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困难

第一篇：地方财政困难

为什么到今天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依然存在？

答：

一、目前我国地方财政运转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财政收支失衡,财政赤字问题严重。我国《预算法》不允许地方财政实行赤字预算,但预算执行结果却经常出现赤字,不能实现收支平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在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存在巨大缺口,使得地方财政收支失衡,赤字问题严重。

2、地方财政债务数额较大,致使财政风险加大。由于地方财政收支缺口较大,为了维持地方政府公共职能的正常履行,保证财政目标的正常实现,各级政府不得不大量借债弥补缺口。

3、地方财政无力维持基本运转,基本保障不能正常实现。地方财政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使得地方政府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需要,更谈不上履行自身的职能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了。县乡财政危机使县乡政府无力提供农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因而不能较好地造福于民。

二、综合分析我国地方财政困难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转移到财政上来。从1998 年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发展。但是,我们也发现,经济总量增长的压力渐渐转

嫁到财政上来,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偏高,个人消费、投资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在公共支出增加的带动下活跃起来。相反地,个人储蓄总额依然保持较大的规模,并以一定的速度稳步增加。经济增长需要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某一方面单独起作用就可以带来快速、高效增长的。但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是,财政政策的支持、财政支出的流向和地方财政能力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换句话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片面的、不良的路径依赖现象。这种依赖造成了地方财政承担了巨大的本不应该承担的经济增长压力,从根本上,造成了现在地方财政能力不足的局面。

2、现有的财政体制的影响。1994 年的税制改革,只是构建了一个公共财政体制大致而粗略的框架,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留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现有的政府间职责划分和支出范围不明确,是财政体制的一大弊端。在实际的财政体制运行过程中,事权下放而财权上划的事实,使得各级地方财政不堪重负,财政能力严重不足。一方面,在中央政府集中财力,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省、市也盲目仿效中央,不断加大对下级的财政收入集中程度,省级年均提高集中度2 % ,从1994 年的16.8 %提高到2000 年的28.8 %;另一方面,县、乡两级政府担负的事权则很大,包括义务教育、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等等,这些事权大都刚性强、欠账多、所需支出基数大,无法压缩。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结果是县乡财政困难与日俱增,工资欠发普遍、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日渐膨胀。就普遍而言,省、市级财政状况较好,略有结余,县级以吃饭财政为主,部分负债,乡镇则以负债为主。

同时,现行地方税税种的设立也很不合理,应改的未改,应立的未立,应废的未废,不能满足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主体税种如增值税、所得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消费税全部归中央,营业税实行省级和地方共享,真正留给县级及以下的只有房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农业税等收入少、征收难的税种。

3.转移支付制度仍有缺陷。1994 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我国为了解决地区收支均衡的问题,确保贫富不均的人们获得均等水平的教育、卫生防疫以及环保等公共服务,开始试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操作方法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向下级财政无偿划拨资金,有时各地财政之间也发生少量的横向转移支付。1999 年,对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和财政分工做了调整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2000 年投入800 亿,2001 年多于1000 亿,2002 年的投入已经大于4025个亿,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3 % ,而2003 年又计划在此基础上新增140 个亿。如此数额巨大的转移支付款项却缺乏规范中央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发达

国家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都有一套严格的法律、法规。而我国对几千亿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却只有一个由财政部制定的部门规章性质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并且这个转移支付办法的行政色彩非常浓厚,缺乏科学确定转移支付的规定、办法,支付的自由性和随意性很大。

第二篇：2008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奖励和补助办法

2008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奖励和补助办法

财预[2008]364号

为巩固和发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成果，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05]5号）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一、调节省以下财力差异的奖励

2008年为继续引导省、市政府加大对财力薄弱县乡政府的投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增强县乡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中央财政对调节省以下财力差异工作做得好的地区予以奖励。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人均一般预算支出水平（总人口平均，并考虑分县成本差异，下同）较低的40%县（市、旗，不含市辖区，下同）进行考核，对人均支出占全省平均水平的比重高于2006年水平的地区，按一定的系数并考虑各地财政困难程度予以奖励。为体现公平原则，对2007年财力水平较低的40%县人均支出占全省平均水平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按一定的系数并考虑各地财政困难程度进行奖励。

二、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人员以及保障重点支出给予奖励

为推动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减轻财政包袱；鼓励县乡政府调整支出结构，提高重点支出保障水平。中央财政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人员以及保障重点支出给予奖励。

（一）中央财政对各地2007年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撤并1个乡镇或区公所奖励50万元；按县算账，比2006年减少财政供养人员1人奖励4000元,同时对人员增长超过全国地方平均水平的县，超过部分按照每人扣减500元。

（二）中央财政考核各县重点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不含上级专项补助，下同）情况。重点支出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和“农林水事务”。对2007年重点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比2006年水平提高的县，按一定的系数并考虑各地财政困难程度给予奖励;同时，对2007年重点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按一定的系数并考虑各地财政困难程度给予奖励。

三、对产粮（油）大县给予奖励

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促进我国粮食、油料产业发展，逐步缓解产粮（油）大县财政困难，调动地方政府抓好粮食、油料生产的积极性，2008年中央财政继续对产粮大县按一定因素给予奖励，建立存量与增量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奖励机制。同时中央财政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测算分配到省，由省级政府按照“突出重点品种、奖励重点县（市）”的原则统筹考虑对产油大县的奖励。

四、对以前的财政困难县奖励基数予以补助

对于2005-2007年核定的奖励基数继续补助地方。

五、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

地方各级财政要按照财预[2005]5号文件以及中央完善奖补政策的精神，结合本地区县乡财政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本地区省以下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奖补办法，合理分配和妥善使用中央奖励补助资金，提高县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一）要建立地方财政运行监控和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准确、全面地掌握财政运行情况，科学、客观地评价地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能力、努力程度和工作实绩。

（二）省、市和县级财政部门要在财政预、决算报告中，分别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奖励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和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措施与成效。省级财政部门要将有关情况汇总后报送财政部。

（三）中央财政对地方上报数据资料、奖补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各地不得编报虚假信息，采取改列支出科目、先征后返或列收列支虚增收入等方式骗取中央奖励补助资金，不得截留、挪用中央奖励补助资金，不得拖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违规购买、更新小汽车、新建办公楼、培训中心，不得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否则，一经查实，中央财政要扣减奖励补助资金，情节严重的，取消享受奖补政策的资格。

二OO八年八月四日

第三篇：乡镇财政困难原因的探讨

乡镇财政困难的原因探讨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一级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前线。乡镇财政运转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直接影响到基层的行政管理水平。当前我国的乡镇财政困难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本文将就乡镇财政困难的原因进行初步的探讨。

根本上来讲，我国的乡镇财政困难源自乡镇经济的欠发达。经济增长缓慢，发展后劲乏力，是乡镇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财力就越雄厚，财政状况便运转的越流畅。中国乡镇财政困难最严重的地区是中西部的落后地区，由于没有自己稳定独立的财源，只能等靠要，乡镇财政沦为典型的吃饭财政。具体来讲，乡镇财政困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乡镇财权在农业税改革前后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农业税改革之前，乡镇财政有三分之一左右是通过“三提五统”等方式自筹的，另三分之二来自上级财政拨款、税收分成等。农业税改革之后，“三提五统”等并入农业税，乡镇财政的自筹部分逐步减少并取消，现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是一部分的税收分成和财政转移支付。另，靠近城市的郊区乡镇卖地收入亦占很大一部分。事权方面，乡镇是最基层一级政府，首要的事权就是行政经费，包括乡镇几套班子各部门各所各办公室的运转经费，然后是农村治安维护费用、基层基本建设费、乡镇街道维护费用等。乡镇的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是导致乡镇财政困

难的首要原因。每一级政府都力求财权大事权小，这导致财力越来越集中于上级政府，事权越来越多的摊到基层，作为最基层的乡镇一级，财权太小，要管的事太多，必然导致乡镇财政困难。

二、历史遗留问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南模式盛行，一时间各地都在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很多地区不尊重基本经济规律，盲目借款，大干快上，最终企业办成了，工人进来了，产品却销不出去。很快，这批企业改制的改制，破产的破产。初始投资的大量借款沦为乡镇财政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我国的财政体制监管不够完善，这也导致因基层政府公款吃喝等现象所积累的财政债务问题日趋严重。例如，现在几乎每个财政困难的乡镇都欠当地饭店的债务。第三是工资制度、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前，由乡镇财政兜底的一部分未被支付，形成至今乡镇财政的直接负债或者隐形负债。

三、分税制改革的影响

实行分税制之前，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乡镇财政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自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后，中央加大了财政集中度，主体税收上划中央，即大部分税收归中央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明显下降。在中央加大财政集中度的同时，地方省市县各级亦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财政集中度，办法是尽可能多地从基层财政抽取资金，将入库数量多、增收潜力大的税种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于是，分税制呈现越往下越无税可分的局面。每年乡镇企业税收分成中，中央和地方拿大头，税

收超额的部分，中央、省、市、县各级又要按比例拿走许多，乡镇所剩无几。而在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中，每级政府又克扣，最终导致乡镇财力严重不足。分税制改革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财政冲击尤其巨大。

四、取消农业税造成乡镇财源的枯竭

我国自2001年开始农业税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和除烟叶税外的农业特产税。这对以农业税费为主要自主财力来源的中部地区乡镇财政影响尤为巨大。以湖南为例。农村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湖南全省乡镇财政系统组织的收入达到62.17亿元，2002年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将之并入农业税，实际减少乡镇收入29.4亿元，2004年降低农业税税率三个百分点，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和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乡镇财政自行组织的收入又减少了28.91亿元，当年全省乡镇财政系统组织的收入仅33.87亿元，只及2001年的 54.48%。收入减少，但乡镇政府承担的职能并没有减少，乡镇财政入不敷出，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以上各方面原因，共同导致了我国当前的乡镇财政困难问题。破解这一问题，亦须从各原因入手，如改革财税体制，力促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加大财政对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乡镇机构改革等。但最根本一条，是大力发展乡镇经济，只有经济基本面好转了，财政困难问题才能得以破解。

第四篇：乡镇财政困难的成因及对策

乡镇财政困难的成因及对策

乡镇财政是我国现行五级财政的基础环节，也是最薄弱环节。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乡镇征收税费及组织地方财政收入的职能逐步萎缩，乡镇开支主要依赖于县级补助，加上巨额的债务，乡镇财政运行难度越来越大，问题和矛盾日趋突出，严重影响了基层政权和社会稳定。

一、乡镇财政现状

2004年，陕西省商南县乡镇地方财政收入795万元，占全县地方财政收入的34.5%。乡镇累计债务1 742万元，人均负债86元，财政自给率39.7%。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人员工资上划，统一实行银行代发，乡镇财政支出主要表现在公用经费支出上。2004年乡镇财政支出2 003万元，其中公用经费支出464万元。当年县财政对乡镇公用经费补助416万元，剔除专项支出，乡镇在职干部人均公用经费4 500元，最高人均7 500元，最低的人均3 200元。年底仍有部分乡镇经费困难，政权运行难以保障，个别乡镇还形成了新的债务。

据调查，各乡镇2003、2004年公用经费实际支出水平在15-42万元之间，实际支出远远超出县财政对其经费补助数。县财政对乡镇补助的公用经费，80%用于乡镇维持政权运转，20%用于乡镇中心站（所）经常性开支。2004年超支部分多数乡镇主要依靠罚没收入予以弥补。以前主要靠向省、市及县级有关部门争取专款，将专项资金的部分或全部挪作公用经费开支。同时采取挪用干部职工工资补助、三费和清欠农业税收尾欠的办法解决。所属中心站（所）主要通过向县上对口部门争取部分资金和依靠职能收取部分行政事业收费弥补本单位经费开支。

二、乡镇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

（一）预算管理弱化，财经制度松弛，造成了资金的损失和浪费。一些乡镇预算观念不强，在财政支出上不坚持量力而行、量财办事、量入为出、收支平衡、节俭办事的原则，资金的调度与使用缺乏预算约束，随意性大，很难做到统筹兼顾，“寅吃卯粮”现象时有发生。

（二）县上财政困难，年初预算标准低，预算难以执行。由于财力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增长需求，中、省、市都不断出台政策性增支因素，教育、科技、农业、水利、政法、综治、信访、宣传等都要求有法定的增长比例，致使县财政缺口越来越大，很难聚集财力向乡镇倾斜。

（三）乡镇债务沉重，还债挤占当年经费。据统计，商南县16个乡镇外欠显性债务高达647万元，其中因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为465万元，因调整产业结构，推广袋料香菇等形成的债务为23万元，因经费不足维持政府运转而形成的债务为157万元。之所以债务如此繁多沉重，主要是乡镇在维持“吃饭”的基础上，运转难以保证，更谈不上发展。对农业、水利、教育、卫生、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除上级下达项目专项资金来保障外，基本上都是靠向农民集资和负债来支撑。甚至为了保运转、填缺口等，靠借新债来维持，财政窟窿越来越大，陷入旧债未还又借新债的恶性循环之中。

（四）农村税费改革后，基本上从制度上堵死了面向农村收费的渠道。“税不够，费来凑”是前几年乡镇解决经费不足的主要办法。税费改革后国家从政策上、体制上杜绝了向农民收取的各种费用，乡镇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困境。而作为一级政府的事权并未减少，乡镇承担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缺乏与责任相对应的财力支持，自身调控能力差，一些没有预算而必须开展的工作就无财力保障。

（五）制度建设滞后。现行管理体制上人、财、物的使用与管理不尽合理，大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加剧了乡镇财政困难。而一些干部不顾实际，财务管理制度滞后，支出审批权缺乏监督，相互攀比，助长了“领导消费型”财政现象的蔓延。加上没有建立有效的举债责任追究制度，缺乏严格的监督处罚办法，致使乡镇债台高筑，使经费本不宽裕的乡镇政府雪上加霜。

（六）缺乏稳定财源，收入增长乏力。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后，中、省、市不断把财力向上集中，将收入多、潜力大的税种上收，收入的大头上划，严重制约了基层财力的增长。零散税源征收难度大，增长弹性小，征收成本高，难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加上收入结构不合理，非税收入所占比重大，财政收入中收入的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大，缺乏高附加值、高税率产业，收入渠道窄，收入极不稳定。

三、解决乡镇财政困难的对策

（一）加强预算编制改革，合理制定分类定额标准，增强预算执行的可行性。按照“财力下移，缺口上移”的办法，向乡镇“输血”，增加乡镇预算经费。预算安排上，综合考虑乡镇政权在运转过程中所需的电费、电话费、打印费、宣传费、招待费、会议费、车辆费、差旅费、报刊费等费用，来确定乡镇人均公用经费定额，最大限度地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并接近乡镇年正常经费实际支出水平，以增强预算执行的可行性，保证乡镇政权正常运转。同时，加快乡镇支出改革步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乡镇财政资金建设的信息网络、大型仪器设备、打印设备、办公用品及车辆等固定资产，实行“一家购置，数家共享，市场运转”的方式，实现乡镇区域内公共设施资源共享，打破部门界线，实现优势互补。

（二）建立严格的公用经费内控制度和完善的管理办法，增强节支意识。制定和完善车辆费、会议费、招待费、电话费、办公费用管理办法，明确财务人员岗位目标责任制。公用经费开支实行政务公开，每月或季度在党委会或职工会上予以通报，一次性公用经费支出金额超过1 000元的支出单据一律实行书记、乡（镇）长双签制；支出金额超过3 000元的必须通过党委会议研究，报乡镇纪委备案。推行招待费支出实名制和“廉政灶”；推行车辆租用制；办公费、电话费、电费按预算实行定额个人使用包干制。乡镇年初应根据本乡镇的收入来源和批复预算情况，向县政府上报本的详细财务支出计划，并严格按审批的支出计划执行。每季度县上组织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对乡镇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检查通报。

（三）推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增强乡镇预算的约束力。遵循预算管理权、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财务审批权“三权不变”原则，以乡镇为独立的核算主体，实行“预算共编，账户分设，集中支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的财政管理方式，由县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并监督乡镇财政收支。“乡财县管乡用”可进一步提高县对乡镇转移支付的透明度，有效防止乡镇截留、挪用、坐收坐支应上解的各项收入，从根本上规范乡镇财务支出行为，防止转型项资金的截流和挪用，增强非正常开支的约束力，扎住乡镇举债口子，防止乡镇新的债务发生。

（四）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和化解债务。积极开展对乡镇债务的摸底工作，全面掌握债务规模、结构、范围，准确界定债务性质、分清责任，加强对债务风险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并据此建立化解债务的工作方案。建立债务报告制度，定期向人大报告减债工作，并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建立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购置预算上报一级审批制度，根据资金来源情况控制规模，防止产生新债务；建立举债责任追究制度，对盲目举债营造政绩工程的视为违纪，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实行减债行政首长负责制，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强化“还债也是政绩”的观念，将减债纳入政绩考核范围，鼓励积极化解债务。当前，一是由监察、财政、审计部门按债权债务发生时间、形成原因、约定利率、还本付息等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准确的审计，建立债务台账，界定债务范畴。二是按照债权的性质分类，制定详细的偿债计划，积极收欠还债，并建立偿债资金。三是实行“两奖两补一罚”制度，鼓励督促乡镇偿还债务。对当年实现收支平衡、完成化解债务计划的乡镇实行奖励和补助，对形成新债务的，按债务责任追究制予以处罚。

（五）建立激励机制，促进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理顺税收征管体制，鼓励乡镇对车辆使用税、非税收入的协查、征管和促收，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以前税费尾欠进行清收。建议车辆使用税按乡镇完成征收数的8%补助征收经费；乡镇组织的非税收入实施部门预算改革后，暂不执行收支脱钩，仍按入库数的60%返还乡镇，用于偿还债务和发展经济；清收以前尾欠按一定比例上解，补充偿债资金，用于化解垫交税费形成的政府债务；对乡镇围绕“茶、药、畜、果、矿产、旅游”六大主导产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现的地方税收每年比上年增加部分，以财政转移支付补助的形式全额返还乡镇，以增强乡镇财政收入体制调整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性。

（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干部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单靠财政部门无法完成，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比如控制财政供养人口增长，解决行政“链条”延长问题；制止“高消费”，解决资金浪费和紧缺并存的问题；整合财政专项资金，解决财政资金使用散、乱、差的问题等，都需要党委、政府下决心综合治理、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才能解决。一是建议组织部门改革干部考核、任用机制；二是严格审计制度。认真执行领导干部离职审计制度，推行任内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和审计结果公示制，建立审计、纪检、监察信息交流制度，把审计结果作为干部调整的依据，保证乡镇财政收支、平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三是抓好干部监督，促使广大干部自觉执行群众纪律、财经纪律、自觉勤俭节约，自觉为农民增收、财政征收、经济发展做贡献。

（七）加快经济发展，打牢基层财政的基础。要使乡镇从根本上走出困境，就要完善乡镇政府职能，使乡镇成为一级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政府。最根本的一点是要支持和鼓励发展县域经济，培植税源，做大财政蛋糕，壮大财政实力。在支持经济发展方式上，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转到为企业提供公平、优良的财税环境上来。优化支持手段，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通过贴息、担保、参股等形式引导社会资金向企业投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乡镇要按照“工业强县”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具体要求，抢抓机遇，解放思想，优化环境，吸引外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格局，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步入良性循环。

作者简介

王晓虎，陕西省商南县财政局局长。

第五篇：县级财政困难的原因

县财政困难映射出现行财政体制存在内在缺陷

如果说县财政普遍困难是“果”，那么，财政体制的缺陷则是“因”。反思现行财政体制，至少有以下缺陷：

一是财政体制的要素组合处于不确定性状态，尤其是省以下。

财政体制涉及方方面面，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三要素：事权、财权、财力，各种不同类型的体制都是这三要素不同的组合而形成的。所谓事权，简单地说是指一级政府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职责。财权是指一级政府为满足一定的支出需求而筹集财政收入的权力（要注意的是，这是指单一制下的财权，与联邦制下的财权有质的不同），包括税权和费权，形成自筹的财力。在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下，财权主要与税种划分相关。财力则是指一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包括自筹的和上级转移的。一般而言，事权、财权、财力三要素达到匹配，才能使一级政府运转正常。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其匹配方式是不同的。相对于事权，财权和财力都是手段，是为履行特定事权服务的。但这两个手段之间无必然的连带关系，是彼此独立的，财权与财力之间无匹配关系。

一般地讲，只要财力、或者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即可，不要求三要素一一匹配。

但在现行体制中，事权、财权与财力这体制三要素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具有双重不确定性：其一是各个体制要素不确定，即有什么样的事权、多大财权和多少财力都不确定；其二是体制三要素在各级政府如何组合不确定。表面看来，各级政府都有一定的事权、财权和财力，但在时间维度上是不断变化的，无法预期。而无论是哪一个体制要素变化，最终的结果都会体现在减收和增支两个方面。例如调整工资，全国性的政策一出台，哪怕是迈出一小步，但对县财政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全国约有４０００万财政供养人口，而其中约有７４％是由县一级来负担的。对已经纳入城市体系的县级市和区来说，其负担能力相对较强，而对尚处于农村状态的县而言，几乎无负担能力。加上各个部门经常出台各种各样的“达标”任务，使事权总是处于不断扩增的状态，使县财政的支出压力也随之不断增长。尽管有些政策的出

台配套了相应的转移支付措施，如工资性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等，但并非足额，县财政总是要承担一定的比例。这使县财政受到减收和增支的双重挤压而陷入困境。照理说，事权变化，财权或财力要相应调整。或者相反，财权和财力变化了，事权应相应调整。可在现实生活中，事权多掌握在各个部门，财权和财力主要在财政部门，在部门林立，且其权力运作约束不严的情况下，事权、财权和财力三个体制要素在改革中要实现动态的匹配是非常困难的，现实的情况是经常处于不匹配的状态。由于各个体制要素及其组合极其不确定，纵向财政不平衡就成为一种常态。

而且这种不确定性程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递增，在县级的不确定性程度要远远大于省一级。这就是说，层级越低，事权、财权与财力及其组合的不确定性程度就越大，到了基层，也就达到了最大。如县财政，既要受中央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制约，也要受市一级、省一级的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影响，多重影响叠加到县财政，其不确定性也就达到了顶峰。俗话说，“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无论上面那一根“线”稍微动一动，那下面就是“大动”，事权、财权或财力都会受到大影响，增支或者减收。在这种情况下，以农业为财源基础的县财政也就变得十分脆弱，上级部门的一根稻草也可以使之压得趴下。

二是在省以下实行了扭曲的分税制。

应该说，１９９４年推行分税制改革是一大进步，改变了地方财政包干制带来的区域封锁和市场分割，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形成。这主要是改变了按照企业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各级财政收支范围，从而有助于全国经济的一体化。但我们却误读了西方国家的分税制，把“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变成为中国分税制的基本原则，并套到每一个政府层级。这是强调各级财政自治的一种理念，从而扭曲了分税制，实质上仍回到了过去的“自求平衡”，各级政府各过各的日子。其实，即使在西方国家，省以下各级政府都没有做到“自求平衡”，都离不开转移支付。由于理论上的误导，在１９９４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过程中，强调省以

下层层要“财权与事权相匹配”，要求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的财源、财权，认为只有这样分税制才是完整的。后来县财政的普遍困难，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其道理十分简单。因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与中国区域发展条件存在巨大差异和差距的现实相悖。对于那些以农业为财源基础的县来说，即使赋予其一定的财权，那不过是“画饼充饥”，税源单薄，无法组织到与事权相匹配的财力。尤其是对那些发展条件不好，或者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地方，更是如此。在这种原则下，只能是两种结局：要么造成许多县有财权而无财力，当地财政无法正常运转，甚至发不出工资；要么是为了财力而进行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发展，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在现实中，这两种结局同时都出现了。现在全国都在学“浙江经验”，推行省直管县。其实，浙江的真正经验不是省直管县，而是打一开始，就从本省实际出发，省以下财政体制没有照搬分税制。现在，不少省份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改变了以前机械地套用分税制的做法，而是采用了更适合本地实际的省以下体制。现实，修正了理论，准确地说，是修正了误导实践的理论。但在实践中要全面矫正扭曲的分税制带来的后果，则还需时日。

进一步考虑到主体功能区建设规划，国土空间开发分为四类：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不言而喻，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需要加快推进。这就要尽快改变“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观念，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来推进省以下体制改革。三是辖区财政责任的缺失。

这与前一个问题有密切的关联。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思维逻辑，每一级政府都应该是各过各的日子，自求平衡，追求各级财政自治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如此一来，每一级政府就都要有自己的财源、税源、财权，以与其事权相匹配。这使每一级政府都把焦点对准了本级财政，而不是辖区财政，导致各级政府的辖区财政责任缺失，尤其是省级政府。这种重视本级财政，而轻视辖区财政的格局，使较低层级的政府财政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在现行政治框架下，上级控制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延伸到财权划分上，层级高的政府

占有优势，而层级低的政府处于劣势。上级政府出于本级财政利益的考虑，自然会把较大税种、有增长潜力的税种划归本级政府，而把小税种或增长潜力不大的税种划归下一级政府。这样一来，基层政府剩下的就只有“骨头”了。“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哭爹喊娘，乡级财政没爹没娘”。这首广为流传的民谣形象地反映了这种状况。财权上移，这本身不是错，尤其是区域发展差距较为悬殊的情况下，更是有必要，也只有这样才能平衡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上级政府重视辖区财政，也就是一级政府必须对所辖区域的财政负有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的责任。例如，省级政府，对于省、市、县、乡之间的纵向财政平衡和各个地市州之间的横向财政平衡负有明确的责任；到市一级也应是如此。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财权上移的同时，财力才会下移，基层财政才不会“哭爹喊娘”。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省市的辖区财政责任缺失。

县乡财政困难，许多县、乡陷入困境，甚至一度有上千个县发不出工资。这种情况不是突然产生的，省市政府不知情吗？不大可能。完全没有财政能力吗？似乎也不是。那为什么直到社会关注、总理多次批示、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并给予财政激励的时候，各省市才动真格的呢？在中国的公共治理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一些问题早已存在且相当严重，明明是政府的辖区责任，但往往要等到总书记、总理作了批示，地方政府才会去重视、并着手解决。这只能是说明，省以下体制缺乏明晰的辖区责任，尤其是财政责任。

照理说，一级政府应当是既强调本级财政，又重视辖区财政，也就是既要本级财政平衡，也要实现辖区内的纵向和横向财政平衡，二者不可偏废。尤其是在当上下级财政利益出现矛盾而又缺乏第三者来当裁判的情况下，这种“双重财政平衡”责任就更加重要。但我们的分税制理论却对此视而不见，而是用传统的“分灶吃饭”思维生吞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分税制，结果变成了一个扭曲的而不是中国化了的分税制。当问题变得相当严重的时候，我们没有反思分税制推行中的误区，而是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西方，通过减少政府层级来解决问题。可以这样说，如果省市政府的辖区财政责任依旧缺失，政府层级无论扁平到什么程度，都将是无效的。只要是依旧只看重本级财政，以本级财政为中心，哪怕是简化到只有两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将是“涛声依旧”。即使在中央政府的督促下，一时得以缓解，在辖区财政责任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以前，也会再次反弹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性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中央政府来行使纵向和横向财政平衡的责任是远远不够的。由中央政府直接去解决县乡财政困难，这表明我国的省以下体制出现了严重的功能性障碍，长期这样下去，其后果不只是行政效率的低下，而是会导致进一步的集权和公共治理的复归。作为大国，省一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的一个省相当于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的规模（人口、面积），应当在法律上赋予其明晰的辖区财政平衡责任。对于这一条，至少应当写入《预算法》，以改变省级政府仅强调本级财政平衡的传统观念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