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制中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处对策

第一篇：国有企业改制中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处对策

国有企业改制中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处对策

时间：2011-11-28作者：黄星语 李平

新闻来源：正义网

国有企业改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国企改制也是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改制过程不仅是职务犯罪案件的高发时期,也是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的时期,更是检察机关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时期。笔者拟通过对国企改制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进行分析,力求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预防体系,保障改制的顺利进行,保证国有财产的安全。

一、国企改制过程中职务犯罪的特点

1、利用企业改制之机隐瞒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借机贪污。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清算核资时,隐匿企业应收账款,但保留债权于个人手中,或者纳入“小金库”管理,实现“体外运作”。待改制结束后,再以个人名义追回,实施贪污。二是做假账贪污公款,待改制结束后再转化为个人资产。三是借改制“混乱”之机,私自转移、藏匿企业内的国有物品占为己有。

2、在资产评估中弄虚作假,减少企业净资产,欺骗审计部门,套取国有资产:一是虚增债务,套取差额。二是虚列支出,变相贪污。三是伪造亏损,侵占利润。四是编造经济纠纷,恶意诉讼,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

3、通过贿赂手段,与有关部门、资产评估机构的工作人员勾结,故意低价评估或漏估国有资产。

4、改头换面私分国有资产。在企业联合、兼并过程中“移花接木”,采取欺骗手段,将国有资产转入个人入股的私营企业。或以改制为名,将下属国有企业非法变更为私营公司,借以转移、私分巨额国有资产。

二、国企改制过程中职务犯罪高发的原因

国企改制中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大多数是企业高管人员、财会和销售人员以及与改制有关的主管部门负责人等。国企改制中职务犯罪的出现,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和主客观因素:

1、管理体制和监督权责的不统一

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是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国有资产。在此体制下,权责利不统一,权是分散的,利是抽象的,责是模糊的;另一方面就是监管不力。由于国有企业的数量庞大,对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的监管比较困难,监管不力或者多头管理的情形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是很困难的。

2、法人治理结构出现偏差

现在一些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市场竞争意识、企业经济效益观念增强了,但法律意识和依法经营管理企业的水平还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一些国企负责人不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企业,封建家长制作风严重,未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结果是企业环境不佳,企业人员价值观念扭曲。有些国企将改制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私有化过程,出现了将优质国有资产迅速低价卖出,大幅度让利的现象,也为一些人利用企业改制中饱私囊提供了机会。

3、企业内部监督不力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但在经营者权力增大的同时,相应的管理监督机制却不健全。一些企业对直接管理钱、财、物以及一定实权的企业人员监督不力,企业经理在经济交往中拥有专门的活动经费,却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财务管理失去审核、监督作用。财会人员主观上不敢监督,客观上不能监督,进而保护和掩盖了企业内部的职务犯罪。一些企业领导长期缺乏必要的提醒和监督,霸气十足,对法律的威严认识不足,更有甚者藐视法律,明知犯罪,但自认为手段隐蔽,查不出来,即使被查出来,也自信能够凭关系将大事化小

1小事化了。

4、评估审计不严,法律政策滞后

有的评估审计部门没有做到对改制国企全面客观进行账面资产、实际资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评估审计。在评估结果的确认上,有的不公开不透明,暗箱操作,弄虚作假,故意低估国有资产,为职务犯罪提供滋生的土壤。国企改制的立法尚不健全,政策还不很配套,使在改制过程中,没有切实做到事前预测、事中反映、事后检查;也没有做到资金使用之前有计划、使用之中有监督、使用之后有审计;还没有采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建立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和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三、预防国企改制过程中职务犯罪的一点建议

1、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构筑思想道德防线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关键要建立合理流动的机制,靠转换机制加以解决。同时要加强理想信念、艰苦奋斗教育,使国企公务人员增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始终保持良好的道德情操,廉洁自律,洁身自好,进而增强其自我约束的能力。

2、公开改制程序,实行阳光操作

国企改制应实行企业改制方案公开、企业改制结果公开、企业改制审计公开、职工安置政策公开、企业发展规划公开、资产竞标拍卖公开。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各方监督,使企业改制保证质量规范运作,防止暗箱操作。对于群众反映强烈、多次举报的腐败问题、违法犯罪问题,司法机关要高度重视,从稳定大局和保护企业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查清问题,妥善处理。对于举报属实、构成犯罪的行为,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及公安机关经济侦查部门各司其职,按照各自范围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3、对国有资产管理从立法上进行加强

资产评估、审计是转制过程的核心环节,资产申报的真实有效关系到转制过程的合法性,保护国有有资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在国企改制中,要规范改制政策和程序设置,不准设置种种隐性门槛,搞所谓的走过场,不准拿企业到银行抵押“空手套白狼”，用国有资产收购国有资产。针对我国实际,主要是加强国有资产的立法,使国有资产管理的各个方面均有法律依据,如企业财产清查、企业财产、债权、债务、资产评估,划分管理主体之间和管理主体与国有资产运行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各自的职责边界和权利范围等,都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完善。只有依法管理国有资产,才能提高管理的权威性,保持管理的连续性,也使国有资产的运行具有稳定性。

4、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预防职能,从源头上进行遏制

检察机关利用已经建立起的社会化大预防网络、成熟的行业预防经验,尤其是对职务犯罪心理演变轨迹的了解,以及对职务犯罪特点规律的把握的优势,将该领域反腐败的关口前移。凡是有一定规模并在当地有影响的国企改制,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可提前介入,与行业主管部门建立预防改制中职务犯罪的领导小组,帮助企业规范改制中的工作制度和监督制度,共同研究可能出现职务犯罪的机会和环节,在此基础上,建议召开联席会议、签订“廉政协议”、开展警示教育等方式,从而有针对性地建立预防机制和开展法制宣传。

(作者单位: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检察院)

第二篇：犯罪预防与对策

犯罪预防与对策

1、我国现行打防并举犯罪对策解析。

我国现行打防并举犯罪对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基本内容。打，即打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防，即防范，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减少违法犯罪活动的积极措施和主动措施。打防并举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这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指导原则，它指出和揭示了打和防、指标与治本的辩证关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掌握的重点。

现阶段打防并举的重点应是坚持预防为主、重在治本的原则，就是要在宏观上把预防工作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最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注重从抑制和消除产生危害社会治安现象的具体原因和条件入手，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违反法律、纪律、道德等社会行为规范的现象发生，从而达到治本之目的。

预防为主，重在治本，是实行综合治理的必然要求。以惩罚为主，其作用毕竟是侧重于治标，而不是治本。可以说，我国已经把严惩犯罪作为整治社会治安工作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但是，我国刑事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却仍然持续大幅度上升，治安问题日渐增多，从这一角度来看，预防为主，重在治本原则的提出，也是对我国整治社会治安工作进行历史反思所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中央提出的“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这六个方面的工作，具体地体现了预防为主重在治本的基本原则，强调预防为主重在治本，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严惩犯罪，积极治标。刑罚惩戒也是一种重要的预防手段。正是由于这种辅助的事后的预防与积极的事前预防相互配合，才能使得预防为主重在治本的原则更为完善和切实可行。坚持预防为主重在治本，就要花大力气全面深入地认真研究和分析产生危害社会治安诸现象的各种原因和条件，特别是那些引发违法犯罪的具体的现实的直接原因和条件，并积极寻求消除这些原因和条件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

2、犯罪的情景预防策略评析。

情景的犯罪预防，就是对于某些高发生率的犯罪，直接通过管理、设计、调整的方式持久有机的改变环境，从而尽可能的使行为人认识到犯罪行为难度增加，被捕的可能性增大，收益减少，以此来减少犯罪。它是20 世纪70 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国家所倡导和实践的犯罪预防理念，情景预防理论包括四个组成部分：(1)一个建立在惯常行为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之上的预防理论；(2)一项立足于行为研究范式基础之上的标准方法论;(3)一套目标加固和犯罪机会减少的技巧；(4)一组评价预防效果包括研究犯罪转移的方法。具体措施包括目标的强化、防卫空间的设计、社区犯罪预防策略以及疏导和转移犯罪人远离被害人的策略等。

情景预防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情景预防的成功有赖于在实践中对情景预防理论的具体运用和落实。情景预防并不是针对某一类犯罪简单的通过改变环境来预防犯罪, 所以针对不同的犯罪类型, 情景预防的具体方法是彼此不同、各有侧重, 具体的预防手段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万变不离其宗”，情景预防的核心是通过提高犯罪行为的难度, 增加行为人被捕的机率, 减少犯罪的收益来预防犯罪, 因此理论的应用存在带有规律性的做法, 所以在实践中应掌握这一理论的精髓, 灵活运用, 而不必强求统一。总之, 情景预防是从外部通过改变影响犯罪人产生动机的情景因素来抑制动机的产生和行为的外化。犯罪既然是行为人人格对情景的反应, 因此这种仅消除利于犯罪的情景, 而未从本质上作用于行为人人格形成的作法, 难言彻底, 可以说只是从形式上而不是从本质上预防犯罪, 治标而非治本。它对于某些犯罪, 如醉酒者实施的犯罪, 人格障碍者实施的犯罪, 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 以及激情犯罪, 由于行为人对实施犯罪时的情景因素是否对自己有利、行为与收益是否合理往往甚少考虑或即使遇有障碍, 也会创造条件实施的犯罪收效甚微,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其它预防手段发挥作用。预防犯罪乃是一个综合多种力量, 运用多种手段,采用多种措施, 以防止和减少犯罪及减少犯罪的举措体系, 犯罪预防体系包括司法预防、社会预防和情景预防,所以在强调情景预防的同时, 不能因此就否定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在犯罪预防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和重要功能, 而要使三者在各自的空间充分发挥其作用, 有机配合, 共同预防犯罪。

3、我国现行少年司法制度利弊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学与犯罪学理论, 所谓少年司法制度就是根据未成年人(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出发点, 以预防未成年人再违法、犯罪为目的, 以不同于成年人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来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特殊的司法制度。1985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通知》中提出对青少年犯罪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后, 社会各界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给予高度重视。

我国现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可以成为“社会·司法”模式，其特点是社区广泛参与帮助教育违反犯罪少年工作，将国家司法机关的干预减到最小限度。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的优点主要有：第一、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在吸收了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的先进理念，根据我国国情，从少年犯的刑事审理开始发展起来的。第二、比较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第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贯彻从轻、减轻原则。第四、对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少年犯，有条件实行缓刑的尽可能宣告缓刑，使他们不脱离社会正常生活，在其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接受考察和帮助。第五、被判处有期徒刑需要执行的青少年送往专设的“少年管教所”。现在我国的少年刑事案件基本上形成了由少年法庭审理的格局。少年审判工作贯彻“寓教于审, 惩教结合”的原则, 对教育矫治少年犯, 预防少年犯重新犯罪起到了显著作用。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从开始至今的20 多年间,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不等于说我国已有了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我国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但这两部涉及未成年人的专门法律仅有原则性规定, 无具体的措施, 可操作性弱，从总体上看,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规定甚少, 呈现对未成年人司法保障乏力的局面。目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缺乏完备的立法体系。从少年司法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言，主要以刑事司法为内容，有关非刑事性质少年司法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基本是空白。第二、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笼统，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和制度。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关于少年权益保护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道德、号召性条款多, 缺乏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 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没有详细明确的界定。第三、刑事单一化、审判单一化与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矛盾，没有形成独立于成年犯罪人的少年法律体系。我国大多数地区没有形成与少年审判相配套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辩护等制度，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优势无法形成和体现。

4、社区犯罪预防的定位及其功能。

社区是一个具有多重功能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居民主要的工作、学习、生活空间，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和滋生不安定因素，加之社区中的人、财、物比较集中，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标，因而社区成为犯罪行为的主要发生地。立足社区开展社会工作，可以完善社区服务，遏制和减少犯罪的发生，而社区犯罪的减少，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也正是开展犯罪预防的目的所在。因此，可以将社区看作融治本和治标措施于一体的犯罪防控机制建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首先，犯罪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区中，直接的犯罪防范措施必须在社区建设中体现；其次，预防、打击犯罪，必须走群众路线，而群众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区中，因此犯罪防控必须融入社区建设；最后，对犯罪人的改造如缓刑、假释、管制等都需要人民群众的配合与监督，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和再社会化必须依靠社区。

社区在预防犯罪方面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开展社区社会工作，能够有效消除犯罪诱发因素

具体的生活环境是直接影响犯罪发生的社会因素。由于社区是社会成员生活的重要归宿，居住在社区内“社会人”的生存需求、政治需求、社会需求甚至精神需求都依赖通过社区得以实现。开展社区社会工作，逐步拓展社区服务内涵，可以满足社区成员的多种生活和精神需求，不断增强成员的社会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为人们创造安全、优美、方便、舒适的生活环境，从而能够有效地减少犯罪的发生。

（二）开展社区社会工作，能够有效减少各种犯罪隐患

犯罪是社会生活中消极现象的一种集中反映，也是社会关系失调和社会结构失衡的一种表现。社区作为社会成员重要的活动场所，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集聚地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地，任何细小的不稳定因素碰撞，都可能演变为外化的犯罪行为。如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和再社会化必须依靠社区，从某种程度上讲，再犯罪率的高低，既取决于监狱的改造效果，更取决于犯罪人出狱以后的再社会化工作开展的好坏。开展社区社会工作，架设政府与社区成员的沟通桥梁，能够畅通倾听呼声、听取意见、为社区成员及时排忧解难的通道，使社会矛盾得到有效调节和控制，进而消除犯罪隐患，维护社会稳定。

（三）开展社区社会工作，能够有效净化犯罪产生的土壤

道德观念缺乏，法律意识淡薄等是犯罪产生的个体原因。社区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具有经济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参与功能、社会互助功能等基本功能，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发展社区社会工作，以社区这个基本的、微观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为基点，能够有针对性的普及法律知识，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把犯罪治理的根本措施与犯罪防范与打击的直接控制措施结合起来，推动人们逐渐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形成互助互信的良好风尚，从而寻求一种有效的、操作性强的犯罪防控机制，减少诱发犯罪的个体因素。

第三篇：社会保障领域中职务犯罪预防的探析

社会保障领域中职务犯罪预防的探析

蔡庭花

摘要：社会保障领域的职务犯罪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预防和控制社会保障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是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重要举措。加强社会控制、制度建设和司法监督是遏制社会保障领域的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社会保障职务犯罪

以推动社会和谐为己任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一种福利制度、一种经济制度，还是一种责任体系、道德承诺、社会构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源于人类对于建立公正社会的不懈追求与尝试，这也必然体现社保体现公正，促进公正的特质。社会保障制度在一个社会中发挥着保护器、安全阀和调节器的作用，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保证。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迅猛发展，尤其社会保障资金的大量投入，使得社会保障领域也越来越成为腐败分子关注的目标和涉足的场所，社会保障领域内职务犯罪也呈上升的趋势。如何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控制和预防社会保障领域中的职务犯罪，已成为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社会保障的缘起与界定

1、社会保障的缘起

1601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颁布的旧《济贫法》可以看成是社会保障的萌芽，但旧《济贫法》的立法精神是济贫和惩贫相结合，把贫穷看成是个人的懒惰、浪费与无能造成的，从而否认公民具有社会保障权，国家没有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义务，国家的济贫措施只是一种施舍和怜悯①。1935年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布的《社会保障法》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这一概念，并开始认识到贫困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还有社会的责任。从此，政府作为社会保障主体确立下来。对于社会保障的文献综述，请参看潘孝珍《关于社会保障权研究的文献综述》一文②，在此笔者不再赘述。社会保障兴起于欧洲大陆，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家庭的生存保障基础，加大了劳动者的生存风险和社会风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关系严重对立，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当权者意识到必须采取社会保障措施解决涉及公民基本生活的伤残、医疗、失业、养老等方面的问题，从而消减劳资冲突，稳定社会。德国卑斯麦政府率先通过颁布系列相关法律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之后英国和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一词首次公开使用是1935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随之又出现在1938年新西兰通过的一项法案中。“1944年第26届国际劳工大会发表《费城宣言》，国际组织开始正式采纳社会保障概念”。至此，社会保障概念开始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为人们所普遍使用。社会保障是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它是社会成员生存、生活和保持人格尊严必不可少的。正如德国学者霍尔斯特·杰格尔所言:“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出现困境，例如生病、失业、事故、老年、死亡、生育多胞胎、生育一个有残疾的孩子、住户困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迫切需要他的家庭、邻居、救助机构、保险机构或者国家的帮助。而人的尊严和价值要蔡庭花，女，汉族，甘肃榆中人，中共兰州市委党校助教，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委党校，邮编：730000，电话:***。

求一个有效的保障。只有在充分的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同时有精神自由—人们的人格才能得到公平的展。”

2、我国学者对社会保障概念的界定

有学者对我国有关社会保障的定义进行了归纳，并将这些定义分为三类:“一是认为社会保障是一种经济分配形式，是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二是认为社会保障是一类社会福利制度；三是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履行管理义务的一种社会责任。”。社会保障的含义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国家强制立法建立的；第二，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和社会;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利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第四，社会保障是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一种生活保障制度；第五，社会保障是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而直接或间接实施的一种社会制度。

二、社会保障领域内职务犯罪的界定

不同学者对社会保障权所涵盖的范围的确定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李乐平认为，从实体方面来讲，社会保障权的内容可以分为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社会福利权和其他项目的社会保障权③。扬威认为公民社会保障权所涵盖的范围要比前者广，社会保障权具体应该包括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环境权、获得物质帮助权、获得救济权。显然，扬威所认为的社会保障权的范围是对李乐平所提出的社会保障权范围的扩展④。然而董克用认为，社会保障应对的是社会生活中的社会风险、个人风险和自然风险，抵减这些风险的手段是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由此可以看出他认为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包括了社会保权和社会救助权，而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并不属于社会保障权所应涵盖的范围⑤。

此外，李乐平还从程序方面对社会保障权涵盖的范围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保障权应该包含社会保障利益请求权、社会保障利益受领权、社会保障利益处分

⑥权和社会保障利益救济权。笔者学者更多的从不同角度对社会保障权范围进行

界定，但对于社会保障领域没有太多的争议，同时社会保障领域也是随着国家经济水平与税收水平而变动，不应过多的纠结于此。

职务犯罪是一个类罪概念,对于职务犯罪的概念, 国内学者的观点并不统一, 概念不统一的直接结果就是界定职务犯罪的外延范围有所不同⑦。关于职务犯罪的外延范围, 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职务犯罪包括三种, 一是贪污贿赂犯罪, 二是渎职犯罪, 三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职务犯罪包括四种, 除了以上三种外, 还包括军人违反职责犯罪；第三种观点认为职务犯罪不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也包括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职务人员犯罪⑧。通过比较分析理论界对于职务犯罪的定义，李小燕认为，职务犯罪作为一类犯罪的总称，由于囊括较多的罪名，各个罪名的形态特征又各不相同，很难对其进行具体而又准确的描述，因此，笔者更倾向于采用司法实务中的概括性定义。笔者赞同李小燕的观点，职务犯罪是指由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行为⑨。

三、预防和控制社会保障领域的职务犯罪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是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在内的保障体系。它们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安全网”“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

“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其建立与完善

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保证”⑩。与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的职权设定的理念在于为保障社会公共福利的实现与社会公共服务的落实。然而，公权力行使者所实施的职务犯罪却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行为者由被动的、无独立自主权的公共服务者转向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型的行政资源的贩卖主体。如此，本该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的领域就成为了掌握公权力的个别人进行权力寻租的场所，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受贿、索贿进行利益交换，社会的公平、公正体系因竞争机会不均而被打破，经济、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而这恰恰与建立在社会发展进步、公平和正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背道而驰。

显而易见，职务犯罪危害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及流动，扰乱了社会利益的调整、分配格局。而作为社会稳定和和谐底线的社会保障领域的职务犯罪是社会更为不能接受的，它的产生与不加预防控制将对我国目前以“民生”为导向的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致命的打击，所以，预防和控制社会保障领域中的职务犯罪对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四、社会保障领域中职务犯罪凸显的原因

现代犯罪学认为犯罪心理的形成和犯罪行为的发生是由影响个体的主客观因素综合的互为动力的作用的结果，即：“犯罪综合动因论”。社会保障领域中职务犯罪的产生亦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它是由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制度缺位、公权力运行机制弊端、人性的局限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中的制度缺位，尤其社会保障领域内

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导致政府部门用掌握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对资源进行配置，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失去基础性作用。而滞后的政治改革没有及时跟进，使得制度在改革中严重缺失，这就极易形成腐败的温床；同时，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滞后，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时期，很多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社会保障立法，在这个过程中就难免出现监管漏洞，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乘机利用法律漏洞及制度缺陷，大肆进行权钱交易，使职务犯罪得以蔓延。

2、社会保障领域内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的弊端

一般情况下，国家公职人员拥有资源以及可以调动资源的权力越大，控制、影响他人的力度就越大。从社保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来看，涉案的人员大部分在案发前在本单位居于重要的职位，他们掌握的权力相对集中在行使权利时又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当权力的扩张逾越一定的界限，即背离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时，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当权者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多地转化为经济、文化、声望和社会地位时本来为社会公众谋福利的公共权力就蜕变为为少数公共权力拥有者谋取私利的工具。

3、社会保障领域内的理性计算、侥幸心理

由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经济人主要用于解释经济行为，其基本含义是：经济人是自利的，并运用自己的理性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法律经济学家认为，法律中的“人”也是“理性经济人”，因此，人类的法律行为，包括犯罪行为，也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进行解释。一个理性的犯罪行为实施者在进行犯罪行为之前都有一个利害权衡过程，当他认为实施犯罪行为所得大于其所受到的惩罚时便产生了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运行的弊端，法律的漏洞，这些外部条件对掌握公权力者实施犯罪行为起到一个助推作用；再加上社

会上存在相似行为没有被追究的现象，在法不责众心态的驱使下又使其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更加膨胀，自然会置法律而不顾，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社会保障领域，由于其面对的多为文化程度和社会资源网络较少的弱势群体，很难对其管理者进行监督，同时，国家倡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使更多的关注点转向经济发展，而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落后于社会保障发展。

五、防范和控制社会保障领域职务犯罪的途径

1、加强社会保障领域内规范性制度建设

职务犯罪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公共权力的异化，也就是公共权利的拥有者非法或不当使用其拥有的权力。

在我国，公共权力的运行缺乏清晰、严密、具体的规范，尚未形成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权力和责任机制，当各种制度因素不协调、不配套时便会产生矛盾，有些公职人员忘记或忽视手中权力及职责的来源，错误地将等价交换的市场运行规则异化到其行使权力的环节，把履行职责认为是一种付出，当事人给多少钱就给多少回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索贿就顺理成章了。社会保障领域更是如此。另外，已有的社会保障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也没能得到很好的遵守，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因此，预防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制度层面进行有效的配置，规范权力的行使条件，形成严密、科学、合理、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国家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实现对社会保障领域中职务犯罪的控制。

2、以加强社会控制为手段预防社会保障领域职务犯罪

社会控制是对社会不轨行为的反应，包括国家和公民的规范行为，而职务犯罪恰恰是社会失范的一种表征。任何权力越位、错位、缺位，任何权利被漠视、遭替代，社会关系就可能紧张，社会矛盾因此而产生，社会失调状态在所难免。所以，社会结构需要安全阀机制，在不毁坏结构的前提下排除社会紧张、防止社会解体。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社会保障主要性，而且要在社会管理的高度来试试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管理对社会保障领域的倾斜研究，从社会稳定与社会控制的高度加强对社会保障领域内职务犯罪的控制与预防。

3、加强社会保障领域内司法监督

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特点，如果对权力的行使不进行限制，权力就会无限度地扩张，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我国监督体系中的司法监督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审判机关通过依法审理行政案件，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二是检察机关依法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法院审判活动和判决生效后执行活动的监督。采用广义的检察监督权更符合检察制度建立的初衷，因为检察权的实质就是对其他国家权力的控制和制约。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促使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实施职务行为，从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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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克用.中国经济改革30 年·社会保障卷[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6]李乐平.论社会保障权的属性[J].实事求是，2008（4）

[7[8]高铭暄、陈璐.当代我国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J].法学杂志，2011（2）

[9]李小燕.我国职务犯罪及预防对策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

1[10]刘晓丰、杨成湘.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构建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J].重庆社会科学, 2006(6)

第四篇：改制国有企业与房地产公司合作协议

协 议 书

甲方：大连神风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大连DMS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鉴于：

1、甲方系被列入大连市搬迁改造企业计划，被列入2008年企业转制单位之一；

2、甲方拥有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华东路200号、占地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

3、甲方目前经营困难，无力独自完成企业转制工作，也无法继续经营管理上述土地和房屋，决定邀请乙方合作，并由乙方经营管理上述土地和房屋；

4、乙方决定协助甲方的企业转制工作、经营管理上述土地和房屋，并在甲方搬迁后，自行办理土地和规划等审批手续，将上述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

双方就合作一事达成以下协议：

一、合作方式

1、乙方拟向甲方投资8000万元人民币，但最终以甲方出让上述土地所得为准，乙方最终投资总额应等于上述土地出让后甲方全部所得。

2、乙方投资款用于甲方办理企业转制、偿还银行贷款、安置职工等，在上述土地出让后以土地出让金分成及补偿金等形式转给甲方。

3、在支付投资款之前，乙方应先行借给甲方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安置职工，支付时间为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

4、作为乙方投资的回报，甲方将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华东路200号、占地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交由乙方经营和管理，但乙方应当向甲方交纳一定的经营管理费用。

二、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负责清理上述土地和房屋内的物资，清理完毕后将土地和房屋交由乙方经营管理，交付时间为。

2、上述土地和房屋交付前其上所负担的债务由甲方承担，交付后新产生的债务由乙方承担、经营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由乙方负责解决。

3、甲方辅助乙方办理上述土地用于房屋开发等事宜的手续。

4、对于乙方的3000万元借款，甲方每年应当向乙方支付利息，支付方式为以乙方应交纳的经营管理费用直接抵扣。乙方经营管理终止后或者甲方还款后（以发生时间在先的为准），甲方无需再向乙方支付利息。

5、甲方上述土地和房屋如所得超过8000万元的，超出部分甲方收取40％。

（二）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不对甲方企业转制后享有任何股东或者出资者的权益。

2、乙方在经营管理上述土地和房屋过程中，每年应当向甲方支付10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

3、甲方上述土地和房屋出让所得超过8000万元的，超出部分乙方收取60％。

4、乙方负责上述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前期工作，到相关部门办理搬迁改造的前期规划和挂牌转让手续。

三、借款的返还

1、甲方在收到上述土地全部出让所得后，当日即应将3000万元人民币借款返还给乙方。

2、如遇到政府对甲方搬迁改造政策调整或者其他法律法规和政策变化导致上述土地用途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因为甲方自身经济纠纷导致甲方不能搬迁改造实现房地产开发目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退出经营管理上述土地和房屋，并向甲方收回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

四、其他约定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三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或负责人）

本文档由辽宁（大连）添赢律师事务所王伟律师提供

联系电话：***QQ：289756007

第五篇：国有企业改制资产流失的成因及对策

国有企业改制资产流失的成因及对策

2006/12/

21------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在步步推进的过程中，在国有企业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产权转让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有人甚至借改革之名，行侵吞国资之实。据有关部门统计，国有资产每年至少流失800亿至1000亿元人民币。下面就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及治理对策，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国有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方式较多，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操之过急，优惠过多。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有一种错误意识，认为国有企业是政府的负担。觉得只要国有企业退出了，给职工一笔经济补偿费，解除劳动合同，就不用纠缠政府了。为尽快完成国有企业改制，这些地方政府大都制定改制时间表，成立督导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企业改制。更有甚者，把完成改制当成一项政治任务，给“一把手”下指标、限时间、压担子，否则“乌纱帽”难保。重压之下，为了赶进度，国有企业改制往往走调变样，国有资产很容易被低估贱卖、“合法”流失。

二是自卖自买，暗箱操作。在国有企业产权改制各种形式中，最具争议的是管理层收购（M BO）。这种行为是指：公司的管理人员通过购买本公司的股份，改变公司股权结构，成为公司所有者的一种收购行为。管理层收购之所以成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模式，在于它是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的有效途径，不仅可以解决企业所有者的缺位问题，还可以解决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问题。不过，在改革实践中，被人称作国有资产“自卖自买”的管理层收购模式很容易走样。虽然经国家有关部门叫停，但仍有许多企业抵挡不住诱惑，偷偷地施行管理层收购。

三是收人钱财，给人“方便”。按照规定，国有企业改制之前，必须聘请中介机构进行审计、评估，评估结果作为产权转让价格的直接依据。中介机构能否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审计、评估，是决定国有资产流失与否的关键环节。但中介机构为招揽客户，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往往投企业所好，看企业“脸色”行事，与企业联手，低值评估、贬损国资。“收人钱财，给人方便”，审计、评估工作中走过场、造假，使“评估报告”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帮凶”。

毋庸置疑，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而国有资产流失也不是无药可救，是可以有效预防的。如何防止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呢？我个人以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工作：

首先，积极稳妥，谨防刮风。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工作，面对困难无所作为不行，急于求成也不行。必须警惕简单化、片面化倾向，防止刮下指标、定时间表之风，防止改革走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要坚持因企制宜原则，从企业实际出发，成熟一个改革一个，不能用行政命令推进企业改制，不能搞“一刀切”，保证改制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同时要坚持着眼于企业发展、区别对待原则，制定较为具体的改制企业范围，针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政策，防止国有资产政策性流失。

其次，民主决策，严格程序。涉及企业改革决策，事前务必充分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确保改革能够统筹兼顾国家、债权人和职工等各方面的利益。改制不规范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一大原因。要堵塞国资流失黑洞，必须规范操作，切实增加改制过程的透明性、竞争性。操作过程中，要把好评估、交易和决策“三道关”：在资产评估工作中要

1引入竞争机制，从有资质的评估公司中选择具体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由出资单位进行审查批准；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充分发挥产权市场的作用，让市场决定国有资产的转让价格，通过产权市场实现公开、公正、透明交易；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各方面复杂的利益关系，具有挑战性和风险性。所以要加强决策的规范性，要求决策过程要民主科学，结果要公开透明。

第三，健全法规，强化监管。没有规矩，难成方圆。目前，国有企业改制的规章制度尚存漏洞、不够完善，有的还缺乏法律效力。所以，应着重建立科学的规则和程序，加强国有企业改革的法规建设，堵塞由于法规缺位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管理层收购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和环境。在目前条件下，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可以探索试行管理层收购或控股。中小国有企业试行管理层收购，必须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法规建设要重点突出以下几点：要限制管理层的持股比例，管理层不得参与具体收购过程，要进场交易、公平竞价，不得向包括本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借款，更不得以拟收购的企业资产作抵押进行融资或贷款。

要健全产权交易制度，规范交易行为。产权交易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国有产权的转让必须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认定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实现“阳光交易”；国有产权的转让必须按照规定的内容、方式、时间公开披露产权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以杜绝暗箱操作，逐渐形成国有产权转让价格的市场发现机制；国有产权必须实行竞价交易。

防止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加强改制的外部监督制约力量，加大上级督察力度，鼓励广泛的社会监督。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国有企业在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和产权转让不规范问题，必须及时进行检查和查处。

（作者：张立强，来源：中华工商时报，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