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考察方式
二、改进考察方法，提高考察工作质量
干部考察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关键环节，是做好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扩大民主，严格履行考察程序。干部考察的全部生命力在于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考察谈话是目前干部考察中最直接、最有效、互动性最强的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谈话的质量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考察工作的质量。然而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谈话人尽管主观上愿意积极配合考察工作，但对考察对象的情况一知半解或知之甚少，提供的信息往往停留在较浅层次上，难以据此形成评价性意见。还有一部分知情人因为种种原因，刻意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或语焉不详、含含糊糊；或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少数人甚至采取不合作态度，态度不积极。凡此种种，使考察实施者听不到真实情况。因此，建议在这次地方领导班子换届过程中，要坚持实行并逐步完善考察预告、干部述职及考察结果通报等制度。考察预告的面要尽可能扩大，要综合运用电视、广播、会议以及张贴公告等方式，让群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干部述职要对自身工作、学习、廉政等方面情况作公开、系统、全面的陈述和自我评价，接受群众的评议；考察组作出考察结论后要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修改意见，包括向纪检、监察、信访、司法等部门沟通情况，努力缓解组织与干部、群众与干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矛盾。
第二，突出考察重点，增强考察针对性。确定有针对性的考察内容，是考察工作的根本所在。在考察内容的确定上，除了考察班子及干部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表现外，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要突出两个方面的重点内容。一是制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对各区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情况做出评价，这样可以为市委综合分析、科学判断领导班子的工作业绩和执政能力提供依据，又可以在领导班子中营造一种说实话、办实事的氛围，引导和激励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二是要加大对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情况考察的力度。要明确把被考察对象履行现岗位职责情况作为考察重点内容，加以全盘
掌握和分析，同时，要根据拟任岗位的特点和要求，注意对干部就拟任职位的任职能力和发展潜力进行考察了解。
第三，完善考察方式，增强考察科学性。干部考察要求定期考察与日常考察相结合。建议市委在换届考察中，既要重视换届考察中获取的各方面信息，又要重视在日常考察、考核中了解到的重要信息，合理评价班子和干部。另外，要加大实地考察的力度，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和掌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所取得的现实成果，为准确评价干部提供客观详实的情况和资料。
一是按照干部职责管理的要求，强化干部履职效能考察。按照干部职责管理的要求，我们坚持以“德才”选人，凭“实绩”用人的选人用人观念，切实把干部能否履行岗位职责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为此，在乡镇换届考察内容的确定上，除了考察班子及干部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表现外，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我们着力突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各乡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情况的考察。从2004年开始，我们制定并实施了对各乡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情况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为区委科学判断各乡镇领导班子的工作业绩和执政能力提供了可靠依据，又在领导班子中营造了一种说实话、办实事的氛围。在乡镇换届考察中，我们把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对各乡镇的综合考核结果作为评价领导班子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加大对领导干部履行岗位职责情况考察的力度。按照市委关于加强干部职责管理的有关意见要求，近年来，我们先后实施了《职位说明书》制度、《领导干部岗位职责管理手册》填写制度、领导干部履职效能测评制度等，出台了通州区《关于加强处级领导干部职责管理的意见》。在乡镇换届考察中，我们积极运用这些改革成果，把履行岗位职责情况作为考察重点内容。第一，按照干部职责管理要求进行履职分析报告。要求各乡镇根据区党代会、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区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提出的工作任务，结合乡镇实际撰写领导班子述职报告；领导班子成员以《职位说明书》所规定的岗位职责和工作目标为依据，对照工作职责，撰写个人履职报告，报告既包括履行职责成效，又要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努力的方向等内容。第二，对领导干部进行履职效能测评。我们以《职位说明书》为依据,制作每个领导职位的履职效能测评表，在班子成员中进行自评和互评，同时，还要求乡镇中层干部对各自主管领导进行效能测评。通过全面了解处级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为客观评价干部、合理使用干部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是探索实行政声评价制度，加强对乡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群众公认度的评价。在干部工作实践中，我们体会到：领导干部除了要具备较高的履职能力外，还应该具备较高的声望和较好的“口碑”。这次乡镇换届中，我们结合贯彻落实中央《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施行办法》（中组发[2006]14号），在全面考察干部“政德”、“政绩”、“政才”的基础上，探索构建“立体化”民意调查体系，努力在干部综合评价体系中突出群众意愿因素，全方位考察干部“政声”情况，在建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实践。主要重点围绕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农民群众物质生活改善情况、农村社会宜居指数情况、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情况等方面，构建了以干部之声、社会之声、督查之声、代表之声、领导之声为主体的“五声”立体化民意调查体系，重点考核评价乡镇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精神面貌、服务态度、履职效能、道德水准、作风状况、廉洁自律和工作成效等八个方面的“口碑”，引导乡镇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群众意识和群众观念。探索考察干部“政声”情况，主要解决的是干部的群众公认问题，也就是如何把群众公认科学化的问题。在干部工作实践中，我们觉得，声望和“口碑”是一名干部综合素质的体现，是干好工作的感情基础和群众基础，是选好人、用好人，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这次换届，还集中实施了考察预告、差额考察等多项制度，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换届考察工作。
但是，也有少数群众提出，目前的换届工作吸收民意的途径比较单一，主要是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和民意调查，到基层普通群众中面对面听取意见和建议的范围还不够广，建议进一步扩大民主。
2、进一步完善考察方式，增强考察工作的科学性。干部考察的全部生命力在于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考察谈话是目前干部考察中最直接、最有效、互动性最强的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谈话的质量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考察工作的质量。然而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谈话人尽管主观上愿意积极配合考察工作，但对考察对象的情况知之甚少，提供的信息往往停留在较浅层次上，难以据此形成评价性意见。因此，建议从熟知原则出发，扩大谈话范围，把干部上级主管部门、相关工作部门的人员列入谈话范围，进一步提高考察工作的科学性。
3、进一步突出考察重点，增强考察工作的针对性。在考察内容的确定上，除了考察班子及干部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表现外，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建议加大对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情况考察的力度。要明确把被考察对象履行现任岗位职责情况作为考察重点内容，同时，要根据拟任岗位要求，注意对干部就拟任职位的任职能力和发
展潜力进行考察了解。
2.立体调研、多角度考察、科学考试，警惕了解片面，考核脱离实际，选出不胜任者。全面考察，注重品德。体制转型期，干部的品质至关重要。我们在干部的考察中曾一度过于关注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忽视了人的品质。现在，注重品德已经引起重视，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干部考评过程中采用多角度考察的方式：通过单位访谈、家访邻访、社区走访和团队角色能力测试，更全面地了解干部的德才和廉政情况。考察中对选拔对象曾经的上下级、同级班子成员、共事的人，接触多的干部与群众的走访也很重要。换届已经开始，还要注意多角度考察换届时干部的心态和举动。
立体调研，了解能力。把握品德，也要了解干部的真实能力。能力和品德的了解可以同时进行多角度考察。此外，要到干部曾经工作的地方实地调研不同人员、察看所做事情的成效；设计各种类型的无记名问卷，了解干部的领导力、决策力等。
考试要更加侧重能力。考试已成为干部上岗的重要一关，但要避免高分低能的上岗，有很强能力的人却上不了岗；闭门背书者能够考取，实干者反而落榜的情况。为此，要处理好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考试内容比重与考法要向能力倾斜；考能与考绩相结合；笔试、面试与考核相结合；资格认定要认真、严肃，不要出现认定了资格，考试上线后又说组织考核不合格，原则上两者不应有太大出入。
第二篇：改进干部考察方式
XX县采取三项措施改进干部考察方式
防治干部“带病提拔”
近年来，县委组织部坚持从改进干部考察方法入手，注重在扩大考察面、延伸考察线上下功夫，严把干部提拔入口关，有效防止和避免了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使选人用人工作更具科学化。
一、做到“四个注重”，坚持经常性考察。建立经常性的干部考察机制，做到“四个注重”，实现由过去的调整时考察转变为经常性的动态考察。一是注重在平常工作中考察干部。利用下基层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参加民主生活会，开展考评等时机，了解干部的德、勤、绩、廉表现；通过到各单位参加领导班子座谈会，年终总结会，了解干部的工作思路是否清晰，考虑问题是否具有前瞻性；定期不定期征求分管县领导、挂点领导、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干部的看法和意见，听取各方面对干部的反映。二是注重在特定时期考察干部。跟踪考察了解干部在处置人、财、物等重大事务，在其职务升迁，工作调动和家人婚丧嫁娶，生病住院，逢年过节，以及在负责重点工程项目，参与重大任务活动等特定时期的行为表现。三是注重在关键时刻考察干部。在落实上级的改革、发展稳定重要决策及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中，跟踪考察了解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政治立场和落实上级政策要求的实际效果。四是注重在危急关头考察干部。在社会稳定，防洪抢险、防止流行病等危难险重事件中，掌握了解干部的工作态度，现实表现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处置能力。
二、拓展四个延伸，坚持多层面考察。考察干部时，在充分听取本部门本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坚持“跳出部门看干部”，延长考察线，扩大考察面，拓展“四个延伸”实现由平面考察转变为多层面考察。一是向服务对象延伸。通过座谈、个别访谈，测评、下发征求意见函等形式，听取服务对象对干部敬业履职，工作作风、服务态度、办事效率、依法行政、廉洁行政的意见和反映。任前考察时将考察预告、举报信箱和电话号码在县委门前等服务对象较集中的地方公布、悬挂。同时服务对象对考查干部的意见时考察材料必须说明的内容，对群众反映问题多，多数服务对象不赞成提职的干部，取消或延期其提职。二是向原工作单位延伸。对原单位谈话对象不再受该干部权力因素影响和制约，易于说真话，讲事情的情况，在考察干部时，经常通过找考察对象原单位领导、同事、群众了解干部，全面真实地了解他们的德才表现。三是向居住地延伸。从各社区中聘请28名综合素质较高，为人处事正派的同志担任干部考察信息员，组织部颁发《干部考察信息员》证书，明确职责任务，全方位了解考察干部八小时以外情况，定期不定期向组织部反馈。四是向亲朋邻里延伸。在谈话对象上，向家庭圈、邻里圈、朋友圈延伸，确定干部“三圈接触人员范围”使考察有的放矢，努力做到听真话，摸实情，了解干部个人修养，公众形象、自我约束、待人接物、结交朋友、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情况，从中分析透视其个人品德和社会公德。
三、实行四种制度，坚持综合性考察。组织部综合考察掌握干部完成社会稳定，经济指标、计划生育、招商引资及业务主管部门下达的硬性指标任务等工作业绩外，还主动协调有关部门对干部进行综合情况考察，实现由组织部门考察转变为相关部门协作联动的综合性考察。一是实行定期收集干部信息制。每季度召开一次由纪检、监察、公检法、审计、信访等部门领导参加的干部信息交流会，收集掌握干部个人情况和工作表现等信息资料，增强干部考察的全面性和针对性。二是实行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坚持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化、经常化，对每个考察对象任期内事业发展情况、债权、债务、财务收支及个人廉政勤政情况进行审计，结果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三是实行考察对象主管部门征询制。主动与考察对象主管部门联系，征询，听取主管部门及领导对干部的意见和看法，必要时主管部门协同参与考察，减少考察干部的工作量，提高考察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四是实行多部门联合的干部巡视制度。针对换届工作牵扯面大，涉及干部比较多的情况，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进行巡视考察，县纪委、组织部、人事局抽调人员组成巡视组，开展干部巡视考察工作，为县委全面察人、准确识人、科学用人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三篇：近代基督新教传教方式转变考察
近代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方式的转变考察--以福建为例
邵阳学院中文系历史学专业2010级 周遵祥
【摘要】 基督教在中国的百年传教历史中，大概经历了三种传教方式：最初略带文化殖民色彩的直接传播方式，这种与西方殖民行动交织的充斥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抗的方式最终因为效果不好，影响宗教形象且屡兴教案而最终发生转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以社会服务为间接途径的慈善化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在宗教的基础上以传播福音为前提建立对中国社会服务相关的福利性的事业；如创办现代化学校，医院，报刊杂志等等。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基督教的影响力以及转变了最初文化侵略者的形象，然而这些事业最终慢慢地远离宗教的出发点，成为单纯的世俗事业单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的以本土教会“自养”“自治”“自传”三自运动为主，西方传教士为辅的本色化方式，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转变。要想一种文化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传播且深入人心，除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习俗相结合外还必须由最熟悉中国人的中国人去宣扬，去传播，去解读基督教在中国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近代基督新教；传教方式；殖民化；慈善化；本土化
Change the way of modern protestant Christian missionary in China
————In fujian, for example Grade2010,History major,zhouzunxiang Shaoyang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missionary in one hundred in China,May have had three way:The original with cultural colonisation by way of direct transmission,The intertwined with western colonial action filled with ways to figh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ventually because of the bad effect affects the religious image and repeatedly xing lesson plans and eventually change.Until the 1920 s to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indirect way of charity,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religion to spread the Gospel as the prerequisite for China's social service related welfare undertakings;Such as creating a modern school, hospital,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etc.This way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Christian influence and change the image of the original cultural invaders, but these business slowly away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religion, eventually become a purely secular institution.After the 1920 s to the local church “autotrophic” “autonomy” autobiography “three-autonomy” movement is given priority to, western missionaries of the auxiliary localization way, this is a historically inevitable.To a kind of cultural spread on the vast land of China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in addition to be combined with 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 also must be the most familiar with the Chinese to the Chinese, to spread,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value.Key words:Modern protestant Christian;A missionary approach;Colonization;Charity;localization
关于近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史的著作有加拿大的传教士季理斐所整理编辑的《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1807一1907)》、《福州美以美会年会史》、《浸信会在华布道百年史》、陈金铺的《中国布道史》以及《西广东长老会史》、谢洪妾的《中国耶稣教会史》、《两广浸信会史略》等等。这些著作多属于教会修史的性质，而未对传教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与区分。而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方式有具体的论述的当属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这是关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开山之作。以传教士东来的梗概作序曲，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讫1949年，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全过程。全书以传教士自身的活动为章目，以传教士依托和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主线，对他们参预军事、外交、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的行为进行了有机的论述。在铺叙众多传教士和史实的同时，对几个有代表性的传教士、教案、教会学校和广学会那样的出版机构，着重作了介绍和分析。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策略和传教方针方面，首次提出一个说法，即“孔子加耶稣”。以及顾卫民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这部著作是从社会史的观点出发，着重描述新教的“本色化”和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著作里有关传教方式以及具体传教方法、策略的论述，但是没有新的提法。并且本文只是有关于基督教传教后期的本色化运动，对于之前的方式没有提及。关于福建基督教方面主要有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陈支平、李少明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等等。
对于基督教近代传教方式的文章著名的有吴义雄的《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吕厚轩、张伟的《清末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改变论述》等等。王超云的《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教方式的转变》对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了具体论述，“以近代基督教入华的传教方式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分析、比较的方法，论述了近代基督教在华由“整体置换”到“宏观改造”两种传教方式的内容及其转变过程，重点分析了两种传教方式形成的原因、特点、产生的不同结果和影响，并对此做出评价。”
[1](P1)
颜白瑜的《近代福建基督教传教策略的转变探析》这篇文章“选择了鸦片战争至民国初期作为该篇论文考查的时间断限，通过研究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的传教策略，试图对近代入闽传教士的传教策略的具体表现、转变原因及影响予以勾勒澄清，并作出相应评价。”[2](P3)
这两篇文章都对基督教整体的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的活动进行简述，然而有较大篇幅描述古代的基督教，并且把表现，影响与评价分开而论，不够具有阐述的整体性。
基督新教由于比天主教传播效果更佳，对后世影响更大，而新教在福建的传播亦较广，1922年《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统计，福建省布道区数目居全国第二位。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以福建区域的基督教的新教派别的传教方式的转变窥探整个中国的传教方式转变，并提出殖民化、慈善化的新提法，认为本色化的方式是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延续传播且影响力不减的根本原因。
一、近代传教士入闽初期殖民化的传教方式
基督教入闽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元朝的也里可温教，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聂思脱里一派，当时在中国有两个主教区，一个北京，一个就是福建的泉州。有三名意大利的传教士死后即葬在泉州，且留下十字墓碑。1624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成为天主教来福建的第一人，并且在当时来自福州的内阁首相叶向高的帮助下在福州建立教堂并将天主教很快传播到福建各地。然而，作为一个后期新兴的基督新教入闽则要到1842年，借着《南京条约》开放了福州、厦门的便利来到厦门鼓浪屿的美国归正教传教士雅俾理，这标志着基督新教正式进入福建。
并没有传教历史的基督新教一开始在福建的传教事业自然是很不顺利，又由于处于鸦片战争后的福建，受到了很大的抵制和反抗，传教事业收效甚微。到1856年为止,全省竟然没有一个人受洗入教。经过新教传教士们的不懈努力，直到1857年，长乐人陈安在福州的天安堂受洗，成为福建第一个新教教徒。
[3](P108)后来新教陆续地在福建地区传播开来，在福建建立了以福州为中心的福州、闽东、闽西、闽南、闽北五大教区。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教的传教事业一帆风顺，毫无拦阻；恰恰相反的是，在西方侵略者纷纷侵犯中国利益甚至直接烧杀抢掠的背景下，基督教的传播更多的是被看作一种西方侵略者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侵略。以至于在传播开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这样那样的教案，自1850年乌石山教案开始，至1907年将乐教案为止，前后58年间共发生了大大小小一百余起的案件。
[4](P425)
然而，教案的发生也是由于当时传教士的那种带着略带强制性与殖民色彩的直接传教方式有关。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一下四个方面：
1.凭借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推行基督新教；在近代之前的清朝是严禁基督教在中国沿海的传播的，拥有长久历史基础的天主教尚被迫转入秘密传教，何况从未沾染指中国的基督新教。但传教士却早已在为日后的传教做准备，收集沿海地区的民情，学习汉语等。德国路德教牧师郭实腊便是一名汉学家，亦是间谍。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船上进行情报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1835年继马礼逊(第一个来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任英国贸易监督的首席翻译。鸦片战争期间,随英军到定海、宁波、上海、镇江等地，一度任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1842年8月参与签订《南京条约》。1843～1851年任香港英国当局汉文秘书，同时从事传教。“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以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与他们所派的传教士作为先遣队有密切的关系，郭实腊在中国沿海的对此侦查活动，以及作战期间充当翻译、向导和参谋，给了英国侵略军有力的支持。很明显，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与外国传教士的侵略罪行是分不开的。”
[5](P58)
这段话痛斥了那些在中国假扮中国人为殖民者提供情报，协助殖民者侵略中国的传教士，虽然言辞有点过激却也多少反应了当时中国平民对搭乘殖民者军舰来的传教士的痛恨与不满。诚然，还是有不少传教士是为了单纯传播福音，拯救灵魂的宗教使命来到中国这片灵命空白的土地，但因为清朝政策的限制与禁锢让他们又不得不依靠军人，或者说是强盗来打开中国福音的大门，就像十字军东征那般的，为传教大开方便之门。他们自觉的不自觉的充当了殖民者的助手与探子，甚至鼓吹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也正是这样，他们才可以借着军舰来到中国，开启传教的历史。“在鼓吹对华使用武力方面，以《中国丛报》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发动战争的叫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我们是主张采用有力的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此类言论在当时的传教士与欧美商人之中比比皆是。”
[6](P34、35)
而很多战争的导火索就是以教案为借口，如马神甫事件引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
2.仰仗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政治特权推行基督新教；传教士依附于殖民者的手下，也必会在殖民者手中得到这样或那样的便利。实际上很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有传教士的参与甚至多数都是传教士起草的，他们希望借助这些条约让清政府对宗教传播作出让步，并给予优惠。裨治文传记中“美国专使顾盛写给美国参议院牧师德斯汀的信中说：‘确实在最近与中国的谈判中，最重要的，如果不是最不能缺少的工作，是由美国的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第一个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的。他们具有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顾问’”。[1](P25)在起草和制订条约时，传教士们都尽力将有利于传教事业开展的条款附加进条约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美中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卫三畏竭力促使双方在条约中添上了允许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这一重要条款，这是卫三畏这段时期最大的成就。多年后卫三畏自己也说到当时的情况：‘……我弄到一份中俄条约的中文本,找到允许传教士行动自由的条款,依样为中美条约也订了这样一条。中俄条约规定允许‘一定数量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我把这一限制性的内容去掉了。’‘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在条约中为我们神圣的信仰争取到了它应得的权利’”。
[1](P26)
除了让清政府允许传教之外还享有治外法权，允许在中国内地传教，购买土地等。《中英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款中，英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首次将福州辟为通商口岸，并得以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自由进入内地传教。而这样就使有些传教士为所欲为，干预地方官府的执法，强占土地，巧取豪夺。一些不法之徒也会寻求教会的庇护而进入教堂成为假基督徒，而不明情况的传教士认为悔改信主的都是改过自新的人而袒护他们，这也成为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也破坏了基督教救人灵魂，善意助人的形象。
3.以经济特权强占土地及利益引诱教徒；不平等条约也给了传教士经济上的便利，购买土地，建立教堂等。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解除教禁。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使西方传教士得以合法进入中国长期居住,并进而取得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和建教堂的权利。传教士认为一处适合建教堂便利用不法强取豪夺，“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赖奸民，指为己物，卖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即据为己有，逐其业主，地方不敢科以盗买盗卖”。[7](P357)此类事件屡见不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事件多发生在天主教会，而基督新教则较少。一些教会为了吸引教徒，甚至用金钱引诱，这也违背了基督教救人灵魂的教义。
4.学习中国文化以便推行基督新教；宗教传播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传播，那就肯定少不了文字，语言等。正如前文所说，在进入中国前，西方传教士们都认真地学习汉语以及中国沿海省份的方言，并翻译汉语经典以及将《圣经》翻译成汉语。来华传教士普遍都熟悉汉语，方言，中国的国情，是传教士的同时也是汉学家。卫三畏不仅是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也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者，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其名著《中国总论》把中国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综合的研究，是标志美国汉学开端的里程碑，该书与他所编《汉英拼音字典》过去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并且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英国长老会的宾为霖就十分精通汉语，并掌握了地方方言，粤语、厦音、榕腔、官话他都能够讲得非常流利，还曾将《天路历程》译为汉文。[4](P387)当然，一开始向中国人宣讲福音救恩等都是通过传教士口头传讲，分发福音小册子这种直接的手段，这导致了1842年入闽的雅俾理到1857年才有第一位信徒，整整15年时间他都在努力寻求接受牧人的小羊。可见这种方法在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中国效果可想而知。
这种传教士借助军事政治手段，盲目强制地传教而鲜有收获的过程不仅使中国的人民反感，也让这些企图通过非宗教殖民化手段或直接向人单纯传教的方式快速获得传教效果的传教士们开始思考和探寻另一种间接的、使中国人更易接受的传教方式。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入闽传教士间接的慈善化的传教方式
这种方式便是以社会服务的事业作为传教的媒介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力，扭转基督教不良的形象，让他们与侵略者划清了界限。同时这也体现基督教“爱人如爱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教义。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伴着枪炮声而来的传教士们在人们心中总是与殖民者相联系，而某些传教士的目无王法的行为以及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相对立也引发人们的民族主义精神与对抗的行为。让传教士们改变其传教策略的除了屡屡发生的教案与宗教传播的困境外，还有传教士在进入福建多年后对福建民情、人们思想世界观的了解加深，西方宗教界对中国文化的妥协以及持续的东方传教热情；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以及发生于19、20世纪之间的普世教会运动。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引领的思想解放，中国民众观念的变化。总结起来就是三个方面：
1.传教困境；首先是传教士的社会形象，传教士以西方先讲文化的高姿态进入福建难免也鄙夷福建这毫无生命的“蛮荒”之地，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是“没有时间观念、没有准确的概念、误解的天性、拐弯抹角的天性、理智混乱、轻视外国、因循守旧、没有同情心、互相怀疑、没有诚实。”
[5](P359)
而中国民众同样不屑那些自诩拯救自己灵魂的传教士。“当这些传教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后，才发现事实与他们想象的相距甚远。起初的传教工作不仅没能顺利展开，还处处受到人们的排斥。1859年，美以美会传教士薛承恩‘初到南平时为群众反对和驱逐；曾被人在桥头里捆绑，殴打，灌粪，薛承恩只好带伤离开。类似这种情况在19世纪中期的福建随处可见”
[2](P33)
可见传教士在当时是这样不受待见，而时不时
[1](P34)发生的教案也影响了传教士的传教工作的进展。“19世纪60年代，冀东有一个天主教传教士报告说，有一年他的工作被二百多起较轻的迫害事件打乱”。
[4](P452)天主教如此，基督新教亦是如此。据记载，“从1850年神光寺交涉事件始到1907年将乐教案止，福建共发生教案一百余起。”
其次，基督教义上与中国传统儒学的大相径庭也使传教困难。基督教是个一神教的宗教，除了那位至高的天父上帝是唯一独有的真神外，其他都是假神。《圣经》出埃及记里给以色列民的“十诫”第一诫便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而福建是个沿海开放历史较久的地方，有各种的信仰对象，妈祖、广泽尊王、保生大帝、清水祖师等。卢公明所言：“许多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无形的、真实的与虚构的偶像都成了中国人崇拜的对象。”
[8](P68)
“这里的人们通晓他们自己的文学。“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们对这些人抱有好感，把这些人当作神明崇拜。……他们可以承认上帝是一位外国的哲人，但比起孔子和中国的其他哲人，则远远不如。他们承认基督教的宗旨是好的，但不论从深度到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的圣人和智者的宗旨相比。……中国人还沉浸于可以感触到的唯物主义世界和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
[5](P189)
基督教也禁止信徒拜祖宗，这与儒家“祭祖祀礼”，“以孝为先”的伦理纲常处于绝对的对立面。而用一些奖励的手段甚至金钱的鼓励也难以达到使教义深刻融入人心的作用，只会使人们更看不起基督教。
2.基督新教内部的变化；首先传教士们通过翻译和研读中国儒家经典，与士族阶层接触，逐渐由儒家的对立面走向融合。传教士们看到了在中国，是一群儒家思想为生活准则的缙绅阶层，他们控制着民众的思想，左右着民众的行为。上层知识分子才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控制这这个国家的方向。因此，要想让民众接受福音就必须让他们接受福音,“光靠在老百姓中吸收或收买教徒是无法办到的，只有对儒家思想做一些必要的妥协并加以利用”。
[6](P187)
而要想这些儒学家们接受福音就必须将福音与儒家相结合，使他们乐于也易于接受基督教义。1870年林乐知成为第一个将“孔子加耶稣”理论系统论述的传教士，“吾教中人教曰：耶稣心合孔孟者也，请略言之，俾使众知以消后变。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吾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
[5](P268)
他认为，儒学讲“仁”，《圣经》虽无“仁”字，但“爱即是仁也”；儒学讲“义”，“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学讲“礼”，《圣经》要人们“以礼相让”；儒学讲“智”，《圣经》中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儒学讲“信”，《圣经》中则有“止于信”，即“信”是最高美德。
其次是传教士的学识素养与道德都得到保证。美国公理会入闽传教士卢公明1846年毕业于汉密尔顿学院，1849年毕业于奥本神学院，还写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武吉林、柯林、麦利和夫妇都是教育家，英国伦敦工会的传教士陈和礼以及英国长老会的马士敦都在医学方面都颇有建树，获得有医学博士学位。这得益于19世纪后期美国基督教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不但加强了传教队伍的力量，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保护发展了教会；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教队伍的成份，传教成员不仅是受过神学训练的传教士，更多的是受过高等专业技术训练的大学生，使教会将神学的基础放在社会关心层面上来成为现实；通过学生志愿人员，扩大了传教的范围，使教会将目标对准整个社会成为现实；通过学生志愿人员的个人福音行为达到“社会福音化”“世界基督化程序”的效果。”
[9](P9、10)
另外，教会也开始看重信徒的基本素质，没有盲目接受信徒，会经过考察再接受。
再次，随着来华传教士人数以及各派差会的增加，不可避免会发生教派之间的争夺教区、信徒的事情发生，于是出现了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号召各宗派合一。“避免宗派主义的竞争给传教事业带来危害，各差会传教士展开了跨宗派的联合与协调工作。往昔的争论神学和与之相关的区分学说逐渐为普世神学和求同理论所取代。”[1](P41)而这种运动除了在欧美的教会具有影响，在中国则表现为各教派暂时摈弃宗教理论的分歧，统一分工，明确各自传教范围；后面发展为教派间通力合作创办学校、医院、慈善机构等。
3.民众观念的变化；传教士带给民众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激发的富强富国的欲望还有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以及知识成果，而中国人也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才有可能国家强大。“师夷长技以制夷”引发的洋务运动是器物上的学习，梁启超、康有为等知识分子的“百日维新”是制度上的学习。而文化思想上则应该是来自传教士所创立的学校，翻译的书籍，传授的知识。正是这些西方殖民者带给中国人仇恨的种子，而伴随殖民者而来的传教士们为这些种子浇灌露水。在苦难中，最底层的民众同样需要精神上的慰藉，特别是作为沿海开放自由的福建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色，可以接受新的科学知识也可以接受新的信仰。
关于转变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建立学校教育方面。“其目的很明确：一是办学校，发展教育，有效地消除人们的敌意，以得到民众和社会的支持；二是利用学校的课堂进行传教，寓传教于办学和上课之中，通过课堂争取众多的异教男女童阪依上帝，并进而影响学生的家长，达到传教的目的”。
[2](P19)
另外传教士看到晚清教育体制的落后与种种弊病也是原因之一“这儿最重要的是学习的动机---所有能够达到考试规定成绩标准的人都可以获得荣誉和报酬。可惜这个标准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只涉及文学，而把科学排斥在外，而且文学也只是指中国文学，任何外国文学都不包括在内。更有甚者，他引导学生完全模仿古代的范本，从而为进步设置了障碍。这个教育体系是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缓慢发展起来的。” 不难看出，传教士己经注意到晚清福建科举考试作弊现象严重和枯燥的“八股”内容之缺失，这是他们引入西式教育内容的前提之一。
[14](P20)
教会学校最开始是从类似私塾这样的小规模小学程度的学校，且学生多是教徒子女、穷苦孩子、孤儿；传授的也主要以识字与宗教教育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那时教会就开设有女子私塾，1859年美以美会布道会就开设了一个叫“太茂女塾”的女学堂，这便是后来福州毓英女子中学的前身。他们“认为创办教会女子学校教育，授予女子知识，可以扩大女性教徒，通过宗教教义的宣传以及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使中国女子养成西方生活的习惯，进而影响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实现中国家庭基督化。同时，女学的创办还可以为传道人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从而更好地为基督教事业服务”。
[10](P6)
1875年到1899年，教会学校迅速发展，也由小学程度发展到中学程度。1879年，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在莆田创办了培元书院，后来发展为哲理中学；1894年，英国的圣公会女布道会创立寻珍女子小学，后发展成寻珍女子初级中学等等。1901年《辛丑条约》使中国再次沦丧，但辛丑赔款里，美国退还了一部分，用于建立留美学堂“清华学堂”，即我们的清华大学。后来英法等国纷纷效仿，退款办学，即著名的“庚款办学”。福州主要有华南女子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传教士认为中小学只能培养下层的民众，培养高等的知识分子能达到跟好的效果。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有机会走到社会的管理阶层，进而影响这个国家的政策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大学的课程设置也充分体现了现代化对全面综合人才的培养，华南女子大学所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英文、国文、教育、历史、生物、化学、家政、美术、算学、音乐、体育、物理、宗教教育、社会。
[4](P429)
可以看出这与现代大学的课程已经相差无几，而宗教方面的教育已经不是主要的课程，甚至已经沦为附庸。这样，教会大学渐渐的由原来培育教会人才的出发点远离，变成世俗化了的高校；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扩大了，这恐怕了传教士们始料未及的。而在书籍报刊传播方面，教会也花费了大力气。“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1843年至1860年期间，传教士在福州的中文书刊就有42种，厦门则有13种。且内容多样，包括了宗教类、伦理类、天文类、历书类、经济类、地理类、社会类、词典类等。传教士们通过出版《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书刊及一些知识性的著作，大大开拓了福建人民的眼界，由此也吸引了不少人奉教，不失为传教的一个手段”。
[2](P19)
其次，医药事业方面。“新教传教士在华举办医疗事业受到基督教医学传教传统的影响，宗教不仅注重‘灵魂拯救’，还注重‘社会拯救’，施医赠药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施医赠药不仅可以体现宗教的爱人之心，而且还可以引起人们对这一宗教的好感。基督教自产生之时起就注重利用医疗手段辅助传教”，[11](P8)圣经里耶稣传教也有很多治愈病人甚至使人从死里复生的神迹。“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中国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6](P275)
1842年，第一个入闽的新教传教士雅俾理与一个叫孔聪的医生在厦门鼓浪屿开了一家小诊所，开创了入闽传教士医学传教的先河。19世纪60年代初，漳州馆溪的柴头埔人杨令身染“痞症”，到厦门的知识窟寻求医治。在此期间，杨令得聆圣训，开始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并将圣经和白话诗歌带回柴头埔。之后，杨令不仅自身奉教，还在乡间宣讲教义，传播主的福音。
[2](P24)从沿海小诊所、医院出发，到1880年后福建内地教会医院的兴起。20世纪初，福建的教会医院已经遍布全省。“1937年福建省政府统计的有关材料显示，基督教教会医院在全省分布情况如下：长乐1所，连江1所，罗源2所，福清2所，南日岛l所，平潭1所，霞浦2所，宁德1所，南平1所，永泰1所，闽清2所，古田2所，屏南3所，沙县1所，建瓯2所，同安2所，莆田3所，仙游5所，惠安1所，永春1所，漳浦l所，大田2所，厦门1所。根据这个统计数据，基督教在福建所办的教会医院共39所，分布全省23个县市，覆盖率近60%”。[11](P13)包括大学里对医科学生的培育和贡献在内，医疗事业的兴起可谓是成功的传教媒介。
最后，社会福利性事业。除了教育、医疗这些影响比较大的事业外，基督新教还创办了如盲人院、育婴堂、孤儿、麻风院之类的慈善机构。1908年《教务杂志》刊登一篇由美以美会传教士华雅各所撰写的《福建的改革》一文，讲述了地处闽中的古田县的改革气象：“古田知县对改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提出美好的服务措施和理想目标。......我自然认为卢知县在其公共场所将谴责鸦片及赌博，但我必须承认我绝没有更多地怀疑他如此明白地宣称反对各种教会所谴责的恶习和迷信。在其毫不留情地公开谴责吸鸦片、赌博、缠足、溺婴、偶像崇拜及风水或占卜等陋行后，我说道‘您诚恳的讲话很像一位布道者,如果你给您的信条加入一些积极的原则，我将十分高兴推荐您参加下一届的大会。’卢回答他知道许多关于信条的情况，因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参加过福州召开的基督教青年会会议。......不到一个月后,在我们参访的第十七个镇包括二十多个村庄，所有的鸦片烟馆和赌博场馆都关闭了，等戒会命令他们关闭......”英国圣公会妇女布道会在建宁府传教时，也发现闽北缠足现象颇为严重。“这种折磨行为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两年后脚被压迫得粉碎变形，停止生长(实际已坏死)，这些难以用语言形容，只能通过想像去体会。”著名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在其巨著《中国总论》关于溺婴记载：“兴化府在泉州和福州之间......这里人们有个不好的名声，流行溺毙女婴，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
[15](P94)
同时，教会还会定期派人关怀信徒或可能成为信徒的家庭，劝诫人向善，戒鸦片戒赌博，也传讲教义与见证；有困难的还慷慨解囊并为之祈祷。罗源文史资料记载“有个叫薛顺道的人，他‘不务正业，冶游好赌，生活靡颓。其父怒不可遏，故逐出家门，不意顺道经传教士说服开导，竟然弃邪归正，改过自新’。此后，薛顺道的父亲也信奉了基督教，并且出资帮助教会修建教堂，发展了不少教堂，这对父子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基督教徒”。
[2](P22)
教会进入农村扫盲、普及卫生知识、防疫防灾、改良陋俗，在发生灾害时教会会出来组织捐款救援。“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899一1902年)，福清县风、洪、饥、疫成灾,教会发动捐款救灾”。[3](P121)以上这些都扩大了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教会确立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基督新教本土化的传教方式
本土化方式的转变并不是突然的质变，而是缓慢的量变。实际上中国教会本土化从1877年美以美会福州传教士保灵在上海的传教士大会上发表《论土著教会自养》，提出了中国教会的经济自给问题。经济上的自养也是中国本土教会本土化最重要的一步，靠外国教会资金补养只会使中国的教会越来越没有自主性与独立性，也不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长久扎根。保灵“明确指出‘本土教会应尽早实现自养，而我们的责任是在权限范围内蝎尽所能达致这一结果’。他认为只有实现本土教会的自养，所谓‘本土教会’才算实至名归，‘一个依靠外国资金供养的教会只会受到猜疑’。保灵词锋锐利地抨击差会供养本土教会的旧模式，指出：‘在这种体制下受到训练的人们的基督教无疑是发育迟滞且扭曲变型的，它没有脊梁’；会使‘中国教徒受到引导，觉得西方基督徒有充沛的资金，他们异乎寻常地乐于捐输，帮助中国基督教徒’”。
[1](P48)
19世纪后半期开始，由于列强加在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教案的不断发生，促使中国基督教徒决心摆脱外国宣传机构的控制，自立教会。1873年，中国人的第一个自办教会成立，此后这种活动不断开展，1918年“中华国内布道会”成立，这是中国基督教徒自治、自养、自传的最早团体。非基督教运动发生以后，中国教会中的领袖人物和广大信徒都认识到：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必须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会，从而使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真正促使中国教会从神学理论上认真思考本色化的是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1922年，中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基督教“本色化”也由此开始了，该会议提出了中国本色教会的原则就是“自养、自治、自传”。这就是所谓“三自运动”，“‘自治’指让中国基督徒承担起管理布道站、管理教会的责任，外国传教士只是定期访问布道站和教会，对他们仅负有监督工作，给予他们灵性的指导、栽培和扶持。‘自养’指西来传教士要教导基督徒学会并尽早让他们负担起自己的长老和牧师的生活费用，做到不依靠外国经费支付本地传道人的薪水，使闽人的教会实行自立自养。‘自传’指传教士在工作中使用中国本地的基督徒传道人，让他们自己承担起向自己的同胞传播福音的责任”。
[2](P40)
中国基督教“三自”原则的确立和本色教会的发展，使中国教会在社会中体现出新的活力。在组织体系上，中国基督教开始了朝向本色化的结合和创新，出现了教派合一的趋势和突出“中华”的观念。在政治态度上，本色化运动也明确表明反对不平等条约，并积极参与到废除这种条约的运动中来。受到广大教徒的热烈欢迎。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山本澄子在其所著的《二十年代中国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一文中，对教会本色化运动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以中国人为教会的构成；（2）教会的行政与运作等方面的自立；（3）教会在经济方面的自立；（4）教会在教堂建筑、圣乐、圣画、礼拜仪式等方面的中国化；（5）容纳中国人的祭祀与习俗，并且基督教化；（6）教会要置身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现实问题之内；（7）教会要除去欧美教会的传统与色彩；（8）教会要能自治、自养、自传。
福建教会自立从1862年归正教会和长老会在厦门召开建立的闽南基督教漳泉大会开了教会自立组织的先河。而教会自养的第一步便是信徒人均捐献的金钱从1867年的1.36圆逐年增长到1913年9.13圆，经济上的独立促进了在组织上的独立。“英国伦敦会直到20世纪初才与闽南基督教漳泉长老总会合并，但在合并前，由于对闽南基督教漳泉长老大会总会的自立努力及其成果耳闻目睹，所以伦敦会所属堂会的信徒也在一开始就已同样力争自主自立，并力争尽快按立华人牧师。在堂会信徒不懈努力下，伦敦会终于在1872年按立所属厦门泰山礼拜堂的黄承宣和关隘礼拜堂的林贞会为该二教堂牧师，不久后又认定了一批华人传道。”[12](P110)1892年，福建惠安人周之德牧师带领布道团进入闽西山区长汀传道，并在长汀县建立起了第一个基督教会，奠定了长汀基督教发展的基础，这是闽南基督教自立运动的代表性事例。“从1900年到1920年，参加基督教聚会的人数增加了近4倍，从95900余人增至366000多人，在1920年己经受封的中国牧师人数，首次超过在中国工作的西方传教士的人数。在当时尽管全国教会事业的领导权有2/3仍握于西方传教士之手，但中国教会人士对教会的影响已经完全可以和西方传教士抗衡了。”
[13](P92)
除了原西方差会自立外还出现了中国人自创自立的教派，真耶稣教会1923年由张巴拿巴传入福州，同年10月建立了福州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则是福州本地发展的基督教自立地方教会。1920年，原美以美会家庭背景的倪柝声在英国圣公会于福州南台开设的学校读书学习期间，受到当时中国著名女兴奋布道家余慈度的影响，开始思考和摸索直接从圣经启示中领悟信仰的奥秘，而非承袭西方在华差会的布道和牧会模式，或者说以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和教理传统为范式。1922年，倪柝声与王载夫妇共三人在福州王家第一次行掰饼聚会，建立第一处地方性的教会——福州地方教会，被认为是基督徒聚会的起源。
这些自主独立教会运动说明了随着基督教在福建传播的深入与开展，以及福建本土教徒面临非基督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所作出的回应。这在另一方面说明本土基督徒有决心也有能力将本土教会办好并且本土基督教派的创立也说明了本土的传道者对基督教教义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水平与自己的见解，也说明教会本土化有一定的程度。西方传教士在教会本土化过程中逐渐退居幕后，更多的是辅导、培养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在教会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做导师工作。在了解中国基督教发展状况的情况下，大部分西方传教士也乐于让本土的牧师、传道得到培养，以此更快实现“中华归主”的宿愿。从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将福音传入中国到中国人自己管理、传扬福音这百年的时间里，这种转变是必然的趋势也是最好的结果。中国人与同胞之间没有隔阂，更好做工作，也让基督教事业得以代代相传，彻底地在中国人心里扎根、发芽、结果。
四、结语
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且跟随着西方殖民的脚步而来的异域文化在毫无根基的儒家文化传统浓厚的中国艰难起步，历经磨难最终成功扎根，不可不说这些传教士们作出的牺牲与努力是巨大的。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后来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基督教除了带来福音外，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教育、医疗，在不自觉情况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为日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纯外来的异族信仰是否真的是适合中国这个原本就有悠久浓厚文化底蕴的国度？作为近代中国所排斥的传教士也确实是用了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或者说是非纯粹宗教手段来推行传教事业。这是一种以一种陌生的信仰代替传统信仰的过程，中国人的抵抗也是随时伴随的。关于是否改变对中国传统祭祖之类的抵制等宽容中国文化中与基督文化相悖的东西以便适应中国的环境加快传教进程的中西礼仪之争，这是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而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而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对外来宗教抵制的非基督化运动也对传教士的传教事业产生巨大冲击。这两个大的问题最终中止于基督本土化的进程中，因此基督本土化的方式是极为明智的。传教士将福音带给中国人，这就是这些传教士的使命。而最后由中国人自己理解这份福音，并自行传播，这是基督教得以植根中国的根本。将完全陌生的信仰逐渐变成自己生命的信仰还需自身内心的改变，也看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发生碰撞，终究将走向融合，只是多与少的区别，这种区别取决于文化的高度，落后民族的文明最后都会被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征服。当然，对于基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并无高低之分，只是作为外来的文化，融入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是必然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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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学报，2003．
[10] 陈新．《教会大学与近代福建社会》[D]．福建师范大学，2008． [11] 皮春花．《教会医院与近代福建社会》[D]．福建师范大学，2007． [12] 李少明．《近代福建基督教的两大重要地位》[J]．世界宗教研究，2003，第4期．
[13]《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R]．中国社会科学，1993．
[14][美]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国》
[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5][美]卫三畏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第四篇：2015比重类题目常见考察方式（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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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比重类题目常见考察方式
2013-02-18 11:10 北京人事考试网 http://bj.huatu.com/ 文章来源：华图宏阳股份
比重问题是近两年公考的常见题型，包括比重的计算及比较两大类，其中比重的比较出题相对较多，华图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http://www.xiexiebang.com/）从近年来的公考真题中总结比重比较类题目的考点及解决方法，以兹给众多备考者些许指导或帮助。
比重计算类常见题型包括现期比重计算和基期比重计算两种，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现期比重计算：此类题目相对比较简单，材料中给出现期量部分和总体的具体数值，比重=部分总体。一般选用直除法即可区分出结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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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揭秘少儿英语加盟行业投资市场考察的正确方式
揭秘少儿英语加盟行业投资市场考察的正确方式
如今的市场状况，少儿英语已经步入“刚需”阶段。选对品牌就已经先胜一筹。SK少儿英语北方区为投资者揭秘，如何不被宣传所骗，考察的正确打开方式。考察，百科给的定义是：指实地观察调查或审察考核。对少儿英语的考察，也不例外，“实地”很重要。都要严格的按流程、按步骤。毕竟钱是从自己兜里拿出来的，会不会翻倍的回到自己的兜里，考察是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实地考察前的准备工作】
1.考察出身：到官网进行查证，或请第三方权威机构佐证。2.接触品牌：通过阅读官网资料、公众号等方式，对品牌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通过电话，或其他网络渠道沟通。
一方面对品牌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品牌方的说辞，来验证前期宣传的属实性，从而验证其品性。
【实地考察第一站：总部】
通过与品牌方的直接交谈和观察总部的设计装修、硬件配置、人员素质等方面，对品牌总部的整体实力和团队能力有一个了解。投资者要抓住与品牌方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深入了解品牌方的加盟政策。
好的品牌，对投资加盟者都有一定的要求。投资者要了解品牌方的加盟条件。加盟条件越严格，加盟门槛越高，但同时也说明品牌的责任心越强。投资者还需要考察的关键方面就是品牌方提供哪些加盟服务，不仅要考察相关服务是否做到位，还要考察是否真有成效。品牌不同，加盟费差别很大，品牌价值和后期服务才是关键。投资者同时也需要对品牌加盟费有一个细致的了解，这直接关系到项目的整体运作。
那些做出一堆服务承诺，却只收你小额加盟费的品牌，一定要慎重！从实际情况来看，那些加盟门槛低的品牌，后期服务大都跟不上。除此之外，投资者对加盟的合作形式、加盟流程、费用支付方式、服务是否有偿等要进行了解。
【实地考察第二站：新加盟的中心】
进店考察既可以预约到访，也可以暗访，主要的考察内容为品牌课程、设计装修和营业情况等。对加盟服务的考察，可以分两部分进行，一方面，观察一下加盟店的装修设计，通过观察加盟中心的设计、色彩、用料、分区等，投资者可以对总部的装修设计服务水平进行直观的判断；另一方面，投资者通过体验服务、课程，观察中心的管理情况等，可以此判断出总部的培训、督导是否规范、到位。
【实地考察第三站：早起加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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