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意义

第一篇：改革的意义

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革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推动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动力。

一、社会革命的实质和发展

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革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革命，亦称社会革命，它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社会形态的质变。社会革命的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政权从反动阶级手里转移到革命阶级手里，是实现社会形态变革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历史上曾出现过推翻奴隶制的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的新兴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革命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生产力的发展和旧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发展和旧的上层建筑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是社会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社会革命是在一定的革命形势下发生。他的爆发既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如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又要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如革命阶段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和群众的发动程度等。

二、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社会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首先，社会革命是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手段和决定性环节。当旧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旧的上层建筑又极力维护旧的经济基础时，必须通过社会革命这一手段来摧毁或扫除历史前进的障碍。其次，社会革命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伟大作用。由于社会革命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能充分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和聪明才智。“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而且，社会革命还能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包括革命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最后，无产阶级将会为消除阶级对抗，并充分利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而创造条件。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社会才会不再像可怕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主义重视革命的伟大作用，同时也不否认改良作为革命的一种补充手段、为争取劳动者境况的改善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不拒绝改良，但反对改良主义。因为改良主义主张用改良代替社会革命，不触及社会主要矛盾，因而不可能根本扫除社会发展的障碍，甚至走向革命的反面，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第二篇：资源税改革的意义

资源税改革能否撬动税制改革大幕？

李宁

昨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决定》，并于2011年11月1日执行。（第一财经日报10月11日）

就在大家关注资源税改革对能源价格以及相关产业，乃至国民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时候，笔者更为关注资源税改革能否启动新的税制改革的序幕？因为从当前税制对国民经济运行和收入分配制度影响来看，税制结构很不合理，与经济发展需求不匹配，需要整体推进改革。

首先，间接税比重过大影响产业的升级换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物价的走高。比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制并存居民，一方面造成重复征税，另一方面这些税收以价格为计税依据，价格高了，税收就高，相反，税收作为价格的组成部分，又反过来推高价格。简单来说，比如100元的商品，价格涨到120元，那么税收也就增加3.4元（按照不含税的增值税计算，不是应税消费品），同样因为增值税的转嫁性，导致物价将在120元的基础上有增加3.4元的税收，变成123.4元。据统计，从1994～2007年期间，国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进口税这4种间接税，每年收入平均要占总税收的70％左右，2010年的比例是69.5％。其中，最大宗的是增值税，以2010年为例，国内增值税占全部税收的29％。另外，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税收增速30%，在笔者看来，绝不是经济发展和企业盈利带来的结果，而是与当前高通胀水平有很大关系。

其次，直接税、财产性税收比例较小，导致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贫富差距拉大，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比重低，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课税空白的税制，导致富人的财产性收入规避在税法调节之外。据统计，个人所得税的比例，2010年是6.6％。目前的房产税等财产性税种，在10万亿规模的税收中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税种。

贫富差距较大，希望通过税收改革来解决问题，可是推动直接税改革，特别是提高直接税比例，无形中就会涉及中低收入者的利益，阻力较大，今年的个税、房产税改革中民意的反弹就是例子。这样，直接税无法按照税制规律进行改革，但是在直接税无法支撑财政收入的情况下，间接税改革又受阻于财政收入减收掣肘，在决策层面就不能过关。于是改革只能停滞不前，纠结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中。

在当前税制改革停滞不前，冲破通胀压力推出的资源税改革，最大的亮点无疑体现了政府通过税收改革解决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决心，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政府积极推动税收改革、建立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的态度和改革导向。但是，资源税改革仅是一个小布点，而且一定程度上加税改革，对于当前经济发展来说，影响很大但不足以推动经济模式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增值税等间接税减税改革，配合推出房产税等财产性税收改革，才是最为根本的税收改革。所以，我们更希望以资源税改革为契机推动更多税制改革。

（甘肃省陇西县国家税务局 748100 身份证：***055 联系电话：*** 建行账户：***1828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支行东大街储蓄所，备注，如有条件，稿费请打卡号。此致敬礼。）

第三篇：浅谈资源税改革的意义及对策

浅谈资源税改革的意义及对策

资源税是以各种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目前我国开征的资源税，是对在我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及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应税产品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资源的含义比较广泛，是指自然界存在的天然物质财富，从其物质内容看，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动物资源、植物资源、海洋资源、太阳能资源、空气资源等。目前我国资源税征税品目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等。现行资源税采取的是从量计征的方法，对课征对象分别以吨或立方米为单位，征收固定的税源。

我国对于资源税的开征始于1984年，当时只是对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征收，而对其他矿产品则暂缓征收。1994年税制改革时，首次对矿产资源全面征收资源税。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税种的相关税率几乎没有较大的变化。从2004年起，我国陆续调整了对煤炭、原油、天然气、锰矿石等部分品目的税额标准，对石油、天然气等部分资源性产品的税率进行了调整，范围和规模都有所扩大。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取消了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税减征30％的优惠政策，恢复全额征收，调整了对铁矿石资源税的减征政策等。开征了被戏称为“暴利税”的石油特别收益金。2007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调高了焦煤资源税税额，并对盐资源税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调高了铅锌矿石、铜矿石、钨矿石资源税的单位税额标准。这些措施，拉开了资源税改革的帷幕。

一、现行资源税征收中存在的问题

（一）、征税范围较窄。自然资源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它包括的范围很广，如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等。目前我国的资源税征税范围较窄，从征收目的看，主要目的和意义在于调节由于资源形成和开发条件差异造成的级差收入，仅选择了部分级差收入差异较大，资源较为普遍，易于征收管理的矿产品和盐列为征税范围。在资源的节约使用和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方面设计不足。

（二）、从计征方式看，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在税率既定的情况下，应纳税额与课税数量成正比，而与应税产品的价格无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产品的价格是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而经常变动的，从量计征方法割断了资源税与应税产品价格的联系，使资源税对应税产品价格变动完全失去了调节作用，这虽然有助于保持税收收入和纳税人税收负担绝对额的稳定性，但在价格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却无法保证税收负担的合理性。如龙陵县境内出产的黄龙玉，品质好的售价已达每市斤5万元，而对其资源税的计征，没有明确的目录，接近的为沙石每吨0.5元,玉石每吨20元,税额标准与其产品价值相差甚远,无法达到调节收入的目的。

（三）、从征收标准看，实行差别固定税额。我国现行资源 税实行从量定额征收，一方面税收收入不受产品价格、成本和利润变化的影响，不考虑成本价格和市场需求，不利于企业经济核算。

（四）、从课税对象看，范围过窄，主要是矿产资源，并未将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动植物资源等包含在内，不利于对资源利用全面调节。

（五）、现行资源税的税额主要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和级差收入，不考虑资源开采对环境的影响，降低了资源税的实际税负，难于激励纳税人对资源的合理开采和利用。

（六）、矿产资源税费性质不明，资源税与矿区使用费、资源补偿费之间划分依据不合理，功能不协调，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利。

二、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政策

（一）、扩大征收范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资源的日益紧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将越来越重要，因此，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应逐步扩大到所有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将“水资源费”改为“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

（二）、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以产品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可以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有助于通过 税收调节资源的利用情况。调整资源税政策，提高资源税征收标准，将资源税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或改为按占有资源量征收，同时提高各种涉及环境保护的税、费征收标准。目前，我国按照石油开采量计征资源税，现有的石油资源税率是根据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确定的，税率标准是每吨8元至30元。从今年3月26日起，中国开始对石油商征收“特别收益金”。当前，石油已经不仅是一个工业产品，更日渐成为公共产品。如果改为从价计征，将会在油价上涨时，调节石油利润的分配格局，石油企业将一部分利润以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国家政府收益增加，有相对更充裕的资金关注公众，扶助弱势群体，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一种支持。资源税的计征方式，将由从量变为从价，按照销售收入来征收。这样的调整无疑有利于“节约资源”目标的实现。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经国务院批准，从2010年6月1日开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率先进行资源税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为原油、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税率为5%，拉开了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序幕。

（三）、合理设计税率，调节资源级差收入。根据资源级差收入、是否可再生以及稀缺程度设计不同的税率，加大税档差距，把资源开采和使用同企业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按照“资源条件好、收入多的多征；资源条件差、收入少的少征”的原则，根据矿产资源等级分别确定不同的 税率，有效地调节资源级差收入。资源税改革一个重要的相关背景是资源产品价格的改革正在深入。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一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现在需要进一步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财税政策是资源价格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之一，资源税和资源产品的价格息息相关。在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过于便宜的条件下，通过调高税率,能够更真实地反映级差地租,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开发，使得开发行为走向规范。同时，政府也能通过资源税改革筹集资金，并将这部分收入用于补充环境治理成本等。

（四）、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完善，可考虑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同时应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控制减免，加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意识。

(五)、提高资源使用成本，加强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资源税率过低，导致了市场价格的扭曲，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应扩大资源税目，稀缺资源都应纳入其中。资源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提高资源价格来增加资源使用的成本，而资源成本的提高必然导致一些资源的替代品行业受到追捧。比如能源价格的提高将提升新型能源如风能、水电等行业的增长空间，而油价提高将使得煤变油的产业前景也可能会被相对看好，同时拉升煤化工和电石化工的产品价格，使得这些行业都能间接受益。2006年，财税部门曾经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税额标准作过调整，尽管这次调整没有动大手笔，但还是被普遍关注。比如目前资源税占油气企业生产成本并不大，一是垄断企业是否还有动力通过加强技术进步和管理来消化上升的税收成本，二是在油气产品需求有着较强刚性的条件下，现行的油气资源产品定价机制使企业有机会转嫁成本，将税收成本转化为普通消费者的负担。

（六）、以资源税改革为突破口，促进其他税收改革。针对节约资源以及遏制掠夺性资源开发这样的初衷而言，以资源税改革的“孤军作战”恐怕难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借鉴国际经验，可分期分批开征环境税、物业税、燃油税等专项新税种。把资源税改革与石油、天然气、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相结合，同时进行改革；同时，必须放宽相关市场的准入资格，增加更多的竞争主体—这既是市场公平正义的体现，也是防止垄断部门转嫁税收成本的办法。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则是必须厘清在资源面前的各种角色，并加强监管、规范资源税收的征管关系。

第四篇：浅谈资源税改革的意义及对策

浅谈资源税改革的意义及对策

郑光明

资源税是以各种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目前我国开征的资源税，是对在我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及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应税产品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资源的含义比较广泛，是指自然界存在的天然物质财富，从其物质内容看，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动物资源、植物资源、海洋资源、太阳能资源、空气资源等。目前我国资源税征税品目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等。现行资源税采取的是从量计征的方法，对课征对象分别以吨或立方米为单位，征收固定的税源。

我国对于资源税的开征始于1984年，当时只是对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征收，而对其他矿产品则暂缓征收。1994年税制改革时，首次对矿产资源全面征收资源税。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税种的相关税率几乎没有较大的变化。从2004年起，我国陆续调整了对煤炭、原油、天然气、锰矿石等部分品目的税额标准，对石油、天然气等部分资源性产品的税率进行了调整，范围和规模都有所扩大。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取消了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税减征30％的优惠政策，恢复全额征收，调整了对铁矿石资源税的减征政策等。开征了被戏称为“暴利税”的石油特别收益金。2007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1

又调高了焦煤资源税税额，并对盐资源税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调高了铅锌矿石、铜矿石、钨矿石资源税的单位税额标准。这些措施，拉开了资源税改革的帷幕。

一、现行资源税征收中存在的问题

（一）、征税范围较窄。自然资源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它包括的范围很广，如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等。目前我国的资源税征税范围较窄，从征收目的看，主要目的和意义在于调节由于资源形成和开发条件差异造成的级差收入，仅选择了部分级差收入差异较大，资源较为普遍，易于征收管理的矿产品和盐列为征税范围。在资源的节约使用和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方面设计不足。

（二）、从计征方式看，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在税率既定的情况下，应纳税额与课税数量成正比，而与应税产品的价格无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产品的价格是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而经常变动的，从量计征方法割断了资源税与应税产品价格的联系，使资源税对应税产品价格变动完全失去了调节作用，这虽然有助于保持税收收入和纳税人税收负担绝对额的稳定性，但在价格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却无法保证税收负担的合理性。如龙陵县境内出产的黄龙玉，品质好的售价已达每市斤5万元，而对其资源税的计征，没有明确的目录，接近的为沙石每吨0.5元,玉石每吨20元,税额标准与其产品价值相差甚远,无法达到调节收入的目的。

（三）、从征收标准看，实行差别固定税额。我国现行资源税实行从量定额征收，一方面税收收入不受产品价格、成本和利润变化的影响，不考虑成本价格和市场需求，不利于企业经济核算。

（四）、从课税对象看，范围过窄，主要是矿产资源，并未将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动植物资源等包含在内，不利于对资源利用全面调节。

（五）、现行资源税的税额主要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和级差收入，不考虑资源开采对环境的影响，降低了资源税的实际税负，难于激励纳税人对资源的合理开采和利用。

（六）、矿产资源税费性质不明，资源税与矿区使用费、资源补偿费之间划分依据不合理，功能不协调，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利。

二、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政策

（一）、扩大征收范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资源的日益紧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将越来越重要，因此，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应逐步扩大到所有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将“水资源费”改为“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

（二）、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以产品销售收入

为计税依据，可以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有助于通过税收调节资源的利用情况。调整资源税政策，提高资源税征收标准，将资源税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或改为按占有资源量征收，同时提高各种涉及环境保护的税、费征收标准。目前，我国按照石油开采量计征资源税，现有的石油资源税率是根据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确定的，税率标准是每吨8元至30元。从今年3月26日起，中国开始对石油商征收“特别收益金”。当前，石油已经不仅是一个工业产品，更日渐成为公共产品。如果改为从价计征，将会在油价上涨时，调节石油利润的分配格局，石油企业将一部分利润以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国家政府收益增加，有相对更充裕的资金关注公众，扶助弱势群体，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一种支持。资源税的计征方式，将由从量变为从价，按照销售收入来征收。这样的调整无疑有利于“节约资源”目标的实现。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经国务院批准，从2010年6月1日开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率先进行资源税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为原油、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税率为5%，拉开了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序幕。

（三）、合理设计税率，调节资源级差收入。根据资源级差收入、是否可再生以及稀缺程度设计不同的税率，加大税档差距，把资源开采和使用同企业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按照“资源条件好、收入多的多征；资源条件

差、收入少的少征”的原则，根据矿产资源等级分别确定不同的税率，有效地调节资源级差收入。资源税改革一个重要的相关背景是资源产品价格的改革正在深入。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一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现在需要进一步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财税政策是资源价格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之一，资源税和资源产品的价格息息相关。在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过于便宜的条件下，通过调高税率,能够更真实地反映级差地租,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开发，使得开发行为走向规范。同时，政府也能通过资源税改革筹集资金，并将这部分收入用于补充环境治理成本等。

（四）、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完善，可考虑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同时应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控制减免，加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意识。

(五)、提高资源使用成本，加强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资源税率过低，导致了市场价格的扭曲，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应扩大资源税目，稀缺资源都应纳入其中。资源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提高资源价格来增加资源使用的成本，而资源成本的提高必然导致一些资源的替代品行业受到追捧。比如能源价格的提高将提升新型能源如风能、水电等行业的增长空间，而油价提高将使得煤变油的产业前景也可能会被相对看好，同时拉

升煤化工和电石化工的产品价格，使得这些行业都能间接受益。2006年，财税部门曾经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税额标准作过调整，尽管这次调整没有动大手笔，但还是被普遍关注。比如目前资源税占油气企业生产成本并不大，一是垄断企业是否还有动力通过加强技术进步和管理来消化上升的税收成本，二是在油气产品需求有着较强刚性的条件下，现行的油气资源产品定价机制使企业有机会转嫁成本，将税收成本转化为普通消费者的负担。

（六）、以资源税改革为突破口，促进其他税收改革。针对节约资源以及遏制掠夺性资源开发这样的初衷而言，以资源税改革的“孤军作战”恐怕难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借鉴国际经验，可分期分批开征环境税、物业税、燃油税等专项新税种。把资源税改革与石油、天然气、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相结合，同时进行改革；同时，必须放宽相关市场的准入资格，增加更多的竞争主体—这既是市场公平正义的体现，也是防止垄断部门转嫁税收成本的办法。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则是必须厘清在资源面前的各种角色，并加强监管、规范资源税收的征管关系。

作者：云南省龙陵县地方税务局

电话：***

第五篇：大部制改革的意义

大部制即为大部门体制。按照业内专家的提法，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国务院现有的66个部门中，职责多达80多项，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另外，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行政职能的错位和交叉，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扯皮现象多，行政效能低下，过多经济资源被行政机构自身消耗掉；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履行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能，无法向民众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因此，必须对现有政府机构进行有效整合，改变政府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而不仅仅是像过去一样，简单地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虽然这些是政府机构改革中最基础性的工作。

换言之，推行大部制同时就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从而使得政府权力得以规范、回归公共服务。如果大部制改革达不到转变政府职能的效果，那么，它就会像之前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一样，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大部制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的部门利益，但正如人们所担心的，如果几个部合并成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因此，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在大部制下，原来的“部”降格为“司”，“阎王”变成了“小鬼”，可手中的权没有变，仍然行使过去“部”的职权，那么，大部制改革就可能把过去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解决这一难题，惟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总之，大部制是社会大转型中政府保障服务性功能突出、行政色彩淡化的必然选择。而一个整合了不同部门利益的强势大部委，其职能也应该适应和体现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的管理需求。随着两会的来临，有关大部制改革将会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笔者衷心地希望这次大部制改革能够收到扎扎实实的成效，政府部门都能成为一个个办事干练、勤政为民的政府。

一、推行大部制改革的意义

按照部门的职能大小和机构的数量多少不同，政府机构设置一般有“小部制”与“大部制”两种类型。小部制的特征是“窄职能、多机构”，部门管辖范围小、机构数量大、专业分工细、职能交叉多。我国目前实行的即是这种小部门体制。大部制是一种政府政务综合管理组织体制，其特征是“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广，职能综合性强，部门扯皮少。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行的“大部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具有重要而显现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减少职能交叉，完善行政运行机制

我国目前政府组织机构设置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部门过多、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务院部门之间有80多项职责交叉，例如，建设部门与发展改革部门、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局）；劳务输出也存在多头对外的问题；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劳动保障、人事、教育部门职能交叉；在信息产业管理方面，信息产业部、国信办、广电总局等部门职能交叉；在城市供水、地下水管理方面，水利、建设、国土资源等部门职能交叉，等等。这种较为典型的“小部制”，既造成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推诿扯皮，又导致职能分散、政出多门，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职能交叉还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实行“大部制”，能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由传统的以职能为中心的职能导向型政府转向建设以流程为中心的流程导向型政府，有利于整合政府资源，再造工作流程，确保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为公众提供便利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最终“整合不同的体制，提供无缝隙的服务”。2.有利于落实“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

部门过多必然造成职能分散、政出多门，既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和加强政府应有权威，又不利于落实“问责制”和建设责任政府。多个部门负责同一项工作的做法，貌似加强领导，实则减轻了部门应承担的责任，同时，还导致部门利益的滋生，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甚至个人化。大部制强调的是部门职能的有机统一和综合管理，能够较好地协调职能机构统一和专业分工的关系，对于协调部门关系、强化政府权威和落实责任追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鉴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效划分和呼应，如果国务院将部门数量控制在20个以内，则地方各级政府就基本上能够做到与中央一样合理设置部门，有利于政令上通下达，便于管理的衔接和延续。3.有利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和深化，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大部制将是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亮点，应当将大部制改革放到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全局来定位和设计，综合考虑政府改革的系统配套问题，将组织重建、体制变革、机制创新、职能转变、流程再造、管理方式创新以及相互关系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以全方位推进我国政府组织变革。因此，要从整体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创新和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大部门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关键环节，按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周密设计、统筹协调、稳步推行。

值得指出的是，大部制改革反映了地方政府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普遍愿望。据我们课题组2007年暑期在全国14个省的调查，很多地方政府及部门都提出了推进部门整合的意见，这也说明推行大部制改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原则

1.回应性调适原则。一要回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强化宏观决策，加强市场监管，弱化微观管理，同时兼顾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培育市场、促进特殊行业发展、有效管理骨干国企的需要。

二要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扩展社会职能，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充分培养社会的自治精神和能力。三要回应利益多元的需要。充分考虑地方利益、地区利益和行业利益的平衡，既要合理配置利益机制，又要防止追逐违法利益。四要回应技术发展的需要。减少管理层级，实行扁平化管理。2.总体性统筹原则。一要总体统筹职能设置。构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错落有致的服务型政府职能架构。二要总体统筹权力配置。加强国务院最高领导层对各部门的统筹能力，同时合理划分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人权、财权、事权的权限。三要总体统筹各种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四要总体统筹府际改革，形成国务院机构改革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协调张力。

3.系统性集中原则。一是整合职能。有机合并相近职能，避免职能交叉，相互扯皮。二是整合权责。健全政府权责体系，形成部门间和层级间合理的权责构成。三是整合机构。减少管理环节和层次，优化结构。四是整合机制。整合大部门内部的运行机制，降低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4.制约性协调原则。一是国务院整体（国务院和部门及部门之间）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二是部门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三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

5.总揽性分别原则。一是要进行改革的总体设计，形成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近期和远期改革的整体方案。二是要实行分层要求，对国务院和省市以下政府改革既要明确共同性，又要有不同针对性。三是要实行分类指导，对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政府改革提出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指导。四是要实行分步实施，既要考虑改革目标的实现，又要考虑改革的现实可操作性，尽可能减少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消极成本。

三、推行大部制改革需要重点研究的若干问题 1.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与协调问题

目前我国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不分现象突出，监督流于形式，使决策部门普遍受到执行利益的干扰，导致问责更加困难，国家利益部门化。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探索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行政运行机制，实现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我们认为，建立不同层面的适度分离机制是可供考虑的思路。即：既要在政府部门的整体层面上构建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的组织架构，也要在部门内部建立决策与执行相分离的机制，将公共服务和行政执法等方面的执行职能分离出来，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避免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弊端。有些职权的分工与制约，还需要从与人大、司法部门的关系上来考虑。近几年来，一些部门已经在探索这方面的改革。例如，交通部于1998年实施了水上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了交通部负责决策、交通部海事局负责监督、交通部所属地方海事机构负责执行的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组织机构体系。

在大部制改革中还需要着力解决市场监管体制问题。我国市场监管部门过多、多头执法、交叉执法的问题非常突出。例如，对食品的监督管理，目前是农业部门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卫生部门负责餐饮业和食堂等消费环节的监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对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查处重大事故。地方政府因机构设置不同，涉及食品监管的部门更多，有的省涉及十几个部门，有的省会城市涉及二十几个部门。这种分段监管体制，不仅造成部门职责交叉，提高监管成本，而且降低了监管效能，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从根本上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必须按照市场统一、开放、竞争的要求，将现行涉及市场监管的有关机构整合，统一行使市场监管职能，以增强监督的统一、公正和有效。

2.综合管理部门与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问题

我国目前综合管理职能与专业管理职能配置不科学。综合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行业或产业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到位、权力分割，项目立项、资金支配等事项都要经过综合管理部门的层层审批，统筹协调困难，对一些问题难以及时出台有效的政策。因此，必须进一步理顺综合部门与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做到各负其责、相互协作。一是综合管理部门的基本定位是服务、协调、指导、监督，主要研究制定国家战略、重大规划、宏观政策，协调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对各个产业或行业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统筹协调。为此要切实减少微观管理和具体审批事项，实现从“项目管理”向“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二是按照大部制的要求适当拓宽专业管理部门的管理范围，其工作重点是研究解决产业或行业存在的重大问题，拟定相关法律法规草案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及政策，统筹配置行业资源，发布行业信息标准，维护行业市场秩序，开展行业执法监督检查，提供行业相关信息服务。三是设立专司统筹经济社会事务的办事机构，统一协调解决职责交叉和综合管理事务。

3.推行大部制改革的法律保障问题

大部制改革事关政府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权力利益的调整，应当按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的要求，畅通利益表达和意愿诉求渠道，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改革总体方案，由中央讨论决定，并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以提高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合法性和回应性。应当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切实加强行政组织法体系建设，推进行政组织设置、职能定位和机制运行的法治化。由于受计划经济和部门立法的影响，我国相当程度上存在一个部门一套法律体系，大部制改革后，有关执法主体、诉讼管辖和法律适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必要时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有关机构改革中法律适用问题的决定予以解决。同时，大部制改革必然涉及到现行法律法规的修改问题，应当以此为契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和实行综合立法。4.与其他改革相配套问题

大部制改革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整体配套改革的原则，使大部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相互协调、彼此促进。当前特别重要的是应当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契机，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创新公共产品的提供机制，重视公益性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还可以更多地采取购买服务的提供方式。要按照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将大量的技术性、服务性和经办性职能交给事业单位和中介组织承担；规范和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中介组织，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大部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本质上从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有关权力分离和制约问题，需要与司法体制、人大体制相结合来考虑。应当按照十七大确定的“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的要求，在政治体制的整体架构中确定改革方案和对策措施。

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公共财政具有天然的统一性。推进大部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当重视发挥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西方一些国家没有组织、人事和编制部门，而机构数量和官员及公务员规模能在数量上控制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建立机构和增加公务员需要有预算，而预算需要议会批准。实际上是预算在控制编制，政府增加机构和人员的权力在议会，政府是不能自我膨胀的。因此，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改革预算管理体制，既实现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相分离，也实现编制与预算相结合，发挥预算管理改革对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约束作用。此外，要发挥预算制度改革在降低和控制行政成本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设计科学、规范、公正、透明的预算制度，从源头上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

5.加强对大部制改革的理论研究

我国以往的机构改革往往是迫于形势压力，临时应付，一般是从政策阐释的角度提出改革主张，缺乏指导改革实践的较为系统和理性的、前瞻性的理论阐释，导致改革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前瞻性不够。换言之，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正在日益成为制约我国政府改革的突出问题。当前，在新形势下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行大部制，应当着重对我国政府改革进行理性的反思，从价值选择的角度讨论政府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制度创新、提高政府能力的关系。要加强政府改革与治理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加强公共组织理论的研究。要适应全球化和世界性政府改革与治理的发展趋势，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积极借鉴它国经验。要重视实证研究，立足于转型期的中国行政管理实践，调查和总结我国机构设置和改革的经验，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通行做法，通过理论创新促进体制和机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