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骂脏话是门技术活
致认为是素质低下的表现,而我,可不这么认为。骂脏话是门技术活。别以为,骂脏话很容易,它难就难在看骂什么脏话和什么人骂脏话。
俗话说得好,遇见书生讲书,遇见屠夫讲猪。骂脏话就是这个理。每一个不同的朋友我们都要分方式对待。对谦虚文质彬彬的人我们要宽容地有礼貌地干净地去说话,绝不能有一个脏字。
在讲义气的但是满口脏话粗鲁无礼的人面前,我们也要跟着说些程度浅的脏话,但在说之前要讲清自己的原则这样既拉近了和那种朋友之间的距离也摆正了自己的地位。可别说,我们永远都不交那种朋友,我们总有用到他们的地方和时候。
在经常给别人穿小鞋,喜欢在背后闲言碎语却装的一本正经的人面前,我们千万不能说脏话,是个聪明人都知道。
因此,骂脏话不能单一的说成是没素质的行为。素质这两个字在现今社会要被重新审视一下了。何为素质?我认为不随地丢垃圾不随地吐痰,珍爱水资源节约能源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宽容,孝顺,有亲和力部挑拨是非的人才叫有素质。适当的骂脏话可以有效的派遣一个人心中难耐的愤懑和火气,你会发现有时人气的直哆嗦的时候只有大声地骂脏话才可以缓解,真的很神奇。不要把那片面的看做是没素质。骂脏话骂的好骂得恰到好处的人是个会技术活的人。我们想想,只有当一个人特别在乎另一个人时,面对他的欺骗和离开我们才会非常生气的骂出脏话以释放自己。那样才会感到不那么痛。
骂脏话骂得好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生活的酸甜苦辣甚至不能缺少脏话的调剂。但不能时时刻刻都把脏话挂在嘴上。所以说,骂脏话是门技术活!
第二篇:骂脏话的检讨书
尊敬的单位领导、同事们:
大家好,我怀着十万分愧疚和遗憾的心情要向大家宣读这份骂脏话的检讨书,关于我在公司上班时间骂脏话,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起因是这样的,20xx年4月3日星期六,因为在公司的业绩报表审查方面跟小张发生了一些分歧,进而我们相互争执起来,随后小张的一些观点让我觉得极度反感,在情急之下我骂出了脏话。
首先,我要对我的错误做深刻的反省。我深刻地意识到无论说法有多么不同的观点,无论对方的观点如何得难以接受,但骂脏话这样过激的行为,在同事之间产生的负面影响总是严重的,骂脏话还是我的不对。
我此次此刻感受无比的内疚,我愧对于公司,愧于这些同事。因为的文采不好,对于我此时的心境,我无法用极为绚丽的词藻全然抒发,但我的一颗悔过之心昭然若揭。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我对我的错误已经有了很深的体会和反省,这过去的两天中,我的内心是纠结的。我曾经想过提交一份辞职报告,就这样一走了之。但后来我清醒了,这样的一走了之是多么的不负责任,是一种懦夫的行为。
我不是懦夫,更不会承认我是懦夫,因此我要积极地做好表现,通过努力来弥补我此次的错误。也希望广大的同事监督我,通过此次检讨,我会深刻的接受教训,努力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此致:
孟谢!
检讨人:
第三篇:揭秘“二号首长”秘书是门技术活
揭秘“二号首长”秘书是门技术活
“二号首长”这个既被仰望又被俯瞰的群体,在很多人眼中拥有延伸的隐性权力,离权力中心最近,也是腐败的隐患区。有的春风得意显耀一时,也有的打杂拎包恪守本分。
在近二十年来落马高官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
秘书“腐败”虽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媒体评论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相关规定的“落空”,那么,国家对于秘书配备,秘书权责有何规定?秘书的腐败如何产生?又通过哪些形式?
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去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此前,秘书是如何配备的?
四川曾半年内清理两千秘书
在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虽然分工不同,但组织任命时统称为“机要秘书”。1980年,中办发布《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
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解读说,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皆为违规行为。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今年3月,“曲阜市级官员不配秘书”的新闻引发关注。3月20日,曲阜市委发布消息,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
曲阜市是县级市。按照此前中央的规定,该市领导不应该配备专职秘书。
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在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
这不是各地第一次集中清理专职秘书。
早在2003年,四川就规定,市县领导不配专职秘书,仅半年内,全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2005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又发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领导专职秘书。
其后,安徽、内蒙古赤峰也出台了相同规定,赤峰市红山区取消了区内11个县处级党政领导的专职秘书。
被选为领导人秘书前并不知情
对于挑选秘书的标准,1980年的《暂行规定》提出的要求是:“必须挑选成分好,政治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政治上绝对可靠,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担任。”
1986年的《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则明确,“领导同志的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同志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员担任秘书”。
曾任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吕聪敏曾给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当过10年秘书。其被选为李鹏秘书的过程,就体现了上述组织配备原则。在回忆文章中,吕聪敏写道,当时他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被选为李鹏秘书前,他并不知情。1988年春节后的一天,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刘华秋通知他:“李鹏同志需要一个外事秘书,部里认为你去比较合适。”刘华秋还特意告诉他,“这是组织决定,不是征求意见。”
曾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的龙永图做客央视《对话》时曾透露,“秘书都是勤勤恳恳,讲话很少,做事很谨慎,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许耀桐介绍,中央层面秘书配备很正规,但地方层面有时是名义上由组织配备、审查,实际上由领导自己挑选,领导看上谁,就选到身边担任秘书。
如陈希同的秘书陈健,河南社科联主办的《领导科学》期刊曾发表文章称,陈健起初只是一个机要通讯员,学历不高,但乒乓球打得好,经常陪陈希同打球,加上办事机灵,被陈希同选为秘书。
“河北第一秘”可左右官员升迁
国家某部委领导秘书对记者说,高层领导秘书的能量远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大。“我们不可能代替领导做决定。比如有人来京拜访领导,我们都是先汇报,见还是不见,都是领导自己决定。如果该见的没见到,不该见的反被我们引见了,那么就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时间长了就是拿自己的仕途冒险”。
对于秘书的操守,1986年的《规定》要求,“秘书工作人员协助领导同志处理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秘书工作人员不得违背组织原则插手人事问题。要维护领导机关之间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不得传播、泄露领导同志讨论工作过程中的各种意见和尚未正式作出决定的问题”。
但实际生活中,一些地方领导的秘书不仅表现得有所依仗、有恃无恐,甚至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最典型的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半月谈》曾撰文指出,李真可“分享”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有能力左右河北省官员的升迁,甚至涉及省级干部的升迁。有位老干部揭露,李真在位时,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
不少落马秘书都是“贪腐掮客”。如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央视《新闻调查》曾披露,当年,成克杰和李平的不正当关系被成克杰的爱人发觉后,周宁邦安排二人在自己的车里密谈,商量各自离婚后再结婚的问题。周宁邦还为李平出谋划策,“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
为个人谋取私利的秘书更不在少数。新华网的报道指出,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他将两个原秘书蔡建辉和张焱分别安排到了深圳市规划国土局规划处处长、深圳市政府办公厅正处级干部岗位。以他为靠山,二人为开发商审批“排除障碍”,收取“关照费”。
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秘书、司机等“身边人”在近几年的反腐斗争中逐渐暴露出来。“落马官员”走向贪污腐败之路,往往离不开“身边人”的影子。
对此,刑法曾专门进行修改:将受贿罪的适用范围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官员与秘书常前后脚落马
近年来,官员与其秘书前后脚落马的例子也时常见诸报端。比如陈希同秘书陈健、王宝森秘书闫振利、陈良宇秘书秦裕、**秘书乔希君、刘铁男秘书王勇等。
持续多年接连发生的高官秘书贪腐案件,引发了对“秘书腐败”的关注。不少学者撰文指出秘书成为“升迁捷径”等乱象,不少领导将提拔秘书作为对其服务多年的奖励,而提拔过程则采用“空降”,规避组织审核、监督程序。
“上海第一秘”秦裕就是“空降”,2006年7月6日“空降”到上海市宝山区,任区委副书记,7月25日正式就任该区区长。但正式上任后就被调查、免职,被称为“一个月区长”。
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也是“空降”。2010年10月,冀文林从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岗位,“空降”海口,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正厅级),2013年1月升任海南省副省长,时年仅46岁,而十年前,他还只是一名正处级秘书。对此,许耀桐表示,与其他岗位相比,秘书岗位接触面广,很能锻炼干部。因此不少秘书出身的官员,转型后都在所在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秘书出身的现任高层领导干部有山东常务副省长孙伟(曾任吴邦国秘书);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丘小雄(曾任温家宝秘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曾任朱?F基秘书)等。
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伍绍祖就曾当过国家副主席王震的秘书。他撰文回忆说,“虽然在这个岗位(王震秘书)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年零两个月,但受到的锻炼却不少。王震同志是我的第二位社会老师,也是政治老师。1975年,张爱萍同志回到国防科委工作,王老把我推荐给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说让我去了以后不要当大官,要从最低的职务干起”。
许耀桐强调,早些年秘书腐败不在少数,十八大后反腐力度超过以往,但秘书群体并非腐败多发、高发群体,“究其根源,秘书腐败的本质问题还是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如何约束,秘书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领导。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秘书腐败现象也会淡化,得到治理”。
第四篇:揭秘“二号首长”:秘书是门技术活
揭秘二号首长:秘书是门技术活
二号首长这个既被仰望又被俯瞰的群体,在很多人眼中拥有延伸的隐性权力,离权力中心最近,也是腐败的隐患区。有的春风得意显耀一时,也有的打杂拎包恪守本分。
在近二十年来落马高官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
秘书腐败虽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媒体评论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相关规定的落空,那么,国家对于秘书配备,秘书权责有何规定?秘书的腐败如何产生?又通过哪些形式?
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去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此前,秘书是如何配备的?
四川曾半年内清理两千秘书
在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虽然分工不同,但组织任命时统称为机要秘书。1980年,中办发布《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
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解读说,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皆为违规行为。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今年3月,曲阜市级官员不配秘书的新闻引发关注。3月20日,曲阜市委发布消息,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
曲阜市是县级市。按照此前中央的规定,该市领导不应该配备专职秘书。
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在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
这不是各地第一次集中清理专职秘书。
早在2003年,四川就规定,市县领导不配专职秘书,仅半年内,全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2005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又发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领导专职秘书。
其后,安徽、内蒙古赤峰也出台了相同规定,赤峰市红山区取消了区内11个县处级党政领导的专职秘书。
被选为领导人秘书前并不知情
对于挑选秘书的标准,1980年的《暂行规定》提出的要求是:必须挑选成分好,政治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政治上绝对可靠,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担任。
1986年的《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则明确,领导同志的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同志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员担任秘书。
曾任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吕聪敏曾给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当过10年秘书。其被选为李鹏秘书的过程,就体现了上述组织配备原则。在回忆文章中,吕聪敏写道,当时他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被选为李鹏秘书前,他并不知情。1988年春节后的一天,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刘华秋通知他:李鹏同志需要一个外事秘书,部里认为你去比较合适。刘华秋还特意告诉他,这是组织决定,不是征求意见。
曾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的龙永图做客央视《对话》时曾透露,秘书都是勤勤恳恳,讲话很少,做事很谨慎,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许耀桐介绍,中央层面秘书配备很正规,但地方层面有时是名义上由组织配备、审查,实际上由领导自己挑选,领导看上谁,就选到身边担任秘书。
如陈希同的秘书陈健,河南社科联主办的《领导科学》期刊曾发表文章称,陈健起初只是一个机要通讯员,学历不高,但乒乓球打得好,经常陪陈希同打球,加上办事机灵,被陈希同选为秘书。
河北第一秘可左右官员升迁
国家某部委领导秘书对记者说,高层领导秘书的能量远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大。我们不可能代替领导做决定。比如有人来京拜访领导,我们都是先汇报,见还是不见,都是领导自己决定。如果该见的没见到,不该见的反被我们引见了,那么就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时间长了就是拿自己的仕途冒险。
对于秘书的操守,1986年的《规定》要求,秘书工作人员协助领导同志处理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秘书工作人员不得违背组织原则插手人事问题。要维护领导机关之间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不得传播、泄露领导同志讨论工作过程中的各种意见和尚未正式作出决定的问题。
不少落马秘书都是贪腐掮客。如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央视《新闻调查》曾披露,当年,成克杰和李平的不正当关系被成克杰的爱人发觉后,周宁邦安排二人在自己的车里密谈,商量各自离婚后再结婚的问题。周宁邦还为李平出谋划策,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
为个人谋取私利的秘书更不在少数。新华网的报道指出,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他将两个原秘书蔡建辉和张焱分别安排到了深圳市规划国土局规划处处长、深圳市政府办公厅正处级干部岗位。以他为靠山,二人为开发商审批排除障碍,收取关照费。
第五篇:打白条也是门技术活
打白条也是门技术活
白条不是你想打,想打就能打。
所谓借据,实际上也是合同的一种,是合同就要遵循合同所需要包含的条款(具体去看我发的第一篇)。合同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简单的就是民间借贷之间的白条,复杂的你可以去看看银行抵押贷款的合同条款,有厚厚的一沓。当然合同条款越多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也就越完善,但是民间借贷实际上一张借据也就足够了。
那么些一张借据的学问都有哪些呢?
1.手写还是打印?
能够打印当然建议打印,手写的被涂改的可能性高,而且不能保证字迹清晰可供辨识。不要跟我说良心和信任,法律人讨论问题的前提是人性本恶。
2.标题写什么?
标题最好写“借条”而非“欠条”。借条表示的是双方建立了借贷关系形成了借款合同,而欠条则是表示对先前行为的总结,万一产生纠纷,被欠款的一方还要证明欠款是因何产生的,为何目的等,举证难度很大。
3.姓名怎么写?
当然要写清楚全名,昵称外号什么的都不要写。最好连同身份证号码一起写进去,同时把身份证复印件作为借条的附件是最稳妥的。
4.借款金额怎么写?
金额要写清楚币种,并且最要包含大小写。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借款数额,同时大小写都存在也使得数额不会被修改。
5.要不要约定利息?利息最高可以约定多少?
民间借贷一般不约定利息,不约定就是无息贷款。当然也可以约定利息,根据法律规定,利息最高不能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超过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6.要不要写还款时间?
一般建议还款时间最好要写,一方面可以提前双方还款日期,另一方面也便于计算诉讼时效。一般合同的时效是2年,即经过2年权利人不主张权利即视为放弃。也就是说两年内借款人不主张权利,经过两年即使手握借条法院也不会支持。而2年的时效一般是从还款日开始计算,因此约定还款日便于借款人行使权利。
7.是否要约定付款方式?
这个看双方约定是一次还清还是分次还清,如果是分次还清要写清楚每次偿还的金额和日期。
8.其他还须注意什么?
注意用词。写欠条时请慎用还字,因为它有两个读音hai 与 huan。比如“张三原向李四借款10万元现还欠款 1万元。”这句,就解释不清楚现在欠款是1万还是9万了。另外签字日期当然不能少,否则合同无法成立。
9.特别提醒:因为借条相当于是借款合同,合同成立是以出借方向借款方交付借款作为成立条件的,因此更完备的做法是除了欠条最好走银行汇款的方式进行借贷,非要用现金的话也请借款方出具收条作为以防万一的证据,这也是我上一周提到的证据要尽早收集。
借条的范本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