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视野下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探析

第一篇：经济全球化视野下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探析

经济全球化视野下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探析

赵丽

摘要：财务管理学在经历了从独立到不断完善的20世纪之后，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浪潮，必须进行全面创新。本文从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等方面做以简要分析。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财务管理理论创新

一、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对财务管理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步加快，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我国企业在21世纪初面临的最重大的经济环境变化就是我国正式加入了WTO，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不断创造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并发展下去。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对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世对企业财务管理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金融市场变化对财务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财务管理有着直接影响的是金融全球化。加入WTO后，我国将逐步放松外资金融机构准入的范围和区域限制，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必将对我国的金融市场、企业的筹资和投资产生极大的影响。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资金供给的增加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为我国企业筹资、投资和规避风险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组合方式。金融创新丰富了金融工具品种，拓展了金融服务范围，同时也派生出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表外风险等新的风险，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如何规避风险，将成为人世后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经济结构变化对财务的影响。人世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加入WTO后，我国的产品可以在WTO的成员国（或地区）中享有多边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这无疑将使我国企业增加跨国经营活动，从而对企业跨国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人世将对我国原有的一些受保护的部门及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产生较大冲击，而一些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已形成规模经济且技术成熟的部门则将从中受益，这必将影响到我国企业资金运动的方向及规模。企业内部重构时的资产剥离、并购时的资本运作、破产时的权益清算等，都将成为财务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人才环境变化对财务的影响。加入WTO后，企业人力资源竞争将更加激烈，国内企业如何留住优秀人才，甚至吸引国外管理人才流人，将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课题。在企业经营国际化的进程中，高级财务管理人员不但要精通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熟练掌握外语和计算机知识，而且必须具有全局观念和组织协调能力，有敏锐的洞察力、开放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目前，我国财务管理人员还远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提高人员素质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任务。

二、知识经济时代下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

知识经济使传统以物质形式的资本为主要内容的配置结构改变为以知识资本为主的配置结构。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财务管理理论必将拓展出全新的领域，表现出与传统财务管理完全不同的新特征。

（一）无形资产管理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点。知识经济使技术成为企业生产要素的核心，专有技术、专利权、商标、商誉和信息等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据统计，在经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已高达60％～80％。无形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它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无形资产管理必将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

（二）财务管理方法日趋网络化、虚拟化。知识经济拓宽了经济活动的空间，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方式，使之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虚拟化特征。容量巨大、高速互动、知识共享的信息技术网络，构成了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企业竞争将更多地体现在网络上。另外，随着经济活动数字化、网络化的加强以及新的媒体空间的开辟，信息处理将更多地在媒体空间上虚拟实现，这必然要求财务管理更加适应经济网络化、虚拟化的发展。

（三）风险管理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在新的世纪里，由于受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媒体空间扩大、产品寿命周期缩短以及无形资产投入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必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另外，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高新技术为内容的风险投资在企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日趋上升，而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性，使企业的投资风险不断增加，这些都使风险管理在财务理论研究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三、财务管理理论必将全面创新

（一）建立企业财务理念体系。企业财务理念，即企业财务管理观念，是进行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完善的企业财务理念体系包括三个层次，即企业财务的核心理念、基础理念和业务理念。核心理念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财务理念，具有导向性和高度概括性的特点。基础理念是指财务管理中一些具有基础性和综合性特点的理念，如代理理念、资金时间价值理念、风险理念、税务规划理念、资本运营理念、财务专门化理念、资本保全理念等。业务理念是指在处理各类具体财务管理业务时应树立的一些观念，这些理念是针对某类财务管理工作而发挥作用的，它们分别体现在企业筹资、投资、资本运营、收益分配、特殊财务问题处理等业务工作中，如资本结构理念、财务杠杆理念、资产组合理念、分配政策理念、目标成本与目标利润理念等。上述三个层次的财务理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协调，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确立新的财务管理目标。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投资理念在发生变化，投资者注重的是企业未来的发展，即企业的成长性，企业所拥有的财务资源在未来时间内带来多少现金流量增量将成为衡量企业成长性的主要标准。财务资源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实物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环境资源和信息资源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成长的关键在于拥有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而这一核心技术就是企业拥有的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因此，企业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同时，企业要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企业对自然的贡献大，其价值才能得到体现，企业如果因排放废气、废水等对自然环境造成损害，它就要付出代价。所以，环境资源也是关系企业成长的因素之一。信息是决策的基础，拥有了信息就拥有了市场，企业就找到了发展的方向。

（三）拓展财务理论研究内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内容，取决于财务管理环境与财务管理实践的需要。在新的世纪里，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应将其视野拓展到新的领域。

1.重视置于金融环境之中的财务理论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财务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对金融市场的研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必将不断成熟与完善。因此，应将财务理论置于金融环境之中来进行研究。

2.重视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财务理论研究。目前，在对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财务管理问题，如资本结构优化，多元投资组合的确定，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内部财务管理机

制的建立，企业价值的评估，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规范化等。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推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重视配套改革中的财务理论研究。为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必须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如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管和营运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在这些配套改革中，必将出现许多新的财务管理问题，只有重视和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为推进国企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篇：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趋势,是指在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阻碍生产要素(包括商品、劳务和资本等)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正在不断被削弱,人类活动的地域联系更加频繁和密切,范围更加扩大。中国企业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适逢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竞争的焦点是资源,尤其是优质的人力资源。全球化视野下的人力资源管理面临挑战与机遇

一、经济全球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全球化是新经济时代的特征，作为企业如何获取持续竞争的优势工具，人力资源管理在全球竞争当中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社会知识化、人才国际化、以及企业管理广泛变革的挑战，为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将更加关注组织能力的建设，员工生涯的发展，以及员工管理理念和价值观的转变，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开发更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考虑。

我国加入WTO以后逐步融入全球化，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为了克服环境当中不确定因素，并保持企业竞争优势，企业就需要从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角度再造，运用全球战略和政策解决自身遇到的新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的管理面临着挑战主要是来自经济社会的变化和人力资源管理本身的变化，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企业管理的变化，从人力资源管理来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大挑战经济社会的变化、另外是适应经济社会变化导致企业管理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一部分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责已逐渐从作业性、行政性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多的从事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已逐渐由原来的非主流的功能性部门转而成为企业经营业务部门的战略伙伴。传统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大致分为两方面：一种是作业性的，另一种是战略性的。所谓作业性项目指的是考勤、绩效考评、薪资福利等行政性和总务性工作。而战略性项目包括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执行、中高层主管的甄选、员工的教育、培训、生涯规划，组织发展规划和为业务发展开发留住人才等，具有战略性、前瞻性，而不仅仅作业性的工作上。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复杂性和风险性的增加

1.人力资源信息化。从狭义上说,是指基于互联网的、高度自动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囊括了最核心的人力资源工作流程,如招聘、薪酬管理、培训等;从广义上说,人力资源信息化是基于电子商务理念的所有电子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包括利用公司内部网络及其它电子手段,如员工呼叫中心等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人力资源信息化带来了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全新变革。信息技术正不断渗透到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人力资源管理自然也不例外。信息技术能够大大提高人力管理活动中事务性工作的效率,使人力部门的工作聚焦到更重要的事务上去。在采用了人力资源信息化的企业中,其薪资发放和工资单信息、人事资料行政管理、出勤、培训招聘福利管理这些属于基本员工信息资料采集维护的事务性工作,逐步可以被人力资源软件的信息化模块所取代,这就使人力资源工作者从繁杂重复的事务性工作中脱身出来成为可能。但目前有能力将人力资源技术与应用的重心从一般型业务操作处理转向战略的企业为数不多。随着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实行和信息准确性需求的增加,这些现在还未能得到广泛应用。规划的功能——人力资源规划、继任计划、个人职业发展规划以及绩效管理与核心能力管理,都将成为人力资本管理科技变革浪潮推进的重点。2.跨国企业并购中的人力资源整合问题。近些年来，为了规避或降低竞争结局的风险及成本，“双赢”或“多赢”的竞争模式正在取代传统的你死我活或两败俱伤的“博弈”竞争逻辑，由此，企业间尤其是大公司的跨国兼并和收购之风盛行。企业并购中涉及多方面资源的重新洗牌问题，如产品、市场、技术、资本以及人力资源的整合等，其中，人力资源整合具有统领性效应。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管理制度、管理风格以及不同的员工组合结构，企业在兼并和收购过程中，是否有能力以及如何进行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实现人力资源存量、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的优化整合，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正效应，而不是一加一小于二的负效应，并通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有效整合，实现产品、市场、技术、资本的整合，这是决定企业并购成败的关键。

3.企业国际化中的“跨文化”管理问题。经济全球化以及人力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企业国际化过程。经济全球化导致企业的融资、技术、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国际化，跨国公司进一步向全球市场扩展，同时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规格的国际经营企业，这是企业国际化的外在标志；跨国公司的扩展和国际经营企业大量出现又加快了人力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进程，使跨国公司和国际经营企业的员工结构上形成多元化特征，不同程度上成为“移民”企业，这是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内在标志。企业国际化中凸现出跨文化管理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员工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化企业中，形成一种多元文化成分有机融合的企业文化，并使这种“跨文化”型企业文化体现于制度化管理之中，这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源管理新的研究课题。

4.人力资源管理游戏规则的国际化问题。经济全球化存在一个各国经济行为的法制化规范的一致性问题，或者说我国的游戏规则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游戏规则的国际接轨，这一点在我国加入WTO后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制度挑战。目前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中存在一些不接轨、难以接轨的问题。例如，干部与工人的身份区分以及企业领导人员、一般干部、工人的多层次管理问题，公司法人治理规范与党管干部原则的矛盾问题(如由董事会聘任经营者还是由党委会任命经营者问题)，党的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合署下发的党政合一人事文件部分代替了人事法规的问题等。如何在深化我国的人事制度改革中，使人事管理制度及管理行为既与国际接轨又保持不能舍弃的原则，这无疑成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新的问题。

（三）人才争夺加剧

特别是稀缺人才的“零距离”国际竞争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是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化，其中包括人力资源要素配置的全球化。因此，人力资源成为全球共有共享的财富，劳动力将突破一国的市场区域而进行跨国界的流动，因而将会引发全球性人力资源竞争。从实际情况分析，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供求关系上，中低层次的劳动力相对充裕，高层次人力资源相对不足，高端人才尤其显得稀缺，全球性人力资源竞争势必体现为高层次紧缺人才竞争。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和开放引资的国际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咨询机构、研发机构等外资组织采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用人战略而与本土国内组织进行人才争夺，因此，全球化紧缺人才竞争所表现的空间形式已是短兵相接的“零距离”竞争，即国际化人才竞争国内化，而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各国的国内企业等组织又缺乏相对的竞争优势。如何应对“零距离”的稀缺人才竞争，如何吸引和留住组织所需要的人才，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课题，尤其是对国内的国有企业等体制内组织来说更是如此。企业里面要从人力培训和开发的角度进一步开发员工创造力。将知识转化智慧资本。另一方面表现为人才的国际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生产要素，比如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等，逐步成为资源流，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在全球范围内谁有一流的国际人才就会强占发展制高点，从国际人才流动特点来看，人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流下发达地区，特别是流到美国，华裔占1/3。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外国的资本和技术不断涌入，人才竞争的国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仅仅通过防守的战略守住人才是不现实的，必须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从经济全球化的因素推动下来看企业的生产活动，从20世纪50以来对技术的依赖，转变50年代90年代对电子技术的依赖，到 2 90年代以后对信息技术的依赖，随着企业生产类型、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劳动手段等等特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然要求企业进行相应的变革。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企业管理的变化。

二、全球化视野下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变化和趋势

管理学大师彼德.德鲁克指出，建立在知识上的经济将成为未来主要的经济形式，企业的真正价值在于员工的思维能力，如果人们对工作无主动感，他们绝不会进行创造性思维。另外一方面从企业的组织形态的变化来看，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达，有专家认为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技术上的竞争，而是取决如何使用技术，现在企业十分强调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并通过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来营造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能力，在这种背景下任务小组，虚拟组织、动态联盟、网络组织的形成将成为未来新的组织形式，业务的外包，联合、分并、成为经营中经常活动，从企业活动内容。未来组织发展方向主要是建立学习型组织，可以不断创造知识，应用知识和转移知识。组织自身的获取依赖于员工的学习和知识的转移。员工创造性思维依赖于员工思维和活动的空间。员工之间的沟通是建立相互信任和学习的重要方式。而沟通的便利方式就是广泛利用计算机，通过信息通讯设备和具备网、互联网，学习训练培训成为企业日常工作组织部分。学习和培训对员工来说是组织义务和组成部分，继续学习、持续学习成为员工学习的主要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适应新经济对企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人力资源管理正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和趋势。

（一）知识型员工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全球化竞争时代将是以人才为主导的时代，素质高、又稀少的人才将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报酬，知识型员工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重点，知识的创造、知识的传递，知识的应用，知识增值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主要的内容。

（二）建立新型员工关系，满足员工需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出现了日益模糊的状态，企业要重视知识资本，人力资源和管理。这需要整个企业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到一线员工全方位关心，人力资源管理将是影响企业和员工关系，所有管理决策和行为总和。

（三）管理范围围绕价值链拓展。人力资源管理日益突出在企业价值链的重要作用，在于可以为顾客提供附加值，顾客既包括企业外部的顾客也包括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单位，因此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积极加强与企业各业务部门的密切联系，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从权力中心走向服务中心。

（四）吸引留住优秀人才帮助员工进一步生涯发展，在不断变化全球性竞争越来越激烈环境中，寻找留住优秀人才是组织的关键，企业之间竞争直接转变人才的竞争，因此企业需要吸引自己需要的优秀人才同时又设法留住企业内部的优秀人才，一方面要帮助员工规划职业生涯，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和产品，考虑员工个人在本企业工作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加强，另外设法提供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使得他们通过在本企业的工作和生活，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和目标。

（五）借助信息技术实现虚拟化管理。企业的知识库，尤其是隐含性的知识，依赖组织内部和外部专家的知识，对企业技术发展的决策和组织诀窍有积极的影响，现在从美国，特别欧洲都研究高绩效组织的问题，高绩效组织究竟怎么创建？关键是靠我们的制度特别是关于人力资源的政策，靠高素质，高积极性三高的员工队伍，未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需要有效的管理全球范围的知识，并产生所谓的知识经济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利用信息技术，以网络为供应区，比如网上招聘，现在在中国来讲越来越普遍，网上培训，网上沟通，包括网上考评等等。

（六）发展组织能力，倡导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包括硬性和软性的能力，硬性是创造市场价值的技术，软性是指组织能力，能不能吸引留住优秀全球性人才的能力。相比较而言，软性的组织能力更难获取和模仿，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想拥有并留有管理能力，今天早上比较好几家企业介绍人力资源的政策、创造环境非常重要，一个企业能不能制定好的政策和环境，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哲学的理念、共同价值观的文化，共同宗旨目标。

三、人力资源管理为适应全球化竞争所应作出的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需要新的技能解决新的问题，企业需要掌握引入新资源的技能，利用世界范围的人才，以及知识，关系资源等等，使之成为企业间竞争优势的源泉。最近很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组织资本等等。人力资本实际上就是讲你的员工掌握知识的多少和掌握知识的能力。社会资本主要是你知道谁，你的关系网是谁，另外一个就是心理资本，你究竟是谁，你心理素质怎样，有人力资本很好，有知识有能力，但是心理承受能力不行，所以从全球研究来讲，不管是研究高绩效的组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也好，这些都是目前研究人力资源管理新的方面。

彼德.德鲁克曾经说管理是使命。管理是一种科学但是管理是人，管理的成功就是管理人的成功，每种失败就是管理人的失败，是人在管理而非事在管理，因为管理人的思想风格、等决定管理的成败。所以人力资源管理从如何适应全球竞争的人力资源管理，这里面需要进行新的思考需要研究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需要把人力资源作为一种资源，作为最重要的资源，作为第一资源。所有的管理者应该关注的是如何使这种资源进一步获得增值，人力资源与机器设备相比也是一种资源，不同的是人力资源具备协调的能力、判断力和想象力，如何使人力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值，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能不能从人力资源政策角度，是不是真正作为一种资源看待。

第二，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种理念。如何教育贯彻落实这一理念，人力作为资源自古以来就客观存在，为什么相当长时间没有受到人的重视，从客观上讲，是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的缘故，人力资源管理也是一种理念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哲学，因此也是一场革命，企业如何推动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促进由此产生的变革。人力资源管理也是一项政策一种策略，人力资源部门从事什么活动，制定什么政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活动政策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是否产生与企业追求相一致的结果，所以人力资源管理融通企业管理其他的活动一样，既具有科学性也具有艺术性，特别是管人，人力资源管理者要掌握工作的科学性意识性，使两者很好的配合，帮助企业实现使命、战略目标，如何通过其他的途径和方法实现预期的结果，我们为什么不考虑其他的途径和办法呢？

第三，考虑组织的全球化。这里面需要考虑员工的思维方式，员工治理方式和员工的能力。从员工治理方式来讲，如果企业以全球化作为组织能力你需要考虑全球资源的网络，全球组织的构架，包括从流程整合全球信息的平台等等，作为员工的能力，这里面则需要考虑员工有没有全球的视野，全球领导的能力，包括外语能力等等。另外从员工思维模式来讲，包容性的文化，跨文化信任，与本地全球利益考虑等等，这些从组织能力如果以全球化角度来讲需要考虑企业的文化允不允许员工做，员工愿不愿意做，员工会不会做，这几方面来创造企业的核心能力。

第四，人力资源管理也是目的。在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体现以人为本，人的活动一切目标归根到底是为了生存和发展，所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为了人，企业生存和发展依靠人，人力资源管理是要帮助企业推行发展技术，为了员工、为了顾客、为了社会，企业在战略使命和日常活动中应该体现以人为本。

从人力资源管理来讲，不管是资源、使命、目标还是手段，我们实际上需要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的变革，通过转换、变革、存量达到企业的竞争力，我们从企业人力资源角度来讲怎么整合，怎么适应创造市场变革的能力，企业如何学习知识，每个人怎么学习知识，如何通过学来的知识创造更多的知识，如何传递、转化、整合，人力资源作为最主要的资源，我们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考虑，从稀缺性、难模范性，价值性、难模仿性有组织性，从存量的角度看人力资源实际上考虑人力资本、客户资本、社会资本组织资本的角度来考虑。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各种职能，通过变革转换存量，以达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老板讲超一流公司卖标准，一流公司卖品牌，二流公司卖技术，三流公司卖产品，四流公司卖劳动力。我们究竟能不能制定标准，能不能成为行业的带头人，就要看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从重视全球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来讲需要重点从几方面考虑。

第一，要培养全球观念，椐资料显示海尔小冰箱在美国前几年占的市场份额是35%-40%，最近统计已经达到50%，海尔的酒柜在美国占70%份额，基本上是用美国人，这里面如何考虑培养全球的观念，利用全球的资源，从全球的角度考虑企业经营的管理活动，全球性开展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以及进行经营管理的活动。

第二，培养协作和团队精神。彼此的伙伴关系是企业的重要资源，通过团队合作协作机制逐步形成，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在激励机制中强调团队的合作。

第三，培养全球范围内有效的沟通。有效沟通是一种组织资源，全球的信息和知识系统帮助全球企业在不同事业部之间整合和分享有价值的信息。

第四，开发全球经理人员和全球知识工作者。日本企业过去都是终生雇佣制，但是现在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看，现在已经40%用外包的形式。一些全球性的企业，比如Intel、北方电信、保洁公司，采取市场活动方式在中国获得研发的资源，特别同中国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组织获得人才。

第五，提高事业部对全球绩效的贡献。根据全球的战略一些企业开始考虑全球产出、全球共享的会计系统，根据新的会计方式，企业经营活动将跨国公司，跨国家，跨生产部门的合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公司提出中高层管理人员要进入公司中高层管理必须有国际管理的经验。第六，建立新的全球激励机制来适应新的战略。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公司特别是百事有一种分享的权利，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特别一些企业获得公司的股票。最后通过制度的安排和跨文化培训建立信任，信任可以促进沟通鼓励合作并降低冲突，培养不同单位不同文化的信任，全球企业需要跨文化的培训，需要信息共享的系统，也需要强调对公司全球业绩的贡献。所以我们需要帮助管理层进行全球化的思考，全球化的经理人员必须学会同世界伙伴合作，从相互交流中更多获得知识，并通过世界范围内的运行网络快速有效传递知识，这需要有利于学习，而且能够快速学习不同文化团队工作的管理者。

四、总结

成功的企业家不论其个人动机如何„金钱也罢，权利也罢，好奇或想出名也罢，都设法赋予资源创新财富的新能力，创造与众不同的价值，满足新的不同的追求，企业家往往突破经济循环性轨道，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创新不仅指科技也包括管理，人们关注美国新经济，新经济本质上是创新型经济，既包含技术创新也包含观念创新，还包含制度、行为、组织等等创新，人们以熟悉的游戏规则不断被打破，而代新的规则是新经济真正的引进，所以可以看到从全球背景下人力资源的管理来看看全球背景下经济社会人力资源管理影响，另外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作为企业来讲如何考虑新经济在全球经济的环境下，我们企业如何走向国际非常重要，特别是全球范围内如何吸引优秀人才，培养、培训开发国际性的团队，通过我们很好的人力资源政策、平台使我们人力资源的管理能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出一份力。参考文献：

1．[美]苏珊.e.杰克逊(susan e.jackson)兰德尔.s.舒勒(randall s.schuler)《管理人力资源-合作伙伴的责任，定位与分工》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

2．：[美] 苏珊.e.杰克逊(susan e.jackson)兰德尔.s.舒勒(randall s.schuler)《人力资源管理-从战略合作的角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3．[英]史蒂芬.皮尔比姆：《人力资源管理实务》，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 4．[美]罗伯特.马希斯 约翰.杰克逊（中）赵曙明：《人力资源管理》，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5．韩承敏：《跨文化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6．张文贤：《人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管理与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7．[美]劳埃德.：拜厄斯 莱斯利.鲁普：《人力资源管理第七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

8．[美]劳伦斯 s.克雷曼(Lawrence s.kleiman)：《人力资源管理-获取竞争优势的工具》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年；

9．宋夏伟，《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实务》，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张德，《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

第三篇：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关系研究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关系研究：内视、自觉与正

义

2014年01月10日 04:17:59 来源：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内容摘要：近些年来，民族关系研究又成为热点，从“去政治化”的争鸣[1]到“新清史”的论战，[2]彰显了人群关系中民族关系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国内有关民族关系的讨论存在几个值得改善的地方：只看别人不看自己，把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其他民族；平面地看问题，不联系历史，不联系背景；不考虑感情，不考虑美德和正义，不考虑尊严；拒绝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对话。因此，把内视、自觉与正义引入民族关系研究刻不容缓。

关键词：民族关系；自觉；商议；生态；正义

作者简介：纳日碧力戈(1957-)，男(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贵州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1)06-0005-09

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分析

“风险社会”理论的创立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列举了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风险的三个特征——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不可计算性(Incalculableness)、不可补偿性(Non-compensatability)。他指出，风险让文化和自然互溶，让全球性和地方性相交，让过去、现在和未来合一，成为虚拟的现实。风险的世界性时刻超越国界，超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界限，让人们不分彼此、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地一起参与进来。“我们基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社会科学的范式必须受到来自实证层面和方法论层面的挑战，因为一个世界主义的视角将要求我们超越民族国家的前提性假设；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科学中仍存在着方法论民族主义，而这一方法论必须受到挑战，使之变得更具世界性”。[3]贝克之言可谓“对症”：方法论民族主义在中国或者中国研究中尤为突出。当然，“风险社会”的动员力与民族主义的鼓动力此消彼长，有竞争关系，前者是理想，后者是现实，二者并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4]中认为，人类最初用宗教来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后来，工业革命带来“礼崩乐坏”，世俗文字的《圣经》取代了拉丁文本的《圣经》，宗教失去神圣的光环，物质享乐主义盛行。失去宗教的人们转向民族主义，把死亡恐惧转化为建设民族国家的热情。民族主义的本质就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树敌，直接或者间接地仇恨他者，通过排他的情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盖尔纳提出理想的民族国家同化模式，它要实现同文同俗，同心同德，高效“节能”，规模生产。民族国家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具有匀质语言和匀质文化的民族国家，权且当它建立在“同文同种”之上，那么它的凝聚力则是有效和可持续的；相反，如果这个民族国家是多民族、多语言文化的，那么，国内的“他者”就会发起挑战，颠覆这个凝聚力。不过，这种“同文同种”论不过是一厢情愿，民族杂居，语言多样，这才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尔曾指出种族、语言和文化往往不会一致；我们要补充：种族、语言、文化和民族国家也常常互不重合，居住在同一国度内的居民使用不同语言、保持不同文化是人类生活常态。

中国先有经济腾飞，后有社会和环境问题，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学术界的“方法论民族主义”逐渐取得话语权，他们以族为界，或以族为敌。把少数民族看成是“问题”，把族群看成是“累赘”或者“隐患”，这是“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典型表达。[5]有学者认为“中国已具备国家分裂的制度机制或是‘必要条件’(但尚不具备所有的‘充分条件’)，即部分国民(或者毋宁说是部分少数民族)不认同国家，他们聚居并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单元，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精英”。[5]这种貌似代表国家利益的言说，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评判。根据这些我族中心主义者的判断，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导致民族意识增强，客观上鼓励了少数民族离心离德，分土裂国。但是，只要我们超越我族中心主义，以平和的态度对历史稍加关注，对其中的复杂性略加分析，便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实，自辛亥革命以来，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的过渡，始终存在新兴中华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难题，最直观的办法当然是“同化”，让现代中国“同文同种”，礼仪天下，兆民归心。孙中山直到1921年12月仍然把辛亥革命看做是汉人从满人手里夺取政权，把中国归还汉族的革命。他认为，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有”就是民族主义，革命党提倡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把汉族从亡国之痛中解放出来，“把征服中国的满清根本推翻，把中国的统治权，收回到汉人手里，中国领土完全为汉族所有”。[6]这种把中国等同于汉国的观点和五族共和的口号直接冲突，为后来的国体认知带来混乱。一方面，中国是汉国，另一方面要把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包括进来以开发那里的物产，在10年内移民千万于蒙古和新疆，裁兵百万移至“北方大港与多伦诺尔之间之地区”，[7]这自然会带来民族关系的重大调整。1924年孙中山在宣讲三民主义的时候，仍然坚持这种汉族至上观，认为“从前中华民族的道德观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蒙古人被“中国人”同化，“满洲人也是被中国人同化”。[8]孙中山说：“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工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9](p.136)蒋介石“不承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少数民族视为汉族的宗支”。[9](p.129)由延安民族问题研究会编著的《蒙古民族问题》指出，蒙古民族受到的三重压迫，即“日本等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大汉族主义的压迫”、“王公喇嘛的压迫”。[10]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划清界限，早期提出“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后来提出民族自治，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承认民族自治权利，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武装力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支持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9](p.191-198)这样的民族政策赢得广大少数民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为建立新中国提供了民族关系上的保障。

重观历史：民族诉求与政治商议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深受苏联民族模式影响，推行多元的民族语言文化政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十月革命影响中国之前，清代中国就有“语言文化多元”和“地域多元”的格局，以满、藏、蒙、维、汉诸文比照的《五体清文鉴》和八旗制度及盟旗制度为突出代表。此外，这个观点还认为，中国原本无少数民族或者“没有那么多少数民族”，是新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制造”出55个少数民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对于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培养了他们的民族情绪，为国家分裂带来隐患。[11]有趣的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大都不讲历史，多以“平铺直叙”为话语特点；他们所举的例子大多来自南方少数民族，对于北方和西北的蒙古、藏、维吾尔等民族，则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这是因为北方和西北的民族历史不利于他们的后现代论点，只能提供反例，不能提供必要支持。①然而，“中国”毕竟是南北互动的连续体，没有“北方话语”的支持也就失去了“中国定义”。仅举蒙古族为例。早在清朝，中央的主要对手并非汉人，而是准噶尔蒙古人；准噶尔汗国、清朝和俄罗斯争夺中欧亚的地区霸权，准噶尔汗国最终失势，清朝也耗费了大量国力。[12]20世纪初，清朝对蒙实行“新政”，放垦蒙地，破坏草原生态，成为空前规模的经济掠夺，遂引起蒙古人的抗垦运动，民族觉醒。其间有以外蒙古为中心的蒙古“独立”运动，清王朝无法控制局面，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手足无措，使社会动荡，局势混乱。蒙古族和达斡尔族有识之士思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其中最著名者为郭道甫，撰有《为蒙古代祷文》、《蒙古问题》、《新蒙古》、《蒙古问题讲演录》、《呼伦贝尔问题》、《蒙疆国防问题》等著述。[13](p.1-12)郭道甫呼吁“汉族应当正式承认蒙古之资格”，提出“巩固蒙汉二族关系”；1924年他发起组织了“中国国民党蒙党执行会”，1925参与倡导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于1928年与福明泰发动了呼伦贝尔暴动，图谋呼伦贝尔自治，在呼伦贝尔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后，他创办了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继续为蒙古民族事业工作。[13](p.1-12)1911年外蒙古独立，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宣言中关于民族自决的内容以及1924年蒙古人共和国的出现，“引起蒙古知识分子的向往”，他们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第四条“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觉自治”，提出蒙古高度自治的诉求。1933年7月27日，德王发出锡、乌、伊三盟盟长副盟长各旗扎萨克联名请求中国政府许可蒙古实行高度自治的通电，准备成立自治政府。[14](p.90，98)然而，“中央政治会议”于1934年1月通过的《十一项办法》并未考虑通电提出的高度自治的诉求，“蒙古同乡为之大哗”。

24日在南京的蒙古人几乎是官员、老幼、学生全体动员，跑道(到)街头，打起大字标语，游行示威。„„当他们到达中央党部之时，那里正在举行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不少党国要人都聚集在那里。蒙古籍的中央委员恩克巴图、白云梯、克兴额也在那里。大部分请愿者被拒于大门之外，少数几个人，如吴鹤龄、尼玛鄂特索尔和与他同来的代表团以及在南京比较有政治地位的，如检查委员白瑞等，被邀请到里面去谈话。前已言及白瑞于百灵庙开会要求自治之时，就从南京以私人资格前去参加表示支持。这时他由于悲愤，大声喊叫着说：“我自从民国初年当选国会议员之后，一直追随孙总理，后来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至今二十余年。现在看到一个内政部长如此欺骗愚弄蒙古人，中央又信他的话，真正活着不如死了！”就冲向栏杆要往下跳。这时好多人把他拉着，他还在喊叫。这时晋京代表之中，比较年轻的哈斯敖齐尔，激于气愤也要跳楼，闹得轩然大波。中央党部的人们以立即把这种情形和他们的要求转报上级为词，安抚他们，叫他们先行回去，再作详商。[14](p129)

这些历史片段充分说明，民族区域自治或者民族地方自治颇有渊源，并非外部强加或者赏赐。1945年8月日本投降，内蒙古兴起蒙古民族运动，东部地区“宣布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党部，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15](p.3)部分民族精英曾三次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内外蒙合并”的要求，均遭拒绝；中国共产党委派乌兰夫等与他们沟通，交换意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将苏尼特右旗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改组为“临时政府”，乌兰夫当选为临时政府主席；1945年11月26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29日乌兰夫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在东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联络中国共产党和内蒙古自治联合会的同时，于1946年2月15日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博彦满都任主席，组织了东蒙古人自治军。中共中央派刘春、克力更等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领导人进行接触，东北局、西满分局、冀热辽分局也开展了东蒙工作。[15](p.8-11)1946年3月，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要求尽快促成内蒙古地区实行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统一东西蒙自治运动。3月底，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各派7名代表在承德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经过反复协商和激烈争论，于4月3日正式举行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著名的“四三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明确指出“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即区域自治)，而不是‘独立自治’；内蒙古民族运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帮助下才能得到解放”。[15](p.10-11)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于1947年5月1日宣告成立，乌兰夫任主席，哈丰阿任副主席。

温故知新。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并非出于“想象”，并非“无中生有”，尽管识别归类存在不同，但不能把结果混同于原因，不能把修辞学问题混同于实际情况。语言多样、文化多元是“实感”，不是“虚构”。

内视与自觉

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希望普天之下同文同种，希望语言、文化、政治、经济乃至认同上的大一统，这是民族国家理想主义的直觉；但是，面对事与愿违的现实，理想主义者们便呼吁民族同化，而且摆出不惜一切的架势。有人认为，有三个地缘因素对于中国至关重要：少数族群(民族)地区占中国总面积一半以上；西部少数族群(民族)地区与周边国接壤；那里蕴藏着丰富物产。[5]有人还引用“西方学界的研究”，说“文化和语言意识也是培养雏形国家增强其能力和分裂动机的一大因素”；“联邦制机制都结构性地制造了分裂主义的动力”；“自治行政区内少数族群(民族)的人口比例„„占到一半以上的区域更容易发生分裂”。②在中国语境下，这些貌似“客观”的言论能诱发难以预期的认知，导致极端的行政措施和民众行为。如果少数民族人口占一半就构成威胁，那么，如何让他们不构成威胁呢？所采取的措施无非是同化或者驱赶，移民实边或者“最后解决”。如果语言和文化意识是导致分裂的动机，那么国家又如何应对呢？这些言论似曾相识。

也许重温休·希顿-沃森的观点是有益的：“否决民族意识，抛弃民族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身心健康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政治病症，因为它实质上是一种反文明的行为。”[16](p.630)他又指出：

民族主义者疯狂地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常常得到敌视本国政府的另一国政府的帮助；而拥有独立主权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决心将自己的民族性强加给在领土范围内的其他民族，或者侵占宣称应属于他们的其他国家的土地；这两种民族主义很可能导致可怕的国内战争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若发生在核武器时代，很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其二，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还是新兴民族，只要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信仰和制度，他们事实上是不可能毁灭的；迫害他们，屠杀他们，不仅不能消灭他们的民族感情，反而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加强；不断地压制他们，只会造成他们像一座座一触即发的“火山”。凡此种种，也预示着有可能爆发威胁全人类战争的危险。[16](p.632)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地方民族主义的升温一定和大民族主义的升温同步，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对于大民族主义的应激反应。人类的生理构造让他们总是先看到别人，要看到自己就要借助“内窥镜”，而“内窥镜”并非随处可得，随处都有。因此，在讨论民族问题的时候，讨论者首先要学会内视，要学会费孝通教授所倡导的“文化自觉”。这样的内视和自觉有三个好处：一是避免把中国当“汉国”；二是能够从他族观点看问题，既能“进得去”，也能“出得来”；三是能够有弹性地与他人协商，克服“二元对立”的死结，走第三条路，即商议之路，走向重叠共识。把他族的语言和文化及其意识看做是潜在威胁，这是经过历史证明失败的观点，其中不乏血的教训，而区分民族和国家，对避免为“同文同种同国”而采取过激手段十分重要。休·希顿-沃森和沃克·康纳都认为民族和国家不是一回事，[17]沃克·康纳认为是美国把民族混同于国家，造成用词上的混乱。[18]如果要替康纳找例子，美国直到现在还自称“联合国”(The United States)，而联合国则自称“联合族”(The United Nations)。我们也常把“national”翻译成“国家的”。我们同意查尔斯·泰勒的意见，民族先于或独立于现代国家，有的民族建立了现代国家，有的没有，而且不见得每个民族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19]维罗里(Maurizio Viroli)在区分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的基础上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格外意味深长。[20]无论如何，现今的国民国家只有200多个，而民族则至少在2000个以上，这些不同的民族及其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只能分布在这些有限的200多个国家当中，“同文同种同国”只能是一厢情愿。多元多样已经成为现实，是我们的生活常态，学会在差异中生存，是对现代公民的基本要求。

清理西方民族理论

有国内学者以盖尔纳的民族主义理论作为“西方”的代表。他的理论可称为“现代论”，即民族主义唯有在现代工业时代产生，是工业化的产物，顺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民族主义先于民族、民族国家出现，它或者对于萌芽的原初民族要素重新排列组合，“创造”民族，或者另起炉灶。不过，这些学者不大注意，对于盖尔纳的现代论，许多学者在承认其深刻、犀利的同时，也进行了广泛的商榷。罗曼·施波尔卢克(Roman Szporluk)指责盖尔纳没有充分考虑英国的“旧国”民族主义，[21]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引用他人的批评，说盖尔纳不能解释为何民族主义会出现在19世纪的中欧和20世纪的非洲。[22]当然，盖尔纳已经对此有答案：一些民族主义由工业化直接产生，另一些则受工业化影响而间接地后发产生。[23]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和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对盖尔纳始终持批评态度。阿姆斯特朗著《民族先于民族主义》，[24]探讨1789年以前欧洲和地中海伊斯兰社会的民族主义，指出民族具有宗教和世俗两种根源。史密斯著《民族的族群起源》[25]强调，族群文化和社会组织广泛存在于古代的欧洲和亚洲，格外突出，而王国也常常建立在族群共同体之上；民族主义代表了原有政治规范和社会规范的转型和推广。里亚·格林菲尔德著《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26]把16世纪的英国看做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在英格兰，民族成员的尊严给民族带来尊严，使“民族”称号有了根据；但在法兰西，整体的尊严使得那些自称为民族成员的人恢复了尊严。在英格兰，民族成员的自由使民族得到自由；在法兰西，民族的自由使个人的自由变得合法。在英格兰，有思考力的人是权威的来源，个人将权威委托给代表们，并通过他们把权力授予民族；在法兰西，权威来自于民族，它将权力授予个人。[26](p.197)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语言体现了民族精神，不同的民族语言代表了不同的民族性格，他们鼓吹的是语言民族主义。赫尔德、费希特、施莱格尔等对本族语言顶礼膜拜，成为极端语言相对主义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说：“只有一种语言被牢固地植根于一个人。他只能完全地从属于一种语言，无论他后来学了多少语言„„因为每一种语言均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用一种语言思考的事物绝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以相同的方式被重复„„因此，如同教会或国家一样，语言是一种独特生活的表达，这种独特生活将一种语言共同体包括其内，并使这种语言共同体通过它得以发展。[27]”如果我们撇开民族在先还是民族主义在先的争论不提，仅就“何谓民族”来说，便有很多纠结，而学者们迄今不能给“民族”下一个公认且圆满的定义。布伦丹·奥利里(Brendan O'Leary)为盖尔纳鸣不平，认为阿姆斯特朗、史密斯和格林菲尔德等把概念混淆了，他们把用来建构民族主义的“材料”混同于民族主义本身。对于共同文化、共同宗教和共同地域的意识，并不是民族主义的本质；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一种理论，它要求被统治者和他们的代表属于同一个民族。[28]当然，盖尔纳的批评者也并非徒劳无功，他们至少对盖氏理论作了限定，即首次出现的民族是被革新(innovation)出来的，而非凭空创造(invention)。[28]这里涉及“民族语法”何时出现，是出现于工业革命之中、之后，还是之前？工业革命是否标志了历史的“断裂”？换一句话说，历史发展是断裂的还是延续的？也许对一些社会是断裂的，而对另一些是延续的？这些都要通过长期细致的跨学科研究，通过耐心的多一些民族志比较，才能得出初步结论。此外，汉斯·科恩把英国、法国、荷兰、瑞士、美国及英联邦的民族主义称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l nationalism)，这种民族主义建立在政治和理性之上，把中欧、东欧和亚洲的民族主义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有“神秘性”，某个或某些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共同体高居其他共同体之上，族群边界和政治边界并不重合。中欧、东欧和亚洲属于农业社会，缺乏英法等国所拥有的中产阶级，由保守的贵族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29]安东尼呼应科恩，也把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特点，分为东方和西方两种类型。他把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和俄国归入“西方”，把中欧、东欧和中东归入“东方”。“西方”民族在领土、公民义务及法律条文的基础上形成，受到“领土民族主义(territorial nationalism)”推动，经历了社会-经济、军事管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三大转型”；“东方”民族在族群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其“三大转型”是后发的、滞后的，其背后的动力是“族群民族主义”。[30]

万物生态和社会正义

美国人类学家贝特森从民族志研究转向控制论研究，提出关联性模式，讨论如何用元模式来改造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31]贝特森指出，把生命界中任一成员的某身体部分和其他部分相比较，取得一级关联；螃蟹和龙虾、人与马互相比较，找出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同关系，这是二级关联；把螃蟹和龙虾之间的比较和人与马之间的比较相比较，得出三级关联。这样，我们就建造了一个如何思考的梯子：即关联性模式，是模式的模式。这种元模式可以成为民族共生的认识论基础，也符合罗尔斯在态度、规范和前景上的“重叠共识”追求。[32]

在某些层面上，民族多样，文化多样，语言多样，但在另一些更高层面上，跨族或跨国的元模式就会凸显出来，这里是重叠共识的所在，也是和而不同的所在。如果我们以生命和非生命为单位来思考问题，我们就能看到关联性模式，在多样性阶序的高端发现统一。建立在生命和生存认知上的多元共识，是全新形势下观察和应对民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新视角；阶序的关联性模式，是由显微到宏观的万象共生表征。承认差异，又能超越差异，有族而不以族为界。

生物学家马图拉纳(H.Maturana)在解释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时，使用了“结构耦合”概念，它指在重复互动的历史作用下，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结构上的和谐(Maturana 1998：75)③弗里(W.Foley)引莱文廷(R.Lewontin)说，生物体和环境互动、互生，对于生物体来说，环境不是外部结构，而是生物体的“产品”，反映了生物体的生物特征。没有生物体就没有环境，没有环境就没有生物体。换句话说，生物体既是进化的对象，也是进化的主体。[33]同样道理，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群共处时，它们既是自组织的群体，也是互为环境的互动体；它们各自要根据对方发出或者反馈的信息调整自己的认知图式和行动结构，其中涉及功利和博弈，也涉及价值观。两个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远超出罗尔斯所预想的“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所能抽象的范围。因为这类群体的特质是功利和美德并重，在他族在场的情形下，本族的语言和文化常常变成首要考虑的要素，因此族际关系就并不局限于物质利益的商议，还涉及价值和审美的商议，甚至涉及感情和尊严的协调。此外，族际商议往往是通过双语或者多语进行的，即便是使用单语的商议也要充分考虑双方语言中的“默认表述”。④在汉语语境中“民族”语用有时会导致“皮格马利翁效应”，让部分学者陷入我族中心观，要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四去”(去名分、去政治、去功能、去文化精英)，[34]忽略“多族共建”的中国历史，忘记种族屠杀的人间悲剧。

在罗尔斯的正义观中，“差异原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相通，他要求正义要体现在“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得到照顾。少数民族出生在各自的语言文化环境中，他们对于自己的出身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种少数民族背景让他们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从语言交流到经济行为，大多处于劣势，不能适应以大民族语言文化“格式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因而也就成为“最少受惠者”群体之一。他们是整个人类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国家公民的一部分，全民利益中包括他们的利益，损害他们的利益就是损害全民利益，这是正义理论需要关注的问题。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重在评价“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5](p.5)全社会要运用制度杠杆，克服因历史和自然原因造成的公民不平等，消除偶然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需要补充的是，正义观还要考虑对于人的尊严和感情的“分配”：即正义观不仅仅要关注权利、义务和利益的分配，还要关注心理平衡和心态健康。耶鲁大学的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教授创建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在承认差异，承认矛盾，承认争鸣的同时，强调社会团结，强调关心他人，强调社会团结的文化结构。[35]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在内的各种差异，并不自然而然地构成国家安全隐患，也并不导致普遍的焦虑；差异是日常生活常态，是生命活动的必需，也是感情、审美、认同的前提。即便是“同文同种”的语言系统和文化系统，其内部也由无数差异组合而成，因为差异而获得意义和价值。差异本身不是坏事，或者说，差异本身无所谓好和坏。

建立在万物共生之上的社会生态观，将有助于冷静观察“民族问题”，把它作为历史和自然造成的不平等问题看待，把少数民族作为“最少受惠者”包容到公民社会中来，想其所想，急其所急，设身处地，易位思考。同时，也能“进得去，出得来”，避免某群中心主义。在这个以生命和非生命形式、生命活动和非生命活动组成的超级生态链中，“民族”和“人群”毕竟是派生共同体，上下可以超越(如国家、公民等)，左右也可以超越(如党派、“驴友”等)；但超越的前提是承认，而不是否认。如同河水自然流动，蜿蜒中找出自己的河道，各个民族首先是生命体，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和周围的各种生命和非生命现象共存共生，各自以对方为生存环境，在“美美与共”中保持平衡或者非平衡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典型的例子是Michael Mullaney(墨磊宁)所著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作者没有考虑南北互动、五族共和的重要历史，主要根据云南民族识别来推断全中国的民族识别，得出中华民族识别重要依据戴维斯语言谱系的结论，置汉满蒙回藏互动的“北方经验”于不顾，显然不是一部“力作”。

②同前。该作者并未指出这些“西方学者”是谁，笼统地一笔带过。“西方学者”观点不一，百家争鸣，仅从政治哲学上分，就有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不同流派，他们对于民族人口比例、联邦制等要害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此外，从族群理论看，西方学者也分别持有原生论、建构论、现代论和符号论。

③Maturana等使用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与人类学、语言学所说的“结构”不同：他在区分“机体组成”(organization)和“结构”(structure)的时候说，“机体组成”指必须在一个系统的各组分之间存在的关系，只有这样，这个系统才能进入分类体系；“结构”指构成某个具体单位并使上述“机体组成”得以实现的组分和关系。例如马桶水箱来说，组成水位调节系统的是水位监测装置和水流节制装置之间的关系。马桶装置代表一种塑料和金属混合系统，其中包括浮球和节门。这里所说的“结构”可得到修改，例如用木材代替塑料，但这并不会改变原有马桶的组成。由此看来，Maturana等使用的“结构”有接近索绪尔所提出的“言语”(speech/perole)的地方，而他们的“(机体)组成”反倒像索绪尔说的“结构”。所以，笔者使用的“结构”和“结构耦合”在理论上与Maturana等的用法相通，但在具体运用上可能存在较大差别。

④例如不同语言对“国家”、“民族”等现代概念的不同表述。这些概念有互通的地方，也有不可忽视的差异，只能在不断的互译和调整中逐渐统一。

参考文献：

[1]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2004：(6)；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J].世界民族，2004：(5)；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2]定宜庄.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3]参见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Ulrich Beck教授主讲“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环节”，http://，2011/8/13.[6]孙中山.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体欢迎会的演说[A].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六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1-8.[7]孙文.建国方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76.[8]曹锦清选编.民权与国族[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56.[9]张有隽，徐杰舜.中华民族政策通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136.[10]民族问题研究会编.蒙古民族问题[J].民族出版社，1993.19.[11]有关论点参见潘蛟.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Perdue, Peter C.2005.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3]郝维民.郭道甫与蒙古民族问题[A].奥登挂编.郭道甫文选[C].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1-12.[14]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90、98.[15]郝维民.内蒙古自治区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3.[16][美]休·希顿-沃森(吴洪英，黄群译).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630.[17]Connor, Walker, 1984.Introduction: xiv,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M].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8]Connor, Walker, 1984.Introduction: xiv.[19]Taylor, Charles, 1998.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In John A.Hall 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M].pp.191-21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Viroli, Maurizio, 1995.For Love of Coun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M].Introduction: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21]Hall, John A.ed., 1998.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M].Introduction: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2]Taylor, Charles, 1998.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In John A.Hall 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M].pp.191-21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3]Szporluk, Roman, 2008.Thoughts about Change: Ernest Gellner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Hall, John A.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C].pp.23-39.2008[A].[24]Armstrong, John, 1982.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5]Smith, Anthony D., 1986.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26][美]里亚·格林菲尔德(王春华等译).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27][美]埃里·凯杜里(张明明译).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57-58.[28]O'Leary, Brerndan, 1998.Ernest Gellner's Diagnoses of Nationalism: A Critical Overview, or,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Ernest Gellner's Philosophy of Nationalism? Hall, John A.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pp.40-9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和安东尼·史密斯认为，从卢梭、赫德尔、费希特、科劳伊斯(Korais)和马志尼开始，自治(autonomy)、团结(unity)、认同(identity)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者追求的三大奋斗目标(Hutchinson, John and Anthony D.Smith, eds., 1994, Nationalism.Introduction: 5,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9]Hutchinson, John, 1994.Cultural Nationalism and Moral Regeneration, in Hutchinson, John and Anthony D.Smith, eds., Nationalism, pp.122-131,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30]Smith, Anthony D., 1986.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pp.130-144.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31]Bateson, Gregory, 1979.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Toronto, New York, and London: Bantam Books.[32][美]罗尔斯(何怀宏、何包钢、廖中白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3]Forley, W.1997.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p.44.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34]张海洋.汉语“民族”的语境中性与皮格马利翁效应[J].思想战线，2011：(4).[35]Jeffrey Alexander, 2006.The Civil Sphere.Preface, pp.ix-xii, Introduction, pp.3-9.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作者： 纳日碧力戈

第四篇：经济全球化下的爱国主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

——谈中欧关系问题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古往今来，爱国主义一直是人们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它支撑中华民族走过风风雨雨数千载屹立不倒，其内涵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停的变化。在如今经济全球化潮流覆盖全世界的时代里，爱国主义就理所当然的和经济全球化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今天我想就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来浅谈中欧关系及国民爱国方式问 题。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世界经济都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也影响到了各国的政治、文化和国民生活。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在这样一个潮流里，自然需要和很多国家打交道，而和世界上和最大的经济政治集团欧盟打交道就显得必不可少 且举足轻重了。

中国与欧盟在多方面上有着密切的合作，中国需要向欧盟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体系，而欧盟则需要中国来拉动经济发展。在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霾下，中欧合作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显得重要和突出。

在合作的同时，当然也会产生摩擦，比如法国接见**、欧盟对中国商品实施反倾销等。这些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欧友谊，也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中国人民有点抵触欧盟。

虽然有摩擦，但中欧关系还是以合作为主题的，双方密不可分，相互合作，共同进步，实现了双赢的局面。而且中欧关系在世界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唯有中欧关系良好稳步发展，才能使世界经济复苏，步入正轨。

所以中国人民应该重新评价爱国主义的含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应该过于激进，意气用事，比如对法、对日的打砸事件，这样不仅不能缓解国家间的关系，保持经济较快发展，而且会影响地方经济，影响人民生活，甚至使国家关系恶化。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认为我们应该服从国家的安排，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根据国家的要求做好自己的事情，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更上一层楼，在世界的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世界之林中屹立不倒，永远辉煌。

2013年11月28日物理学院一班薛焓

第五篇：经济全球化下的爱国主义教育

浅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摘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爱国主义教育中需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大学生；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体现了各国民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切热爱之情，是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和自豪感的有机统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千百年来，它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道德之中，是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经济全球化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它给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对爱国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确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科学技术、资本、信息跨国界的流动、共享，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前所未有地加强。各国公民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很可能对别国产生感情。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人员的跨国流动必然会弱化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甚至认为爱国主义已经过时，爱国主义教育也多此一举。事实上，爱国主义并没有并且永远不会过时，经济全球化形势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有其必要性：

首先，国家仍然是本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具权威的代表者。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仍然是民族存在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际社会中活动的独立主体。经济全球化在为各民族国家提供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为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借机控制世界、控制他国，窃取别国的利益创造了机会和条件。目前，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企图控制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本国利益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仍然是维护本民族权益，抗衡大国控制和掠夺的最具实力的权威力量。这种权威力量是任何其他组织所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而且经济的全球化并不代表经济利益的全球化，各国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世界各国对于民族、国家之间利益的相关性和一致性的共识，并没有抹杀国家和民族利益之间的界限，而是出于对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注。

再次，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外敌对势力妄图西化和分化我国的战略并未改变。以美为首的西方为了达到西化、分化我们的目的，曾针对中国青少年制订了《十条戒令》，其中一条就是“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 神。”可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分裂、分化我们的目的表露无疑，它们利用资本、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试图将他们的价值观、文明观、生活方式强加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弘扬爱国主义，大力对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才能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精神支柱，粉碎西方国家的企图，维护国家的利益，进而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爱国主义教育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环节。爱国主义教育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研究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可以发现虽然其社会背景、治国之策各不相同，但每篇都有唤起美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名言警句。肯尼迪曾号召全美国人民：“请不要问你们的祖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应问一问你们能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什么”，克林顿的就职演说也不例外：“我们必须像抚育其子女一样为我们的国家做出奉献”，世界各国充分利用和挖掘国旗、国歌、传统文化、历史人物、自然景观等资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见，不同意识

形态的国家都在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更应如此。只有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对青少年广泛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才能提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才能在全社会树立热爱祖国，奉献祖国的良好风尚。也只有将全体社会成员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民族和谐团结，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间文化竞争的软实力。

二、爱国主义教育实现的有效途径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加强其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由于大学生的主要学习时间在校内，笔者认为，高校的两课教学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

（一）教育学生要始终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

一国公民到另一国家学习、工作和生活，难免受到他国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受到误解、责难。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觉维护中国的国格，在祖国还不够富裕强大的时候，增强自信，努力奋斗，绝不妄自菲薄；面对金钱、地位的引诱，不做丧失国格人格的事。只有我们自尊、自立、自强、深深地热爱自己的国家，才能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爱国还体现在自觉维护国家和祖国统一。祖国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对于大学生来说，起码不说不利于民族统一的话，不做不利于民族统一的事，要同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统一的事情做斗争。

（二）教育学生自觉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技术，手段越来越隐蔽，企图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对于我国来说，在引进外资时，要处理好资金引入和自力更生的关系，自力更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工业才是真正爱国的表现。只有提高自主研发水平，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才能够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才能够自觉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时，教师还应将爱国主义教育与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结合起来。要让低年级学生树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坚定奉献祖国，服务社会的理想，培养其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帮助高年级学生进行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加强毕业生的宣传教育，引导大学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三）引导学生增强国防观念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以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已经日渐严峻，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也势在必行。大学校园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国防教育:如抓住新生入学军训的机会，采用国防知识竞赛、演讲、军事小游戏等多种形式，增强集体主义观念和协作意识，军训是学生国防教育的第一课；学校应开设国防教育课程，课程不能只是流于形式，而应落到实处。除正规的理论知识学习外，更应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可采用多种形式如参观历史博物馆、军事科技成果展、瞻仰革命烈士陵园、革命遗址等，让学生了解我军的优良传统，了解国家的军事科技实力，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献身国防的崇高志向；校园内可开设军事网站，定期开展国防讲座（武器装备、世界军事变革、军事题材电影）等。

三、爱国主义教育中需注意的问题

除了搭建有效的两课教学平台，爱国主义教育还应根据当代大学生思想和心理的特点，着重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教育学生理性爱国，不断提升自身爱国素质。大学阶段，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断走向成熟，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遇事头脑不够冷静，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2005 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一些热血青年烧日货、砸日车、围攻领事馆。2008年，针对法国一些主流媒体对中国奥运圣火传递的失实报道，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又喊出了“ 抵制法货”的口号。其实，爱国诉求每个人都有，表达方式却因人而异。爱国诉求之差异，反映出不同的爱国观。爱国观的核心是隐含在言论和行为背后的价值判 断。这种专指的价值判断通常与每个人家庭教养、教育程度、民族文化、生活遇境、生存环境、个人遭际、认知能力、生活经历、思维积淀等多种因素有关。对于大学生来说，更应审慎思考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应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思考两个事件的利弊得失，不管是抵制日货还是抵制法货，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爱国主义诉求的非理性表达，是一种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坚持的爱国主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要使人们懂得，坚持对外开放，认真学习世界各民族的经验和长处，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增强我们的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祖国的发展，这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全球化时代的大学生更应该树立全球意识和开放意识。爱国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不是简单的情感表达，要讲原则，懂法律，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诉求，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既要爱国，又要体现出中国公民的文明形象和风范，不断提升自己的爱国素质。

第二，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相结合。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由此带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青年一代的观念中日益淡化，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认知度偏低。笔者认为，只有在全球化的今天加强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才是真正爱国主义的表现。应向学生传授传统文化的精髓，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同时要不断创新传统文化，使其更加丰富多样。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必须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大学生只有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和传统文化，树立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才能培养出爱国精神。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对列宁关于“ 爱国主义” 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N].人民日报，1985—10 —13.[2]袁贺，谈火生编译.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全集[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375.[3]鲁宁.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思考[N].法制日报，2008—04 —22.[4]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140~141.[5]鄢姿.全球化时代的高校爱国主义教育[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91~92.On Patriotic Education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bstract：Patriotism is facing th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How to strengthen patriotic education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new patriotic education.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it in three aspects: the necessity of patriotic education inthe situ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effective ways of patriotic education;the issues that need attention in the progress of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Key words:economic globalization;college students;patriot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