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词格式

第一篇：刑事辩护词格式

刑事辩护词格式

基本要义：

（一）标题。可写“关于×××（人）××××案的辩护词”

（二）前言。交代辩护人的合法地位。同时简要说明辩护人事前进行了哪些工作，如查阅案卷，了解案情，同在押的被告会见或通信等（多限于律师）。在前言的最后，可概括说明辩护人对此案件的基本观点。如认为公诉人指控被告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或定罪不当，等等。

（三）辩护理由。这是“辩护词”的主体部分，从事实上、从法律上、从被告的认罪态度上提出辩护理由。具体可从分析公诉人所提出的被告的犯罪事实是否能成立等方面提出辩护理由；或者运用法律定罪量刑上提出意见，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罪名发表意见；认罪态度主要是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提出可以从轻的理由。

（四）结尾。归结辩护理由，提出有关判处被告的建议。

（五）写明辩护人姓名，并注明具体日期。

基本格式：

关于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1款的规定，我接受__________（主要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为他进行辩护。

在此之前，我研究了_______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查阅了卷宗材料，会见了

犯罪嫌疑人，走访了有关证人，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勘察，获得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

我认为起诉书在认定事实上有重大出入（或者事实不清、定性不当等）。理由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综上所述，我认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____条第____款之规定，请求检察机关对本案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不予起诉（或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宣告无罪或免除处罚或从轻、减轻处罚）。

辩护人：_________

——年——月——日

第二篇：刑事辩护词

刑事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而根据本案材料及我们对案件的事实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王某之女和被告人王某恋爱引发的，被害人王某因不满女儿与被告人王某在一起，而找到王某对其进行辱骂，继而两人对骂，后面刘某就提出并安排被告人王某等去敲诈被害人王某的钱。在主观方面，被告人王某本没有敲诈勒索的故意，因为被害人王某是其女友的父亲，对于被害人关心女儿这也是人之常情，被告人能够理解(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五次讯问笔录)，故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对被害人产生敲诈之心，也因此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而他们之后去找被害人也是听从了刘某的话，且和被害人协商最后解决事情的金额王某并没有参与到其中（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九次讯问笔录），所以被告人对敲资是多少和怎么处理并不知情，只是机械的听从他人的安排，而所敲钱财本没有落入被告人手中，只是从刘某手中获得100元现金，故在客观方面被告人只是充当了刘某的类似于“工具”的角色，而他所获得的100元现金就变相的相当于是刘某给被告“工作”的报酬，被告人为刘某做事而获取报酬。故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故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而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根据本案材料和我们的调查发现，对于敲诈李某一事公诉机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事件是由刘某的朋友想承包修路权引发的，在2008年11月21日，被告人王某等在刘某的带领下去修路工地要求工地工人停工未果，而将工人殴打，后来刘某以在殴打工人肖连生的构成当中被肖某打到为借口，向李某敲诈3500元现金（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二次录）。在主观反面，被告人并没有和李某有什么过节，也没有打过交道，故其不存在敲诈李某的可能性，客观方面被告人也没有参与敲诈一事当中，只是在阻止修路过程，对肖某进行了人生伤害，且肖某受伤不重，故辩护人认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只是一般性的违法行为。

四、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抢劫罪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不能成立，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未遂。

根据本案材料和我们对案件的事实调查发现，该案件是由被告人王某与其女友恋爱的事情引发的，被害人王某找到被告人王某要其不要管其女友的家事，被告人王某不听，于是被害人易鹏的战友陈涛也找到被告人易鹏，要其不要管其女友的家事，并威胁被告人王某，被告人觉得这样很没面子，对陈某进行了报复并对被害人王某进行敲诈，要其花4000元来解决这件事情，而后在取钱的过程中被害人逃离并报警。当时，被害人是、身上只有200元钱，且200元钱也没有拿出来，4000元是刘某、钟某要被害人拿出来的，4000元是刘某和钟某敲诈勒索的金额。最终，被告人王某当场未取得钱财。

根据刑法第263条规定：“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在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暴力，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施以打击或强制，借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从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如果针对的是被害人的财物，即使在行为实施过程中造成了人身伤害，亦不能以本罪论处。而在本案中，被告人是针对被害人的财物而行使暴力，最后的结果是，被告等人并没有当场及最终取得财物。在主观反面，被告等人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可以发现被告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因被告等人并没有最终取得财物，故辩护认为应当以敲诈勒索未遂认定本案。

五、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绑架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而应当构成敲诈勒索罪

根据本案的材料和我们的调查，本案是由被害人陈某散烟一事引起的，2009年元月的一天中午，被告等人在被害人陈某打工的饭店吃饭，其间陈某给被告等人散烟，在给被告人王某散烟的时候，烟掉到地上打湿了，被告人就要被害人再发一根，但被被害人拒绝，被告人王某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其后对被害人进行了轻微的人身伤害，后被害人叫人向被告人王某索要医药费，并想殴打被告人王某，但是被害人叫的人因与被告人王某认识而没有打成，后来刘某等人带被害人到溜冰场，而被告人是后面才去的，随后刘某等人要被害人打电话到家，要其父母过来商量解决的事情。

绑架罪，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根据材料分析，被告等人并没有采取暴力或胁迫等手段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是被害人陈辉自愿和他们一起去的溜冰场，而被害人打电话给家人，只是要他们过来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情，而且被告人并没有参与到将被害人带到溜冰场中，是后来才去的（见被告人王某的第六次讯问笔录），而且在溜冰场待了一会就离开去上网了（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二次讯问笔录），要刘某处理这件事情，但是被告人并没有要求刘某去敲诈被害人陈某的财物，仅仅是要求其处理下这件事情，故在主观方面，被害人王某没有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发要求为目的，没有勒索的意图，这一切都是刘某在从中安排，被告人王某也没有以暴力或胁迫等方式来控制被害人的人生自由，等到他们到了溜冰场后，被害人陈某和他的帮手及刘某等人都在一起（见被告人王某的第二次讯问笔录），双方人马都在场，所以当时并没有人限制了被害人陈某的人身自由，其后被害人陈某父母来了，刘某向被害人陈某亲属索要财物，这符合了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在客观上，通过被害人陈某要挟其父母拿钱，也符合敲诈勒索的客观要件，但是因其并没有采取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的行为，故不构成绑架罪，而是构成敲诈勒索罪。

鉴于被告人王某在犯罪中一直是处于被动地位，只是机械的服从刘某的安排，主观恶性不深，因其法律意识不强，才会犯下以上错误，而且在讯问过程中主动承认错误，坦白、悔罪态度良好。犯罪后产生的后果也相对较轻，因此请求法院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和“惩前毖后，救人治病”的原则，本着惩罚和教育相结合政策，以改造犯罪分子为目的，可以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较轻的刑罚。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涉嫌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绑架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均是共同犯罪，但是，被告人王某主观上在以上五个犯罪中，均无共同犯罪的犯意，因其他犯罪嫌疑人和当事人与被告人王某发生过一些纠纷，为了解决纠纷发生的争斗或者超越法律敲诈一些财物的目的。客观上被告人王某刚满18周岁，对所涉嫌的事件缺乏辨别分析能力，出于江湖义气，王某在整个五个所渉犯罪中，仅仅从中获取200元钱，况且，被告人王某一直都没有对五个所犯罪纠纷结果任其发展下去。因此，请求法庭，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从轻，敲诈勒索罪未遂，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此致

江西省万载县人民法院

辩护人：黄友生 2010年1月22日

第三篇：刑事辩护词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罗某某本人及其家属委托，指派邹宙阳律师担任涉嫌盗窃罪一案被告罗某某的辩护人，现依法出庭参与本案的一审庭审活动。开庭前，我多次会见了罗某某，并认真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对本案已有了全面的了解，刚才我又全程参与了本案的庭审调查和质证工作，现依法履行辩护人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慎重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把本案定性为盗窃罪，表示没有异议。但本辩护人同时认为，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罗某某涉嫌参与的15次盗窃，其中有很多次的盗窃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根据公诉机关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全部认定。另外，根据法律相关规定，罗某某在本案中，还存在众多有利于其量刑的情节。现逐一阐述如下：

一、首先，公诉书中指控罗某某涉嫌参与盗窃次数达十五起，但本辩护人认为：其中有些盗窃行为，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支持，该次盗窃并不能成立。

1、公诉书中所指控的第一、二、七、八起盗窃，参与盗窃的人员只有罗某某和刘某某，但在两人的供述材料中，并不存在以上四次盗窃过程口供一致的情形，尤其是在具体时间、参与人员、地址及盗窃赃物数量和名称上，几乎没有任何的一致。且被害人也并未指认系罗某某和刘某某实施的盗窃，而其他被告人也并未有以上四次盗窃的供述。另在罗某某处，侦查机关也并未搜出以上四次盗窃的赃物。因此，以上四次盗窃指控证据严重不足，不足以认定上述盗窃行为的存在。

2、对于2012年6月19日（即：第三次）的盗窃，罗某某多次向本辩护人表示：其根本没有参与过该次盗窃，因为要查明该次盗窃事实真相很简单，既然参与该次盗窃的嫌疑人有人供述系罗某某开自己所属的粤AJ0S55车辆运送他们去作案的，那么必然可以调取到该嫌疑车辆经过必经路线的监控视频，从而认定罗某某去过该次作案地，反之，若根据该次盗窃相关嫌疑人提供的该次驾车作案路线，无法查找到嫌疑车辆途径本次作案路线的证据，就证明罗某某并没有参与过该次盗窃，而且，此方法也同样可以适用于排除或查明其他次的盗窃行为是否存在。根据审理刑事案件应遵循的“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和“疑罪从无”原则，罗某某涉嫌本次盗窃，关键证据缺位，而罗某某本人又完全予以否认，故对于罗某某涉嫌参与本次盗窃的指控，建议法庭不予认定。3、2012年6月20日（即：第四次）的那次盗窃中，罗某某不应被认定为盗窃同伙。根据罗某某第五次供述材料的第二页第一段，2012年6月的一次共同盗窃完毕后，罗某某曾对刘某某等人说：“你们搞这个以后就不要叫我了”，另根据常理推断，罗某某从无前科劣迹，不可能与刘某某等人一认识后，就开始一起合谋盗窃。且根据刘某某的当庭供述：罗某某至少有一两次这样说过。表明上述情节也是吻合的。据此，2012年6月20日的那次盗窃，是在罗某某根本不知其所运送的人系去盗窃的情况下，单纯为赚取出租车费，对该次盗窃人员进行了运送，其本人根本不清楚有盗窃这回事，而是在该次盗窃已经完毕后，才知道了车上这些人是去盗窃的。据此，罗某某主观上并不具备盗窃意图，该次盗窃罗某某不应被列为盗窃同伙。

4、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罗某某涉嫌15次盗窃，除了上述6次，本辩护人已提出上述辩护观点外，本辩护人还认为：虽然对于剩余的9次盗窃，罗某某可能系为了争取认罪态度好或者根本记不清楚了，而对其中的一些并未予以否认，但并不代表就能确定其有参加，同样仍需以证据充分为前提，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鉴于辩护人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在此慎重提醒法庭：不能因为本辩护人为罗某某所作的辩护，而认为罗某某认罪态度不好，本辩护人认为：罗某某被指控参与的全部盗窃，都存在口供等证据混乱的情况，因为对于每次盗窃的主要证据，无非是各相关被告人的供述和被害人称述，但只要细心研究，我们并不难发现：各相关被告人每次的口供内容，在具体时间、地点、参与人物及赃物数量与名称上，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赃物数量与名称上，更是与被害人的陈述出入很大。因此，对于其中的很多次盗窃行为，若无其他令人信服的证据加以辅证，根本很难予以认定。望法庭认真予以排查，作出准确认定。

二、其次，起诉书中指控罗某某涉嫌盗窃金额达￥94199.11元，此与事实不符。因为有些指控其盗窃行为根本不能成立，故相应金额应予以扣除，而有些盗窃行为虽然成立，但在盗窃金额上，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依法应以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

1、根据前述一中第1、2、3点论述，至少对于第一、二、三、四、七、八起盗窃，不能认定为罗某某有参与过，故对于相应的盗窃金额，应予以扣除。

2、对于每次盗窃什么财物，盗窃到多少财物？罗某某作为一名司机，事先不由其策划，事中更无法把握，事后也并不清楚，因此在进行盗窃金额的认定上，应该对罗某某进行区别对待。

3、根据前述一中第4点论述，公诉书中指控的第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盗窃，对于其中难以认定的盗窃行为，不但次数应该减除，而且相应的盗窃金额，也应予以扣除。而对于其中能认定的盗窃行为，也要充分注意到被害人陈述与相关被告人的供述就被盗物品种类和数量上存在的差异，若单一被告人供述与单一被害人陈述不一致，又无其他证据补充的情况下，应采取“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予以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

三、罗某某在本案中，存在以下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恳请法庭予以重视和考虑。

首先，罗某某在本案中属于从犯。本案每次作案均系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因此属于共同犯罪，但在本案中，罗某某既不是盗窃行为的策划者，又不是具体入户盗窃行为的实施者，更从未参与过赃物的分配。在其主观意识上，其只是在赚取自己车辆的出租费，并捎带购买些便宜的盗窃物品，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运送他人盗窃的行为，在法律上其实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但尽管如此，罗某某在本案中显然是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的，不论其是否参与，盗窃行为都会按照原定轨迹进行，其行为对盗窃行为的完成与否，不具备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或次要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罗某某在本案中应属于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另依据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对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盗窃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其次，罗某某在本案中，主观恶意程度不深。罗某某在主观上没有盗窃他人财物据为己有的意图，其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在赚取出租车费，而并非是在参与或协助盗窃。事实上，罗某某也从未参与过分赃，每次盗窃完毕后，他只是收取几百元的出租车费，而对于一些看中的赃物，也是自己掏钱从其他被告手中买下。而其他被告也从未把罗某某当做他们中的一员，这从每次盗窃分组情况可以体现，罗某某并不属于任何一组。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6月20日（即：第四次）那次盗窃后，当罗某某得知是盗窃后，其还向其他被告人说：“你们搞这个以后就不要叫我了”。这些充分说明，罗某某在主观上是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是触犯了盗窃罪的。

第四，罗某某没有分得赃物。虽然其从中购得了一些赃物，但都是少量一些不值钱的二手家电，且很多还是用于抵扣出租车费，而对于其中的金银首饰等等贵重物品，其根本不清楚有它们的存在，更谈不上购得。

第五，罗某某没有犯罪前科，此次涉嫌犯罪纯属法律意识淡薄导致，属于初犯，依法应酌情从轻处罚。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第六，罗某某自始至终都没有亲自去实施过盗窃具体行为，更谈不上入户。第七，罗某某虽然为他人盗窃提供了运送协助，对每次的盗窃物品均不清楚，且每次收取的都是正常的出租车费，主观上从未要求分赃，客观上也没有分配到过赃物，只是贪图小便宜，从看中的赃物中予以购买，这与盗窃财物后直接进行分赃，将赃物据为己有或者挥霍掉的情节，是有本质和重大区别的。

第八，罗某某认罪、悔罪态度好，恳请法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在公安侦查阶段，罗某某对属于自己应该承担的行为，积极配合调查，可认定为具有坦白情节。而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及法院审理阶段始终，罗某某也从未改过口供，积极配合查清案情。在刚才的庭审中，罗某某悔罪态度十分真诚，法庭有目共睹。在最后的陈述中，罗某某也表示要重新做人，请求法庭给予自己改过自新的机会。

第九，在被指控的第十五次盗窃中，多名被告人被当场抓获，而所获赃物也因此得以归还被害人，此次盗窃行为，在客观上并没有给被害人造成损失。依法可以从轻处理，恳请法庭予以考虑。

第十，对于罗某某所属的车辆粤AJ0S55，系其在本案发生之前所购，且系用于二手档口的日常正常营运，即用于拉运市场上所购得的二手物品，有时也用来出租赚钱出租车费。在本案中，罗某某在主观上也系为了赚钱出租费用，而并非为了协助盗窃。综上所述，对于上述粤AJ0S55车辆，不应作为非法所得或作案工具对待，应当予以返还。

四、人性关怀及人道角度的恳求。据辩护人了解，罗某某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位出了名的孝子，其上有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在被拘之前，罗某某几乎每过几日就要和其母亲通电话，并每月给寄生活费。几月前，当老母亲得知儿子已身陷囹圄，竟至今卧床不起，老人家目前最大的心意，就是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最后见上儿子一面，但由于年事太高，又远在江西农村，想法基本不能现实。若罗某某被判刑期不至于太长，老母亲最后见上儿子一面的心愿，或许还有一线实现的机会。故恳请法庭从人性关怀及人道主义的角度予以考虑，在对罗某某进行量刑时，体谅到上述情况。综上所述，罗某某虽然构成盗窃罪，但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结合罗某某上述从轻、减轻的情节及有些盗窃指控在证据上并不充分的事实，辩护人在此慎重建议法庭：对罗某某判处3至4年有期徒刑为宜。

以上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恳请依法采纳。此致：

从化市人民法院

辩护人：邹宙阳

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 2013年

月

日

律师

第四篇：交通肇事辩护词(刑事)

交通肇事辩护词(刑事)

审判长、陪审员：

我受被告人XXX的委托，受黑龙江铁兵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出庭为XXX辩护。我首先对受害人因不慎遇难身亡和受伤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辩护人对于公诉人起诉书中对本案指控被告人XXX犯有交通肇事罪的定性不持异议，辩护人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本案被告人具有如下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考虑：

一、被告具有从轻减轻酌定情节

首先，本案被告负有一定责任，但由于XXX驾驶机车灯光不全，停车没有设有明显标志占有次要原因，也是形成本案交通肇事的原因。

其二、从主观上来讲，被告人属于过失犯罪并且系初犯，他以前未受到任何处分，工作也不错，经过调查邻居和同事司机们对其评价都很好，本案被告人犯罪其主观恶性不深。

其三、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从整个案件对被告人侦查的口供到起诉再到审判可以看出，在案发后被告人能够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有改过自新的良好愿望。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

其四，被告人认罪态度很能好，积极赔偿，对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辩护人认为用“很好”来概括并不为过。从一开始找被告人了解情况，直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告人自始自终都是诚恳的态度配合调查，如实陈述，真诚悔过，既不反复，又没狡辩，更没有避重就轻、隐瞒事实。这一诚恳的悔罪表现，应当得到法庭的确认，并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事实根据。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被告人10岁丧父，家庭困难，在舅舅家抚养长大，其母亲年岁已大，在这种条件下，因经济条件和减轻家庭负担，初中毕业开始工作后开始工作。在2003年从事为他人开车从事司机工作，驾驶车中肇事，此后，在家庭极其困难情况下，为安抚受害人家属，当时就给付了受害者家属部分款，并积极将死者安葬好，被告人通过其母亲和亲属积极借款，将赔偿款给予还清，合计花销和赔偿达9万多元，所以被告认罪态度很能好，积极赔偿。

二、被告人在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应当按自首处理。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该解释列举了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自首的情况，被告应当按自首处理。其理由是：

1、被告交通肇事时，当时显然还没有被司法机关所发觉；

2、从被告的笔录上可以看出，被告发生交通肇事后，主动给公安110和120急救中心打电话，投案和积极抢救伤者，并协助交警部门拉车，避免损失扩大；

3、交警部门到达后被告人主动如实交代了交通肇事经过，既没有推卸责任，更没有隐瞒事实；

4、从被告人的交代的讯问笔录内容来看，被告人交代的内容是实事求是、不折不扣的，前后一致，悔罪态度是诚恳的。从上述四方面归纳来讲，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具备自首的构成要件，应当按自首犯论处。

三、建议法庭对被告适用缓刑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以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告具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被告又不会有危害社会的可能，符合缓刑条件，建议法庭综合本案情况，请求法庭依法予以考虑缓刑。

综上所述，鉴于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又系初犯，主观恶性不深，又自首情节，希望合议庭能够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谢谢审判长、审判员！

第五篇：刑事辩护词

关于程绍涉嫌贪污一案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受被告人程绍的委托，河南前行律师事务所接受并指派我依法担任被告人程绍的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查阅并复制了卷宗材料，又参与并听取了庭审调查，对本案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辩护人将本着对法律、对事实和证据、对被告人认真负责的精神，力求在全面、细致，认真研究案件材料和参与法庭调查的基础上，提供客观且具有法律依据的辩护意见。辩护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事实部分

一、公诉机关指控程绍犯贪污罪是错误的，程绍的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的描述，构成贪污罪须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结合本案案情，程绍身为陶庄村村支部书记，其行为初衷是执行村民委员会的集体意志尽可能为村民争取扶贫资金，程绍个人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为个人谋私利的想法，本案相关证据亦不能证明程绍在整个事件中有为自己谋私利的主观目的，而且事实上程绍也没有得到韩宏伟分得的任何好处。根据本案证据材料及庭审查明的事实，程绍根本不了解这个扶贫项目的政策，仅仅是根据村委会开会的一致意见和其他村委成员一起按照谷振勇、韩宏伟的要求伪造了部分村民的签名和入股协议，不存在程绍个人与谷振勇、韩宏伟预谋的事实。程绍在本案中的行为虽不恰当、不合法，至多是滥用职权的行为，但不构成贪污罪。

二、公诉机关指控程绍的犯罪数额为40万元是错误的。程绍的至多只对24.7万元的数额负责，而不是40万元。

本案中涉及的100户农户中有31户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31户农户自愿入股参加养殖社，在扶贫资金到位后每户也确实得到了3600元的扶贫资金，对于这一部分资金11.16万元（3600元×31=111600元）应予以扣除。扶贫资金到账后，又给其他69户每户600元的分红共计4.14万元（600元×69=41400元），对于这部分资金依法也应当予以扣除。综上，程绍的犯罪数额应当是40万-11.16万-4.14万=24.7万元。程绍至多只应对24.7万元负责。

三、程绍依法构成自首，公诉人认定程绍不构成自首的意见是错误的。

2015年7月4日程绍被鲁山县检察院工作人员从纪委带至检察院，受到检察机关的讯问后程绍回家。检察机关没有对程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也没有明确告知程绍会对其采取刑事措施。2015年7月29日，在没有任何部门或者个人通知的情况下程绍又主动到鲁山县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如实、全面地供述自己的罪行，说明整个事件的情况，并配合检察机关顺利侦破整个案件，鲁山县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程绍第二次到案经过也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程绍在2015年7月4日已经受到检察机关的讯问，但在讯问结束以后检察机关并未明确告知程绍是否已经立案，也并未明确告知程绍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更没有对程绍采取任何刑事强制措施，在此情况下程绍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说明程绍具有自愿接受司法机关处理的主观意思表示，节约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结合本案案情，应当对程绍2015年7月29日自动投案的行为认定为自首。

四、本案中程绍的行为是陶庄村村民委员会集体意志的体现，程绍完全是在执行村民委员会的决定。公诉机关指控程绍个人与本案另外两名被告人共谋犯罪是错误的。

结合陶庄村“两委”班子会商议记录等本案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谷振勇、韩宏伟先向程绍说明了可以由村委会协助办理虚假手续的意见，程绍当时并没有明确答应，更不可能答应，程绍当时只是村党支部书记，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党支部书记并不等同于村委会，程绍在这个事件上无个人决策权、决定权。是否配合谷振勇、韩宏伟材料造假必须由村两委集体决定，并由集体操作。根据陶庄村“两委”班子会议记录，与会人员是一致同意的，程绍这才执行村“两委”集体意见，同其他村委会成员一起参与了材料造假。

五、公诉机关指控程绍获分赃2万元是错误的，缺乏事实依据。公诉机关指控程绍获分赃2万元的依据仅仅是具有利害关系的本案另一名被告人韩宏伟的供述，无其它证据加以印证。且被告人程绍自始至终声称自己没有获得分赃，本案另外一名被告人谷振勇也声称对此事不知情。公诉机关指控的依据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程绍获分赃2万元的事实不能成立。

量刑部分

一、程绍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于刑事处罚。

骗取国家扶贫资金的主意并非是被告人程绍提出的，整个犯罪过程被告人程绍仅是根据村“两委”形成的集体意见同其他“两委”成员集体参与了相关材料的造假，对整个犯罪过程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仅仅是辅助作用。起诉书查明、指控的事实也间接证实了这一点，被告人程绍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很小，被告人程绍应当依法认定为从犯。

二、程绍到案后积极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构成立功，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程绍到案后能够如实、全面地向司法机关供述，并协助司法机关迅速侦破此案，构成立功。公诉人当庭宣读的鲁山县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程绍到案经过“程绍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积极协助检查机关侦破此案，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构成立功。”公诉机关对此也并无异议，辩护人在此不再赘述。

三、程绍自动投案的行为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辩护人关于程绍自首的意见已经在事实部分的第三部分详细陈述，此处辩护人不再赘述。

四、程绍系初犯、偶犯，之前无任何违法犯罪不良记录，再改造的可能性大。事发后程绍真诚悔罪认罪，认罪态度良好，并愿意协助司法机关积极追回国家损失。辩护人请求合议庭对程绍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程绍之前并无犯罪前科，因为不懂法、一时糊涂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相比较那些劣迹斑斑的累犯，其再改造的可能性极大。程绍应当通过这件事情吸取教训，辩护人更相信程绍通过吸取教训、接受改造后会变得知法守法，遵纪守法，谨慎为人，谨慎做事，重新正常回归社会。

从庭审上来看，被告人程绍认罪态度良好，真诚的悔罪，再结合程绍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来看，程绍前后供述一致、统一，无抵触情绪无翻供记录，并当庭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追回国家损失，足以说明程绍真诚的认罪悔罪态度。

五、程绍的主观恶性较小，其行为系执行陶庄村“两委”的集体意见，其初衷是为了整体村民的利益，且程绍在整个事件中并无取得任何个人利益、好处。辩护人请求合议庭结合这些客观事实对程绍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程绍身为农村干部在整个事件中完全是出于对整体村民利益的考虑，在执行村“两委的集体意见”。程绍行为与农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工作方式不当有直接的关系，应当说程绍所起的作用与其他村“两委”成员所起的作用相当，仅仅说因为程绍是村党支部书记这一身份就把整个村“两委”的责任都由程绍一个人承担是不公平的，更是不公正的。且程绍在整个事件个人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在此应当将程绍与本案另外两名被告人相区分。辩护人请求合议庭结合这些客观事实对程绍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鉴于被告人程绍具有上述法定及酌定从轻、减轻的情节，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辩护人认为对被告人程绍确定的宣告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比较恰当。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程绍身为基层村干部，一贯表现很好，为村民的利益想又因为自己法律意识淡薄、工作方式不当、急于做出成绩的原因才走上了犯罪道路，但是在犯罪后的短时间内即能真诚坦白和醒悟，协助侦查机关迅速侦破此案，悔罪态度深刻。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办案理念，根据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法原则，为了让那些失足之人看到出路，看到希望，在对被告人适用刑罚时，从宽的幅度应该大一些，请法庭相信他，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程绍的辩护人： 河南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5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