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起”现象之社会信任道德危机（精选）

第一篇：“扶不起”现象之社会信任道德危机（精选）

“扶不起”现象之社会信任道德危机

公安院09级2班20090940203罗福龙周四第四大节

利他与利己”或“有利于人类的行为”是善的定义，是一切具有正道德价值的行为之总和，是一切伦理行为应该遵循的总原则。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当一个老人跌倒在马路上或其他地方，是围观、搀扶还是扬长而去？ 这本来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无论从道德伦理，还是从党和政府一直提倡的精神文明，又或者从人的本性角度，都是应该扶起跌倒的老人，并给予应有的援助。然而，近日各地惊现出“扶不起”事件，一次次挑战人们的社会道德底线与信任的力量，见义勇为却反污成罪人，再遇此事谁人敢扶，让我们来对几起事件的回顾一下；事件1：南京彭宇坐公交车下车扶摔倒老太太，被老太太反污认定彭宇就是撞他的人，然而法庭最后给的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

事件2：江苏客车司机下画去扶撞倒的三轮车老太，而后老人报警称客车司机撞人后逃逸，后警方调查客车的监控录像及乘客与售票员给司机做证，才得以洗刷清白；

事件3：7月15日早上，阿华开摩托车上行人道准备买早餐。遇见骑单车的阿婆突然连人带车跌倒。听到“快来扶扶我！”的声音后，阿华将摩托车停在距离阿婆约3米的地方，下车上前扶阿婆。扶起的瞬间阿婆说是阿华撞了她，引起争执，阿华报了警。阿华的女婿随交警过来和阿华发生了肢体冲撞。阿婆被送到医院住院观察。为调查真相，交警暂扣了阿华的摩托车。事发后几天，阿华说没睡过一次好觉，还向单位请了几天假，天天在附近找证人，证实自己清白，那种感觉他永生难忘。最后，警方在事发后向阿婆的亲属提到，如调解不成功将调出相关监控录像作证，结果事发三天后，阿婆在亲人陪同下向交警主动澄清，自己摔倒与 阿华无关。

事件4： 9月19日8时43分，在重庆南坪，一位约80岁的老翁摔倒在地，手足抽搐，无人敢扶，不少人提醒：不要扶，扶了要

遭殃。帖子里一幅照片让人触目惊心：老人脸朝下倒在人行过道上，一根拐杖丢弃在一边，旁边是七八个围观者犹豫的脚。

2010年10月，武汉：武汉15岁少年搀扶倒地女子被指为肇事者；2011年8月，南京：天津许云鹤案引热议，见义勇为者反成被告；2011年8月，杭州：杭州高一男生帮扶摔倒老人却遭家长训斥。

„„„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后受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思潮的影响，社会道德水准急剧下滑，损人利己现象严重，一些人利欲熏心干出危害公共卫生和食品、药品安全等事情，但屡屡出现诬陷帮扶自己跌倒的好心人的现象仍然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这里蕴含的不仅仅是诚信危机、道德危机，更是民族精神的丧失。试想，为了自己的私利，连帮助自己的恩人都忍心诬陷的人，其良心、道德又何在呢？老人跌倒“扶不起”最伤的是社会道德。网上曾报道有老人当街跌倒，无人敢扶，以致耽误了抢救时间而死亡。还有孕妇跌倒无人敢扶。还有报道一个老人跌倒无人扶，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学生扶起了老人。近日媒体报道，一个老人跌倒无人扶，车辆绕道而行，路过的县委书记下车扶起老人。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真是令人悲哀啊！为什么会出现老人跌倒“扶不起”现象呢？

春秋战国时政治家管仲曾经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今天，我们国家经济发达了，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了，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道德水平反而下降到令人担忧的地步？

古人有“义”、“利”之别，不义之财君子不取。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提社会主义道德观、价值观，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夜不闭户、路

不拾遗的景象。但改革开放后，随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惟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现象渐起，由于制度引导、管制没有跟上，愈演愈烈，以致形成今日这种局面。

9月27日，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在谈及“老人倒地无人搀扶”现象时表示，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扶老携幼、扶危济困是中国人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2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王世明介绍了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的有关情况，并围绕公民道德建设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王世明说，“有的被扶老人及家属冤枉了好人，委屈了好人，导致了老人跌倒无人敢扶，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是一些人在道德取向上一时之间犯了糊涂，这让我们很遗憾。中国人很关注这种事，不赞成这种事。”

见义勇为是多么自豪的一件事儿，如今却成了人们敢想不敢做，避而远之的事情。在这个复杂的社会，自我保护变的这般重要。信任是一种鼓励，是一种爱，难以想象如果人间没有了信任，世界将会怎样，让信任重新把“不敢扶”这一种尴尬现象排除，给“好事者”鼓励的力量，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我个人觉得，扶老携幼这种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来说，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去做，不能不做，没有二话可说。‘我们拒绝袖手旁观’！

学院班级： 公安院09级2班学号：20090940203

姓名：罗福龙

课时：周四第四大节

第二篇：13亿人扶不起一个老人是社会之悲哀

13亿人扶不起一个老人是社会之悲哀

8月22日下午，“许云鹤、王老太交通纠纷案”二审在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对案件事实部分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许云鹤主张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全部指控，而被上诉人王老太一方则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代理人当庭发表了代理意见。法官询问了双方当事人事实情况后宣布休庭，将择日开庭，由双方提交证据并当庭质证。

中广网北京9月7日消息 有媒体报道，近期一些案件令不少公众坦言难以再向摔倒老人伸出援助之手。对此，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丁兆林作如下点评。

丁兆林：现在全国人民都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看见一个老人摔倒了，扶还是不扶？其实它已经不是一种玩笑话，现在甚至朋友之间都在问，如果真看见这种情况你到底该怎么做？大多数人很坦率的回答我不扶，为什么呢？我害怕，怕被讹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出现的那几个糊涂案给大家、给全国人民这种警示，而且告诉大家你没有撞老人的话你干吗去扶老人呢？我觉得法官的这样一句话实在是把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推到了一个可怕的边缘。像我们现在发生多起老人摔倒没人帮扶的尴尬事件，其实就是这前段时间这些糊涂案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具体体现。

13亿人扶不起一个摔倒的老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要套用一句不大合适的话，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就是让人们都不敢去扶一个老人。我觉着这种情况是一种警示，如果这种情况下去的话，谁家的老人在外摔倒都是同样的结局，不会有人扶的。在这种可怕的社会的冷漠中，所有人都是失败者，包括那个法官，我不知道那个法官他到现在为止怎么想。他认为他家的老人出去摔倒会有人来扶吗？我觉得这个法官可能也会有一点考虑，因为他的这种判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中国有个法律原则：谁主张谁举。如果一个摔倒的老人不能完全举证扶他的人就是肇事者的话，法院为什么要这么判？这个事件本身就反应了现在法官无法想象他们本身的判断力，在他们的逻辑和概念之中，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是见义勇为的，所有人都是罪犯。只有这些肇了事的人才会去扶老人，这简直是混帐逻辑。这种逻辑为什么能当法官，而且做出这样的判断，我觉得这真是值得考虑的一件事情。另外我觉得，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法院为什么会这样判，跟我们整个老百姓所缺失这样一种救助保障机制也是有关系的。在成熟的国家，穷人的救助是不用法律来管的，他有一套救助基金。那么这个时候法院也不用担心穷人没有钱去救治，而要把扶他的人来做冤大头。那么从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共同来救治，也许能够救治我们这个社会的顽疾。

第三篇：社会转型期道德滑坡现象思考

社会转型期国人道德滑坡现象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国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社会也进入转型期。在此期间，社会的道德环境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恶化，人心不古的叹惜声不绝于耳。当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社会道德水平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时，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道德建设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当前社会道德出现滑坡现象的主要原因

(一)社会转型太快，道德体系建设没有跟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引起人们道德观念和行为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中国人传统的义利观、效率观中包含的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比如“君子言义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人际和谐不重工作效率。谋人胜于谋事等观念受到挑战，逐步被淘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念开始逐步确立，追求个人正当利益、重视个人价值、开拓创新、平等竞争、讲求效率、珍惜时间、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社会转型之快，一时让人们难以适应。人们久已习惯的道德观念、道德理想和信念、善恶标准都受到了挑战和冲击，而新的观念和标准究竟是什么，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混淆甚至颠倒了。道德行为失范，道德评价混乱，道德精神迷失，中国的伦理道德状况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二)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导致对精神追求淡漠，社会出现贬抑精神价值倾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追求利益，并没有错。但往往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党强调物质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在社会上长期存在一手软一手硬。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开始了对追求物质利益公开的鼓励与倡导，相比以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前是精神的追求比重过大了，就是当年的大跃进，也主要是精神层面的，现实中以失败而告终。可改革开放之后变了，不是越穷越光荣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无形中引导了努力方向，社会中出现贬抑精神价值追求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诚信缺失，导致社会信任危机。奶粉里掺三聚氰胺，油条里面掺洗衣粉，炒菜用地沟油，油炸食品里含苏丹红，猪肉里面注水，用瘦肉精，上大学冒名顶替，见死不救屡见不鲜，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不计其数。这些无论哪一个都能让人感到很无奈甚至很受伤。

其中，政府部门一些公众事件处理不当引起了百姓对政府的严重不满，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比如云南晋宁县的“躲猫猫”事件中看守所的声明、杭州“5·7”飙车案中交警的速度通报等，都是不负责任的推辞与掩盖。这些都造成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一些企业甚至是知名大企业的造假行为，比如三鹿集团的毒奶粉，给许多的家庭造成了不幸。这种不诚信行为直接导致了三鹿的破产，但更严重的是造成了民众对企业生产行为的不信任。社会上的诈骗成风，不计其数的人们上当受骗，结果就是人们以邻为壑，造成人们之间的互不信任。

(四)腐败问题导致导向偏差。当前，腐败现象给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给整体的干部形象蒙上一层阴影。此外，官员作风不正，还极易引起群众的仿效，带坏民风，或者有些群众为达到自己的功利性目的，奉承迎合，形成社会风气败坏。中国古代文化中有“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观念，官员对于群众的教育，不

在乎你能讲多少马列主义的大道理，而在乎你的言行是否符合党对干部的标准和要求，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五)网络推波助澜。在一个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注重物欲和功利化的时代，网络与电脑也越来越以其自由、便捷、隐秘渗透入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虽然网络文化活跃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了文化的价值内涵，但不可否认，它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甚至严重，它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消解和颠覆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网络文化以空前的渗透力消解着当代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轻者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落、人们精神的困惑与迷茫，重者导致个人主义、物欲主义泛滥成灾甚至网络犯罪的日益严重。

重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道德体系的几点对策

针对我国当前的道德建设困境，我们应该去完善我们的道德建设，使之适应我们面临的经济建设，改善民众的社会生活环境，使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更加幸福、和谐。为此，有以下建议。

(一)合理扬弃我国传统美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之魂，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我们民族所看重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崇礼重义的仁爱精神、诚实守信的践行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优秀民族精神，这些都不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舍弃掉。它依然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质的核心。所以，重新构建我们的道德体系，不要一味地去拿来主义，多弘扬我们许多优秀的东西。

(二)理顺道德建设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好多认为人心不古的人们，把当前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认为是市场经济的逐利特性导致了人们道德标准混乱与水平下降。从实践上看，恰恰是当前反市场经济行为是造成不道德和不良风气的重要原因。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公正的、平等的、自由的、法治的、有秩序的，它不允许坑蒙拐骗，也不允许钻法律空子，从而对道德建设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适当把一部分道德问题纳入法律范畴。新加坡环境一直为国外游人所称道，可最早时候并不这样。通过法律措施，对一些违反公德的行为严惩不殆，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新加坡罚款项目名目繁多，几乎涉及所有公共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罚出来的。通过这样的道德问题法治化，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整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我们可以借鉴这个很好的经验。

另外，作为教师，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我们理应在教育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意识的培养学生们的良好道德品质。

总之，目前我们所处的道德环境已经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利于我们去努力想办法，改善我们的道德环境，构建适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的道德体系，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更加幸福和谐。

第四篇：扶不起的老人是道德问题

扶不起的老人是道德问题

谢谢主席，谢谢对方辩友。我方承认法律是有一定的作用和解决办法，但却说是由法律所引起的这件事情，我想未免有点牵强。在阐释我方观点之前，我必须指出对方辩友的几点偏颇之处。第一、混淆概念。对方辩友一直讨论的是法律的制定作用和功能，似乎将重点转向了怎样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的重点是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解决靠什么，所以请对方辩友正视这个问题。

第二、错把理想当做现实。对方辩友一直在强调用法律的手段来约束和规范道德，认为法律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殊不知法律上的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仅从阶级和统治就可以看出法律具有强烈的针对性，那些所谓的公平也只不过是可望而不可求得目标罢了。

第三、越俎代庖，强法所难。对方辩友似乎觉得只要将这类问题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就可以更好的规范人们的行为。如果一产生类似的道德问题，我们都可以上升到法律层面，那不就是法律取代道德？那我们还要道德做什么呢？毛泽东说的好啊，人民内部矛盾由人们自己解决。而社会上的问题和矛盾当然是由产生于社会中的道德来解决。

下面，我将论述我方观点：

第一，道德的调整对象比法律更广。道德源自于生活，生活本身就像一条奔涌向前的大河，所有人都沉浸其中。而法律只是约束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已。一个老人倒下了，我们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也不必担心，因为我们并没有违反法律，但是不违法的难道就是合理的吗？在法律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道德在坚持捍卫着我们的世界。

第二，法律只能看做最低限度的道德。镰刀因除草而生，法律因除恶而生。与此同时，道德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来指引正确的道路。法律的作用是威慑以致不做坏事，对方过分强调不做坏事的重要性，却没有注意到做正确事可能更为重要。俗话说，要辨认出假币，只要知道什么事真币就可以了。只有当今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知道正确的方向，并为之努力，才能做出“扶起老人“的善举。

第三，健全道德才是最根本的行为。用法律的强制性来捆绑道德，这绝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体系不完善确实是其施行“讹人”的一个好借口，但是法律永远不可能完美，永远都会有一定的漏洞，但是去钻这些漏洞，恰恰是人的人性。克雷洛夫曾说过守法和有良心的人，即使有迫切的需要也不会去偷窃，可是，即使将百万元钱给了一个盗贼，也没法指望他从此不偷盗。同样的，一个自身道德有问题的人，即使有法律保障她的权益，就可以使他做出“扶起老人“的善举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最后，康德也曾经说过：“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能引起人心深深的震动，一个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心中崇尚的道德。”而今，我们仰望苍穹，天空依然璀璨明朗，而俯察内心那些崇尚的道德，有些却需要我们再次呼唤。综上所诉，我方坚持认为扶不起的老人是道德问题。谢谢！

第五篇：中国,道德危机？

中国，道德危机？

单名扬 2011级法硕一班

一、前言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2岁的小悦悦在相继被两车碾压之后，冰冷地躺在血泊之中„„10月21日，随着一个鲜活生命的流逝，对小悦悦施以援手的拾荒阿姨被众人赞扬，碾压他人却逃之夭夭的肇事司机被舆论声讨，女孩母亲的监护职责也被社会关注，而更多的人则感叹那18位路人的冷漠与无情，道德问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近年来，随着网络等媒介的发展，舆论力量得到不断壮大，一些负面社会事件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南京“彭宇案”、“郭美美事件”等的出现，让我们不禁反思，不禁疑问，当下的中国社会真的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吗？中国社会真的世风日下了吗？

二、长河落日，对传统的冲击与继承

还记得在小学时代，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一部主题电影，名为《离开雷锋的日子》，故事中，主人公乔安山身为雷锋的亲密战友，数十年如一日，坚守着雷锋同志那乐于助人的可贵精神，其中他救起被撞老人反被讹诈的情景与今天的一些事件颇为相似，但是影片中他的执着与坚持最终换来的是大众对他的尊敬和对雷锋精神的继承。

回溯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国传统道德的形成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之路。

如果问起我们中国人，能够诠释传统道德的词汇有哪些？相信“孝慈”“爱国”“仁义”等必会高频率地出现。而在传统道德的形成过程中，儒家思想、佛道文化等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新兴地主阶级与传统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矛盾尖锐，国家四分五裂，礼乐崩坏，诸侯混战，民不聊生。孔子，这位在西方学者眼中，可以与耶稣并论的东方圣人，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开启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凝结升华之路。从一定角度而言，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是以儒家道德为核心而萌芽、发展、成熟和消亡的。其中，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主张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奠基之举。此后，历代王朝统治者虽然在尊崇程度上有所差别，儒家思想也经历过佛道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历史冲击，但至清末民初，其依旧是中国社会道德中的一条主线，影响着大众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同时依靠着封建帝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也渗透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体系之中，逐渐形成了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立而生的东方文明。

在中国社会对传统道德继承发展的道路上，近现代可称为一个划时代的“拐点”，而其中的五四运动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在那个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年代，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苏俄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并被一批批仁人志士接受和传播，而封建主义作为社会矛盾的中心，其思想核心儒家学说便被至于争议甚至批判的境地，其中的纲常伦理、忠君思想更是遭受着疾风骤雨般地冲击。笔者认为，对于五四运动中“打到孔家店”等针对儒家文化的号召更应理性客观地看待，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作用与地位理应公正科学地予以评价。诚然，在那个废旧立新的时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口号，苏俄“共产主义”的理想

更有号召力和社会价值，但过于盲目地否决已有数千年社会基础的儒家文化，极端激烈地摒弃纲常思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思想的混乱，甚至影响深远。随着时间的流逝，那道在传统文化上刻下的伤疤似乎一直在隐隐作痛，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虽然儒家文化一直与封建帝王的政治功能息息相关，作为其思想工具统治民众，但其中的孝道、仁爱、忠义等核心理念也是从人性的本身出发，引导人们的个性发展，并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以使自身具有普世价值。所以，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历史，并正视其影响，趋利避害，对一个民族的振兴至关重要。

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群众怀着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辛勤劳作，团结友爱，进而涌现出了一大批道德模范、先进标兵，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便已是耳熟能详；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社会发展进入了更高更快的节奏，中国社会也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与变革，人民群众的角色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价值理念在推动经济建设大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似乎也冲淡了我们对社会理想的坚守。“社会里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这已经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使通过调查量化，也很难使人们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不过，“感动中国”等栏目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动人物对道德的坚守、对价值的追求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儒家文化的复兴活动也再次引起了世人对传统的关注，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的设立、对国学中儒家文化的研究新潮、以及学者（如于丹等）对儒家著作的宣传介绍，即使有形式主义之嫌、快餐文化之弊端，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可以起到引领大众思维导向的作用，在引导国人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辗转反侧，当代社会真的遭遇道德危机了吗

提到“危机”一词，不禁让人严肃起来。政治危机可能引发政府的倒台、国家的动荡，经济危机关乎民众切身利益，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词汇于近年来更是不绝于耳，而道德危机虽看似无形，其影响比之前两者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负面作用可能更加触目惊心、令人咋舌。近年来，一些如上文所述的社会焦点事件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关注和讨论，人们纷纷质疑、反思，甚至奔走呼号，“社会真的到了如此冷漠之地步吗”、“中国真的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吗”。

想要解答以上疑问，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认为，以下几项因素值得参考。

（一）社会转型中的精神阵痛

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依此而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必将对传统意识形态形成有力冲击。举例示之，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各大国有企业为了适应国际竞争趋势以及世界市场形势的客观变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进行具有攻坚意义的体制改革，力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增强自身竞争力，摆脱亏损困境，并以带头人的姿态引领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丰硕的改革成果令人振奋，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希望，但其中出现的问题更是值得关注、引人深思。西方的市场经济经过数百年的锤炼已经日益成熟，其公司制的管理形态及理论在我国进行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逐渐被引入并发挥巨大作用，而其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更对中国传统的精神理念形成挑战之势。封建传统中的集权制思维与现代西方的分权结构理论在实际操作中相互角力，博弈之下，领导腐败、员工谋私之事例层出不穷。而在主要

矛盾之外，一些次生矛盾也倒影出道德层面的问题与缺陷，领导层基于功利、政绩等方面的追求致使其与工人阶层之纽带断裂，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凡此种种，都揭示出，在中国社会物质形态转换的过程中，其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存在着步调上的差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作为统治阶级的号召，不仅具有指示作用，在当代，似乎更多了一分警醒意味。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稳定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如何引导人们的意识形成合力，团结、友爱、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统治阶级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每一位中国人需要思考和实践的人生命题。

（二）信息时代的舆论导向

20世纪50年代末，以计算机的出现和普及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出现于西方国家。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中国民众受到网络等媒体的影响日益加深。可以说，网络等新兴媒体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全方面的、革命性的变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信息传播的方式受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影响局限于烽烟、驿站、飞鸽传书、派遣信使、官府通告等形式，而这些传播方式也受限于事项以及人群范围。近现代，随着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出现，公众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得到大幅提升。而当代社会，手机、网络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各种社会信息井喷式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让我们更快、更多地了解到了国内、国外的一些重要事件。这种力量在带给人们快感的同时，也发挥着一些隐性的作用。例如，在“小悦悦事件”中，媒体的广泛宣传使得受害者家属得到了更多人的援助，在拯救女孩生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将一个社会课题摆在了公众面前——“是什么让18个过路人如此冷漠”。接着，人们开始反思、声讨、游行，针对道德滑坡开始一系列讨论，希望能找到有效的解决之道。而反观网络等媒体的作用，笔者认为需要一分为

二、结合其他因素来综合看待。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媒体对“见义勇为”反被讹诈这样的事件的曝光，更多的人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等角度出发，选择“见危不救”、“见死不救”，从而又引发了另一轮媒体关于道德问题的报道，唤起了人们的“循环”思考和思想矛盾。这里，笔者认为，部分新闻媒体在关注事件本身的同时，也存在着夸大报道、失实报道等问题，而这背后可能牵扯到的是媒体对利润、对关注度的追逐。另一方面，媒体在将焦点落到“道德”之上的同时，是否对深层次原因进行解读，是否对解决方式进行理性探讨，更值得我们去发掘。诚然，一些社会事件反映出了当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之不足，但在综合考虑的角度下，社会发展中的制度建设、法律规范等社会力量是否也已经足够完备，这样的问题也许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三）“地球村”中的思想交锋

交通工具的发展，通讯方式的变革，让各国之间的交流更加便利，世界人民处于更加开放的环境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GDP逐年攀升，国际影响也日益加强，意识领域的国际交流更是此起彼伏，中国的一代又一代人在继承本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面临着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在中国人的眼中，“百善孝为先”、集体主义、勤俭等是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对应，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独立、个人主义和“超前消费”等观念看似则背道而驰，也在实际生活中影响着中国大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5·12”地震中，“范跑跑”事件一度使得舆论哗然，人们都在质疑身为师长的他为何在危难关头会有如此举动，而当事人范美忠的回应更是值得反思。然而，这却是当代中国社会里，道德领域价值观冲击的真实写照，是追求“自由公正”更有说服力，还是“先人后己”更值得颂扬，一时间莫衷一是。现代文明之中，社会尊重个体合法、合理的多样化选择，这是保障人权之所在，也是人性本

质的一种必然反映，而提倡“礼义廉耻”、“包容厚德”的中华文明也正经历着这样一种选择的剧痛。在选择与扬弃的过程中，不同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博弈将决定一些焦点事件的社会效应，怎样去规范和引导，以达到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华精粹和西方瑰宝的完美调配，才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方向所在。

在思考一些负面社会事件的时候，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原因之所在，将有助于认清事件背后的本质。而在思考过以上问题之后，笔者认为，讨论中国社会是否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已经不再是首要问题，因为“道德危机”本身并不存在统一的评判标准，作为人类意识领域的重要一环，其更难以像经济指标一样进行量化分析。所以，我们关注的焦点应集中于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我国道德建设该何去何从。

四、长风破浪，道德发展方向之我见

在普遍联系与发展的理论中，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们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社会规范、意识形态，其依旧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彼此共生。如何进行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一）营造良好的现实环境

作为社会调控方式之一，道德与法律、国家制度等规范共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变革。道德，作为人民群众内心的意识，其制约途径主要是个人的良心劝导与社会的舆论谴责，相比法律的国家惩罚手段，其强制力和威慑力要薄弱很多。在生产力尚未达到高度发达、人民意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单依靠道德力量来规范显然远远不够。所以，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完善合理，在法律设立及实施中的严格划一，将有利于道德发挥其内在的规范力量，通过多样化的手段解决社会变革中的道德问题。

（二）积极借鉴，继往开来

如笔者第二部分所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在经历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提倡、颂扬、质疑和批评之后，如何由当代中国人更好的评价与继承，是一个关乎道德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尽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孕育的西方核心文化价值观对于当代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个体成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在思想交锋的过程中，若迷失自我，盲目推崇，则势必导致中华文明的衰微，必将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合理地分析中西文化、道德中的价值差异，从实际出发，在继承优秀传统道德的同时，积极借鉴，才能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真正为社会大众认可和接受的道德建设之路。

（三）明确媒体道德责任，正确利用舆论导向

在道德体系建设中，新闻媒体将发挥重要的宣传和监督作用，客观、及时地对善良、友爱等优秀品质进行褒扬，以及对自私、贪婪等恶劣品质给予批判，将有助于社会大众明晰

善恶，分清良莠，规范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应建立媒体监督机制，杜绝对网络等媒介的恶意利用、严禁肆意炒作以混淆视听，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规范新闻媒体的道德责任，正确引导社会大众，积极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并建立和完善舆情解决机制。

（四）共产党员发挥模范作用，社会成员坚守自身责任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身队伍的建设、纪律的维持将对社会大众产生重要影响。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对具体工作的奉献精神，对个人作风的严格把持将起到立竿见影的示范作用。反之，腐败行为、政绩工程、“官本位”等不良现象只会增加群众对国家的失望情绪、对社会主义道德的质疑程度和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感。此外，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实践自己对美好道德的信仰，学校之教育，家庭之培养，工作单位之循循善诱，社会组织之宣传引导将形成道德体系建设之合力，使优秀传统与现代文明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道德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伴随着时代的进步，文明的发展，道德水平理应更上一层楼。因此，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应仿先贤、开后世，担当起“匹夫之责”，以助我泱泱中华早日实现民族复兴之夙愿。

参考文献

[1] 李萍，《中国道德调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

[2] 刘时工，《道德的个人与邪恶的群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3月第33卷第2期。

[3] 蒋德海，《道德死了，司法能独活？》，检察日报，2011年第003版。

[4] 马慧茹，《医治道德危机媒体大有可为》，德州日报，2011年第002版。

[5] 汪玉凯，《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北京日报，2011年第021版。

[6] 谌娟，刘海元，《中西道德文化差异管窥》，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