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京发布了其最新的2013年秋季报告。报告指出，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报告建议加快在全国推行房产税，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报告认为，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惟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增强后劲，逐步实现市场化导向的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篇：我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我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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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完第二阶段课堂《形势与政策》之后，通过寒假的查询资料和总结，对我国现今经济形势与政策进行了预测和总结。
分析过去2011
去年以来，随着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物价涨幅趋稳，资产泡沫化风险降低，经济增长逐季回调，但仍处于高位，经济运行开始回归正常增长轨道。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外部发展环境总体上略好于今年，国内投资、消费有望实现较快增长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相对稳定的同时，应积极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为中长期经济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经济运行开始回归正常增长轨道
今年以来，内需增长从政策推动向市场驱动转变，投资增长动力实现市场接替，消费增长依然强劲，出口恢复快速增长，物价涨幅趋稳，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降低。与应对金融危机初期相比，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形成了市场驱动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良好格局。同时，物价涨幅出现趋稳迹象，资产泡沫化风险降低，经济运行从应对危机的特殊状态向正常增长轨道的转变有了重要进展。
（一）内需增长从政策推动向市场驱动转变
投资增长动力实现市场接替。政府主导的投资快速扩张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市场驱动的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增长依然强劲。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我国政府实施的诸多刺激消费的政策效果显著。
（二）出口恢复快速增长，占全球比重进一步提高
在世界经济复苏、外部需求恢复较快增长的拉动下，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长超出预期。我国出口恢复高速增长、出口规模占全球比重进一步提高，（三）物价涨幅趋稳，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降低
受倒春寒、洪涝灾害等特殊天气和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目前已出现趋稳迹象。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输入型通胀压力有所减轻。从国内看，今年粮食产量较去年略有减产，但储备充裕、调控能力强，部分农产品价格已接近或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粮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效果初步显现，房价过快上涨的局面得到抑制.此外，货币信贷已回归适度增长区间，信贷投放节奏较为均匀，经济过热和通胀预期下降，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降低。综合看，今年以来，内需增长动力从政策推动转向市场驱动，出口恢复快速增长，显示我国经济运行已成功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进入常规增长轨道。
二、2011年经济增长将企稳回升，通胀压力趋于增强
2011年，全球经济继续温和复苏，中国出口将保持较快增长，消费实际增长稳中有降，投资增长动力依然强劲，下半年通胀压力加大，各季度GDP增速也将呈前低后高走势。但在经济增长企稳回升的同时，通胀压力趋于增强。
（一）全球经济继续温和复苏，我国出口将保持较快增长
从美、欧、日等经济体已实现连续四个季度环比正增长，按照传统经济学定义，发达经济体经济衰退已经结束，并进入复苏状态。但是，多数发达国家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信心不足，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完全消化危机冲击尚需时日。所以，2011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略好于今年。
（二）消费实际增长稳中有降，投资增长动力依然强劲
近几年我国居民实际收入保持较高增长，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等民生性财政支出快速扩张，消费预期改善，消费实际增长，各项大型工程进入规划建设。
（三）通胀压力趋于增强
今年物价涨幅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将趋稳，并有所回落。2011年，抑制和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同时存在，物价走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货币供给回归适度增长区间，需求拉动因素趋于弱化；今年粮食、蔬菜、水果价格涨幅较高，部分农产品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明年再度大幅度上涨的空间不大；未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输入型通胀压力。
三、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稳定，积极推进相关领域改革
2011年，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加快价格改革步伐，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改革和完善投资项目审批制度。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经济运行基本回归正常增长轨道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十分艰巨。在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发生重要转变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的压力将有所减轻。因此，2011年财政、货币政策应逐步实现由应对危机型向常规型的平稳过渡，并保持相对稳定，把更大精力放到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上，力争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
从经济增长动力看，从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变到更多依靠消费扩张，从工业制造业的快速扩张转变到更多依靠服务业的发展，从劳动力供求格局看，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的压力明显缓解。上述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重要转变。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的压力将有所减轻，政策目标在保持必要增长速度的同时，应更加注重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加快价格改革步伐，依靠市场机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应择机推进利率、汇率、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进一步理顺煤、电价格，完善天然气、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提高非农用水价格。
（三）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扩大消费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扩大消费的有效途径。
（四）加快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应该以市场为基础，针对各地区资源条件、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更加公平合理分配指标，积极探索有利于结构优化、技术进步、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逐步降低的实现机制，不断巩固和提高节能减排成效。
（五）改革和完善投资项目审批制度
合理划分中央、地方政府投资审批权限，重视发挥地方政府对当地项目的监管职能。政府对投资项目的管理应集中在环保、能耗、安全、质量标准等准入条件的审核上，并应实行双向监督
（六）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机制
我国人口众多，可开发、利用的国土资源有限，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房价存在上涨压力，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将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展望未来2012
新年伊始，世界银行在展望全球经济形势时认为２０１２年“将是非常困难的一年”。而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１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逐季回落，四个季度分别为９．７％、９．５％、９．１％和８．９％。
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外不少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似乎多了起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未来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快速发展态势？
增速：尽管放缓但仍领先
２０１１年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开局之年。去年我国经济发展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其中，ＧＤＰ增速达到９．２％。
谈到ＧＤＰ增速的逐季放缓问题时，要正确分析和认识，２０１１年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放在“调结构、转方式、控物价、惠民生”上，经济增速适度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
与去年初确定的全年８％左右的增长目标以及“十二五”７％左右的增长目标相比，去年的速度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
去年我国ＧＤＰ的增速保持了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横向比较，综合有关国际组织的预测，去年世界经济增长预计在３％左右，中国是世界平均增速的两到三倍，在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行列中，仍然名列前茅。质量：效益较好且民生改善
从经济效益看，虽然２０１１年ＧＤＰ增幅在回落，但财政收入、企业利润都保持了较快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２０１１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５４５４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４％。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１５％，集体企业增长３４％，股份制企业增长３１．２％，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１０．６％，私营企业增长４６％。据财政部数据，２０１１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１０万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４．８％。
从结构调整看，农业发展成效明显，去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首次突破１万亿元大关，达到１０４０８．６亿元，同比增长了２１．３％，粮食产量实现了可喜的‘八连增’。”
在工业结构调整方面，据工信部公布的数字，去年全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安排１５０亿元作为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向各省下达的２０１１年１８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进展良好，公告的２２５５个企业落后生产线基本已经关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步伐也在加快，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全年增长了１６．５％，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１３．９％的增速。
“应该看到，民生事业发展，是２０１１年的最大亮点。”李朴民说，在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情况下，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创历史新高，达到１２２１万人，完成全年９００万人目标的１３６％；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面推进，全国１０００万套保障房如期开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存在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背景下，社会保障事业也取得重大进展。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信息，目前我国新农保试点正在加快扩大，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迅速推进，到２０１１年底，已有超过３．６亿人参保，超过１亿城乡老年居民领取基本养老金。今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望基本实现全覆盖，以养老、医疗、低保为重点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将基本建成。
预期：形势复杂但充满信心
谈到２０１２年，李朴民表示很有信心：“中国内需的潜力很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今年尽管国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但在多种有利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仍将会保持平稳快速发展态势。”
他认为信心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欧债危机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二是来自中国内需潜力巨大。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仍然处在较快发展阶段。中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扩大消费需求、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这将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力。同时，也需要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充沛的动力，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创造条件。三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释放出更大活力。
“中国内需的潜力很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都将会处在较快增长的区间。”但李朴民也提醒到，虽然有诸多有利条件，今年我们仍将面临一些老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又不断出现的情况，国民经济要实现从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还需要持续不断努力。
他说，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尚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又面临着欧债危机日趋恶化的新的冲击。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继续下行的压力不减，毫无疑问会影响我国外需的稳定增长。从国内看，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例如，农业继续稳产增产、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的难度增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一些“两高”行业扩张仍然偏快，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但只要我们利用好有利条件，抓住并切实用好战略机遇期，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将会继续平稳较快发展。”
第三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2010-2011)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2010—2011）
——流动性回收与新规划效应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
副所长刘元春教授
报告认为，在“前期刺激性政策的惯性释放”、“外部环境恢复性改善”、“消费高位运行”以及“市场型需求上扬”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步入了稳定复苏的轨道之中，呈现出实体经济高位回落趋稳，“泡沫蔓延”所触发的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宣告中国提前进入“防通货膨胀”的调控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发生巨大转换等三大特点。
报告指出，2011年将是中国最为复杂，但总体运行却相对平稳的一年。其复杂性表现宏观经济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同时存在，相互交织。政府将高举“防通胀”的大旗，“流动性回收”将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并主导着中国宏观经济的下行力量。房地产政策的持续和进一步加码，将使房地产销售、房地产投资以及房地产价格出现实质性调整，房地产短期“软着陆”可能诱发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力量的强化。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动力进一步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不平衡持续等原因将使中国外部环境恶化，贸易冲突、汇率冲突以及货币冲突将上新台阶，进而加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但是，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新规划中所孕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计
划”、“区域发展规划”、“民生工程”、“收入倍增计划”与新的消费刺激政策等内容将带来强烈的宏观刺激效应，有效对冲各种下行压力。城市化的加速、“高铁时代”的带来、“收入-消费”台阶效应等中期力量的释放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报告认为，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平稳性表现在：下行力量与上行力量抵消，使全年波幅不大；政策调整的空间依然较大，特别是财政调整的空间很大，可以有效控制经济下滑；内生增长机制已经形成，市场型需求已经启动，市场主体对于波动的预期和抵抗能力加强，自我调整可以有效缓冲各种外生冲击。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分预测2010年与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主要预测如下：2010年全年GDP增长达到10.1%，比2009年提高1个百分点，宏观经济较2009年出现明显的回升。2011年GDP增速将达到9.6%，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23.1%，2011年为22.5%。2010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名义增速达到18.3%，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达到55.4%。2011年名义增速将达到17.8%，实际增速与2010年相当，增长贡献率将再次超过投资，中国开始步入“消费拉动的时代”。2010年贸易总额增长32.4%，其中进口增速为36.1%，出口增速为29.3%。贸易顺差总额为1846亿美元，比2009年减少了5.9%，考虑价格因素，外需对于GDP增长的核算贡献为0，改变2009年负贡献率的局面。2011年中国贸易总额增速出现回落，仅为22.4%，比2010年下滑了10个百分点。中国贸易开始
在常态化的基础上进入“外部再平衡调整时期”。由于信贷惯性的作用，2010年全年信贷总额将突破7.5万亿，M1增速为19.3%，M2增速为18.1%，比计划调控的水平略高，流动性依然保持较为宽裕的状态。2011年是“流动性回收年”，信贷投放将保持在7-7.5万亿，M1、M2在2011年的增速将进一步回落，逐步实现常态化，预计为16.9%和17%。2010年，在经济反弹、产能过剩、价格翘尾、流动性依然充裕、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与个别农产品供求恶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全年物价水平较大的提升，全年CPI估计在3.2%，GDP平减指数为3.7%，2011年物价水平将出现小幅回落，CPI为3.0%，未来3%左右的CPI增速很可能常态化、中期化。但是，中国并不存在“滞涨”的问题。
报告的主要政策建议包括：“控物价、启规划、稳复苏”是2011年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以“流动性回收”为主、辅之以“市场秩序的治理”、“多渠道进行供求平抑”、“价格适度释放”、“预期引导”等措施，对中国经济泡沫的蔓延和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扬进行治理。2011年货币政策应当从目前的适度宽松向中性定位，建议M2增速不宜超过17%，新增信贷维持在7-7.5万亿。这需要中央银行进行150-200个基点左右的存款准备金率，同时进行适度加息。房地产调控还必须持续，短期以“控资金”为主、中期应以“增加供给”和“制度建设”为核心。同时高度关注房地产商资金链的变异以及未来房地产市场全面调整的路径和深度。为配合“十二五计划”的启动，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进行总量收缩的同时，应当保持总量积极的原则。2011年的财政赤字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大，在扩大地方政府发债权利的基础上，重点用于地方国债的规模，建议规模在4000亿左右。未来改革应当减税与税制转型并行。消费政策应当更多从一次性刺激转向中长期制度性调整之上。一方面应当启动“收入倍增计划”，另一方面积极进行低收入人群消费启动的配套设施建设，通过关税和建立消费特区等手段，促进中国高端消费本土化。同时，加速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延缓汽车等产业在消费中所起到的主导性作用。
第四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张万毅（长江大学经济学院,434025）
一﹑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
1.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我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
2.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3.工业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绝大部分商品供应充裕；
4.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和农业结构明显升级；
5.更重要的是，相对于1978年时以短缺为特征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
6.和国外其它经济体的联系非常密切，到2009年我国的出口总额已列世界第一，实际利用外资额世界第二。
原因：
1.经济改革
2.充足的储蓄
3.宏观经济管理的改善
4.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
不足：
1.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
2.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相对于服务业的主导地位；
3.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依赖加大；
4.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5.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均衡；
6.环境质量堪忧。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直接影响有限。
中国各大银行对次级贷款相关的资产涉入不深，受损有限
我国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以及外部盈余所带来的金融市场充足流动性和中央银行大量外汇储备。
2.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更多地通过外贸和FDI等产生。
我国经济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因此也不能逃脱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我国政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三﹑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情况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经济开始高速增长。
•经过一些列的宏观调控后，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主要措施有：
–定向募集特种国债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补充其资本金，为稳健货币政策奠定优化的资产结构； –增发国债定向用于公共工程，并由此带动银行配套贷款；
–增大中央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以扩大社会需求；
–调整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
•经济恢复高增长→扩张性财政政策开始退出
•2007年世界经济低迷，美国次贷危机显现。
•2008年爆发70多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外需严重下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有：
–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
–加快民生工程、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
–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
四﹑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情况
•经过渐进式的改革后，货币政策调控手段逐渐由行政型向市场型转变。
•1992年我国经济重新开始高速增长，经济开始过热，一个标志就是通货膨胀严重。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1.7%。→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经历了长达7年的通货紧缩→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措施有： –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
–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两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连续7次下调存款利率
–灵活运用再贷款和再贴现手段等
–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
•货币政策调控基本上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
•2003年后，经济恢复高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措施有： –公开宣示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控制货币供给和信贷的过快增长；
–2007年连续6次提高存款贷利率，连续10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
–采取措施调控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结构
•2008年金融危机，增速放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措施有：
–降低基准利率水平和准备金水平；
–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改善民生类信贷支持工作，加大对产业转移、自主创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融资支持。
五﹑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情况
•1978年国务院发布通知恢复实行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制，拉开了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
•十四大后明确将多种分配方式作为与按劳分配方式长期并存的制度确定了下来，同时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2007年十七大后强调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六﹑近年来我国对外经济政策情况
•1978年在改革国内经济体制的同时我国政府也开始鼓励对外贸易，鼓励生产轻工业产品出口创汇。
•在鼓励出口的同时，中国开始允许并鼓励外国公司来华直接投资。
•同时，我国开始争取各种形式的国际援助和利用国际资本市场。1982年开始，我国开始向国际商业银行借款。
•随着我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从最初的鼓励外贸，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等政策开始发展为运用汇率甚至国内利率等手段的多样化的政策。
•汇率政策逐渐从最早的政府管制定价发展为管理波动汇率，从单一盯住美元到现在盯住一揽子货币。
七﹑世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全球就业增长缓慢
–国际货币组织在2010年预测，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形将持续至2011年。
•亚洲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亚洲正在引领全球复苏，该地区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在今后两年将继续超过其他地区； –亚洲好转的基础在于内需作为增长源泉的作用上升，以及外资迅速回流；
八﹑影响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
•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相继退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高失业率
•通胀预期及货币政策进退两难
•金融监管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
九﹑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
•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
•投资增速出现回落
•消费继续增长，但增速稍有回落
•对外贸易缓慢复苏，外贸盈余将有所减少
•通货膨胀逐步显现，但压力不会太大
十﹑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预测
•政策总基调不变，但更加强调“调结构”、“保民生”
•财政政策向民生和消费领域倾斜，财政刺激政策将逐步退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显现。•货币政策更加强调“适度”，出于控制房地产价格和通胀开始显现的原因，未来货币政策可能开始紧缩。
•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对外经济政策仍以鼓励出口为主，预期汇率改革将开始启动。
附录（个人经济分析预测）
权威数据
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１１.９％，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５.７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２.２％，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５.１％，居住类价格上涨２.９％。一季度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５.２％，其中３月份同比上涨５.９％。一季度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２５.６％，比上年同期回落３.２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１７.９％，比上年同期加一季度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实际增长７.５％和９.２％。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季国民经济整体回升向好的势头进一步发展，开局较好。
通过数据显示，我国现在明显通货膨胀对此,国家可作出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政府为达到既定目标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做出的决策，工具主要包括：变动政府购买支出、改变政府转移支付、变动税收和公债。
今年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譬如针对经济中需求不足的问题，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振兴消费；此外，通过财政支出的办法来进行部分项目的投资。其实，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期间开工的大量项目，尚在建设中，需要后续建设资金。从这个层面看，财政政策在2011年将被动扩张。此外，政府为加大在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也有进一步扩张的动力。增加政府购买支出,重视民生问题.二、紧缩性货币政策
中央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管理，调节利率和投资，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政策。主要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改变贴现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等。
近两年实行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2009年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实施了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货币供应量M1和M2增速自年初起逐月加快，到11月末，两者增速分别达到34.6%和29.7%，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高峰。从信贷增长情况看，全年贷款余额达到40万亿，新增贷款达到9.59万亿元的历史高位，比上年多增4.69万亿，是2007年新增贷款3.64万亿元的2.63倍。货币和信贷的高速增长，为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是也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的负面作用。正因为如此，从去年10月起，中央银行开始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稳步回收市场流动性。在货币市场操作和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停滞的双重作用下，2009年12月货币供应量增速开始回落，M1和M2增速分别比上月回落了2.25和2.02个百分点，降至32.35%和27.68%。尽管如此，仍然比上年末分别高出23.29和9.86个百分点。此外今年存款准备金率调至20.5%，且利率上调，均说明货币政策乃紧缩。
总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调整用图形分析如下：
如图1实行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IS曲线由1变动至2,使产出增加,国民收入增加,物价相对上涨变慢.如图2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虽然会使图1中LM曲线左移国民收入一定程度减少，但是它会使需求曲线向左移动，这样，在相同的国民收入情况下物价就相对较低。
第五篇：2015年中报告预测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5年中报告预测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我国经济增速正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4年的7.4%。今年前两个季度的同比增速均为7.0%，环比增速分别为1.4%和1.7%，同比和环比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速中枢进一步下移。另外，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设定为7%。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内外部需求均不旺盛的情况下，各界已对我国经济增长中枢继续下移的预期达成一致。
目前，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的矛盾依然严重，而且制度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强，消费和进出口难以保持2012年之前的增速水平，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调已成事实。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一直在枯荣线附近徘徊，且一直未出现明显反弹趋势，反映出生产环节需求持续疲弱，且无明显改善迹象。
其中，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在去年年底跌至枯荣线以下之后，始终没有反转至枯荣线以上，而且持续下跌至4月的48.1，5月该指数较之前虽有所增加，但6月出现反复，下跌至48.2。新订单指数虽然位于枯荣线之上，但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新订单指数亦持续走低。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内部需求并未得到显著改善。
在外需增长没有显著改善的背景下，内需增长已持续下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均低于市场预期，而且剪刀差继续呈现扩大趋势。进入2015年PPI同比增速屡创五年新低。自2012年3月以来PPI连续40个月呈负增长趋势，虽然在2014年中跌幅有所收窄，但是2014年三季度跌幅再次扩大且持续至今。即便今年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但我国PPI价格依然呈现负增长，且跌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由此可见，我国国内市场需求仍旧不足，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而去库存步伐仍较缓慢。与此同时，CPI同比增速亦持续下降，从2013年10月的3.2%下降到2015年6月的1.4%。在生产环节的价格持续下跌以及食品价格和人力成本持续上涨的形势下，近年来CPI同比一直保持正的增速。值得注意的是，CPI虽然增速为正但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在PPI难以反转以及CPI增速持续下降的趋势下，PPI和CPI两者间的剪刀差短期内仍难以扭转，我国通缩风险进一步加剧。
2015年前两个季度各关键经济指标增速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继续处在“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内部需求疲弱。其中，截至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4%，较去年同期平均下降1.7个百分点，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下降11.4%，较去年同期水平下降5.9个百分点。贸易方面，前六个月出口累计同比增长1.0%，而进口累计同比减少15.5%，虽然较上个月有所改善，但依然处于历史低位。
截至2015年6月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累计新增8.8万亿元，同比减少约1.5万亿元。虽然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社会融资总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是我国社会融资结构正在悄然变化。我国外币贷款对社会融资的贡献由正转负。银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承兑汇票融资规模大幅下降，三者总和占比社会融资总量断崖式下降至6.7%，创五年新低。虽然表外融资规模大幅下降，但是很大部分表外融资重新回归表内，人民币贷款占比社会融资总量大幅上升至74.8%，同比增加19.2个百分点。
同时，直接融资对社会融资总量的贡献同比增加1.3个百分点，处于近五年以来的高位。这主要受益于自去年年底以来央行数次降息降准和IPO进程加速，股票融资大幅增长，同比增加3.1个百分点。但企业债券净融资占比社会融资总量有所下降，同比下降至1.8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从去年11月22日起连续降低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降幅为1.15个百分点;在此期间还连续全面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两次，累计降幅为1.5个百分点，并伴随不同幅度的定向降准。从货币供给方面来看，今年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速目标为12%。
截至6月，M1供应量同比增长4.3%，较去年同期下降4.6个百分点;M2供应量同比增长11.8%，较去年同期下降5.4个百分点。虽然在此期间央行连续降准，但是由于外汇占款的减少，央行被动投放的货币量有所下降，同时央行连续多次未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使得本轮货币供应增速总体呈现下降态势。2015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
增速预测
课题组基于IAR-CMM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各关键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表1为预测结果以及2014年与2015年第一季度各关键经济指标的增长情况。在基准情景下的预测，2015年实际GDP增长6.85%，同比下降0.55个百分点。
中国正在进行雄心勃勃并具有风险的经济再平衡。政府试图引导中国远离以往投资拉动、出口驱动和信贷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对2015年基准预测的外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
(1)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速回稳，我们以IMF的预测为基础假定美国经济增速为2.5%，欧元区经济增速为1.5%，日本经济增速为0.8%;
(2)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全球贸易情况基本稳定，然而油价基于供给充足将呈现低位震荡徘徊的走势;
(3)美联储最快2015第三季度开始加息;
(4)汇率虽然微幅贬值，但走势稳定。我们对2015年基准预测的内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
(1)我国货币与财政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持续的稳定股市与楼市，无额外的政策力度;
(2)消费与投资虽有开始改变结构的迹象，但短期仍维持平稳;
(3)进出口持续走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
(4)银行坏账及地方债的去杠杆化过程平稳;
(5)201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减速主要由2014年以来商品房销售减速引起，没有考虑其他大的外部冲击。
可以从表1看出，2015年上半年各关键指标较去年同期水平均有所下降，尤其是进口和投资下降幅度很大。受到国内产能过剩以及内需不足的影响，投资和消费增速也较去年同期显著下降。国际经济复苏但依然面临重新陷入衰退的风险，对中国出口增长的拉动力有限，使我国出口增长下滑。此外，房地产投资的减速所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也将抑制相关产业的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方面，预计货币政策将适度宽松，寓改革于调控之中，会进一步推出一系列政策，在维持经济稳定运行的同时促进金融系统的改革。2015年上半年M1和M2增速较去年同期均下降，上半年社会融资总额同比下降。因此我们预测潜在降息空间仍大，最早可能会在三季度再度降准降息。不同情景下的经济预测
与政策应对
1.“一带一路”前景预测与经济走势之关联
我们对2015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的基准预测面临着若干上行和下行风险。由于我国短期内经济结构仍未调整，需借重于投资所带动的经济增长，主要的不确定性将来自于与政府投资及政府支出前景相关的政策预测。“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恰逢世界经济向东方和南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时机，为国内外提供美好的合作与投资愿景。
“一带一路”战略将会在短期内利好四大类与第二产业息息相关的企业：
(1)交通运输类公司;
(2)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类公司;
(3)设备及配套类制造业公司;
(4)原材料类公司。而将在中长期拉动中国的品牌消费品(医药、家电、汽车等)以及传媒等板块。6月汇丰PMI终值为49.4%，低于预期值49.6，但高于5月终值49.2%。6月官方制造业PMI维持5月份50.2%的水平。PMI数据稳定以及微幅回升反映了前期政策效果正在慢慢显现。然而，新订单指数为50.1%，下降0.5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2%，下降0.7个百分点，加上6月份用电量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用电量下降0.4%，5月份铁路货运量同比下降9.8%，显示复苏步调仍然缓慢，因此前景预测仍需保守乐观。
另一方面，我们以IMF的预测作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基准情景。但是，这个基准情景面临诸多风险。倘若“一带一路”国家的增速不如预期，抑或是面临政治风险，经营风险以及金融风险，将直接影响到多方面国内相关生产环节的前景，尤其可从下列三方面衡量出预期的调整：(1)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规模;
(2)投资规模;
(3)政府支出规模。
鉴于上述不确定性因素，2015年下半年的情景分析将仰赖两种情景：
(1)乐观，假设2015下半年对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投资、政府支出增长的预期均上调2%;
(2)保守乐观，假设2015下半年对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投资、政府支出增长的预期均上调1%，货币政策维持在基准情景。在乐观与保守乐观两种情景下对我国实际GDP增速的预测：2015年第三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6.8%及6.7%，2015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7.0%及6.9%。
2.美国加息前景预测与经济走势之关联
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力度的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美联储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宽松后，加息就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依据就业与通胀的数据及趋势，市场普遍调整了原先2015年中加息的预期，偏向美联储最快今年9月份开始加息。比如，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东南亚国家及巴西、南非、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对于美联储降加息又特别敏感。
但如果其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力度的上升将导致明显超出预期，则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些国家出现大幅度资本流出，汇率大幅波动，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即使若忽略由于国际游资特别是热钱出逃所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 而单纯探讨美联储加息如何通过贸易途径影响中国，我们可以得到其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最保守估计也是不容乐观的。
鉴于上述不确定性因素，2015年下半年的情景分析将仰赖两种情景：
(1)保守悲观，假设2015下半年新兴国家对于我国的出口需求降低10%;
(2)悲观，假设2015下半年新兴国家对于我国的出口需求降低15%，货币政策维持在基准情景。在悲观与保守悲观两种情景下对我国实际GDP增速的预测：2015年第三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 6.5%及6.3%，2015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 6.7%及6.5%。
3.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估测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并且货币政策宽松的效果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财政政策的适度刺激和引导控制风险，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在短期内仍然是为数不多的选项之一。
为了准确分析在经济形势下行的背景下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提振经济的稳增长效果，我们对财政支出乘数进行了测算。根据我们的估算，剔除季度因素后，财政支出乘数约1.33。根据历年数据估计，财政支出对拉动GDP的贡献约为40%。考虑到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对稳定增长率的实际需求，我们假设经济分别按照上文不同情景运行，并且考虑到财政政策的滞后性以及新《预算法》下对年底地方突击花钱的约束，假设12月财政支出与去年基本持平。
据此我们估算了实现GDP增长率7%所需的财政政策配合方案。其中，如果考虑统计偏差的因素，目标增速7%实际相当于校正增速6.5%。估算结果见表2。
不同情景分析基础上的政策力度选项
本报告更进一步以机制设计的思维进行情景分析。研究在给定的政策目标下，所需要采取的宏观调控组合。表3总结了2015下半年基于不同的经济增长目标所需的政策力度。在基准预测之下，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85%。若要保住增速为7%，政府需要刺激经济促使第三与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长各约 0.3个百分点方能达到目标，从而短期需要大力加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第三与第四季度的宽松性，引导投资拉动经济。
1.货币政策力度需求
从IAR-CMM模型中，我们得到货币政策工具中降准对于提升投资的力度远大于降息所带来的效果。基于货币政策需要时间反应，三季度初就必须在基准政策(央行已于6月27日宣布)之上再加大力度需降准50个基点或是降息两次各25个基点才能达到预定增长目标。
在乐观的情况之下, 全年实际GDP增长6.95%，虽然增长情况稳健, 但为了确保达成全年7%的目标, 仍需要在三季度初降息25个基点。在悲观的情况之下若要保住增速为7%，政府需要刺激经济促使第三与第四季度实际GDP增长各约 0.6个百分点方能达到目标，三季度初需要在基准政策之上降准50个基点以及降息两次各25个基点。然而若是只力求保住实际GDP增长6.5%，政府则无须加大刺激经济的力度。
2.财政政策力度需求
财政政策方面，根据前面对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评估，为实现经济增速达到7%的目标，不同情景下所需的政策力度如下：
(1)在基准情景下，若要实现增速达到7%的目标，对应于校正GDP增速6.5%，需预算外财政投入478.5亿元，即全年财政投入达17.2万亿元，同比增长10.9%。由于上半年累计已投入7.73万亿元，下半年还需继续投入9.47万亿元，其中三季度需投入4.42万亿元，同比增速26.9%。
(2)乐观情景下，全年GDP增速也只是6.95%，可以基本保持年初财政支出预算，不需要预算外财政投入，即全年财政支出增长目标约为10.6%，全年支出总额为17.15万亿元。
(3)悲观情景下，预测GDP增速为6.7%，若要保持增速7%，需预算外财政投入1435.6亿元，即全年投入17.3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三季度需投入4.5万亿元，同比增速30.5%。在经济下行风险较大的情况下，税收收入难以获得大幅增长，需通过适度增发债券进行融资。3.配套政策需求
为了实现政策执行效果，可通过定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方式等引导政策促使投资有效流向实体经济，包括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推广PPP等公私合作创新模式为入手和提高公共资金利用效率为目标导向，大力引入民间资金进入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推动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如城乡管网升级改造、城际铁路、新一代互联网以及教育、医疗、文化基础设施等等。
项目组强调，必须意识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效应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而且有较大的后遗症成本，需要谨慎选择力度。在此基础上更需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全面改善生产函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从要素规模投入向要素效率提升、要素组合创新的新阶段迈进。这样，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双管齐下，助推中国经济实现短期增长和中长期转型发展的双重目标。
中长期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的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滑。但这个下滑是否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大?即使抛开深化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红利不论，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没有大幅下滑，5-8年内有望继续保持在7%以上。
劳动力方面，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参与率的下滑，传统的人口红利面临衰退，从而对经济增长会有一定拖累，但这种拖累是有限的，即使未来5-8年间就业人口以每年0.6 %的幅度递减，拖累2022年的潜在增长率也只降0.7%左右。然而，近些年政府教育投资增加，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则有望部分弥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如再加上能像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尽快将免费国民义务教育从9年增加到12年，则可抵消20年间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同时，以解决户籍和土地制度问题为关键(至今基本没做)的城市化辅以大规模开展民工技能培训，其所带来的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也将是一种劳动力结构的优化调整。因此，如处理得当，劳动力方面的正反两方面因素在10年内至少是相互抵消的，乃至正面因素有望大过负面因素，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驱动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资本方面，中国近几年资本回报的下降有边际收益递减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源于投资结构方面由制造业向基础设施的转移。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就是回收期长，但是其正外部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以“高铁”为例其对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路网基础设施依然短缺，同时环保和节能降耗的投资需求也十分巨大。此外，“一路一带”战略带来的新增需求，对于现有制造业过剩产能的化解和输出也有一定的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它体现了一种将资本和劳动有机组合使用资源的能力，有赖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企业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的内容，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量，更要注重质。目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增长空间。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乃至创新驱动的结构性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上世纪90年底中后期所推行的结构性市场化改革以及21 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和政府上任以来，对于转型驱动的结构性改革也有所筹划，形成了改革的强大潜在势能。但很多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行动上还未落实，仍处在说得多、动得少的阶段，出现了“上面猛加油门、中层挂空挡、下面频踩刹车”局面，最终令改革发展的力度耗散。
中国仍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以为结构性改革和发展驱动方式的改变提供空间。事实上，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超预期、不正常下滑的基本原因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外，正是由目标管理缺失、弱化所导致的不作为，包括政策不作为和做事不作为，使“银行的钱难以贷出去、财政的资金难以用出去、各种审批手续难以批出去”的“三难”现象比较普遍，没有正确理解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及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政府执行力、法治及问责的制度三要素都缺失的问题。改革、发展和治理应取的方向
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要注重两个逻辑：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必须充分认识到现代市场制度不可替代，须发挥基础和决定性作用，其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恰当。只有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通过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同时，一个具有有效治理的好制度需具有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因而，注重治理方面的改革，也就是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治理边界的制度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成为关键。
一直以来，中国这方面的改革没有跟进或进行，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倒退。如此一遇到情况，就只能是继续按照惯性思维、惯性做事方式去改革、去发展，这往往就很容易发生偏差，中国就仍然是一个发展型的政府，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出现“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的“三重三轻”现象，其负面作用很大。所以，仅仅指出问题和需要做什么，还远远不够。随之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还是让政府发挥主要作用?是让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还是让民营经济发挥基础或主要作用?
1.以市场化、民营化促进向效率和创新驱动切换
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字就是“放”和“开”，对外开放，对内放开。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做不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现在国企改革就是要把国企合并，变为唯一的、绝对的垄断，好让国企相互间不竞争，但竞争产生效率，一旦国企垄断市场，国企的效率(并非垄断利润，很多人分不清它们间的差别)就会下降。如果国企垄断了，民企如何能进入?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做好中长期发展。
即使混合所有制至多也是个次优制度安排，说不定会造成两难。任何一个经济体一定是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升级，也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然后再到创新驱动，使民营经济起主导作用。一般来说，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民营经济是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的。创新驱动也是今天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其特征就是技术创新、商业创新主要靠民企，靠市场激励驱动，而不应由政府主导。
同时，根据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受个体逐利的约束、资源的约束、信息非对称的约束，要实现富民，首先要赋予公民基本的私权，其最核心是基本生存权、经济自由选择权、私有产权。其中，产权的明晰和保障至关重要。秦商鞅就曾以野兔被捉前后的区分为例来阐述产权明晰可起到“定分止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这样产权是否明晰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模式。
当前贪腐猖獗除了那些干部本身的素质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公有产权没有明晰界定及公权力的大量过位，就可通过手中的公权力进行寻租，这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在防贪、反贪方面，采用孙子兵法中的“不战屈人之兵”才是上策，有贪官才去反贪至多是中策，历史的经验早已告诉了我们此点。所以，根本的出路也在于进一步推进民营化的进程，通过合理界定政府治理边界让官员没有机会贪。
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让国有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非主导作用，促进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惟其如此，才可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长期看，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变依然要靠的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包括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素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只是不能再过多地依靠规模投入，而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深化使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大基本要素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驱动下自由流动、优化组合，进而实现效率提升和创新激活。一是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要重新回到市场导向的、开放型的城镇化道路上来，首先还是必须提供这种城镇化的必要条件——由真正的土地市场来配置土地，使土地真正得以在农户间和城乡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值得警惕的是，要素市场的扭曲特别是竞争性土地市场的缺失，已经使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地方财政体系均发生扭曲，进而引起经济结构的扭曲，正在破坏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瓦解民众对改革和法治社会的信心。政府应该放手让市场配置土地，而只管城市规划、区划，管理土地市场的外部经济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市场导向的城镇化早日完成。
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当前中国正面临数量型人口红利下降的趋势，唯有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流动性以及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去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从目前的落实情况看，不容乐观。户籍制度改革其背后的实质是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这也就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问题。在这方面，应以保障基本生存权为根本，以人力资本投资为纽带，通过赋权增能来强化居民基本能力的建设，提供起点公平的机会，这样才能真正地让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稳定到城市里去。
三是金融制度改革。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最大的问题正是金融未能有效地去支持那些高效率的企业，尤其是创新能力强的民营企业，其中大部分又是中小微企业，导致市场资源错配。中国需要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民营银行的进入，其中互联网金融就是来自民企、来自民间、来自草根，对于国有部门依然占据主导的传统金融会带来巨大改变，有助于降低融资交易成本，尤其是会大大解决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同时可以解决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提及的不正常的资本回报率过高的问题。
同时，中国也要扭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结构，形成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相辅相成的融资体系。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从以审批为主的监管模式转到以合规性监管为主的道路上来，加强信息披露制度执行和执法力度，建立健全市场信心和信任体系。
2.走向好的治理的三要素：法治、执行力和问责
一旦基本的制度、改革方向和大政方针决定之后，无论是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理治理边界界定清楚与否，随之而来的就是具体的举措和执行，也就是具体的治理的方法，需要解决一个好的制度或好的治理的三个要素环节，即法治、政府执行力和问责(社会监督及官员问责)。
其一，法治的首要作用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其次才是对市场经济个体。这是“法治”和“法制”的本质差别。一个好的法治环境，可以支持和增进市场，真正让市场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只是起到维护和服务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寻租腐败的空间。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个有效政府首先得是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其定位需要由法治来规范化、有序化、制度化。因此，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成为关键。
其二，一个善治国家也离不开政府的执行力，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状态，它需要的是一个有限而有效的政府，政府在最基本的维护和服务职能方面应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已有，方案已定，但最终还需要靠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领导干部去贯彻和落实。当前不少基层干部怕犯错、怕担责，执行者的不作为，已经成为改革推进的严重障碍。上面猛加油门，中层挂空挡，下面频踩刹车，最终令改革发展的力度耗散。增强改革的执行力和发展的驱动力，必须从法治、激励和理念三个维度推进综合治理，特别是要发现和培养改革发展的开拓良将。
其三，没有问责，没有社会和媒体的监督，没有责任边界的划定，这样的治理体系将是涣散失效的。没有有质量的量化指标，就没了努力方向，也就无法对官员加以问责，从而官员也就没有责任和动力关注经济发展，不再勇于创新。过去的GDP中心主义(当然还加上维稳)的政绩考核方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但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说现在就可以完全不要GDP增长目标，在这方面不要作为了，当前更需要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目标。
同时，社会监督也很重要。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信息，当地的民众显然更加了解，地方和中央政府往往是信息不对称的。因此，政绩考核体系应纳入当地民众的民意调查，让民众参与完善政绩考评机制，以使得信息更加充分。通过自上而下的问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将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形成有效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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