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贪欲是政府官员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
贪欲是政府官员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
首先，贪欲将导致犯罪心理的形成。人的一切行为总是由动机支配的，而动机则来源于需要，因此，犯罪心理起因于贪欲；某些国家公务人员被物质、金钱迷住了心窍，为贪图享乐，个人私欲便恶性膨胀起来，贪婪地去追求个人需求，当自己有限的合法收入满足不了日益膨胀的贪欲时，就会设法用非法手段侵占国家、集体的财产，由此形成犯罪心理。
其次，贪欲与权力相结合，将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国家公务人员均担负着一定的职务，拥有大小不等的权力，其职务虽然与犯罪并无本质上的联系，却为实施其犯罪提供了机会和便利条件，而对其犯罪的实施起推进作用的便是其贪欲，因此，贪欲不仅导致犯罪心理形成，而且还以权力作为其阶梯，即贪欲一旦与权力相结合，便易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
外在的种种消极因素不断地对某些国家公务人员产生着影响，而公务活动中的种种不当利益又对其构成诱惑，使其意志日趋薄弱，心理日趋失衡，由此引起其内部心理结构的变化，并进而导致其手中的权力发生病变，成为其实施职务犯罪的手段和工具。
放松思想改造是其内在原因，使其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违法犯罪心理日趋强化、加之不正之风、攀比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最终使其步入职务犯罪的泥潭。
法制观念淡薄、罪责感差的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对行为人产生、强化，实施其犯罪决意具有重大作用。
首先，特权思想对其罪责感差产生影响。某些国家公务人员对其职务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一旦发生病变，就会发展成特权思想，从而滥用职权，有恃无恐，胡作非为；而被害人方面由于受职务犯罪主体所掌握的权力的威胁，总是表现得克制、忍让，不敢轻易抵制和反抗，这就更助长了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权思想；职务犯罪主体在无所顾忌、毫无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其罪责感荡然无存，也就较易实施其职务犯罪。
其次，职务行为的“合法”形式对其罪责感差产生影响。职务犯罪总是以一定的合法权力为其前提的，这常使职务犯罪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使行为人有恃无恐，一旦达到既可欺人又可自欺的程度，其心理上也就无罪责感可言，因而也就较易实施其职务犯罪。
再次，从众心态对罪责感差也具有影响。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的蔓延，必然影响国家公务人员的心理，使某些人产生从众心理，进而对违法犯罪行为缺乏罪责感，甚至感到心安理得，因而也就较易实施其职务犯罪。
第二篇：政府官员关于诚信演讲稿——诚信是金
曾经，我有过很多的感慨，如果我有天生的丽质，就足以炫耀亮丽的人生，如果我有大笔的金钱，就可以享受悠闲的人生，如果我有显赫的地位，就足以品尝成功的人生……然而，当我穿上警服，手握钢枪，向人民庄严承诺，保卫一方平安的时候，我品尝到辛苦，品尝到艰难，我更品尝到：还有比美貌来得更可靠，比金钱来得更具内涵，比地位来得更具成效的——那就是诚信！
我守卫的那方热土——浏阳，一个在歌声中长大的山水名城，因一首动听的《浏阳河》名噪神州，因瑰丽的花炮驰名中外，东有清新苍莽的大围山，南有秋收起义会师地，西有花木走廊清香扑鼻，北有书声朗朗蔚然成风，这片青山绿水就是我守护的家园。
浏阳市委、政府曾经对外来投资者郑重承诺：坚决保护投资者在浏阳的一切合法利益。面对滔滔浏阳河，面对巍巍大围山，我们庄严宣誓：做家乡的忠诚卫士，做人民的忠实儿女！为浏阳一方平安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为了兑现这金子般的诺言，我们政法干警曾付出了无数鲜血和泪水的代价！
事后，老杨说的一句话令我们每一位政法干警热血沸腾，也令我们潜然泪下：为了兑现政府那金色的诺言，我所付出的一切值啊！但是这辈子我最对不起妻子和女儿。
铁骨柔情，英雄落泪，我们也是血肉之躯，我们也有儿女情长。我的父亲，一位有着三十余年警龄的老公安，由于积劳成疾，在他五十岁那年长病不起，从小在父亲…怀里撒娇长大的我心急如焚，然而，父亲用他颤抖的双手抚过我的脸颊：“孩子，一年前你答应过我，要通过自己的实力考人到人民警察这支光荣的队伍，现在你实现了，今天，你要答应我，不能因为家庭的拖累耽误你哪怕是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你的工作性质重要，答应我，永远铭记自己肩头的责任！”我含着泪水默默点头。然而，就在去年的三月，当我接到病危通知赶到以院的时候，我亲爱的父亲，却已不能言语，任凭我呼喊，任凭我落泪，而我只看见他眼角那抹欣慰的余光，最后，父亲在我怀里安静地睡去，任我泪水横流，任我长跪不起……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让我兑现了对他的诺言，他自己则以一个人民警察的身份兑现了对党和人民的忠实诺言，而我却没能尽到做女儿的一片孝心。
一直到今天，乃至以后的整个生命，我都牢记那些誓言和诺言，所以为了守护每一盏温馨的家灯，寒夜巍在街头站岗；为了保护每一张绽放的笑颜，节日我在人群中巡防……春华秋实，我恪守清贫与辛劳，为了兑现我曾经许下的不变的诺言。
金色盾牌，血染的风采！为了大地的丰收，为了家乡的微笑，无怨无悔，我站立在浏阳河的源头，目睹着我与父亲与!33万浏阳人共同生息的这方热土，在市委、政府全力打造诚信浏阳的策动下，筑巢引凤，振兴传统产业，发展新兴经济，州商引资资金逐年递增，综合经济实力一年上一个台阶。
您看，我们的生物医药园，自然环境优美，政策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宽松，被誉为中国“药谷”；您看，我们的花炮大市场、工业品大市场交相辉映，正在形成大商贸、大流通的格局；您看，才常广场喷泉如雨，思邀公园美景如画，风光桥长卧如龙，金沙大道车流如织……浏阳，正在诚信中发展，在发展中腾飞！(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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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苏共的变质是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苏共的变质是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2013年08月19日02:37
来源：东方早报作者：陈良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最近很忙。
正值苏联解体20年。10月18日，李慎明来到国家法官学院，给第二期全国高、中级法院副院长轮训班的学员们讲授《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之前一个月左右，他分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中国政治学会2011年年会上，也以同题做了学术报告。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集中10多位院内外专家学者，用10年时间研究了“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国家级课题并最终得出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这一结论。
原因之争
东方早报：你是如何得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的？
李慎明：2006年，“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课题组制作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DVD党内教育参考片，以及今年3月课题组出版的专著《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都从8个方面对苏共内部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展开剖析。在这里，我重点谈一下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党风、特权阶层和组织路线四个方面。
首先，谈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党的理论是通过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去贯彻到全党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联结党的理论与党的其他各项工作的船只与桥梁，理应引起全党特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尤其是最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口号。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他对新闻媒体说：“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所谓的“公开性”，再加上所谓的“民主化”，便成为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全盘否定斯大林甚至列宁的思潮汹涌成势。他们渲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害的人数，成几十倍地夸大当时被错杀的人数有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之多；他们把斯大林搞的国家工业化贬损得一无是处；他们把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失误肆意歪曲、扩大，甚至否定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共和斯大林领导的结果。
再说苏共的党风。这里说的“党风”主要是指以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为核心的大党风，当然，也包括党的一般的工作作风。
列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斯大林去世后，发现他仅有相当于当时一个熟练工人半个月工资的900卢布的存款。勃列日涅夫不仅喜爱阿谀奉承，贪图荣誉，而且贪欲钱财。一次他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正因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彻底背叛了人民，人民对这个已经不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才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
苏共解散前，当时苏联科学院曾进行民意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
苏共的特权阶层是苏共党内后期产生的一个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者群体，因为他们掌管着某些直接的权力，所以也被称为“官僚特权阶层”。起初，特权者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权者的队伍日益扩大，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政治阶层。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逐渐演变为挂着红色招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势派。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格·瓦·奥希波夫说：“由于对要求入党者审批的放宽，什么人都可以入党，其结果就是怀着各种私利的人混入党内。鱼烂是先从头上烂起的。从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的领导层就开始了腐烂。这些混进党内并企图不断高升的人入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党后，就意味着可以到非洲去狩猎，把自己的儿、孙子辈安排好，把自己家庭安排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苏共的特权阶层，首先来源于官职。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
当然，我在这里也强调，“特权阶层”只是对当时苏共干部队伍中以权谋私的极小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的特指，西方把当时苏共约有60万—70万名干部全部称为特权阶层，完全是为丑化和推翻苏共而刻意、恶意、歪曲的宣传。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已经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科兹认为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
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最后，我想谈一下苏共的组织路线，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党的干部路线，以及党的监督机制。
列宁曾有一句名言：“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当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之后，他又为这个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原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就任总书记之初，注意充分发扬民主。政治局开会时，他往往一言不发，叼着烟斗，围绕会议桌子转来转去，在认真听取每一位同志发言之后，他才最后发言并经会议作出决定。但后来他开始过分自信，甚至独断专行。
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形式上强调了“集体领导”，但只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为“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党内监督更无从谈起。敢于讲真话、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同样会受到打击迫害。南乌拉尔铁路局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在党的会议上发言，认为勃列日涅夫的相关工作报告缺乏足够的批评精神，过分地赞美和颂扬他的功绩就是个人崇拜，这位工程师就被开除了党籍。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戈尔巴乔夫在大会报告中公开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正式取消了“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条文。戈尔巴乔夫是在所谓“民主化”口号的掩饰下用个人极端专制的办法推行其错误路线的。召开政治局会议时，他往往不听取别的委员的意见，甚至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上一两个小时，然后便作为党的指示或决定执行。1991年8月24日，没有履行任何法定程序，实质上就由他个人决定并宣布苏共中央的自行解散。
干部路线是组织路线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提升出于斯大林一直在通过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注意着我，她在斯大林面前为我唱赞美歌，于是斯大林就叫卡冈诺维奇帮了我的忙。”此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阿谀奉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赫鲁晓夫的大儿子在战争中被俘，也和德国人有过合作。他请求斯大林免于刑事处理。后来赫鲁晓夫又让他提拔自己大儿子，斯大林不仅没有，而且严厉批评了他。
戈尔巴乔夫当政时，竭力揭露甚至夸大党内阴暗面，借用所谓的“改革”等各种名目，任人唯亲，搞干部队伍大换班。到1990年，在412名苏共中央委员中，被更换的占96.4%；在24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被更换的占91.7%；150个边疆区、州、直辖市的书记中，被更换的占92.5%。如此大规模地更换领导干部，造成了干部队伍的极端不稳定，同时也使许多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占据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尤其是把反对他搞所谓“改革”亦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撤换下来，把支持他搞全盘西化的干部提拔了上去。
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干部路线进一步造成了苏联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上的空前混乱。苏共在干部路线上的严重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不信任，对苏共党的决议和指示的冷漠，各级组织和整个干部队伍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也便成为情理之中。至此苏共也就无力回天了。
东方早报：但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坚持“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的观点，他们还提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把苏共的问题放到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中去考察。你怎么看这个观点？李慎明：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完全正常的，都可以平心静气商量。我们认为，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
第一，不能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笼统地称为“斯大林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是定性的，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国体，而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在方向确定以后实现这一方向的具体办法，是解决“如何为、怎么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都笼统地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
一些同志所说的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其实质是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算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头上。这一说法的实质，与“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二，不能因为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一些弊端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虽有一些弊端，但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绝不能因为斯大林时期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一定弊端甚至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
第三，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苏联体制经过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体制变化和差异也极大。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日益显现。对其进行必要改革的任务，不应由已经去世的斯大林来完成。其没有改革或没有改革好的责任，应算在赫鲁晓夫以后的领导集团身上。
第四，从根本上说，关键在人，是人决定体制机制。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讲
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主张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往往引用这两段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其他有关论述。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 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还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 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而不能各取所需，仅抓住其中的一两句话，不顾时间、地点而片面地去理解和阐发。
体制机制要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体制机制。这就是邓小平晚年所说的“关键在人”的道理。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苏联亡党亡国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主张追究所谓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实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责任，却不主张追究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责任，但在追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责任的同时，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这似乎不够公道。
第四篇：信仰迷失是贪污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
信仰迷失是贪污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
网友：何东平
一个阶段以来，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反腐倡廉，反腐的力度也越来越大。然而，贪官抓了一批又一批，杀了一个又一个，贪污腐败仍然难以遏制，并且包括我们各种专业监督机构，如监察机关，反贪局，纪委中的一些人也被金钱俘虏，被腐败之风吹倒。胡锦涛同志说：“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体现了党和政府治理腐败现象的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应该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这是铲除腐败的关键环节。我个人认为腐败的深层次原因是信仰迷失，分析如下：
一、腐败分子只信仰金钱和利益，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和平年代少数中国共产党员是投机分子，他们入党的动机就是不纯的。他们入党为了提干，提干为了有权，有了权力就有了自己荣华富贵的资本，总之入党是为了个人名利，这些人一开始就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也有一些党员，入党时是满怀抱负，为国为民，立党为公的，然而经不起物欲的诱惑，动摇了当初的信仰，他们成为腐败分子，他们也就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了，他们的信仰被金钱迷失。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的一件大事，是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所在，切不可有丝毫含糊或疏忽。没有信仰的组织不可能有凝聚力、战斗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已经成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空前强烈，加之一些理论家崇尚西方国家的政治，贬低共产主义价值观，推波助澜，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对我们的思想形成冲击，使一部分人思想迷惘、信仰迷失、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祸国殃民。
二、迷失了信仰，心目没有了共产主义道德防线，一些人的思想行为就失去了准则。比如，一些党员干部公开说什么，为了搞活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都可以做。号召人们钻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消弱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教导人们实用主义、本位主义和自私自利，这些实际是极端腐朽的世界观，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都不齿。君不见资本主义国家还在讲诚信和道义、讲社会责任感、讲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并不是不违法的事，只要对自己有利，不管多么不道德都可以做。
三、信仰迷失造成意识形态的浑噩，是一些党员干部行为不端的根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可想而知，什么荒唐的事都可能做的出来。贪污腐败，追求浮华，对一些没有灵魂的人来说就并不奇怪了。因此，我们的党应该坚持党的经典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绝对不能丢。如果在理论上摇摆不定，看不出理论是强大的精神武器，在理论上搞实用主义，就很容易导致信仰不坚定。现在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不信仰共产主义，去信仰封建迷信，求巫婆神汉，烧香拜佛，为自己消灾，从他们的行为中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样子。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宣传共产主义信仰，在全党全国大力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通过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落实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
四、很重要的一点，共产党还是要依靠人民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再说，任何政党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都会人亡政熄。我们决不能搞脱离群众的“精英”治国，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精英”，只能是纸上谈兵的赵括，误国误民。脱离群众的治国方略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逻辑再清晰，语言再华丽，体系再完整都只能是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而且会使我们与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社会中的不信任情绪也会越来越大。共产党的力量来源于人民大众，我们的一切理念都要深入落实到人民大众中去。《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应该矢志不渝的贯彻下去，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支持，中国共产党才有执政活力。我们贴近人民群众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深厚了，腐败的动因就小了，同时，人民群众还会积极主动地帮助我们监督和消除腐败，这样腐败的风气就兴盛不起来。社会主义中国就有了无尽的生命力。
五、说到信仰问题，有人就会提出市场经济体制与共产主义世界观能否相容的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与共产主义思想是相互排斥的，一个讲公而忘私，一个讲利益机制，因此，市场经济阶段共产主义思想显得较遥远。实际绝非如此，因为人类活动的进步动因从来就是利益机制在起作用，没有利益机制人类就不会有发展进步。共产主义思想也是一种利益机制，只不过这种利益机制是把人类原始的为个体物欲满足的生存需要，转化为贡献社会为大众谋利益，从而为个人获得组织归属、社会尊重和自身价值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论认为，人类皆有五种基本需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及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种需要层次递升，前两个层次是较低级的个人基本生存需要，后三个层次是较高级的社会心理需要。对社会事业的追求主要源于社会心理需要。因此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应该正确把握组织成员的需要，采取有效激励方式，使组织成员为组织总体目标服务。这需要有一套科学的激励方式，激发共产党人的高层次需要，及高尚的追求，树立起全党共同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科学的激励方式，组织的功效将大打折扣。只要激励手段科学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能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激发全体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性。
六、信仰是个纲，纲举目张，抓紧这个纲，各种社会关系都会理顺，社会就会走上快速、稳步、顺利发展的轨道。只能在党的先进性上做文章，建立完善党的组织管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果我们不抓住坚定信仰这一首要问题，在其它方面做再大的文章都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物质产品空前丰富，五光十色的社会充满诱惑力，与建党初期的社会环境已经大不相同，坚定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任务愈加艰巨，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为了中国人民稳定而幸福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总之，只有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够在全体党员心目中确立，共产党人才能够自觉地在自身行为上体现共产主义道德。那些与党离心离德、贪污腐败的人才会没有市场。党的整个执政体系才会进入健康状态，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才会得到加强。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放在重要议事日程，这是非常英明和及时的。只有把党自身建设好了，执政能力提高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稳固，我们党才能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奋斗。
第五篇：政府官员关于诚信演讲稿——诚信是金
曾经，我有过很多的感慨，如果我有天生的丽质，就足以炫耀亮丽的人生，如果我有大笔的金钱，就可以享受悠闲的人生，如果我有显赫的地位，就足以品尝成功的人生……然而，当我穿上警服，手握钢枪，向人民庄严承诺，保卫一方平安的时候，我品尝到辛苦，品尝到艰难，我更品尝到：还有比美貌来得更可靠，比金钱来得更具内涵，比地位来得更具成效的——那就是诚信！
我守卫的那方热土——浏阳，一个在歌声中长大的山水名城，因一首动听的《浏阳河》名噪神州，因瑰丽的花炮驰名中外，东有清新苍莽的大围山，南有秋收起义会师地，西有花木走廊清香扑鼻，北有书声朗朗蔚然成风，这片青山绿水就是我守护的家园。
浏阳市委、政府曾经对外来投资者郑重承诺：坚决保护投资者在浏阳的一切合法利益。面对滔滔浏阳河，面对巍巍大围山，我们庄严宣誓：做家乡的忠诚卫士，做人民的忠实儿女！为浏阳一方平安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为了兑现这金子般的诺言，我们政法干警曾付出了无数鲜血和泪水的代价！
去年11月25日凌晨2:40，浏阳市官桥派出所民警杨仕宏在睡梦中接到群众报警：集镇上邵阳人投资的群仙酒楼财物被盗。案情就是命令，他从床上翻身跃起，马上开车与酒楼老板沿路追寻，夜幕沉沉，山路崎岖，追出两公里远时，经老板指认，蹲在路边的一名男子可疑，未等车停稳，老杨郎飞身抓捕，那人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眼看就要追上，眼看就要抓获，没想到战急关头歹徒拔出火枪，开枪拒捕，秘声中老杨右手，顿时鲜血泊泊，老杨强忍剧痛，握着断手追出十多米后终于倒在了血泊中，随车人员赶快扶他，他说洲不要管我，快去抓人，注意那人手中有枪。”随即昏迷牡去，随后赶到的民警将歹徒制服，而老杨却永远地失去了他宝责的右手。曾经，在党旗下，老杨高高举起这只右丰未庄严宣誓；曾经，鸯上警服时，老杨用这只右手紧握钢枪；曾经，花前月下，老杨用这只右手牵着娇妻的衣裙……
事后，老杨说的一句话令我们每一位政法干警热血沸腾，也令我们潜然泪下：为了兑现政府那金色的诺言，我所付出的一切值啊！但是这辈子我最对不起妻子和女儿。
铁骨柔情，英雄落泪，我们也是血肉之躯，我们也有儿女情长。我的父亲，一位有着三十余年警龄的老公安，由于积劳成疾，在他五十岁那年长病不起，从小在父亲…怀里撒娇长大的我心急如焚，然而，父亲用他颤抖的双手抚过我的脸颊：“孩子，一年前你答应过我，要通过自己的实力考人到人民警察这支光荣的队伍，现在你实现了，今天，你要答应我，不能因为家庭的拖累耽误你哪怕是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你的工作性质重要，答应我，永远铭记自己肩头的责任！”我含着泪水默默点头。然而，就在去年的三月，当我接到病危通知赶到以院的时候，我亲爱的父亲，却已不能言语，任凭我呼喊，任凭我落泪，而我只看见他眼角那抹欣慰的余光，最后，父亲在我怀里安静地睡去，任我泪水横流，任我长跪不起……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让我兑现了对他的诺言，他自己则以一个人民警察的身份兑现了对党和人民的忠实诺言，而我却没能尽到做女儿的一片孝心。
一直到今天，乃至以后的整个生命，我都牢记那些誓言和诺言，所以为了守护每一盏温馨的家灯，寒夜巍在街头站岗；为了保护每一张绽放的笑颜，节日我在人群中巡防……春华秋实，我恪守清贫与辛劳，为了兑现我曾经许下的不变的诺言。
金色盾牌，血染的风采！为了大地的丰收，为了家乡的微笑，无怨无悔，我站立在浏阳河的源头，目睹着我与父亲与!33万浏阳人共同生息的这方热土，在市委、政府全力打造诚信浏阳的策动下，筑巢引凤，振兴传统产业，发展新兴经济，州商引资资金逐年递增，综合经济实力一年上一个台阶。
您看，我们的生物医药园，自然环境优美，政策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宽松，被誉为中国“药谷”；您看，我们的花炮大市场、工业品大市场交相辉映，正在形成大商贸、大流通的格局；您看，才常广场喷泉如雨，思邀公园美景如画，风光桥长卧如龙，金沙大道车流如织……浏阳，正在诚信中发展，在发展中腾飞！(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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