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责任论》第一章§1§4§5（合集5篇）

第一篇：《证明责任论》第一章§1§4§5

《证明责任论》【德】罗森贝克 第一章：§1，§4，§

52011-2012学年 第一学期 读书会（第二次）

讲稿人：王镭

书目：《证明责任论》 【德】罗森贝克 著（庄敬华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1月 第一版

内容：第一章：§1，§4，§5

时间：2011年11月2日（周三）18:00~21:00

地点：韬奋楼111室

专题一：法律适用与证明责任，证明责任规范的适用范围

一、法官在法律适用上的三个任务：

1． 必须了解和认识客观的法律。

2． 必须将已掌握的部分事实、具体的案件事实、与客观法律规范联系起来。

3． 必须审核当事人主张的真实性，并寻找到该案件的事实情况的真实性。（形成心证）

二、法律规范如何适用于具体案件

1． 定义：（1）审核法律规范的效果在案件中能否被认为已经发生。

（2）确认该效果被视为已经发生而予以肯定，或者被视为未发生而予以否定。法律规范被不正确适用：指法规范的效果被不正确地作为已经发生而被肯定，或者是被作

为未发生而被否定。

2． 演绎推理

大前提：抽象的法律规范

法律得到肯定的适用

小前提：具体的案件事实

3． 法官的两步审核：（结果体现在一个统一的小前提中）

（1）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中是否能够找到法规范中的抽象要素。（概括，具体的法律评价）

（2）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是否是真实的。（事实问题判断）

三、证明责任规范的适用范围

1．证明责任问题仅存在于小前提中，但只有对拟判决案件的事实的真实性审核，属于证明责任规范的适用范围。

2．适用的前提：案件事实问题的真伪不明（法官不得将其内心对法律规范或法律概念的适

用的怀疑，作为对事实问题的怀疑来对待。）

3．因此证明责任问题的界限，同时也是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界限。罗森贝克指出，消除

事实问题方面的疑问，是证明责任规范的使命，证明责任规范也能够胜任之。

专题二：主张责任

一、主张责任的概述

1．主张责任：指当事人必须提出确切具体的事实主张，以此来说服法官承认当事人所期望的法律后果的小前提（要件事实）。有时亦称阐述责任、辩论责任、证实责任、说

明责任、引证责任或者提出责任，但这些概念与主张责任并不完全相同。

12．辩论主义原则的对法官的要求（通过认为，主张责任与辩论主义原则紧密相关）1 【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法律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凡未经当事人提出的事实，法院均不得采用。原则上禁止法官自己提出事实并在诉讼中使用。罗森贝克亦指出：判决不能以当事人没有向法院提出的事实为依据，尤其不能以一方当事人虽已提出，但后来又予以收回的主张为依据。

3．争议与疑问：主张责任是否仅存在于辩论主义原则的诉讼中？

（1）以罗森贝克为代表的通说认为确实如此，因为在职权探知主义程序中，一方当事人的被动不作为并不必然导致对他不利的后果。

（2）普维庭认为这种看法并非绝对正确。在探知主义原则中，诉讼参加人也应当提供其

2申请所必须的事实，这是其协助义务。

（3）我国民事诉讼？

3要件审判九步法：

第七步：①根据整理出的事实争议点，帮助当事人理清举证、质证的基本要求和任

务；

要件事实证明②分配举证责任，使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明确知晓真伪不明情况下的风险

分担；

③在证明过程中，法官应及时将心证结论告知当事人，以促进其围绕法官的心证结论展开诉讼行为。

举例：《物权法》第106条关于“善意”的主张和证明责任

《物权法》第106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

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

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

意的；

二、主张责任的分类

客观主张责任：当事人没有向法官提供足够的事实主张，法官如何判案。

主观主张责任：一方当事人至少应主张多少，才能避免不利后果。

主观抽象的主张责任：权利请求人主张请求成立的事实和权利之被请求人主张反驳事实的责

任。（从诉讼的开始直到结束都存在，且不可改变）

主观具体的主张责任：当事人依据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向法官提出更加确切的或者新的事

实主张。（可以随时随地在当事人之间转换）

举例：甲依据买卖合同向乙要求支付500元，甲所要主张的内容就是，甲乙之间买卖合同以

及合同价金的存在，而这时乙提出先履行抗辩（主观抽象的主张责任）。此时，情况对甲不利，甲可以主张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新的事实），或者甲主张他虽没有完全履行义务，但合同约定了应当由乙先付款（对其主张的具体化）。

三、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关系

1．通说：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原则上是一致的。

罗森贝克：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并非两个不同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普维庭：迄今为止尚没有发现单独规定主张责任的规范。相反，通常是证明责任规范中

已经包括了主张责任的分配的内容。证明责任规范实际上同时也是主张责任规范。主张责任的分配原则上服从证明责任的分配。

2．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在某些具体方面有所不同。【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法律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邹碧华：《要件审判九步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11月。

普维庭：对某一个事实来说，立法者有可能完全免除了双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但是却规定了某一方的主张责任。这里所说的事实，部分地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推定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9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1）众所周知的事实；（2）自然规律及定理；（3）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4）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5）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6）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罗森贝克：可以坦然地承认两种责任的不同，而无须触及它们原则上的一致性。

专题三：主张和证明的性质

一、客观证明责任

客观证明责任不涉及该问题，这一概念与当事人的任何一个活动无关，只针对法院，它独立于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只是为克服真伪不明提供了途径。仅是主观的证明责任促使当事人进行主张和证明。

二、义务和责任

1．在诉讼法上的界限

通说认为，义务的本质在于法律要求人们对义务无条件遵守，违反义务的行为是违法的，因此会受到制裁，制裁会存在超出诉讼范围的后果。4

罗森贝克：将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明行为视为履行其义务，这一观念是如同强迫答辩一样是以当事人被迫为这样的行为的观点为依据的，但法院对为主张或未证明的事实不予考虑这并不是一种强制。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明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若主张和证明是一种义务，那么权利应与义务相对应，但法院和对方当事人均不享有当事人的主张权利和证明权利。

责任的意义在于推进和加快诉讼的进程，它独立于当事人的行为，违反诉讼责任不属于违法或者应当谴责的范畴，违反责任当事人会承受不利后果，该不利后果会严格限制在诉讼的后果范围内，不会存在超出败诉的后果。5

2．间接义务

实施一行为就会带来利益，不实施一行为就会为自己带来不利益。（不真正义务？）罗森贝克：间接义务为这种法律状况提供了极好的类推法。【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法律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同4

第二篇：论证明责任分配的标准（模版）

论 证 明 责 任 分 配的 标 准

山东胜路律师事务所徐乐德

一、对“谁主张、谁举证”的质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我国刑诉法第一次采纳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可导出一系列诉讼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两项规则是被告人沉默权（我国立法未采纳）和遇疑问有利被告的规则。我国刑诉法对无罪推定的原则的采纳说明我国立法者承认公诉机关和人民法院用尽法律许可的手段后，仍然有可能对案件事实不能查明，即承认“悬案现象”（又称真伪不明）。同时我国刑诉法在这种情况下规定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为“遇疑问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即公诉机关（或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

既然“悬案现象“是刑事案件在诉讼中存在的客观实在，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民事诉讼中是否承认“悬案现象”及在这种情况是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的。提起证明责任，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即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我国权威学者的解释该条为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即：（1）当事人双方都应负担举证责任；（2）谁主张事实，谁举证。就是说无论原告、被告、第三人，谁主张一定的事实（包括肯定事实和否定事实）谁就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①依据这一学理解释，可以看出，我国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悬案现象（假定双方主张同一事实，而法院直到审判结束都无法查明该事实，即法院认为该事实为真或为假的概率各为百分之五十），出现时证明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

②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依我个人理解，这种证明标准类

似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即“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那么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遇悬案现象时会不自觉地适用刑事案件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即“遇疑问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从而判决原告败诉。

在民事案件中适用遇疑问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是否合理？笔者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在民事案件中简单适用遇疑问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实际上混淆了刑事立法与民事立法目的。在刑事立法中，主权者考虑犯罪是社会上极端的个别的现象，主权者认为其绝大多数臣民是善良的，而不会走上犯罪道路，首先控方应假定被告人（或嫌疑人）是良民，而不是罪犯，如果要证明被告人（嫌疑人）有罪，证明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这种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是由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不平等性决定的，我想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思想起源。而民事立法目的在于确立主体在私法上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在民事诉讼中，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民事立法的核心与精髓是确定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性，因而在民事诉讼中，遇悬案现象时，简单地推定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与立法目的是相悖的。

由此可见，在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包括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不可能完全解决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本文试图论述在民事案件诉讼中，“遇疑问”应按什么标准分配证明责任。

二、证明责任的基础理论柴发帮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335页

②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页①

（一）证明责任的含义

“证明责任”一词英文是“burden of proof”或者“onus of proof”。其中“burden”和“onus”是负担的意思，“proof”是证明的意思。除证明责任，在我国还有译成“举证责任”或“立证责任”，在我国的诉讼理论和实践中，“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实际上是同义的。笔者认为，举证责任从词义上容易使人简单地认为，提供证据的责任，不能准确反映burden of proof的内含，因此本文采用了“证明责任”的提法。

研究证明责任理论，首先遇到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即如何准确界定“证明责任”的含义？

关于举证责任的含义，诉讼法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如英美学者把举证责任分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和令人信服的责任①，德日学者则分为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

罗马法对证明责任问题，规定了两大原则，一是原告应负举证责任，二是主张者负担举

②证的义务，否认者不负举证的义务。在古罗马时期的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概念显然是指

具体诉讼中的证据提供责任。即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客观证明责任的概念。

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是广义的概念，其中包含“令人信服的责任”及“提供证据的责任”，前者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使法庭审理事实的人信服，其提出的全部事实而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关于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凡提出某种要求，控诉或申请的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凡主张某种事实的人对该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具有提供证据的权利和义务。在正式的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有义务把他所掌握的全部和案件有关的证据，在审判前阶段加以提出，否则法院认为当事人已放弃利用这项证据的权利，不能在以后的司法审查中再提出该证据。“令人信服的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这两者是不同的，彼此独立的概念，不仅内涵不同，而且承担责

③任的情形，证明程度的标准及法律后果是不同的我国证据法学教科书认为，证明责任包含四方面的内涵。第一、主张责任。当事人的主张是法院审理的对象和范围，主张是证明的前提，“谁主张、谁证明”，没有诉讼主张，也就谈不上承担证明责任。第二、提供证据责任，这项责任的内容是向法庭提出证据。（有时需要提出证据线索，请求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刑事诉讼中，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证据，不属于提供证据的责任。而行使自己的辩护权。第三、说服责任。是指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方承担的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说明、论证，使法官形成对案件的确信的证据的责任。第四、不利后果负担的责任。证明责任最终表现为如果不能提出能够说服法官确认自己的诉讼主张的足够的证据，则承担证明责任的这一方将面临可能或者必然败诉或其他不利的后果的责任，这一

④观点实际上是以诉讼中不同阶段为线索而提出的证明责任的涵义。

当代德国证明法学界对证明责任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德国的证明法学虽然在证明责任概念的理解上不尽完全一致。但概括地说他们将证明责任首先进行了学理上的分类，然后，针对每一类证明责任概念进行界定，最后使人们对证明责任的涵义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具体地说，德国证明法学理论，将证明责任划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和具体证明责任、抽象证明责任两组概念，同时指出这两组概念在某些角度考察时还存在着交叉。

所谓主观证明责任它要回答的问题是，那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具体的要件事实举证，在民事诉讼开始阶段或每一次的证据调查过程中，几乎都会涉及到这一问题。

所谓客观证明责任是指如果当诉讼中的一项事实主张最终不能被证明时，也即在法官自己对事实主张存在或不存在始终不清楚的条件下，由何方负担不利后果的问题。① 叶自强著〈〈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② 叶自强著〈〈民事证据研究〉〉第145页

③ 叶自强前揭书第137„138页

④ 卞建林前揭书第325„327页

至于抽象证明责任和具体证明责任的区别，指的是前提是不是在具体诉讼中，如果人们抛开具体的诉讼程序，就一个要件事实发问，由谁负担在诉讼中对要件事实举证，那么这就是抽象的证明责任，如果把目光对准具体的诉讼，当法官已获得的事实信息，并且形成了暂时的心证，然后人们问，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那一种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这指的是就是具体证明

①责任。

（二）、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

关于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问题，诉讼法学界存在争议，主要有权利说败诉危险负担学及义务。败诉危险负担说是大陆法系学者之通说，在我国处于多数说的地位。

败诉危险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不是权利亦非义务而是指不主张，不举证时将致败诉，如不想败诉就负举证。

（三）悬案现象体现了客观证明责任存在的价值。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承认悬案现象是客观存在，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后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从这一条不难看出，我国的立法者意识到可能“事实不清”，而且还认识到不能一律要求法院查明事实，而是在“查清事实后”改判，那么，如果最终还是无法查清事实，法院该怎样判决呢？法律没有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或办法，另外从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和185条关于再审的规定来看，我国民诉法实际也承认悬案现象。

客观证明责任正是基于悬案现象在诉讼中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客观事实而产生的，或者说悬案现象是客观证明责任理论存在的基础。客观证明责任的本质在于，法院的法官用尽了法律所允许的所有办法，而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仍然真伪不明情况下，对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应如何分配（即败诉）。

三、证明责任分配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一种观点认为：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按一定的标准将不同法律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分配，使原告对一部分事实负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部分事实负证明责任②。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叶自强认为，如果法院经过证据调查表明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其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获得确定，则不产生待证事实是否不明的现象，从而不发生发生法院无法适应法律进行裁判的情形。但是如果法院及双方当事人由于缺乏，无法使待证事实之存否问题明确的证据，就会在诉讼上发生事实存否不明的现象，„„在事实存否不明场合，谁应遭受

③败诉的判决？这种法律问题，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对证明责任分配的概念得表达均不完整。通过笔者对证明责任的辨析，我认为第一种观点所说证明责任实际是一种主观抽象证明责任，即当事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对争议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责任，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败诉，也即通常意义的证明责任。而第二种观点他所指的证明责任是指客观证明责任，即法官对事实问题认定存疑时对证明责任得分配。

从本文第二部分对证明责任含义的界定，笔者认为证明责任分配应当包括主观和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

四、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重要学说

自古罗马对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规定了两大原则一来，关于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学说可谓学说林立，但归结起来可有两种方法。其一，专就待证事实本身的性质、内容进行研究，至于 普维庭著〈〈现代证明责任问题〉〉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13页

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第331页

③ 叶子强著〈〈民事证据研究〉〉第142-143页①②

待证事实在法律构成要件上处于何种地位则不予考虑，凡是符合其一定性质内容的待证事实，当事人就该待证事实不负举证责任。这种方法被称为要件事实分类说。其二，专就个别具体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依法律构成要件的性质，依据不同价值标准进行分类，凡是属于某一类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当事人就事实负举证责任，这种研究方法称为法律要件分类说①。

（一）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主要内容

德国民事诉讼法学者罗森伯格所创立的这一学说，在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已享有几十年的盛誉，虽曾遇到挑战，但他的通说地位至今仍未动摇。罗森伯格认为举证责任可以进行抽象统一的分配。他说，民法规范本身已具有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因为立法者在立法之际，已将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予以考虑，并及安排相应的法条中，学者或法官如就全部民法法条进行分析，并不难发现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他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在原则上只有一个原理，即“各当事人应就其有利之规范要件为主张及举证。”具体而言，如果一方当事人声称，只要适用某些法律条款，他就可获诉讼上的胜利，即该法条可以满足他的诉讼请求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该当事人应当就该法条及实际上已存在的事实提出主张并承担举证责任。依照罗森伯格的看法，法律规范之间，如果不是互补关系就是相斥关系。举证责任可以在这种关系中求得。根据上述原理，罗氏以适用范围的广狭及法律有无规定为标准，将法官审判案件必须遵守的规则分为两类：一是基本规则；二是特别规则。前者是指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后者则指法律有明文特别加以具体规定及理论上相当于明文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其功能在原理上处于与基本原则相反的地位。罗氏学说提供了若干举证责任的分配的基本原则和规则，由于它能维护法律形式上的公平，具有统一发挥法律安全性优

②势，因而长期受到法学界的推崇和司法界的重视。

（二）新发展。

任何一种学说，不可能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所有问题，法律要件分类说也不例外。自学说创立一百年以来，受到大陆法系诉讼法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该学说自身存在的缺陷也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特别是随大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环境公害，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及因产品制造缺陷而造成的损害，对于这些种类繁多的复杂的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法律要件分类说显得有些不适用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的一些诉讼法学者，在批判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础上，抛弃了法律要件分类说抽象的形式标准，坚持利益平衡、公平、权利救济等因素，相继提出了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等学说。

（三）法律规范要件分类修正说

20世纪80年代，德国诉讼法学家汉斯·普维庭在其教授资格论文《现代证明责任问题》中，在对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基础上，进行修正后，提出了法律规范的要件分类修正说，普维庭教授认为：“从实质性依据的多样性，尤其是从‘遇疑间时有利于立法目的’这个基本依据可以看出，证明责任的分配的实质性依据的数量是无法穷尽的，这也从方法论上证明了将来也不可能发现能够一般地克服所有真伪不明的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各个原则的落空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按照法的文义寻找证明责任的分配，亦即回到规范说的基本

③思想中去。”

修正说并没有完全抛弃前人学说如：盖然性学说，危险领域 说等合理内核。他认为虽然不能以这些学说作为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但是可以将这些学说作为实质性依据将其作为立法目的辅助解释手段或者作为法官法上的评价手段。他认为基本规则和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 叶自强前揭书第146页

叶自强前揭书第151页

③ 普维庭著〈〈现代证明责任问题〉〉第379页

①②

4不是程序法的形式上的构造，相反它各个实质性依据所决定，因而具备实体公正性。

五、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之我见

证明责任分配标准首先关系到实体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如秩序、自由、效率、正义等能否得到最终的贯彻和实现。同时又涉及到现存的诉讼模式和诉讼程序能否富有正义和效率。证明责任分配标准问题不仅是诉讼法学上一个重大问题，同时又是民法学、立法学一个重要课题，因而证明责任分配标准问题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和实务价值，但是妥善的解决这一问题，却有极高的难度，尽管中外学者孜孜以求提出了诸多的学说，也各具有起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各有自己无法解释问题。

民事诉讼证明活动主要对象的法律事实复杂多样；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原因事实，同时诉讼不仅要求各种法律关系的原因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判断，而且还要对其存在状态进行细致的划分。当代社会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各种新事物，新观点，不断涌现，这也不断的对法律科学提出新问题；因此寻找到一个一成不变证明责任分配标准是不可能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也应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一个确定的基本分配标准的基础上不断的修正。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不单纯是民事诉讼法学的问题，也应当引起民法学的高度重视。我认为解决证明责分配标准问题应当由民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者共同合作；协同攻关，形成一套完整，科学和体现现代法的价值的证明法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系应当把证据制度证明标准、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评价、证据规则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用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统帅全局，以民法的实体规范为研究对象，最终从法律规范技术的角度构建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同时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应当考虑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以及法律人材（尤其是法官）的素质。我国现存的诉讼模式大体上属于是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与英美法系 的当事人主义有重大的区别，因此在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应当着重借鉴大陆法系 比较成熟的证明责任的学说和理论。另外还应当考虑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参差不齐有些法官尚不能把握法律的精要，因此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不能过于笼统抽象。并且我国尚未实施职业法官制，法官与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如果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不具体、不确定，而赋予法官太大的自由裁量权，很可能导致个案审理的不公正；产生更多的司法腐败。

我认为证明责任分配应当坚持以下标准，１、坚持罗森伯格的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为基础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这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１）、以当事人主张的权利发生要件事实为内容，用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方法，主张权利发生法律效果的人，就权利发生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２）、以当事人主张权利妨碍要件事实内容。主张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成立从而请求相对人履行债务者，依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举证责任分配方法，由主张权利发生的当事人举证。如果相对人主张其意思表示因欺诈、胁迫，或因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而无效或撤消者，此种法律要件事实属于权利妨碍要件事实，应归主张权利不发生的当事人举证。（３）、当事人主张权利消灭要件事实，否认权利人的权利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主张权利人的权利因清偿、履行、②抵消等事实而消灭的，应当就其权利消灭的要件事实进行举证

这种分配方法非常明确具体，法官用起来非常方便，法官在审理案件的中，可以直接分析相关的民法规范，发现哪些事实属于权利发生要件，哪些事实属于权利妨害要件，哪些属于权利消灭要件，从而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

２、把危险领域、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等比较成熟的合理的学说纳入法律规范分类说，作 普维庭前揭书第516-517页

陈宗荣〈〈举证责任之分配〉〉

（二）转引自叶自强〈〈民事证据研究〉〉第157-158页①②①

为该说的确定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规则。

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等学说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而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的情况下提出的，具有了很高的合理性，不能简单的抛弃，因此我非常赞同普维庭教授的意见，吸取这些学说的合理内核纳入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作为该说的规则，（详见本文法律规范要件分类修正说）。这些规则可以用来处理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使用。并且应当考虑社会不断的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的修正，提出新规则。

３、法官在以上两条标准仍不能明确证明责任分配时，应当坚持“遇疑问有利于立法目的的原则”而不能简单的适用“遇疑问有利于被告”的原则。

如果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依照上述两条标准时仍无法明确证明责任的分配，应当坚持“遇疑问有利于立法目的”的原则。因为立法者在立法时，已经将公平、正义、秩序、效率、自由等价值充分考虑，即法律本身即蕴含着以上价值，或者说以上价值是法律追求的目标，如果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问题能够坚持“遇疑问有利于立法目的”的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用程序保障了实体正义的实现。

主要参考著作

１．叶自强著《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２．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３．（德）汉斯·普维庭著 吴越译

《现代证明责任问题》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４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6

第三篇：论领导干部责任

——一论领导干部要敢于负责

在市委八届六次全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军告诫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对工作要敢于负责，为贵阳人民的利益而敢抓敢管、敢作敢为、敢闯敢试。在近日召开的市人大会议上，他又要求贵阳的各级干部要努力成为实干家。

今年，是我市贯彻市委八届六次全会确定的“应挑战、保增长、重民生、推改革、促开放、善领导”十八字方针，实现新跨越的关键之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贵阳进入了非常时期，要化“危”为“机”，就需要谋非常之策、用非常之力、争非常之速、成非常之事，踩准这一轮经济周期的“点子”，推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取得新实效。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贵阳市各级领导干部敢抓敢管、敢于负责。

领导干部能否做到敢抓敢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领导干部的党性体现。党性是党的世界观、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的集中体现，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讲党性。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危机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性体现得更加明显、更加充分。当面临生与死、公与私的抉择时，也就是体现党性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亲临一线、靠前指挥，敢抓敢管、敢于负责，凸显一个领导干部坚定的党性原则，是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组织上交给繁重任务的时候，勇于担当，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不拈轻怕重、敷衍塞责，就是党性的真实体现。

古人认为：“为官避事平生耻”，人们称赞某位领导干部“有魄力”，就是指这位干部在工作中敢抓敢管敢于负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就应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只顾打自己的小算盘，遇事推诿，不负责任，不敢管理，使该贯彻的政策没有贯彻，该推动的工作没有推动，该落实的事情不去落实，无所作为，贻误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害，使人民的发展权利受到侵害，这样的干部就是党性不强的干部，是一个不称职的干部。

领导干部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头羊”，党性强不强，能不能当好领导，最有效的检验就是能不能做到敢抓敢管。领导干部敢抓敢管是党性要求的具体体现。从思想根源上讲，敢于负责，敢抓敢管是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的体现。不敢管事，说到底是私心私利在作怪。有的干部怕得罪人，怕丢掉“选票”，认为只要不干事就会不出事，凡事求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个好好先生，保官稳官；有的干部由于缺乏“敢抓事”的能力，“敢管事”的正气，遇到问题上推下卸，左推右挡，碰到矛盾就打“太极”，能绕则绕，能拖则拖。有人形容这样的干部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能抹就抹，能溜就溜。”这样的干部党不放心，群众不满意。

敢抓敢管是对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现实考验。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全市执行力的细胞，只有各细胞充满活力，运动正常，才能确保全市整个机体的正常运转，只要一个细胞不动或少动，就会影响全市这台机器的运转效率。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就要敢抓敢管，敢于负责。这样的干部多了，贵阳的发展就会前进一大步。

那些敢于负责的干部，是化“危”为“机”的主力军，是贵阳发展的中流砥柱，是推动贵阳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取得新成绩的栋梁之材！

——二论领导干部要敢于负责

出色地完成一项工作，不仅要有敢抓敢管的积极态度，更要有敢作敢为的实干精神。当前，贵阳市正处于应对挑战、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否做好“应挑战、保增长”的各项工作，无疑需要敢作敢为，“干”字当头，永不懈怠。

敢作敢为，就是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勇于担当，去应对、去解决遇到的一切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当，或为家庭，或为工作，或为社会。对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必须把担当贵阳发展为己任，把敢作敢为当作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敢作敢为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自觉，满足于“推一推动一动，不推不动”，“抽一鞭子才动，不抽不动”，这就不是敢作敢为。敢作敢为说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其实也很具体，就是各个层面各个领导干部都各尽其能各履其职。

当前，贵阳市大政方针已经确定，发展思路明确，关键是要实干。不实干，再美好的蓝图、再周密的思路都是空话，都是废话，都是最终会让老百姓反感的大话。因此，对看准的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要果断地干、坚决地干，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一天也不要耽误、一刻也不要耽误，行动越早、越主动、越快，效果越好。对根本方向正确，但一时有争议的事情，不能听风就是雨，要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干，不为困难所吓倒、不为非议所动摇。要在干的过程中统一思想，用事情办成、群众受益的实际效果来统一思想，切实做到不迟疑、不彷徨、不折腾，绝不在争议中浪费时间、丧失机遇。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舍生取义，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必须负的责，迎着风险也要担。不愿担责任，就不该当领导；不敢担责任，就不配当领导；不会担责任，就不能当领导。要主动挑起工作的重担，在应挑战、保增长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都必须主动协调，努力化解，确保“不误事”；在推改革、促开放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矛盾和纠纷，都必须敢于负责，善于疏导，攻坚克难，做到“不怕事”；在涉及社会稳定的敏感问题上，都必须清醒慎重，积极应对，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不出事”。要多一些真抓实干，少一些坐而论道；多一些开明包容，少一些小肚鸡肠；多一些团结协作，少一些斤斤计较，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敢作敢为的问题。

贵阳不需要夸夸其谈的“空谈家”，而需要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不需要评头论足的“评论家”，而需要身体力行的建设者。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实干，实干，再实干，进一步形成实干的风气，让那些“空谈家”、“评论家”、“战略家”、“理论家”在贵阳没有市场。唯有实干，才能推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

非常之时，要有非常之为。使命在肩，无可推卸；责任在心，身体力行。全市领导干部，要知难而进不言难，迎难而上不怕难，克难而成不留难，顶着压力冲，放开手脚干，把敢作敢为的胆识、能力展现在对各种问题的处理过程中。

——三论领导干部要敢于负责

《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天地之道，不在创新中更生，便在因循中死亡；而任何与时俱进的伟大实践，无不始于有胆有识的伟大尝试。因而，要牢记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讲过的一段话：“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而敢闯敢试正是领导干部敢于负责的时代使命，既不敢闯，也不敢试，何谈“负责”二字。

当前，世界正经受着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值此非常之局，何以化“危”为“机”？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军在市委八届六次全会上，用“急中生智”作比，生动地道出了危机能“倒逼”出改革契机的道理：无规可循恰为突破常规打开空间，形势紧迫更为敢闯敢试提供推力；越是非常之时，就越是需要敢闯敢试；越是领导干部，就越是要敢为天下之先，为贵阳应挑战、保增长打开科学发展的新天地。

敢闯敢试，就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气。思路决定出路，任何意识与实践的结合都是一个能动的过程。贵阳“欠发达、欠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就“欠”在思想解放上，即使我们正在起步甚至尚有争论的一些改革，发达地区事实上早已走过。因而领导干部要敢闯、敢试，首先就要突破陈规旧制，运用好解放思想这一法宝，破除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定式，克服那种唯书唯上、照搬照套的行为惯性，善于用新观念研究新情况，用新视野迎接新挑战，用新思路抢抓新机遇。别的地方能做的，贵阳不仅同样能做，而且还要与发达地区争做改革创新、敢闯敢试的先锋！

敢闯敢试，就要有舍利取义的胸怀。改革必然涉及权利和利益的调整，就得打破既得利益。因而对一部分人来说，改革常常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求别人改革容易、改革自身难；谁都说不改革不行，但是一落实到具体事项，就这也不能动，那也不可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给所有人同时同等带来利益的万全之策，谁的利益都不能碰，谁的奶酪都不能动，还怎么闯？怎么试？因而领导干部要敢闯敢试，必须格外注重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树立舍小利取大义的精神，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各种调整，科学确定改革中的轻重缓急，积极参与改革，杜绝胡干蛮干，更不能为了一点点眼前利益而抱残守缺，做改革的“绊脚石”。

敢闯敢试，就要有不惧风险的魄力。创新总是要面对未知风险和不期而遇的困难，领导干部要敢闯敢试，要的就是那么一股子迎难而上、不怕失败、敢于负责、自强不息的劲儿。看准了的，就义无反顾地加以推进；越是有困难，就越是要一头“扎”进去，去闯、去试，用活生生的改革实践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探索经验。而绝不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如小脚女人一般担不得风险；更不能一味地推诿塞责，让“墨守成规，但求无过”的沉沉暮气，压垮了改革创新的勃勃生机。

敢闯敢试，更要有宽容失败的氛围。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敢闯敢试，就要以改革创新为标尺，确立正确对待风险和失败的科学态度。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哪一件是一开始就知道百分之百正确，所以要敢闯敢试，通过尝试，对了，就坚持，就推广；错了，停下来，改过来就是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就是让每一个同志都能放开手脚去干事，放下包袱去闯试；要允许敢闯敢试者有失误，但却不允许不改革，对旁观者要鞭策，对懈怠者要调整，对阻碍者要追究。

总之，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欠发达、欠开发”，就越是需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越是需要增创体制机制优势。领导干部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是否敢于改革、勇于创新，不仅事关个人荣辱，更事关全市发展和市民福祉，唯有以敢闯敢试的勇气去拥抱改革时代的浪潮，才能克服任何困难，应对任何挑战，奏响贵阳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精彩乐章。

刘子富向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了自己的想法，委婉地提出：“您的事情比较多，我写出来，您找个水平高的秘书看一下就行了。”石宗源的回答是：“我哪怕一天看30页，也要把书看完。”

今年2月27日，书稿初成，刘子富请人把书稿递送给了石宗源，石宗源当天即让人把书稿送了回来，并附了一封信：“子富同志：书稿粗略看完了，你辛苦了，向单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为此书作序)表示感谢。4处有修改，仅供参考。”“他是当天就看完了，而且提出的修改意见，都是在技术层面上的，如标点符号和时间顺序上的错误。”刘子富很感慨，对一个如此敏感的事件，在事件发生仅8个月就同意公开出版书籍，已经非常不易。没有对书中的观点提出修改，更见石宗源对他的尊重。

定稿时，刘子富为书起名为《新群体事件观》，那么何谓新群体事件观？

他的解释是：“我国的社会进入了转型期，在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不断会遇到新的矛盾和挑战，社会矛盾高发。发生矛盾和摩擦时，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是内部矛盾，不具对抗性，不具有政治诉求和目的。应该用化解、疏导、服务的原则和方式来处置群体性事件。”

对应瓮安事件，刘子富将其定义为：“显然这是一起典型的群体性泄愤事件。干群关系已经由„鱼水‟转化成了„水火‟，而一旦群众走到山穷水尽别无路的时候，就会采取极端手段来泄愤。”

这是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上的判断，而刘子富也在手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来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这要求党委和政府找到全新的机制、手段、理念和方式。”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

首先是“现场第一”及慎用警力。刘子富告诉记者，现场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焦点所在，如果党政负责人能在现场指挥，并且与群众沟通，让他们的怨气消除，群体性事件扩大的可能性就不大。警力的慎用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警察在场并动粗极易引爆事态，“要慎用警具，更要慎用杀伤性武器。”但是在瓮安事件中，党政主要领导却丢掉“现场第一原则”，躲开现场，回避矛盾，不敢面对群众，以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次，是公开原则。瓮安事件和其他一些类似群体性事件一样，都有一个很强的推动力，那就是漫天飞的谣言。“在瓮安事件中，谣言的说法太多，说女孩是被奸杀，在场者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亲戚，但是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当地电视台和广播对这一在民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毫无反应，任由谣言乱飞。”

再次是问责，这是重塑政府形象，让群众恢复信心的重要途径。

刘子富告诉记者，经历了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了高度的敏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告诉记者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自己在瓮安与新任县委书记龙长春谈话，到了22时多钟，龙长春突然匆匆离去。他告诉单光鼐，当地又有一个孩子溺水身亡，他必须立即去现场处置。

刘子富的书中记载了另一件事：去年8月，一名吸毒并自称是艾滋病患者的人员，来到瓮安县公安局大门前用刀将手腕划破，以死威胁，高喊“公安局不公道”引来上百人围观。刚刚经历了“6.28”事件的当班民警心存疑虑，一时不知如何处置。

瓮安县公安局新任政委周胜立即赶到现场，面对当事人，严厉指出：“吸毒人员到公安机关无理取闹，这种错误行为一定要受到惩罚！”并喝令他立即把刀放下，不然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吸毒人员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刀，答应不再无理取闹。围观群众也随即散去。“敢于面对当事人，就能有效控制事态，”刘子富说，瓮安党政干部现在把弦绷得很紧，但是具体到实践层面，还需要系统的培训。

《新群体事件观》一书，将瓮安事件作为标本予以仔细剖析，分析了事情的成因，一起少女自杀事件何以演变成一场灾难？干部们为什么不在现场，他们应该怎么做？年纪轻轻的孩子为何失去了理智？干群关系又为何紧张到这种地步？14万字的书给出了详细答案。本月中旬，《新群体事件观》已经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短短几天，在贵州一时洛阳纸贵。

在瓮安，县公安局给300多名民警每人配了一本。瓮安县公安局负责人给刘子富打来电话，给予了高度评价：“起点非常高，因为我们参与了事件的处置，读起来倍感亲切。处理类似事情，就可按书中提出的原则去处置，这是最好的教材。”在贵州息烽县，此书已被当地作为教材，向全县党政干部推荐。

“没有不讲道理的人民群众，主要问题在于瓮安原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干部作风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偏差，”刘子富说，他希望借此书，让社会更良性健康地发展。（据《现代快报》）

第四篇：社会责任论

社会责任论

一、社会责任论的产生

20世纪，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自由主义理论的问题渐渐凸显，其所提倡的‚观点的自由市场‛，而现实却是报业所有权的集中和‚一城一报‛的局面。社会责任论者西奥多〃格拉泽曾说：‚20家公司控制着6100万份日报的一半多的日发行量；20家公司掌握着这个国家11000种杂志的多半收入；三家公司操纵着大部分电视收入和电视观众；还有10家大广播电台，11家图书公司和4家电影公司。‛（1）自由主义理论陷入无法扭转的矛盾中。

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理论的提出。在新闻学界的即为社会责任理论。1944年初，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组成‚新闻自由委员会‛，邀请了12位著名学者担任委员，这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20世纪最著名学术团体‛的‚哈钦斯委员会‛。委员会用两年多的时间，对美国新闻自由现状进行了艰辛的调查，前后听取了58家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影界人士的证词，收集了225人的意见，提出了176份文件和分析资料，召开过17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后，终于在1947年3月2日，发表了第一期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曾指出：‚我们称为新闻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就诞生于这些有说服力的综合性研究中。‛（2）报告清楚道明了新闻自由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乃是缺乏责任的约束。‚新闻自由的危险，部分源自新闻业经济结构的变化，部分源自现代社会的工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由于操纵新闻的人不能洞见一个现代化国家对新闻业的需求以及他们不能判断责任和不能承担需要新闻业肩负的责任所造成的。‛（3）这一报告，确立了大众传播社会责任思想的问世，也宣告了一个相较于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更成熟的新闻自由观的诞生。它最先明确了大众传播责任的原则，从根本上奠定了社会责任学说的理论基础。1957年，随着《大众传播的责任》问世，社会责任传播理论逐渐为世人所知，从此新闻界开始了以自由与责任为主题的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研究和思想传播。

二、社会责任论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关系

社会责任论是在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基础上产生，而又超越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范围。其与自由主义理论有诸多相异之处： １、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把政府看作集权统治的继续；社会责任论则视政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２、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社会责任论则希望政府应主动地去促进自由，必要时，政府应与大众、媒体三者协同一致，共同发挥传播的功能。３、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所揭示的自由是消极的，我们通常称之为‚不受外界限制的自由‛；而社会责任论的自由则是积极的，它要求拥有能够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目标的必需条件。４、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新闻自由纯粹是个人的权利，强调‚开明的自我利益‛，因此为了满足一己的理性与天赋，要除却一切加诸个人的限制；社会责任论则强调‚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之福利‛，权利与义务（责任）已由个人转移到社会，由理性移转到良心与宗教伦理。它的目标在于促使社会更易于发挥各种功能，使人类获得最大的快乐。

三、社会责任论内容

自由委员会在其总结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中要求报刊对全社会负责，对报刊提出五项要求：

1、‚对每日的事件给予真实的、全面的和理智的报道，并将它们置于能显示其意义的特定的前后联系之中‛，这个要求即为：新闻必须真实全面；报道必须理智；新闻要做出合乎真实的解释。

2、报刊要作为‚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

3、报刊要反映‚社会各组成群体的一幅典型画面。‛

4、报刊负责提出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

5、报刊使人们‚方便的得到当天的新闻‛。

之后，社会责任论还对报刊自身、公众、政府发出了呼吁。

首先，它提出报刊提供了公众需要的信息和讨论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应该呈现出专业精神。特别的，报业应该具有信息和讨论的一半传递着所有的责任感，应该作出高质量的不会得到即刻经济回报的高质量的内容，应该加入积极的相互的批评，应该试着提高专业才能。广播工业应该控制节目远离广告。其次，它也指出公众也对报业负有某些责任。首先是公众要知道大众媒介的巨大作用，并且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知道报业还差多远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一旦公众知道这些事情，其行为就能在三种途径上改进媒介。首先，非赢利机构应该帮助报业执行它需要的任务。例如，学校应该操作广播电台或者制作电影，为了那些商业媒介认为他们不适宜服务的受众。第二，教育机构应该为先进的研究、大众传播领域批评性的出版物提供中心；现在的新闻学院应该给学生提供广播教育。第三，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评价新闻业务并且每年都给予报道。最后，它还要求政府应制定反垄断法来制止新闻媒介的过度集中，保持大众传媒业的竞争；同时鼓励传播行业的新投资者，以此试图维持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市场；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证公众及时全面了解政府的政策及政策指定的目的；必要时政府可以创办自己的媒介以保证上情下达，政令畅通；切实保障言论自由。

四、社会责任论的意义

社会责任理论对新闻从业人员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它能够让新闻工作者产生一种积极的情感，即自己是在为社会作贡献，是在为大众利益工作。从而不会以金钱利益为准则，不会用闲言、色情及暴力等来迎合某些受众的低级趣味；其次，新闻工作者以社会责任理论作指导，可以避免盲目性，就如夜间的航船有灯塔为其导航一样；再次，它能够消除政府对新闻界进行干涉的威胁，而使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律。

五、社会责任论的体现 五月十九日，中国举行为期三天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哀悼日，各地媒体以黑字大篇幅报道全国哀悼日情况。汶川大地震后，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10日发表郑永年撰写的评论文章说：

自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以来，中国的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随着媒体自由度的增加，中国在世界上呈现出空前的开放性和透明度。这次出色的抗震救灾的报道正改变着人们的刻板看法。

中国媒体及时、客观、开放、透明的报道，在第一时间传达了灾区的信息，不仅保持了社会安定，消除了各种谣言、惊慌的报道，也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媒体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众面前的话语权，它不仅为中国政府和媒体赢得了国际信誉，也让一些有偏见的国外组织、媒体和政要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难以妖魔化中国。无疑，中国媒体这样出色的表现是社会、媒体和政府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4）

注释：

（1）(美)丹尼〃埃利奥特编《负责的新闻业》第87页 台湾贤明出版社1986年

（2）罗伯特〃苏穆尔编辑《新闻业的诸种责任》 第41页Notre Dame大学出版社1984（3）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编 《自由与负责的新闻业》 第1页 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7年

(4)中新网6月10日（5）《社会责任论的传播哲学阐释》胡兴荣（6）《试论西方传媒》黄建新 杨振宇

第五篇：论责任[范文]

论责任

《人民的好儿女》观后感郭磊

看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报道《人民的好儿女》，突然想到了一个词——责任。

是啊，人民的好儿女不就是一份责任心打造并坚守的吗？

责任是一种忘我的忠诚，责任是一种执著的坚守，责任是一种人性的升华。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工作的责任，人生一世，责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扛着它，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才真正称得上有价值。

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职工，包括我自己时常厌倦自己平凡的岗位、厌倦平淡无奇的生活，然而，面对这些优秀的党员枪兵，我们是否有所思、有所获？身为一个铁路人，在选择了铁路作为自己人生事业之时，就必须勇敢地扛起自己肩上的责任，不可推卸，永不放弃。有了这种责任的支撑，有了对“安全”二字的坚定信守，平凡的岗位便极不平凡。一趟趟列车的安全正点，有着我们倾情的付出；千百万旅客平安回家，有着我们无私的奉献。此时，我们就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就是人民的好儿女，我的人生也是如此灿烂。”

《人民的好儿女》感言

车间工程师，党员张雪梅：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一座丰碑，是指引我们向前的航标。作为车间干部要时刻牢记自己在车间职工中的“航标”作用，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成为职工们学习的榜样。

电报工区工长于晓沛：在今年的评比中，我们工区成为了车间的优秀班组，我也成为了段一级的优秀女职工，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距《人民的好儿女》还差很远，要把工区打造成一个品牌，把自己煅炼成一名优秀的党员，我们还需努力，作为工长的我，更要不断努力。

电缆工区职工赵志杰：电缆维修工作即艰苦又责任重大，多少次我都动摇了坚持下去的决心，《人民的好儿女》即给了我力量，又给我了力量，还给了我力量。我要说，别人能做到的，我一样能做到，而且还会做的更好，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