展等措施，从公平、效率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国的实力，那么，国民收入翻倍计划，将给中国带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民族复兴的机会！中国将能够在全球性的债务危机的蔓延中，获取廉价收购的机会，而不是成为别国的猎物！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将获得重生，走出一波像样的牛市，以高回报赢得民众的支撑。

但这一切现在看来都只能是假设。

“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远景规划，也是我在多年前就苦苦呼吁和建议的。期待它能够真正地改变中国的国运，给我们这个民族、给亿万民众，带来福音，而不仅仅是一块饼。

第二篇：收入倍增计划0

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计划”

关于“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第一，“收入倍增计划”中的“倍增”，即“翻番”是按不变价格说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担忧的所谓倍增的收入会被价格上涨所吃掉的问题。

第二，根据2010年的实际情况和“收入倍增计划”，到2020年我国GDP总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的价格将分别达到80.3万亿元、38218元和11838元。由于2011年和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成定局，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2013—2020年的8年间，我国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分别达到 6.86%、6.86%和 6.3%的水平。

第三，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世界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我国2020年实现翻番目标后，我国GDP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第四，“收入倍增计划”隐含着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有所提高。“收入倍增计划”要求GDP总量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同时翻番，由于人口每年要增长（假设今后1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45%），所以，居民收入总量在翻番的基础上，还要多增长 10年人口增加的 4.6%才行，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 4.6个百分点。

总之，经过努力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后，国家更强、人民更富。

“收入倍增计划”是个积极而又稳妥的目标。所谓积极，是指目标的实现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在经历了30多年年均9.9%的高速增长时期之后，我国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在增加，挑战和矛盾增多。

第一，外部经济环境将比前10年要差。未来5年或更长时间，世界经济将在波动中低速增长。从近期看，有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和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发达国家政府、家庭、银行和企业的去杠杆化能否平稳实现等问题。从中长期看，世界经济“大病”过后的恢复需要时日，归还“透支”欠账需要时日，构建新经济秩序以及理论科技创新需要时日，化解人口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之间的矛盾更需要时日。

第二，国内资源环境劳动力制约强化。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原本就较低。加上前些年破坏性开采和超高速出口，使我国资源的约束进一步强化，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有些已经超过50%。环境约束增强。土壤、水资源、空气等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已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劳动力优势弱化。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苗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3%，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为近年来首次下降。

第三，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进一步增加了实现目标的难度。这次“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尽管从长期看，科学发展方式无疑会更加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就短期而言，在转变过程中，仍需要适当牺牲一点发展速度。而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此外，从历史资料看，1979—2011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之比是9.9%∶7.4%，按此比例，今后 8年 GDP年均增长6.86%时，只能使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1%，无法保证翻番需要的6.5%的速度，可见必须较大力度地调整国家、企业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才行。

第四，体制机制仍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科技创新体制等均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五，转型期经济社会矛盾趋于突出。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收入分配关系急需理顺，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完善，教育、环保等领域问题突出，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所谓稳妥，是指目标经过努力可以实现。我们在看到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实现目标的有利条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环境看，尽管不及前10年，但总体仍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全球理论科技创新也大有希望。

从内部看，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依然巨大。一是政局稳定、方向明确、道路宽广。党的十八大的顺利召开，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顺利产生、思想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确认，为我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思想基础，减少了道路选择可能带来的“折腾”。二是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快，工业化信息化的进一步融合，农业现代化的加快发展，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都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等都蕴藏着巨大增长潜力。三是几十年快速发展为我们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外汇储备、货物出口额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谷物等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交通通讯、市政设施、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得到明显加强，科技水平提高，人才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四是历史发展的实际让我们充满信心。近10年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7%和8.5%以上。

总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积极而稳妥的。经过努力实现目标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将更强，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全面小康社会定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对“收入倍增”的理解和期盼

9月19日，无锡市旅商高等职校高级教师吴寿鑫也来信谈了对此问题的看法。当日，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吴祥钧发来邮件畅谈了他对“收入倍增”的理解。原文摘发如下。昨日，快报评论员与吴教授进行了关于“倍增”的对话，以回应读者的关切。

编者先生：好！阅今日《现代快报》第二版有关于“收入倍增”问题的讨论。我也发表一些看法，供参考。祝编安！

我省《“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了“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这表明我省把改善民生放到了非常突出的重要位置，突出了“国强民富”的政策导向。这也反映了江苏的经济实力和潜力，更显示了江苏领导的胆识和魄力。

怎样正确解读“居民收入7年倍增计划”呢？我想，是否至少有如下两点要有足够的认识：

1.这是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倍增（略）

2.这应该是缩小基尼系数下的倍增（略）

实现这个倍增计划至少有两个要点：

1.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略）

2.调节分配是个难度很高的课题（略）

实现7年收入倍增计划是需要花大力气去做的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今年年初的“两会”上，当省里提出7年收入倍增计划时，有的市领导同志就表态，自己领导的地区只要6年，有的甚至提出只要5年就实现倍增计划。这有点像当年“大跃进”的味道了，这是不慎重的。对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切实制订实现倍增计划的具体纲要、分年实施计划和各项措施，切实落到实处，步步实现，最终完成对人民的承诺。

吴祥钧（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离休干部）2011.9.19

■对话吴教授 倍增计划难在何处？ 快报：以您对江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了解，给收入倍增能否真正实现一个评估。吴：只要在这7年中世界经济不出现全球性的大波动、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比较正常的话，我认为这个7年倍增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因为这个计划是上了规划的，也就说是经过多方论证和考虑的，不是拍脑袋的产物。

快报：收入倍增是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和缩小基尼系数的倍增，肯定很难。难度具体大在哪儿？

吴：难度在于：“倍增”要扣除物价因素，而物价因素不是一个省能控制的，但只要不出现大的物价涨幅，我们的发展是能够抵消的。难度更大的在于缩小基尼系数，因为这不是单靠发展能解决的，它主要靠改革来实现，就是要改革现有的分配制度，这中间许多问题也不是一个省能解决的，特别是改革涉及到利益需要重新调整、分配的问题，这就要靠经济、政治等各种措施的配合。这是一场革命。难在这里。但只要领导有决心、措施得当（包括舆论的监督和推动），也是能实现的。

快报：以您的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这个倍增对您重要吗？您是否期待？

吴：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扣除物价因素后，能够保持现有的收入水平就可以了，因为我的经济状况在工薪族中还是比较好的。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倍增中，我应该属于不足倍增的那部分人员。

快报：如果实现不了倍增，政府该如何给人民交代？

吴：如果实现不了倍增，政府该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好像还没有制度性的规定。但我想政府应该向人民说明原因，分析原因，属于政府责任的应该检讨和承担责任。

第三篇：你对收入倍增计划

你对“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都有哪些期待？ 过去低水平下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对容易，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后，再保持同样的速度，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十八大报告中，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有专家评价道：“一个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个是人民生活指标，这两个指标的指导性、方向性更加鲜明，尤其是将人均收入翻一番指标写入党代会报告，分量更重，彰显出今后更注重百姓生活幸福度。”的确，在“小康社会”的衡量指标中，居民收入指标格外引人关注。尤其是在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相当严峻，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情况下，十八大报告首次宣布“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殊为不易——

十六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时，具体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对城乡居民收入目标是“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十七大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目标则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十八大对收入分配则首次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从定性的目标到定量目标，由宏大的经济发展目标到具体的民生，这无疑是个进步。既是执政党执政理念的展示，更是对国民的庄重承诺。

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各方已有共识；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也有诸多期盼。关键问题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如何确定收入分配的目标。这对不久后将要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着“顶层设计”的意义。“十年翻一番”，意味着每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需要达到7.2%。这个速度的实现难不难？既不难，也不易。

说不难，是因为按可比价格计划，过去10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5%和7.4%，过去30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均为7.4%。如果继续保持过去30年的平均速度，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说不易，是因为过去低水平下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对容易，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后，再保持同样的速度，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而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初，面临着与我们当前同样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日本适时地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得到有效执行，其后十年，日本国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11.5%，形成了近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使日本有效地转变成为一个消费社会。

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分配翻番的目标，就是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如果这一计划能

够实现，将形成的中等收入人群，恐怕会有5亿-6亿，这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最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

要实现中国版收入倍增的目标，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应当说，只要明确了方向，下定了决心，有了顶层设计，突破口很多。收入分配的各个环节，都可以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例如，明确约束和限制财政增长的速度，使居民收入占比有更多的提升空间；再例如，加快资本市场改革，使城乡居民能够真正享受到财产性收入。

一句话，目标已然明确，关键看行动。

尽管千呼万唤的工资条例难以出来，但党的十八大报告实际上已经给出了很多令人欣喜的信息——“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为具体、明确和清晰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之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就是“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它使“小康目标”变得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钩，使发展共享变为广大老百姓的真切体验，使国之大计、民之大事有机融合并变得触手可及。因此有人评论说，从十八大开始，民富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对此当然充满美好期待。

其实，对于收入倍增，我们中很多人都已经历过——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工资有多高、收入有多少、家中住的是什么房、有什么家电，再以其后10年、20年、30年为节点，进行数字对比，大家都曾“倍增过”，而且是实实在在毫不掺水的倍增。只不过改革开放不只“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公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收入增长没有跑过大家的期待，才有了种种成长中的烦恼、发展中的烦恼。

按照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螺旋式前进，永远的直升飞机式上升既不科学也不现实。经历了30年快速增长，中国航母处于一个发展瓶颈，亟待解决资源、环境、产业布局及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积累的问题，我们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需要经历某种艰涩阵痛，但这也是为了积蓄更多能量，让明天的发展步伐更快一点、收入增长更强劲一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十八大报告中对未来的描绘、所明确的下一步改革要点，其目标正指向民心热望之处，即让大家能够实现收入高增长，使工资涨幅能够跑过GDP增幅。

当然，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不是等来的，而是奋斗而来的，需要我们努力争取——只有亿万人凝心聚力按照十八大所描绘蓝图去奋进，经济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最终才会在更为公平的分配中使人人受益。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战分秒、抢机遇、谋发展。

第四篇：聚焦中国收入倍增计划

聚焦中国收入倍增计划：中低收入者将受益

分类: 财经 | 标签: 收入

来源：经理世界网时间：2010-07-22

50年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经济全球第二，我们对比一下，中国收入倍增计划让让中低收入者将受益。

近几年，中国的GDP增速基本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是劳动者的报酬却停滞不前。1990年至 2007年，我国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39.4%，降低了14个百分点。

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日前做客人民网与网友互动时表示，我国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年底出台。

年前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如今，我们要再创奇迹。

在房价、物价无边上涨的大潮里，这一计划无疑暖人心胃，令人振奋。

然而细想起来，本该大快人心的事情又隐藏着颇多问题。谁会是加薪的真正受益者？全民倍增是否等于全民不增？加薪是否将为CPI火上浇油？中国制造业将因此失去竞争力吗？加薪面临多少困难？

本报今日推出“翻薪”专题报道，聚焦加薪及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逐一解析。

条件达标中国“翻薪”并不难

日本实施收入倍增计划时各产业全面开花跟咱很像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是新名词，早在1960年，日本就已率先实施。

尽管在实施之前，这个计划也饱受诟病，但当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目标后，老百姓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倍，也让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日本之前的成败得失，也许能为我们即将出台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

翻薪历史

日本小餐馆成为“倍增计划”摇篮

上世纪50年代末，池田勇人和一群学者定期在东京一家餐馆举行聚会。作为主管日本经济工作的主要人物，这个聚会是池田的智囊班子“宏池会”每周的必修课。也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经济学专家下村治的见解吸引了池田勇人。

50年代中期，还在读博士的下村治就认为日本经济有可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池田的经济智囊田村敏雄将他推荐给池田。但在写入政府正式计划的数字上，下村和田村发生了一场论战。

下村治认为应该有11%，田村则主张保守一点，坚持为7.2%。池田在听取了他们意见之后，认为前三年应该定在9%，在十年内不低于7.8%，在十年内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即翻一番。

1960 年7月，池田勇人以绝对高票当选自民党总裁。同年2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变日本经济的宏伟规划从此开始实行。

日本神户大学石原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从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达到了10%的年增长率，已经具备了可能实现的条件基础；再者，1960年修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导致的政治对立，使日本迫切需要由政治时期转向经济时期，因而打开这种萧条不振的局面。

对比分析各产业全面开花酷似现在中国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它主要提出了五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

日本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充实社会资本，基本任务是整顿和完善产业基础。在公路、港口、铁路、机场、电信、工业用地和用水、农林水产的现代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1960年的投资额为前五年的4.2倍。

作为这一计划的杰出形象代表，东京到大阪的时速为200公里的新干线东海道，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前的9天建成通车了，从东京到大阪只需要4个小时。

在航空方面，地方航线从零开始不断增加，而且日本继美国和英国之后，实现了国际和国内航线的喷气式化。

此外，日本的产业结构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重大变化。日本的钢铁生产超过西德，跃居世界第三位，汽车仅次于美国、英国、西德之后居世界第四位。

重化学工业到1963年占工业固定资产的比率达到60%，出口比率在1965年达到62%。在引进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以后，日本建立了在经济高速增长下的重化学工业生产体系，迅速提高了日本重化学工业的国际地位。

以上的这些成就，与现在的中国何其相似。

中国达标项目

消费：近几年我国的消费一直保持在15%以上。

投资：去年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8.2个百分点，今年仍然是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公路建设：目前我国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已达到6552公里，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位。

钢铁生产：目前，中国钢铁总产量相当于世界前十大产钢国的总产量之和，中国粗钢产量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的5倍，2008年中国粗钢产量将突破5亿吨。

民众反应日本人刚开始将信将疑

对于日本当时推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刚开始颁布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民众很大的欢迎。

当时的日本并不富裕，国内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所以不少人对当时颁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而且国民收入是否真的可以在10年时间提高2倍，很多人对此半信半疑。

但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实现100%就业这个十分明确的目标，让很多国民和企业对未来抱有很大的期待。而实际上，由于经济增长率超过10%，实现国民收入倍增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

翻薪影响消费升温“三大神器”飞入百姓家

日本经济在1955年之后出现了大规模增长的势头，从那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2%，消费逐渐升温。从1957年开始，消费品的“三大神器”——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迅速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

家用产品的增长率，电视机达到47倍，电冰箱达到24倍。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即可买一台电视机，日本终于开启了消费时代。

从1958年到1961年，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42个月的景气阶段，日本人称之为“岩户景气”，这是用日本神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开辟岩石，创造日本的岩户为之命名的，意味着开天辟地的大繁荣。

在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0%以上。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化学工业投资迅速增长，生产大幅度增加。钢铁、机械、电力等产业部门也形成投资、引发投资的循环过程。

环境受污染胡同里走出的“公主”

随着工资的提高，食品消费占比下降，耐用消费品、娱乐和交际费用比重增加，娱乐消费意识上升，保龄球、高尔夫球、滑雪、旅行成为时尚，日本的名胜古迹到处拥挤不堪。

追求生活舒适成为时代潮流，日本出现了“大众消费社会”。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在将近一半的国民中产生了“中产阶层意识”。

但是，石原教授同时指出，在1961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推动下，日本的经济规模得以扩大，最底层国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当时，政府的公共投资促进了铁路、道路、港口、水坝、工业用水等产业基础设备的完善。

虽然家用电器进入了都市的家庭，服装也变得很时尚，但是住宅非常简陋，环境也被污染了。身着潮流服饰的年轻女性也在当时被称为“从胡同的陋屋里出来的公主”。

第五篇：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计划”

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计划”

目录“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的制约因素，挑战及矛盾结束语新建小段4正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目标被社会冠名以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受到热议。人们在为目标所鼓舞的同时，也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目标能实现吗？收入上涨后会不会被价格上涨吃掉？从人们的议论中可以看到，做好“收入倍增计划”的解读十分必要。

“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

关于“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数量含义。第一，“收入倍增计划”中的“倍增”，即“翻番”是按不变价格说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担忧的所谓倍增的收入会被价格上涨所吃掉的问题。

第二，根据2010年的实际情况和“收入倍增计划”，到2020年我国GDP总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的价格将分别达到80.3万亿元、38218元和11838元。由于2011年和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成定局，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2013—2020年的8年间，我国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分别达到 6.86%、6.86%和 6.3%的水平。

第三，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世界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我国2020年实现翻番目标后，我国GDP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第四，“收入倍增计划”隐含着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有所提高。“收入倍增计划”要求GDP总量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同时翻番，由于人口每年要增长（假设今后1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45%），所以，居民收入总量在翻番的基础上，还要多增长 10年人口增加的 4.6%才行，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 4.6个百分点。

总之，经过努力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后，国家更强、人民更富。

“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的制约因素，挑战及矛盾

入“收倍增计划”是个积极而又稳妥的目标。所谓积极，是指目标的实现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非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在经历了30多年年均9.9%的高速增长时期之后，我国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在增加，挑战和矛盾增多。

第一，外部经济环境将比前10年要差。未来5年或更长时间，世界经济将在波动中低速增长。从近期看，有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和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发达国家政府、家庭、银行和企业的去杠杆化能否平稳实现等问题。从中长期看，世界经济“大病”过后的恢复需要时日，归还“透支”欠账需要时日，构建新经济秩序以及理论科技创新需要时日，化解人口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之间的矛盾更需要时日。

第二，国内资源环境劳动力制约强化。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原本就较低。加上前些年破坏性开采和超高速出口，使我国资源的约束进一步强化，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有些已经超过50%。环境约束增强。土壤、水资源、空气等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已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劳动力优势弱化。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苗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4.43%，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为近年来首次下降。

第三，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进一步增加了实现目标的难度。这次“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尽管从长期看，科学发展方式无疑会更加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就短期而言，在转变过程中，仍需要适当牺牲一点发展速度。而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此外，从历史资料看，1979—2011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之比是9.9%∶7.4%，按此比例，今后 8年 GDP年均增长

6.86%时，只能使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1%，无法保证翻番需要的6.5%的速度，可见必须较大力度地调整国家、企业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才行。

第四，体制机制仍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科技创新体制等均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五，转型期经济社会矛盾趋于突出。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收入分配关系急需理顺，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完善，教育、环保等领域问题突出，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所谓稳妥，是指目标经过努力可以实现。我们在看到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实现目标的有利条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环境看，尽管不及前10年，但总体仍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全球理论科技创新也大有希望。

从内部看，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依然巨大。一是政局稳定、方向明确、道路宽广。党的十八大的顺利召开，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顺利产生、思想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确认，为我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思想基础，减少了道路选择可能带来的“折腾”。二是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快，工业化信息化的进一步融合，农业现代化的加快发展，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都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等都蕴藏着巨大增长潜力。三是几十年快速发展为我们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外汇储备、货物出口额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谷物等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交通通讯、市政设施、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得到明显加强，科技水平提高，人才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四是历史发展的实际让我们充满信心。近10年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7%和8.5%以上。

结束语

总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积极而稳妥的。经过努力实现目标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将更强，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全面小康社会定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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