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国亟需政治体制改革
美国亟需政治体制改革
核心提示：当中国一些知识分子还在把美国债务危机看做议会民主典范时，美国资深政论家已经忧心忡忡地意识到美国政治制度正在走近崩溃。《外交》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对美国的批评振聋发聩，比如他说“美国人喜欢大政府，但更喜欢低税收”，而这只会把美国推入深渊。
仅就经济学意义而言，最近达成的债务协议并没有大问题，既不像其支持者宣称的那么美妙，也不像其反对者担心的那么糟糕。本届国会在其职权范围内，削减了2012财年的预算，相比于37000亿的预算总额，210亿美元的削减额度微不足道，而未来的国会可能还会改弦易辙。债务协议不过是将皮球踢给了国会的跨党委员会，后者将负责拟定规模更大的债务削减计划。这个协议也丝毫不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停滞会引发债务攀升。一贯谨慎的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认为这个半吊子的协议可以说近乎失败，这位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领导人表示：“协议既未能消除偿付风险，也没有最终解决债务上限问题。”
但在政治方面，债务协议会造成巨大冲击，并引发一场灾难。经历债务谈判的惨烈博弈后，华盛顿的政治氛围雪上加霜，将来妥协的希望越发渺茫。民主党人拒绝削减医保等补贴项目，由此反击茶党。而共和党人因为先前的蛮干越发胆壮，万众一心地抵制税收。不过，要解决美国的债务困境，必须要削减补贴与增加税收并举。即使美国没有被那些声名狼藉的评级机构降级，我们自己也要有所反思，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在当下失效了。
奥巴马总统经过和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的谈判，同意在未来十年内将预算赤字削减4万亿美元。如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有效，这个接近谈妥的协议不应该半途而废，毕竟两党都参与了其构思和修改。如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有效，也可以采纳鲍尔斯-辛普森方案的某些建议。该方案以更灵活的方式削减4万亿美元的赤字，同时会让两派分担责任。过去国会在遭遇难题时，一直依靠广泛的跨党谈判和互相妥协达成解决方案。这并非是在怀念遥远的过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就是这样不懈努。
但现在，美国乃至世界，还有全球市场都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遭遇了问题，以至于再也无法拟定、实施合理的公共政策。在当下美国，只剩下耸人听闻或肆无忌惮的政治表演，充斥着预算到期、议程拖延和总统声明等恼人消息。这是电视媒体大肆炒作的好题材，但既然美国以世界的领导者自居，难道不应该为这样的景象羞愧吗？
不过黑暗中还有一线希望。如果两党无法就削减其他开支达成一致，防务和医保开支就会被大幅压低。这是悬在国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大概会让议员
们理智一些。事实上，这或许会引起一场意义重大的全国辩论，主题是政府的角色问题，这或许是奥巴马接受债务协议以结束危机时的考虑。茶党绑架了美国的信誉，一场广泛的全国辩论已不可避免，奥巴马对此应该得心应手。若果真如此，这对美国真是一场迟来的辩论。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里，美国人对此漠不关心，结果为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上一次关于政府角色的争论，发生在罗纳德•里根在任期间。1980年，里根借助选民对高税收和大政府的不满入主白宫。里根承诺将两者削减到合理水平，他全面降低了税率，弥补了税法漏洞。尽管在任期内也有增税，但到里根1989年离职时，税收已经从GDP的20%降低到18%。
但里根未能削减开支，其任内的政府开支平均增长率为22.4%，明显高于1971年到2009年间增长率20.6%的平均水平。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防务开支，但其他开支也在增长，比如农业补贴上升了140%。如果在减税的同时并不削减开支，那么就只有用借债来弥补亏空。1980年到1988年间美国的债务增长三倍，从7120亿美元上升到2万亿美元。
里根反映了美国公众的基本倾向，美国人喜欢大政府，但更喜欢低税收。要实现这一点，借债就是一个魔术般的捷径。从州、市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亦步亦趋，滚起了史无前例的债务雪球。由于会计制度松懈，各州的政客们不惜用预算骗术来取悦关键的选民。当公共部门的雇员要求加薪时，政客会设法安排少量加薪，同时大幅提高退休金和医保。通过这种伎俩，政客们设法捏造了一个过得去预算数字，但问题日积月累，近年来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但那些肇事者早已功成名就，安然退休了。
过去三十年来，雪球一直在滚，即使联邦政府也不能独善其身。在老布什尤其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增加税收和限制开支稳住了局势，在克林顿政府后期甚至还实现了预算盈余。但在小布什时期税收没有改观，而减税政策，医保开支，以及两场无底洞一样的战争，迅速消耗了盈余。到2008年为止，联邦政府债务膨胀到10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是最后一根稻草，联邦政府的税收一落千丈，随后出台的减税和刺激政策，迅速将债务拉升到当前的14.3万亿美元。未来经济局势还会更糟糕，而我们应停止纠缠。许多经济学家相信经济依旧脆弱，大动干戈地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并无好处。的确如此，合理的经济政策应是在当前继续刺激，而在未来几年削减赤字。但这种灵活有序的公共政策，恰恰是美国当下的政治制度力不能及的。
迄今为止，这场全国辩论依旧停留在幻想之上，即大政府和低税收可两者兼得，秘诀就在于削减各种浪费。但这些“浪费”如医保和按揭利息抵扣，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息息相关。当前联邦税收占GDP的15%，处于历史上的低点，而开支占GDP的24%。或者提高税率、取消抵扣，或者弥补税则漏洞，此外要找出不增税而弥补亏空的方案，实非人力所能及。共和党人最后被迫面对现实选择时，一定会震惊不已，因为美国公众最终会选择保留政府开支。民意调查显示，相比于削减医保，公众更支持增税。不过在事实上，必须两者并举。在抽象的理论上，公众对政府并无好感，但愿意支持大部分与个人相关的政府服务，包括航天飞机、学前计划、佩尔助学金项目等等。在2012年大选时，奥巴马大概会乐意开启这一辩论，并推动减支和增税的混合方案。
不管思想争论的结果如何，最终都要落实到公共政策中。政府能有效运转，是政策落实的前提。但这次债务危机反映出，作为政府日常运转的核心国会，已经彻底瘫痪。
国会的瘫痪有多严重？《国家》杂志三十年来一直关注着国会内部的分歧，其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表明，当前国会各派与此前相比更加偏激，最激进的左翼共和党人要比最激进的右翼民主党更保守，此前一直在国会中推动妥协的两党温和派也已分道扬镳。政治极端化，必然导致政治瘫痪。由于参议院拒绝批准，奥巴马政府中有几百个重要职位无人履任，这一情形已持续了两年以上。除了日常职责之外，财政部还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银行压力测试以及对汽车厂商的救助，不免焦头烂额。但当前财政部就有十二个高级职位空缺，几乎涵盖了所有管理层。参议院负责核准人事任命，但这项规定被任意滥用，导致许多任命被延后和驳回。议员故意拖延议程致使立法流产的事件，历史上发生的频率约为十年一次，但现在已是司空见惯，并被少数人用于压制多数人的意志。2009年，参议院共和党人肆无忌惮地拖延，令人震惊地导致80%的重大立法流产。国会的组成原则是不论人口多少，每州产生两名参议员，结果代表10%选民的议员就能驳回所有的立法动议。这难道就是民主的表现形式吗？
美国的政党现在正向欧洲议会政党演变，要求党员思想忠诚，严守纪律。但美国不同于欧洲，后者在议会制度下政治权力是统一的。比如在英国，政党一旦组阁成功就可以同时节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内阁首相兼为立法领袖和行政领袖。执政党执政之后，公众既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对。而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权力互相分割并牵制，每个人都被制约和平衡，没有任何个人或政党能掌控全局。要做出任何决定，都必须寻求合作。现在茶党坚决拒绝提高债务上限，以此迫使国家接受其政策。这样滥用债务上限的规定，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而这种做法也远远背离了美国制度的精神。
茶党的兴起意味深远，暗示着新兴的、高度活跃的小团体已开始绑架美国政治。其原因也并不神秘，国会选区重新划定后，许多地区都已决定归属，因此议员们倾向于向极端派让步而非正面迎击，以免引火烧身。视野狭隘的媒体倾向于关注极端派的声音，从而放大了后者的影响，政治家稍有出格就会遭受压力。国会越是开放透明，就越是容易受到利益小团体和游说者的压力。讽刺的是，在这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以无党派人士自居，其登记数量创下了记录，但这丝毫无补于事。当前的国会制度反映的不是多数人的意愿，而是狂热的、组织严密的少数人的意图。
美国正面临老龄化、技术更新和全球化的诸多挑战，而这个国家的制度瘫痪日渐加剧。美国必须在各个领域灵活行动，应该削减医保和退休金，并增加研究、发展、基础设施和教育领域的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经费必须用在刀刃上。但在能源、移民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政府还停留在政治呼吁和表态上，实际举措远未到位。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正从世界各地大力搜求经验，以促进本国发展。而我们还在喋喋不休，一事无成。
美国此前一直是世界先进经验的开创者。美国建造了州际高速公路，创建了世界上最好的公共教育体系，将人类送上月球，引领科技发展，全世界因此对美国怀着敬畏之心。但今天世界对美国的观感已经改变。过去一个月里，全世界对美国的债务危机倍感惊讶。美国的信用此前从未被怀疑，而在这一个月里也开始动摇。今后美国每次就债务上限谈判时，人们就不免惴惴不安，怀疑美国是否会信守诺言，美国的制度是否会崩溃？美国最宝贵的资产是来自全世界的信任，现在却丝毫不被珍惜。如果这次国会的政治闹剧导致美国国债利率上升1%，换而言之，世界各国在借款时稍稍提高要价，未来十年间财政赤字将因此增加1.3万亿美元。这足以让债务协议在未来十年安排的削减前功尽弃，而这正是当前美国政治制度的现实。
第二篇：浅谈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程论文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班级：中共北京市委党校2012级在职研究生 专业：公共政策制定专业 姓名：苏杭 学号：20123812022 成绩：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党代会常任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工人、农民代表比例，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试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以下简称“党代会常任制”）是指是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任务后，在党的委员会任期内每年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行使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期间，党代表的资格继续有效，不再重新进行选举。我们党在1958 年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常任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二次会议。但此后，由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断。自1988 年开始在中组部的支持下，全国有12个县市区陆续开始了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摘自百度百科)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5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是在召开大会前选举产生，大会闭幕后，代表资格消失。如在地方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笔者认为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常任制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关系混乱。党代会常任制与人代会和政协会要求一样，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任期5年，形成三会并存的情况。从顺义区情来看，许多党代表同时也是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很多都是行政、事业机关无党派人士和区内企业家，这就容易造成三会之间的关系混乱，三会代表交叉任职率高，三会研究和决定的议题重合等问题，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
二、造成权利机构的变革、冲突。党代会常任制的出台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制度出现，如：党代表任期制、设立常设机构、党代表提案制等等。党的 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利机构，在现行的体制下，党代表只有在开党代会之前进行选举，党代会闭幕后代表资格被取消。此外，中央和地方很少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常委会成为现行体制下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形成权力倒挂。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常设机构的权力如何界定，和党委是什么关系，是推行党代会常任制面对的难题，其常设机构也必然会对常委会的权力构成威胁，弱化常委们的权力，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三、党代会常任制缺少法律依据。人代会和政协会都有法律依据，但是党代会常任制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在十八大新修正的党章中也没有体现，中央也没有出台规范性的文件。这就造成地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地方领导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开展工作。从顺义区情来讲，顺义已经出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办法》，但在《办法中》只是对代表的义务进行了说明，而没有阐述常任制的党代会及其常设机构的权力。
四、推行党代会常任制也许会遭到政府的抵制。党代会常任制会有一些配套制度，加强党代表行使参政、议政和监督的权力，这就可能引起党委从宏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同时加强了微观管理，插手政府事务，造成政府的抵制。
在笔者看来，党代会常任制将是党体制机制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打破现行权力分配格局的一次大胆尝试。如果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各种配套制度良好运行，将实化了党代会的权力，加强了党代表的作用，加快了党内民主进程，推进了党内监督和权力制约，密切联系了群众。
近年党内体制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进行的，目的是要地方基层充分发挥创造性，如果试点成功则进行选择性推广。目前，党内实行基层民主、中层放宽、高层精英的政治格局，党内高层出现分化。有人说，党内稳则国家稳，我国的政治只是把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如果党代会常任制试行成功，则 会率先打破基层权力格局，加大了党员群众的参政、议政权力，进而从下制约上层权力，让人民决定中国未来前进的路线，让国策更加符合基层实际。
第三篇：政治体制改革
新的历史跨越
---浅析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方向
【摘要】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在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必然选择。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在完善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
政治体制改革正确方向
【正文】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里提出的“两个必须”和“三个更加注重”表明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的原则和着力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我们对于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确的回答。这条道路，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探索，积累了近代中国百余年历史经验，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我们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他曾经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是否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否到了骐骥一跃的历史时刻？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和长期坚持这些来自实践、符合规律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只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一以贯之强调和坚持的重要思想观点和重要指导方针。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期以来，正是由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指导原则，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得以健康顺利发展。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进，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而不能背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深刻总结长期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确立起来的，是我们党和人民尊重国情、尊重历史的正确选择。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
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走自己的路，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这是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认识到的真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南。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孙文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探索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比如贪污腐败问题始终没有很好的根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十八大报告》
《政治学基础》王浦劬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尚德文著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 《新的历史跨越：关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陈武明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
第四篇：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反腐
摘要：政治制度是如今官场腐败的根本原因，要想真正反腐，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改革。
但改革却不等同于革命！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腐败、制度变迁、社会主义
一：问题提出：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习惯，那么肯定会发现例如某某应贪污···千万、···亿而被抓下马的新闻占据了中国现代史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你们是否知道原因？
2013年10月22日上午，最高检向全国人大作了关于反腐工作的报告，5年以来对32名省部级以上官员立案。这是24年来最高检再次就反腐工作向全国人大进行报告。有政情分析人士认为，检察机关向人大作报告是内地在现行政治框架内所作出的制度突破。当前我国反腐的高压态势已经形成，中央正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著名法学家陈光中说：如果不从制度上进行重大的改革和推进，特别是在预防腐败方面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措施的跟进，当前的腐败问题就不会有根本的改观。很多学者直指，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
二：产生腐败的原因：
1，根本原因：制度存在先天性缺陷。制度是一群不多不少的人制定的，制度设计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他们都是有偏好的，或偏好于公平、或偏好于效率。布罗姆利认为，个人或集体偏好是通过制度安排以及结局的结构来决定选择的。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在时间的累计中慢慢成长而成，这本无大碍，但偏偏制定制度的权利在那么一部分人手中，他们以他们的意志干扰了制度的形成，使之慢慢偏向他们，使之以符合他们的利益为先。
2，政治制度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3，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良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常常会出现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青木昌彦认为，路径依赖是制度重建时，由参与者的认知能力所决定的主观选择模型继续认同旧的基本制度结构，导致旧制度在新政权中以新的形式延续的情况。而最早提出路径依赖的是诺斯，他认为最初的制度具有运行惯性，从而可能强化一种并不好的制度，即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增强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沿着原有制度的错误方向继续运行，进入“锁定”状态。当腐败动机存在于一项制度建立之初或者存在于制度运行的过程中，路径依赖的惯性会使得腐败动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且一直延伸下去。
4，基于中国糟粕的传统文化，人们喜欢既得利益，但不喜他人获得与自己一样的利益。举个例子：你们做过公交吗？有时候人会特别多，车就显得挤，当你没上车时，你总希望人们能望里挤挤，当你挤上后，你又不喜他人再挤上来。所以你，反正我总是能听到车下的人喊道：“再往里挤挤，往里挤挤。”也总是能听到车上的人喊道：“挤不下了，师傅，快开吧。下面的，你们等下一辆吧。”所以与上同理，官员往往希望自己能比普通老百姓多一些特权，多一些··，多一些···，···，···，慢慢慢慢就成了贪污受贿。
5，官僚主义，往往家中有人做官的人容易进官场。
6，风气影响。俗话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明一个
人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毕竟不是谁都能成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当代官员腐败、贪污、不劳而获的风气太重，容易消磨刚进官场的新人的拼搏意志，毕竟现在的毕业生意志强的不多，进入官场的更少。
三：政治体制改革治腐败：
由于政治体制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我们只讨论这个。至于其他原因，加强人们文化素质、道德规范的教育是解决的基本方法。
而要政治制度改革必须要先了解政治制度。（a）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b）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
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c）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兴利除弊，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
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人民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d）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2）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3）不能丢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要根
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
（4）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而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
1，针对制度的先天性缺陷，我们在制定制度是必须以局外人的角度思考，让更多的人监督，用廉洁文化引导个人和集体都偏好公共利益。也可引入竞争机制，让制定人员多元化，尽可能代表人民大众。
2，制度设计充分体现现实需求。制度设计体现现实需求是指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必须给相关利益主体提供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说：“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和财富的交换，在一个积累财富机会较多，而获得政治权力较少的社会中，腐败的主要形式是用前者去交换后者。”,他描述的一种情境是，社会政治利益表达途径受阻导致腐败动机的萌生，只有人们的现实需求、合理的渴望得到了满足，制度才具备良性激励的能力，才能预防腐败。
3，注重制度变迁错误出现时的补救。在制度运行后所出现的问题都必须尽快解决。4，防范制度变迁的“闭锁”风险，加强社会组织的作用。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就会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并不断得到强化，最终使制度变迁呈现两条截然相反的轨迹：相互依存（Path-dependence）和闭锁（Lock-in）。后者表现为与制度共存共荣的利益集团（拥有腐败动机的人）只会加强有利于自身的制度，无论该制度
是否有效率，也会沿着这个轨迹持续下去。制度变迁过程要避免陷入“闭锁”通道，打破“闭锁”通道的有效措施之一是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使其作为一种新的变量不断调整制度变迁的路径方向。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四，总结：
所以当今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急于政治制度改革，但越急越要冷静，静静等待机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如今，中国应该着力做的是政通人和。
但真正的“政通人和”是和决策机构的领导阶层整体素质成正比。首先在权力运用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利运行体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真正的做到利为民牟；权为民用。其次要深化人事制度，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管理人才聚到党和国家的的各项事业中来，扩大党员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再要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学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家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一次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到全党面前，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需要；是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向方针政策的需要；是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需要。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哲学修养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参考资料：百度搜索、新浪新闻、制度性腐败成因及其破解、各论坛；
第五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
钟林海
2012202237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2班
摘要：中国是个法治国家，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还不够完善。本文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和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六个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关键词:法治国家
政治体制
改革
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执政至今，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及党员队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也势必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加以改革和完善，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势在必行党的领导与执政，决定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格局，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然而，党在有效推进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同时，也时刻面临着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尤其是在目前国际国内新的形势下，我们党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执政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努力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途径包括：
1、把坚持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作为我们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指导原则；
2、把党政职能分开、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突破口；
3、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核心内容；
4、把发扬人民民主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取向；
5、把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石；
6、把健全体制机制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关键。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增强改革的自觉性，更好地推进改革，必须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点。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往往由于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而导致改革的小到位和出现失误。实践证明，只有止确认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点，才能把握规律，使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一，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因而具有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特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改革的白的是使小国特包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更加适应，从而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要通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增强行政管理机构及行政管理体制的活力，提高行政效率，调动人民和基层的积极性，从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改革，因而具有勺巾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相适应的特点。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就是在中国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规章制度、管理模式、行为方式的过程。第三，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对传统行政体制的革命，而摆脱传统行政体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不断深化的渐进性特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必然是一个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过程。
第四，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进行的改革，因而具有整体配套、协调推进的特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而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项改革配套进行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五，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有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又强调地方政府的因地制宜，因而又具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互动性特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职责和权限的调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必须加强领导，认真规划，分级负责，分步实施，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第六，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因而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三、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而且是经济体制改革深人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各项改革措施，都要由人来贯彻落实。无论是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机构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都涉及到干部制度和人事管理。而且这些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各方面的积极性、活力、效率能不能得到发挥和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也都离不开甚至决定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我国现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是适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需要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等政治械制改革的进行，这种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不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阻碍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各项干部人事制度，完善各级各类千部的管理机构，实现干部人事管理的制度化，进而建立人事法规，依法管理。要建立和健全一套正常的、系统的、完整的人员录用、考核、任用、培养、升降、弹劫、工资、待遇、奖惩、调配、轮换、交流、回避。退休、退职、淘饮的制度和办法，使干部人事管理的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此外，还要建立和加强分工合理、功能协调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各级各类干部管理的机构，建立和完善干部管理的监察机关和司法系统，使各级干部管理机关依法管理干部，使各级监察部门依法监督干部及其管理机关。这样，干部管理就有了组织制度的保证。
四、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
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就是要使决策科学化，即是指必须遵循科学决策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决策。也就是说，决策的内容是科学的，决策的方法也是科学的，决策科学化是指两者的统一。
决策评价监督机制对决策正确与否有着很大影响。好的决策评价监督机制可以对决策行为产生好的导向，并促进正确的决策观念、良好的决策习惯形成，从而有利于正确地决策；反之，则会影响决策的科学进行，甚至导致这样那样的决策失误。
我国各级各类领导机关的权力，归根结底是人民授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体现人民的意志，实现人民的利益。表现在决策权的运用上，就是必须保证民意的充分表达和吸收。而决策的民意吸收机制如何，对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极大。当前，决策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调查研究不能充分体现人民意愿、领导者在决策中不注意征询意见、决策不进行科学民主论证等方面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五、完善民主监督制度
无论是防止公权力腐败，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政府运作效能，都离不开民主监督机制的作用。当前，我国的民主监督制度已形成一定的体系框架，有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执政党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法院监督、检察院监督、公民监督、社团组织监督和新闻舆论等，这些机构正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谐发展的需求而逐步发挥着各自独特的监督功能。大量的调研报告和文献报道表明，由于各监督主体在监督的依据、机构职能的配置、方式的选择和功效的评价方面尚存不足之处，我国民主监督制度实然性方面尚存在某些突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予以概括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的思路和建议，是社会主义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完善我国民主监督制度，优化权力制约机制，逐步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进而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来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努力提高监督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水平。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考虑。
优化权力配置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前提和基础。政府职能不转变，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市场行为混淆不清，对权力的制约就无从下手。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在科学界定职能和权限的基础上，对所行使权力的类型、方式和介入领域进行全面清理，凡是市场、企业和社会可以自行调节和自我管理的、不需政府干预的事项和领域，政府应该从中退出。
政党监督既指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自我监督，也指我国各党派的互相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党监督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环节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人民是公权力的所有者，人民群众与国家公职人员的关系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是权力委托与代理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时必须受到社会权利的制约，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激励社会参与监督，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依法治国”理念正在由一种理想状态化成全民意识，“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不再是单纯的口号，这要求我们应当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法治社会相关制度基础。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事业，牵扯面很广。需要进行深人地调查，制定周详的改革方案。
首先要落实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都规定，人民法院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根据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特点和需要以及国家记挂职能分工而确立的，也是多年来司法实践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同时，司法独立也是宪政民主的一项重要原则。司法不能独立，就无法起到制约政治权利、保障社会公平的作用。所以，落实司法独立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与宪政民主原则密切相关的问题。落实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最大的问题是要从体制上理顺法院、检察院和党的政法委的关系；政法委是党内机构，应侧重研究党的政法方针政策，而不应再直接干预司法实践；政法委的领导干部不宜兼任司法机关的首长，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都要严格遵守宪法和党章的规定，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负责的行使职权，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这个问题若不能从体制上加以解决，司法独立只能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其次要切实保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的防线，司法不公正和司法腐败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国家法制的权威，甚至于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司法独立仍有可能不公正，这就要求在体制上引进宪政的权力制衡，人大要对司法加以制衡；行政机关也要对司法给予一定制衡；法院、检察院与公安司法机关之间仍要有必要的相互制约。
此外，在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内部也要建立制约机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进行司法领导体制改革，克服司法的地方化倾向，即人们常常提到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法院的中央化比银行的中央化要重要得多、紧迫得多。这个问题应尽早解决，否则的话，既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也严重伤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事业。为克服司法方面的地方保护倾向，应尽快实行司法机关的系统内垂直领导，改变现行的以地方党委领导为主的体制。还可考虑设立大区法院和巡回法院，打破地区封锁，公正解决跨地区的司法纠纷。同时，强化外部监督、特别是新闻与社会舆论监督，及时揭露与批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这样内外结合，就可以使我国的司法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魏福旗,吴若兰.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J].求实,2004,(第12期)唐铁汉等著.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北京市：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6.赵广.对深入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几点认识[J].理论月刊,1988,(第1期).马国芳.新时期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探析[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第6期).乔启国.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的构想[J].领导科学杂志,2005,(第1期).尤光付,刘丁蓉.论完善我国的民主监督制度[J].广西社会科学,2005 ,(第4期).卢尚纯.《中国宪政的发展与路径选择》.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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