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开启中华最大文明悲剧

第一篇：汉武帝开启中华最大文明悲剧

汉武帝开启中华最大文明悲剧：独尊儒术

乔良：到了大一统之后，为了巩固统治，我们需要秩序。而这个秩序有的时候让我觉得，你别看它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体制，但可能从一开始在根上就选择错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做法可能一开始就有问题。汉武帝应该明白，我独尊儒术并不见得我就是个大儒，其实汉朝还是外儒内法，它推出儒家是要让全体国民都要信奉它。

雪珥：所以说宗教是一种精神控制？

乔良：对，这都是聪明的帝王干的事。比如刚才孙先生讲到的那些帝王，他们会代代相传出官二代、官三代……但却好像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了。汉武帝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个大儒，他要是大儒，他怎么能会用卫青、霍去病去追击匈奴？他为什么叫汉武帝？就是因为好战。我觉得像小平同志这样，两手都抓，两手都要硬的，才是真正的平衡。

现在很多人喜欢拿我们今天的状态去和开国时期毛泽东他们那一代去比，有的时候也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越到后来的人，越会忘记先辈们的真正的动机。这就和人的天性相似——一件事情做到最后早已忘记初衷。比如说咱们发明汽车是为了代步，可到了后来大家就忘了，因为汽车工业细分之后，制造汽车零件或者生产石油的人早已忽略自己从事的工作与代步有什么关系。事物越往后发展分支越多越细，到最后大家就会越忘记自己的初衷和本源。雪珥：为什么秦统一了之后，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把菜刀都收了，这个会让中国一下子丧失它的血性吗？

孙皓晖：我是不赞成用狼性这个概念来概括我们民族的生命状态的。当然，大家的立场我是理解的。民族强大的生命状态，我们可以说在它的强悍的时期，或者扩张时期，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用理论语言来讲比较好。

我们曾经有强势生存时期，因为我们民族文明的根是前三千年，而我们前三千年最大的特点就是民族是强势生存的。不管低谷还是高潮，前三千年在每一处历史的转折和危难我们都表现出了强大的智慧和对文明的自信，以及对跨越艰难困苦的能力，这是综合性很强的生存能力，所以我们的文明在那个时候是强势生存的文明。

雪珥：您这个前三千年的下限在哪儿？

孙皓晖：一般意义上讲，从黄帝时代到大禹时代，传说时代我们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三千年，再到秦统一中国以后的这大概前三千年，每走一步我们历史都是不断地上升，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文明不断向上攀登的时期。第一，我们战胜了洪荒，创造了国家时代。第二，我们由邦联制的国家进入到了国家的联邦制时期。秦统一中国之前，中国的文明也是在不断地趋向于统一。先是诸侯邦联制，再是联邦制的诸侯。西周就是联邦制的诸侯，他们有一个基础的区别，这就是天子是否有权力直封诸侯。夏商时代有一大部分诸侯是被大家承认的，天子直封的诸侯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周朝不同，周公东征以后，所谓一千八百诸侯个个都是直封的。

第二篇：中华五千年文明

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把夏代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极其简略，仅仅根据这些后世文献的记载，很难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如果没有考古遗存发现，没有当世的文献资料，后世著述中的记载只能是“传说”。

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经过80多年的发掘研究，新的考古材料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历史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记录。人们也认识到，《史记》中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绝非凭空杜撰，其中的确传递着一定的历史信息。

在 2000 年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即开始了中国的综合性考古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时期新的年表(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0年)。断代工程的夏的始年,即从禹之受禅为王开始。工程推出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

距今6000-5000年是一个文明起源加速的阶段，距今 5000-4000是初期文明形成的时期，距今4000-221年是王朝文明的诞生和发展的时期，到秦代以后，中华文明进入到了帝国的阶段。

中原起源说、“一枝独秀”：中国的学者们多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描绘为中原“一枝独秀”，“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到边疆，才有了边疆的民族与文明。夏商周三朝都是在中原或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发展起来的。

“区系类型理论”、满天星斗：1981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及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

“多元一体”：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可以用“多元一体”来概括。多元就是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一体是逐渐融合到以中原夏商周王朝为代表的文明当中。先后地融入以中原为中心的大熔炉当中，只不过融入的时间不同，融入的方式有可能也不同，有些是被军事征服，有的是可能通过别的途径，共同构成这样的主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际上就是追溯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文明起源模式之一，可以用“汇聚”和“辐射”来概括。汇聚主要是在夏王朝之前各地的文化因素向中原汇聚，辐射主要是商王朝及其后高度发达的文①明向周围的扩展。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梳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 依据。根据最新的研究所得出的认识，仰韶时代中晚期（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和夏、商、西周王朝的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0年）分别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形 ① 王巍：《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2日。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时期。①

中华五千年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很多地方都有所展现，第一是良渚，第二是红山，还有其他一些。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内涵，准确的理解应当是指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在5000年前都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曙光。距今5000年的这些中华文明，是早期的一种区域文明，比如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陶寺遗址等。

良渚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基本上认为距今5300多年至 4300 年左右，延续了1000余年。良渚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有古城、大型的墓葬、大量的玉器，展现出当时的宗教、神权、王权、战争等复杂社会形态。目前考古发现的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以良渚文化中的发现最为充分。②

红山文化因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年代为距今约 6500—5000年，是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学文化之一。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 5300—5000年，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红山文明是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红山文明六个主要标志：一是遗址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加，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加剧，以建筑、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集中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四是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牛河梁大型墓的墓主人均为男性，说明红山文化晚期高层统治者中男性占据主导 地位；五是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红山文明的诞生；六是科学和艺术成就超越以往，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展示社会繁荣和红山文化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③

尧都——陶寺遗址的发现:在据古史传说在尧活动中心地区的山西南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约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到了中期(约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陶寺城址的规模比夏代后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小约100万平方米，但与全国各地发现的早于夏代的城址相比，则要大 1 倍乃至数倍之多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表面，还发现了朱书的“文”等文字，表明当时已经使用了文字。陶寺城址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城内功能分区明显。高级贵族居住区与社会下层居住区相隔绝，并已出现专门为上层贵族所掌控的仓储区和墓葬及祭祀区。课题组认为，至迟在距今 4000 多年前陶寺大城修建和使用的时期，已经进入到初期文明的阶段。④

文明起源的标志: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

①② 王巍：《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6日。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探寻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源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31日。④ 王巍：《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2日。20 世纪世界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V.Gordon childe ,1892～ 1957)的新石器时代革命 ———人类知识上的革命 ———城市革命的三段革命论。他的理论强调构成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是人类知识上的革命, 城市形成是文明形成的决定性标志。这一理论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 例如,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等人在编写《世界文明史》时 ,就明确主张“探讨城市的起源与探讨文明的起源是一样的”

国内学者在讨论中国文明形成问题时, 相继提出不同的判断标准。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并普遍接受的是张光直的“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礼仪中心”六项标准和夏鼐先生的“都市、文字、青铜器”三项标准。实际上 ,张光直先生的六项标准中的后四项标准, 严格说来是与夏鼐先生的“都市”概念属同一范畴 ,完全可以合并在“都市”的内涵里。

“酋邦”、“社会复杂化”和“早期国家”的理论

在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时 ,一些学者开始引入“酋邦(Chiefdom)”、“社会复杂化(social complexity)” 和“早期国家(early state)”的理论和概念 ,并对一些地区的考古文化与文明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的个案研究。酋邦理论是20世纪西方人类学和社会政治学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它以人类学中具体的民族实例,展现出人类社会由史前向文明转变过程中社会组织结构的某些形态。其中塞维斯(Elman R.Service)的酋邦理论曾在中国学者中产生的影响最为广泛。塞维斯的酋邦理论是依据社会组织形态把社会划分为 :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国家(state)四种类型, 并把它们视为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社会分层理论则从进化、自组织功能等方面研究社会的分层和累积过程。弗里德(Morton H.Fried)的社会分层理论,依据社会结构分析把社会划分为平等 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等 级社 会(rank society)、分层社 会(stratified)和国家(state)四种类型 , 并把它们作为社会发展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国内学者开始对酋邦理论进行反省 ,提出聚落群的早期阶段仍是部落, 晚期阶段大都是古国, 酋邦和消亡阶段的部落无大区别, 并且主张中国不必划分酋邦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进化过程应当是由中心聚落形态走向邦国(初始国家)再走向王国这样三个演进阶段, 并主张这三个阶段中的后两个阶段, 都属于国家形态的范畴, 只是邦国为初始的国家,也被称为早期国家。

考古学的作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文化遗存来进行古代社会的复原重建工作的,在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时,相对于传世历史文献记载的不确定性, 它是有确凿根据的, 其作用之重要是毋庸置疑的。

考古学也有局限性。首先,它发现的是局部遗留的文化遗物并非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部, 依据这些局部的文化遗物复原出来的古代社会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极其有限的。其次,它所呈现的面貌是经过历史风尘洗劫后的残存,并非当时的原貌。我们所作的复原和重建,也与当时的真正原貌会有一定的距离。再者,我们在研究某个地区的考古文化发展序列时,往往是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析来建立 当地考古文化发展序列的,这种文化发展序列和当地的历史实际发展进程是否一致,也是值得推敲的。在分析考古资料和运用这些考古资料进行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时,应考虑族群是否迁徙、文化是否移动等诸多因素。①

① 南京大学范毓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古史辨派

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以后，《古史辨》又持续出到七册，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这项活动，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据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1957年，徐旭生评价说，“古史辨派”的治学方法虽存在有问题，但是取得的成绩很大。“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的时候。„„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①代分开。”

自从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以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出真实的历史讲起，启发人们审慎地将传说材料进行抉择，结合考古发现，仔细地考辨其中的“史影”，从而逐步地“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这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尹达先生对此有中肯的评论，他说，顾先生“继承了今文学派的传统，吸收了实验主义的方法，大胆怀疑古文经书，从而发展为怀疑传统的古史，否定了这些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②

李学勤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就是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并认为古史辩学派“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大声疾呼要“走出疑古时代”。

陈其泰（1）消极意义：①未能注重结合考古发现来考辨古史,致使“古史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古书辨”；②有的地方怀疑过头，因而像杨向奎先生所指出的造成“玉石俱焚”。③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有不当的地方。这里应说到三项。一是张荫麟先生曾指出“古史辨派”过分地使用默证法。二是有时对于史料不能做到审慎地处理，抹杀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三是“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愿去分辨”。

（2）积极意义：①“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②由于臆造的旧史体系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意义，③“古史辨派”尤其是顾颉刚本人，对于古史辨伪和古书辨伪，作了范围广阔的考辨工作，涉及许多历史问题和各种重要典籍，积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④顾氏在学术上“求真”的精神，对于学术问题确实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值得后人学习。

①②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2页。杨向奎：《论“古史辨派”》“后记”，《中华学术论文集》。

第三篇：“美丽中国”开启生态文明新时代

“美丽中国”开启生态文明新时代

2012年11月13日 03:31

来源：三秦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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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丽中国”开启生态文明新时代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11月12日下午，三秦都市报副总编辑赵良作为“三秦好声音”互动栏目主持人，邀请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环境资源处处长王雁林，西安市环保局副局长张炳淳，分别就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展开讨论。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三个和谐”

张炳淳：十八大《报告》以一个单独章节，比较系统的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阐述。

我做了统计，十七大《报告》中直接提到“环境”或“生态”字眼的地方，共28处，十八大《报告》中大幅增长至45处，把生态文明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环境保护工作指明新的发展方向，彰显执政党的执政意志。

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早期对自然懵懂畏惧，到后来开发征服，现在又重归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这实际上说明了我们党对于自然规律的把握越来越准确。

《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这个口号，我个人理解就是，天蓝、水绿、地净、山青。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我们用科学态度和方法，解决发展中粗放式、不可持续性、污染排放过多、能源消耗过大等问题，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恰恰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因素。作为环境保护部门的一员，我把我的理解归纳为“三个和谐”：一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三是人与社会的和谐，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形态。

如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是要集中优先解决饮用水、大气、土壤、重金属和危险化学物污染问题。二是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分类，建设一批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完善其评价指标体系、绩效评估制度。三是加强生物多样检测评估制和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工作。四是划定生态红线，严格保护生态功能。五要创建生态文明试点，这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细胞工程，目前，我们有创建生态省、市、区县、乡镇、村和工业园等6级6个体系，今后准备延伸到生态户，推动整个生态建设。像西安浐灞生态区在2010年被授予了国家级生态区，目前，浐灞正在此基础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试点”规划，这个规划已经通过国家环保部评审。从明年1月1日开始，西安市将实行新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环境考核指标要加上PM2.5、臭氧和一氧化碳，把环境管理目标由过去的控制污染型，转变为环境质量改善型。

如何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和谐？

主要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要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逐渐淘汰，提升一些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其次要通过国土空间布局，完成产业合理分布，以生态环境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如西安现在建设的渭北工业区，在规划前，首先就要考察是否在合适功能区划里，是否影响公众健康，这样一来，就把环境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第三就是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基础上，逐渐实行环境分类管理。在优化开发区域，坚持环境优先，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在重点开发区域，坚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限制开发区域，坚持保护为主，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在禁止开发区域，坚持强制性保护。如何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

从环境这方面来讲，首先要让公众的环境权益得到公平对待。其次是要实现城乡之间的环境公正，尊重公众环境权益。具体来说，就是保证公众环境参与权。目前，我们做的一些和公众环境项目有关的评价时，都要召开听证会，让公众参与进来。还要尊重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比如在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方面，我们在今年的7月1日，率先发布了 PM2.5 的实时监控数据，让公众了解环境现状，愿意参加到环境保护中来，同时愿意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手段，保护环境。三是要维护公众的环境投诉权，目前我们已经开通了12369环保热线，各分县局也都建立了二级平台，及时接听公众投诉，及时转到职能部门，以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建设生态文明给自然留下修复空间

王雁林：首先谈谈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

十八大《报告》中对生态文明的阐述，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推进生态文明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总结。

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科学发展的产物，也是科学发展探索的结果。

从生态文明到“五位一体”

从过去说的生态环境到现在的生态文明，将生态和文明放在一起，我认为它代表了一种理念，是将其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当中。

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问题，随着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落实，我们发现，生态是最基本的，要把生态文明融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四个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原来是“四位一体”，现在是“五位一体”。生态文明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生态文明作为支撑，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就没有了坚实的根基。将生态文明融入到社会层面上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参与和不断树立生态文明意识的过程。离开了生态，人的生存发展就无从谈起。

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我们10年来最大的成果是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人有种种需求，在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或者说是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人们必然会对于生态环境有要求，希望自己的家园建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希望节约利用资源，有效利用资源，以利于自己长期生存和发展。

如何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从我们这方面来讲，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能主要是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地质灾害的防治。

在土地方面，中国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这一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坚决守住口粮田，要严格土地管制，除了留够基本的口粮田外，还要在土地上做好文章。对存量土地，要最大限度积极利用，使其价值最大化，在未利用地方面，一定要根据国家政策严格执行。

在矿产的开发保护和合理利用方面，我省也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省是一个矿产大省，尤其是煤、油、气资源排在全国第三。土地、矿产资源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保障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也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战略性资源。

对耕地和矿产的利用和再利用，涉及到的不仅是我们一代人，而是今后的子子孙孙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它是我们生存的最基本保障。人的生存发展是依赖资源的，搞好资源节约是保护生态的最基本的手段。因而，在推进矿产开发保护和合理利用方面，《报告》提出了很多非常具体的要求。

地质灾害的防治方面，主要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上。我们陕西是一个地质灾害很严重的省份，我们的防灾、减灾工作是与尊重资源、顺应资源、保护资源紧密相连的。现在出现的很多地质灾害都会威胁人和财产安全，这就是人与自然不太和谐的表现。针对这个问题，就要调整人类的活动方式，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加大自然修复的空间。

第四篇：爱我中华 文明校园

爱我中华 文明校园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深入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开展各民族平等团结教育，培养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树立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要把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因此，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当代大学生应该意识到，爱国不是空谈，爱校也是爱国，所以每个大学生首先应该爱校，注重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是全体师生员工在特定的校园环境及长期的工作中共同创造的,即与社会和时代发展密切联系又独具特色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及其过程。校园文化又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主流文化是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学生文化。主流文化在校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塔影响并支配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标准和行为方式。非主流文化处于一种非主导的地位，但它同样影响并支配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标准和行为方式。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如定期观看爱国、战争题材的影片；定期组织学生瞻仰烈士陵园；定期组织学生以学习小组、宿舍、班级的形式开展爱国为主体的讨论、学习、研究，这样不仅能丰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更使爱国主义生活化、平民化、融入校园的文化中，使爱国不再是空谈。

同样，文明校园建设，也是我们每个大学生值得关注的，因为它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应做到不乱扔垃圾，保持校园环境，保持寝室卫生，让干净的环境陪伴我们；爱护校园的一草一木，爱护每一个小生命，让清新的风吹拂我们；尽自己所能主动帮助在学习上，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让朗朗的读书声与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我们的校园。一个大学生要爱国，要先懂得爱校园，进而将对校园的大爱升华为对祖国的大爱。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产生,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反过来给予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以更大影响。

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走入生活，走入校园。爱国主义教育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传授，将爱国主义教育带入学生的生活中，使爱国主义不再是单纯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这种感情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表现为人们为争取自己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它是一种伟大的凝结力和向心力,是推动各民族向前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

爱我中华，文明校园！

第五篇：失职酿造的悲剧(彭林)中华讲师网

失职酿造的悲剧

2003年4月16日17时18分，涟源市七一煤矿石坝井—160m水平老水仓扩容掘进工作面发生水害事故，造成在2322工作面作业的16人窒息死亡、1人失踪。

事故发生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湖南省委省政府对事故抢救工作高度重视。国家局副司长李万疆亲临现场，指导抢救工作;省委书记杨正午、代省长周伯华做出重要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被困职工。副省长许云昭率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谢光祥、副局长严寅初、省煤炭工业局副局长张八旬等连夜赶到现场，并自始至终坚守在第一线，指导事故抢救工作。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娄底办事处同时开展协助抢救和事故调查前期工作。

5月8日，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依照《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组成了以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严寅初为组长，省监察厅、省公安厅、省总工会、省煤炭局和娄底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联合调查组。5月12日，事故联合调查组聘请专家对事故原因进行技术鉴定。

事故联合调查组按照尊重科学、注重事实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和技术鉴定，查清了事故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防患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提出了处理建议，确定这是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

矿井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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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煤矿位于涟源市斗笠山镇石坝村境内，距娄底市17公里，距涟源市29公里。七一煤矿现有石坝、工农两个井，事故发生在石坝井。石坝井于1984年11月建井，1987年投产，矿井设计年生产能力9万吨。

七一煤矿属涟源市地方国有煤矿，全民所有制经济性质。生产副矿长朱永怀是石坝井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人。该矿采矿许可证于2002年12月20日由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煤炭生产许可证于2002年12月28日由湖南省煤炭工业局核发，营业执照于2001年8月18日由涟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矿长陈有余持有《矿长资格证》。

石坝井田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井田位于斗笠山矿区北部向斜收敛端,与恩口向斜相毗连，地势向北渐趋低缓，全井茅口灰岩、香泉山灰岩组成向斜外围之地表分水岭。井田内茅口灰岩为强含水层，赋存于龙潭组之下，距主采Ⅱ煤层一般4-8m，与煤层之间无隔水层，含水层水位较高，且岩溶裂隙十分发育。井田内北东走向及西北走向断层共7条，由于断裂存在，使茅口灰岩水迳流条件良好。矿井最大涌水量924m3/h，正常涌水量497m3/h。

七一煤矿设置了矿长、生产矿长、技术主管等管理人员，设置了生产科、安监科、机电科等管理机构。生产矿长是石坝井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人，技术主管分管石坝井技术管理工作，矿设科室直接参与石坝井的安全、生产、经营活动。石坝井下设生产连队，连队配备队长、班长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事故经过及抢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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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中班，采煤三队正常组织生产，15时30分，由队长周克辉在进班室召开班前会，并布置了当班的安全生产工作。值班长李佑凡对作业人员进行分工。当班19人作业，其中-100水平绞车房绞车司机1人、—100水平推车工1人、-t60水平推车工1人、一上山掘进2人、四上山3平巷4人、四上山4平巷4人、运材料6人。聂清文为当班安监员。

17时18分，正在—100水平推车的刘献平突然听到一声沉闷的响声，看到从—160水平老水仓方向冲出黄 泥和水，黄泥和水数分钟内将巷道堵住，井下停电。他一边大喊“突水了!快跑!”一边往九石门下山方向跑，跑到—100水平，碰到了绞车司机李志雄。刘献平告诉他：“快点去打电话，-160水平穿水了”。李志雄立即向矿调度室报告：“-160水平穿水了!快来救人!”然后，刘献平、李志雄、刘建国3人一起跑到十二石门下山，试图通知其他们返回九石门，遇到了前来抢救的矿、队领导，并一起参加抢救。20时30分，刘献平等3人撤出地面。

采煤三队19名作业人员和1名安监人员计20人，除刘献平、李志雄、刘建国3人安全撤出外，其余17人下落不明。

事故发生后，七一煤矿向有关领导和单位作了报告，并请求娄底市、涟源市、涟邵矿业集团矿山救护队增援。同时，成立了以矿长陈有余为首的现场抢救抢挥部，组织人员进行抢救。

20时45分，娄底市、涟源市矿山救护队先后到达七一煤矿，并于20时55分下井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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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时，成立了以副省长许云昭为核心，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谢光祥、娄底市委市政府领导、涟源市委市政府领导参加的事故抢救指挥中心;成立了由娄底市副市长王善明任组长的事故抢救领导小组。

事故抢救指挥中心通过深入井下察看灾情、调查事故基本情况、查阅煤矿原始资料，迅速制订了抢救方案。决定同时采取掘进、排水、打钻三套抢救方案

一是由-100水平十一石门内掘进一条下山直通被困人员的所在巷道。从17日凌晨1时起，每班40人作业，工作4小时，每天六班不间断掘进。掘进巷道时遇到了巷道坡度大、断面小、掘进方向变化大，又遇到断层必须破岩前进等困难。22日16时与被困人员所在巷道贯通，共掘进41.13米，其中岩巷9.9米。

二是在十二石门下山安装排水设备，试图将23采区-160大巷积水排干，营救被困人员。从17日12时30分第一台水泵开始抽水，相继投入4台水泵进行强排，排量由160m3/h增至260m3/h。

三是从-100m水平向被困人员所在巷道打钻孔，试图通过钻孔向被困人埙输送氧气和食物。从18日上午9时开钻至20日15时，累计进尺17.3m，其中岩孔14.7m，其进度远远达不到营救的需要，20日停止钻进。

补掘巷道与被困人员所在巷道贯通后，涟邵矿业集团、娄底市、涟源市三支矿山救护队于22日19时55分，从新掘的巷道进入2322工作面，20时40分救护队报告，发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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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窒息死亡、1人下落不明。24日，涟源市矿山救护队再次进入2322工作面侦察，大工朱付健仍未找到，估计被埋在突出的黄泥之中。

此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51万元。

事故原因

此次“4·16”水害特大伤亡事故突出黄泥和水约2400m3，淹没巷道约400m，-160水平的运输大巷、水仓及泵房均被黄泥填满，积水最高淹至—135m标高。事故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分析，认定本次事故的原因如下：

直接原因。一是七一煤矿石坝井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区内Ⅱ煤层底板普遍发育茅口灰岩。茅口灰岩为富含水层，与煤层间距4-6米。茅口灰岩中岩溶裂隙发育，水力连通条件好，岩溶往往成串珠状存在，岩溶内呈半充填或全充填状态，充填物主要为黄泥和水、—160m水平老水仓扩容掘进工作面位于富含岩溶裂隙的茅口灰岩之中。

二是施工中未采取探水措施，误穿了溶洞。-160水平老水仓无扩容设计;扩容掘进工作面无作业规程、无安全技术措施;扩容巷道施工过程中没有坚持“有疑必探、先探后掘”的探放水原则，没有采取探水措施及时掌握巷道前方岩溶裂隙情况，施工中误穿了充填大量黄泥和水的溶洞。

三是发现突水突泥预兆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排除事故隐患，也没有停止受水害威胁的所有作业区域内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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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2322采煤工作面没有形成2个安全出口。2322工作面只有-160水平西大巷一石门1个安全出口，致使突水突泥后，封堵了2322工作面的安全出口，造成在2322作业的采煤三队17名矿工(包括安监员1人)中16人窒息死亡、1人失踪。

间接原因。一是七一煤矿安全、生产、技术管理混乱。在安全管理上，没有制定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隐患排查制度，没有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在生产组织上，23采区在没有形成全负压通风、没有形成2个安全出口的情况下，违规安排了其他巷道的施工，造成2322工作面生产人员过分集中;在技术管理上，七一煤矿石坝井没有编制矿井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23采区无设计、2322工作面无作业规程、-160水平老水仓扩容掘进工作面无作业规程及探水措施、23采区生产巷道未测量填图。

二是没有认真吸取事故教训。23采区下部车场及大巷均布置在茅口灰岩中，巷道掘进时遇岩溶裂隙极易发生突水突泥事故。2002年12月19日，23采区东大巷遇溶洞突水，导致—160水平大巷被淹，全矿停产。2003年2月21日，-160水平东大巷暗下山上部车场，遇溶洞突泥，堵塞巷道60余米。这两起性质严重的非伤亡事故出现之后，七一煤矿没有组织对事故进行调查、没有对责任者进行处理、没有采取防止事故重复发生的措施。

三是没有认真整改上级监管部门提出的事故隐患。2003年4月7日，娄底市煤炭局副局长苏长初带领生产科有关人员和涟源市煤炭局副局长张顺辉等人对七一煤矿石坝井进行了防治水专项检查。检查后提出了“探放水无专用钻机、无防治水规划”等9条事故隐患，向七一煤矿下达了《煤矿重大安全隐患处理通知单》。七一煤矿接此通知后，没有购置探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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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专用钻机在-160水平老水仓扩容掘进工作面探水前进，没有按照要求停产整顿，也没有向涟源市煤炭局提出验收申请而擅自组织生产。涟源市煤炭局也没有跟踪，督促七一煤矿按要求进行整改。

四是事故隐患排查不力。涟源市煤炭局、七一煤矿各级领导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没有及时发现并消除石坝井—160水平老水仓扩容掘进工作面没有实施探放水措施、2322工作面无2个安全出口等重大事故隐患。

五是安全监管不力。涟源市人民政府没有组织有关部门对七一煤矿进行严格的安全生产检查，没有及时排查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对召开的防范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没有形成纪要下发执行;没有检查与督促涟源市煤炭局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七一煤矿生产科科长林琼瑶，明知2322采煤工作面无作业规程、2322采煤工作面没有形成2个安全出口、-160水平老水仓扩容掘进工作面既无作业规程又未实施探水措施等事故隐患，仍然违章指挥生产，对事故负有直接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135条规定，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七一煤矿副矿长、石坝井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人朱永怀，没有履行职责，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没有及时实施探放水措施、2322工作面未形成2个安全.出口等重大事故隐患;未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投入，没有按照娄底市煤炭局4月7日防治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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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查提出的事故隐患整改意见及时购买探水设备，确保探水措施的落实，没有按照监察指令停产整顿，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17条规定，对事故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七一煤矿技术主管、分管石坝井技术工作的谭显辉，没有履行职责，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七一煤矿矿长陈有余，作为法人代表，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没有履行职责，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投入，没有按照娄底市煤炭局防治水专项检查提出的事故隐患整改意见及时购买探水设备，确保探水措施的落实;没有组织制定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隐患排查制度和操作规程;没有组织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对事故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七一煤矿副矿长、分管机电工作的谢秋发，对这一重大事故隐患既不报告，又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给予行政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七一煤矿安全科科长颜小可，没有履行安全监督职责，对采掘工作面无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无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等重大事故隐患，没有提出监督意见，工作失职，对事故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给予行政撤职和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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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煤矿副矿长、工农井主要负责人刘江和，事故后，编制《涟源市七一煤矿石坝井2003灾害预防处理计划措施》、《2322工作面作业规程》、《23采区-160m水仓掘进作业规程》等技术文件，弄虚作假，将编制时间分别提前到2003年1月5日、2003年1月10日、2003年3月20日，企图隐瞒事故真相。违反了《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46条规定。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1、12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过的处分。

对涟源市煤炭局局长、党组副书记刘武松，比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第14条的规定和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8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对分管安全工作的涟源市煤炭局副局长龚建怀，煤炭局安监大队副大队长张加升，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对分管生产、技术工作的涟源市煤炭局副局长张顺辉，煤炭局安监大队队长李仲才，煤炭局生产技术股股长张建新，煤炭局生产技术股高级工程师黄存才，建议给予行政记过的处分。

分管工业的涟源市副市长陈奉文，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比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第14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警告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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