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财税立法研究论文

第一篇：财政政策与财税立法研究论文

一、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向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重要转变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长期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我国从1998年至2004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且有效地抵制了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外贸进出口，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带有权宜之计的过渡性政策，长期实施这种政策，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今按照客观形势和条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要让位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一）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1.控制财政赤子；2.推进改革；3.调整结构；4.增收节支。总之既包括财政收支供需总量的调控平衡；又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二）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定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财政政策，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要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均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称之为“中性”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财政政策，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所谓保守的财政政策它是重在温室保养与保重，维持旧的状态，不求改革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财政政策，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不是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悖的财政政策，而是在坚持“硬道理”，坚持“第一要务”的方向和前提下，解决如何发展和怎样发展的财政政策。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一）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加快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和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因为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夕令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的、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是一致的、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立法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的步伐。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五年内完成和基本完成76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其中财税法律占8件，相当10%.时过两年了，可还没有一件财税法律上台或出台，面对基本性的财政政策的转变，财政法的制定与修改必须加快步伐。如果说七年来财税立法只修改出台了一部，那么在往后的几年中必须和可能多上台和出台几部。

加快财税立法或修订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定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1.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我国加入WTO已经三年了，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但这部法律和法规存在严重问题，不仅法律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很大（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而且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也是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资紧，外资松），实际执行中名义规定的优惠少、实际中的优惠多，显失公平。并且与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私人企业所得税不衔接。

2.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再也不能迟延。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已经经历了1991年和1999年两次个别修订，但该法的基础还是1980年时制定的格局。对个人生计扣除标准还是1980年规定的每人每月扣除800元，这显然过时了；并且也是名义税率偏高，以致“灰色收入”偷逃税现象比较普遍；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要补进；并且也是内外不统一；尤其是这几年在有些省市自己就修改了税率，全国各地执行不一致。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税种的调节作用，必须抓紧在2005年完成修改的法律手续。

3.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必须及时跟上。这是调整我国区域内、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上、财力上发展的差异，通过“税收返还”、体制、结算和专项补助等形式，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财力分配上的倾斜政策，达到均衡发展的法律规范化要求。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财政法律制度。此法，需要在2006年制定出台。

4.制定反洗钱法应尽快出台。制定反洗钱法，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反洗钱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今年已经成立了由全国人大牵头，有18家单位参加的反洗钱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按计划，将反洗钱法法律草案于2005年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反洗钱法的制定，明确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方法的政策和原则、反洗钱主管部门及相关方面在反洗钱工作中的职权，规定金融机构、财政机构反洗钱的义务，以及反洗钱监管体制、反洗钱国际合作，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我国的反洗钱工作。

5.预算法的修改必须按时完成。预算法是财政法的基本法。1994年3月全国人大制定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以来，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计划经济的色彩很浓。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不足，需要把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加上去，把近年来预算制度的三大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加进去。现行预算法对违反预算规定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太笼统、太轻，必须改变过来。预算制度的修订最好能在2006年出台。

同时，为了推进稳健的财政政策，还要注意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财政立法与金融立法相协调，相互浸透，相互交叉，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第二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研究论文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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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财政政策与国债分析论文

为了拉动国内需求，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好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财政赤字和国债的问题。

一、坚持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

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扩大财政投资，势必会扩大财政赤字。对于是否以及如何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学术界提出预算平衡论、功能财政论、周期预算平衡论和充分就业预算论。要根据一定时期的资源状况（如短缺或闲置）以及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出现的矛盾，正确地处理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

我们认为，必须认识和运用财政收支矛盾和平衡规律，实行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都要强求预算平衡，而是可以实行动态平衡，即在一定条件下可每隔若干年实现一次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由于财政政策效应存在着时滞，财政的一些经济性支出增加后，可能造成当年财政赤字，但这些支出最终会形成生产力，从而会增加以后年份的预算收入。还应看到，由于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不同年份经济的繁荣或萧条以及供求状况不会一成不变，如果固守财政的平衡原则，就可能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因此，要区分两种类型的财政赤字。一种是结构性赤字，它是假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以及政府取得充分就业的收入时出现的预算赤字，是对经济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后的赤字，这在一般情况下应予以杜绝。另一种是实际赤字，这是缘于经济运行尚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所产生的财政赤字，是未对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的财政赤字。在出现经济萧条，资源大量闲置和失业严重的状况下，可以实行“逆周期”调节，实行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借以扩大总需求。在经济效益提高和税制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最终实现预算平衡或盈余。因此，根据经济周期变动和资源状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实行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原则。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960亿元，中央财政共发行国债3891亿元（不含财政部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国债收入主要用于扩大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我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学认为，在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的情况下，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而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根据在离散时间或连续时间下的凯恩斯 ——拉姆齐规则，资本的边际产量相对于时间偏好率（或主观贴现率）越高，降低目前的消费水平而在以后享有更高消费水平，这越划算。财政可运用国债这一经济杠杆，合理调节储蓄、资本存量和消费。在公共财货是消费品的模型中，典型的行为者具有“幸福函数”（即瞬时效用函数），且所有的物品为正常的，政府支出一般会是顺周期的（费莱明，1987）。政府支出的水平将受到征税的边际成本的影响。要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用于投资品（如基础设施），就会被视作是对经济受到扰动的反应。在均衡条件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也可作为当前生产的投入（布兰查德、费希尔，1989）。1986~1997年，我国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8.2%，低于gdp年均增长率9.8%，我国消费率在“八五”期间和1997年分别为59%和59.9%（1991——1995年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96、1997年分别为62%和60.6%.目前我国只有在扩大投资的同时扩大最终消费，才能使投资最终获得市场和效益，也才能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加速数。不过，目前我国应主要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其中，财政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还有，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一次性住房货币补贴，这将有利于促进关联强度大、带动效应明显的住宅业的发展。另外，据测算，如果我国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达到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至少要增加33，400亿元购买力。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国债资金应主要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其原因是：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特点，且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人均资本存量较低。此外，对符合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和某些高新技术项目，国债资金也可给予必要支持。必须加强国债资金拨付和使用的管理和监督，提高经济效益。

二、国债的效应和适度规模

（一）要正确地看待国债发行同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关系

国债的发行能否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这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要看由谁认购国债，二是政府是否及时动用国债收入，三是国债的发行对商业银行准备金变动的影响。

如果由公众（个人和企业）用现钞和活期存款购买国债，流通中的货币就会以相等的数额减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会变少（原因是公众为购买国债而开出商业银行的支票）。但当财政支用国债收入后，又会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其所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同公众购买国债前的货币供应量是等额的。

倘若由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就由商业银行开出由自己支付的支票，使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减少。俟财政动用这项国债收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又会等额地失而复得，致使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但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却发生了变动。然而，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或给予再贴现，就会使商业银行在认购国债时所减少的准备金得到等额补充。不仅如此，在财政动用这笔国债资金时，还会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

至1998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956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亿元。因此，财政部可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一些长期国债，将一部分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这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资金运营效益，减少国债发行费用，并调节产业结构。这一般不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还需说明的是：如果这一部分国债资金被束之高阁的时间长于这一部分储蓄存款的闲置时间，就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收缩；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且财政动用了这笔国债收入，会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因此，在确定国债规模、偿还期限和国债收入的动用时限以及在办理再贴现时，必须顾及由此而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的问题。其中，国债收入应优先用于在建项目。

如果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公债，中央银行给财政部开具支票，当财政部用以支付商业、劳务和其他支出时，作为卖方的公司、企业、个人将所得收入存入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存款及其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得以增加，从而会产生派生存款。简言之，当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国债时，会增加高能量货币的投放。这是中央银行实行债务货币化，它在总需求特别严重不足时并非绝对不可用，但目前我国不宜强调采用这种方法。

（二）要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

当国债的发行引起利率上升以及由此导致企业和个人支出（特别是投资）减少时，就出现“挤出效应”。它会减弱政府支出增加的扩张效应。在以国债弥补财政赤字时，若用货币融资法（即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或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就会增加名

义货币存量。因之，利率趋于降低，投资随之增加。而在采用债务融资法（由个人、企业和商业银行认购国债）时，由于名义货币供应量不会增加和赤字财政所造成的价格上升（由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增加所使然），以及一部份流通中的货币用于购买国债，导致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减少和利率攀升，从而减少了个人和企业的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债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投资的利率弹性和投资乘数。由于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有着自己的特点。目前我国物价水平较低，信贷资金供过于求，且自1996年以来已七次调低银行贷款利率。这些都有利于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应在增加财政投资的同时，采取措施（包括银行贷款、在必要时的税收优惠以及发挥财政资金的补助和贴息等导向作用在内），根据产业政策，鼓励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以形成投资需求的持续性。此外，要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阻遏利率上升。这既有利于克服国债的挤出效应，又能增加财政投资的配套资金。

还应看到：第一，在资源闲置和存在失业的情况下，随着产品需求的扩大，实际收入和产量也会增加，因而挤出效应是不完全的。再者，由于储蓄水平随收入的上升而做到“水涨船高”，利率（因货币需求的利率反应性）不会上升到完全抑制投资的地步。储蓄的增加有可能为较多的预算赤字融资，而无需完全取代私人支出。第二，当实现充分就业时，挤出效应就可能成为现实。这时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总需求扩大，会导致物价上升而非产量增加。目前我国资源闲置严重，社会就业压力较大，在此情况下，不会出现完全的国债挤出效应。

（三）要适度确定国债规模

确定国债规模，应考虑多种因素。国债规模不能超逾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国民的应债能力。可主要用以下两类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是否适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 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财政收入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

从我国情况看，1994~1997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52.14%、53.68%、55.61%和51.5%，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20.3%、22.7%、24.9%和26.9%，而国际公认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警戒线分别为15~20%和25~30%（目前发达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一般只有10~15%）。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是偏高的。另一方面，1991~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分别为5.14%、5.25%、5.5%、5.21%、5.45%、5.6%、8.1%、10.3%，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和发达国家的公债负担率（如美国在1993年为69.2%，日本和法国在1992年分别为52.7%和29.6%）。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而国债负担率又偏低，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1997年为11.56%）；二是发达国家庞大的公债余额已历经数百年之久，相形之下，我国国债余额（到1997年末国内债务余额为5511亿元）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三是我国国债偿还期限平均说来偏短。为了适度确定我国国债规模，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国际上公认的几种用以反映应债能力和偿债能力的警戒线都是可以参酌的，尤其是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值得参考。我国国债规模的控制，要考虑我国资源闲置的状况，要顾及财政收支平衡同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以及财政与信贷统一平衡等问题，而不宜仅用单项指标来衡量。

要解决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和债务负担率较低的矛盾，并遵循国际上较为公认的公债管理中宜减少公债换发的原则，一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二要适当延长国债的平均偿还期限，其中特别要适当增加长期国债所占比重。与此同时，要合理确定短、中、长期国债的结构，以利于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均衡各年份国债还本付息的负担，并使中央银行能灵活机动地利用国债市场而调控经济，以国债期限结构变动来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另外要发展国债贴现和再贴现业务。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关于政府预算约束的数理分析，税收的预期现值等于在经常项目上的政府购买的预期现值加上政府最初的净债务。资本帐户支出不会影响对现值预算平衡的预期（萨金特，1986）。为了使我国在今后若干年内能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使当前的债务水平等于将来某个时刻出现最初盈余的贴现现值，提高偿债能力，必须做到：（1）经济增长率一般宜高于国债增长率，降低债务——收入比率。该比率取决于实际利率、产出增长率和非利息预算盈余之间的关系。（2）要提高经济效益，强化税收征管，稳步推进“费改税”，完善税制，并把现有的预算外资金中由财政部门管理的那一部分纳入预算内管理，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根据我国历年数据测算，经济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不及0.7%）。（3）要做到“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相结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4）要建立偿债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拟为：从税收收入中划出一部分；从上交财政的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中提取一部分；收回有偿使用的那一部分国债资金的本息。借鉴历史上欧洲国家实行“减债基金”（即偿债基金）的失败教训，必须控制国债规模，并严禁偿债基金被挪用。（5）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条件具备时采用国债销售发行法，可试行市场购销的偿还法，即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证券市场上陆续收购某种国债，在该债券到期前逐步给以清偿。

主要参考文献：

（1）[美]萨金特：《宏观经济理论》，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4月版。

（2）[美]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3）[美]布兰查德、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

第四篇：财政政策与动经济增长论文

自1997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总的形势是好的。但经济运行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发展，对我国经济的深刻影响日趋显现。去年下半年东南亚一些国家和韩国相继爆发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今年5月份以后，印尼政局动荡，日元大幅度贬值，亚洲一些国家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之中，亚洲以外的许多国家经济也遭受了打击，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慢。由于我国经济的外贸出口依存度处于较高水平，亚洲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不可避免地给我国改革和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总供给水平不断提高，目前，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部分社会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传统的供给型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原有的一些消费热点趋于平淡，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由于上述原因，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明显出现了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三是长期以来盲目重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严重后果，在国际经济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约束强化的情况下，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对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缺乏应变能力，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这些都对实现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严峻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冷静分析形势，果断地作出了增加投资、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外市场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重要决策。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铁路、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投资，并在防范金融风险、优化资金投向的前提下，适时适度扩大信贷规模和增加财政预算内支出。提高了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同时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有条不紊地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等项改革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这些措施已经和正在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从6月份起多数经济指数已经出现企稳回升迹象。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进一步发展，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因此要实现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还必须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采取更加积极有力的措施。

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去年我国经济增长8.8％，从需求拉动因素看，投资约占2.2个百分点，消费约占4.9个百分点，净出口约占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影响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从消费方面看，消费市场持续低迷。今年1—7月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考虑到价格下降因素，实际增长9.2％，增幅同比回落1个多百分点。从当前消费需求走势看，消费品市场平淡，物价持续走低，城乡居民收入增势减缓的格局仍不会改变。再加上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和逐步到位，居民预计用于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个人支出会增加，对于商品消费方面的花费更为谨慎。因此今年消费增长幅度至多能维持上年的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中趋降。

去年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外汇占款放出基础货币2300余亿元。今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特别是日元大幅贬值对我国出口的直接影响，1—7月份外贸出口增长6.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2个百分点。后几个月出口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出口增长将大大低于去年，预计全年外贸出口与去年相比不可能有多少增加，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下降。

从投资方面看，加快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1—7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体）比去年同期增长15.6％，近两个月已开始增速，但考虑到外商、集体和个体投资比去年下降的因素，全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还不足以弥补外贸出口增幅大幅度回落造成的缺口。因此，要实现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必须通过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在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甚至经济萎缩时，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采用两大调控手段：一是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降低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等手段来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二是启动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操作。运用财政政策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仅能直接增加社会需求，而且能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拉动相关产业，间接增加社会需求。由此带来的总需求的扩张往往数倍于财政支出本身的扩张。这就是经济学通常所说的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一般来说，在经济的扩张阶段，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的调节作用比较明显，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相对收缩阶段，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则比较迟缓。财政政策由于能直接扩大社会需求，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时滞短，在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

实现今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并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不仅能够增强全国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和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而且有利于香港经济的稳定。同时，还是缩短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根本选择；是改善基础设施，调整生产力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是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是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解决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要出路。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以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第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增加基础设施性建设投入。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依然不高，特别是农田水利、铁路交通、邮电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长江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等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既能有效刺激国内需求，迅速带动经济发展，又能避免重复建设，有利于调整、改善投资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第二，目前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业银行资金存差较大，物价总水平继续下降，是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的有利时机。今年1—7月货币回笼同比增加669.3亿元，外汇占款没有新的增加，按国民经济计划应当供应的基础货币发行不足，因此当前增发国债不会导致货币超计划发行，引发通货膨胀。到7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074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437.3亿元，比年初增加4469.8亿元。商业银行由于约束机制增强，对供过于求的工业项目贷款更加谨慎，因而存贷款差额较大，增加了银行运营成本。面向商业银行增发国债，有利于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化解金融风险。在物价总水平继

续走低、银行利率五次下调的情况下，增发国债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第三，中央财政是可以承受的。现在中央财政虽然比较困难，但当年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比较低，按国际口径比较，1997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1998年年初预算确定的赤字加上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在当年反映的赤字，比重大约为2.2％，低于国际公认3％的警戒线。1997年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1％，加上今年年初预算确定的国债和这次发行的1000亿元国债，预计今年年底的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0.3％，也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因此，我国增发国债仍存有较大空间。从长远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国家财政会逐步强大起来，还本付息的能力也会不断增强，只要运筹得当，不会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偿债高峰。

增发1000亿元国债，不仅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元国债的使用大致可以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1000亿元。这样，总数约2000亿元的建设投入所形成的最终需求，据测算可拉动GDp增长两个多百分点，今年按发挥一半效果推算，将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8％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积极措施，与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不矛盾。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应作为财政工作的中长期方针予以坚持。但目前我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通货紧缩的形势，必须实施更加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这次增发国债是坚持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前提下，针对当前实际情况所做的适当调整，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必要措施，也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采取这项措施的同时，必须要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骗税，清理欠税，减少税收流失，以确保完成全年预算任务。

这次运用财政政策和其它相关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与1993年我国治理通货膨胀一样，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实践将证明，我们不仅有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而且也有防止通货紧缩的有效途径。它必将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大提高我们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篇：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实践研究

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实践研究

摘要：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而货币政策的作用则不够理想。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以及我国加入WTO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两大政策配合的重心要从以财政政策协调为主体转向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实践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2―002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