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几点措施

第一篇：浅谈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几点措施

浅谈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几点措施

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民族传统和享有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称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近年来，尤其自201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以来，人民调解的法律依据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预防和减少民间纠纷，避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目前人民调解存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组织结构不健全、工作流程不够规范、组织网络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规范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成为目前人民调解工作的紧迫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规范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对人民调解工作意义、作用、功能、流程等进行广大深入的宣传，结合调解成功的案例宣传人民调解的公信力，让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形成遇到疑难矛盾纠纷首选人民调解的思想意识。各级党委政府要统一思想认识，把人民调解工作提高到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基层政权、促进经济发展的高度，抓紧抓好，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二）建立和健全规范的人民调解工作规章制度

其一要彻底改变过去只注重口头调解不制作相关调解文书的现象，根据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市区）居民委员会、乡镇和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性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同类型的实际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人民调解规章制度，包括岗位责任、例会、学习、考评、业务登记、统计、台帐登记、档案管理、业务纪律、信息快报等各项制度。其二针对辖区内不稳定因素制定好矛盾纠纷排查制度；为避免相互推诿现象制定好包案调解制度落实好相关负责人责任制；还要健全定期检查、考评制度，设立相关奖惩机制。其三从制度上引入人才竞争机制，提高人民调解员素质要求的标准，建立选拔培养、持证上岗和奖惩淘汰的管理制度，以满足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实际需要。

（三）创建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跨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的矛盾纠纷不断涌现，原有的乡镇（街道）、村（居）、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组织已不能有效化解这类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在这种形势下，建立市、县（区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应运而生。它产生于市、县（区市）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市、县（区市）级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保证其群众性特征；对所辖区域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自律管理；聘请人民调解员，建立人民调解员专家库。当纠纷出现时，根据纠纷案情需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在人民调解员专家库中抽派不同的专家组成调解委员会，指定首席调解员，对纠纷进行调处。由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由所辖区域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自发组织、自愿参加而成的具有非营利性、行业自律性、群众性组织。正因其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社会公信，容易成为社会普遍接受和公众乐于优先选择的纠纷解决机制。

（四）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相衔接

诉讼调解即法院调解，是引发诉讼之后，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在自愿

平等协商上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终结司法程序的活动。诉讼调解的审判功能是对民间调解功能的吸收。

1、与时俱进，完善立法

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新规定”）为做好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衔接做出了很好的指引。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调解法》对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衔接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是委托调解制度。《人民调解法》在调解程序部分即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这一项规定对法院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提供了更为确切的法律依据。二是调解协议法律效力问题。《人民调解法》的第五章内容是对调解协议如何制作和效力的专门规定，其中第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这一法律规定把人民调解协议视为“和解协议”，通过“诉的提起”引入法院调解活动中，真正畅通人民调解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渠道，很好地解决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问题。

为了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更好地衔接，建议采用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协助调解制度和和解协调制度的规定。协助调解制度的相关规定有第三条第一款：“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和解协调制度的相关内容有第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对和解活动进行协调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协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今年我院审理的一起道路交通事故案中，正是主办法官巧妙地利用了村支书作为中间人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助法院调解，使得案件得以顺利调解终结。同时，建议人民法院在实施协助调解制度、委托调解制度、和解调解制度时，应给予调解参加者一定的补助和报酬；在实施司法确认制度时，降低诉讼费的收费标准，鼓励当事人积极使用这种方式去解决纠纷。

2、大胆创新，加强程序衔接

除了立法上的改革与完善，还应在程序上建立起相关衔接机制。比如成立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小组，设立人民调解指导员。即人民法院应当制定相关业务庭和人民法庭审判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各级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员，负责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设立巡回法庭。人民法院应当成立巡回法庭，负责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功的民间纠纷案件。建立庭前调解机制。即在法院设立庭前调解窗口，宣和具有丰富法律知识和调解能力的法官及经过一定程序聘请的调解员组成专门调解机构。目前我国大多数基层人民法院都设立有庭前调解机构，实践也证明，庭前调解工作成效显著。

（五）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相衔接

受多种因素制约，当前行政调解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借助人民调解平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

人民调解在一定调解下也有赖于行政调解的协调，在大力推动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衔接的同时，推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进一步紧密衔接值得再思索。

近年来，黄埔区在实现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工作上，成效显著。

1、人民调解与信访行政调解紧密衔接。主要表现在落实四项制度机制：一是人员选派制度，由区司法局派出常驻区信访办协助工作人员。二是信访案件移送制度，对有可能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的信访案件，或需要人民调解参与行政协调解决的信访案件，统一移送区司法局办理，或分流跟踪督办。三是信息共享制度，互通工作情况报告。四是街道综治中心设立司法、信访等服务窗口，接待处理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实行“三会”制度，即：通过听证会，听取群众意见；召开协调会，商讨解决问题的措施；召开调处会，协作调解，在允许的范围内，由街道调委会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

2、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的衔接。一是组织机构衔接。区公安分局、街道派出所、社区警务室分别派员担任区调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街和社区调委会委员。二是制度机制衔接。制定《黄埔区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黄埔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公安部门参与矛盾纠纷调处，以及在调处矛盾纠纷中使用警力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三是运行机制衔接。区司法行政部门与区公安部门按层级分别建立对应的日常联系制度，信息共享，互通情报，联合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在调处指挥部或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实施联合行动。

要做好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工作，除根据辖区实际采用上述与信访行政调解、治安行政调解衔接之外，还需建立完善与党政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写作联动机制。

（六）通过各种渠道提高人民调解员自身素质

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法制意识的增强，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并由此引发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而且趋向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调解员要做好调解工作，不仅需要掌握政策和道德规范，更需要熟悉掌握法律知识，在调解过程中有效运用。

1、目前我国的人民调解员，尤其是农村，一般都是兼职，工作量大，劳动付出与实际报酬不相称，要改变目前工作种类繁多、身份多重化的状况，笔者建议加强人民调解员的专业化建设，即人民调解员应专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而且有一定的法律或社会工作背景，接受过人民调解工作专业培训，具有丰富的人民调解工作经验。可以通过选拔或聘用等方法吸收那些思想素质较高、熟悉法律知识、工作能力强、年龄适当的优秀人才充实到调解队伍中，调高调解队伍整体素质，提高整体战斗力。

2、加强对调解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可以通过司法局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开展常用法律法规、调解工作技巧、调解文书制作等方面业务培训，然后由调委会主任、副主任对本调委会的委员、调解员进行培训。

3、人民调解制度作为我国重要的民主和法律制度，为了使其更好地发挥其长效功能。可以采取相关专家的建议，即在我国政法类大学和重点大学的法学院开展人民调解专业教育，从

而培养出一批系统掌握人民调解知识的大学生，从源头上增强人民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促进人民调解组织往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七）加大财政保障落实调解经费并加强硬件建设

要改变目前存在的调解经费不足、硬件设施简陋的现象，应由当地财政拨出专款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在确保经费按时按量落实的同时，要求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但要有专门的调解室，挂上牌子，还要配备好传真机、电脑、摄影机数码相机等必要的办公设施。同时要落实好奖惩措施，充分调动人民调解员的积极性，把人民调解工作做好做实。

（八）积极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

人民调解是个大范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群体等凡涉及到有调处人民内部矛盾职责的，均属于人民调解范围。要确立“大调解”思维，各单位、部门和组织要有积极参与人民调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加强相互配合和协作，从而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合力。应继续探索人民调解与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信访和群众工作的对接，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和相应的对接程序，构建各部门与人民调解的联动机制，从而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种纠纷解决形式有机衔接的“大调解格局”，努力为人民调解工作创造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如我院通过基层人民法庭与当地交警支队成立的“调解中心”，由法庭派出专门法官协助交警支队调解交通事故案件，从而极大地减少了起诉到法院的交通事故案件数量，很好地将矛盾纠纷解决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

人民调解工作任重而道远，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改革和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第二篇：人民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制度

1、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城区党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下，负责本单位的调解工作。

2、调解工作坚持：“防激化、创三无、争先进”为主要目标，积极维护社会稳定。

3、经常向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使职工自觉学法、懂法、用法、不违法。

4、调查了解并及时掌握每个家庭及其它不安全因素，做到经常分析、研究、及时进行教育，及时化解，使一般纠纷不出单位，重大纠纷及时报告。

5、建立调解登记薄，做到调解有登记，件件有着落，使调解工作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6、调解委员会要经常组织调解人员进行学习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熟悉调解工作。

7、调解人员要经常深入群众，工作要扎实，方法要灵活，头脑要清醒，政策要明确。

人民解委员会主要职责

1、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不断加强民事调解组织建设网络化。

2、及时发现，依法调解，妥善处理和疏导矛盾纠纷，减少诉讼，防止矛盾激化，避免民转刑案件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3、通过民间纠纷调解工作，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居民遵纪法，尊重社会公德，努力减少民间纠纷的发生。

4、搞好矛盾纠纷信息工作，及时将辖区内民间纠纷的发生、发展和调处情况及建议，向和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矛盾纠纷排查制度

1、各矛盾纠纷调处机构要认真做好排查工作，及时排查处理各类不安定因素；

2、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实行定期排查与不定期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每月的8号、18号、28号对辖区矛盾纠纷进行集中排查，并作好登记上报工作；

3、各基层社区定期排查与不定期排查的结果，每月7号、17号、27号报城区办事处调处中心；

4、各排查单位将排查的不安定因素认真汇总，及时调处，按时上报，重大情况随时上报。

矛盾纠纷登记制度：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所在单位、家庭住址等。

(二)、发生纠纷的情况。包括发生纠纷的时间、地点、原因、后果以及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和要求等。

(三)、纠纷的调解过程。包括调解纠纷的时间、地点、方式、次数、主持调解人员和参加调解人员的姓名，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收集了哪些证据，以及调解人早对纠纷的看法和处理意见等。

(四)、调解结果。调解结果包括调解成立和不成立两种情况。不论哪种情况，均应进行记载。调解成立的，主要记明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人员签名或者盖章。调解不成立的，也应该记载不成立的主要原因。

(五)、对不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或调解不成功的纠纷应注明移交的有关部门和移交的承办人。

矛盾纠纷交办制度

1、县城区办事处调处中心对受理的各类矛盾纠纷进行认真梳理分类，分流交办；

2、对应分流交办的矛盾纠纷，由调处中心填写交办单，当事人持交办单到指定单位处理；

3、对于重大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分流交办的基础上做好协调协助，共同处理。

督查、督办制度

1、调处中心对应归口办理的矛盾纠纷实行转办、交办制度，由对口单位负责办理；

2、调处中心对分流案件的调处情况随时进行督查督办；

3、通过督查督办，确保矛盾纠纷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得到依法、及时处理

共同调解制度

为使发生在我辖区及附近单位的民间纠纷得到及时、妥善正确的调处，结合单位实际，现制定本制度。

1、不论为主持调解还是协助调解，均应本着对当事人负责，对群众负责的精神，认真对待。

2、积极与有关各方保持联系，进行调查研究，收集纠纷的事实材料；主动采取措施，防止纠纷激化；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促使当事人达成协议；敦促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

矛盾纠纷调处回访制度

矛盾纠纷调处回访制度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了巩固调解成果，防止纠纷反复，而对纠纷调解已达成者所进行的检查

访问制度。

1、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于纠纷调解已达成者或未造成者一律要执行回访制度。特别是对重大疑难纠纷，调解员要定期进行回访。

2、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纠纷回访过程中，要注意发现、纠正调解工作中的错误，改进工作，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以巩固调解的成果。

3、回访的对象主要是当事人和知情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要注意收集群众的反映，以便全面了解情况。

4、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进行回访时，要了解当事人的思想动态，继续进行法制宣传与道德教育等思想工作，督促双方履行协议。

5、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并结束调解后，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主动上门回访纠纷当事人，了解矛盾纠纷解决与否及发展动态，劝告当事人冷静、理智、正确对待，依法办事，不可感情用事，扩大纠纷事态，以防止纠纷扩大激化或转化。

6、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每次回访必须有详细的回访纪录并存档。

调解工作总结评比制度

1、人民调解工作实行一年两总结制度，半年初步总结，一年全面总结；

2、总结内容是：半年或一年来开展调解工作的基本情况与估介，调解、预防纠纷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工作中的教训、失误及其原因，以及今年工作的安排；

3、参加人员为办事处调解委员会及各基层调解委员会成员；

4、总结的目的是发扬成绩，找出差距，克服缺点，改进工作。

第三篇：浅析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浅析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内容摘要：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发展目标，也是全社会的共同期待。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新的社会结构、利益、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实事求是地分析法治建设与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立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长效机制，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尤为重要。

关键词：人民调解 现状 制约瓶颈 对策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我国先进法律文化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典范。多年来，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种高度实现群众自治的纠纷解决机制，对化解社会纠纷，维护基层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应清醒的看到，一方面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基层政府机构精简，村组合并，以及农村市场主体多元化，农村民间纠纷问题逐渐增多；另一方面随着纠纷调解范围的扩大，人民调解协议在法律上的效力增强，原有的人民调解运行机制越来越露出诸多问题。研究新时期基层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新思想、新举措，是基层司法行政的一项严峻课题。一般情况下，当民事权益发生纠纷时，只有用法律的手段解决，结果才是最公正的，因为法律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和道德观念的产物。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多人不愿意直接借助法律手段维权。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要么是人们对法律了解不深或是对法律怀有天然的抵触心理，认为“法”即是“刑”；要么是效费比太低，与预期可得利益比起来，当事人不胜法律程序之繁，或说不愿承担“讼累”。这时，人们会期望一种新的更加灵活简便的并且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纠纷调解机制来替他们排除身边较小的矛盾和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所特有的纠纷解决制度，基于民间的调处息讼制度而来，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因为我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在儒家思想礼治文化主导之下，封建家族本位的农业型社会，和中而立，“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自始至终与历史的轨迹紧密契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社会变革也赋予了它新的特色。“自民主革命时期开始，经过长期实践，不断赋予这一制度以新的内容和活力，终于形成了现行的在群众自治组织主持下，在自愿基础上公平合法地排解纠纷的人民调解制度。”

一、基层民间纠纷新特点与现行人民调解组织概况

当前，我国农村体制正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农村小生产经营方式向产业化，现代化经营方式转变

（一）基层民间纠纷的特点 的过程中，农村要素资源的利用和重新配臵，经济社会关系和各种利益的调整，引发了许多新的矛盾纠纷，总体上呈现如下特征：

1、民间纠纷内容复杂化。一是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入，各类建设引起的占地补偿和拆迁纠纷问题极为复杂，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政策性强，事关稳定大局；二是越来越多婚姻家庭纠纷复杂化，涉及农村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抚养、财产的分割，倘若调处不当或不及时，则易诱发恶性案件；三是矿山企业主与村民因山、地、水、路发生的使用权纠纷增多；四是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和换发山林证个案引起的纠纷复杂化。

2、民间纠纷主体多元化。传统民间纠纷一般是村民与村民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的纠纷，但现在除此之外，村民与村委会之间、村民与企事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之间，村民与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纠纷日益频繁。

3、民间纠纷范围扩大化。原来民间纠纷范围界定在婚姻、家庭、邻里方面，而现在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司法部颁布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已明确规定，民间纠纷受理范围除了过去界定范围外，还包括生产经营方面引起的纠纷和生产资料使用方面引起的纠纷，因财产的确认、归属、损害等问题引起的所有权、使用权、债权债务纠纷，以及轻微侵害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引起的纠纷等。

（二）现行人民调解组织概况

本文所指的基层纠纷调解组织是指以人民调解制度为前提建立的乡镇以下的纠纷调解组织。据调查，基层纠纷调解组织一般分二级，即：乡镇调解中心和村（居）调解委员会。我县乡镇的司法调解中心是一个多

层次，有多个部门（如派出所、计生办、工商行政管理所、民政办、信访办等）参加的综合体，领导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司法所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乡镇司法调解机构的职责为：依法解决干群矛盾和各种热点、难点问题，调处民间纠纷；指导村级调委会的工作；解决跨地区、跨行业的矛盾纠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法制宣传教育；解决矛盾纠纷，设立协调方案，调防结合，落实协调措施；承办上级交办的疑难问题，确保把问题解决在本乡镇内。村（居）调解委员会的职责为：排查预防、跟踪监控、处理一般性邻里纠纷、耕地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及时向乡镇司法调解中心反馈信息，负责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

从以上村（居）、乡镇纠纷调解机构的构成及职责可以看出，在中国，当今社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与民事诉讼法第16条所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了一定的不同之处。前者的实质与具体运作程序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自治组织”的范畴，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根据中国国情的进一步发展。现今的调解网络在笔者所调查的村镇基层已经比较健全（仅从组织形式上来说），内部有了一系列的严格程序，比如下级对上级的疑难案件逐级申请解决程序，上级对下级调处工作进行指导的“督查令”，以及上下级之间的联动制度等。各乡镇在司法所中有调解室，调解室与法庭不同，不是国家正式的司法机关，但是却是当事人正式接受国家权力干涉的最后一道程序，很多村（居）解决不了的纠纷在这里往往可以最终得到化解。另外，如果乡镇调解中心遇到了比较大的疑难纠纷，有时会抽出各地的人员，集中到纠纷发生地进行“会诊”，争取尽快解决问题。各村（居）的调委会的工作方式更为灵活，民间很多纠纷是在当事人家里或田间地头当场就由调解人员解决的。

二、现行人民调解制度的必然性和优越性

据调查，2009年，平江县安定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307起，三调联动调处302起，调处成功率为98%，其中人民调解调处的矛盾纠纷数占80%以上，避免了5起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基本上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以上数据有力地说明，在镇村一级，人民调解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调解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深深扎根于中国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

（一）人民调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民情，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底蕴。

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使中国大多数的农民都固守在养育自己的这方土地上，生于斯、养于斯、死于斯。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中，免不了复杂的纠纷，但中国历来就不发达的法制，使这个社会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即古时的民间调解，也就是人民调解的前身。从文化层面看，它的根基在于中国传统的“和为贵”的观念。自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儒家文化深深地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中，尤其是在农村，传统观念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他们依然非常看重“和气”、“情面”，孔子的“中庸之道”正是民间调解工作的精髓-折衷调和-的根源。绝大多数的农民将在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生活一辈子，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伤和气”的诉讼与“留情面”的调解之间，他们无疑会选择较为温和的后者。

（二）人民调解基于自愿原则，当事人在心理上易于接受，并有利于调解协议的履行。

在广大农村，很多不愿意诉讼的原因之一就是觉得在法院没有熟人，对法律知识不精通，因而对诉讼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排斥的心理。相对而言，调解员大多与纠纷当事人本乡本土，平时就熟悉了解，在处理纠纷时当事人比较放心，觉得“心里有底儿”。笔者接触过一起案例，宋某被炸案原告当事人杨某说：“打官司，动用法律也不一定谁输谁赢，因为法律咱也不很懂，不很精通，一般的不愿意打官司。”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基于自愿而签订的，在心理上能够接受，在履行协议时也比较自觉。宋某被炸案被告白灰厂刘厂长的一番话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调解是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心情舒畅。为什么履行这么快？如果诉诸了法律，法庭上当场对证那就不是心平气和的事了，据理力争、唇枪舌剑，那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依据，得有凭有据，判决当事人有可能不服，特别是有些人认为我就是没错你判我有错，所以不配合执行。”人民调解工作的这一极佳效果，恰恰与法院判决的“执行难”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人民调解制度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同时也减轻了人民法院（庭）的工作压力。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之所以“厌讼”，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负担过高的诉讼费用。一乡镇企业的厂长说：“现在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打官司？因为知道你欠我1000块钱，打官司肯定要判给我，但是我要这1000块钱往往要花两千多块钱。我就不要这1000块钱了，我放弃了，放弃自己的权利是没办法。我们厂现

在外面就有100多万块钱我们放弃了。往往打官司就不够费用，就放弃了。”农民因为一些不大的纠纷而诉讼，所需要的花费诸如路费、食宿费、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以及误工费等等，这些费用加起来往往会超过他们所期望得到的经济利益，他们认为打官司“拖不起、耗不起”，“能调解最好，调解不好再打官司”，是不难理解的。况且，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民间纠纷多，如果全部涌到法院打官司的话，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势必会造成法院工作压力过大的后果。而人民调解制度恰恰相反，调解组织近在身边，调解形式不拘一格，田间炕头都可以成为解决纠纷的场所，调解免费，调解人员大都是兼职，对当事人来讲，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对社会来说，资源得到了充分高效的利用。

三、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与制约瓶颈

长期以来，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在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多发期，纠纷也呈现出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特点，传统的人民调解工作，无论是在观念、制度、组织机构上，还是在队伍素质、工作方式上都暴露出一些不适应之处。

一是部分干部群众对人民调解在调处矛盾纠纷上的重要作用认识不清，重视不够。随着人民调解协议被赋予法律效力，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效果成为人民检验政府及司法行政部门威信的重要平台，也是政府及部门树立公信力的重要载体。现实状况是：调解人员的社会地位得不到肯定，调解人员的工作成绩难以得到认可。部分干部对人民调解在化解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中的作用缺乏认识，人民调解在纠纷当事人心目中缺乏可信度和权威性，出现纠纷，当事人大都寄希望政府解决和诉讼解决。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解组织的建设，挫伤了调解人员的积极性，阻碍了人民调解作用的发挥。

二是组织定位不准，人员角色混乱，缺乏公信力。根据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然而，现在的调委会基本上推动了应有的群众性、自治性，调解过程中的行政化手段占据着重要的位臵，政府指导实际上蜕变成政府主导，许多地方领导仍将其视为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工作理念与方法不符合社会化、自治性的要求，在一定程序上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整体推进，也直接影响了社会公信力。目前，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几乎都是身兼数职、角色混乱、立场不清，很多调解员具有的官方身份，难以取得调解工作所必须的中立地位。

三是组织机构建设状况不理想。由于受到人员、经费、自治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人民调解的组织机构很难满足新时期民间纠纷形式、主体、内容多样性的要求，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普遍缺少经费、缺少设施，使许多工作无法有效开展。

四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滞后。传统的调解手段和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矛盾纠纷新的变化。目前大部分调解员专业知识水平低，在从事调解工作的时候，仍主要依靠个人经济与威信，靠“和稀泥”、“套交情”来解决纠纷，没有针对纠纷的不同类型来适用法律或相关政策，使一些纠纷久调不决。

四、改革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对策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调解的政治功能遮蔽了其解决纠纷的功能，人民调解制度更象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调解作为一种社会机制，本身也有一个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大胆改革创新。

1、加大宣传，为人民调解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人民调解组织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工作有赖于得到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这不仅有利于树立调解人员的威信，也有利于调处结论的履行。因此要求社会各界及广大干部群众要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让广大公民，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要积极参与人民调解工作，使人民调解成为公民解决矛盾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选择。要大力宣传和表彰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激励他们更加热情的投入到调解工作之中。

2、整合力量，构筑“大调解”新格局。在乡镇一级构筑以综治办、司法所、信访办、派出所、法庭及相关职能部门、各村（居）调委会任成员单位的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乡（镇）分管领导担任主任，司法所长任常务副主任，司法助理员负责日常事务，对社会矛盾纠纷实行统一登记、分类处理。对一般性民间纠纷，由司法助理员按人民调解委员会规定程序进行调处；对法律法规的矛盾纠纷，指定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调处，调处结果向调委会回执；对复杂疑难、群体性纠纷由分管领导组织调委会各成员单位集中调解。在村（居）一级，成立以村（居）主职干部为调解委员会主任，村民小组长、妇女主任为成员的村（居）调解委员会，受理本村（居）各类民间纠纷。在村民小组一级，成立以村民小组长、党员、退休干部等为成员的调解小组。在屋场较集中的地方，每十户设立1个调解中心户，从而构筑镇、村、组、户四级调防网络。形成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通、左右协调、依托基层、多方参与、集中接访、分工负责、配套联动”的大调解新格局。

3、固本强基，打造民调工作新队伍。建立一支思想过硬、作风正派、业务精湛的民调工作队伍是抓好民调工作的前提条件。一是优选人员，相对稳定。力求调解人员有群众基础，有调解经验，有法律、政策水平，有立党为公、热心为民的工作责任心。二是强化培训，提高素质。重点辅导，邀请律师、公证员、法官等给调解员讲法制课，以案释法，并组织他们观摩审判，提高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三是提高待遇，稳人稳心。乡镇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民调工作队伍。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把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对四级调解组织设立调解奖励基金，切实采取措施稳人稳心。

4、建章立制，创新民调工作新机制。为了民调工作走上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狠抓人民调解工作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建设。一是主要领导责任机制。把纠纷预防化解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明确各乡镇、村（居）、各企事业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凡工作不力、调处不当，致使纠纷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大力追究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和有关单位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实施“一票否决”。二是预测报告机制。凡遇到可能引发不安定因素及苗头的重大情况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同时报告县（区）综治办和司法局，及时组织力量协调有关职能部门落实预防化解纠纷，做到超前预防，消除隐患。三是定期排查调处机制。乡镇调委会要在各村（居）每月开展一次民间纠纷大排查，并由党政领导牵头，对排查发现重大疑难纠纷和隐患，及时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依法及时调处化解。四是联动联办预防调处机制。凡遇到重大疑难复杂纠纷由乡镇分管领导组织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法庭、信访等部门联合出警、联合办案、现场调处。五是普法依法治理机制。加大农村普法宣传力度，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在规范基层民主管理、健全规章制度上做文章，在各项依法治理源头上下功夫。大力开展“四民主、二公开”、送法下乡等活动，增强村民法律意识，密切干群关系。

5、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有效发挥人民调解的职能作用。要坚持依法调解，规范调解程序，克服调解的随意性，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和合法的原则，切实保障依法调解、平等自愿、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三项原则的落实；要弄清事实，在依法的前提下，通过说服疏导，消除纠纷双方对立情绪，化解矛盾；要充分发挥道德在调解中的感召作用，依靠道德的教化力量，说服纠纷当事人互谅互让，使矛盾纠纷妥善化解。要坚持寓教育于人民调解之中，把调解作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以真正达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要在实践中不断研究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新的调解方法，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向纵深发展。

6、加大立法力度，尽快制定人民调解法。从制度上确立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的调解工作得不到重视、调解经费紧缺、调解人才匮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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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措施

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措施

内部控制是企业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而制定和实施的一个控制系统。有效的内部控制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防止错误舞弊的重要基石。我国的内部控制体系是以内部会计控制的形式来规范的，基本形成了“以内部会计控制为主，兼顾与会计相关的其他控制”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体系。

一、企业内部控制执行的现状

到目前为止，财政部针对当前会计及相关工作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按照分批分步的方式，发布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和6项具体内部控制规范，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对内部控制的定义、目标、原则、方法和内容等基本问题都做出了规定，是制定后续规范的基础与依据，该规范的出台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随后，我国又颁布了六个具体规范，体现了从会计控制入手，突出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等环节，并向其他管理环节延伸的控制思路。而高质量的会计规制是产生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基础。高质量的会计规制，只有得到有效执行才能产生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这就需要内部控制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

以上规范自开始实施以来，从制度源头上为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建设提供了保障，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综观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现状却不乐观，在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环节、实施环节和监督反馈环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企业内控制度制定环节存在不足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者对内部会计控制认识不足，对内部会计控制的建设持冷漠态度，以传统经验代替规范化管理措施和手段，根本没有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有些企业虽有建立，但在内控制度的制定环节，还认为内部控制就是对企业经营的某个或某几个关键点进行控制。在当前常见的企业分口管理制度下，企业内部的管理形成条块分割，这样的内控制度设计没有渗透到公司的各项业务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没有覆盖到所有的部门和岗位，未能实现立体交叉、多角度、全方位的风险预防监控，内部控制建设不成体系，步入了内控建设的另一个误区。

（二）企业管理者越权现象比较严重

由于体制等原因，很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滥用职权或对经济活动进行越权干预的现象比较严重，岗位设置及权限、审批程序等重要控制环节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相背离，这是造成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失效，进而导致舞弊行为发生、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会计人员素质有限

一方面，有些会计人员专业知识水平不高，缺乏应有的辨别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无法适应内部会计控制所需的知识层次，影响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另一方面，部分会计人员虽具有足够的专业技术水平，但出于个人利益驱动无视会计职业道德，对单位领导及其他业务经办人员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对发现的内部会计控制的漏洞，不仅没有主动提出建议对制度加以完善，反而直接参与贪污、挪用公款、盗窃资金等违法违纪活动。会计人员的这种专业素养和道德素质无法满足投资者及企业发展的要求，制约了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使内部控制流于形式。

（四）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发挥有限

在内部会计控制的监督过程中，内部审计既是控制活动的一部分，又是对内部控制的再控制，但多数企业的内部审计未能履行其应有职能。首先，内部审计独立性不够。我国企业大多实行的是单一的厂长经理模式，这就导致内部审计不能监督上级，高层管理者是实质上的“自由人”。同时，对受厂长、经理直接领导的其他职能部门也不易进行监督，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严重受限。其次，对内部审计的职能理解存在偏差。有关人员，包括内部审计人员自身在内，经常将内部审计的职能简单理解为会计监督，而且过分强调“查错纠弊”，忽视了“防错防弊”这一职能，未能发挥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的作用。再次，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相当部分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得不到必要的重视和支持，内部审计部门力量薄弱，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这些都是阻碍内部审计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措施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要保证内部控制作用的发挥，必须为其实施提供良好的内、外部支持环境，这就需要从制度制定层面和企业实际操作层面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提高相关人员的道德修养和专业素质，是内部控制机制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对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也不容忽视，只有使内部审计人员意识到自身职责的重要性，掌握了科学的内部审计方法，内部审计才能真正起到对内部会计控制的监督作用。

第二、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要确保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切实得到执行并取得良好效果，就必须对其施以恰当的监督，企业中最主要的监督评价方式就是内部审计。当务之急是确立内部审计在监督、检查内部会计控制工作中的独立地位，并切实实现内部审计由事后监督职能向事前、事中监督职能的转变，使其监督具有日常性与全过程控制性，并将监督、评价结果及时反馈，协助企业进行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制定。当然，企业也可考虑引入外部监督力量（如注册会计师）对其进行监督评价，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以保证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

第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很多企业的日常管理中，内部控制的一些基本的原则、职能、方法与措施基本都得到了贯彻实施，但还会频频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进而导致会计信息的违规性失真。

另外，还应完善内部会计控制评价体系。企业应对内部会计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科学评价，从中发现使内部会计控制系统作用弱化的原因及薄弱环节，进而推进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企业还应在内部会计控制实践中积极探索有效的内部控制方法，使内部会计控制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发挥应有的效果。

第五篇：论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 副本[范文]

论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摘要】现有人民调解法律制度建设滞后，法律和实践的脱离，给人民调解制度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必须加快人民调解立法建设步伐，推进人民调解组织结构的优化整合，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关键词】人民调解制度 完善 发展

人民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基础。作为一种解决民间纠纷的传统形式，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平息纷争、消除隔阂、沟通关系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上享有“东方之花”的盛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组织形式、工作职能都在不断地变化着。然而，人民调解制度的滞后和理论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同时，人民调解的实践先行也存在亟待规范的现实问题。我们只有准确理解人民调解的含义，正确界定人民调解的性质，才能更好地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

一、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人民调解 一）人民调解的性质和法律地位

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性活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人民调解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在学术界是不存在争议的，它体现在：

1.群众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而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组织，调解人员（不管他是公职人员还是兼职人员）在调解活动中只是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一般由村委兼任，或由村民推荐在辖区内具有较高威信的村民担任。2.自治性。人民调解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行为。当事人选择调解完全出于自愿，调解组织不能强迫当事人调解。从这种具体调解活动的发动可以看出，调解这种民间司法形式存在的法律基础是私法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是纠纷当事人在完全自愿、平等、自由的前提下，由中立的人民调解员主持进行，并且晓之以法、明之以理、动之以情，在此程中，当事人不受压制和强迫，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3.民间性。人民调解的范围是民间纠纷，人民调解的依据除了法律、法规、政策外，大量地运用社会公德，乡规民约。在纠纷解决程序上有及时、便捷和随意的特点。调解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性的特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反悔或调解不成功时，当事人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人民调解制度的优势

1.调解的进行是以纠纷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有利于当事人之间和睦相处。从程序上看，调解的启动、进行以及结果的履行等都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调解员虽然在调解过程中可以进行说服劝解，甚至可以提出解决的方案，但采用与否仍取决于当事人。在中国人们“面子”观念很重，一般情况下不愿意上法院打官司，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诉讼之路。通过人民调解，变对抗为和解，既不伤和气，又解决了纷争，非常符合中国熟人社会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

2.调解的方式具有主动性，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与民事诉讼程序不告不理相比，人民调解员可以主动介入纠纷进行调解。特别通过广布的调解组织网络，定期排查纠纷，把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把纠纷解决在基层。

3.调解解决纠纷节约了社会成本，减轻了法院压力。调解组织运行成本小，其数量远远多于法院，而且分布也比法院广泛得多。当事人有纠纷可就地解决，而不必一趟又一趟地跑法院，解决纠纷的支出要少得多。

4.调解程序的简易性和处理的高效性。调解没有固定的程序，只要双方合意，可以采用 简便的方式进行调解，随时可以达成协议，而不必像诉讼要经历繁琐的程序和较长的时间。

5.调解结果的灵活性。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协商的结果，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可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

随着社会转型，社会矛盾突发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越来越高度重视，人民调解组织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日益凸现，也越来越蓬勃发展。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人民调解组织83.6万个，拥有人民调解员近486万人。近五年来，直接、协助调解了各类民间纠纷5万多件，调解成功率96%，通过调解工作，防止因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刑事案件近25.1万件，防止因民间纠纷激化导致当事人自杀10.8万多件，制止群体性械斗17.6万起，化解和疏导群体性上访18.8万余起，先后有万名人民调解员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表彰，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保障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改革开放和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当前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和原因 一）人民调解制度安排上存在的主要弊端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人民调解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其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另一方面，在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中，人民调解对解决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制度安排上存在一些不可回避的弊端。主要表现在：

1.人民调解组织建设不规范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下简称89条例）第2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问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随着新时期调解社会矛盾的需要，2002年司法部出台《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下简称若干规定），规定可以在乡镇、街道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可以聘任产生。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并积极探索各种形式的人民调解组织。就广东省来说，已初步形成以市、县（区）、乡镇（街道）、村（居）委和村民小组（社区）五级调解网络为基础的、多种类型调解协调联动的调解大格局，构建起一张横到边、纵到底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网络。据统计，截止2008年底，广东省已建调委会31067个。其中村、居调委会24947个，乡镇、街道调委会1639个，企、事业单位调委会4112个（包括外企调委会534个），区域性行业性调委会86个，其他调委会283个。事实上最基层的传统意义上的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逐步在减弱，而大的矛盾纠纷解决的重要任务更多落在乡镇、街道调委会身上，而行业、社区人民调解的作用也越来越被重视。

由此而来的后果是，国家法律与部门规章之间产生冲突，学术界对乡镇、街道一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存在理由和性质提出质疑，其他形式的人民调解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清晰，在实践中也出现职责不清的问题。乡镇一级的调委会在许多地方又称为“司法调解中心”，或者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事实上，主要调解工作都由司法所人员承担，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乡镇、街道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担任。这样做的弊端在于把群众性、自治性的人民调解与行政处理混同起来，压缩了纠纷解决的探索空间，一方面，人民调解工作有行政化、司法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因为调解协议的民事合同性质，免掉政府行政机关在纠纷发生和处理中必须承担的行政责任。总之，在纠纷调解中行政机关和行政权力的介入，调解就有被操纵和滥用的可能，不利于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把法定由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负责指导的工作转移到无法负责的领导小组身上，模糊了责任界限，实际上是社会法治管理水平的倒退。

2.人民调解工作缺乏足够经费支持，场所欠缺

由于人民调解的自治性，人民调解不收费，绝大多数调委会没有经费对调解员补贴。随 2 着人民调解工作量的增大，人民调解的成本支出也大幅增加，超过了一些设立单位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的承受能力，长期以来经费短缺引发的调解队伍不稳定、调解员素质不高等问题已成为困扰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除少数地方外，大部分地方调解工作经费也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无法开展培训、表彰等活动。基层调委会普遍缺乏相对规范或固定的调解室也是影响调解工作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3.人民调解人员素质偏低，队伍不稳定 调解队伍中“两低一高”（文化低、素质低、年龄偏高）的现象突出。调解人员变动大，村（居）委会每3年改选一次，广东省人民调解员196028人，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139610人，占调委会委员总数的71.2%.约有1/4的调解员“一年生，二年熟，三年换”。在基层实践中，人民调解委员往往由村（居）委会主任或其他成员兼任，调解效果则依其经验、口才、个人魅力或威信而迥然各异。不少基层调解员还停留在传统的“劝架员”水平，缺乏必要的法律政策和调解技能，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人民调解工作。

4.人民调解的纠纷范围不明确

宪法和《89条例》未对人民调解的纠纷范围作界定，《若干规定》第20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这一规定限定了必须以一方当事人为公民的民事纠纷，把法人和法人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民事纠纷，以及违反社会公共道德和轻微刑事违法行为引起的纠纷排除在外。实践中人民调解工作的范围已经触及、延伸到这些范畴，随之而来的是人民调解范围合法性的实际困惑，因而也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5.人民调解协议效力薄弱，对当事人缺乏必要的约束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简称民事案件若干规定）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合同性质，强化了人民调解制度。但是，在目前的实践中人民调解仍面临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人民调解协议没有执行力，而仅有确定力。要想使调解协议获得执行力，还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与核准。现有的司法程序无法直接赋予调解协议执行力，因此当事人可以拒不履行调解协议，人民调解制度的权威无从体现。

二）人民调解制度存在弊端的主要原因分析 上述局限性和弊端的主要根源在于，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是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相关联的，很多矛盾是人民群众与政府管理部门与劳动就业部门的矛盾，作为自治性的人民调解对这些矛盾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必须进行改革，但改革必须在一定的制度架构下进行，否则改革将是无序、低效的。我国人民调解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出现了法律和实践脱离，给人民调解工作带来极大的困惑。

1.人民调解立法滞后

人民调解虽然有多部法律对其作了规定，但仍显得非常不足，《89条例》历经20年从未进行修改，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和人民调解实践的需要，现有法律规定实际操作性不强，如调解程序具有明显随意性、调解员如何保持中立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和形式等。这些都不利于人民调解作用的发挥。调解程序不公开和不规范，当事人无法获得程序性保障。再者，各种法律、法规、规章之间不统一，人民调解的组织架构、调解范围、调解协议效力等基本上由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调整，而这些恰恰使人民调解在性质和法律地位等根本问题上与上位法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人民调解发展的不确定和不规范。

2.人民调解组织架构和新形势下解决矛盾的需求不适应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时期，各种体制、观念和利益的碰撞，引起了在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社会矛盾的大量增加。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呈多样性和复杂性，很多甚至是人民群众同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发展为群体性事件，甚 3 至激化为刑事案件，干扰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省从总体上看，珠江三角洲的群体性事件超过全省的一半以上，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地，群体性事件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仅2006年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达1600多起，参与人数超过20万，平均每起参与人数超过120.各级政府和调解组织为解决这些纠纷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作为自治性的人民调解对解决这些矛盾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必须改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自治程度较低，现代意义上的各种自治性组织（包括基层自治、行业自治、学校自治、业主自治等）仍处在培养和发展的过程中，其自治能力和自控能力相对较低，因此，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更期待通过确定的法律规则和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规制进行调整，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村（居）委会调解出现明显的功能弱化，在纠纷发生时，当事人更多地转向基层政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寻求救济和解决。为适应这种需要，从城乡基层纠纷解决的实践开始，司法行政或准司法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就以“人民调解”或大司法调解的名义发展起来。事实上，人民调解的自治性以“暗渡陈仓”的方式转换成了行政性，但这种改革由于缺乏制度的支持和深入理论上的思考，昙花一现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3.政府、司法行政、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指导、管理的职能不清晰

一方面，由于人民调解的自治性的局限，特别需要政府财力、物力、人力等各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安排，政府、司法行政、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指导、管理的职能不清晰，关键是没有责任机制。因此，政府重视，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民调解工作就发展得好，反之，则举步维艰。同时，基层法院培训、指导人民调解员也没有形成长效机制，更多地由司法行政来承担指导和培训的职能。但另一方面，乡镇或区县级的调解机构、人员往往又会与地方政府的司法所、科等组成人员交叉，导致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承担指导、管理人民调解职能的同时，又直接充当调解员。

综上所述，传统的人民调解的快捷、方便、及时、成本低等特点对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解决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其现有法律体系下的法律地位却对解决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显得力不从心，其自治性、群众性甚至给人民调解的组织架构、队伍建设、调处范围等带来一定的理论障碍。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传统的村居人民调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要重视发挥行政的力量和作用，要靠行政力量扶持人民调解壮大和发展，允许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但是，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和行政性不能统一在一起；第三，要转变观念，开阔视野，结合中国国情，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完善和发展人民调解的思路

一）加快人民调解立法建设步伐，推进人民调解组织结构的优化整合 《民事诉讼法》、《89组织条例》、《若干规定》、《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对人民调解作了规定，但仍然比较零散，缺乏一部系统的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法，不能适应新时期人民调解发展形势的需要。对此，司法部在2008年已正式启动《人民调解法》的立法准备工作，全国各省也纷纷出台人民调解立法，如青海省、陕西省、重庆市、杭州市都已颁布人民调解条例，纵观各省市立法，都未能很好地解决人民调解组织性质、地位与上位法一致性的问题。笔者认为，国家对人民调解立法势在必行，只有在国家层面的立法才能解决人民调解在实践与现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而人民调解的性质和法律地位是不能绕过去的弯，是必须首先要界定的问题，它决定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架构，决定了人民调解今后的发展空间和方向。

1.明确定位人民调解的性质

在宪法规定下，人民调解具有的群众性、自治性和民间性是人民调解工作的基础，是多年来人民调解工作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这一性质不能改变。另外，《宪法》只规定 4 村（居）委会可以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没有规定其他的机构、组织不可设。笔者认为，关于人民调解组织的性质和地位，应从人民调解组织活动的角度即有无公权力介入的角度来看，但是政府对人民调解可以提倡、支持、主导、组织，这与人民调解的群众性、自治性、民间性并不矛盾，同时，随着新时期矛盾纠纷的变化，人民调解组织要向“自律性”、“公益性”和“专业性”发展。逐步建立起由政府部门监督管理、行业自律、面向市场、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人民调解制度。基层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强对人民调解的指导，但并不是要求它们直接参与到人民调解工作。在人民调解立法中，我们必须明确人民调解的民间性质，防止行政权和司法权对人民调解制度的侵入，否则会导致整个民事程序法律制度的紊乱

2.优化人民调解组织结构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纠纷及其调解工作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如诱因复杂，触发点多；突发性事件、群体性纠纷增多；调解难度大、反复性强等。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难以承担重任，只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在人民调解机构的设置上可以沿用《若干规定》中的架构：一是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中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不了的疑难、复杂民间纠纷或者跨地区、跨单位的民间纠纷；二是企业、行业组织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但是在组织和程序设定上，必须对乡、镇、街道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严格的界定，与司法调解中心、乡镇街道矛盾纠纷处理（协调）中心的职能区分开来。即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司法所编制内人员不得兼任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由辖区内的各村居委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担任，可以选举或推举产生，乡、镇、街道政府为其设立提供资金和场所的帮助，司法所具体负责监督、指导工作，企业、行业组织或者其他社会组织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其组成人员也应由企业、行业组织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人员选举或采取代表票决等形式来聘任。

3.拓展人民调解适用领域和调解纠纷的范围 随着新形势下民间纠纷类型多样化，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各地在积极调解婚姻、家庭、邻里、损害赔偿等传统性、常见性、多发性纠纷的基础上，已经介入轻微刑事案件、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工伤、物业管理、集资纠纷、下岗分流、催讨欠薪以及涉法上访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民间纠纷的主体从过去单一的自然人居多发展到涉及企业、社会团体甚至政府部门，类型上不仅包括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纠纷，也包括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纠纷。根据人民调解自愿原则，凡是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涉及民事权益的民间纠纷，都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来处理。

因此，笔者认为，人民调解必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新任务的要求，既要巩固传统阵地，又要开拓新的领域，为构建和谐社会充分发挥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积极参与到各类社会矛盾的化解中来。建议将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明确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类民间纠纷”。同时为了防止人民调解范围的过度延伸，有必要对人民调解的范围作限制性的规定，如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予受理下列民间纠纷：

（一）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正在处理或者已经解决的；

（二）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其他专门机关管辖处理或者禁止采用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

4.提升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

《民事案件若干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人民调解协议确定为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得到极大的提升，这对于人民调解的发展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但是根据新形势下人民调解的发展要求，有必要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作进一步的提升。在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执行力问题上，可以借鉴仲裁制度中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凭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请求法院出具调解书，而法院调解书 5 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也可以直接以法院的审核确认书来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5.加强国家、社会对人民调解的扶持和保障措施

建立国家财政预算扶持与地方财政预算支持相结合制度。对人民调解组织的财政支持应当按照“地方财政预算为主，国家财政预算为辅，收益单位适当补充”的原则，以保障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此，建议规定：

一、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二、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助；

三、贫困（欠发达）地区人民调解工作所需必要费用由省财政实行转移支付（予以补助）；从而体现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适度保障和支持，形成分级分类多渠道解决人民调解经费的机制。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解决人民调解的经费问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同的努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资助人民调解的发展是依托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预防和化解矛盾，提高社会对矛盾纠纷自我消化、自我调和的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

二）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解决及其机制的形成，永远是一个实践先行的动态发展过程，目前在积极立法、寻求制度突破的同时仍应该充分鼓励各种积极的实践和尝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在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上，最大的障碍首先是来自各个权力机关和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各权力机关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协调，形成民间调解、行政纠纷解决和司法诉讼之间的合理衔接，从而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的有机体系。

1.积极探索人民调解组织的各种形式及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机制近两年来，我国还出现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新形式：（1）个人、合作型调解工作室，如上海等地以“李琴工作室”为代表；（2）将人民调解的触角拓伸到消费维权等专业性、行业性调解领域；（3）在公安派出所进驻人民调解工作室，如珠海在29个派出所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4）在人民法院派驻人民调解工作室，联合开展审前调解、联合调解等，如深圳福田区等。从我省深圳、珠海等地的实践来看，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例如，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街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过这样一宗刑事案例：被害人为一名6岁儿童，被告人是被害人的外公，被告人驾驶车辆在自家院子里准备停车，在倒车过程中不慎将其外孙即被害人撞死。对于这起特殊的案件，如果依照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被告人绳之以法，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该案件经珠海市公安部门批准，委托梅华街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最终以被告人向被害人的父母（即其女儿、女婿）赔礼道歉，被害人的父母给予谅解宽恕，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结案。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人民调解方式已经探索进入刑事和解制度，它的介入可以最大限度地有效修复被破坏的和谐社会关系，更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据统计，深圳市基层派出所每天接报的警情约60%为非警务的纠纷，公安机关要耗费大量的警力去调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打击和治安管理的效能，而推行“警民联调”工作机制，在基层派出所办公楼内设立“警民联调”工作室，将街道的人民调解与公安的治安调解有机结合，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加强治安防范及密切警民关系，使大量的非警务纠纷从基层派出所剥离，盘活了一线的警力，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提高了群众的满意率，对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主要体现在法院设立“人民调解窗口”或人民调解工作室，让人民调解员参与案件诉前和诉讼过程中；调解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民事调解协议书、法院判决的效力衔接，建立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长效机制等方面。如珠海市驻香洲区南湾法庭人 6 民调解工作室受理人民调解案件227宗，成功114宗，其中93％是法庭立案后委托人民调解工作室进行调解的。

笔者认为，要敢于在法律体制不完善的领域里创新探索，不争论、不质疑，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再通过法律确定其基本原则，以及每一种具体制度、程序的地位、组织形式、人员构成、基本程序、效力、相互间衔接及司法审查的方式和程序。而人民调解制度将在这一过程中再次获得新生。

2.建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把握以下几个问题：（1）专业化的人民调解队伍和政府的支持是人民调解得以顺利发展的有力保障。如珠海市建立了一支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通过调解工作的专职化和专业化，实现专、兼结合，扭转有机构无人员的局面。专职人民调解员分别在各镇（街）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中心和派出所（基层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工作室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目前全市共有23个派出所建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每个工作室配3名专职人民调解员。从2008年1月到10月30日止，全市23个驻派出所调解工作室共调解纠纷1794件（其中属于公安派出所委托调解的行政案件768件，占受理纠纷总数的43％；属于派出所移交的非治安类民间纠纷1026件，占受理纠纷总数的57%），成功调解1619件，调解成功率达90.2%.在市财政局的通力协助下，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得以落实。市公安局不但帮助解决了人民调解工作室的专门办公用房，进行了统一的装修，配备了必要的办公设备，而且还承担了专职调解员聘用经费、培训经费。各级人民法院选派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员，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

（2）完善的制度建设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持续发展的坚强保证。如珠海就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市公安局与市司法局会商制定了《公安派出所人民调解工作室管理办法》；市法院在制定《珠海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规范》的基础上，与司法局会商制定了《关于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相衔接的工作意见》；市人民检察院会签印发了《关于建立民事控告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的意见》，与市建设局会签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作用化解物业管理纠纷的通知》，与市妇联会签印发了《关于通过人民调解组织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意见》，以上制度较好地推动和保障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效衔接和运作。

（3）职权法定、职责明晰是衔接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

三大调解的有机衔接不是联合调解，而是在分工基础上的系统整合，实现各种调解方式的有效对接与协调运作。为了避免衔接工作的随意性与盲目性，必须明确“职权法定”的原则，各人民调解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基层人民法庭都始终坚持这个原则，严格依据各自的法定职权开展工作，既分工明确又互相配合。同时，对工作流程进行细化，杜绝衔接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的现象。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3、《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

4、《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

5、曹可建、彭金池、梁飞彩：“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载《湖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9期，第59-61页。

6、广东省人民政府法制研究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一般理论”，载《政府法制研究》2006年第12期。

7、范愉：“社会转型中的人民调解制度”，载《中国司法》2005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