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交通事故赔偿执行难的原因及其对策
交通事故赔偿执行难的原因及其对策
作者:王伟平
案例
一、被告储某为被告段某雇用的农用四轮运输车驾驶员,储某于1998年12月一天驾驶该车与过马路的张某相撞,造成张某受伤。接警后公安局交警大队扣押了该车,并于1999年8月出具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该终结书载明,因储某和车主段某无钱赔偿,未能达成协议,于同日调解终结。2000年张某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0月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原告张某的医疗费等合计36000余元由张某自行负担10000余元,被告段某负担17000余元(段某在张某住院时已付3000元),被告周某负担7000余元(因肇事车辆所登记的车主为周某,周某以10600元的价格出售给段某,双方未办车辆过户手续)。驳回原告张某对储某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两被告未按判决履行义务。2001年5月权利人张某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段某下落不明,被执行人周某外出打工,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于2001年10月中止执行。2002年6月,被执行人段某终被找到,从其处住处搜查到人民币400元,在责令其提供财产情况时,段某称其肇事车辆被交警大队扣押,目前还在交警大队,法院可以执行该车辆,其也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即前往交警大队请求其协助法院扣押该车辆,但公安部门称该车辆的停车费每天12元至今共计近2万元未交,不能放行。而车辆买的时候才10600元,车子在车管所停车场近四年的风吹日晒已严重毁损,无法使用,可以说是废铁一堆。后经法院工作人员多次交涉,在公安局领导批示的情况下法院才将车辆扣押,后在法院控制下车辆变卖2200元,法院将此款交给了权利人张某。余款目前至今未能执行到位。权利人对法院意见很大,认为法院执行力度不大。而被执行人段某也牢骚满腹,称造成张某伤害的是储某,而责任却让他承担,思想上实在想不通。出事前全家就依赖该车苦点钱生活,现在钱花了几千元,车子也没有了,全家生活无着落,法院判决的钱还没有全部还清,如果在出事的时候将车子处理掉至少可以处理10000元左右。这样也可以减轻他的负担。
案例
二、被告杨某的油灌车挂靠在某运输公司的名下,1996年2月9日杨某雇佣的驾驶员刘某驾车与骑着助力车的葛某相撞,致葛某死亡。事故发生后,公安局交警大队将油灌车扣押,在交警大队处理该事故时,杨某交8000元到交警大队,在处理过程中,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调解未果。同年5月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后车子一直被扣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办的一停车场内,8000元钱由交警大队退给了杨某。同年6月,葛某妻子邵某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1月法院判决杨某赔偿邵某50000余元。某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判决生效后,两被告均未按判决履行义务。1997年元月,权利人邵某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杨某称无力还款,但可以将扣押在交警大队的油灌车卖掉还钱,同年2月20日,法院前往交警大队要求交警大队协助法院扣押该当车,交警大队即签发了车辆放行通知单,要求停放该车的黄河停车场放行该车,但黄河停车场要求交清该车停车费4000元才能放行,而杨某称无钱交纳。后办案人员第二次前往停车场要求扣押该车时,黄河停车场讲该停车场是市公安局看守所办的,要办案人员找看守所负责人,找到看守所所长后,所长亦讲要交清4000元停车费,一分钱不能少,否则不好放行车辆,两次交涉均无结果。1997年9月法院扣划了被执行人运输公司银行存款16000余元。从1997年2月法院到停车场要求扣车未成后至2000年年底,杨某因害怕法院执行,一直逃避执行,下传票传其到庭其拒不到庭,办案人员多次在深夜到其住所地均未能找到他。法院亦未查到其有可供执行财产。2001年6月29日,办案人员根据权利人的举报结将其找到,但其称无力还钱,法院依据有关规定决定对其司法拘留15天。后其陆续还了10000余元,至目前为止,本案还没有全部执行完毕。现油灌车下落不明,据被执行人杨某称已被停车场处理。后杨某向法院和当地市公安局提出赔偿申请,目前尚无结果。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车辆的拥有量增长速度很快,而由此产生的交通事故案件亦成正比发生。给国家、集体及个人的财产和生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此类案件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大多无法执行,造成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据笔者调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
案例一和案例二中的两个被执行人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来是以其车辆来谋生的,事故一发生,车辆被扣,赖以谋生的工具都不存在了,生活都成问题了,根本无力偿还债务。
二、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该诉讼保全的而没有采取保全措施,从而使当事人(被告)在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转移财产,使判决在生效后难以执行。
有的案件当事人(被告)事故发生后,在公安局交通事故处理部门(以下简称公安)对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因双方当事人达不成一致意见,致调解终结,之后公安即会下达《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此时当事人(被告)想到受害人肯定会到法院起诉,有的当事人就会钻法律的空子,在调解终结后即会办理假离婚手续,将其家庭财产如房产、车辆、有价证券等转移到妻子的名下。或将上述财产转让过户到别人名下,以逃避债务。使法院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过程中无财产可供执行。
三、公安在处理程序上存在的有关问题使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无法执行。
从案例一和案例二中可以看出,公安在处理事故过程中都将肇事车辆予以扣押,扣押时间长达几年。而当法院要求扣押、处理车辆时,停放车辆的停车场均要求交纳停车费。使法院无法对被执行人唯一的财产即被公安暂扣的车辆进行扣押、拍卖。从而使案件无法执行。
对第一和第二种原因,法律和法规都赋予执行法院可以采取一定的法律手段予以处理。但对第三种原因,关于公安对肇事车辆的暂扣和肇事人或车主交纳的抢救治疗费的处理,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一是肇事车辆是否可以扣押、扣押期限应该是多长、扣押的车辆是否应当交纳停车费?
公安部1992年8月10日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暂扣交通事故车辆、嫌疑车辆、车辆牌证和当事人的驾驶证时,应当开具暂扣凭证。因检验、鉴定的需要,暂扣交通事故车辆、嫌疑车辆、车辆牌证和驾驶证的期限为20日;需要延期的,经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20日。暂扣的车辆一律存放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妥善保管。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不预付或无力预付抢救治疗费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暂扣交通事故责任者的车辆,暂扣的期限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规定。2000年10月17日《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事故公开公正处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规定:严格按照《规定》办案,坚决杜绝违法暂扣交通事故车辆、物品等行为。因检验、鉴定需要暂扣事故车辆的,应当在撤除事故现场后24小时内开始检验、鉴定,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延长至48小时;检验、鉴定完毕后,应在24小时内通知当事人领取。暂扣的车辆、滞留的驾驶证到期要及时发还。对不需要检验鉴定、按规定不需预付医疗费或已预付应预付医疗费的事故车辆不得暂扣。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对肇事车辆可以暂扣,但前提条件是需要检验、鉴定的,且应当在撤除事故现场后24小时内开始检验、鉴定,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延长至48小时;检验、鉴定完毕后,应在24小时内通知当事人领取。暂扣的车辆、滞留的驾驶证到期要及时发还。对不需要检验鉴定、按规定不需预付医疗费或已预付应预付医疗费的事故车辆不得暂扣。
对暂扣车辆停车费问题,《规定》和《通知》中没有明确规定,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暂扣的车辆一律存放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妥善保管。从中可以看出,对暂扣的车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有妥善保管的义务,而不应收取停车费。
二是对暂扣的车辆和预交的抢救治疗费如何发还?
《通知》第三条已经规定了暂扣的车辆要及时发还。但如何发还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发还暂扣的车辆和预交的抢救治疗费应既要保护车辆所有人的利益,也要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从《规定》和《通知》的本意看,暂扣车辆的目的有二条,一是为了检验、鉴定,二是为了保证被害人能够得到抢救、治疗。如果在公安对交通事故处理阶段,因双方当事人达不成一致意见,致调解终结,发还暂扣的车辆和抢救治疗费,必然会对受害人以后的索赔产生消积的影响。而法律和有关法规未规定暂扣的车辆和抢救治疗费要等到受害人到法院起诉后才能发还车辆和抢救治疗费,这样在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间就存在一个空隙。笔者认为《规定》或《通知》对暂扣的车辆和抢救治疗费如何发还应详细加以规定。对暂扣的车辆和抢救治疗费的发还,应在调解终结后一定时间内(30日内为宜)发还给当事人(车主)。在调解终结后即时书面通知受害人,告之其公安发还车辆和抢救治疗费的具体日期,并书面建议其在调解终结后即时到法院起诉保全该车辆和抢救治疗费。这样,如果受害人不到法院起诉,到期后公安应即时发还车辆和抢救治疗费,如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即可对车辆和抢救治疗费予以查封保全,从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因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执行,前面已经谈到了其成因,但如何圆满地执行好确实是摆在每个法院执行人员面前的一个难题,笔者就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自己对此类案件的执行经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执行:
1、对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依法中止执行,如果权利人提供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应立即恢复执行。
2、人民法院在受理因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后应依职权立即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对被告的房产、汽车、车辆保险费、银行存款、股票等进行查封,以确保判决的执行。
3、在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对公安暂扣的车辆应依法扣押、评估、拍卖,公安应积极配合法院的扣押。对有关停车场阻碍、抗拒人民法院扣押车辆的,经做思想和协调工作无效的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对停车场及其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
第二篇: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难原因探析及对策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难原因探析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公路交通网络日益健全,为道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使人们“行有车”不再是梦想。但由于人们交通安全意识的淡薄,机动车辆致人损害事故也日渐增多,人民法院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大幅
上升,对该类案件的执行任务也随之加重。由于种种原因,相当数量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得不到及时执行,甚至无法执行,成为人民法院执行难的一个新特点,申请执行人在精神、肉体和经济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对法院产生了诸多抱怨和诘难,引起了法院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基于这一现状,本文选择在江西省吉安市13个基层法院开展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情况的调查,通过分析实证材料,探寻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原因,集思广益,总结执行经验,提出破解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对策。以期化解此类案件引发的社会矛盾,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法律尊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一、调查范围和对象
(一)调查范围
1、地域范围
本次调查选择的地域范围为江西省吉安市下辖的13个。基层人民法院,包括2个城区法院、1个县级市法院、10个县级法院。吉安市位处江西省中部,国土面积为25271平方公里,辖区常住人口470余万。农业为该市传统产业,在gtp中占据主导地位,属经济欠发达地区。
2、时间范围
本次调查以2001年至2005年9月为时间段。这一时间段在国家经济发展“十五”计划和“四五”普法计划时期内,且跨越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分别调整的时期,能够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一定经济发展时期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执行现状,发现其变化发展的规律。
(二)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以上述时间段内吉安市13个基层法院立案执行的所有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为对象。本文所指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是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受理和审理,并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或《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相关规定,对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作出裁判的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
二、调查方式
1、向13个基层法院执行局发出调查提纲,收集各基层法院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执行情况的实证材料,包括立案数、裁判方式(判决、裁定、调解)、已执案件数、未执案件数、未执标的数、执行期限、被执行人职业和居所(农村或城市)。
2、根据上述反馈情况,走访吉水、永丰、新干三个县法院的执行局长和部分执行员,了解其在执行中遇到的困难,具体的执行方法。
3、召集峡江县法院的全体执行员座谈,提出问题,谋求解决办法。
三、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执行情况和特点
(一)受理
2001年元月至2005年9月期间,吉安市基层法院共受理并立案执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663件。其中2001年78件,2002年104件,2003年130件,2004年182件,2005年1—9月份169件。
(二)执行
1、执结案件数与执结率。2001年,吉安市基层法院执结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65件,执结率为83.3;2002年执结91件,执结率为87.5;2003年执结88件,执结率为67.7;2004年执结117件,执结率为64.3;2005年1—9月执结104件,执结率为61.5。
2、执行根据的裁判方式。在已执结的465件案件中,有335件的执行根据是调解书,占72;执行根据为判决书的有130件,占结案数的28。在未执结的208件案件中,执行根据为调解书的有12件,占未结案件数的5.8;执行根据为判决书的有196件,占94.2。
(三)未执案件标的数
由于已结案件标的数过于庞大,本次调查仅统计了未执案件标的数。2001年吉安市基层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未执标的总计20.8万元,平均每案为1.6万元;2002年未执标的总计17.94万元,平均每案为1.38万元;2003年未执标的总计151.36万元,平均每案为1.72万元;2004年未执标的总计462.8万元,平均每案为3.96万元;2005年1—9月未执标的总计406万元,平均每案为3.9万元。
(四)执行期限
2001年至2005年9月,吉安市基层法院执结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期限在六个月以内的
第三篇:当前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执行难的解决对策
当前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执行难的解决对策
作者: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转贴自: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在执行各类案件中,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执行难度比其他案件要大得多,成为“执行难”的重中之重。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04立案执行的此类案件来看,立案26件,实际执行全部到位的只有4件,占15%,因当事人无履行能力而致使案件中止执行的占此类案件的84%。由于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执行不能及时全额到位,导致受害者家属对法院的执法公正性产生怀疑,对法律的尊严产生怀疑,有的甚至走上上访之路,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不利因素。
执行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执行法官面对一个个死伤者家属显得困惑无助;有的案件执行法官倾其所能,穷尽法定职责,收效甚微;有的案件虽然法官献出爱心,但与判决书确定的金额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根据交通事故案件的执行实际情况,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剖析当前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执行难成因。
一、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执行难的成因。
(一)当事人缺乏车辆保险意识。表现在交通事故中的车主缺乏风险意识,有的是心存侥幸,连最基本的车辆第三者责任险都不愿购买;有的当事人由于经济能力有限,购车时即负债,购车后又没有赚到钱,把车辆保险放到次要位置;还有的当事人虽参加了保险,但出事后因害怕而不施救,或肇事后逃逸,导致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直接导致案件的执行难。
(二)当事人缺乏履行能力。由于交通事故的赔偿数额远远超过了当事人的赔偿能力,当事人就算变卖所有家当也不足赔偿,特别是一些特大交通事故,有的车毁人亡,有的被判处刑罚,肇事者自身已丧失了基本生活能力,赔偿更是无从谈起。
(三)保险制度不利于受害人的赔偿。我国现行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不利于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受偿。以往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是依据一般责任原理,设定被保险人行为所侵害的受害人不具有保险公司的收益人地位,不能直接向保险人主张权利,只能向被保险人主张权利,然后再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要求理赔。这就给受害人的有效赔偿带来了诸多的弊端,如果被保险人逃逸或者怠于行使权利,有的甚至恶意串通,必将造成受害人不能得到切实、迅速、公正的赔偿,给社会带来不稳定隐患。
司法实践中,保险公司往往一味强调被保险人的申请理赔,并以此对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忽视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三者责任险是为特定目的而设立的,以被保险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为保险目的,不是一般的商业保险。所以保险公司不协助人民法院执行既违背了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的初衷,也违背了执行法的相关规定。修改后的《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与修改前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完全相同,只有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否则,第三人就只能向侵权人主张权利,由于保险公司的行业性保护,不可能在机动车保险合同中约定向第三人直接理赔,在交通安全法出台前没有任何法律对此作出规定,保险法的这一条规定就没有现实意义。
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的《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为受害第三人的救济找到了法律依据,也是我国保险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第三者的范围、赔偿范围和赔偿金额上尚不能充分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独立请求权制度亟待建立。
(四)法官判决案件时缺乏执行意识。交通事故发生后能否及时有效的采取保全措施,直接关系到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否有效实现,关系到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关系到法律的尊严。有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诉讼到法院后,有的当事人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及时向法院提出了诉讼保全申请,法院依法采取了有效的保全措施;而有的当事人缺乏法律知识,认为案件诉讼到法院就是法院的事。有的法官又没有尽到及时提醒的义务,该保全的既没有通知当事人申请诉讼保全,亦没有依职权进行保全,责令当事人提供担保,这就给当事人“创造”了转移财产的机会。等到法律文书生效后,债务人几乎已将财产全部转移。有的法官在判决给付次数上,往往不论金额大小,总是要求义务人一次性给付,脱离了案件的实际情况,忽视了债务人的履行能力。有的当事人年收入只有千余元,而法律文书却要求当事人一次性给付数万元,远远超出了其承受能力,造成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脱节,即使法官倾其所能也无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社会保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机构单一,除民政部门给予困难户一定的救济补助外,再没有其他专门机构对特定对象进行补助,况且民政部门的补助与重大交通事故的赔偿金相比,悬殊太大,这也是造成执行该类案件难的原因之一。尽管《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性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法律虽然对上述事故的发生作了规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地方政府部门成立了社会救助基金的管理机构,究其原因,一是政府对于交通安全法的学习不够,除公安机关外,很少有政府官员关心交通安全法,更不会有人去关心成立社会救助管理机构;二是政府官员的社会保障意识较差,总认为交通事故是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事,与他们无关;三是成立这种机构是要花钱的,不会给政府创造出政绩,也就不会有什么人去关心组建工作;四是该机构的经费来源缺少法定依据,国务院的具体规定没有出台,尽管《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或者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至依照规定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二倍罚款。依照前款缴纳的罚款应该全部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但是客观评价,仅凭这些罚款是很难解决交通事故赔付不足的问题,这也是该机构迟迟未能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五是某些地方政府已将罚款作为一种“生财之道”,不愿意将到手的钱留作他用,有这种想法的人与中央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相距太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定相比,差距太大,我们的制度还停留在纸面上。
退一步讲,即便社会救济管理机构成立了,也只能解决交通事故中受伤人医疗期间的费用;那么,在侵权人赔偿不能的情况下,受害人的其他理赔款应由谁承担;对于人民法院穷尽职责后,侵权人和保险公司部分不能理赔的却并无规定,因而不能有效解决交通事故所有受害人的赔偿问题,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特别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后的赔偿,法律上缺乏理性、科学和人性化的规定,等于是撞了白撞,没人负责,也没有哪个机构对此负责,这也是交通事故案件上访案件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把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不能执结的责任完全归结到法院身上,法院实在是不能承受这一社会重责。因此,笔者可以大胆推定,人民法院穷尽职责后不能执结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应由政府的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承担责任。
(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将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列为机动车技术检验机构的检验内容,从源头上保证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能够落到实处。该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按照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进行检验,出具虚假检验结果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所收检验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并依法撤销其检验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检验机构和机构相关人员的行政处罚责任和刑事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却没规定安全检验机构的行政赔偿责任。《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体制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至规定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数的二倍罚款。假如上述车辆没有参加保险,而公安机关在发生交通事故前尚未发现,法律上仅对车辆的所有人、管理人的民事责任作出规定,却没有对其他法律责任(比如刑事责任)作出相应的规定,某种程度上纵使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在侥幸心理支配下铤而走险,逃避保险。
(七)当事人缺乏诚信。交通事故发生后,很多肇事者不是设法治病救人,而是想法设法推卸责任或者逃避责任,当责任确定后,便会出现转移财产、规避法律等行为。此类情况在执行阶段也屡次发生,有的案件在诉讼阶段,法官送达起诉状时,单位的效益很好,有运输车几十辆,等到执行阶段,已是人去楼空,看到的是铁将军把门;有的当事人把财产转移给他人,举家外出。凡此种种,都给执行工作带来了困难,造成了“执行难”。
二、解决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对策
(一)加强诉讼过程中保全力度
为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必须加大诉讼保全力度,以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法律责任。司法实践也充分证明,凡是能及时、有效的采取保全措施的,执行难度也随之大大降低,案件地的执结率明显提高,执行到位率也显著提高。反之,则会出现当事人上访不断,既影响了法院的形象,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在强调当事人风险意识的同时,必须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加强责任心教育,不能简单从事,一判了之,必须强化执行意识。同时,法官要加强对执行业务知识的学习,每一执行措施都要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因执行措施上的瑕疵造成执行上的被动。
(二)强化权利人举证责任和赔偿义务人财产申报制度
灵活地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把债务人的履行能力作为判决的一个重要内容。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有义务向法院举证赔偿义务人的财产状况及履行能力,对于举证不能的,法官可根据当地居民的基本收入情况确定给付债务的次数,先征求权利人的意见,经权利人同意或者虽然不同意,但在规定的时间内仍然举证不能的,由法官根据已查明的情况予以判决。其次,由赔偿义务人填写财产申报表,对其本人及其家庭的收入情况进行如实登记,对于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如实填写申报表或者拒绝填写的,一律判决赔偿义务人一次性偿还,对于情节严重的可依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予以处罚。
(三)强化调解功能
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基础上,在合法、自愿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这样既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又为债务人自动履行义务打下了基础。事实证明,通过调解结案的案件,在执行阶段当事人对抗情绪小,执结率也远远高于判决案件的执结率。
(四)健全机动车交通事故社会保障制度
国务院应尽快出台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设立专门机构,并扩大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适用范围,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可以扩展到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不能上,即受害人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经执行法官穷尽职责后仍不能执行的,受害人可依法院执行机构的手续向专门机构申请补助;对于债务人死亡或者破产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亦可申请补助。制度上避免“撞了白撞”、“死了白死”现象的发生,这样既可解决执行难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又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
(五)建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独立请求权制度
尽管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从而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当事人的直接请求权,即权利人可以依法起诉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仅有上述规定笔者认为还不够,应建立受害第三人的独立请求权制度,以法律形式确立受害第三者的独立请求权,即受害人可以选择起诉被保险人,也可以起诉保险人,以使受害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保险人不得以合同条款无效、变更、终止、解除等事由对抗受害人。保险公司履行赔偿义务后,对于依保险合同不该赔偿或超出保险赔偿金额的部分可以向被保险人追偿,对于无法追偿或者被保险人无履行能力的可申请政府的基金管理机构补助。确立受害人独立请求权制度可从源头上解决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执行难问题。
(六)完善刑事立法
尽管我国的《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四第规定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按照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进行检验,出具虚假检验结果的,除了由公安机关罚款和撤销检验资格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未审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而被判刑的,目前全国还未发生过。原因何在?机动车技术检验机构人、财物都在公安机关的领导之下,也是公安机关的重要收入来源,要求公安机关对其下属部门进行执法,谈何容易。事实也证明,现行的模式不能有效地运行。因此,必须使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与公安机关彻底脱钩,才能有利于机动车技术安全检验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机构)增强责任心,也有利于公安机关依法行政。交通安全法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情节未作规定,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瑕疵。而对于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拒投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刑事立法尚是一个空白,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所付出的代价不高,这也是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形成侥幸心理的重要原因。这是立法上的又一瑕疵。因此,对于违反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必须进行刑事立法。事实上,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对车辆所人、管理人违反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实行刑事制裁。
(七)确立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行政赔偿责任
交通安全法规定了行政处罚的标准,但是对于检验机构的不作为造成的损失如何承担责任未作规定,这也是检验机构敢于放纵自己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设立检验机构赔偿制度。
综上所述,交通事故事故“执行难”是一个社会问题,仅靠法院一个部门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得以解决,特别是政府专门基金的设立是解决执行难的有效手段。
第四篇:执行难原因及对策
汇 报 材 料
2008年6月份,根据国家、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三级政法委的决策和部署及三级法院的具体安排,莫旗人民法院对所有执行积案进行全面清理和统计。核查执行积案总数为587件,其中,有财产案件172件,无财产案件415件。
根据2009年5月份市政法委、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鄂伦春旗现场会会议精神,莫旗法院对所有587件案件进行了第二次梳理和重新定性。415件无财产案件统计出有财产案件227件,两次统计出有财产案件合计399件,使有财产案件占到积案的67.9%。到现在为止,莫旗法院399件有财产案件执结235件,188件无财产案件执结70件,587件积案总共执结305件,执结率51.9%,执结标的565.1689万元。
莫旗人民法院清理执行积案工作在市委政法委的正确指导,中级法院积极协调,中共莫旗委的坚强领导,人大的强力监督,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鼎力帮助下,取得了较大成绩,步入全市法院系统清积工作先进行列。但是收获的点滴成绩并没有让我们感到轻松,真正攻坚克难才刚刚开始,破解“执行难”,在体制、机制保障上依然任重道远。
一、执行难的具体表现及原因
(1)立法滞后,这是执行难的重要原因。现在国家没有执行法和强制执行法,民事诉讼法涉及的执行条文远远不能适应 执行工作的需要。现行的法律条文又比较笼统,执行人员执行起来有手足无措之感。这样就束缚了执行人员的手脚,影响了执行工作的开展。
(2)有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拒绝协助执行或有意设臵障碍,使执行工作不能顺利进行。执行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方方面面互相协作,有些单位或个人法律意识淡薄及地方保护思想作祟,对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设臵障碍,甚至拒绝履行协助义务。各行政管理机关普遍对司法权的认识不高,协助办理业务时固执的坚持自己的操作规程或者是内部的规章制度,对法院的强制性指令臵若罔闻,抱着法院又管不着我们的心理,对执行人员提出的查询、扣押等要求或推拖,或阳奉阴违,有时甚至拒绝办理,贻误执行战机,使执行工作陷入困境。例如,执行人员到房产部门查询、扣押房屋时,因无法提供被扣押人的房产证号,只能按姓名和房屋位臵信息查找,而这种情况下,因为房产部门档案管理未录入微机等原因,工作人员非常抵触法院的扣押行为,甚至拖延、拒绝办理,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能完成扣押工作,而在执行工作中,扣押财物往往是刻不容缓的,如此扣押效率势必影响执行工作,有时甚至会造成不可弥补的责任问题。按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的执行结案标准,以无财产标准结案的执行案件中,必须有针对房屋、存款、车辆等财产的查询结果,方能认定被执行人是否有财产,而房屋登记部门并未将房屋登记情况录入微机,根本实现不了用人名或 者身份证号码查询,在执行人员只提供被执行人姓名的情况下,是无法获得任何查询结果的。
执行人员查询被执行人企业登记情况,工作人员只同意将查询结果进行口头告知,执行人员提出出具一份书面证明时,工作人员既不理解,更不配合。没有书面的证明,案件就缺乏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严重影响执行工作的开展。这些工作人员淡薄的法律意识,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严重的影响了执行工作的效率。
(3)人均生活水平普遍偏低,大量被执行人缺乏可供执行财产。
莫旗是农业旗县,大部分农民在经济上虽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但除去必要的生活、生产用品之外,缺乏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家庭只有一处住房的,是不适宜强制执行的,另外,象四轮拖拉机这样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不适宜强制执行的,但是,我旗大部分农民家庭中,除去居住的房屋和种地用的四轮车外,基本上再无其他财产,能够拥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家庭不到10%,而现金形式的财产又很难查到下落,甚至有很多当事人根本不存到任何金融机构,只放在自己手里,这样的经济现状,给执行工作带来非常大的难度。拥有的固定资产少,直接导致被执行人对地域的依附性下降,很多被执行人选择离开家到外面打工,这样的案件,不但找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甚至找不到被执行人,因而案件也就无法得到 执结。
在各省市自治区里,案件执结率排名最靠后的始终是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这样的偏远贫困地区,这个现象的形成不能仅用不懂法、不守法这个层面去解释。更多的因素还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人们普遍缺乏承担经济责任的能力,因此,经济欠发达是执行工作开展不利的根本因素。
(4)当前社会道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观念滑坡,是执行难的主要原因。许多经营者和债务人的法治观念和道德观念淡薄,逃债、废债、赖债现象十分严重,他们采取逃、藏、移、换等手段,“悬空”债务,以达到逃避履行债务的目的。很多债务人对于拖欠债务不履行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西方国家,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信用档案,每一次违法或是不偿还债务,都将记入该公民的档案,并将直接影响其在社会上的任何一项经济行为的信任度。如果一个人的信任度低,则可能导致其无法在社会上生存。我国目前除银行有不偿还贷款无法再次贷款的制度外,在其他领域尚未建立起相应的信用制度,且各领域之间未能形成信息联网,无法形成综合信任评价。没有信用制度的制约,加之精神文明观念滑坡,当事人赖债心理严重,给执行工作增加很大难度。
(5)土地案件难以执行。土地一直被农民视为生存根本,前几年年景不好且需要交纳农业税时,农民对土地附属关系曾经有所减弱,但随着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及发放粮食补贴等政策 的出台,土地迅速升值,围绕着土地使用权的各类纠纷也随之产生,且数量巨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的出台之后,规范土地承包问题的法律规定越来越健全,但是,农民对土地问题的观念与现行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土地案件的裁判文书生效后,败诉的当事人往往对于裁判结果十分不理解,加之土地与农民的生存息息相关,农民对土地有着很强的依赖感,因此对执行土地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抗拒法院执行土地。例如,今年五月份莫旗法院到红彦执行一个土地案件时,被执行人大杨树林业局竟然纠集两卡车人阻拦执行人员执行,场面稍一掌控不好极容易演变成群体伤亡事件。
另外一种情况是没有土地可供执行。有些案件在审理后,法院判令由村委会负责向申请人返还土地,可是,目前全旗各村委会几乎都没有机动地,执行标的根本不存在。例如周玉民申请执行哈达阳小黑山村委会的案件,周玉民的土地被村委会以欠债为由收回发包给第三人,周玉民起诉要求返还土地,莫旗法院判决由第三人向周玉民返还,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由小黑山村委会向周玉民返还土地。据周玉民讲,远在十几年前他当村主任的时候村里就早已经没有机动地了,现在村里根本没有地可向他返还。这样的案子是无法执结的。
土地问题目前是农村案件中最敏感的,在我旗涉诉上访案件当中80%以上是土地案件,执行土地极易引发上访,执行人员既要为申请人去强制执行土地,又要注重稳控当事人上访,非 此即彼的权利角逐,法院很难从中找到平衡点,工作难度非常大。
(6)体制改革及政策调整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无法解决。在国家未取消农业税之前,村委会在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同时,可以征收“村提留”,以作为村里开展各项工作的经费,在那个时期,因为村委会享有收费项目,所以,有些村在开展工作时,出现了负债经营,提前消费等行为,逐渐形成一些村级债务。后来,中央取消了农业税,同时也禁止村委会向农民征收任何名目的费用。改革之后,转移支付拨过来的钱,只能够村委会应付目前的各项开支,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原来陈欠下来的债务。而扣划村委会的转移支付款,一个是数额太少,与陈欠债务不成比例,另外全部扣划也严重影响村委会开展工作。收费被取消,旧账没人管,使得涉及被执行人为村委会的二十多件案件全部陷入僵局,无法执结。
还有国有企业政企分离不彻底所遗留的问题。粮库做为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应当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其资产与经营均应由企业自己掌握,但是,莫旗粮食局在未对一粮库进行清算解体的情况下,将一粮库的全部资产卖给了北方公司,现在,一粮库这个企业在法律上主体仍然存在,资产却已经为零,其所遗留下来的债务无法偿还。还有好多乡镇的粮库已经停止运营多年,资产也已几乎全部抵押给农发行,这样的企业既不转型经营,又不宣告破产,涉及到的十几件案子根本无法执结。(7)信访压力大,执法力度不够。执行中申请人不理解法院的执行工作,人为的造成执行难。有的申请人明知债务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却仍然到处上访,指责执行人员收受好处、偏袒债务人,或者到法院吵闹,干扰法院办案。让执行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层层汇报和回复有关单位,执行人员常常被几起明知无法执行的案件牵扯了精力,无法及时帮助其他申请人实现债权。同时,在被执行人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钉子户”,这几年,莫旗的信访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各级领导面临着巨大的信访压力,为了缓解信访压力,保持社会稳定,就需要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做到谨慎再谨慎,但是,过度的谨慎必将导致执行力度下降。一些“钉子户”利用法院害怕信访案件上升的心理,无理纠缠,动不动就进京上访,而其上访的直接结果,是各级信访机关及管理机关要求将案件谨慎办理。为了稳定当事人在“奥运会”、“人代会”等重要活动期间不进京上访,执行人员只能放缓执行工作,坚持稳定第一,但是,一些当事人恰恰利用了法院的这个弱点得寸进尺,越得到好处,越上访,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局面。而在信访问题上往往实行个人负责制,即谁办的案子出现上访,谁负责接访,负责稳控,这样给执行人员带来很大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甚至有个别同志出于明哲保身的心理,遇到“钉子户”不敢啃,担心一旦形成上访,自己则要四处接访,且要向各级领导汇报案件,视采取强制措施为“高风险”行为,严重的影响了执行工作人员的积 极性。例如曹圣文申请执行马文斋的案件,只要采取执行措施,马文斋就会进京上访,稍一放缓,曹圣文就会上访,莫旗法院几年来为了稳控、接访马文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执行这类案件,执行力度难以确保,执行效果因而也就受到影响。
(8)法院方面自身存在的问题造成的“执行难”。法院的执行力量不足,造成执行案件多,执行人员少,致使执行案件大量积压。人员少、装备落后、经费不足使“加大执行力度”落实不充分。莫旗地广人稀,好多乡镇、村屯距离在一二百公里之外,一个案件往往需要往返多次才能执结,执行成本相对较高。按照现行的诉讼费收费标准,不足10000元的案件,收取执行费50元,而在我旗,对于偏远乡镇来说,很多案件的执行成本在500元以上,有时因为案情的紧迫性和为了保持执行工作的连续性,必须得为一个案件单独驱车几百公里去采取执行措施,而不能考虑费用问题将案件攒到一起去办理,这样,自然增加费用支出,扩大执行成本。反之,如办案经费得不到保障,不能及时为个案采取行动,必然会贻误战机,影响执行效率。目前大多数法院都存在执行人员不足的情况,而申请执行的案件却大幅度上升,为提高执行效率只能采取分组执行,往往每组只有两个人,执行人员 “势单力薄”,执行力度 “慎重掌握”,很难给被执行人带来足够的震慑力,如遇突发事件,更显得顾此失彼,穷于招架,遇到抗拒执行,或者冲击执行人员的,根本不具备采取强制措施制止不法行为的条件。所以人、财、物的不完备是局限法院扩大执行范围和加强执行力度的重要原因,无形中使执行工作陷入被动。
二、针对上述问题,解决“执行难”目前应采取的对策(1)强化法制宣传,优化执行环境。法院及政法部门应采取以普法宣传为主,以典型案例宣传为辅的宣传方式解决执行难问题。各种法律的不断出台,相应的要求公众提升对法律的了解和熟悉度,要求人们增强法制观念,提高自觉遵纪守法意识。只有人们的法制观念提高了、增强了,才能为执行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执行人员执行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2)规范执行流程是解决执行难的良方。国家在未出台执行法之前,规范执行流程尤为重要。所谓流程化管理就是将执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纳入管理,将执行机构分为审查组和执行组,审查组负责传唤当事人,下达通知书,查明当事人情况。执行组的职责是准确按时完成执行任务和审查组决定的查封、冻结、扣押、评估、拍卖等任务。如果被执行人对评估结果不服,可向法院提出,由法院召集作出评估结果的有关单位接受被执行人的咨询。
(3)积极依靠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支持,确保执行工作顺利进行。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遇有需要协调处理的事宜,应当主动报告当地党委,在党委和人大、政府的支持下,使问题及时得到妥善解决。人民法院主动接受同级人大的监督,变过去的被动监督为主动汇报,以求得人大对执行工作的支持。人民法院会同公安、检察、司法行政机关及有关部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共同营造良好的执行环境,确保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执行工作涉及到许多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讲,执行工作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综合治理、统一管理,统一行动是解决执行难的关键。只有得到充分理解和广泛的支持,才能给那些拒不执行法院裁决的被执行人以强大的压力,合力打造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最佳态势,法院的执行才会产生巨大的效果。必要时,由党委、人大负责召开协调解决执行难工作会议,由建设局、土地局、工商局、财政局、商业银行等执行工作中涉及到的主要协作单位的领导参加,同时召开清理积案专项工作会议,要求各协作单位办理具体业务的人员参加会议,通过会议提高这些人的法律意识,提高觉悟,从原来的旁观者角色转变为参与者,增强协助法院开展清积工作解决执行难的积极性。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拒不协助法律办理执行工作的行为,依法应处以拘留、罚款,但是,这种形式的处罚对于协作单位来说并不容易实现,而且即使实现了,给以后的执行工作未必会带来好的效果。如由党委、人大出面督促这些部门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予以内部问责,则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些部门的渠道通畅了,执行工作的效率才会有保障。
(4)强化执行措施,提高执行效率。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对执行措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这些强制措施得 不到强有力的实施,则无法有效震慑当事人。执行力度不够硬的主要原因是执行人员担心引起上访,而出现上访后担心的是执行程序违法,经不住法律的考验。这个问题需要从源头来解决,执行人员在开展执行工作过程中提高觉悟,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在确保合法的前提下,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符合可处罚的要件,就绝不姑息迁就,坚决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措施;情节严重的则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给被执行人以严厉的打击,使其不再抱着侥幸心理负隅顽抗。
如遇被执行人上访的,由院党组组织成立核查小组,对执行案件进行彻底核查,有违法不当行为的,及时纠正,对于正当执法的,坚决肯定办案人的正确性,坚定办案人信心,解决执行人员的后顾之忧,消除个别人心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使执行人员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打硬仗。(5)法院自身做好预防工作,避免将案件引入无法执行的困境。一些审判员在审理工作中只审理不兼顾执行,这样的做法很容易造成 “执行难”。比如在立案时,未能充分向当事人讲明诉讼风险、执行风险,而一些诉求在立案时就能看出将来是无法得到执行或者难以得到执行的,很多当事人在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风险的情况下便立了案,最终即使获得了胜诉,也只能拿到一纸债权凭证。例如起诉村委会的案件,已经审完了的案件几乎全部未得到执结,再受理新的起诉,也同样是无法 执结。这样的诉讼当事人打下去,不但原来的债权得不到保护,反而又支出了一笔诉讼费用。审了也执行不了的案件,不审也没有侵害当事人权益,恰恰是对当事人的一种保护,因此,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严把立案关是非常有必要的。类似的如涉及乡镇债务、与身份权有关的劳动争议、企业改制、移民房质量问题纠纷等也必须谨慎立案。
另外,审判人员在审理阶段就应把案件执行问题考虑进来,杜绝一审了事的思想,在立案之初就及时提醒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往往扣押、查封的最佳时机出现在审理阶段,此时,当事人的诉讼胜负未定,还没有转移、隐匿财产的必要,抓住良机,措施到位,能为以后的执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培养当事人在执行中的证据意识,进一步明确举证责任。案件审理阶段,在举证的方式和责任分配方面,通过审判人员的指导得到较好发挥,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都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在执行程序中,要求当事人举证,有的当事人不理解,认为通过诉讼程序,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认,人民法院应根据已经发生效力的法律文书,强制责令义务人履行义务,不再负有举证责任。认为执行中的调查取证应当由人民法院承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当事人走出不承担举证责任的误区。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之间通过诉讼阶段的接触往往对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比 较了解,更容易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如申请人能够积极主动的承担起举证责任,及时跟执行人员沟通,提供执行信息,则能明显提高案件执行效率。
(7)建立社会保障机制。特殊群体作为申请人的,被执行人又走、死、逃、亡,或根本无财产可执行,应有社会保障机制跟进。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执行人被判刑后在监狱里服刑,对其财产的查明与执行非常困难,几乎都无法执结,而申请人又往往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生活困难没有保障,政府的救济渠道应及早建立,从而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总之,要解决执行难的问题,首先应当将“执行难”的成因固定下来,然后才有的放矢,抓住源头性工作,突破被申请执行造“难”的侥幸观,克服法院的执行难的“难”关,唯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对“执行难”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彻底解决法院的执行难,也只有到那时笼罩在法院头上的“执行难”才能烟消云散。
在这里恳请人大领导和各位代表,并通过你们,对法院执行难的理解、支持、帮助,以点带面,不断拓展社会认知广度,全社会齐心协力,齐抓共管,共同开创破解执行难工作美好的未来。
第五篇: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内 容 摘 要
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的重要环节,也是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以保护的最终体现。执行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能否全面履行宪法赋予的审判职责和当事人权利的真正实现,关系到能否维护国家 法律 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然而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及其他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在进入执行程序,采取执行措施后,有相当一部分因部当事人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而难以执行,即“执行难”的 问题 十分突出,人们把这种执行不能的裁判文书称为“法律白条”。它不仅严重的困扰着人民法院的执法活动,而且严重地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威信;更为严重的是,“执行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 影响 市场 经济 的培育和社秩序的稳定。因此,认真 分析、探索和解决“执行难”的现状,全面正确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强化执行体制和方式改革,改善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前提和保障。执行难的法院外部原因是
1、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2、被执行人故意规避,3、立法滞后造成的,4、其他各种原因。造成执行难的法院内部原因是
1、法院审理不兼顾执行。
2、法官独立性不够。
3、执行管理效率低下和执行程序缺乏监督。
4、法院执行力量不足。
5、执行人员业务素质低和工作责任心不强。
6、部分执法人员办“人情案”和“关系案”造成执行难。解决执行难的对策分析:
1、实行执行方式的改革。
2、加强和完善法院自身工作,3、制定独立的强制执行法。
4、执行机构的设置要充分保证执行工作的开展。
我国市场经济难逃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的地域经济的制约,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与人治恶习的合流无时不在地羁绊着市场经济的健康 发展,尤其成为当事人难以实现债权的一只黑手,执行成为司法工作的第一道难题。“执行难”成了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一个遗憾,也是跨入新世纪必须解决而尚未解决的一道跨世纪的难题。
在本文里,将认真剖析“执行难”形成的原因,并积极筹划、设计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方案,有效地为执行工作的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 社会 空间。
一、造成“执行难”的法院外部原因
(一)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作祟。这是阻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顺利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2} 在强制执行工作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渗透在各个方面,它的存在、原因十分复杂,可以说是众因素复合作用的生成物。{3}几千年的封建文化、闭关自守、小农意识、乡土观念的影响根深蒂;改革开放、社会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区域性的差异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形式。司法隶属行政导致长官意识,以言代法屡见不鲜。而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直接关系法院发展和前途的人、财、物等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地方手里,导致法院难以真正地独立于地方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产生了司法地方化的倾向,这正是1999年中央11号文件所指出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对司法上的平等性、公正性、统一性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在强制执行实务中,出现了本地区案件不愿执行,外地区案件不去执行的现象。比如说有的地方和部门对于局部利益的考虑,对一些 企业 实行所谓“挂牌保护”,外地法院不得执行;甚至规定本地银行对外地法院冻结的款项不得协助划拨;有的地方以文件形式或口头规定,执行某些企业必须报请某级领导批准。这些表现都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由此造成的法院独立性不够。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各级法院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确定,法院的财政与地方财政融为一体。因此,地 方法 院更多地倾向于从发展地方经济的角度去执行法律和行使司法权,而不着眼于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除此以外,在人事制度等方面,法院的司法行政职务和人员均由地方各级权利机关选举、委任、罢免或任免。在实践中,地方党委、政府的组织人事部门“实际享有”对相应各级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和指派权,正是这种权力机构上的隶属和依附关系,使得地方法院无力抗衡地方行政的干预。中央的11号关于解决执行难的文件虽然专门对执行工作作出指导,党委、人大也加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领导、监督和协调、解决法院执行工作的实际问题,为法院的执行工作撑腰,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但是,从 目前 的情况来看,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一般作用于被执行人在本地区、申请执行人在外地的执行案件,由于诉讼当事人分属不同地方的诉讼案件,民事判决的执行结果在一定的程度上与地方利益相联系,因此,地方保护主义主要来源于各地方政府;各地的地方性立法囿于地方利益而忽视法制性原则;在地方性法规及地方规章之外,滥发规范性文件,滥用行政手段;对国家法律执行不力,下位法违背或架空上位求;引进外资立法方面具有盲目性,缺乏计划性、透明性、连续性在司法方面,表现为片面保护本地当事人,违背或滥用诉讼程序,各地法院适用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增多,案件执行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而部门保护主义是指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执行人都在本地,不存在地方利益不同的问题,但是双方分属不同部门,判决的执行牵涉部门的利益而执行双方所属的部门都为其自身尽力保护各自的利益不受影响。因此,相形之下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执行工作的进程。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出台后,执行工作的可操性加强,但仍有不足之处,因此,对于地主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这种维护手段我们应采取有力的措施给予进行制止:(1)我们只有加强执行法律的立法工作,才能让全社会对执行工作有新的认识。(2)健全和完善地方性的及社会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规范社会管理和地方性的法律法规。(3)加强对于地方执行工作的法律法规宣传。(4)应交叉执行若有本地区的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未能执行或是有地方保护主义的且立案之后超过六个月未能执结的案件,可以办理委托外地法院协助开展执行工作,由此来创造良好的执行条件,更加地便于执行工作。
(二)部分被执行人规避法院的执行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原因。
这种原因实际上是反映了市场主体信用观念和信用制度和相对缺失,很突出的表现就在于“赖帐逃债”不良的文化上。比如说,“骗一把,是一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欠债的是爷爷,讨债的是孙子”等民俗谚语,就是这种民间文化和社会道德的真实写照。对这种不良的文化和道德观念,社会批判的声音过于微弱,没有对其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尝到了甜头的人越发肆无忌惮。同时,我国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还不够健全,对经济交往中的种种欺诈行为制裁不力,对欠债不还者缺乏严厉的处罚措施,无形中纵容甚至助长了这种失衡观念和行为的滋长和蔓延。譬如说,对欠债不还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得力的责任追究制度,该升迁的照样升迁;企业欠债破产关闭后,对企业主没有实行相应的“行业禁入”和“信用死亡”规则,使得它们有机会换个地方另辟财路。这种观念上的落后和制度上的不健全,是“执行难”得以滋长的肥沃的社会土壤。要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社会道德风尚的不断纯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在当前的执行实践中,那些被执行人为规避法院执行,逃避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主要表现在想法设法转移财产,或公款私存、公车私挂,或多开户头、隐匿存款,或搞一些假的财产证明等,制造无履行能力的假象,欺骗法院,最终达到规避执行的目的。
但是,在对待被执行人是否有意规避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认真加以识别,也就是要注意执行中的经济原则。在执行过程中,不排除有些情况下,确实是执行过程无论程序和方法都是合法的,甚至是无可挑剔的,但是社会效果极差。例如执行一案件引发了许多不安定因素,大批职工下岗,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堵塞 交通,甚至冲击政府、党委和法院。又如一个原本有希望继续发展的企业,因执行措施不当就陷入困境,增加了社会负担,结果原有的矛盾还未解决,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矛盾。因此,执行中不仅要依法办事,同时又必须兼顾社会效果,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并在执行工作中体现最大的社会效果,这是对执行工作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
(三)立法滞后方面的原因
执行立法滞后,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也是造成执行难、难执行的主要原因。执行工作的整个过程必须依法进行,而现实的执行法律、法规却非常匮乏,而且分散、零乱的规定在各类审判程序的法规中,甚至有的相互抵触或冲突。在被执行人触犯了某些法律条款,需要对其采取拘留措施时,现行法规要求不能异地拘留。在某些人明显触犯刑律时,据以执行的法律、法规也不够细致完善。另外,各相邻间的法律法规也应该相互协调,相互补充,而现实的立法也不尽人意。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对企业开户进行严格控制,就不会出现企业在银行有多个账户的情况。再就是,微机联网信息处理在利益的驱动下,银行与企业间相互串通,执行人员前来查询存款,银行将存款额转移或以“为储户保密”,或以“储户与账号不符”等为由拒查。这些现象,使执行工作受阻。
二、造成“执行难”的法院内部原因
(一)法院审理不兼顾执行而造成的“执行难”。
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与执行严重脱节,将造成执行困难。比如在立案和审判阶段采取保全措施不力,需要先予执行的而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没有及时采取,结果坐失执行良机。{4}
(二)法官的独立性不够
在 中国 司法独立原则受到很大限制,这是造成“执行难”的原因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表现在:(1)在法院中,执行庭法官始终是以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以法官个人身份出现在执行程序中,他们对外代表法院履行职权,但却要受院方的控制,院方又常常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2)法院内部运作机制存在的问题,直接导致了执行法官的不独立。由于案件层层审批,大量案件的执行由庭长、院长或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执行的好坏不能与执行法官个人的责任联系,即使不能执行,也往往找不到负责任者。目前,随着人们对“执行难”的不满的呼声越来越高,法院执行工作的效率和成果越来越成为影响法院形象的障碍,而法院系统内现行的管理方式又加剧了法官责任心不强和执行工作的低效率,产生了整个社会对审判机关的“信任危机”。
(三)执行管理效率低下和执行程序缺乏监督造成的“执行难”
现行执行模式同审判模式一样,实行由承办个人负责到底的制度,个人执行不仅力量分散、效率低,影响到案件的执行质量,而且在大案、要案及群体性案件越来越多的形势下,个人对案件的处理显得势单力薄。同时,相对于审判程序而言,执行程序立法中有关当事人救济手段的 内容 较少。执行案件处理均由个人决定,任意性很大,案件执行的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执行人员的水平和素质,执行程序缺乏有效监督。这两个方面处理不好也会造成案件的“执行难”。
(四)有些法院的执行力量不足。
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法院在思想认识上对执行工作仍然重视不够,在人财物方面对执行工作仍然倾斜不足。
(五)执行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和工作责任心不强造成的“执行难”。
在长期被一些地方法院的领导忽视和曲解中,相当一部分与水准相差甚远的人员以“帮助债权人要钱”的心态走进了执行队伍,这部分人搞执行工作搞过审判工作,对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 学习不够、理解不透;有些执行人员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对当事人提供的信息和线索置若罔闻,工作拖拉,耽误了执行的最佳时机;有些执行人员不深入调查 研究,不积极探索新的执行方式和方法,使得一些动动脑筋稍加变通即可执行的案件,被人为地当作“骨头案件”搁置起来,导致当事人的不满;还有些执行人员对当事人态度粗暴、蛮横、生硬,使当事人怀疑其有不轨执行或越法行为。总之,这部分执行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工作作风有待改善。
(六)执行人员办“人情案”和“关系案”造成的“执行难”。
法院的极个别执行人员违反执行法律,办“人情案”和“关系案”,甚至接受吃请和贿赂。结果是,与申请执行人关系好的,就违法执行,肆意损害被执行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与被执行人关系好,就寻找借口,拖着不予执行,使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实现。极个别执行人员的这些不廉洁行为,损害了人民法院公证司法的形象,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另外,执行难的因素还有:由于前几年市场经济秩序不规范,致使有的责任分不清;少数企业法定代表人违法乱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有的合资企业申报注册时就不符合法定条件;受宏观经济调控影响,有的企业效益下滑,濒临破产,缺乏偿还能力;有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法律意识淡薄,法律观念不强。前两年,企业之间相互搞担保,当法院依法追究其连带责任时,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欠债也是国家的,自己不愿履行法律义务偿还债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