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并非贫富差距根本原因

第一篇：收入分配制度并非贫富差距根本原因

人民日报：收入分配制度并非贫富差距根本原因

人民网-人民日报

收入分配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贫富差距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获取各种资产，以及资产的增值、贬值远比通过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

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各种讨论不由自主地集中在“收入”的分配制度上。收入分配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贫富差距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时常混用，但二者有重大区别。前者是指分配存量，而后者是指分配流量。分配存量体现为财产存量，具体而言，即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获取各种资产，以及资产的增值、贬值远比通过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例如，廉价获得国有矿山的开采权，由此形成的财富差距并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在公共产权制度的漏洞中直接转移本来属于全民的资产所致。

金融资产也是如此，居民手中的大量金融资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升值，有的金融资产如储蓄存款甚至贬值了。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价值通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在隐性地向金融部门转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高薪高福利，实际上就是把广大居民手中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分配存量做了再分配，使居民部门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了金融部门。如果造成分配存量转移和再分配的制度不改革，则财富集中化还会加快。

分配存量的转移和再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隐性的，不像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那样摆在明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观察，与当前的三大制度有内在联系：一是城乡分治导致的财富转移。过去是通过农产品剪刀差来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后来是通过户籍、土地来为城镇化提供资金积累。户籍制度维持了低成本的人口城镇化，农民进城了，提供廉价劳动力，但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并未因农民进城而同步扩大，因为农民没有市民待遇。土地制度维持了低成本的土地城镇化。城乡贫富差距由此继续扩大。

二是公共产权制度导致的财富转移。公有制下的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其资本化收益也应归全民所有。但公共产权制度存在漏洞，不少自然资源如煤炭、矿山廉价地转移给了私企，等到开采完了，其资源的公共产权也同时消失，部分地下的国民财富变成了私人的巨额财富，而生态、环境成本却由社会承担。

三是垄断导致的财富转移。任何国家都有垄断，有些垄断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如公用事业的国家垄断。但有些垄断则不然。在财富极度金融化的社会，不完善的金融制度往往成为财富差距扩大的加速器。因此，上述这些制度不改，分配制度的改革仅仅从“收入”着手都只是治标之策。

第二篇：中国现行分配制度与贫富差距

中国现行分配制度与贫富差距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与此相联系的个人收入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其实质就是按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进行分配。一是要正确看待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正确认识收入分配差距，我们不能脱离对生产的影响来孤立地看待和评价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公平。由于社会上个人的生产要素和能力的不同，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大小也不同，把贡献大小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除了按劳分配以外，应该鼓励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下，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如果不讲贡献大小，而是只讲平均分配，那就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只会仍然是共同贫穷。

今天我们收入差距的拉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因为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过程。保证收入公平的原则应该是保证人人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因而解决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决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而是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积极地从事“财富创造”的同时，给低收入者更多的能力和机会，给他们以平等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要警惕社会分配领域中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的现象，可能引发社会问题。总的来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也存在许多不合理和非法的因素。其一，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平等的竞争，如最为突出的各种形式的行业垄断的存在；其二，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例如对高收入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其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突出，打击力度远远不够；其四，由于地域差别的存在，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收入高，地区收入差距拉大。应该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出现是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和提高的结果，是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结果。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范畴问题，其本质是劳动者先富和后富的关系，不是阶级对立的结果，经济因素即生产力发展水平起决定的作用。二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利用税收、财政等手段，调节地区、行业、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东、中、西部的收入差别，也必须综合治理。第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第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功能；第三，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解决由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第四，要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第五，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总之，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发展经济是根本途径，“三个有利于”体现得越充分，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条件就越具备，就越能增强利用税收、财政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我们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既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化学与生命科学系

12届

药学一班 陈海强

201214140101

第三篇：中国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实行这种经济制度的原因：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与这一基本国情相适应，我们国家必然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实行这种分配制度的原因:在我国现阶段，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腰酸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

基本内容: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前提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

物质条件:生产力水平.直接原因:旧的社会分工和劳动差别的存在.原则：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胡锦涛：收入分配改革要更重公平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指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符合国情、科学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收入分配问题，中共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强调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揭秘最佳电子商务平台 秘闻!行情近期可能发现大逆转 机构资金流向已发生巨变!主力资金正密谋全新布局!胡锦涛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涉及方方面面，涉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加强领导，统一认识，齐心协力，扎扎实实把工作做好。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讲党性、讲大局、讲纪律，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周密方案，完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政策。

温家宝

在4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今年第7期上，温家宝总理发表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提出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温家宝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尽快扭转城乡、地区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防止两极分化，再次分配须更重视公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尤提出，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为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重点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研究适时开征物业税。第三，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等等。

作为上述措施的一部分，与之相应，温家宝强调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为此将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同一时间，财政部长谢旭人撰文称，财政部正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并且今年将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通过逐步提高我国直接税的比重，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积极运用税收手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由现在的社保费转向社保税，改制过程不会太难。

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接受本报采访表示，官方的上述表态，意味着我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即将启动，并将以缩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为目标。为扩大加强社会保障而进行的社保费改税，是与之相辅的。“现在只是开端，”肖耿说，“还需要一个过程。”

重点或在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

尽管如此，肖耿认为，收入分配改革乃至税收改革的首要点，应该是降低税率、增加大多数居民的收入。肖耿分析，目前我国居民尤其是广大的工薪阶层整体收入水平偏低，相反缴纳的税费较高。以社保费为例，占到基本工资的40%，其实比例已经很高。因此，肖耿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想办法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而这或许也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的必由之路。

要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在肖耿看来，首先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提高人力成本。而要提高人力成本，就必须降低整体税率。其次，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通过税收来调节不合理的收入，尤其深化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改革。肖耿举例说，比如房地产行业、电信行业等，就应该重新分配其收入。

而从官方表态中，明显可看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跟扩内需、调结构密切相关。发改委有关人士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作为增强内需的重要抓手，发改委正在抓紧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切实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要消费，就得有钱。事实上，今年已经出现工资上调的趋势。继广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4月1日，浙江省也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增加数额为历来之最；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8元调整为9元。杭州市(不含萧山、余杭区)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由960元提高到1100元，非全日制工作最低小时工资标准由8元调整到9元。

而最近密集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普遍认为，我国劳动力成本已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中金公司发表报告认为，我国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为数已经不多，正逐步从过剩走向结构性缺乏。由此，工薪阶层尤其是低收入工薪阶层的工资上调，已不可避免。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促消费升级

中金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认为，在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占比下降一直是遏制消费的重要因素。从1990年代初至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已从原来的55%下降到目前的略高于40%的水平，而对应的则是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49%下降到37%左右。

那么，在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导向，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既定趋势下，我国的内需消费能够有效扩大吗？

中金公司认为，从日本的经验看，增加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提高劳动者薪酬，可明显拉动消费，进而促进产业转型。

上世纪60年代之前，日本出现了严重的城乡“二元化”问题。同时，国民收入增长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个人消费增速明显落后于投资与工业增长速度。为此，日本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具体内容包括，以城镇化的方式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提高农民收入；肯定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保证其发展的方式提高工人收入。

日本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劳动者报酬的改善，制造业规模相对萎缩的同时，服务业规模迅速扩大。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在1960-1970年间从39%提高到45%，到1980年占比进一步提升到53%。由此看出，消费占GDP的比例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关系密切，表明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有利于促进消费。

中金公司近日发表的报告认为，中国的消费升级或将遵循以下路径：

饮食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比将下降，但在外就餐和饮料的支出增长将好于饮食平均增速；衣着消费的整体增速不突出，但升级，消费品牌化、高档化。

住房相关支出保持快速增长，家庭耐用消费品的进一步普及，对舒适、美观、清洁、方便等方面的需求会增加；汽车、燃油、汽车保险、航空、通信设备以及通信费用支出均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增速高于平均。

康乐方面，对医药、医疗设备及医疗服务的需求随收入水平提高，对文教、娱乐的需求会加速增长，支出占比提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认为，随着收入分配改革深化，当居民收入切实提高的时候，消费升级才会随之而来。

第四篇：贫富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共）

贫富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贫富差距过大这一话题成为当今的热议焦点。追其溯源，有以下形成原因：

历史发展的产物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都是按照社会体制确定其流向，随着私有制逐渐形成，资产自然会流向部分人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推动了历史进程的前进，毕竟人类社会由原始向奴隶再向封建的过度是进步的。

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资本家通过最大价值的获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在此基础上聚集物质财富，我们今天看到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基尼系数普遍维持在较低数值，是因为他们已经到达了一定的财富发展和积累阶段，他们已经度过了残酷的被剥削和被压榨时代。

国情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贫富差距加大，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我国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我们用30年的时间做了别人100年甚至200年的事，由于发展过快，许多均衡制约的制度没有及时实施，如社会保险制度。在没有均衡的法令出台前，贫富的差距仍将继续扩大。

资源

人的利益实现从来源上一般需要两大资源——先赋资源和自致资源。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的财富往往被哪些先赋资源与自致资源都掌握的人所有。但是同时掌握两类资源的并加以运用的人是少数人群，因而从形成原因上说，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按劳分配”，反映了个人素质和主观努力程度差异的合理性。

贫富差距的形成，不会是一个单调的过程，它不会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一直在扩大，或者一直在缩小。它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究其本质是矛盾的转化，当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不可避免的发生差距双方的暴力冲突，如果要避免冲突，统治者必须在冲突形成之前进行财产再分配，否则贫穷阶级将以革命的形式夺取富人的财富。然而，革命后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结果也只能是相对的均衡，财富的完全均衡化不可能实现，所以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到一定程度，又将转向财富向某些阶层积聚的状态。

现在中国最大的矛盾莫过于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何消除贫富差距，什么原因导致现在的贫富差距，可能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一样的答案。曾经有个人告诉我说，中国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人太多，只要杀5亿人，中国人就都能富裕起来了，只要杀10亿人，中国就能成世界第一了。在这里我想纠正一下，中国人心里有个根深蒂固的常识性错误就是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大是因为人多而拖累了社会导致我们的贫富不均。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面，在表面上确实有几分道理，中国社会资源资金有限，人一多，一平摊，那自然每个人分得的很少，所以人多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大的根本原因。但其实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社会资源有限是不错，但社会资源的组成是多样的，不只是自然资源，人多也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多，也就意味着存在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企业也更多，市场也更活跃，当然就业机会和岗位也就更多。举个例子，日本的国土面积38万平方公里，中国的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日本人口大约是1亿2000万，中国人口13亿。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是中国的0.0396，人口却是中国的0.078左右。照这个数据看，日本的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而在资源匮乏，灾害不断的日本，发展潜力甚至不如中国。以我们的看法，日本人这么多，日本也应该贫富差距很大，很穷才对。但事实上，日本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只要大家查查日本在二战之后的四个发展阶段，就会看到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每一次发展都让日本的薪资大幅提高，使日本的廉价的劳动力升得和欧美不相上下。日本20%最富的人的资产总量是20%最穷的人的资产总量的3.5倍。而中国是1%的人控制了社会50%以上的财富。日本人口密度已经这么大，政府还在天天鼓励民众生育，振兴日本经济，因此，人多和社会贫富差距一点关系也没有，当然人多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负担，但主要不是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上。那有人可能会想说，如果人多不是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大，那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有3大马车。一个是靠国内的消费拉动经济的繁荣，例如美国70%的GDP增长都是消费所带来；第二就是靠投资：第三就是靠出口。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增速最快的，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一直疲软，居民普遍喜欢存钱以应急，因此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一直不大。那中国就把重心转到了国内投资和出口上。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国内投资对中国经济拉动是最大的，而最热的部分莫过于房地产和招商引资了。房地产在中国的火热程度，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政府把当地的土地大量用来修建商品房，对房地产开放商收取巨额的费用，而因为巨大的成本导致房地产价格飞涨（这只是房地产天价的一个原因，其他原因不予讨论），最后转嫁到消费者手上。这本来就是一个加大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手段。大多数买房的人往往不是什么有钱人，他们通过按揭，把钱送到了银行，房地产商和政府手中，这些钱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用廉价劳动力所换来的，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房地产的巨大利益诱惑，导致利益方乐此不疲的修建者房子，但市场需求总是有限的，过多的房子，过高的房价，导致许多商品房如同镜中月水中花。据统计，中国现在所有空闲房屋，可以供无家可归者全部入住，换句话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房地产堆起的泡沫过大，现在发展已经明显减速，因此政府意识到房地产的局限性，开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时，国内投资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新的救星。而国内投资，又主要以国外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为主。为什么主要是国外企业呢？因为登录中国的国外企业，大多具有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管理经验，所以招商引资成为各地政府炫耀自己政绩的一个主要手段。大家可以看到，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到国际资本，争先恐后的表现着自己，提供大量的优惠政策。比如把地廉价甚至免费得卖给国外企业用作工厂，3~5年之内不收税，之后收税幅度甚至小于当地民营企业。国外资本当然乐于进入中国了，一是中国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二是中国有着丰厚的资源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比如污染了不用负责），第三则是中国有着难以抗拒的劳动力成本。欧美的平均工资是30~50美元每小时，而中国平均只有0.2~1.5美元每小时。中国劳工的超低廉成本，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企业们竞相抱着国家资本来中国安家落户。他们的存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这就是我马上要说的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的真正原因，中国可以通过很多手段（比如税收）来调整社会贫富差距，但是中国的反映如此迟缓，那是因为，中国一旦削弱了社会贫富差距，让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大大的削弱中国招商引资的能力。许多国际企业会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把工厂搬到劳动力更低廉的地方（比如东南亚）。中国的经济也将会失去巨大的动力。可能有人会说，不是还有出口吗？事实上，中国的出口虽然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但80%的出口，都是国外企业在中国当地生产，而运送到国外获得利润的。也就是说，中国仅仅是一个加工厂，一旦国外企业的撤离，中国的出口也会大幅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因此，消除贫富差距，中国政府不是不想为，而是不敢为。

可能又有人会问，为什么邻国日本的贫富差距这么小，他们在二战之后的发展，缩小了贫富差距的同时是怎么做到经济也同时高速发展的呢？事实上，日本的发展一直不是依赖着国际资本的进入，日本对于国际资本的进入反倒异常排斥。他们在发展之初，民族工业还未完全成型之时，对国际资本的进入设立了重重障碍。当时IBM要进入日本，日本政府要求IBM把他的专利提供给日本企业为前提才能进入，结果IBM进入换来的不是在日本市场的大行其道，而是日本政府大力扶植的富士通（不是富士康。。）NEC等企业在日本本土打败IBM，并趁机打入国际市场。日本当年正是因为对外国企业的进入设置重重障碍，又同时大力扶植本土企业，使日本很快就拥有一大批优秀企业。日本经济的组成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科技行业。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敢消除贫富差距的原因，日本的企业，大多是以高科技企业的高附加值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立足，因此利润高，定价权话语大，不易受制于人。而反观我们，在市场还没成熟之际，早早开放市场，放入国际巨头在市场肆虐，政府甚至还带有对本土企业歧视的现象，为了吸引国际巨头对税收给予优惠，对本土企业收税高于国家巨头，使本土企业迅速倒下。中国的28个主要行业，被外资控制了21个。中国本土经济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因为是劳动密集型，工人的工资低也在情理之中，贫富差距大也是必然。

中国经济的未来有好的光明前景么？如我前面所说，中国的市场已经形成了主要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高科技行业大部分是国外企业在中国开设的。因此，中国如果想要翻身，就必须转型。但想象一下，要长虹向苹果Sony竞争，要李宁向NIKE竞争，可能你会觉得这是个神话。日本的电子之所以超过美国，是赶上了当时新产品层出的大好局面（很多现在的电器都是二战以后开始发明并市场化的），日本的汽车之所以超过美国，是赶上了70年代的石油危机。可以说，这些机会都是上帝送给日本的，中国产业要想崛起，不知道上帝在未来还给不给这个机会，就是给了，中国也未必抓得住。因此，中国还能撑多久？当中国吸引完有能力来中国的所有企业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速就会放缓，但在那之前，中国经济还可以得到很长时间的发展。但想贫富差距缩小却不那么容易，或许未来穷人会比现在稍微好点，但穷人财富上升的速度会始终低于富人。

(责任编辑：张尧)

第五篇：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当前改革思路：

1．完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2．完善政府财力分配制度一是通过完善税制，加强征管，规范收费，建立财政收入与GDP合理比重增长机制，不断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二是按照和谐社会的各项目标，依法制定、完善政府财力的预算管理体制、财力配置结构、预算执行有序的规范理财机制，保证各级政府存量、增量财力用于解决和谐社会的薄弱环节和发展中的利益失衡问题。三是建立转移支付财力规模增长机制和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保证增长的责任机制

3．完善税收调节分配制度。一是通过直接、间接两种税收模式调节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可考虑实行法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二是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计征办法，调整消费税，同时，加强税源、税基管理，认真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三是对高收入阶层的财产分配、生活消费两大行为设计行为调节税，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财产交易税、房地产超面积使用税、高消费行为的消费税，建议提高累进所得税率，对最高收入者税率可达80％，严格申报制度，加大逃税处罚力度，强化管理，由此缩小与低收入者的悬殊差距；四是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改依规交纳社会保险费为依法交纳社会保险税，确定税基，统一税率，同时，建立社会保险税全社会统筹机制。

4．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制度。一是明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长，困难领域、困难地区、困难群体与先进领域、先进地区、富裕阶层实现利益同步增长的政府法律责任，建立公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法律机制；二是明确价格转移支付对垄断行业、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调节作用，以此发挥对政府转移支付的补充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价格政策，引导价格收入所产生的价格收益用于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利益；三是运用利率分配可以承担转移支付的功能，探索实名制存款限额差别利率政策，用以调节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群体间在存款收益上出现的分配差距。

5．完善社会保障分配制度。

6．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