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意义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意义，无论是相对于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财政管理体制，还是在更为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基础，提高财政收入占GDP、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两个比重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十余年来的平稳运行和从容调控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作为当时条件下的一种渐进改革方案，随着实践的进展和矛盾的累积，体制不完善之处也不容忽视。
支出调控能力仍有较大差距
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虽然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两个比重”的迅速提高，彻底扭转了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长期被动的局面，但财权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事权关系也同时得到理顺，通过支出体现的调控能力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这一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比较：一是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偏低。
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的规模平均达到了GDP的40%左右，中东欧等转轨国家2000年分别平均达到了42%和33%。我国财政总支出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呈下滑趋势，分税制改革后这一趋势得到扭转，但直到现在这一比例也只有20%多一点。二是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平均达到了60%以上，一些转轨国家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也达到了60%。我国中央政府占总支出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如果持续保持这种低水平的国家总财力和中央政府相对财力，就会在国家财政能力和实际需求之间出现比较大的缺口。三是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不少地方为平衡财政收支，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把某些财政职能转移到其他政府部门，力求避免财政体制对地方财力的制约。这些被外移的财政职能和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威相结合，缺乏必要的财政监督，导致地方预算外资金规模急剧膨胀。
省以下财政体制有两大矛盾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规范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关系，对省级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并未作明确规定。由此产生两个矛盾：一是财政收支矛盾随体制运行而越来越集中于基层县和乡，一些正常性支出无法得到保证。财力集中缺乏划分税种的规范性，财权上收缺乏事权调整相配套，使县、乡两级支出基数和支出刚性增大，从而产生了省以下体制的矛盾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不对称问题。二是基层财政矛盾已呈现向中央财政集中的趋势，逐渐形成支出的倒逼机制。在省以下体制无力自行调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不得不在工资性支出、农村税费改革等方面实施专项转移支付，加剧了中央财政收入与实际可用财力之间的矛盾。在转移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各地由于经济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巨大不平衡，分税制后省际间财力调剂和省内县际间财力调剂的压力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与1995年转移支付制度刚实施时相比，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结构中，各种应急性的专项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已取代税收返还等存量部分居第一位。在这些专项转移支付在财权、事权关系不规范的情况下，它的迅速增加可能使财力增量部分的支出安排脱离分税原则和财权、事权的匹配关系，重新陷入界定不清的状态。
政府行政级次需要调整
我国目前仍在实行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体制和与之配套的财政体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政府行政体制和政府间关系也应当进行相应的调整。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虽然实现了“两个比重”的迅速提高，但没有触动五级财政管理体制。过多的财政级次分割了政府间财政能力，使各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与权力、责任安排难以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并进一步加大了纳税人对政府的监督难度。
行政级次对财政级次调整的制约是分税制改革时所未能预料到的。随着这一问题的被关注，政府行政级次的调整正在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中有代表性的建议如实行“强权扩县”的方案，即第一步通过“放权”，赋予县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审批权限；第二步是“脱钩”，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省直管县，实现县市和所在地级市“脱钩”；第三步是“分省”，即划小省的管辖范围。这些无疑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试验过程。
第二篇：税制改革感想
税制改革砥砺前行，携手奋进践行使命
在税务机构改革的澎湃浪潮中，新老税务人又一同站在了历史的节点。作为一名基层税务人的我此刻感慨良多，既有见证历史的自豪感，又有回望深耕热土的缅怀感，更多的是一份砥砺奋进的使命感。
初闻合并，心中不无疑问，幸而一直紧跟上级组织有条不紊的部署，很快便“稳定军心”。“干好本职”的四字真言使我很快跟上了国地合并雷厉风行却也稳打稳扎的步伐。
回想过去几个月，国地税合并远非牌子的一摘一挂那么简单，而是税务人一双双手收堆砌出来，纳税人一对对脚丈量过来，税务部门一项项举措落实下来的。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合并的进程如润物细雨却又不可逆转地往前推进。早在“国地合作”阶段，某某国地税就启动了合作党建模式，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一起举行主题党日活动；得益于紧邻而居的“近水楼台”，在实行互驻工作人员的同时互设办税终端，早早让纳税人品尝到“只跑一次”的“头啖汤”；随着省电局统一上线、联合清税等举措的贯彻，组建起一个个业务微信群，线上线下高效沟通合作无间……
当然，看到纳税人对合并带来的办税体验不吝“点赞”，也成为了我们日常忙碌工作中的“小确幸”。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机构改革承载着国富民强的希望，而我们正亲手推动历史的巨轮前进。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厅一网”办税带来的优质高效办税体验将使征纳关系更加和谐；税务执法“一把尺”将使税收执法风险更加可控；制度交易成本降低将更加有利于服务营商环境……对美好前景的畅想最终要落地为八个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税务人的光荣使命，携手砥砺前行。
第三篇：我国税制改革
我国1994年进行的全国税制改革，以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方式，保障财政收入为指导思想，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税制体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税制框架。但这么多年来，新税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我国税制现状
第一，流转税占主导地位的税收体制。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中占主体税种的是流转税，包括对销售货物进口货物及提供加工、修理分配劳务征收的增值税；选择部分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对特定行业征收营业税等。在近10年的实施过程中，我国的税收收入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1,400多亿元。1994年全国税收收入5126亿元，1999年突破
10000亿元，到了2001年全国税收收入突破了150000亿元，2003年达到20000亿元。在连续增长中，流转税的增长一直处于主导地位，2001年流转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9.3%。
第二，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个人所得税法并存。1994年税制改革时，将原先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三税合并成一税，统一开征个人所得税；将原来的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合并，统一开征企业所得税，以适用于内资企业。同时，原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继续执行，形成了“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三种所得税并存的现状。将所得税分设为内资企业所得税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主要是考虑我国开放初期，有利于吸引外资，鼓励外资机构来华投资。所得税在我国税制中处于与流转税并重地位。2001年，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23.9%。
第三，资源税、财产税、行为税、农牧业税为流转税及所得税的必要辅助税种。
第四，税务征管实行分级财政管理，由中央与地方两级税收征管体系和金库体系分别负责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征收管理及收入入库工作。
二、我国税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税制改革的目标包括简化税制、提高税收比率、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建立双主体税制模式。可是，简单的税种合并，并不能代表征纳制度、程序、手续的简化；税收比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仍然连年下滑；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鼓励技术更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碍潜在的经济增长；流转税比重过大，并没有形成双主体税制，特别是增值税一项收入就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3%(1995年)，税收很难成为稳定经济运行的杠杆。在所得税会计制度尚未建立，个人收入福利化的情况下，全面实施自行申报纳税制度是否行之有效值得怀疑。地下经济活动猖獗，工资之外的福利分配日益普遍，逃税行为有增无减，特别是假造、倒买倒卖增值税发票行为屡禁不止，这些都说明了新税制的副产品是不合意的。
首先，生产型增值税抑制投资增长，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内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流转税中消费税及营业税的有关政策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不利于刺激消费需求和经济结构调整。
其次，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税制造成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不符合世贸规则，不利于企业公平竞争，抑制国内投资，影响企业深化改革。
再次，个人所得税税制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很不适应，其组织收入与调节分配的功能受到抑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高收入阶层调节不力；二是在个人所得税制中，还存在着应税所得额确定不合理，不能适应收入形式分配多元化的现实及申报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
最后，税收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税法立法层次低、权威性差。多数税收法律法规是以条例的形式发布，很少有正式立法；同时，由于立法层次低、立法程序难以保证，法律漏洞问题严重。
三、深化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税制改革是否成功，需要用三个标准来判断：
第一，税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确立的目标。
第二，税制改革的可持续性。
第三，税制改革产生的合意的或不合意的副产品的程度，这些副产品是指税制改革所产生的(可能预测到也可能没有预测到的)主要影响，在估价这些影响时，加之判断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税制改革明显地加重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那么，这项税制改革是否成功，就取决于对这种收入分配状况的价值判断。
从这三个标准来看，我国要真正实现成功的税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我们首先应当明确一下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税制模式。根据税收理论，一般认为商品税有助于提高效率，所得税有助于促进公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是主要政策目标。
1、合理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建立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
(1)优化流转税体系
第一，改革增值税。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将固定资产购入时所支付的增值税纳入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并允许一次性全部扣除，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加速更新设备和积极采用新技术，也有利于减少资源配置中的税收扭曲、公平税负。目前，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八个行业已经开始试行消费型增值税，待总结经验和时机成熟后，便可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同时，要拓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将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并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使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能够顺利连接。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前提下，逐步降低税率，以充分发挥税收中性的作用。
第二，改革营业税。调整营业税的征收范围，按照新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将第三产业(主要是单环节经营的服务业)，全部征收营业税。同时简化税目税率，以促进从事第三产业的各类企业平等竞争。但为了保持对某些行业的特殊税收调节，可以对这些行业实行幅度比例税率，其中奢侈性消费项目税率还应当从高。
第三，改革消费税。调整征税范围。对酒精、汽车轮胎、护肤护发品等普通消费品停止征税；对一些收入一般的消费者极少问津的高档消费品、奢侈品和不利于资源、环境保护的消费品征税，并课征高税率，这不仅符合优化商品税理论的原则，也能加强消费税的调节力度。
(2)优化所得税体系，增强其经济调控功能
首先，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适当降低税率，减轻企业税负，使企业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地展开竞争。税收优惠应按照产业性优惠政策为主、区域性优惠政策为辅，间接优惠方式为主、直接优惠方式为辅的原则，把优惠的重点放在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并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特定扣除、亏损弥补等多种优惠方式，以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实现经济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次，改革个人所得税。一是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二是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将纳税人界定为中等以上收入者。费用扣除项目应综合考虑纳税人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的情况，以及子女受教育支出等因素，同时适当考虑纳税人配偶收入的情况，并设置费用扣除随物价变动而相应调整的规范方法，以便更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效率。三是健全个人收入监测办法，逐步扩大征收范围，拓宽税基，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同时简并税率档次，并适当调低最高边际税率，适度降低税收负担，更好地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
再次，开征社会保障税。彻底取消各种社保的统筹收费，设立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障项目，以雇员的工资总额为计税依据，由单位和单位雇员按同一比例税率共同承担，个体经营者以其收入总额计税。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为财政实施转移支付提供了稳固的资金来源，是配合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良好工具。
2、规范税费改革，进一步优化我国税制
名目繁多的收费，严重侵蚀了税基，不仅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对经济产生了极强的扭曲作用，不利于税收公平和效率两大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取缔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对某些具有合理性但不宜改为税的费，可继续采取收费形式，但管理办法和制度一定要加以完善，而且要尽可能转为预算内的规费形式。对具有税的性质的合理性的收费，加快创造条件改为开征新的税种。
3、建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
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支柱，它以知识、技术、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带动经济高速发展，而中小企业则是个人创新和创业活动的主要载体。但现行的科技税收政策不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各个阶段的发展要求，也无法有效地调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在税制改革时，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中小企业的创建必须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如中小企业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的税收抵免；允许企业设立科研开发费用和风险准备金，并可在税前扣除；加速先进设备的折旧等等，其实这些优惠政策的制定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改革方向是不谋而合的。另外，要大力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制定企业对科研人才培训投入支出方面的优惠政策。对个人的专利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对因科技创新所获得合法的个人高收入不采取税收歧视，适用低的边际税率，这也是符合优化所得税理论最高收入边际税率应下降的理论。
4、建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
税收制度如何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我国尚处于摸索阶段，可考虑建立绿色环保税，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控制污染，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环保税在设计上要充分发挥税收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减少污染，进行绿色产品生产，提高环保生产技术，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此外，在我国税制改革配套措施方面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划分税权必须先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使税权与事权相适应。税权的划分和下放也必须通过宪法或建立相关法律加以固定，并制定健全的监督约束机制。
(2)加强征收管理。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能力对税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行十分重要，因此，强化征收管理能力也是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抓住改革机遇，大力推进依法治税。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是依法治税的前提条件，因此，税制改革为依法治税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要充分把握这一机遇，把促进依法治税的要求贯穿改革始终和改革的各个方面，以带动全面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努力构建依法治税的监督制约和保障体系，从体制和制度上彻底解决依法治税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四篇：税制改革
浅析我国分税制改革
关于分税制 分税制是指在国家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性,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并辅之以补助制的预算管理体制模式。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分税制，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以及改革的不断深入，还需要根据新形势的不同进行探索和完善分税制改革。
一、我国分税制改革基本概况
(一)主要内容
1993年1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同年12月18日，财政部下发了《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暂行规定》，12月25日，财政部核定了各地消费税和增值税资金费用管理比例。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 配套措施有：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进行了工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相应改进预算编制办法；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并规范国债市场等。
(二)现行分税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结合我们学习的相关知识和近期内税制改革的有关新闻报道。总结出了以下中国现行分税制改革中出的问题。
第一，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还不够清晰合理。事权划分上出现越权操作的现象，一些应当完全由中央承担的支出责任，地方也承担了一部分，比如气象，地震，防洪等管理职能；而完全属于地方的支出责任，中央也承担了一部分，如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基础教育等。
第二，转移支付不当，监管力度有待加强。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目前财力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体系。但是东部地区扩大的基数规模及能力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导致双方的财政收入差距加大，地区间的财力收入两级化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管力度不够，转移支付资金无法及时到位，转移支付资金的效益评估有限。
第三，没有建立一项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地方税收的税基窄，税收潜力小，主体税种较少，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导致地方税权受限制，地方没有被授予相应的税收立法权、税收减免权。导致税收的操作缺乏灵活性，反应迟缓。
第四，分税制体制的立法层级较低。在立法模式上，我国目前尚未一部能够统领、协调
各种税收关系的基本法。从真正关系纳税主体的权利、义务的主要税种，如增值税法、营业税法、消费税法等，只是由国务院通过的暂行条例，采取行政法规的形式，停留于试行阶段。缺乏各种有效的税收基本法，使得地方税收无法可依，税收行政管理越发困难。
二、中国分税制与国外分税制的比较
美国，分税制的办法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的。美国的最高法律《基本法》，有国家宪法的地位，其中，不仅详细的规定了联邦政府的指责(国防，货币发行，邮政等)，而且，各级政府间以及各级政府于非政府团体及企业间“分工协作”的事项，也都通过法律的形式落实到可准确操作的程度上。另外，与财政法律体制有关的《反赤字法》、《国会预算法》等等，法律的层级都很高。日本地方税立法，除了在宪法第84条规定了地方税，还专门制定了《地方税法》更加详尽地做了规定。
简析造成我国现行分税制改革弊端的原因：
第一，分税制核心内容是要做到分权、分税、分征。没有“分权”就不算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我国现行的分税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划分税种和管理权限，收支挂钩的一种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属于不彻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常常出现越俎代庖的现象。
第二，划分财权是分税制的核心。分税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分权制度。然而，我国属于***，多党派合作的国家结构形式，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央大一统思想鲜明。这样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分税制“税权”的划分一直以“集权”为核心，部分权力无法准确落实到地方税收部门，导致无法可依，无权可施的情况。
税收改革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完善分税制立法迫在眉睫。
第三，我国用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来制定税收法，扩大了“法定”的外延，致使法的制定、法的执行都存在着任意性。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人治”“集权”的观念很深，显然地，法被政治主宰着，法制过于集中化。
二、有关完善我国分税制的对策
（一）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
第一，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的决定权、调整权从中央政府转到立法机构。
第二，有关中央与地方事务划分原则性问题，有必要在宪法中或宪法性文件中规定：(1)明确界定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事权范围；(2)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标准内容；(3)明确规定各级立法机构税收立法权限，立法原则，立法程序。
第三，尽快制定关于分税制的法规。
（二）缩减预算级次，简化财政层级
导致基层财政困难的一个原因在于财政层级过多，从而加重财政负担。我国现有财政分级为“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而国际经验表明，较普遍的财政分税分级制度安排是不超过三级的。
当前我国加快推进包括“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在内的财政体制改革，正是体现了政府简化财政层级的意图。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制定科学的费用标准的基础上，以确保政权正常运转、履行公共福利承诺、提供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减少项目类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和数量，逐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推动落后地区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总的来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分税制，但是要根据新形势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完善。财政体制的改革要标本兼治，安稳民心，安定官心，积极稳妥，治本为上，实现制度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前进。
第五篇：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下一步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作出了营改增扩容的决定，并要求力争“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
2.房地产税改革。下一步应及时总结上海、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的经验，研究完善房地产税费改革的方案，逐步扩大试点。
3.个人所得税改革。4．资源税和环境税费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也就是说，税收制度要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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