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断裂的悲剧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第一篇：文明断裂的悲剧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

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本质的思想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经济上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

“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

“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

“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 瞿太素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 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贵生书信记》《明复说》）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说：“ 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镇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

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

明代万历时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派 而这个***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 “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评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十五，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几护质测之穷”

“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十七，军事上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 “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 的发展方向了。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海洋力量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在王春瑜《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一文中说，崇祯元年，荷兰人，和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he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十九、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

明朝人王徵，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天启二年中进士，根据台湾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制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又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导言九则：

（一）列举从事机械学必须先学习的七个学科；（1）重学（2）借资（3）格物穷理之学（4）度学（5）数学（6）视学（7）吕律学

（二）列举参考书十八种（都是当时明朝政府和民间已经组织编写或者翻译出版的书籍）（1）《勾股义》（2）《圆容校义》（3）《浑盖通宪图说》（4）《泰西水法》（5）《几何原本》（6）《坤舆全图》（7）《简平仪》（8）《浑天仪》（9）《天问略》（10）《同文算指》（11）《敬天实义》（12）《畸人十篇》（13）《七克》（14）《自鸣钟说》（15）《望远镜说》（16）《职方外纪》（17）《西学或问》（18）《西学凡》

（三）列举工具十九种（1）度数尺（2）有验地平尺（3）合用分方分圆尺（4）分方分圆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5）规矩（6）有两足规矩（7）三足规矩（8）两螺丝转阖闭定用规矩（9）单螺丝转阖闭任用规矩（10）画铜铁规矩（11）画纸规矩（12）作鸡蛋形规矩（13）作螺丝转形规矩（14）移远画近规矩（15）写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规矩（16）螺丝转母（17）活锯（18）双翼钻（19）螺丝转铁钳

（四）记号，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读法之华字对音

（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项（1）柱分长柱（2）短柱（3）梁分横梁（4）侧梁（5）架分高架„„斜轮、飞轮、行轮、星轮、鼓轮、齿轮、„„„„

（六）列举动力二十九种（下略）

卷一研究力学，“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问题。

卷二论述机械学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螺丝，还有斜面等问题

卷三是图说

除了和邓玉函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外，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王徵在崇祯年间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训练火器新军，是孙元化的一个得力助手，应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乱中遇害了。

二十 现代医学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 “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吴有性认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状，写出了他的《瘟疫论》„„

“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细菌病因说。虽然许多病因并非细菌，现代医学也有赖于生理学甚至生物、化学的成就，„„

“吴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冲破传统的病因说”

吴有性根据自己对瘟疫的观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厉气的概念（就象现代医学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学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样）他描绘出厉气致病的17个特点：

“吴有性的叙述，就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难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气之后，致病的真正原因是杂气。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杂气，并且要寻找新的治病方法。这一切都是新医学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吴有性即遭亡国之痛，他的事业已经无人继承下来” 所有上面这些列举出来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接轨，但遗憾的是由于满清的统治，导致文明的发展被拦腰截断，中国的文明倒退停滞了三百年的时间！

另外我上面列举的人物决大部分在明灭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长大的，正如龚鹏程所说“明朝灭亡时，吴梅村已经三十六岁，黄梨州三十四岁、方以智三十四岁、顾炎武三十二岁，王夫之二十五岁，朱舜水44岁，傅山38岁，李渔三十四岁，张岱47岁，金圣叹36岁，陈确40岁，这些人的气格及思想体式早得成就”

第二篇：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摘要：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从京师大学堂，国立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最后到现代北大的发展。北大的每一次转变，都伴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起伏。它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关键词：北京大学；中国近代史；见证者；参与者。

曾有人这样评价北京大学——“承太学正统，立大学祖庭”，也有人说北京大学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我说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者。北京大学从18世纪末成立至今，在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近代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北京大学的发展来解读中国近代史。

（一）清末-京师大学堂（1898-1912）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方大败结束，清朝政府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成为日本宰割的对象，与此同时，以欧美国家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更是加速了对中国的侵略，各国在中国掀起一场割地狂潮，中国又再一次陷入了被瓜分亡国的危机中。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们认为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发展自身力量，才能实现变法维新，从而达到救亡的目的。

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以及慈禧的默许之下，维新运动得以快速发展，1898年，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一文中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里中国小学及专门学”。此举得到光绪的支持，同年6月，光绪下诏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由梁启超起草章程确立办学方针。7月3日，光绪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自此，影响中国教育界百年的学府-北京大学前身正式成立。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在北京城中爆发，光绪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海外，仅存留百天的维新变法宣告失败。慈禧下令宣布所有变法内容无效，全部废止，而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之故，得以保留下来，但其处境也是举步维艰。

（二）中华民国时期-国立北京大学（1912-1937）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国立北京大学，由严复先生担任校长。后来在蔡元培出任校长时期，他秉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的理论，使北大的思想气氛极为活跃，这也是为何新文化运动会以北大为主要阵地的原因。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治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本国军阀混战；文化上：尊孔复古之流涌动，西方启蒙思想也进一步传播。陈独秀在北京创办《新青年》，在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宣扬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向落后的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批判。他们集中打击作为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要求思想自由；后来又开展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废除文言文。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新文化运动开始宣扬马列主义，毛泽东等青年学生开始认识和学习马克思的思想，北京大学因而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萌芽地，后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创立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地点。此时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和科学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原本的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转变为更为先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从而给中国知识分子来了一场思想洗礼，给后来的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遭受屈辱的不公平对待。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以及屈辱的“二十一条”传回国内，群情激奋，积压在人们心中的怒火爆发出。1919年5月3日晚，北大校园一片沸腾，北大、清华、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聚集在北大法科礼堂，讨论如何挽救祖国的问题，会上作出四条决定：联合北京各界一起斗争；告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联合全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在5月4日在天安门前公开对段祺瑞政府示威。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多所大学的学生在北洋政府前集会，罗家伦写下《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随后进行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北京学生的爱国思想迅速感染全国，得到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的热烈支持，使这场爱国运动发展到了全国各地，掀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高潮。

（三）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1946）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华北陷入危机之中。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下，国立北京大学南迁，与国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战争局势进一步恶化，又重新迁到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积极响应征兵，纷纷投笔从戎，凭借滋生所学知识，与敌人进行斗争。很多学生参加战斗，有的奋不顾身，牺牲在战场之上；有的英勇杀敌，成就抗日英雄。联大的留校师生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精神，在不放弃发展教育的同时，努力科研生产，支持前线作战开展各种支持抗日的活动，参与后方运输保障，对反动分子破坏抗战表示积极反对，参加和统一爱国统一站下西南联大因此成为抗战大后方爱国运动的支持者和组织者，成为抗战中的“民族堡垒”。

（四）新中国成立至今-北京大学（1949-）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西南联大也宣告解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恢复原来校名，各自迁回北平和天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同年，中央宣布中国大学全部收归国有，原校名中“国立”二字取消，正式命名为“北京大学”。

建国之初，北京大学师生明确肩上所负责任，积极响应国家发展，不断为国家奉献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不断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大学开展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引进外来专家，适应中国的开放战略，成为中国教育界，乃至世界教育界的著名学府。1998年5月，北京大学开展百年校庆活动，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亲自题词祝贺北大建校一百周年-“发扬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作出更大贡献”，之后北京大学宣布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开启北京大学在21世纪的发展新篇章。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在建校110周年大会上赞扬北京大学所取得的成就，北京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北京大学自1898年成立至今，一直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坚持振兴中华，民族崛起。它的诞生到强大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中国在近现代的重生和繁荣。在10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它不单单只是一个高等学府，也是中华民族近代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第三篇：婚姻与中国近现代社会论文

浅谈婚姻与爱情的关系

巴尔扎克曾说过：“恋爱视快乐为目标，而婚姻是整个人生为目标”。众所周知，婚姻是每个人的一件终生大事。从古代的媒妁之言，订娃娃亲婚约，到近代崇尚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以至今天，对于“裸婚”的褒贬，对于“金婚”、“银婚”的大肆宣扬，婚姻的演变也折射了社会的一种变革。而爱情，更是一个贯穿古今的主题。无论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缠绵深沉，还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苦苦相思的惆怅，甚至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痴情呐喊，爱情始终就是这样让人幸福却又给人以痛苦的情感。

关于爱情，每个人都会有话说，或温柔的思念或寂寞的踌躇。或难过的叹息或孤勇的倔强。爱是包容。是拥抱。是荷尔蒙相撞。是付出。是坚持。是让你记住我。是泪水。是疼痛。是打不走，骂不散。是忍让。是伤害。是不后悔。是不遗忘。是很久以后你想起我，嘴角还挂着的一抹笑。关于爱情，字里行间的柔情蜜意；而对于婚姻，更多的让人变得肃然起敬。当一种情感的牵扯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义务、责任、尊重等一系列凝重的词汇被深深烙印在了婚姻的石碑上，从前所向往的罗曼蒂克慢慢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打磨的愈发没有了棱角，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无奇里渐渐的会多了很多抱怨。婚姻就如同一个空盒子，我们需要的是遵守它的法则，不断地向里面放入宽容、爱、关心、理解，才会让它变得丰满，从而生出幸福的香味。相反如果这个盒子一直是空荡荡的或是让猜疑、怨恨充斥其中，那这个盒子会扭曲甚至破裂。

有人曾说“爱情是美丽的，而婚姻却是神圣的”。不能完全说是爱情铸就了婚姻，但在我看来，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确少了本该享有的一种生动。婚姻的的确确没有爱情里所憧憬的各种浪漫情怀，但至少如果有一定爱情基础的婚姻会在彼此相处中多些许新鲜感，多些许制造惊喜的机会，让日日的相处不至于单调枯燥。更不能笼统的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一段良好的姻缘基于双方的相敬如宾，渗透着共同奋斗的理想，不乏彼此真诚的沟通与交流，在婚姻里寻找恋爱的美好情怀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我们都应该清楚，爱情与婚姻都需要物质基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了，很多人将这样的利益最大化，贪图富贵，虽然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享受着奢华，可是日子久了，就会渐渐明了：奢侈品、永不透支的信用卡固然代表一种生活品质，甚至会在一段时期成为生活必需品，但是如果真的缺少了真挚情感的婚姻生活就如空洞的躯壳，那奢靡的外表又能证明什么呢？钱以外的东西，是永远还不清的；而以心换心、将心比心的相待才能真正让爱情长久，让婚姻长久。

法学院

2011131237

白沂灵

第四篇：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对外关系感悟

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对外关系感悟

自鸦片战争以来到20世纪初期这一历史阶段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追求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与繁荣，向西方学习，寻求思想变革的心路历程.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与中国的近代化密不可分。围绕着一个主题、一个方向、三个阶段展开。

一个主题即思想解放—中国向何处去。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不仅肩负着思想启蒙的任务，而且还承载了近代中国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伟大历史使命。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既是对真理的探索也是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它与必修一中近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和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上是一脉相承的。同学们抓住近代思想解放的主题——中国向何处去，就能充分感受到先辈们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拳拳的爱国心。

一个方向即向西方学习。这个方向问题实际上是由下面三个问题组成的：学不学、学什么、怎样学。关于学不学的问题。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但并没有被广大国人接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部分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双方围绕是否向西方学习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是洋务运动给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答案。向西方学习到底学什么当时并不清楚。洋务派认为西方先进的原因是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向西方学习仅仅学习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新的内容。维新派主张学习君主立宪制，革命派认为只有民主共和才能救中国。但随后出现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却最终都失败了。这两大运动的失败不是由于制度的落后造成的，而是由于没有先进的国民。为此怎样学的问题提出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后来以李大钊为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才在根本上推翻了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造就了一代新国民。

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阶段。历史学家陈旭麓说:近代民主思想的演进,既不是一江长流,也不止一个洪峰,而是以一个接一个思潮的涨落相继出现的.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同西方国家的科技差距，认为西方强大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先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抵抗派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接着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了“中体西用”说。在洋务运动实践过程中，又有人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主张，并逐渐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他们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他们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两次伟大运动将向西方学习推进到制度层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号召下以“民主、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打倒了封建正统思想，造就了无数新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他们中的先进分之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并最终使新文化运动演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三个阶段循序渐进，不断深化，高潮迭起。中国近代史可分为清朝末期和民国时期

清朝外交

清朝初期，清朝政府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第一个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象征着中国正常化外交的开始。然而，随着国家的衰落和政府的腐败，以及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清朝的外交逐步走向非正常化。以《南京条约》为开端，清朝开始与外国签署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或要求割地，或要求赔款，使得清朝由一个强大的东方帝国逐步走向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最终走向灭亡。清朝前前后后共和五十多个国家签订了近二百个条约。虽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丧权辱国条约（如：《中英天津条约》），但也有国家辉煌时签订的弘扬国家尊严的条约（如：《尼布楚条约》）。但自始至终，清朝政府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天朝大国”的威仪。即使签署一些不平等条约时，也依旧不忘摆摆架子，把自己视为天朝，把对方视为被天朝道德与尊严所感化，向天朝朝贡的小国。

中华民国外交史

北洋政府时期

中华民国外交：由于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是弱国，虽然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也依然在巴黎和会上不能获得公平的待遇。自中华民国建国以来内战不断，经常出现几个代表中华民国的政府，并且直到东北易帜前，中国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来积极发展外交关系。各个派系的军阀都依仗不同的国家来对自己的地区加以控制。

国民政府大陆期间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显著提高。开罗会议中国是三大国之一。对日抗战后期，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府废除了自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大部分不平等条约，并陆续与世界各国签订平等新约。政府还积极与英国交涉，欲收回香港，但被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拒绝。中华民国也是联合国的五个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失败后，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但依然在国际上代表着中国参与世界交流。1970年代，伴随着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以及与美国等国断交等一系列事件，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这也对台湾问题的形成也造成了影响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从鸦片战争开始 那时已经谈不上闭关锁国了

国门被迫打开

应该说中国近代史开端应该是丧权辱国时期

紧接着是辛亥革命开始后

中国那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不过民众有一点点觉醒

外国人依然压在中国人头上

可是不那么明目张胆

但也只是稍有收敛

这一时期应该是世界列强对中国的资本欺压时期

主要特征是输出资本掠夺资源

二战后中国渐渐有了一点世界地位

不过世界各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华和反社会主义情绪一直很高所以此时的中国对外关系不容乐观

依然面临着反对势力的威胁 改革开放后

中国硬起来很多

毕竟有点钱了吗

但是综合国力还是不行 到现在为止没人敢骑在咱们的头上但咱们依然很明显的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挤

第五篇：中国近现代民族文化史思考题与参考书

第一章：

思考题简述清入关前后满族文化的变迁，并分析其原因。试从藏族文化的发展历程看近代藏族文化的走向。

3怎样看西北穆斯林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伊斯兰文化的中国化？西南民族文化的多样化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主要参考书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

奇文瑛：满-通古斯语民族宗教研究----宗教与历史

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

方素梅：近代壮族社会研究

蔡凤林：中国农牧文化的结合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再构思

刘夏蓓：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

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游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张云：《青藏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邢莉、易华：《草原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马汝珩等：《清代边疆开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郑师渠：《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李廷贵、张山：《苗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马汝珩、成崇德：《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

马汝珩著：《清代西部历史论衡》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上中下，民族出版社2001年 邱树森《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

郭大烈《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