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离婚中补偿制度的完善

第一篇：试论离婚中补偿制度的完善

中国的传统家庭是一方主内、一方主外。主内的一方，将其全部或大部分精力投入家庭事务，不用外出挣钱；主外的一方，将其全部或大部分精力投入工作，挣钱养家。通常是男方在外挣钱，女方操持家务。这样的一种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主内的一方已不再一定是女方，主外的一方也不一定是男方，主内主外的责任也不再是单一的操持家务或外出挣钱，操持家务者亦可外出挣钱，外出挣钱者亦可操持家务。由于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变革，夫妻中任何一方对对方的依赖性正日趋减弱。但由于家庭中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问题的出现，夫妻对家庭的义务并没有减弱，他们必须共同担负起家庭的责任。而往往就在这些问题上容易出现贡献不均，这种贡献不均又势必导致夫妻在离婚时多了一项争议焦点，即离婚时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无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的权利。《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是离婚中补偿制度首次被立法认可，从而确立了离婚纠纷中新的焦点。它使得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在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形下有了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的法律依据，这是《婚姻法》的一大进步，体现了法与情的辩证统一。笔者在为设立补偿制度大声喊好的同时，也深深感到实现请求补偿权的艰难。

一、现行离婚中补偿制度的缺陷根据《婚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夫妻只有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才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由于夫妻婚前财产为法定的个人财产，因此夫妻只要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他们的财产就完全归个人所有。《婚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实质是将请求补偿仅仅局限在了夫妻财产完全归个人所有的情形中，对夫妻财产完全共有或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的情形没有作出规定。现行离婚中补偿制度与夫妻财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其结果必然导致不同夫妻财产制下请求补偿权的不同命运，这不利于补偿制度平衡当事～利义务作用的发挥。补偿权的设立是实现公平原则的需要。由于当事人双方在承担义务或享受权利等方面的不公平，少承担义务或多享受权利的一方给另一方适当补偿就成了维护权利义务平衡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请求补偿权能否实现，关键应看当事人双方在承担义务或享受权利方面是否公平。公平就不存在补偿，不公平就理应补偿。如果仅因夫妻财产制的不同导致尽较多家庭义务一方在请求补偿权的实现上得到不同的法律后果，这在情理上让当事人也难以接受。离婚中补偿制度的完善方向应是不分夫妻财产制，仅按权利义务是否公平决定补偿权的有无，即在夫妻财产完全共有或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情形下，同样可用补偿制度来救济。

二、离婚中补偿制度实现的障碍及分析在夫妻财产完全共有或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情形下建立补偿制度，这在目前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障碍：

（一）在夫妻财产完全共有的情形下，理论上不存在夫妻对家庭所尽义务的不平等。这种情形下，夫妻中任何一方所尽的义务都会被视为夫妻双方共同所尽的义务。原因是，夫妻中任何一方无论是以财产形式尽义务，还是以劳动形式尽义务，他用于尽义务的财产或劳动都为夫妻共有。以财产形式尽义务的，由于财产属于夫妻共有，因此用于尽义务的财产有一半属于另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另一方也是尽义务的，而且尽的义务量与实际尽义务的一方相等。以劳动形式尽义务的，由于劳动的共有，一方的劳动也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共同劳动，所以任何一方尽义务都意味着另一方也尽了平等的义务。因此，在夫妻财产完全共有的情形下，理论上不存在夫妻对家庭所尽义务的不平等，当然就更谈不上补偿一说了。

（二）在夫妻财产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的情形下，肯定请求补偿权不具有操作性。如前所述，财产共有能够将一方所尽的义务变通为双方共同所尽的义务，因而就不存在夫妻对家庭所尽义务的不平等。但如果夫妻中任何一方以个人所有财产尽义务，那么他所尽的义务就应认定为个人所尽义务，这种情形下，夫妻对家庭所尽义务不平等在理论上就说得通。由于夫妻在家庭中所负的义务平等，因此如果现实中夫妻个人所尽义务不等，尽较多义务的一方就应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但是在财产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的情形下，由于共有财产与个人所有财产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往往相同，所以很难认定用于尽义务的财产是出于共有财产还是个人所有财产。又由于出于共有财产还是个人所有财产在请求补偿权的处理结果上完全相反，所以认定用于尽义务的财产出于何种财产至关重要。实践中，尽义务的一方只有证明其没有使用共有财产或共有财产不足以尽义务，同时还要证明其拥有个人所有财产，才能认定他是用个人财产完成全部或部分义务。实际上这种认定基本没有可能，即往往由尽义务的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在财产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的情形下，肯定请求补偿权不具有操作性。

（三）在夫妻财产完全共有或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的情形下，夫妻所尽义务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可通过财产共有及共有财产的分割来平衡。《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以及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后，发现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以上两条，即使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家庭所尽义务可能不平等，但由于少尽义务的一方要将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在离婚时拿出来共同分割，因此尽较多义务的一方可以通过财产分割使自己以前多尽的义务得到补偿，当然就不存在再要补偿的问题。上述障碍，是补偿制度未涉足夫妻财产完全共有或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情形的根本原因。然而上述障碍的自身也具有不合理性和不可操作性。首

先在夫妻财产完全共有的情形下，以理论上不存在夫妻对家庭所尽义务的不平等来抹杀事实上的不平等，极不合理，违背了客观事实。其次在夫妻财产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的情形下，因为举证不能而否定请求补偿权，对尽较多家庭义务一方极不公平。最后，试图通过财产共有及共有财产分割来平衡夫妻所尽义务的不平等，不具有操作性。现实中，少尽义务一方经常在离婚时极力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应归夫妻共有的财产，以达到使对方无法获取的目的。而尽较多义务的一方由于无法举证，所以事实上也很难获取应得的财产，所享有的只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权利。障碍自身所存在的上述不合理性和不可操作性，成为了破除障碍的内因；而要实现不分夫妻财产制，仅按权利义务是否公平决定补偿权的有无又在外力上推动了上述障碍的破除。

三、离婚中补偿制度的完善途径。如前所述，现行离婚中补偿制度的缺陷是将请求补偿仅仅局限在了夫妻财产完全归个人所有的情形中，对夫妻财产完全共有或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的情形没有作出规定，使得这两种情形下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无法实现请求补偿权。如果能在夫妻财产完全共有的情形下建立补偿制度，那么在上述三种财产所有制情形下就可以实现补偿制度的完全统一，这也是现行离婚中补偿制度完善的目标。在具体完善途径上，笔者建议将夫妻一方用于尽家庭义务的个人所得财产规定为个人所有财产，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笔者的上述建议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将夫妻一方用于尽义务的个人所得财产规定为个人所有财产，一方用己所得而尽的义务就不会被视为双方共同所尽的义务，夫妻对家庭所尽义务出现不平等在理论上就可以讲得通。而由于夫妻对家庭所尽义务的不平等要求尽较少家庭义务的一方给另一方补偿在法理上也无可非议。这就可以消除共有财产制对请求补偿权的影响，实现不同财产制下补偿制度的统一，较好地保护尽较多家庭义务一方的实际权利，用法律约束夫妻双方共尽家庭义务，从而在社会上营造夫妻共建美好家园的良好风尚。

（二）将用于尽家庭义务的个人所得财产规定为个人所有财产，对现行共有财产制也不会产生冲击。这是因为，1.现行共有财产制适用的范围虽然涉及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几乎全部所得财产，但真正调整的多为夫妻现有财产，而用于尽家庭义务的个人所得财产一般为已消耗财产，对它的所有权作出规定，一般不会影响夫妻对现有财产权利的实现；2.现行共有财产制调整的已消耗财产仅为未经双方同意且未用于共同生活的财产，用于尽家庭义务的个人所得财产显然不属于此类。

（三）在离婚中同时处理请求补偿与财产分割并不矛盾。如果财产分割得到很好地执行，当然就不存在请求补偿的问题，但由于举证上的困难，财产分割在实践中很难得到有效执行，因此将补偿问题单独处理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请求补偿针对的是夫妻双方所尽的家庭义务，财产分割针对的是夫妻现有财产所有权，它们所处理的问题不同，分开处理更合理。现实中大量存在尽较少义务一方隐藏财产的情况。如果仅想通过财产分割实现尽较多义务一方的权利，这很可能是遥遥无期。但如果将补偿问题单独处理，尽较多义务的一方就可以先实现请求补偿权，而且这也不影响他以后发现对方隐藏财产时财产分割权的实现。另外在确定补偿数额时，除了用于尽家庭义务的个人所得财产需要补偿外，还应适当考虑以个人劳动形式对家庭所尽的义务，对为家庭付出较多劳动的一方应予以充分保护。以上是笔者拙见，以期能引起大家共鸣。

第二篇：试论离婚中补偿制度的完善

出挣钱，操持家务者亦可外出挣钱，外出挣钱者亦可操持家务。由于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变革，夫妻中任何一方对对方的依赖性正日趋减弱。但由于家庭中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问题的出现，夫妻对家庭的义务并没有减弱，他们必须共同担负起家庭的责任。而往往就在这些问题上容易出现贡献不均，这种贡献不均又势必导致夫妻在离婚时多了一项争议焦点，即离婚时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无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的权利。《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是离婚中补偿制度首次被立法认可，从而确立了离婚纠纷中新的焦点。它使得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在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形下有了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的法律依据，这是《婚姻法》的一大进步，体现了法与情的辩证统一。笔者在为设立补偿制度大声喊好的同时，也深深感到实现请求补偿权的艰难。

一、现行离婚中补偿制度的缺陷根据《婚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夫妻只有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才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由于夫妻婚前财产为法定的个人财产，因此夫妻只要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他们的财产就完全归个人所有。《婚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实质是将请求补偿仅仅局限在了夫妻财产完全归个人所有的情形中，对夫妻财产完全共有或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的情形没有作出规定。现行离婚中补偿制度与夫妻财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其结果必然导致不同夫妻财产制下请求补偿权的不同命运，这不利于补偿制度平衡当事人权利义务作用的发挥。补偿权的设立是实现公平原则的需要。由于当事人双方在承担义务或享受权利等方面的不公平，少承担义务或多享受权利的一方给另一方适当补偿就成了维护权利义务平衡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请求补偿权能否实现，关键应看当事人双方在承担义务或享受权利方面是否公平。公平就不存在补偿，不公平就理应补偿。如果仅因夫妻财产制的不同导致尽较多家庭义务一方在请求补偿权的实现上得到不同的法律后果，这在情理上让当事人也难以接受。离婚中补偿制度的完善方向应是不分夫妻财产制，仅按权利义务是否公平决定补偿权的有无，即在夫妻财产完全共有或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情形下，同样可用补偿制度来救济。

二、离婚中补偿制度实现的障碍及分析在夫妻财产完全共有或部分共有、部分个人所有情形下建立补偿制度，这在目前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障碍：

第三篇：论我国离婚损害制度的完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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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内容摘要:现行我国婚姻法对离婚损害赔偿做出了规定。2001年4月28日公布施行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第46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一规定是我国《婚姻法》的重大改革。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但是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立法上仍然有诸多不足，在实践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从三个部分对离婚损害赔偿的不足和完善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缺陷建议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概述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概念、性质及法律特点

1、概念

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就是指婚姻关系因夫妻一方法定的过错行为破裂,而有过错一方向非过错一方赔偿损失、给付抚慰金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现行《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四种情形:

（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2、性质

一种是违约责任说，一种是侵权责任说。违约责任说是建立在“婚姻契约说”的基础上的，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而侵权责任说则是建立在“婚姻制度说”和“配偶权”的基础上，认为婚姻是一种同人类的生存环境有内在结构性关系的制度，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基于其配偶的身份享有配偶权，婚姻一方的过错行为侵犯了社会制度也侵犯了另一方的配偶权，故其行为属于侵权行为。①

我个人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应归之于侵权责任说，从婚姻本质和立法状况来分析，理由如下：

(1)从婚姻本质考虑，“婚姻契约说”在我国缺少传统观念基础，很难为大众所接受，然而“婚姻制度说”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状况相符，且由于婚姻形式要件和程序要件的法定性，“婚姻契约说”本身的合理性就值得思考！

(2)从我国相关法律条文来看，离婚损害赔偿包括了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而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属于违约责任范围，而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

① 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安徽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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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特点

与一般侵权责任不同，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具有以下特点：（1）其权利主体是夫妻。这种人身关系的主体，具有亲密的感情关系，一旦一方受到外遇的伤害，其精神打击较大，内心创伤更重。（2）在侵权对象方面，其侵犯的是婚姻权利。即夫妻的配偶权，主要表现在人格利益及身份利益的损失。(3)在违反义务方面，其违反的是婚姻义务，可能是积极义务，也可能是消极义务。(4)在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方面，离婚过错方的侵权行为不仅造成受害方的精神损害事实，而且导致了离婚事件的发生。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情形、功能及法律特征

1、离婚损害制度的赔偿情形（1）重婚

重婚是指有配偶的人与他人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结婚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重婚行为应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自己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即法律上的重婚；二是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即事实上的重婚。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3）实施家庭暴力

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是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虐待是指，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经常故意地折磨、摧残家庭成员，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遗弃是指家庭成员中负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一方对需要赡养、抚养、扶养的另一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

2、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

（1）补偿的功能。离婚损害赔偿的基本目的就在于弥补财产损失，通过补偿损失，使受到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其赔偿范围应以离婚所受损失为限，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2）惩罚和预防的功能。离婚损害赔偿既是对违法行为的制裁，也对其他有可能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具有警戒和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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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神抚慰的功能。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金兼具有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的双重功能：一是从经济上填补损害，二是慰抚受害方因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遭受的痛苦。

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特征

（1）法定性。指离婚损害赔偿主体是法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只能是离婚诉讼当事人中的无过错方，而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则只能是离婚当事人中的过错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事由也是法定的，即新《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四种情形，除此之外的行为不能请求赔偿。

（2）救济性。指通过过错方的损害赔偿，使无过错方的实际物质损失得到有效弥补，精神伤害能够得到经济补偿和精神慰藉，使无过错方被损害的利益得到救济和恢复。

（3）惩罚性。离婚本身不具有惩罚功能，但若对造成离婚的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不加以追究，则是对行为人的放纵和对受害方的不公，不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理念。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将离婚与离婚原因相分离，以该制度来惩罚造成离婚的侵权行为，令过错配偶为自己的侵权行为付出代价。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

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根据我国新《婚姻法》第46 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1、须有法定违法行为。这里的法定违法行为，指新《婚姻法》明确规定的：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且已导致离婚的四种违法行为。这些是严重违背婚姻义务或严重侵害配偶他方的人身权益，并造成离婚的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实施的是法定违法行为之外的其他违法行为，如赌博、吸毒等，或实施了前述法定违法行为尚未导致离婚的，均不属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法定违法行为。

2、须有损害事实。即因配偶一方实施了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无过错配偶由此受到的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何谓离婚财产损害，我国学者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离婚财产损害，是指因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致配偶他方现有财产利益的减少及为恢复损害而造成的财产利益损失等，如拒不履行家庭扶养义务，造成配偶他方现有财产利益的损失或夫妻共同财产的减少，配偶 3 安徽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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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造成配偶他方人身或精神上的损害所引起的财产损失，如医药费、误工费等。即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另一种意见认为，离婚财产上的损害，包括所持财产的减少和可能失去的利益，后者如可期待利益的丧失。

3、须有因果关系。配偶一方实施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遭受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的直接原因。离婚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均属于物质损害，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违法行为是发生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才能认定有因果关系。离婚精神损害，只需确认配偶一方有法定违法行为而直接导致离婚的，就可以认定。但是，如果违法行为未导致离婚，受害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提出追究过错配偶侵权责任的，应按婚内侵权行为处理，不适用离婚损害赔偿。

4、须有主观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以配偶一方有故意的过错为主观要件，即配偶一方故意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如因过失伤害家庭成员等导致离婚的，因不具备主观要件，故不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以上四个要件同时具备，即构成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②

二、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现状

2001年4 月28日公布施行的修正后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1、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3）实施家庭暴力；（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明确表明了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范围具有局限性。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的有关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② 陈苇，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讨，法商研究，2002年第二期。安徽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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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时同时提出。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案件，一审时被告未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③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或者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

（二）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缺陷

1、现行婚姻法规定：责任主体仅限于有过错的配偶，责任主体范围过小。根据《司法解释》

（一）第29条的规定：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有过错一方的配偶，并没有提到第三者的侵权责任。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仍与其重婚同居或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属破坏家庭性的第三者。最终立法者把离婚损害赔偿不同于侵权损害赔偿为由未把第三者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

2、遗弃，虐待家庭成员中的“家庭成员”确定的范围过大。

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之间的纠纷，解决的配偶之间民事身份及民事责任问题不宜扩大到配偶以外的家庭成员，此情形与“实施家庭暴力”有重复之处，3、离婚损害赔偿法定情形有限，适用范围不明。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四种法定情形。

这四种违法行为不能涵盖现实生活中一方因过错严重伤害另一方并导致婚姻破裂的情形，范围过于狭窄。如一方长期吸毒、通奸、嫖娼、卖淫等，也会造成另一方当事人物质和精神的损害。有学者认为，“通奸、卖淫嫖娼行为通常是 ③于东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安徽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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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进行的，通奸属于不道德行为，不宜由法律来规范；卖淫嫖娼行为主要是危害社会公共秩序，我国刑法和有关行政处罚条例对其已有相应的处罚措施。”④

如果一方婚姻当事人经常进行通奸行为，对另一方的精神和物质造成严重伤害，如果法律不赋予受害方提起诉讼的权利，如何保障其合法权益？而卖淫嫖娼等行为虽然通过刑法的制裁对其进行惩戒，但并不能使受害方作为民事主体，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应有的补偿，而且重婚同样构成犯罪，仍应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范围之内，可见这种因为已受到刑事制裁而免去其民事责任的理由是难以服人的。

4、“同居”、“无过错”难以界定。

婚姻法《解释一》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定义为：“有配偶者与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⑤

由于目前不少案件的过错当事人与“第三者”的同居行为常无固定住所，或者有长期的性关系、甚至作为“第三者”的女方已经怀孕多次，但他们并不同居。有的虽是同居，但无过错方举证太难，很容易引起打架等其他纠纷。实践中还遇到，女方向法院提交了男方的日记本，上面记载与“第三者”多次发生性行为等情况，法院能否依此认定构成同居而判令损害赔偿?对于这些问题，实践中难以掌握。

在我市某县法院审理过这样的离婚案件：丈夫与人保持同性恋关系并进行同居，妻子向法院起诉离婚并请求损害赔偿，丈夫辩解是因妻子对其性冷淡导致其同性恋。婚姻感情破裂问题是很明显，可是否进行损害赔偿确实让法官为难。因为同性恋不是可以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那么，丈夫与同性恋者同居的行为是否属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这种法定情形呢?而且，妻子因对丈夫的性冷淡是否还可以认定为无过错方呢？

5、无过错方得举证面临诸多困难。

据2007年我市司法局统计数字表明，在我市人民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以重婚、虐待、遗弃要求赔偿的情形极为少见，有近60％以上的当事人提出对方有婚外恋或婚外性行为，还有的甚至提出过错方与婚外异性同居，或者实施家庭暴力。但因婚外同居现象大多是隐蔽或无固定住所的．无过错方很难就过错方婚外同居的行为提供确凿证据；对于实施家庭暴力的，除个别无过错方事发当时 ④王歌雅，《中国现代婚姻家庭立法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刘银春，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司法，2002年第5期。

⑤ 安徽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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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视听材料(比如经过报警而现场收集的照片或录像)外，大多当事人在事发当时不愿让外人知道家中丑事。当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无过错方大多需现收集证据，可是即使有现场目击者，很多情况下也会因某种原因而不愿作证，造成无过错方无法完成举证责任，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由于无过错方提供的证据不充分，过错方又尽力予以抗辩，致使法官对无过错方提供的证据难以认定。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官又不得主动调查收集证据，这样就使得许多无过错的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例如：某女与某男结婚多年，近年由于某男与张女交往密切，夫妻双方产生矛盾，某女起诉离婚并提出因某男与婚外女性张女同居而请求损害赔偿。

为此，某女提供下列证据：

1、张女在某医院住院纪录“家属”一栏记载的是某男，“住址”一栏写的是张女的房屋地址；

2、在某男身上找到张女住所的钥匙。某男并不否认，但辩称仅这两个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张女同居。由于知情人李某、曾某碍于某男之情面不敢出庭为某女作证，而法官又不宜到医院、派出所等地收集证据，致使某女提供的证据难以认定，故某女的赔偿请求无法支持。⑦

6、关于请求权行使得时间限制不合理。

根据《司法解释》

（一）第30条的规定，法院在受理当事人的离婚诉请时，应告知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46条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受害的原告如果没有一同提起则视为放弃，这一规定虽提高了效率降低了诉讼成本，但合理性受到质疑。但如果受害人作为被告在诉讼中提起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允许在离婚后一年内，只因原告和被告诉讼地位不同，请求权行使时间限制不同。

7、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标准问题。

赔偿数额的确定是损害赔偿的核心,也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司法实践中通常由法官综合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造成的损害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各方面情况，依法酌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法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此，有学者指出，应在新婚姻法中对离婚损害赔偿的赔偿数额规定一个“下限”或“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有效地对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笔者认为，由于各地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不尽相同，如对离婚损害赔偿的赔偿数额作统一的划定，就会造成在适用法律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作为民事诉讼，提起离婚损害赔偿 ⑥⑦

⑥ 深雪红，《婚姻案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3期

何志，《婚姻法判解研究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58页。安徽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的情形各异，在赔偿的数额上，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各方面因素全面考虑，个案处理，而不宜一刀切。

另外，精神损害赔偿不同于财产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抚慰性质的措施和手段，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并不适用于财产损害赔偿中明确量化和科学计算的赔偿原则，这就需要由法官依法行使手中的司法裁量权。⑧

三、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建议

1、现行婚姻法规定：责任主体仅限于有过错的配偶，责任主体范围过小并没有规定破坏家庭幸福的第三者。但少数国家如美国日本的婚姻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法将破坏他人家庭的有过错的第三人列入赔偿义务主体。据网上报道：在河北曾发生过15岁的男孩状告生父和第三者的案例，这名男孩要求生父履行抚养教育义务，同时要求生父和第三者赔偿精神损害。在国外，也有类似案件发生。对这个问题在司法中如何把握，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建议要拓宽赔偿义务主体范围应把把第三者列入义务赔偿责任主体之内。以此打击和惩罚破坏别人家庭幸福的第三者。

2、遗弃，虐待家庭成员中的“家庭成员”确定的范围过大。建议就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中的“家庭成员”做限缩解释，不应把配偶之外的家庭成员包括在内。可限定为虐待、遗弃配偶的。

3、离婚损害赔偿法定情形有限，适用范围不明。重大过错行为范围过于狭窄，四种重大过错行为，因其没有“其他”的概括性规定，就使离婚损害赔偿成为一种严格的责任。但是，现实生活中，如一方长期与他人保持通奸行为、法律对过错行为的严格列举，限制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建议应当适当扩大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可以外加一项其他情况作为第五款，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便对于个案的正确处理，从而更好地保护离婚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也使新《婚姻法》第46条所规定的立法精神得到正确贯彻实施。

4、“同居”、“无过错”的难以界定对“过错”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它不仅仅是一种主观过错，在非主观情况下，由于过失造成严重影响婚姻关系的行为也算是“过错”，也可以是一种行为过错：其次，它是直接导致离婚这一结果的过错。也就是说只有行为人实施了婚姻法规定的过错行为导致离婚的，才能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无过错配偶应当仅指：就其自身而言，不存在导 ⑧ 杨立新，论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15页。安徽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致婚姻破裂的法定离婚损害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并非是对于配偶方实施离婚损害行为没有任何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所以立法原文没有涵盖或排除现实生活中的婚外性行为、同性恋等造成婚姻破裂的行为，也没有对无过错明确界定，这亟需立法进一步完善。

5、无过错方的举证面临诸多困难。举证难，阻碍了大批受害配偶真正获得赔偿。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受害配偶，必须竭力去证明配偶另一方存在法律所列举的重大过错行为。⑨

然而，重婚、姘居的隐蔽性，使受害配偶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取得确凿的证据，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的隐蔽性、长期性和习惯性，使受害配偶往往既不能提供有力的物证，又不能提供充分的人证。举证不能，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则必然得不到支持和实现。如果要获得确凿证据，则会使法律处于两难境地：要么牺牲配偶另一方的隐私权，要么让举证方承担几乎不可避免的侵犯他人隐私权的风险。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立法技术和价值上的不足，使得实践中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案例不多，而真正获得损害赔偿的就更为稀少。建议举证责任倒置可避免举证难问题。

6、关于请求权行使得时间限制不合理，不能只因原告和被告诉讼地位不同，请求权行使时间限制不同所以应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的期限。毕竟离婚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不是合并之诉，建议完善请求权行使时间限制。

7、建议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标准问题议在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①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②过错方具体的侵权情节；③过错方的过错程度；④其他因素，如过错方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过错方的经济负担能力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⑩

综上，对于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我们有必要根据其不同的情况，综合考虑上诉因素，制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和标准，以达到其对无过错方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的目的，以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当然，因离婚后夫妻双方已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再次发生，赔偿金原则上应一次性给付，如一次给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给付，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执行分期给付的另一方提供财产担保，以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

⑨⑩ 陈爱萍，姬新江，《婚姻家庭法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第90页。周宏高著，《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9期。安徽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结语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为保障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而建立的一种救济制度。虽然目前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随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司法实践的发展，该制度必将愈加完善，必将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安徽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2）刘银春，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为问题的解释，人民司法，2002年（3）杨大文主编：《婚姻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于东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5）何志，《婚姻法判解研究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6）王歌雅，《中国现代婚姻家庭立法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7）夏吟兰，蒋月，薛宁兰，《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版（8）深雪红，《婚姻案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9）陈爱萍，姬新江，《婚姻家庭法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10)陈苇，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讨，法商研究，2002年

（11）曹诗全，孟令志，麻昌华，《婚姻家庭继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周宏高著，《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版

第四篇：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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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的思考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土地的归属和利用关系到社会的安宁和发展，与国家兴衰、人民福祉息息相关。农地征用补偿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结合实际，笔者在分析征地补偿政策的现状、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的建议。

征地补偿标准的现状分析

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建立在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基础上。《宪法》明文规定：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这就决定了在土地一级市场上，政府是唯一的征用主体。无论是公益性用地还是非公益性用地都必须由政府统一征收，再进行公益事业的建设或通过土地二级市场的招、拍、挂等方式进行再分配。

目前，我国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多采用的是以土地农作物年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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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倍数作为补偿标准的不完全补偿原则。这一补偿原则未将农民的生存权损失纳入补偿范围，并且基本未考虑土地发展权价格，而只是一种生活补贴性的补偿。其中，那些非公益性的征地，政府在征地前对被征用农地并不享有所有权，征地后一般对农地也没有投入，而是将所征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工商企业等非公益性项目。

同时，以具体地块的年产值倍数来计算补偿费用的补偿标准，不仅使补偿费用偏低，而且相邻地块的征地补偿往往因用途不同而相差很大，也会由此引发了大量争议和纠纷。

目前征地补偿中存在的不足

征地补偿标准不够科学

当前，我国在征地补偿方面的所有问题中，最突出也是亟待解决的就是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不够科学。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是以土地农作物年产值倍数作为补偿依据的不完全补偿。根据这一标准，各地在制订具体征地补偿标准时，通常是按地块来测算年产值，随意性相当大，而且也经常出现相邻土地间价差巨大等问题，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单纯以土地年产值为依据来计算补偿费用显然不合理。以城郊土地为例，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郊土地的发展潜力已是不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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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城郊土地的价格很大程度已经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紧密相关，而与农业用地年产值的联系已是越来越弱。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将土地的区位因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价格预期等因素排除在外，使土地的补偿费用与其真实价值相背离。

一个合理的补偿标准应该充分考虑到一个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地价差异，具体而言应包括土地的级差地租、机会成本等，同时还应考虑失地农民转产转业、学习新技能的费用，以及失地农民医疗、子女接受教育的费用等等。显然，将这些因素排除在外，仅依靠土地农作物年产值倍数进行补偿是不够科学的。

被征地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市场观念薄弱

农民法律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按照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政策，农村土地属于以村为单位的所有农民共同所有。《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农民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其代表是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对其所有的财产理应具有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权力。但是在征地过程中，由于某些不当行为使农民的这些权力受到侵犯，土地所有权利益受到损害时，很多农民却由于缺乏法律意识的原因而没有举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律咨询s.yingle.com

赢了网s.yingle.com 法权益。第二：由于法律意识淡薄，部分农民无视法律的严肃性和不可抗拒性，在当地政府已经按照当地具体实施的征地补偿标准计算出合理的补偿费用的情况下，仍然以诸多不切实际的理由对其被征用的土地漫天要价，拒绝配合政府工作。

农民市场观念的薄弱主要表现在土地补偿费用的处理上。调查发现，将所得土地补偿费用于长远投资(如购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投资于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果蔬等)或再就业的被征地农民的比重较小，多数的农民在得到土地补偿费后，首先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如建房等)。土地是农民仅有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一旦土地被征用，他们便丧失了生活来源。再加上对土地补偿费缺乏合理的规划和有效的利用，使本来就不多的补偿费很快耗尽，进而使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土地是农民的生活来源和保障，失去土地的农民多处于无保障或低保障状态。在社会保障方面，多数失地农民没有被纳入其保障范围。近年来由征地产生的失地农民由政府进行较低级次的入社保安置(一次性缴足15年养老保险费，到退休年龄时能领到的养老金标准为上一全省(四川省)职工平均工资的20%)。失地农民的一次性补偿金，多用于建房、补房款、子女入学、求医问药等，有限的补偿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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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快所剩无几。绝大部分农民无力参加养老保险，更说不上参加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或购买商业保险，以致2、3年后生病无法就医，生计无保障，丧失劳动能力后老无所养。在社会救助方面，长期以来失地农民也没有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失地农民就业困难

调查显示，失地农民的失业率在50%以上，这还不包括临时性就业。失地农民中，就业最为困难的主要有两类人群：一是大龄失地农民，尤其是男性在45岁以上，女性在40岁以上的失地农民。由于文化水平低、谋生技能单

一、身体机能老化等原因，一旦失去土地，他们的再就业就显得尤为困难。二是务农的纯农民，他们世代为农，难以适应城市的氛围。即使进城务工，也是从事一些在城市经济中处于拾遗补缺性质的职业，收入低、不稳定。

征地补偿标准的改进与完善

改进征地补偿标准

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借鉴一下发达国家在征地补偿方面的标准和经验。从世界范围来看，土地征用补偿的计算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按公平市场价格补偿;

2、按裁定价格补偿;

3、按法定价格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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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我国属于第三类——按法定价格补偿，世界上主要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德国均采用的是按公平市场价格补偿的标准。这种补偿标准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有雄厚的财力支持，而以当前有限的地方财政要完全实施按公平市场价格补偿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按公平市场价格补偿与按统一年产值进行补偿相结合(即分别按两种不同标准计算出补偿费用，再乘以各自在总的补偿费中所占的权重，进而计算出加权土地补偿费)是可行的。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的不断增强，统一年产值标准应逐步让位于公平市场价格标准，并最终实现按公平市场价格标准计算的补偿费占绝对主导地位(权重在70%以上)的土地补偿制度。

完善征地法律法规的设置

在遵循宪法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应逐步将部门法细化、量化。虽然要将法律细化到每一村、每一地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区位地理等因素后，制定一部适合当地的、详细、具体的法规是可行的。一部详尽的法律对土地市场上的主客双方都是有利的，一方面可以使失地农民的补偿有详细具体、适合所在地区的合理标准参考，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由于有法可依，也可以减少政府在征地中与被征地者之间的冲突。在征地程序方面，应完善征地程序。具体而言，应使补偿安置公告和听证等程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征地过程中，加大有效落实公告、听证等程序的力度，可以通过上级政府、农民、社会舆论三方互相监督来保证程序实施的公开、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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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区分“公益性征地”和“非公益性征地”

区分“公益性征地”和“非公益性征地”的主要依据是征地用途。具体来说，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城镇经济发展，为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进行城市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如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廉租房建设、道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等目的所进行的征地行为均属于公益性征地。这一类型征地的目的为了公共利益，行为的最终受益者是国家和人民大众。因此，这一类型的征地理应由政府以主体身份在土地一级市场上进行征用，其补偿应按照上文中所提出的加权土地补偿费计算方法，在公平市场价格补偿与统一年产值补偿之间找一个权重平衡点，一方面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避免出现“公共利益由个人买单”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使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

而对于“非公益性征地”，政府应完全脱离其审批者的角色。非公益性征地这一经济行为理应在市场中由买卖双方协商完成。政府的角色应由审批者、管理者转变为监督者、协调者，其主要职责应是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防止不合理竞价、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引起的土地买卖价格大幅偏离市场平均水平。同时，非公益性征地市场化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对农民而言，非公益性征地市场化可以为农民带来更多的合法利益，农民对其所拥有的土地的发展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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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分权等权力均可得到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合理补偿。对政府而言，非公益性土地由以往的政府低价统征后高价转卖给开发商转变为由开发商与地主直接协商后，其间的巨大利差也随之消失，客观上能够促进土地征用权、审批权滥用问题的解决。

加强宣传，提高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和市场意识

各地方政府对其出台的征地补偿政策、标准进行有效的宣传，使群众对补偿标准有大致的了解，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公布的标准计算出合理的补偿费用。届时即使有出入，也不会太大，完全可以再通过协商的方式妥善解决。同时，通过宣传征地补偿制度、标准，也能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使他们能够懂法，护法，在自觉维护法律严肃性和不可抗拒性的同时举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市场意识的目的主要在于引导失地农民合理分配土地补偿费，正确引导他们将有限的补偿费用于能够维持长远生计的项目(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果蔬种植)，避免他们局限于眼前利益而造成今后生活的困难。

加快建立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机制

前文中提到，失地农民将土地补偿费购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是维持长远生计的一个较好选择。但现实情况是，在有些农村地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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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保制度的建设基本处于空白。并且，目前国家还没有为农村社保单独立法，使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因此，国家目前的任务是尽快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与城镇社保的对接。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一并启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在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先开设某一种或两种保险，在条件具备时再完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就业机制的完善

实现失地农民再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活来源，加快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应按照市场化原则，制定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具体操作中，按照城镇下岗职工的模式，将失地农民纳入再就业保障体系，在资金支持、政策扶持、技能培训、信息共享等方面，帮助失地农民搭建再就业平台，寻找就业机会。同时，积极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鼓励他们参加就业培训，提高自身劳动技能以适应城市就业的要求。另一方面，给予招收失地农民占企业总人数一定比例以上的企业一定的政策鼓励和税收优惠。在大力发展新型服务业的同时，发展适合失地农民文化水平低、技能水平不高等特点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源：（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的思考http://s.yingle.com/cq/4686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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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用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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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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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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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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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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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思考

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思考

陶世祥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引发的问题和矛盾日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约性瓶颈。从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来看，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仍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此，必须不断探究制度供给的新思路，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强化法律制度的保护功能。

界定土地征用目的和范围，明确“公共利益”范围标准。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是概括性规定，对公共利益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操作困难。公共利益的标准首先应该严格界定在教育、卫生、慈善、环境保护、国防建设、水利改造等方面，国家为了保证此类项目的建设而进行的土地征收被认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目的的。各地在进行土地征收时，为便于执行，也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国家土地征收法规为根据，拟订适合当地特点的法规或条例；其次，在界定公共利益时，也可以依靠法院的具体判例形成的合法性审查为“公益”观形成司法判例性质上的补充；此外，公共利益应该以土地征收的结果能否使公共获取公共占有的利益为标准。

征收主体重新定位，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政府既是征地制度的供给者，又是征地制度的需求者。如果政府受利益驱使，运用行政权力扩大征收范围、压低赔偿金额，侵害农民利益，势必会影响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在我国，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是唯一的征地审核及裁定机构，征地目的的审批由政府承担，如被征地单位或其他主体对征地目的审批不服而申诉的，裁决主体为行政机关，不利于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及相对人利益的保护。而成立专门的土地征收委员会，独立于政府机关，有效保证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完善土地征收相关法律程序，体现征地过程民主公正。我国现有的国家和地方性法规以及政府规章，缺少完整系统的关于土地征收程序的规定。程序正义是保证实体权利的前提，完善的征收程序，能够有效限制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能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加充分的保护。首先，建立征地民主决策制度。被征收人有权利参与征收过程、发表意见，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谈判、协商。其次，进一步补充、完善土地征收程序中的具体制度，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实施细则和地方性实施办法，规范土地征收的主体、对象、方式和范围以及具体步骤等，完善土地征用程序。最后，政府部门按照法定的程序批准征用后，由批准地的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保证实施，增加征地程序的透明度，如果被征地方对补偿标准持有争议，可以申请上一级政府进行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目前，征地补偿是农民失去土地后能获得的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如何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让被征地农民充分享受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的关键。实践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首先，确定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补偿的归属和运用，完善补偿客体。其次，细化补偿项目，扩大补偿范围，灵活运用多种征收补偿方法。此外，要灵活运用多种补偿方式，我国目前主要实行货币化安置方式，但是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失地农民的长远生活保障，可以考虑用丰富和创新现行征收补偿方式。对于收益稳定良好的重点交通事业、水利建设、生态能源等建设征地补偿，在农民自愿同意的前提下，用地单位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可以发放一定数量的债券作为补偿，或者以土地补偿费入股参与经营，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农民长远的生活目标；此外，也可以考虑保险补偿的方式，即不发或少发放安置费，而是为被征地农民购买社会保险，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被征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还能获得较为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让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在失地后依然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彰显宪法权利保障精神。在征收土地后，如何保障失地农民未来的发展以及长期稳定的社会保障，是土地征收程序中的关键问题。第一，被征地农民的子女应该享受国家义务教育赋予的权利，当地政府应力所能及地为被征地农民子女提供平等的上学机会，与城镇居民的子女一视同仁。第二，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机制，在职业技术、岗位技能等方面要加大培训的力度，以切实提高被征地农民转岗就业的能力为目的，鼓励在征用土地上建设的厂矿企业优先招收当地的被征地劳动力就业。第三，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基金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培训，资金来源于土地征收款项、集体资产积累以及政府的拨付。第四，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基金制度，从国家、地方和被征地农民个人三个层面构建政府主导型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并与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衔接起来，把实现被征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作为未来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形成保障水平较高、权利与利益相当、管理科学、运行规范的保障机制。

完善救助机制，丰富社会司法救助体系。许多国家（地区）针对补偿纠纷的问题都设有专门的救助机制，除设立土地决策、咨询、执行机构外，还专门设立仲裁机构裁决征地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争议。我国在这方面尚有欠缺，在土地征收立法与实践中，对于土地征收方与被征收方就有关补偿标准、补偿数额等事项所发生的纠纷，缺乏明确的法律解决途径。而且，我国目前的土地征收补偿也缺乏正当程序保护，政府在决定土地规划时，缺乏公正听证程序，在确定征收补偿时，缺乏中立的评估机构，在发生纠纷时，缺乏独立的救济途径。结果土地征收不能由行政问题转为法律问题，就会由行政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因此，我国的土地纠纷处理引入法律程序尤为重要，可以考虑在现有的人民法院内部设立专

门的土地审判委员会或审判法庭，从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三个领域来构建被征地农民权利保障的多元化的救助体系。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法学院）

试论离婚中补偿制度的完善

第一篇：试论离婚中补偿制度的完善

第二篇：试论离婚中补偿制度的完善

第三篇：论我国离婚损害制度的完善4

第四篇：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的思考

第五篇：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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