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告概说

第一篇：通告概说

一、概说

通告是属于周知性的文种之一，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人民群众、机关团体公布应当遵守和周知的事项的文件。通告与布告、公告都同属于周知性公文，但它们之间相比还有其特点。通告所宣告的事项多属于专业性或业务性的，多涉及公安、交通、金融方面，而布告内容广泛得多，涉及面较广；公告为重大事项的发布。通告适用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上级对下级，不相隶属的单位也可使用。它有具体范围和时限性。通告发布的形式较多，可登报，可广播，可张贴。布告以张贴为主，公告多广播、登报。

二、种类

通告从内容上分类，一类为全国范围内的重大法规性通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告》；一类为针对某一项工作或专门问题发布的通告。从通告的效用上分，又可分为制约性通告和周知性通告。前者属于在一定范围内，为保证某一项工作的开展与某项活动的进行，而发布的规定性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告

为确保国际民航班机的运输安全，决定从xxxx年xx月x日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用机场，对乘坐国际班机中的中、外籍旅客及其携带的行车物品，实行安全技术检查。

一、严禁将武器、凶器、弹药和易爆、易燃、剧毒、放射性物品以及其他危害飞行安全的危险品带上飞机或夹在行李、货物中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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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经特别准许者外，所有旅客及其行李物品，—律进行安全检查，必要时可进行人身检查。拒绝检查者，不准登机，损失自负。

三、检查中发观旅客携带上述危险物品者，由机场安全检查部门进行处理；对有劫持飞机和其他危害飞行安全嫌疑者，交公安机关审查处理。

特此通告。

xxxx年xx月xx日

第二篇：汉字概说

汉字概说

左民安

任何一种文字都是代表有声语言的，这是世界上一切文字的共性。它们都是以语言为基础，依赖于语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方块汉字，就是以汉语为基础而产生的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紧密相连，可以这样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辉灿烂的文化。

一、汉字的创造及其特点

汉字是谁创造的?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的观点认为汉字是仓颉个人所造。比如在《路史掸通记》中说，仓颉“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在《春秋元命苞》中说，仓颉“生而能书”。简直把仓颉说成一个神通广大、法术无边、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

然而，考古科学的种种发现，却愈来愈多地证明汉字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我们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创造了汉字，“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鲁迅：《门外文谈》)。是千百万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使汉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不断地孕育、创造、选炼、发展起来的。

关于汉字的产生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汉字产生于夏代(公元前2100多年)，距今4000多年。也有人说汉字产生于商代(公元前1600多年)，距今3000多年。可是1972年以后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是以西安半 坡村遗址的距今年代为汉字产生的标志。半坡遗址陈列室的那些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和彩陶上的花纹是根本不同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 的起源。或者说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从这些刻画符号看：第一，它们都是单个的独立体；第二，有类似笔画的结构； 第三，它们尽管都是草率急就的，但已经具备了汉字的雏形。比如《说文解字》说：“家，居也。”既然是居，那就应该是人居，可是为什么“宀”(古代的屋子)内有“豕”(猪)呢?难道“家”是养猪的吗?当我们看了半坡村遗址后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在母系氏族社会，猪已开始家养了，由此可见，这个“家”字，在 6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孕育了，2000年以后发展成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家”字。

197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用同位素炭十四(c14)测定半坡遗址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这也正是汉字的历史。所以，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世界上的文字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说来可以分为表意和标音两大文字体系，而汉字则属于表意文字。所谓表意文字，就是文字与语言的语音方面不发生直接联系，每一个字只是表示一个音节，不能明确表示读音，但一个字的本身就能表示一个意思。如“旦”字的上部是“日”，下部是地面(或水面)，从地面上升起太阳，是表示早晨的意思。也正因为如此，同一个文字符号可以代表两种语言里的同一个词，而 读音完全不同，比如方块汉字的“日”字，是画一个圆圈、中间加上一个圆点，很像一个太阳，而古埃及也是用这个文字符号表示太阳，只是读音不同。也正因为表 意文字具有和语音不发生直接联系的特点，所以它就有可能用来代表不同民族的语言，如我们的邻邦日本、朝鲜等国家都曾经借用汉字作为他们的书面交际工具。

既然说表意文字与语音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形声字”中的“声”又应怎样解释呢?汉字是可以分为没有标音成分的象形、指事、会意的纯表意字和有标音成分的形声字这两大类。但即使是“形声字”的“声符”本身原来也是一个象形符号。比 如：纹、雲、洋、渔等都是形声字，它们的声符是文、云、羊、鱼。甲骨文中的“文”字就像一个人胸部刻的花纹(即为“祝发文身”的“文”)；“云”字就像一 朵白云的形状；“羊”字像羊头；“鱼”字像鱼形。这里的“文”、“云”、“羊”、“鱼”都是象形字，还是与语音不发生直接联系，所以在我们现行的方块字 中，即使是有百分之九十的形声字，也不妨碍它属于表意文字体系。

二、汉字的结构

我们知道，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和字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倘若我们能对汉字的形体结构作出正确的分析，那么对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特别是对于我们阅读古代文化典籍有着极大的帮助。

一提起汉字结构，总离不开“六书”之说。所谓“六书”，就是前人分析汉字结构所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六书”这个名称，最初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六书”的细目，始见于西汉刘歆的《七略》。用“六书”分析汉字的结掏，是从汉代古文经学家发端的。

我国历史上关于“六书”的说法很多，但就其名目和名目的次序而言，主要有三家。

第一家是东汉的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古时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教国子，教之以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第二家是东汉的郑众。他在《周礼•地官•保氏》注中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第三家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

过去的学者，通过对这三家说法的比较，大都采用了许慎的名称，这不仅因为他 对。六书”的名称都有具体而详细的解释，同时他还有我国分析研究汉字的第一部专著《说文解字》。而在次序上呢?则大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因为汉字是起源于图 画。象形、指事、会意都和图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图画在前；而有标音成分的形声字则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是符合由表意到标音的文字发展规律 的，所以形声字在后；假借则只是有读音上的联系，与字义毫不相干，所以放在最后。可见，这种次序的排列是很有道理的，于是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后世大家所公认 的“六书‟的名称和次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应当说明，“六书”是古人根据汉字结构归纳出来的汉字构造结论，而决不能认为我们的祖先是依照这六条法则来创造汉字的。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 志>中说，“六书”是。造字之本”。这种说法显然是不严密的。实际上，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才是造字之法，而转注和假借是不能产生新字的，它们仅 是用字之法，和汉字的结构不发生联系。

下面对“六书”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象形。

顾名思义，“象形”就是像实物之形。也就是把客观事物的形体描绘出来的意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得精湛：“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所谓“随体诘诎”，也就是随着物体的自然形状，弯弯曲曲地描绘出来。如“日”、“月”就很像一轮红日和一弯新月高悬太空。再看“山”的甲骨文字形，当中一 峰突起，周围群岚环抱，颇有一点“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意味。“州”字也很有意思：甲骨文和金文都是三条曲线，表示波涛汹涌的流水，其中间的小圆圈或小黑 点，表示水中的一块陆地。《诗经》的开卷第一首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州”，就是“雎鸠”在河中栖息繁衍之地。再比如，我们常说，说话提意见都要“有的放矢”，那么这个“矢”为什么当“箭”讲呢?请看甲骨文“矢”字的上部为锋利的箭镞．中为箭杆为搭弦的尾翎。可见“矢”就 是“箭”的象形字。

从以上的字例看，象形的定义和例证是不难理解的。但这里还要说明两点：第一，有人认为象形字有“因形知义，因义知音”的优点。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知道．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一个象形字，哪怕是最接近于图画的象形 字．也必须首先通过语言读出音来，才能表达概念。那种“因形知音”的主张，其实质就是把语言和思维割裂开了。第二，既然象形字要符合“画成其物，随体诘 诎”的要求，这种造字法就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书写麻烦，而且形体也往往不统一。所以，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象形造字法在各种造字法的比较下越来越趋 于劣势，最后只能被有标音成分的、产字最多的形声法所代替。

(二)指事。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贝；意，„上‟„下‟是也。”这就是说，初看起来可以认识，再细观察就能了解意义，如“上”、“下”二字就是指事字。但是这个定义是相当含混的。清代的著名文字学家王筠说：一视而可识‟，则近于象形，„察而见意‟则近于会意。”(《说文释例》对 “指事字”的理解历来分歧很大，不过多数人认为，指事字就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再加上个指事符号作标记的一种字。

我们知道，牛马之类都可以用象形体表现出来。可是“甜”的意思又怎样象形呢?于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个“甘”字，在甲骨文里就写成口中加一点，表示在舌头上感到甜味的地方，甜字就是从这里演化而来的。

再比如。在上古要表示树的根，就在“木”(树)的下部加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表明根部所在处成为“本”字。要表示树的梢部，就在“木”的上部 加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表示树梢所在处成为“末”字。可见“本”与“末”的含意正好相反，成语“本末倒置”也正由此而来。

综上所述．“甘”、“本”、“末”等字都是在象形基础上再加指事符号的指事字。另外还有纯符号指事字，比如“上”、“下”在甲骨文中都先画一横线，再 在线上或线下加一个点，横线以上的“点儿”就表示这是上面，横线以下的“点儿”就表示这是下面。指事字在“六书”中是绝对少数。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字都不需 要用指事的方式来表示。要说明客观物体．可以用象形来表示；要说明抽象的概念，就可以用会意来代替。

(三)会意。

许慎给会意下了这样的定义：“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意思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像“武”、“信” 二字就是会意字。再比如。步”字，在甲骨文中是脚趾朝上的两只脚一前一后走路的形象。假若两脚要从水中通过则怎样表现呢?那 就再把“水”加在两脚之间，这就是徒步过水的“涉”字。如果两脚要登高呢?则又把“涉”字的水旁换成“阜”(左阝，即土坡)，就成为两脚登山的样子，这又 组成了新的会意字“陟”(zhi志)。如果两脚要从高山上下来又怎么办呢?则又可以把“步”倒过来，脚趾朝下，甲骨文的“降”字就像右面的两只脚从左面的 山坡上下来的样子，这又组成一个新的会意字“降”。由此可见，步、涉、陟、降等都是与脚(止)有关的会意字。

会意字的类型各家说法不一，我认为主要的不过五种：

1．同体会意。

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样的象形字所组成的会意字。比如“众”字，“三人为众”，表示人多的意思。“森”字，“木多貌”。“惢”(音琐)字，“心疑也”，三心二意怎能不疑?“淼”字，“水大也”，表示水多的意思。

2．异体会意。

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象形字所组成的会意字。这种会意字在整个会意字中占绝对的多数。比如“奠”字，就是“暮”字的本字，表示太阳落进草丛之中，天快黑了。再比如“休”字，甲骨文的结构左边是“人”，右边是“术”(树)，就是会“人依树而息”之意。

3．改变形体会意。

这就是说，一个字可以通过它本身的增加笔画、减少笔画或改变形体来表示新的意思。如“穿”字，“家”中空了一半，就是“寂静”的“寂”字的异体字。根据这 种减笔的会意方法，广东人就造了一个方言字“冇”(mao冒)，把“有”字里面的两笔挖掉了，表示“没有”的意思。

4．组合解释会意。

也就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象形字，以象形方式组合来会意的方法。比如不“上”不。下”为“卡”；上“小”下“大”为“尖”；

四、方、木为“楞”；山、高为“嵩”等。

5．反文倒文会意。

是把一个字或反写或倒写而产生新的意义。比如反“从”为“比”，反“后”为“司”。再如，甲骨文中画一个人站着即为“大”，而倒过来即为“屰”，也就是“逆”字的本字，是“不顺”的意思。“人”的头朝下当然不顺了。

(四)形声。

“形声”又叫“谐声”。《说文解字》是这样下定义的：“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清朝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注解说：“„以事为名‟，为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

„江‟、„河‟，二字以„水‟为名，譬其声为„工‟、„可‟。因取„工‟、„可‟之声而成其名。其别于指事、象形独体，形声合体。”这段话，不仅准确地解释了什么是形声字，而且还说明了形声字和象形字、指事字在结构上的不同。

我们知道，象形法或者会意法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世界上许多事物和抽象概念是很难用象形或会意来表示的。比如，“鱼”是整个鱼类的总称，但是鱼的种类 却是成千上万，显然不能为每一种鱼造一个字。再说各种鱼的样子又很相似，文字毕竟不是图画，就是用象形字来表示的话，也是难以从字形上一一加以区别的。于 是，就出现了“形声”法。用“鱼”字边表示鱼的总类，再借用原有的字作为读音来表示鱼的种类，如“鲤”、“鲫”、“鳝”、“鳗”等。有“形”有“声”，这 就产生了大量的形声字。

形声字的形符本来是象形符号，可是由于汉字的不断发展，不仅看不出象形的样子，就连表类属的意义也有不少的改变。比如“豹”是兽类，它与昆虫没有一点 相似之处，但它的形符却是“豸”(zhi志，是没有脚的虫子)。“蝙蝠”是老鼠一类的动物，可是又写成“虫”字旁。“蛟”和龙是同类，可是也加上了“虫” 字边。这是同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受到一定局限分不开的。

形声字越到后世发展越快，据统计，汉代的《说文解字》共收字9353个，其中形声字7679个，约占总数的80％；宋代的《通志•六书略》，共收字 24235个，其中形声字21，343个，约占总数的88％；清代的《康熙字典》。共收字47035个，其中形声字42300个，约占总数的90％。在现 在通用的新简化字中，形声字也占绝对多数。

(五)转注。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个定义不好理解，所以后人各有各的解释。笔者的看法是：所谓“建类 一首”，就是指的同一个部首，“同意相受”，就是指几个部首相同的同义字可以互相解释。比如在《说文解字》里，“老”与“考”就是一对转注字，它们都属八 卷上的“老部”。这就是“建类一首”的意思。再从意义上看，许慎的训释是“老，考也”，“考，老也”。这种互相注解就叫“同意相受”。再比如，“绩”与 “缉”属于同一部首“纟”，读音相近，意义也相通，可以互相解释，所以这也是一对转济字。

(六)假借。

许慎给假借字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也就是说，当某个新事物出现之后，在口语里已经有了这个词，但在笔下却没有代表它 的字，需要借用和它的名称声音相同的字来代表(托事)，这就是假借。比如“令”字的本义是“命令”、“号令”等，但因其读音与。县令”之“令”相同，所以 这就可以假借“命令”之“令”为。县令”之“令”。而“长”字的本义是“年长”，但因其读音与“县长”之“长”相同，所以这就可以假借“年长”之“长”为 “县长”之“长”。假借，全取声音相同或相近，与字义毫不相干。以下略举几例：

比如“汝”字，在《说文解字》中说：“水出弘农卢氏，还归山东人淮，从水，女声。”可见“汝”字的本义是水名。可是后来这个“汝”字就被假借为第二人 称代词用了，相当于现在的“你”字。如《愚公移山》云：“汝之不惠。”这个第二人称代词的“汝”与原来当水名讲的“汝”在词义上毫无联系，仅仅是读音相同 而已。所以，第二人称代词“汝”，就是个假借字。

“亦”字甲骨文的写法是在“大”字中间的两边各加一个点，《说文解字> 说：“人之臂„亦‟也，从大，像肋腋之形。”从字形上看也很清楚，是站着的一个人，张开两臂，两臂下各有一个点，表示这里就是腋下，所以“亦”字的本义就 是“腋”。但后来“亦”字因为读音关系，被假借为副词用了(当“也”讲)，所以只好另外造个“腋”字取代了“亦”字的本义。而当“也”讲的“亦”也就永借 不还了。

“自”字在甲骨文里像个鼻子，所以《说文解字》说：“鼻也。象鼻形。”这话是对的。“自”，字本义就是鼻子，后来被假借为“自己”的“自”。于是另造了一个从“自”声“畀”的形声字“鼻”。而“白”字以后再不当“鼻子”讲了，也就只用其假借义了。

“骄”字足从“马”声“乔”的形声字。在《说文》里说：“马高六尺为骄。”这就是“骄”字的本义。后来因为读音相同，就把“骄”字借过来，当“骄傲”的“骄”用了，所以现在就只用其假借义了。此后，也很少有人知道六尺高的马才叫“骄”了。

假借法的出现，完全废掉了汉字的表意性，这对后世用同音以代替压缩汉字的字数有很大的启示。这里需要再说明两点：第一，假借字在上占时代普遍使用，这 与当时的字少有关。在甲骨契文和钟鼎铭文中很多都是假借字，这对后世的阅读和理解带来很大困难。第二，“本无其字”就能出现假借，但有时在“本有其字”的 情况下也出现假借。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古有假借现象，我们现在就去随便假借。要知道文字有广泛的社会性。如果我们任意乱借(实为写别字)，只能损害文字的健 康，造成使用上的混乱。

通过以上对“六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六书”是后世人对文字进行分析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并不是先有“六书”，然后再根据“六书”来造字的。

三、汉字的形体演变

从成体系的汉字算起，汉字的形体演变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七个阶段。

(一)甲骨文。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材料就是甲骨文。所谓“甲骨文”，就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公元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路的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根据考古证明，小屯村附近就是殷王朝的首都。经过80年的不断挖 掘，获得有文字的甲骨大约有十六七万片。在考古学家的长期研究中，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对3500多甲骨文字，已经考释出2000个左 右。不认识的字多是人名、地名、族名等。

奴隶时代的殷王朝是非常崇拜神的，每逢一事，总要问卜。比如出外田猎，设祭 祈年，操戈征伐，风雨晦冥等都要问卜从已发现的甲骨文可知，甲骨文主要是殷代王室刻在卜用过的龟甲和兽骨上的记录，所以人们通常称它为“卜辞”。郭沫若同 志的《殷契萃编》和《卜辞通纂》，就是研究甲骨卜辞的专著。

甲骨卜辞中所用的字是很有限的，有一些字可以肯定地说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有了的。可是因为在卜辞中没有用到它，所以它就至今没有问世。比如“民”这个 字，在周朝初年的青铜器上曾多次见到，都是用一把锥子刺瞎一只眼睛的意思，所以“民”就代表上古的奴隶。但“民”字在甲骨文中却至今还没有发现。

甲骨文的特点，主要有三：

(1)形体不固定，笔画有多有少，写法有反有正。

(2)行文的程式不统一。从左到右的、从右到左的都有，所以读起来也相当困难。

(3)因为文字是用钢刀和石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笔画细而硬，而且多用方笔，圆笔很少。

另外，根据考古分析，在殷商之时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竹书和帛书。因为在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了，很像韦编的竹简的样子，另外也还有“典”字 了，很像两手捧着“册”的样于，所以后世称重要著作为“经典”。那么为什么至今尚未见到殷朝的竹木简书呢?这是因为竹木在地下埋藏3000多年很可能早就 腐朽了。

(二)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古代人称铜为“吉金”，故称铜器上的文字为“金文”。铜器中又以钟和鼎较著名，因此金文也叫“钟鼎文”。另外还有。铜器铭文”、“吉金文字”、“彝器款识”等名称。

周代的文化比段代的文化繁荣得多，典籍文物极为丰富。周人也不像殷人那样相信鬼神，所以甲骨卜辞也就让位于金文了。

金文，当然殷代末期也有，但毕竟很少，所以金文主要还是指周朝青铜铭文。周代不仅铭器的数量多，而且铭器上的字数也多。比如西周第二个帝王成王诵时的 《令彝》有187个字；西周第三个帝王康王钊时的《大盂鼎》有291个字；西周第卜二个帝王宣王靖时的《毛公鼎》有499个字。这样的洋洋大观在殷代是根 本没有的。

在西周的时代，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而对这种器皿，不容许诸侯大臣有铸造权。可是到了东周，诸侯称霸力政，青铜器物可以任意铸造，而王室之器倒是几 乎绝迹了。从字的形体上看，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到了战国的时候，南方吴、越、楚等国的文字还增加了不少类似鸟虫的装饰成分，这就是所谓。鸟虫书”、“缪 篆”，比如“楚”字“王”字就是。

从内容上看，铜器上的文字主要是记载这件器物为谁所有，有的记载战功，祭祀以及受王的赏赐等。

从形体上看，金文是承甲骨文而发展起来的。在笔画和结构上比甲骨文简单些，其特点主要有三：

(1)曲笔较多，线条粗而自然，字形趋向工整。

(2)金文一般都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刻不好还可以修改，所以字形显得浑厚质朴，不过到周朝末年便趋向流利秀拔。

(3)字体多不固定，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写法。比如“射”字像弓箭形，第三种写法的后面还有一只手。“虫”字像虫子弯曲形，第三种写法的上面还有两只眼。

另外，在解放前的长沙地区还出土过帛书，是楚国墓葬晶。令人气愤的是这件国宝在1946年被中华民族的败类卖给了美国人，后来藏在美国的耶鲁大学的图 书馆。至于简书、印玺文、陶文、货币文，兵器刻款等，解放后在长沙、信阳等地曾多次发现，不过多属于草率急就的文字，远不如钟鼎文那样工整。

(三)篆书。

对于“篆书”这个名称，历来就有争论。郭沫若同志说：“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椽，音院，古代官署属员的统称。)这就是说，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椽书”，也就是“官书”。

在秦始皇时代，官事颇多，官书浩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石”(dan担)是 120斤，可见秦始皇一天要亲自过目120斤用竹木简写成的官文书。这些“官书”就是“篆书”。但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直到汉代的“隶书”出现以后，才把 以前施于官掾的“文书”叫做“篆书”。所以“篆书”是对“隶书”而言的。篆书可分为“大篆”和“小篆”两种：

(1)大篆—— 许慎说：“宣王太史籀(音宙)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说文解字•叙》)班固也说：“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其六篇矣。”(《汉书•艺 文志》)这些说法比较可靠，因为宣王是周朝的中兴之主，他在位的四十六年，做到了“内修政事攘夷狄”。所以当时有对文字进行整理和统一的良好条件。

大篆的真迹就是“石鼓文”。唐初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发现了十个像鼓子一样的石墩子，上面刻有文字，人们称之为“石鼓文”。其内容是记载田猎之事，并且是 用韵文写成的。从字形上看与殷周古文不同，而与小篆倒是很接近。比如是、庶、吾三个字，石鼓文的写法与小篆的写法相类似。

大篆的特点：1．线条化达到了完成的程度，线条均匀而柔婉。2．结构比较整齐，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3．同一个器物上的异体字几乎没有。4．笔画较繁，书写不够方便。

《说文解字》根据残存的九篇大篆，收进了223个“籀文”(即大篆)，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大篆的重要材料。

(2)小篆——春秋战国时，各 国的文字形体大不一样，这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有关，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许慎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 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说文解字-叙》)这段话 是说，秦统一了中国后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是由大篆“省改”而成的。这些看法很有道理。但决不能说小篆是出于李斯一人之手，他很可能主持过文字的统一工作。大篆变为小篆主要通过三种方式：

在以上这三种变化方式中以省变为主，这是符合汉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的。

《说文解字》是典型的小篆体，线条规整，书写美观。如《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fu浮)刻石》、《峄山刻石》等，相传都是李斯的手笔。

(四)隶书。在秦朝初年，官书都是用小篆书写，而在民间通行的却是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草篆”。这种草篆的特点是：笔势趋直，笔画趋简，书写方便，当时的帝王秦始皇却是鼓励人们写隶书的初成字——“草篆”。隶书是由草篆演变而成，那是肯定无疑的。但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隶书为下杜人程邈所作，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肯定地说隶书是程邈所创，其实这都是一种传说，不可置信。程邈很可能是最初用草篆呈文而受到秦始皇奖励的“徒隶”(管狱讼主事的小 官)，他决不可能是隶书的创造者。因为字的一种形体，决不是一个人一时所能造出来的。这与文字“决非仓颉一人所造”是一个道理。

隶书始于秦朝而盛于汉朝，所以隶书也称为“汉隶”。经过西汉二百多年到东汉时隶书才算完成了。象形的面貌消失，使文字完全失去了图画色彩，变成了纯符号性的交际辅助工具。隶书和小篆有何区别，以下作个比较：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从小篆变到隶书：在字形上，变圆形为方形，在 线条上，变弧线为直线，在笔画上，删繁就简。这种变化就称为“隶变”。“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一大进步，是了不起的一大飞跃。如果要把汉字的形体分为古今 两大类的话，那么隶书以前叫做“古”，隶书开始而后就叫做“今”。所以“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

(五)草书。

《说文解字•叙》说：“汉兴有草书。”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草书是跟汉隶并行的一种字体，是汉隶的潦草写法。这种字体求快求速，笔势连绵，能够初具汉字的 轮廓也就够了，在卫恒的《四体书势》中说，草书是汉“章帝时(公元76年一公元88年)齐相杜度，号善作之。”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草书的形体也决非一 人所造。所谓“章草”，可能是在章帝时开始使用。但是它的创造者仍然是劳动人民，最初的流行也仍然是起于民间。

草书到了后来，简直越草越凶，龙飞凤舞，信笔所之。有些宇除了书写者外，谁都不认识。石梁的《草字汇》，收集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单一个“书”字就有五种写法。到了唐朝，书法家张旭的“狂草”，简直有点像道土画符的样子，确实是一般人所难以欣赏的。

(六)楷书。

楷书是代隶书而通行的一种字体。它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笔画平直，结构方正，书写方便。从笔形上看，基本上就是唐朝张怀所提出来的所谓“永字八法”。一 个“永”字，大体上包括了汉字的八种笔形，用现在的名称说：“侧”就是点，“勒”就是横，“努”就是竖，“超”就是勾(趯，ti惕)。“策”就是挑，“掠”就是长撇，“啄”就是短撇，“磔”就是捺，从“勒‟到“趣”的弯儿就是折。现在汉字的笔形也不过有这八种。

楷书也叫“真书”或“正书”，也有人叫它“今隶”。从东汉开始使用，一直沿用到现在，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七)行书。

行书是“楷书的流动”，它形成于魏晋。《宣和书谱》说：“自隶法扫地，而真(楷)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则谓之„真行‟，兼草 则谓之„行草‟。”这话说得比较确切。它说明行书是间于楷书和草书当中的一种形体，虽然笔画连绵，但各字又是独立的，写起来比楷书快，但又比草书好认。因 而从魏晋起直到现在，行书用得最为普遍，最有群众基础。

四、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

在我国古代的书籍中，一个方块字往往有好几种写法，这就给我们造成了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就必须掌握有关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

(一)古今字。

《墨子•公输盘》中记述：当墨子斗败了公输盘后，“公输盘不说”。“不说”，这好像是说公输盘斗输后不说话了。这样理解就错了。这里的“不说”就是“不 悦”，是不高兴的意思。可是人们往往认为“悦”字是本来就有的，而只是古人在书写时经常写为“说”罢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须知上古是没有“悦”字的，《说文解字》中也只收了一个“说”字，没有“悦”字，其释义是：“说，释也。”可见“说”才是本字，“悦”是个后起字。所以“说”就是古字，“悦”就是今 字。

为什么会产生古今字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古代的字少，而后世又不断地发展增多。例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 四部书不重样的字共用了4466个，东汉《说文解字》也不过9353个字。可是，到了1915年，中华书局编印的《中华大字典》共收字48000多个，相 当于《说文解字》的5倍多。古代的字少，一个字要代表几个意义，真可谓”一身兼多职”。比如上古的一个“辟”字就兼有多种职责，它能代表“避”、“嬖”、“僻”、“譬”、“辟”这五个字用。后世人为了减少字的“兼职”现象，才在“辟”字的身上加了各种表意的形符，以示意义的区别。因此，上古的“辟”字就是 古字，而后世新产生的“避”、“嬖”、“僻”、“譬”。“辟”就是今字。

在古书中，古今字的现象很多。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基本知识，那就很难读懂古文。以下略举几例：

(1)“此世俗之所谓知也。”(《庄子•胠箧》)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智慧啊。

(2)“大叔出奔共。”(《左传•隐公元年》)

——太叔跑到共那个地方去了。

(3)“夫晋何厥之有?”(《左传•僖公三十年》)

——那个晋国有什么餍(满足)呢?

(4)“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

——布帛长短一样，价钱也相似。

(5)“千乘之国，摄于大国之疬痏勏閒。”(《论语•先进》)

——千乘的小国，夹在大国之间。

以上这些例句中的“知”、“大”、“厭”。“贾”、“閒”等，都是古字，而“智”、“太”、“餍”、“价”、“间”等都是今字。如果有人认为今字才是“本字”，那就错了；如果有人拿今字去更正古字，那就更错了。

从古字变为今字，有的是用古本字作声符，再加上一个形符。如。知”、“厥”、“贾”变为“智”、“餍”、“价”；也有的是改变古本字的形符，如“閒” 变为“间”。我们了解了这些古今字之间的关系，对准确地理解文言的语义很有帮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承认文字古今发展的事实，但决不应该厚古薄今，不能认 为只有古字才是正字，而今字是“俗体”或“破体”。有的人常常以所谓写。正字”为借口，偏偏要把“返回”写为“反回”，把“嗜好”写为“耆好”，把“环 境”写为“环竟”，这是很不应该的。

(二)异体字。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在音义上相同，在任何语言环境里都能互相代替，而只是写法不同，这种音、义相同而仅写法不同的几个字在文字学上就叫做。异体字”。比如：“熠”与“照”、“并”与“垃”、“睹”与“覩”、“咏”与“辣”、“谕”与“喻”等都是异体字。

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鲁迅：《外文 谈))这一多，就很难作到形体划一。同一个概念，由于时间或地区的差异，就可能造出好几个字来。而且这种异体字越古就越多。例如一个“兄”字，在甲骨文中 就有35种写法，一个“贝”字，在金文中就有60种写法。就连一个。窗”字，后世就产生了六个异体字，写作窗、窓、、窻、牎、臆等。这些异体字根本没 有必要同时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不熟悉，它就会成为阅读古书的障碍。所以我们必须对异体字加以研究和整理。

从前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说文》中有的，就是正体，《说文》中所没有的就是“俗体”或“变体”，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因为许慎本人也往往把应该收进《说文>的形体遗漏了。所以宋人徐铉又增加了不少原有的形体。

异体字的类型，大体上有以下五种：

(1)形符不同：

涝遍徧、猫貓、堤陧、粘黏、糕餻、唇唇等。

(2)声符不同：筒莆、秸楷、捣播、线線、笋筍、验騐等。

(3)改换意义相近的形符：辉煇、睹覩、径迳、侄迳、铲剷等。

(4)形符和声符的位置不同：略畧、够夠、群羣、鹅鵞、案桉、惭慙等。

(5)形声字与会意字的异体：泪淚、岩巖、奸姦、渺淼等。

异体字多了，自然造成学习上的额外负担和用字上的混乱。1955年12月22日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决定精简1055个异体 字，确定了810个字为使用正字。比如在以上所举的这些异体字中，每一小组的第一个字均为留用字。第二个字均为废除的异体字。比如“遍”、“猫”等均为留 用字；“偏”、“貓”等均为已经废除的异体字。废除异体字是我国文字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精简了字数，便于掌握和使用。

(三)繁简字。

简体字古已有之，向上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比如《诗经》中的“於”皆写作“于”，汉《吴仲山碑》中的“餘”就写作“余”，《正字通，中的“填”、“聽”俗作“坟”、“听”。凡是所谓“俗体”，都是早在民间流行的简化字。这些“俗体”字尽管曾遭到过扼制，但汉字由繁趋简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今天，在 我们正式使用的简化字中，有很多就是古代简体字的借用。比如：

“准”(凖)《广韵》“庙”(廟)《字汇》

“双”(雙)《集韵》“恋”(纞)《字汇》

“声”(聲)《正字通》“怜”(憐)隋《董美人碑志铭》

“夹”(夾)汉《曹全碑》“扑”(撲)《集韵》

“宝”(寶)《宝应碑文》“齐”(齊)《正字通》

“尽”(壶)《正字通》“朴”(樸)汉《孔庙碑》

“干”(幹)汉《郑季宣碑》“晒”(曬)《字汇补》

“灶”(竃)《五音集韵》“痒”(癢)《集韵》

“烛”(燭)《字汇》“笔”(筆)北齐《雋敬碑)

“画”(壹)《字汇》“籴”(糴)《干鶈妻嫃禄字书》

“类”(類)《五音篇海》“粜”(糶)《干禄字书》

“纵”(縱)《集韵》“阴”(陰)《字汇补》

“肤”(膚)《广韵》“麦”(麥)汉《西狭颂》

我们学习古代汉语和研究古代文献，不仅需要掌握简化字，而且需要掌握繁体字，掌握简化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关系。只有掌握了这种关系，才不至于产生误解。比如《后汉书•丁鸿传)有“干云蔽日”的话。如果把“干”理解为“乾湿”之“乾”的简化字“干”那就错了，因为天上的云不可能有干、湿之分。这里的“干” 字，是“树木参天”的意思，与“干”字繁体字毫无关系。

繁、简字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简化字与繁体字在词义上本来毫无联系，而仅仅读音相同，但在简化时则采用了笔画少的。如“蒙”与“矇”在词义上大有区别：“愚昧”谓之“蒙”，而“嚎”则有“欺骗”义。后来只是因为读音的关系，才以“蒙”代“矇”了。

第二，有的简化字是借用其繁体字的一部分，但这个“一部分”又是古代的另外一个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不能用今天的这个简化字去理解古代 的另外一个字。如今天的简化字“隶”(li力)，就是取了繁体字“隸”的一部分，然而“隶”又是古代的另外一个字，是一只手抓住了一条尾巴的象形字。许慎 说：“隶，及也。”《玉篇》就把“隶”直接写为“逮”。所以古代的“隶”字也就是今天的“逮”字，若不注意就会弄错。

第三，今天有些简化字，有的是古本字，如“气”(氣)、“网”(綱)等；有的是占通用字，如“荐”(薦)、“痒”(癢)等；有的是古异体字，如。“礼”(禮)“线”(綫)、“泪”(淚)等。了解了这些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古代早就有了这些简化字，只不过是为了书写方便，才选择了其中笔画少的作为今 天的统一使用体。

五、假借字的规律

什么是假借字，在“六书”问题中已作了简要的分析，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假借字到底有些什么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对阅读文言文有什么用处。

(一)从汉字的形体结构来看，假借字主要有两个规律。

1.一个“独立”的字充当了另一个字的声符时，那么这两个字有时是能互相代替的。如：

(1)“(元济)起，听于廷。”(《李愬雪夜人蔡州》)

——元济起床，在庭上细听。

(2)“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战国策•赵策》)

——地位很尊贵，但是没有一点功绩；俸禄很优厚，但是没有一点勋劳。

例(1)中的“廷”字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字，但它充当了“庭”这个形声字的声符，就成为“庭”的假借字了。例(2)中的“奉”字本来也是一个独立的字，但它充当了“俸”这个形声字的声符，就成为“俸”的假借字了。

2，两个形声字，由于声旁相同可以互相代替。如：

(1)“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史记•陈涉世家》)

——替天下人倡导，响应的人一定很多。

(2)“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同上)

——将军身披坚甲，拿着锐利的武器，攻打无道，诛灭暴秦。

(3)“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墨子•公输》)

——公输盘变换了九次攻城之法，被墨子九次拒(挡)回去了。

例(1)的“唱”字，例(2)的“被”字，例(3)的“距”字，都是形声字。它们的声符和“倡”、“披”、“拒”等形声字的声符相同，所以“倡”、“披”、“拒”可以假借为“唱”、“被”、“距”。这样的假借现象在古书中是屡见不鲜的。

(二)从汉字的读音上看，两个字由于音同或者音近，虽然形体上没有什么联系，有时也可以产生假借现象。如：

(1)“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墨子•公输》)

——公输盘攻城的器械用完了，但墨子的防御之法还多着呢。

(2)“(白骨精)嘴唇往下别。”(《西游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白骨精的嘴唇往下瘪。

(3)“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儒林外史•范进中举》)

——像你(范进)这个尖嘴猴腮的样子，也该撒泡尿照照自己。

例(1)的“圉”，例(2)的“别”，例(3)的“抛”，是和“御”、“瘪”、“泡”同音(或音近)。所以它们就充当了“御”、“瘪”、“泡”的假借字。

总之，不管从结构上看，还是从读音上看，都离不开音同或音近这条根本原则。如果在读音上没有任何联系的两个字，那它们就不能假借。

怎样才能辨别假借字呢?大概离不开以下两种办法。

第一，看上下文的意思，再考虑其读音。如果根据字面的意思根本讲不通，但从读音上却能与另外一个能讲通意思的字联系起来，这就有可能是假借字。如“弃 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韩非子•五蠢》)这当中的“必”字如果解为“必须”，则根本讲不通。从上下文的意思看，这里的“必”是“尽”的意思；那 么有没有读“必”的音而又有“尽”的意思的字呢?有的。这就是“毕”字。所以“必”在这里就是“毕”的假借字。

第二，利用《玉篇》《类编》《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来辨别假借字。如《庄子•逍遥游》中有“立之塗，匠人不顾”的话。这个“塗”字不好解释，一查《康熙字典》就发现其中有“塗通途”一条，“涂”就是“途”的假借字，问题解决了。

由上述可知，我们掌握了假借规律和辨认假借字的方法，对我们讲授古典文学、阅读古代典籍、理解古文的语义是有很大帮助的。

总之，要对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并正确地加以批判继承，就必须掌握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困难重重，“未及升堂，焉能人室?”(全文完)

第三篇：语法概说

第一节 语法概说

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语法的含义、性质、单位和8种句法成分的含义及其在动词谓语句中的相对位置。

教学内容 1.语法的含义。2.语法的性质、单位。

3.句法成分及其在动词谓语句中的相对位置。教学重点

掌握语法的含义、单位和8种句法成分的含义及其在动词谓语句中的相对位置。教学难点

句法成分及其在动词谓语句中的相对位置。教学时数 2学时 教学方法

启发式教学、讲练结合。

一、什么是语法

语法是语言的组合规则，专指语言中词、短语、句子的构造规则。“语法”这个术语有两个含义。

一是指客观存在的语法规则。它具有客观性。

二是指语法学。语法学是研究、描写语法规律的科学，以语言结构规律为研究对象，是人们对客观的语法规律的主观认识，具有主观性。

语法的两种含义，客观存在的语法规律是第一性的，是语法学赖以存在的基础。语法学则是对客观语法规律的反映，它的正确与否最终要接受语法事实的检验。语法学一旦建立起来并被公认，也会反过来对客观语法规律产生一定的限制、引导作用。

对客观存在的同一语法现象，为什么会存在分歧？由于研究者观点不同，使用材料不同，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各种语法学说常常表现出种种分歧，有的分歧还相当大。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利于语法现象的描写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有利于促进学术的发展。

二、语法的性质

（一）抽象性

语法是语言中组词造句的规则。从语言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规则是有限的，而材料是无限的。在总结、归纳中舍弃了个别的具体的内容，因此，语法具有抽象性。例如：张老师上课。学生听课。张三发短信。李四看电影。„„。我们能说出很多这种结构的句子。这些句子都由主谓两部分构成，是主谓句，谓语都是动词性词语，叫动词谓语句。主谓句和动词谓语句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语法规则，具有抽象性和概况性。

（二）稳固性

和语音、词汇相比，汉语从古代到现代语法的变化要缓慢得多。词汇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有新事物就有新词，词汇始终在动荡中。语音变化也很大。语法的稳固性体现在它的基本特点很少发生变化，比如从古到今，语序和虚词一直是汉语重要的语法手段，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等等。

语法的变化，无论是新规则的产生，还是旧规则的消亡，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例如，把字句产生发展的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又如古汉语里，名词和名词性短语可以直接做谓语，如“陈涉者，阳城人也”，后来逐渐变为加“是”字的句型，“陈涉是阳城人”但是直到现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仍然保留古代的格式，可以说“鲁迅，绍兴人”。

语法的稳固性是语言实现交际功能的客观要求。

（四）民族性

不同语言的语法，有同有异。语法的“异”体现出本民族语言的特点。现代汉语与英语比较语法特点是突出的。宏观上看，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语序和虚词是两种重要的语法手段；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词、短语、句子结构基本一致；量词多，语气词丰富等。

学习语法应注意语言的民族特征。

三、语法单位和句法成分

（一）语法单元

把语句划分成大大小小的成分就是语法单位。一般认为，语法单位分为四级，但也有认为五级。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坚持四级语法单位的学者多，认为句群不应列为语法单位，应属于篇章问题。

（二）句法成分

主语、谓语、动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心语。

四、为什么要学语法

学一点语法知识，自觉掌握语法规则，可以更好地用以指导我们的语言实践，特别是对我们的写作有帮助。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把话写得通顺，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更准确些，使文章语言更富于表现力。

第四篇：通讯稿概说

通讯稿概说

名师讲座通讯稿模板：

标题

**年**月**日几点，我院“名师讲座”系列活动在***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为我院师生进行主题为“如何写法学论文”的讲座。***（领导）和各级师生代表出席了本次讲座。本次讲座由***主持。

这一段主要是简要地介绍讲座的主要内容、观点和精彩突出的地方（例如有些教授讲的方式或是语言很精彩，博得众人的掌声的，可以在这一段简略提一下）。最后，***作了总结（没有作总结的可不写），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这一段可介绍一下主讲人（注意，简略始终，篇幅不可太长）/或是总结一下本次讲座的积极意义

例文：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张

晋藩莅临我院讲学

12月19日下午3：00，我院“名师讲座”系列活动在院楼二楼会议室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晋藩为我院师生进行题为“中国法制史学六十年变迁的感悟”的讲座。张晋藩教授的夫人、我院院长崔卓兰、副院长王涛、副院长张永忠、党委书记江乐忠、法制史教授马聪和各级师生代表出席了本次讲座。本次讲座由院长崔卓兰主持。

张晋藩结合自己从事法制史研究的亲身经历，用渊博的知识，按时间顺序详尽且有条理地向我院师生介绍了我国法制史的曲折发展历程。张晋藩还谈了他个人关于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的一些感悟，并提出要尊重并弘扬我国的法文化传统，展示我国法制文明的价值。演讲结束后，张晋藩还详尽地回答了我院学生提出的法制史相关问题。最后，崔卓兰院长根据个人感想作了深切的总结，讲座圆满。

张晋藩是我国著名法学家，193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曾经任国务院第二届（1985-1991年）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198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法制史学的带头人。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中国法律史学会的专业顾问、中国法文化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著有：《中国法制史》第一卷，《中国法律史论》、《法史鉴略》、《法律制度》等。主编多种法制史教材及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有些专著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国文字出版。

通用模板：

标题

**年**月**日几点，***活动在***举行。***（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如果是领导主持的则写明***主持（学生主持的不要写）。***为本次活动致辞，用一句话总结领导的讲话。

简要描述一下活动场面，如是比赛类的活动一定要重点写明最终成绩（校级以上的活动则写清楚我们法学院获得成绩）

本次活动圆满成功。总结一下活动的意义

写通讯稿的几个要点：

一、一般而言，通讯稿分三到四段些，要注意语言的简洁，字数可根据具体的需要而定，像名师讲座的通讯稿则是500字左右，活动类的要突出活动场面的，篇幅可稍长一些。

二、第一段一开始就要交代清楚时间、地点、人物（出席的领导,所以，写通讯稿的同学要注意收集信息，实在是不知道的话，可早活动结束后问主持人拿主持稿，但名师讲座一般没有主持稿的）、活动主题。

三、写领导头衔和姓名是要特别注意，不要把一般不拆分的头衔拆分开来，如：党委书记江乐忠，而不是党委江乐忠书记，一般而言是头衔+姓名，但不要一概而论，教授老师等可以放到姓名的后面，书写的时候要仔细斟琢。还有注意不要吧领导的姓名写错。

四、通讯稿是给大多数人看的，所以写的时候要多些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想问题，不能太主观，尽可能地做到客观。

五、写通讯稿时一定要注意收集信息，当收集信息有困难是一定要及时地想办法解决，不要心存侥幸地想着时候补救。

第五篇：古代汉语语法概说

古代汉语语法概说

这部份内容选自《古代汉语语法学》的前两章，第一章介绍跟古汉语语法学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第二章是古代汉语语法的基础知识。

第一章 概论

在这一章里主要谈四个问题：１）古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对象，２）与古代汉语语法学相关的学科，３）古代汉语语法的特点，４）古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古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对象

为了认识古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对象，本节先说明什么是“语法”，然后再说明什么是“古代汉语语法”。

一、语法

语法又叫“文法”，是指语言的结构规律，这种结构规律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系统。为了认识这个系统，我们以下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这个系统中的三个子系统，或说是三种基本语法单位，其次是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最后简单地谈谈语法中的共性与个性。

（一）语法单位

系统是指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每个系统中都包含若干个要素，或若干个子系统。在语法这个系统中有三个处于不同层次的要素，或说是有三个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它们依次是：句子系统、短语系统和词系统。

系统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关系。首先，一个系统Ｂ，相对于由它及其周围环境所组成的较高一级的系统Ａ，是一个要素a1(或子系统a1）。同时，这个系统Ａ中还有要素a2、a3„„；a1、a2、a3„„之间具有某种关系，从而构成系统Ａ。其次Ｂ这个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b1、b2、b3„„本身又都是低一级的一个系统Ｃ，而系统Ｃ中又有要素c1、c2、c3„„。所以语法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一方面，我们可以把一个子系统看作是一个要素，从而把它置于比它更高一个层次的系统中来研究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可说是向上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把一个系统分析为若干个要素，从而观察这个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内部结构关系，这种研究是向下的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古汉语语法中，这种向上的研究和向下的研究，常常构成一种并不完全整齐的对应关系。

在古汉语语法这个系统中，首先是研究句子。目前一般认为，句子和句子组合起来还可以构成句组（又叫句群），现在有的学者把语法分析的范围扩大到句组。本书则仍采取传统的作法，把句子作为语法研究中最大的结构单位。当把句子作为最大的语法单位进行研究时，我们就既要作向上的研究，又要作向下的研究。在作向上研究时，是把各种句子作为一个要素，研究它们在言语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各种不同作用，这通常可以认为是语用的研究（关于语用，我们将在第二节中介绍）。根据句子在言语活动中表现出的不同作用区分出的类别，或者说根据语用研究区分出的类别，我们称之为“句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是四种常见的句类。句类是系统向上研究的结果，系统向下研究就要研究句子中要素的内部构成。为了研究句子内部的要素，就要对句子加以切分。一个结构齐全的句子可以分出两个要素，或说是两个句子成分，这就是主语和谓语。比如下面的句子：

（１）［子产］｛归｝。（左传·昭公十三年）

（２）［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庄子·秋水）

以上两个句子我们都可以区分为主语和谓语这样两个部分（下加不同的符号）。事实上多数句子都可以切分为主语和谓语这样两个部分，或说两个要素。根据主语和谓语之间的不同语法关系所区分出的句子的类别，我们称之为“句型”。叙事句、论断句和说明句是古汉语中最常见的三种句型。

有些句子的主语、谓语是由词充当的，如例（１）的主语和谓语，但多数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并不是由词来充当的，而是短语，如例（２）。这样，我们对短语还要进一步切分。不过再往下切分时，已经不是对句子加以切分，而是对充当主语、谓语的短语加以切分。

当从句子的主语和谓语中切分出短语后，比如切分出“定中短语”、“述宾短语”等，我们就进入了短语系统。短语系统主要研究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短语用做主语或谓语时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这是向上的研究；另一个是短语内部的结构关系，这是向下的研究。根据向上的研究，我们可以把短语分为谓词性短语、体词性短语等不同的类型。根据向下的研究，我们可以把短语切分为定中短语、述宾短语，等等，而构成短语的各个不同部分，如定语、宾语等是短语成分。

定语、宾语等短语成分经常是由词充当的，也可能是由更小的短语充当的。为了便于称说，以后我们把句子成分和短语成分统称为“句法成分”。

对于词来说，在作向上的研究时，我们主要是研究词在构成主语、谓语和各种短语时表现出的种种不同特点，从而把它分出实词、虚词，名词、动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等等不同的类和次类。在作向下的研究时，我们可以把构成词的要素区分出来，这就是语素，比如“圣”和“人”是构成“圣人”这个词的语素。由于古汉语主要以单音节词为主，所以从份量上来说，与语素有关的内容要相对少些。三层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可以示意如下：

句子——句子成分：主语、谓语（由各种短语或词充当）

短语——短语成分：述语、宾语、定语、中心语，等等（由各类词或更小的短语充当）词 ——语素

有的学者认为句子的基本单位有四种，除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三种之外，把语素另立为一种。与此相关的，没有“短语成分”这一部分，而把句子成分和短语成分统称为句子成分。在我们看来，构成句子的要素只有两个，就是主语和谓语。换句话说，句子只能切分出主语和谓语这样两个要素。述语、定语等并不是从句子切分出来的，而是从短语中切分出来的，所以我们加了“短语成分”这样一个概念，而短语成分则是短语的要素。与句子成分、短语成分相应，词所切分的成分是语素，它并不是语法中的一层独立单位，是词系统中的要素。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比句子更大的单位，也不考虑比词更小的单位，那么古汉语语法中就有三个主要的子系统：句子、短语和词类。在这三个子系统中，句子、和词处于两端，短语则介于中间，与词类、短语和句子系统有关的规律则是古汉语语法的基本内容，在第二至第八章中我们将全面介绍这方面的内容。

（二）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

如果暂不考虑交际双方、语境的种种不同，一句话的意义主要是由词的意义和语法意义这二者构成的。而语法意义，通常又是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表示出来的。所以从语法系统的本体来看，语法系统又可以分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这样两个子系统。在本节的开头，我们曾说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律，这种结构规律，其实就是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组合规律。常见的语法形式有四种：词序、类别、节律和音变。词序是指词语前后的顺序，类别是指词语乃至于句子中所包括的种种不同的类，节律主要指停顿、语调、重音等，音变则是指音位的改变。对于古汉语来说，词序和类别是两种最重要的语法形式。比如下边的句子：

（１）［齐］｛伐宋｝。（战国策·燕策一）

（２）［卫人］｛来告乱｝。（左传·隐公四年）

（３）［晋］｛灭虢｝。（左传·僖公五年）

例（１）中的主语“齐”用在“伐”之前，表示齐国施行“伐”这个行为，即“齐”是施事；宾语“宋”用在“伐”之后，是受事，承受“伐”这个行为。如果把“齐”和“宋”对换一下位置，那么“齐”就不再是施事，而成为受事；“宋”就不再是受事，而成为施事。在这里，词序这种语法形式的变化造成了语法意义“施事”、“受事”的变化。例（２）中“来”用在“告乱”之前，这个词序表明，卫人是先“来”，而后“告乱”，这里的词序表明了行为发生的时间这个语法意义。在这两个句子中，词序上的不同，给句子增加了词语意义之外的语法意义，这是词序与语法意义的关系。下边再来看类别。例（１）与（３）这两个句子的结构基本相同，可是由于“伐”和“灭”这两个动词的类别不同，这两个句子的语法意义也有很大不同：例（１）、（３）中的“齐”和“晋”都是施事，“齐”发出的是“伐”这个行为；而“晋”却未发出“灭”这个行为，而是发出另一种行为。这个行为在句子中没有用词来表示，而是“灭”这个词带上宾语之后所产生的语法意义。这个行为又致使“虢”出现了“灭”这种变化。这是词的类别不同而造成语法意义上的不同。

在节律这种形式中，停顿在古汉语语法中的作用更突出些。停顿不像以上两种语法形式那样常见，但也很重要。它常与其他形式一起来表示语法意义。比如下边这两个句子：

（１）［赵］｛背秦｝。（战国策·赵策三）

（２）［我食吾言］，｛背天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

例（１）的主语“赵”与其后的谓语之间没有停顿，也不能停顿；此外句末不用“也”。例（２）与前一个句子最明显的不同是句末用“也”，同时在句子的主语和谓语之间有停顿。停顿是节律上的不同，也是语法形式上的不同。例（１）、（２）属于不同的句型，一个是叙事句，主要是叙述客观事实；另一个是论断句，主要表示说话人的某种主观认识。这两类句子的不同，是由于停顿和“也”决定的。一个句子中是否有“也”，是词在类别上的不同。在这里停顿和类别这两种语法形式决定了句型。节律之中还有语调，由于我们只能见到书面的古汉语，古人到底用什么样的语调说话，已很难有感性认识，但是有些句子，我们仍可以大致猜测一下，比如感叹句的语调应该比普通句子的语调更强烈些，像下面的句子：

（１）孔子曰：“｛否｝！立孙。”（礼记·檀弓上）

（２）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这两个句子中的“否”和“令吏养之”，应该比普通叙事的句子感情强烈，语调也应有变化，根据这个我们可以用来确定感叹句。

古汉语中的音变也应该是一种重要的语法形式，但由于我们对古汉语中的音变研究得不够，在以后介绍古汉语语法体系时，很少涉及音变方面的问题。

（三）语法中的共性与个性

语言学家对世界上的语言采取两种不同的分类法，一种是谱系分类法，另一种是类型分类法。按照谱系分类法，世界上的语言可以分为汉藏、印欧等等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这个语系中除了汉语之外，还有藏语、缅甸语等等。按照类型分类法，世界上的语言可以分为孤立、粘着和屈折三类。汉语属于孤立语，孤立语的词一般没有词形变化，没有词尾，语法关系主要靠词序和虚词来表示。各种不同语言的语法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管是构词方式、形态变化，还是词类区分和句子类型都是如此。一般地说谱系或类型相同的语言，共性要多一些；而谱系或类型不同的语言共性要相对地少些。在同一种语言内部，还有方言的不同。各种不同的方言，在语法上的共性要多一些，但是也还是各有不同的特点。就是操同一种方言的人，在用词和造句上也不会完全相同。

语法中的共性的个性，除了表现在横向的比较上，也表现在纵向的发展上。语言是不断发展的，同一种语言的语法也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短时间内这种变化不易察觉，时间一长，这种变化就比较明显了。汉语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在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上都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以在研究语法时，可以参考其他语言的语法，而不可用另一种语法来套用自己研究的这种语法。

二、古代汉语语法

当人们使用“古代汉语”这个术语时，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了它三个不同的含义：古代的汉语、上古汉语和文言。

古代汉语首先是指“古代的汉语”。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统称为古代汉语。古人的口语，我们是听不到了，现在能见到的是由文字记录下来的书面语言材料。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书面语言材料是甲骨文，从甲骨文算起，这样的古代汉语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跟任何事物无不发展变化一样，语言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三千多年来，汉语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汉语语法、词汇和语音变化的情况，有些学者将古代汉语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1上古期、中古期和近代期。上古期是指公元３世纪以前，即历史上的商、周、秦和两汉时期。中古期是指公元４世纪到公元１２世纪，即历史上的六朝、唐和宋时期。近代期指公元１３世纪到１９世纪，即历史上的元、明、清时期。另外还有些学者对汉语发展时期的划分与此不完全相同。

书面语是口语的加工形式。一般认为：在上古汉语时期，尤其是上古汉语的前期和中期，口语与书面语相去不会太远。由于这时的书面语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口语，所以可以认为，上古时期只有一种与口语大体一致的书面语。到了中古期，汉语中的口语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这时则有两种书面语。一种书面语是模仿上古汉语书面文献的书面语，比如六朝作家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大都是这样的书面语。另一种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书面语，这样的书面语称为“古白话”，比如南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等。到了近代汉语时，情况与中古时期类似，既有模仿上古的书面语，如桐城派的散文，又有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书面语，即古白话，比如《水浒传》、《西游记》等。

上古的书面语，以及后代模仿它所形成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文言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所使用的基本书面语形式。“古代汉语”有时又是指文言。上古的文言可说是典范的文言，中古、近代的文言是模仿的结果。就算中古以后的人模仿得再认真，但终究是模仿。由于受模仿者所处时代语言的影响，中古以后的文言与上古的书面语也不可能全然相同，其中必然存在某些差异，例如唐代韩愈和清代方苞的散文就与上古的汉语存在着差异。

“古代汉语”的第三个含义是指上古时期的汉语，即上古汉语。本书“古代汉语语法学”中的“古代汉语”主要就是指上古汉语。如果不另加说明，本书以下所使用的“古代汉语”或“古汉语”这个概念，均主要是指上古汉语。所以本书所说的“古代汉语语法”，实指上古汉语的语法。

关于本书所讨论的上古汉语的语法，还有三点要加以说明。首先，学者又把上古汉语再分为三个时期：商代是上古前期，周、秦是上古中期，两汉是上古后期。在上古汉语这三个时期里，汉语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这三个时期内的汉语语法，既有相同之处，又多有不同之处。详细地讨论这三个时期语法的发展情况，是汉语史的任务。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介绍这三个时期汉语语法的发展情况，而主要是讨论上古中期的语法。至于上古前期的语法，如甲骨、金文的语法，本书一般不涉及。上古后期的语法，如《史记》的语法，如果它 1 请参看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３５页 们之中的语法现象与上古中期语法有相同之处，也一并加以介绍。如果《史记》中的语法与上古中期的语法有不同之处，其中比较重要的，在相关之处有时作一些必要的说明，而不作全面的说明与介绍。本书讨论上古中期语法时所用的语料主要取自：《左传》等１５部书，另外还较常用《史记》中的语料，个别时候也选用《诗经》、《尚书》和《汉书》中的语料。

其次，本书所讨论的语法，主要是散文语法。上古的韵文，如《诗经》、《楚辞》、《乐府》、等，其中自然也有自己的语法规律，但它们的语法规律与散文的语法又有不同，本书一般也不涉及这些韵文作品的语法特点。就是散文语法，限于篇幅，本书也只能介绍比较常见的语法规律，至于比较罕见或特殊的语法现象，只好留待日后。

第三，就是在上古中期，也可能存在方言的不同，以及时间上的差距而造成的语法上的差异，比如《尚书》的语法就与《左传》、《国语》等的语法有很大的不同。从我们所使用的文献看，《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书在方言上或许更接近，而其他文献的语法则与它们也存在着某种差异。就算是时代相同、方言相同，不同作者的语言风格、特点也不尽然相同。如果再深入下去，每部专书都应是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本书不准备讨论上古汉语中期语法中由于方言、时间或个人的不同而造成的语法现象上的差异，而主要是谈在上古占有主流地位的语法规律。

第二节 古汉语语法与相关学科

与古汉语语法学相关的学科涉及三个方面的关系：与语言学内部有关学科的关系，与语言学之外的学科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与古汉语教学的关系。以下就从这三个方面作些简单的介绍。

一、与语言学内部有关学科的关系

从语言学内部关系来看，与古汉语语法学关系密切的学科主要有“小学”、普通语言学、汉语史、现代汉语语法学、方言学、汉藏语系中各种语言的语法学，另外还有修辞学。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从隋唐以后，直至清末都叫做“小学”，其中包括训诂学、文字学和音韵学。训诂学偏重研究古代的词义，也旁及古书中的语法、修辞现象，而研究的重点又是汉魏以前的古书。训诂学与古汉语语法学的关系十分密切。首先，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前提是读懂古书，如果《左传》、《史记》等书中句子的意思不明白，也就很难思考其中的语法规律。而训诂学则是读懂古书的重要基础之一，如果没有历代丰富的训诂学资料，很难设想古书如何才能真正读懂。其次，当语法学要归纳各种语法意义及词类意义时，训诂学对于词和句子的解释就是我们思考时的最重要的基础。第三，由于古人把实词和虚词都归入训诂的范围，所以对虚词的理解也常要借助于训诂学。比如训诂学中的“语助”、“语已辞”、“发语词”这样一些训释，对于我们理解语法都很有帮助。反过来，语法的研究也有助于加深对训诂学研究。这是由于训诂学偏重于个别词义的训释，而语法则偏重于对整个词类意义和句法意义的系统认识。这种系统认识，有助于人们把词本身的意义和语法意义区分开，也就有助于人们从系统的角度去思考单个词的意义，这样也就时常能帮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词义。训诂学的著作主要有两类，对于语法学都有重要作用。一类属于注疏类，如《论语注疏》、《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等，另一类属于工具书类，如《尔雅》、《广雅疏证》等等。如果把古人对虚词的训释也归入训诂学，那么《助语辞》、《经传释词》之类的书与语法学的关系就更为直接。

文字学主要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性质、体系及文字形、音、义的关系。文字学与语法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首先文字学与训诂学直接相关，训诂学对词语的训释很难离开文字学。其次，文字学中关于字的本义的解说，对于理解词类的语义特点，尤其是理解虚词的作用有很重要的帮助。《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义证》等文字学著作都是研究语法的重要参考文献。

音韵学主要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沿革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合变化。语言本来是有声的，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古汉语文献只不过是这种有声语言纪录下来的结果。由于词汇、语法都是通过一定的语音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不管是研究训诂、文字还是研究语法，都离不开对语音的认识。比如清代学者“因声求义”的思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都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方法。音韵学可说是研究语法时的基础中的基础。

普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理论部门，主要内容有语言的本质、起源和发展，研究语言的方法，语言学的分科及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等。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研究古汉语语法来说，是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任何人在作语法研究时，都不可避免地要用某种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只是有的人比较自觉，有的人并不自觉；有的人用这样的理论，有的人用那样的理论。指导研究工作的这种理论，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研究方法；而不同的研究方法，又必然决定了研究的结果。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所作出的不同的结论，从根本上来说，是指导理论在研究工作的不同表现。目前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是在印欧语系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藏语系在世界各语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汉藏语系的深入研究必定会丰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而古汉语语法的深入研究对于丰富普通语言学理论也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它主要研究汉语从商代开始，直至现代的发展演变规律。汉语内部发展规律的揭示，是建立在各个断代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对古代汉语各个时期的规律的深入研究，就不会有可靠的汉语史。反过来，一部可靠的汉语史，对于我们研究各个时期的断代语法都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对于某个断代的研究，时常要与其前、其后的语法规律联系起来观察。就以上古汉语来说，没有对于上古前期甲骨、金文语法和上古后期汉代语法的的起码了解，很难思考上古中期的语法规律。

古汉语语法学与现代汉语语法学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从我国语法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整体上领先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对于分布的认识，变换方法的确立，都是汉语研究在方法上的重要发展。这些方法对于古代汉语的研究思想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借鉴。所以不断学习现代汉语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对于古汉语语法研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反过来，古汉语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思考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语法规律，也应该是有价值的。

方言学以各种方言为研究对象，又可以分为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和方言地理学三门学科。学者一般认为，现代汉语主要有七大方言区：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不管是描写方言学，还是历史方言学，其中涉及到对语法部分的思考，都离不开对古汉语语法的认识。而在各种方言中，也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古代汉语中的某些语法现象，所以对各地方言的了解显然对于研究古代汉语语法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汉藏语系中包括有汉语、藏缅、壮侗、苗瑶四个语族。汉藏语系之中除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语法，比如藏语中的使动范畴、句终字，对于思考古汉语中的使动用法、“也”字的作用等都有重要的启发。

研究语法时，还常与修辞学有关，这里不再多谈。

二、与逻辑学和符号学等的关系

与语言学相关，同时又与语法学有密切关系的学科主要有逻辑学、符号学，此外还有哲学、心理学等。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由于数理逻辑的发生和发展，逻辑学的内容得到丰富和扩展。逻辑学所研究的概念、判断、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为人们正确地思惟和认识客观提供逻辑工具。在语法学研究中，从基本研究方法的确立，到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几乎都离不开逻辑学。我们在下一节研究方法中要谈到的公理化方法，就是逻辑学中的一般方法在语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在分析语法中的句子和词类的语义内容时，也常要用到逻辑学。比如“命题”、“概念”这样一些逻辑学中的术语，都是分析语法时要用到的。广义的逻辑学还包括逻辑语形学、逻辑语义学和逻辑语用学等，逻辑语形学中的一些研究方法，也是我们研究语法时要借鉴的。不用逻辑来分析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逻辑学有逻辑学的方法，语言学也有语言学的方法，我们又不能用逻辑学的方法来代替自然语言语法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只能用语法学的方法来分析自然语言。

符号学又叫指号学，是关于符号及其应用的一般理论。目前关于符号学理论中的一些术语的理解很不一致，按照我们的理解，符号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词义学（又叫语义学）、语法学和语用学。词义学是符号和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语法学是符号之间形式关系的理论，而语用学则是符号和它们的使用者即创造或接受这些符号的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符号学又可以分为经验符号学和纯粹符号学两类。经验符号学研究的就是自然语言，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符号学的理论。一句话的意义通常是由三种意义构成的，这就是词义、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词义学研究词的形式和意义，语法学研究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语用学研究语用条件和语用意义。词义学与语法学主要在词和词类上构成直接联系：词义学研究个别词的词义，而语法学中的词类意义则主要是从个别词义中抽象出来的。语法学和语用学主要是在句类上构成联系。一方面句类实际是语用的分类，但另一方面，这种语用的分类又与句型（语法上的分类）有某种并不整齐的对应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词义与语法中的三个子系统都有联系，无论是研究词、还是研究短语、句子，都与词义有关。但只有词类意义与词义的关系比较单纯、直接。只要进入短语，有了语法结构，就有了语法意义，短语意义是词义和语法意义的综合。而句子则除了词义和语法意义之外，又增加了语用意义。而语用只与语法中的句子有关，而不可能跟短语和词有关。这是因为，只有句子才是使用单位，短语和词都是备用单位。备用单位根本就不进入言语活动，所以没有语用问题。一般的科学研究都可以假设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比如物理学研究常要假定一个完全的真空，其实在人类生活的地球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真空，但这是研究工作的需要。如果不作这样的假设，研究工作几乎是无法进行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句子时，除了句类之外，在其他部分就暂不考虑与语用的关系。

语法研究还与哲学、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系统论也归入哲学的话，那么系统的思想也是我们研究语法的重要指导方法。心理学对于我们理解语法规律及其应用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与古汉语教学的关系

古汉语语法学与古汉语教学和文言文教学的关系更为直接。高等学校的《古代汉语》是一门工具课，主要是培养学生阅读古汉语作品的能力。而阅读能力提高的基础之一是语法知识。具备科学而系统的语法知识能使学习者更准确、迅速地阅读、理解古汉语作品。中学的文言文教学，也离不开必需的古汉语语法。对于中学师生来说，一本准确可靠的古汉语语法书，应该是很有用的。而对于一般想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语法书也是一本重要的参考读物。如果翻看一下早期的古文译本，我们会发现随着古汉语研究水平的提高，其中自然也有古汉语语法研究水平的提高，现在的译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说明古汉语语法学对于古汉语学习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和普及会大大节约亿万人，尤其是青少年学习古文的时间。

第三节 古代汉语语法的特点

古代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是它的整体性，并由此而派生出另外的两个特点：变异性和模糊性。

一、整体性

古汉语语法整体性的特点主要是说，语法中的多种范畴主要不是通过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现，而主要是通过词语的组合或句子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古汉语中最重要的几个语法范畴，如句型中的叙事与论断、词语中的指称与陈述、名词中的有生和无生、述宾短语中的自动与致动等都是在词语的组合或句子的关系之中表现了出来。

在词语的组合之中，虚词与其他词语的组合，实词与实词性词语的组合都是古汉语语法的重要语法形式。

首先是虚词，与实词相比，虚词出现的频率一般都比较高，用法也灵活。比如句末用“也”常构成论断句，不用它则常构成叙事句。又如“者”、“所”，它们与动词（或形容词）性词语组合在一起之后，都能把陈述性的词语变为指称性的。词语中陈述和指称之间的这种变化在古汉语中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其次，实词与实词的组合关系也很重要。名词区分为有生和无生是两个重要语法范畴，它们就是通过对实词性词语的组合分析出来的。有生名词主要表示人，无生名词主要表示物。有生名词经常用做主语，而且可以给多种动词做主语；无生名词做主语远不及有生名词常见，而且许多动词不能给无生名词做谓语。如：

（１）｛种｝［顿首言曰］∶“愿大王赦句践之罪。”（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种：文种。

（２）东海之极，｛水｝［至］而［反］。（吕氏春秋·君守）例（１）中的“种”是有生名词，它们可以给“顿首”、“言”、“曰”等多种动词做主语；例（２）中的“水”是无生名词，虽然它可以给“至”、“反”等做主语，但很难给前一个例句中的那些动词做主语。正是根据“种”和“水”在与其他实词组合时表现出的这些不同特点，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有生和无生这样两类不同的名词。

二、变异性

由于词类、短语、句子的特点主要是在整体之中确定的，这就出现了变异性的特点。变异性是说，对于某类比较确定的词、短语乃至于句子来说，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会出现某种变异。对于词来说，不同的词及同一个词的不同用法，时常调和在同一个语音、文字形式之中，所以兼类、转称和活用等现象都比较常见（关于兼类、转称和活用的具体内容，请参看第二章第五节词类）。如：

（１）子反｛辞｝以心疾。（韩非子·饰邪）

（２）孙子无｛辞｝。（韩非子·难四）例（１）中的“辞”是动词，（２）中的“辞”是名词，同一个“辞”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分属不同的词类，这是名词和动词的兼类。例（１）中的“辞”之所以是动词，是因为其前是个名词，而其后又是个介宾短语。而例（２）中同样的是“辞”，但由于其前是个“无”，我们就把它认定是个名词。这主要是由于上下文造成的。

不但在词类中有变异性，句子之中也有变异性，这种变异性，我们用“范式”和“变式”这两个概念来称说。比如判断句，范式是句中有停顿，句末用“也”；在多数判断句句末用“也”的情况下，有些判断的句末并不用“也”，或句中没有停顿，这就是变式。如：

（１）［白圭］，｛周人也｝。（史记·货殖列传）

（２）此人力士。（史记·魏公子列传）例（１）是典型的判断句形式，特点是句末用“也”，主语和谓语之间有停顿。（２）既没停顿，又不用“也”，可仍是判断句。典型的判断句可以认为是判断句的范式，像例（２）那样不够典型的判断句，就是判断句中的变式。一般地说，范式总是比较常见的，而变式则不及范式常见，这也是变异性的表现。

三、模糊性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精确性和模糊性两个方面，其中精确性是相对的，而模糊性则是绝对的。语言也是如此，既有精确性的一面，也有模糊性的一面；汉语更是模糊性较强的语言。所谓模糊性就是亦此亦彼、非此非彼性。这种模糊性在古汉语语法的各个方面都有反映，句子、短语和词类这三种基本的语法单位之间没有十分明晰的界限，而具体到每种语法单位中的各种类别之间，比如词类、短语和句子的分类等，也没有一条明晰的界限，都表现出亦此亦彼和非此非彼性。可以说不要期求在语法的各种类别中找到一条明晰的界限，处处都表现出过渡和弹性。比如词类有实词和虚词两个大类，实词中的代词比较虚，所以古人通常把它归入虚词，本书把它归入实词。代词的“之”“其”就更接近虚词。再比如说介词，一方面它与动词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又与连词有相通之处，可说也是介于实词和虚词之间的词类。又比如短语，述宾和述补这两种短语，有时也很难区分。句子中也是处处表现出过渡。最常见的句型有叙事句、论断句和说明句三种，叙事句和论断句的对立比较明显，说明句就介于这两种句子之间，而论断句和复句又是两种界限模糊的句子。总之，在语法的各种类别之间都表现出过渡性，这种过渡常表现为一种整体上的合理，局部的不合理。关于这种整体合理而局部不合理，我们可以举一个常识中的例子说明。比如：老年、中年和青年这三个概念，如果以年龄中的６０岁、４０岁来划界。６０岁以上是老年，４０岁以下是青年。那么我们会看到：４１岁的人将被归入中年，其实４１岁的人，在与５９岁和３９岁的人相比时，应该更接近３９岁的人。所以从局部来看，把４１岁的人归入中年并不合理。可是只要分类，无论从哪里给老年、中年和青年来划界，其实都存在这种局部的不合理，除非不分老年、中年和青年。虽然局部不合理，可是从整体来看，这种划界又是必要的，所以从全局来看，又是合理的。在语法分类中，也时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语法中的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这首先因为，现实世界，尤其是社会现实，本身就是模糊的，曲折入微而又无所不至地反映现实的语言不可能没有模糊性。其次，语言系统是抽象的，言语活动则是个人的。个人的言语活动在一定规律的制约下，常有一定的任意性，这种任意性也必然带来一些模糊的结果。最后，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前一时代遗留的语法现象，后一时代将产生的现象，与当时的语法规律混在同在一起，也必然产生一种模糊的结果。

第四节 古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方法

语法学的流派不止一种，各种流派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所以研究语法的方法也不止一种。我们这里所谈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本书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本书第二章至第八章所介绍的这个语法系统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的。关于本书所用的方法，我们从四个方面来介绍：１）研究标准，２）研究程序，３）研究语料，４）一般和特殊。

一、研究标准

研究标准是指我们在研究古代汉语时，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句子、短语和词类这些基本语法单位的系统性。任何一个语法单位都是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结合物，在这个结合物中，形式和意义是密不可分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各有不同的作用，与此相应，在研究语法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研究语法时都应该采用。不过它们的作用不同，一种方法是根本性的，另一种方法是从属性的。

从语法形式出发来归纳语法意义，是根本性的方法。所谓根本性的，是说我们是根据语法形式来确定古汉语语法的基本系统。我们知道：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语法，都有自己特有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我们既不可以根据其他民族语言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同样也不可以根据现代汉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来完全确定古代汉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其他民族语言或现代汉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只能是我们确定古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参考。在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这二者之中，语法形式是外在的，而语法意义则是内在的。我们应先根据语法形式来归纳出古汉语语法形式的系统，从这种语法形式的系统出发再归纳出语法意义。这样得到的语法意义，才是古汉语本身固有的语法意义。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划分词类时，我们主要的根据是：一个词在句子中能够充当什么句法成分和它在充当该种句法成分时可以和哪些词语组合，即通常所说的分布或功能。比如“子产”这个词一般不能做谓语，而“入”这个词经常做谓语。根据这个特点，我们把“子产”及与它功能相同的词归为一类，称之为名词；而把“入”及与它功能相同的词归为一类，称之为动词。从大量的名词和动词中，我们可以在意义上归纳出它们在语义上的不同的特点：名词一般表示人、物等，而动词则表示行为、动作等。又比如，在区分句型时，我们用的也是从语法形式到语法意义这种方法。在本章第一节中我们举出的两个例句分别是叙事句和论断句。我们之所以把这两个例句归入不同的句型。主要是根据叙事句的主语和谓语之间是否有停顿，句末否用“也”等特点。同样根据这两个语法形式上的特点，我们能把更多的句子归入叙事句和论断句。并从这些叙事句和论断句中归纳出这两种句子中所包含的不同语义特点：叙事句主要是陈述事实，而论断句则是表示某种主观论断。古汉语中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这两个系统中的基本内容，大体可以用这种方法归纳出来。但是我们的语法研究到此还没有完结，还有从语法意义到语法形式的方法。

从语法意义到形式的方法是从属性的。所谓从属性的是说，在运用语法意义来确定具体语法单位的系统性时，是以从语法形式上归纳出的系统为基础的。当我们用前一种方法把古汉语中基本的语法系统归结出来之后，还有些词、句子不能用上述方法来归入相应的系统。这是因为有的词或句子在语法形式上不够典型，这时就要参考语法意义来确定。比如词类中的代词，一般我们是根据能够做前置宾语这个特点来确定的，可是有的代词实际不能做前置宾语，比如“其”根本不做宾语，所以也就谈不到做前置宾语，可是我们仍把它归入代词。之所以这样归类，根据的显然不是语法形式，而是“其”的语法意义，是因为这词和别的代词一样，都有指代的意义。又比如，我们根据语法形式，可以确认古汉语中有论断句。这种句子的句末常用“也”，可是有的论断句句末并不用“也”，只是主语和谓语之间表示了论断的关系，我们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把它们归入论断句。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这样归类时，首先是根据语法形式，我们已经确认古汉语中有代词，也有论断句，而后才能这样归类；也就是说：根据语法形式的研究，语法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系统，而后才能根据语法意义来作进一步的归类。如果根据语法形式我们归纳不出代词、论断句这样的词类和句型，也就无法确定代词和论断句的语法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语法意义也就失去了归类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语法形式是根本性的，语法意义是从属性的。

二、研究程序

从研究标准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当根据语法形式来确定语法系统时，我们似乎处在循环论证之中：一方面根据句子、或短语来确定各种词类；反过来，我们又是基于各种实词或2虚词来分析句子或短语。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方法之一就是引入公理化的方法。

公理化方法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所以从根本上来看，本书研究程序采取的是一种演绎的方法，并在这种演绎方法的基础上来进行归纳。这种研究方法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明明语法是从句子中归纳出的规律，怎么演绎会是根本的呢？最初我们也是这样想。可是认真考察一 2 赵元任先生曾经指出这种循环论证，他选用了一种解决的方法，请参看《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８页，我们这里选择了另一种解决的方法。王力先生也曾指出这种方法是循环论证。下我们的研究过程，又不能不承认它。如果不从根本上采用这种演绎的方法，我们只能处在循环论证之中。下边我们就来谈谈本书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

公理化方法是科学理论演绎构造的一种逻辑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少数不加定义的原始概念出发，按照特定的演绎推理规则，推导出这一学科中其他命题，从而构成一个演绎系统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本来是数学中的研究方法，我们实际是在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语法，只是与数学中对这种方法的运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公理化方法的关键是引进基本概念，根据我们对语法的理解，古汉语语法学中的基本概念是主语和谓语。主语是话题，而谓语则是对主语的陈说。应该强调的是：从语法学的观点看，“话题”、“陈说”这两个概念都是不容易严格定义的，我们大体只能用一种列举的方法来解说这两个概念。处在一句话前面的某个成分，如果它又是讲述的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就是话题，比如“施事”、“受事”、“论断的对象”等就是常见的话题；而表示这个话题的句子成分，就是主语。处在一句话后面的某个成分，常用来解说前面的话题，这个解说话题的部分是陈说，比如陈说可以是行为、变化、论断的结果等；表述陈说的这个部分就是谓语。多数句子都有这样两个基本成分。如：

（１）［晋荀林父］｛救郑｝。（左传·宣公五年）

（２）［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左传·文公二年）

例（１）的“晋荀林父”是话题，也就是主语，其后的“救郑”则是谓语；例（２）的“襄仲如齐纳币”也是表示话题的主语，与主语相应，其后的“礼也”是表述陈说的谓语。

有了初始概念，下一步就要根据功能与结构来对各种语法单位来进行分析与综合。我们这里所说的“功能”，主要是指分布与变换，而“结构”则主要是指句法结构。如果打个形象的比喻，分布和变换很像是设置了若干个分类的结构框架，而后把那些准备分类的语言单位分别放到这些框架中来试一下。凡是能够进入这个框架的，属于一类，而不能进入这个框架的，则属于另一类。

分布是就一个句子而言构成的句法结构框架，比如“可以做主语或谓语”就是一个框架。凡是可以进入这个框架的词，我们就把它们归于同一类，称之为实词；而不能进入这个框架的词，就是虚词。有了“实词”、“虚词”这样的类别，就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实词和虚词的语法意义。语法学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要不断地确定这个框架。又如我们还可以确定这样的框架：“在主语和谓语之间通常没有停顿的条件下，句末不必加用任何虚词就可以做谓语。”那么像“出”“大”这样的词，就可以进入这个框架，我们称之为谓词，而不能进入这个框架的词，如“人”“国”这样的词，就属于另一类，它们是体词，把谓词和体词区分出来之后，再进一步就可以归纳谓词和体词的语法意义。

变换这种语法形式所表现出的关系已经不限于一个语法单位之内，而是扩充到两个语法单位之间，或是说：在两个语法单位的关系之中找到一个框架。比如假定这里有短语Ａ，我们可以用对词语加以增加、减少或移位的方法，在短语Ａ的基础来构成另一个短语Ｂ。从语义上看，在短语Ａ和短语Ｂ之间，如果具有基本相同或包含的语义关系，我们便称之为可以变换，否则就是不可以变换。可以变换的语法单位可以进入同一个框架，也就属于同一类；不可以变换的，就是另一类。以下举例来说明变换。

动词后加由“于”字构成的介宾短语之后，可以构成述补短语。这种述补短语，我们把它归入短语Ａ。在Ａ的基础上，我们把“于”去掉，这样就用减少的变换方法构成一个述宾短语，这个述宾短语是Ｂ。比如下边这几个例句：

（１）今人乍见孺子｛入｝［於井］。（孟子·公孙丑上）

（２）赤子匍匐将｛入｝［井］。（孟子·滕文公上）

（３）晋侯｛请｝［于王］。（左传·宣公十六年）——晋侯向王请求。

（４）文嬴｛请｝［三帅］。（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文嬴请求释放三位主将。例（１）的“入於井”是短语Ａ，例（２）的“入井”是短语Ｂ，“入於井”与“入井”的意思基本相同。而例（３）、（４）与前两例不同，如果我们把例（３）变换为例（４），原句的意思出现明显变化：“请王”不是“向王请求”，而变成“请求释放王”。从这种变换中可以看出：“入於井”和“请于王”，虽然都是述补短语，但却是两种不同的述补短语；与此相应，“入”和“请”也就属于不同类别的动词。再来看一个例子：（５）彭城｛降｝［晋］。（左传·襄公元年）

（６）齐人｛降｝［鄣］。（春秋·庄公三十年）以上这两个句子只从结构上看，似乎应该属于同一类。其实这两个句子的结构只是大体相同，并不完全相同：例（１）是彭城向晋投降，例（２）是齐人迫使鄣投降。我们可以称有这种关系的两个句子为同型异构（前边的例（３）、（４）也是异型同构）。要想区别这种同型异构的句子，只靠句子本身是不够的，这时使用变换才能断定它们是同形异构。比如，例（６）中包含有“鄣降”这个句子的意思，我们可以把“降鄣”变换为“鄣降”；而例（５）中则不包含“晋降”这个句子的意思，所以不能变换为“晋降”。通过变换，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同型异构的句子区分开来。

分布和变换最常用来确定词或短语的类别，而结构则主要是用来分析句子或短语。词语的类别、词序、节律等语法形式是我们常用来确定分析句子、短语结构的标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语法形式中已经谈了不少，这里不再讨论。有了主语、谓语这两个初始概念，又可以通过功能和结构不断推导出语法中的各种新概念，从而建立起一个语法系统，直到满足需要为止。还要说明的是：在研究工作中，开始确定的初始概念，不见得十分完善。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还可以根据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再对初始概念加以修改和完善，不过这样一来，对随后所推导出的内容也要作出相应的修改，总之这种公理化的研究方法允许对公理进行不断的完善，也应该进行不断的完善。

上述这种公理化的方法可以从语法形式出发，推导出语法中的种种关系，并归纳出相应的语法意义，从而揭示语法中的基本规律，或者说能确定古汉语语法系统中的基础框架。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语法中的全部问题，所以在使用这种方法的同时，还要辅以语法意义。在前边我们已经说过，语法意义在这里的是从属的，但在研究程序中也是不可以缺少的。

从第二章开始，本书将介绍语法体系。在介绍语法体系时，有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一种是按照研究程序来介绍，这样做的好处是推导的过程很清楚，并基本上可以保证没有论证过的术语不提前出现；但它的害处是整个叙述将不得不把词类、短语和句子都混杂在一起，会显得比较凌乱。另一种方法是按照词类、短语和句法这样三个子系统来介绍，而在介绍这三个子系统之前，先对一些基础概念作出必要的说明，同时尽量照顾研究程序。这样叙述的好处是容易条理清楚，缺点是可能后边才详细讨论的术语，在前边就要使用。我们采用的是后一种叙述方法，这样一来，在阅读本书时，如果觉得某个术语不十分清楚，而又想弄清楚，只好先翻看后边与之有关的某些章节。

三、研究语料

当我们把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统称为古代汉语时，这是个有几千年漫长历史的语言。对这个过程中的汉语语料，可以取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都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对古代汉语语料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六种，这就是专书、断代、泛时的研究和比较、贯通、汉语史的研究。

首先可以对某一部专书的语法来进行研究，比如专门研究《左传》的语法。这种研究或许是最基础的研究工作，没有这方面的扎实研究，细致而深入地认识古汉语语法几乎是不可能的。比专书研究更宽一些的，是断代的研究。所谓断代研究就是指截取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资料来进行研究。由于古代汉语有时又是指上古汉语，所以人们对古汉语的研究工作有时定位在对上古汉语的研究上。又由于上古汉语还可以再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所以人们又常把这三个时期分开研究，比如研究甲骨、金文的语法，或先秦语法、两汉语法。当然断代还可以断得更细些，比如对上古中期再进一步分期进行研究。比断代研究更宽一些的是泛时的研究，泛时研究可以说是对文言的研究。这种研究工作的对象是从先秦到清代的文言作品，以往曾经有过的大量古汉语著作都是这种研究的成果。上述的三种研究可以说都是共时的研究，以下的三种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历时的研究。

比较的研究可以对各个时期的古汉语语法进行比较，比如可以用上古语法与中古语法比较，人们以往做的比较多的是用文言和白话（现代汉语）语法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对于认识古代汉语和进行古汉语教学都很有帮助。贯通的研究对从古至今的汉语语法都加以研究，但不重在历史的分期，而是着重研究各个时期有特色的语法现象。这种研究对于认识和思考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语法是有帮助的。汉语史的研究则要对汉语语法发展的历史加以分期，并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汉语语法的发展情况，这是一种典型的历时研究。

四、一般和特殊

对于模糊性较强的古代汉语来说，在作系统研究时，要处理好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否则这个研究工作是无法进行的。在一般和特殊这一点上常要涉及两个问题，这就是常态和变例、数量和质量。

（一）常态和变例

任何一个语法单位，不管是词，还是短语或句子，通常都具有的比较固定的语法特点，这是它的常态。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对语法单位的常态基本上都能保持一种大致相同的认识，非如此，人们的言语活动便无法进行。在人们可以接受的前提下，有些语法单位可以在某种语言环境中改变常态而出现变例。常见的变例有下述四种。

１．词类活用

词类活用是一种常见的变例，一个词在活用时，它的功能和语义都出现了变化。如：

（１）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２）公若曰：“尔欲｛吴王｝我乎？”（左传·定公十年）

以上例句中加△的词本来是名词，名词通常不单独在句子中做谓语，也不能带宾语，但是在这里用做了动词，同时词义也出现变化，所以名词在这里是活用。

一般地说，活用时所表现出的功能和语义是该类词通常并不具备的。如果这类词本来就有这样的功能，而词义又没有出现变化，当然也就不是活用。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某类词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是从古汉语本身归纳出来的，而不是根据其他民族的语言，或现代汉语的语法特点，外加给古汉语的。比如古汉语中不及物动词可以用做使动，就不是活用。这是因为从上古汉语的大量语言事实来看，可以带宾语的不及物动词大多都可以用做使动，只是有的不及物动词常构成使动，有的构成使动的次数少些，或很少。构成使动正是不及物动词的一种基本用法，所以也就不是活用。又比如名词用做动词，像“军”、“妻”这样的词，在古汉语中既常用做名词，又常用做动词，下面的句子是它们很正常的用法：

（１）晋师｛军｝于庐柳。（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２）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左传·桓公十一年）人们有时把它们与现代汉语中的“军队”、“妻子”这样的词对应起来。然后或是根据词义，或是根据这些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属性，就把它们归入名词。把它们归入名词之后，于是便说这里是名词活用做动词。其实这是根据现代汉语语法来谈古汉语，本书在确定是否属于活用时，不取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们愿意强调：确定一个词是否活用，只能根据古代汉语中的语言资料，而不能根据现代汉语语法，或其他民族的语法。

２．词义翻改

在言语活动中词义翻改也是一种变例。词义翻改是指给一个原有的词赋予某种新的词义，当这个翻改过的词包含有新的词义时，往往也就有了原来没有的功能。如：

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庄子·外物）“鲋鱼”（今天通称鲫鱼）是一种鱼，在常态下，它不会听懂庄周的那番问话，更不会回答人的问话。在这里庄子对“鲋鱼”这个词的词义作了翻改，或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鲋鱼”这个词。在一般的语言中，鲋鱼不可能与“对曰„„”这样的短语相组合。功能和语义是相互关联的，由于这里的“鲋鱼”已经不是常态意义上的“鲋鱼”，所以这个词的功能也出现了变化。常态意义上的“鲋鱼”与这里的“鲋鱼”，其实已经是两个意义和功能都不同的词。像这样的情况，那个词义翻改过的“鲋鱼”也是一种变例。

３．修辞与韵文

在言语活动中，如果为了某种需要，使用了修辞的方法，或使用了韵文，也可能出现变例。如：

（１）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庄子·胠箧）

（２）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荀子·成相）

以上例句中的“围”、“徙”和“施”（设置）在常态下构成被动式一般是有条件的，可是在这里它们无条件地构成了被动式。之所以能这样用，例（１）是个偶句，是一种修辞格式，例（２）是韵文。为了适应修辞和韵文的需要，这里的用法是一种变例。

４．范式和变式

这里所说的范式和变式，主要是指句子而言的。比如我们在划分句型时，根据句末用“也”和主语和谓语之间有停顿等特点，可以区分出论断句。如：

（１）［亚父者］，｛范增也｝。（史记·项羽本纪）

（２）［信］，｛妇德也｝。（礼记·郊特牲）

以上这两个句子，都符合论断句的特点，我们称之为论断句的范式。有些句子，从语法形式上看，与范式并不完全相同，比如下面的句子：

（３）［虎者］，｛戾虫｝。（战国策·秦策二）

（４）［秦］｛虎狼之国｝，不可信。（史记·屈原列传）例（３）句末没有“也”，例（４）句末没有“也”，句中也没有停顿，可是我们仍把它们归入论断句。我们这样归类的主要根据是主语和谓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从语义来看，例（３）、（４）与（１）、（２）是相同的，所以也是论断句。但是例（３）、（４）这样的论断句并不典型，我们管这样的论断句称作“变式”，以区别于比较典型的范式（１）、（２）。

在语法的系统中，我们要把常态和变例区别开来。通常我们归纳的是常态的规律，除非特殊需要，一般不把常态与变例混同起来，同时也不根据变态来否定常态的规律。

（二）数量和质量

一般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量变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出现质变。对于清晰事物来说，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点是明确的，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而对于模糊事物来说，在不同质的事物的两极之间存在中介状态。中介状态属于亦此亦彼、非此非彼，要把这种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事物归入此或彼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简单处理，而要考察该事物属于此类或彼类事物的程度（隶属度）。汉语系统是个模糊系统，不同的语法单位之间，不管是词，还是短语和句子，都存在着交叉和过渡的特点，存在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情况，很难截然区分。所以在描写这个系统时，也存在着处理隶属度的问题，这种隶属度的问题，实际是个数量问题。

为了给语法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定性，本书时常要作一些数量上的统计。我们通常统计的是《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公羊传》、《谷梁传》等六部书中的例句数量。在说明这些统计结果时，我们用了以下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具体说明统计出的数字，在说明具体数字时，多数是直接把有关的数字开列出来。某个词，某种用法一共有多少例，就把统计出的数字用小一号的数字列在有关的词语之后，比如“‘也’（１０４５０）”，就表示“也”在以上六部书中其出现１０４５０次。有时对具体数字也可以作文字性的说明，比如说：“‘也’共出现１０４５０次”。在具体数字不必介绍的情况下，本书取另一种方式：只作一般性的介绍。这种一般性介绍最常用的与数量有关的词语主要有以下几个。１）多数和少数：“多数”和“少数”以５０％为界，超过的是多数，不及的是少数。２）一般、通常和有些：“一般”、“通常”都指７５％以上，有些指２５％以下。３）绝大多数和个别：“绝大多数”指接近１００％；在绝对数不大的情况下，“个别”指１０％以下；在绝对数大的情况下，“个别”指几个。４）经常、时常、大多和有时：当对两种语言现象进行比较时，出现次数明显超过另一方的称为“经常”、“时常”、“大多”；数量显著少的一方，称为“有时”。

由于古汉语语法是个模糊系统，有时在语法单位Ａ中，可能会出现语法单位Ｂ的某些特点，这应该不足怪，可能倒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现象。我们力求把这个模糊系统中的交叉性、过渡性处理得更好些。第二章 语法基础

本章首先介绍与句子、短语、词有关的一些基础概念，然后再由这些基础概念出发来介绍与句子、短语和词有关的基础分类。由于古代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与词的构成有关的问题，在词的后面作些简要的说明。

第一节 语法的基本单位

这一节我们先简要说明句子、短语、词及它们最基础的分类。

一、句子、短语和词

句子是前后都有停顿，并且带有一定的语调、表示相对完整意义的语言形式。古代汉语是书面语言，句子前后的停顿是通过后人所加的标点符号中的句号、问号、感叹号等来表示的。如：

（１）［齐师］｛大败｝。（公羊传·成公元年）

（２）［子］｛见夫子乎｝？（论语·微子）

（３）［子玉］｛无礼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以上三例都是句子，例（１）句子的停顿用句号表示，后两例是用问号和感叹号来表示。至于这些句子的语调，今人只能根据现代汉语的语调比照地来认识，很难确切地知道古人当时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调来说这些句子。以上三个句子全都表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一个句子常由主语和谓语这样两个句子成分构成，在以上四个句子中，用点和△标示的不同部分，分别是主语和谓语。主语表示一句话的话题，通常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已知的信息，所以主语趋向于有定。谓语则是对主语的陈说，对于听话者来说，谓语对主语的陈说常是未知的信息。主语、谓语可以由词直接充当，也常由短语来充当。短语又叫词组，它有时可以直接成句，但更常见的形式是，在它用做主语或谓语之后，再构成句子。以上例（１）中的主语 3 在成千累万的数字统计中，可能会有少量误差。我们能作到的是，这些误差肯定不会影响书中的结论。“齐师”和谓语“大败”，就都是短语。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以上例（１）中的“齐”、师”等就都是词。词是由语素构成的。

短语、词与句子是不同的语法单位，句子是使用单位，人们用句子来进行言语活动；而短语、词则是备用单位，它们并不在言语活动中直接使用。从大的方面看，一个句子在使用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作用。一种作用是关于客观世界说了些什么，逻辑学上称之为表述了一个命题；另一种作用则并未直接表述命题，即关于客观世界没有直接说些什么。以上三个例句中，例（１）直接表述了命题：说了一件事实。后两个例句与例（１）不同。例（２）是提出问题，关于客观世界没有说出什么。例（３）是感叹，这样的句子主要是表示说话人的感情，它间接地表述了命题，但不直接表述命题。短语和词不是使用单位，它们没有语调，也不存在句末停顿的问题。短语和词既不表述命题，也不提出问题和表示感情，而是表示概念。概念是反映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通常是存在于使用语言者的头脑中的。词表示的是比较单纯的概念，而短语则表示由词组合成的比较复杂的概念。

在短语中，词和词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有的词在短语中是“中心词”，有的不是；有的短语有中心词，有的短语没有中心词。中心词是指与短语的整体功能相同的一个或几个词，这一个或几个词能够决定该短语的功能。中心词之外的其他词是非中心词。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两个句子：

（１）段入于鄢。（左传·隐公元年）

（２）晋侯、秦伯围郑。（左传·僖公三十年）例（１）中，“入于鄢”是短语。在“入于鄢”中，“入”是词，而且是中心词，因为“入”与“入于鄢”的功能相同：都可以做谓语。“于鄢”又是短语，“于”、“鄢”都是词，由于“于”和“鄢”与“于鄢”的功能都不相同，所以这个短语中没有中心词。例（２）的“晋侯、秦伯”是短语，在这个短语中，“晋侯”、“秦伯”都是中心词，因为这两个词与这个短语的功能都相同。

词是由语素构成的，语素又叫“词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所谓“最小”是说语素已经不可能再进一步切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口语中的一个音节，或书面上的一个字就是一个语素。只有一个音节的词一般不可能切分，比如“齐”、“大”这些词就都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复音词要复杂些，比如“百姓”、“沛然”（雨下得很大的样子）、“匍匐”是三个词。“百姓”这个词我们可以切分出“百”和“姓”这样两个语素，“沛然”也可以切分出“沛”和“然”这样两个语素。与“百姓”不同的是：在“沛”“然”这两个语素中，“沛”的意义比较实在，而“然”的意义则比较虚。“匍匐”和以上两个词又不同。从语音上看，虽然我们可以切分为“匍”和“匐”这样两个音；可是从意义上看，我们却不能这样切分，这是因为“匍”和“匐”独立时都没有意义。所以“匍匐”尽管是双音节的，可它却只是一个语素。语素大多是单音节的，但也有少数是多音节的。

与语素有关的另外两个概念是“词根”和“词缀”。词根是指在一个词中表示基本词汇意义的那个语素。对于单音节词来说，词根当然就是构成该词的语素。复音词中有的词不止一个词根，比如“百姓”中就有两个词根：“百”和“姓”。有的多音节词中只有一个词根，另外还有一部分是词缀。词缀是附着在词根上的、位置比较固定、意义比较虚的那个语素。在“沛然”中，“沛”是词根，“然”是词缀。

二、句子、短语和词的基础分类

有了语法的基本单位，也有了主语和谓语，就可以对句子、短语和词作出最基础的分类。

（一）句子

根据句子中谓语的数量，可以把句子分为单句、复句两类，另外还有一类特殊的句子：非主谓句。

１．单句，主谓句和无主句 只有一个谓语的句子是单句，常见的单句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主谓句和无主句。

在一个单句中，既有主语，又有谓语，这样的句子是主谓句。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我们曾指出：主语表示的是话题。我们这里所说的话题，意义比较宽。施事、当事、受事、论断的对象是话题，时间、处所等也是话题，而表示这个话题的句子成分就是主语，如：

（１）［张仪］｛逐惠施於魏｝。（战国策·楚策三）

（２）［齐］［大饑］。（礼记·檀弓下）

（３）［吾］｛长见笑於大方之家｝。（庄子·秋水）

（４）［父慈，子孝，夫信，妇贞］，｛家之福也｝。（战国策·秦策三）

（５）［冬］，｛晋文公卒｝。（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６）［口中］｛有珠｝。（庄子·外物）

以上前四个例句的主语分别是施事、当事、受事和论断的对象，例（５）、（６）的主语表示的是时间和处所。主语之后的部分都是谓语。这六个句子都是单句，而且是主语、谓语齐全的主谓句。

无主句是只有谓语，没有主语的句子。古汉语中没有第三人称代词，在今天看来可以用第三人称代词做主语的句子，古汉语通常取无主句的形式。在无主句中，这样的句子最为常见。如：

（１）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左传·僖公四年）

（２）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左传·隐公元年）

例（１）中“遂伐楚”前没有主语，伐楚的应该是齐侯，这里不用代词指代他，构成无主句。例（２）中的“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的陈述对象都应是武公从申国娶来的那位妻子，即姜氏，可是这里都不用主语，构成无主句。除了这种无主句之外，在主语泛指时，也能构成无主句。所谓主语泛指，是说主语所表示的是一般的人，不能也不必确指是哪一个人。如：

（１）｛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

（２）｛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荀子·议兵）

以上二例的主语泛指一般人，所以没有主语。有的句子从逻辑上看没有陈述的对象，也只能构成无主句，如：

（３）｛有人不难以死安利其国｝。（国语·晋语八）例（３）从逻辑上看没有陈述对象，也是无主句。

无主句不同于主语省略。无主句是说这种句子通常根本就不用主语，根据古汉语的语法规律，也很难补出主语。在对话中，有时可以省略主语，这种句子并不是无主句。如：

（１）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史记·项羽本纪）

（２）“［追我者］谁也？”其仆曰：“（）｛东郭顺子｝。”（庄子·田子方）例（１）中“甚急”的主语是“今日之事”，由于有前面的问话，在这里省略了主语。例（２）的答话中省略了“追我者”。以上这两例不用主语的地方，根据古汉语的语法规律，都可以有主语，不同于前边说的无主句。

２．复句、分句

有的句子比单句要复杂，句子中有不止一个谓语。一个句子中如果有不止一个谓语，而这些谓语彼此又不互相包含对方，这样的句子是复句。我们知道，一个句子总是表达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所以复句中所存在的那几个谓语，也必然在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复句中的谓语，前边出现主语或没有出现主语，都称之为分句。如：

（１）［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墨子·公输）

（２）［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以上两个例句都是复句。例（１）有两个分句，前边都出现了主语；例（２）也有两个分句，只是在第一个分句中出现了主语，后边没有出现。

３．非主谓句

复句的构造比单句复杂，另外还有少量句子比单句要简单，它们常由单个词语构成，根本分不出主语和谓语。这样的句子，称为非主谓句。如：

（１）老聃曰：“｛丘｝！”（礼记·曾子问子）

（２）孟尝君曰：“｛善｝。”（战国策·齐策三）

例（１）中的“丘”是称呼对方，例（２）是称赞，都无法分析主语和谓语，它们是非主谓句。

（二）短语

根据在充当主语或谓语时表现出的不同功能，短语首先可以分为谓词性短语和体词性短语两大类，另外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短语是主谓短语。

１．谓词性短语、体词性短语

谓词性短语是经常充当谓语的短语，而且在用做谓语时，不必附加什么条件。这种短语具有陈述主语的能力，经常表述行为、变化、性质等，是陈述性的。如：

（１）子｛退朝｝。（论语·乡党）

（２）洧水｛甚大｝。（吕氏春秋·离谓）以上加△号的都是谓词性短语。谓词性短语除了经常用做谓语之外，也可以在某些句子中用做主语。如：

（３）｛伐鲁｝，齐之大过也。（墨子·鲁问）“伐鲁”是谓词性词语用做主语。

体词性短语主要表示人、物，是指称性的，经常用做主语，如：

（１）｛大国｝朝夕释憾於敝邑之地。（左传·成公二年）

（２）｛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左传·隐公三年）以上两个例句中的主语都是体词性短语。在附加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体词性短语也可以做谓语。如

（３）蔡叔，｛康叔之兄也｝。（左传·定公四年）

以上例句中，体词性短语加“也”之后做谓语；如果不加“也”之类的词，体词性短语一般不能做谓语。

２．主谓短语

主谓短语是由主语和谓语构成的短语，主要表述事实，是一种特殊的短语。这种短语跟句子和一般的短语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首先这种短语有主语和谓语两个部分，所以它可以像句子一样表述命题；但是它所表述的这个命题并不独立，而是从属于一个句子，也就是从属于一个大的命题。在可以表述命题这一点上，它与句子相同，而不同于一般的短语；但在不是使用单位，只是个备用单位这一点上，它又与一般的短语相同。主谓短语一般是谓词性的，所以它可以用做谓语，此外还可以做宾语、主语和定语。如：

（１）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

（２）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汉书·高祖本纪）

（３）｛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谷梁传·庄公二十八年）

（４）｛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史记·项羽本纪）以上四例中，例（１）是主谓短语做谓语，例（２）、（３）、（４）是主谓短语分别做宾语、主语和定语。有的主谓短语是体词性的，一般不做谓语。这样的主谓短语远不及谓词性的主谓短语常见。如：

（５）吾闻｛鲁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战国策·赵策三）以上例句中的主谓短语是体词性的。由于体词性的主谓短语比较少见，所以我们以后所谈的主谓短语，主要是指谓词性的。

常见的主谓短语有三种，一种是单句形式的主谓短语，另一种是复句形式的主谓短语，还有一种是无主句形式的主谓短语。如：

（１）是时，｛萧何为相国｝。（史记·张丞相列传）

（２）｛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左传·桓公二年）

（３）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例（１）中的主谓短语都是单句形式的，例（２）中的短语是复句形式的，例（３）中的“佐下军”之前没有主语，通常也并不用主语，实际指“程郑”，是无主句形式的主谓短语。

当主谓短语用做以上各种句法成分时，在一个句子中就会包含不止一个“主语”或“谓语”，为了便于称说，我们管全句的主语、谓语叫作“大主语”、“大谓语”，而管主谓短语中的主语、谓语叫作“小主语”、“小谓语”。

（三）词类

词首先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两类，实词又可以分为谓词和体词两类，虚词又可以分为辅词和助词两类。

１．实词和虚词

实词和虚词是古汉语中两种最基本的词类，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能做主语或谓语。

（１）实词

可以在句子中做主语或谓语的词是实词。这里所说的是否能充当主语、谓语包含两个意思。首先，是指一个词可以单独充当主语或谓语。如：

（１）［寇］｛退｝。（孟子·离娄下）

（２）［项王］｛怒｝。（史记·项羽本纪）以上两个例句中的“寇”、“项王”和“退”、“怒”都能单独充当主语或谓语，都是实词。其次，是指以该词为中心词组合而成的各种短语，可以充当主语或谓语。如：

（３）山｛有｝［木］。（左传·隐公十一年）

（４）晋人［弗］｛许｝。（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以上例句中加△的词分别在述宾、状中短语中充当中心词，它们都是实词。

从语义方面看，实词具有称述意义。“称述”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指称，二是陈述。指称是说：实词可以指称人、物等，比如例（１）、（３）中的 “寇”、“山”等；陈述是说：实词可以陈述人、物，比如例（１）、（４）中的“退”、“许”等。

有些实词不可以直接称述人、物，但可以间接地称述人、物。这是一种特殊的实词，即代词。代词称述人、物时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指代，另一种是求代。在指代时，代词指代上下文中某个确定的语言单位。如：

（１）［吴人］曰：“於周室，｛我｝为长。”（左传·哀公十年）

（２）［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天论）例（１）、（２）中的“我”、“是”做主语，它们并不直接指称现实中的人、物，但可以分别指代“吴人”和“日月星辰瑞历”，是间接指称人、物。所以“我”、“是”也都是实词。在这种类型的实词中，有两个比较特殊的代词：之、其。这两个代词通常既不做主语，又不做谓语；“之”常做宾语，“其”常做定语。这两个代词应该说是介于实词和虚词之间的实词。如：

（１）丑父寝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左传·成公二年）

（２）［管仲］以其［君］霸。（孟子·公孙丑上）在以上二例中，“之”、“其”分别做宾语和定语，指代上文的“蛇”和“管仲”；考虑到它们的指代作用，还是把它们与其他代词一起归入实词。

求代是说，这种代词可以提出与人、物、事有关的问题，然后在下文用某个确定的语言单位针对这个提问作出回答。如：

（１）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墨子·天志中）

（２）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公羊传·隐公元年）

例（１）中的“孰”做主语，例（２）中的“何”做谓语，下文都有作出回答的语言单位，这是求代。有时，使用这种代词的目的并不是提出问题，而是表示反问。如：

（３）｛谁｝能出不由户？（论语·雍也）如果把以上这个反问句理解为肯定句，“谁”实际是说“任何人都不”，这个句子中的代词不是提出问题。

（２）虚词

虚词是一种辅助性的词，在句子中一般不能用做主语或谓语。如：

（１）大伯｛不｝［从］。（左传·僖公五年）

（２）［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战国策·赵策三）

以上例句中加△的词都是虚词。从意义方面看，虚词没有称述意义，它们主要是起一种语法作用。比如例（１）中的“不”是修饰性虚词，它修饰“从”；例（２）中的“而”连接两个分句。

除了实词和虚词之外，古汉语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词类：叹词。关于这类词我们到后边再说明。

２．谓词和体词

主要根据用做谓语时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实词可以分为谓词和体词两类。

（１）谓词

谓词具有陈述性，时常表述行为、活动、状态、变化、性质、特征及某种关系。为了便于称说，在下边我们把谓词所表述的这种种语义内容统称为“属性”。谓词所具有的陈述性本来就是陈述人、物、事的，所以它们经常用做谓语，而不要附加什么条件。如：

（１）［平王］｛崩｝。（左传·隐公三年）

（２）［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荀子·议兵）以上诸例中的“崩”、“强”、“弱”等都是谓词，陈述主语所表示的人。

（２）体词

体词具有指称性，表示人、物等，为了称说方便，下边我们把体词性词语所表示的人、物等统称为“事体”。体词常是谓词性词语说明的对象，所以经常做主语、宾语。如：

（１）｛子产｝归。（左传·昭公十三年）

（２）｛子｝击｛磬｝于卫。（论语·宪问）前两例中做主语的“子产”、“子”表示人，例（２）的宾语“磬”表示物，它们都是体词。

体词极少独自充当谓语，如果充当谓语，一般是有条件的。体词通常可以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充当谓语。１）体词之后加有对句型起定性作用的虚词。在这种虚词中，最常用的是“也”。如：

（１）周公，｛弟｝［也］。（孟子·公孙丑下）

（２）臣之所好者，｛道｝［也］。（庄子·养生主）

例（１）中的“弟”是体词，其后加“也”用做谓语，例（２）与此类似。在个别情况下，体词用做谓语时也可以不用“也”等虚词。如：

（３）农，天下之｛本｝。（史记·孝文本纪）

２）在体词之前使用某些谓词、代词做定语，体词也能做谓语。这种形式的谓语远不及前一种形式常见。如：

（１）人之身［三百六十］｛节｝。（韩非子·解老）（２）当其时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左传·宣公十八年）“三百六十”是谓词性词语，“何”是疑问代词，体词“节”、“罪”加有定语后，用做谓语。３）在少许描写性的句子中，主语和谓语之间存在某种领属关系，体词性短语也可以做谓语，这种句子更少见。如：

（１）人者，厚｛貌｝深｛情｝。（庄子·列御寇）

（２）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史记·高祖本纪）以上例句中加△的词都是体词，构成体词性短语后用做谓语。

３．辅词和助词

主要是根据对词语或句子是否有定性作用，虚词可以分为两大类：辅词和助词。我们这里所说的定性作用，主要是指一个虚词能改变、确定词语或句子性质的作用。辅词一般没有定性作用，主要起修饰或连接的作用，不改变有关词语的性质。如：

（１）楚军｛不｝［出］。（史记·高祖本纪）

（２）项王［按剑］｛而｝［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以上例句中加△的词都是辅词，例（１）起修饰作用，例（２）“而”起连接作用。这些辅词在修饰或连接了有关的词语后，并不改变这些词语的性质。

助词则有定性作用，即能改变、确定词语或句子的性质。如：

（１）雹，［大］｛者｝尺八寸。（史记·孝景本纪）

（２）食粥，［天下之达礼］｛也｝。（礼记·檀弓下）以上例句中的虚词“者”、“也”都是助词。例（１）中的“大”是谓词，加“者”之后，构成体词性短语，在这里，“者”有改变并确认词语性质的作用，所以它们是助词。例（２）中“天下之达礼”是体词性的短语，通常不能做谓语，其后加“也”，则可以做谓语，并使全句成为论断句，“也”同样有改变词语性质的作用，并确定了句子的性质。

在辅词中，副词是很常用的一类虚词，大多数副词都是辅词，前面例句中的“不”就是个常用辅词。但副词中也有些属于助词，关于这些有助词作用的副词，我们将在第四章第一节副词中介绍，这里暂不讨论。

在我们区分辅词与助词时，同时还要指出：助词能改变词语或句子的性质，但不是说，词语或句子性质的改变一定要使用助词；有时某些词语或句子性质的改变，并不必使用助词。这里既有范式有变式、常态与变例的问题，也有与转称、活用有关的问题，在后边的有关章节将作说明。

第二节 句类和句型

一个句子（这里主要指单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它的类别。一方面可以从语用上来考察它们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可以考察它的内部结构。根据前一方面考察出的结果，4我们称之为句类；而根据后一方面考察出的结果，我们称之为句型。句类和句型之间存在一种并不完全整齐的对应关系。以下先分别介绍句类、句型，然后简单说明句类与句型之间的关系。

一、句类

根据使用时在表述命题上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句子首先可以分为两类：命题句和非命题句。命题句通常又叫陈述句，非命题句则可以分为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三类。这四类不同的句子，常表现出说话人在言语活动中的不同态度，所以也就常表现出不同的语气。在言语活动中，陈述句出现最多，其次是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出现的数量比较少。4 与句类、句型有关的内容，曾得到王洪君、宋绍年、何莫邪先生的帮助，在此致谢。

（一）陈述句

陈述句是直接表述命题的句子，它可以判断是真还是假，这种句子，一般不用与疑问、祈使、感叹有关的虚词。常见的陈述句有两类：记实句和论述句。记实句主要用来陈述客观事实。如：

（１）［大叔］｛出奔共｝。（左传·隐公元年）

（２）［孔子］｛见齐景公｝。（吕氏春秋·高义）以上二例都是记实句，都是客观地叙述事实。如果在现实中太叔确实出奔到共国，那么例（１）这句话是真的；如果太叔并没有到共国去，这句话就是假的：所以这句话能判断是真，还是假，是陈述句。例（２）与此类似。

论述句则不是全然客观地陈述事实，而是在句子中包含有与说话人的认识有关的某种主观性的内容。这种句子最常用来作出主观论断，或用来说明见解、介绍情况。如果打个比喻，记实句很像是个没有旁白的舞台，一切内容都由演员在那里表演；而论述句则更像是舞台上的旁白或是舞台上的人物在那里讲舞台上观众所看不到的内容。如：

（１）［赵盾］，｛古之良大夫也｝。（左传·宣公二年）

（２）范睢至秦，王庭迎，谓范睢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战国策·秦策三）

例（１）不是叙事客观事实，而是主观论断；但是也可判断真假。如果赵盾真的是“古之良大夫”，这句话为真；如果不是，这句话为假。例（２）不是判断，而是秦王在介绍自己的想法，但也可以判断真假。

（二）疑问句

疑问句是用来提问，并要求对方回答的句子，它本身无所肯定或否定，所以没有真或假的问题，也就不用来表述命题。常见的疑问句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有疑而问的询问句，另一类是无疑而问的反问句，第三类是半疑半问的测问句。

询问句是最常见的疑问句，又可以分为三类：是非问、选择问和特指问。如：

（１）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论语·微子）

（２）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孟子·告子上）

（５）［子之师］｛谁邪｝？（庄子·田子方）

以上三个例句都是疑问句。例（１）属是非问句，例（２）是选择问句，例（３）是特指问句。由于以上这些句子中的答案，即命题的内容要回答的一方来确定，所以这样的句子不存在真或假的问题。

反问句是一种特殊的问句，它用问句的形式来表述命题，如：

（１）［以此为治］，｛岂不难哉｝？（吕氏春秋·察今）

（２）［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这两个例句实际都表述了命题，分别是“以此为治”“难”和“学而时习之”“悦”，但这两个命题是用疑问句的形式来表述，而不是像陈述句那样直接表述，所以也归入疑问句。

测问句是一种介于陈述句和疑问句之间的句子，说话人对于所说的内容已经有了初步的看法，只是还不能十分确定，要求对方加以确认、证实。如：

（１）［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论语·子罕）

（２）臣窃意［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吕氏春秋·重言）孔子在说出例（１）这句话时，其实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看法，这里只是要求对方加以确认，并不是完全要从对方那里得到自己全然不知的答案；例（２）与此类似。

（三）祈使句

祈使句是希望、要求听话者去做某事，或劝阻、禁止听话者去做某事。这种句子是要求听话的人，或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动，所以也不是在表述命题。如：（１）［王］｛请度之｝！（孟子·梁惠王上）

（２）［子］｛必无往｝！（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例（１）是希望对方“度之”，例（２）是要求对方不要“往”，都是祈使句。

（四）感叹句

感叹句的主要作用是表达情感，在表达感情的同时，也间接地表述了命题。如：

（１）［孺子］｛善哉｝！（左传·昭公十六年）

（２）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礼记·中庸）

以上两个感叹句都主要表达情感，但也间接地表达了“孺子善”和“道不行”这样的命题。

二、句型

目前古汉语通行的划分句型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句子中谓语的类型。按照这个标准，常见句型可以分为三类：叙述句、描写句和判断句。这三类句子，主要分别用动词性词语、形

5容词性词语和名词性词语做谓语。赵元任先生对此曾含蓄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句型研究的是句子的内部结构，而句子是由主语和谓语这两部分构成的。所以句子的内部结构反映的是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表现在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如果谓语的类型的确能够反映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关系，那么根据上述三种谓语的类型来区分句型自无不可；可是在古汉语中，动词性词语、形容词性词语和名词性词语只是几种不同的短语类型，它们并不是句子的类型。要考察句子的类型，不能只考虑谓语的性质；除了要考察谓词的性质，还要考察主语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再来认识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关系。在古汉语中，用做主语的，可以是体词性词语，也可以是谓词性词语或主谓短语。在主语是不同性质的词语的情况下，尽管谓语是相同性质的词语，结果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关系可能会很不相同。比如同样是动词性词语做谓语，如果主语是体词性词语，这样的句子可能是在叙述事实；可是如果主语是动词性词语或主谓短语，这样句子往往并不是叙述事实，而是在表示某种认识。一个句子是在叙述事实，还是在表示主观认识，在古汉语中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句型。在下边的讨论中我们就会看到，在谓语同样是动词性词语的情况下，由于主语性质不同，它们会是完全不同的句型。换句话说，仅仅考虑谓语的性质，并不足以反映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关系。所以本书不采用通行的划分句型的方法，而是根据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关系，把古汉语的句型分为三类：叙事句、论断句和说明句。在这三种句型中，叙事句和论断句对立鲜明，数量最多，也最复杂；而说明句则表现出过渡的特点。这三种句型是我们认识古汉语句型乃至于一些基础词类的基础，换句话说，对古汉语中一些重要的实词或虚词的认识正是以这三种句型为基础展开的。除了以上三类句子之外，还有三类比较特殊的句型，这就是有无句、背景句和分类句。有无句和背景句属于叙事句，分类句属于论断句。以下我们先来简要地介绍这几类句型。

（一）叙事句

叙事句主要用来叙述人、物的行为、变化，性质等。这种句子直接反映客观现实。我们在前边曾指出，陈述句表述命题，而叙事句所表述的这种命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后我们简称叙事句所表述的内容为“事实”。这种句子有五个特点，前四个特点主要表现在词语的类别上。

１）主语是指称性的，常表示人、物等事体，这些事体经常是施事，也可以表示当事和受事等，一般由体词性词语充当。２）谓语是陈述性的，经常表示行为、变化、特征等属性，一般由谓词性词语充当。３）这种句子的句末、句首一般不使用助词。如：

（１）［齐侯］｛归｝。（公羊传·成公八年）

（２）［齐师］｛大败｝。（公羊传·成公二年）

（３）［妻子］｛为戮｝。（左传·文公十三年）5 请参看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５３页。以上三个例句中的主语都是体词性词语，谓语都是谓词性词语。例（１）的主语是施事，谓语是行为；例（２）的主语是当事，谓语表示变化，例（３）的主语是受事，谓语也是行为。这三例的句末和句首都没有助词。４）否定性的叙事句最常使用副词“不”，也可以用副词“未”。如：

（４）楚王｛不｝［说］。（战国策·楚策三）——说：同“悦”。

（５）子产归，｛未｝［至］，闻子皮卒。（左传·昭公十三年）以上两例都是否定句，分别用副词“不”和“未”。５）最后一个特点表现在节律上。在这种句子中，如果有主语，那么主语和谓语之间通常没有停顿。以上举的例（１）～（５）已经表现这些特点，下边再看两个例句：

（１）｛子贡｝｛问政｝。（论语·颜渊）

（２）［木］｛正｝。（墨子·经说下）

以上二例的主语和谓语之间都没有停顿，这些句子陈述的都是事实。

（二）论断句

论断句是古汉语中另一种常见句型，这种句子常用来表示论断。我们这里所说的论断，主要是指在归类、原因、评价等方面作出论断。这些论断主要不是在陈述事实，而主要是在表述一种认识的结果。论断句在类别和节律两个方面与叙事句具有五个不同的特点。

从词语类别上看，论断句有四个特点。１）论断句的主语，并不是行为、变化等陈述的对象，而是论断的对象，即是一种认识的对象。这种认识的对象既可以是人、物等事体，也可以是行为、事实等，所以句子的主语既可以是体词性词语，也可以是谓词性词语、主谓短语等。２）论断句的谓语是论断的结果，即认识的结论。这个结论既可以用体词性词语来表述，也可以用谓词性词语来表述，所以论断句的谓语同样既可以是体词性词语，也可以是谓词性词语、主谓短语等。３）为了表示是论断，而不是客观的叙述，这种句子最常在句末使67用助词“也”，有时可以使用“矣”、“焉”等助词，有时还可以在句首使用“夫”等助词。如：

（１）［安平君］，｛小人也｝。（战国策·齐策六）

（２）［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左传·文公十二年）

（３）［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左传·宣公十二年）

（４）［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吕氏春秋·审分）

（５）｛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韩非子·和氏）以上五例都是论断句，这些句子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说话者的某种主观认识，而不纯然是陈述事实。例（１）、（５）的主语是体词性词语，例（２）、（３）的主语是主谓短语，例（４）的主语是谓词性词语；例（１）、（５）的谓语是体词性词语，例（２）的谓语是谓词性词语，例（３）、（４）的谓语是主谓短语。以上五例的句未分别用“也”、“矣”、“焉”，最后一例的句首用“夫”。４）否定性的论断句中常用副词“非”，肯定性的论断句中，有时可以用“必”等副词。如：

（６）国燥於秦，兵分於齐，｛非｝赵之利也。（战国策·赵策四）

（７）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史记·项羽本纪）以上两个论断句，前一个表示否定使用“非”，后一个肯定，用“必”。５）论断句的主语和谓语之间一般有停顿。以上例（１）～（７）已经表现出这些特点，再看下面的例句：

（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67 马建忠曾指出“也”有论断的作用。

吕叔湘先生曾指出“矣”有论断的作用，请参看《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２７４页（２）［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以上两个例句都是论断句，在主语和谓语之间都有停顿。

（三）说明句

说明句主要用来说明见解、评议可否、介绍情况，有时表示确认，是一种介于论断句和叙事句之间的句子。说明见解主要是指说明个人的看法、心情、意图等，评议可否主要是指说明行为是否可行，及实行时的难易等。介绍情况主要是指说明某种持续存在或出现变化的情况，表示确认主要是强调或提醒别人注意某种情况的存在等。在说明见解和评议可否时，说明句比较接近论断句；而在介绍情况和表示确认时，则更接近叙事句。说明句主要有四个特点。在这四个特点中，前两个特点与论断句相同。

１）句末常使用“也”、“矣”、“焉”等助词，有时还可以在句中使用“也”。２）可以使用在论断句中出现的“必”等副词。如：

（１）能知贤与不肖者寡｛矣｝。（史记·日者列传）

（２）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列御寇）

（３）公曰：“吾将略地｛焉｝。”（左传·隐公五年）

（４）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左传·僖公二年）

（５）公孙夏曰：“二子｛必｝死。”（左传·哀公十一年）

以上五个例句都是说明见解：例（１）是说明看法，例（２）是说明心情，例（３）说明意图，句末分别使用“矣”、“也”、“焉”。例（４）说明看法，句中用“也”，例（５）也是说明看法，句中用“必”。以下例句用来评议可否、介绍情况及表示确认：

（６）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７）［夫君臣习礼乐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礼记·射义）

（８）（公子）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後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准备到齐国去，对季隗说：“等我二十五年，如果我不回来，你再出嫁。”季隗回答说：“我都已经二十五岁了！再过上这样多的年头去出嫁，也就进棺材了，您还是让我等着您吧。” 例（６）是评议可否，句末用“矣”，例（７）是介绍持续存在的情况，句末用“也”，例（８）是强调已存在的某种情况，表示确认。句末用“矣”。

说明句与与叙事句相同的特点也有两个。３）谓语是要说明的内容，这种内容通常是行为、变化、性质等属性，一般由谓词性词语充当。４）否定性的说明句一般用“未”、“不”，例（１）～（８）已经表现出这两个特点，以下再看几个例句。如：

（１）申无宇曰：“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左传·昭公四年）

（２）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３）卞随曰：“吾［不］｛知也｝。”（吕氏春秋·离俗）

例（１）主要是说明见解，例（２）是介绍情况，例（３）表示确认，是在强调。以上诸例的谓语都是由谓词性词语充当的，后两例否定时，分别作“未”和“不”。

（四）有无句、背景句和分类句

除了以上三类常见的基本句型之外，另外还有三类比较特殊的句型，它们是：有无句、背景句和分类句。有无句和背景句同样是在叙述事实，可以与叙事句归入同一类；分类句主要是在表述认识的结果，可以与论断句归入同一类。由于有无句、背景句和分类句与前面介绍的叙事句和论断句有些不同的特点，所以把它们另列出来加以介绍。

１．有无句

有无句是由“有”、“无”构成的叙事句，主要表示与存在、出现或领有等有关的事实。有无句的特点是：谓语的中心词一般由“有”“无”这两个动词充当，句末通常不用助词。如：（１）天下｛有｝［变］。（战国策·秦策三）

（２）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吕氏春秋·先识）

例（１）的“有”表示出现，例（２）的“无”表示领有。有无句所表示的存在、出现和领有，是一种广义的空间关系：主语表示广义的空间，而宾语则表示空间中所存现的人、物等。

２．背景句

背景句是由主谓短语充当谓语构成的叙事句，特点是：大主语一般是体词性短语，通常表示时间、处所等背景。谓语则是个主谓短语，充当谓语的这个主谓短语通常与叙事句具有相同的特点，全句的句末一般不用“也”、“矣”、“焉”等助词。这个主谓性谓语表示处在主语所表示的环境之中的事实。在大主语和谓语之间，有的有停顿，有的没停顿。如：

（１）［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左传·僖公四年）

（２）［公子］｛颜色愈和｝。（史记·魏公子列传）

例（１）的主语表示时间，是后边主谓短语所述事实的环境，例（２）的“公子”，是“颜色”的所有者，也可以认为是“颜色”的大环境。以上两个例句的句末都不用“也”、“矣”、“焉”等助词。

３．分类句

分类句主要表示归类、类比、解说等，与论断句表述基本相同的语义内容，所以可以与论断句归为一类，分类句主要有两个特点。１）主语可以是体词性词语，但经常是主谓短语、谓词性词语。２）谓语通常由谓词性词语充当，只不过这些谓词性词语的中心词，主要是些比较特殊的分类动词，比如像“为”、“若”（像）、“曰”等（关于分类动词，在第三章第一节中具体介绍）。如：

（１）［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墨子·公孟）

（２）［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孟子·梁惠王下）（３）［幼而无父］｛曰｝孤。（孟子·梁惠王下）

以上三个例句，依次表示是归类、类比和解说，谓语中的中心词分别是“为”、“若”、“曰”；例（１）的主语是体词性词语，例（２）的主语是主谓短语，例（３）的主语是谓词性词语。

三、句型与句类的关系

句型是根据主语和谓语之间的语法关系分出的类，而句类则是根据句子在使用中的不同特点分出的类，即根据语用特点分出的类。句型和句类是按照两种不同的标准分出的类，但这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在陈述句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在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中则不够鲜明。

当我们按照主语和谓语之间的语法关系区分出句型时，其中所包含的语法意义其实反映的是不同性质的命题：叙事句及有无句、背景句表述的是比较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的命题，而论断句、说明句和分类句则在命题中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说话人对现实世界的某种主观认识。由于这四种句型都与命题有关，所以它们与表现了命题的陈述句之间的关系比较直接。总的来说，在陈述句中，句型和句类大体上构成一种对应关系：句型中的叙事句及有无句、背景句跟句类中的记实句基本一致，而句型中的论断句、说明句和分类句则跟句类中的论述句基本一致。具体地说，陈述句中的记实句主要是陈述客观事实，而句型中的叙事句及有无句、背景句所表述的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由于它们都是在客观地表述事实，所以这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句类中的论述句不是全然客观地陈述事实，而是在句子中包含有与说话人的认识有关的某种主观性的内容。而句型中的论断句、说明句和分类句，一般也不是全然客观地陈述事实，在这些句子中也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与说话人的认识有关的主观内容。所以论断句、说明句、分类句与论述句基本一致。在以后的讨论中，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也把论断句和说明句合在一起统称为“论说句”。

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并不直接表述命题，所以它们与句型的关系比较间接。疑问句或要求对方叙事，或要求对方论断，所以疑问句大致也可以分为叙事和论断两类。关于疑问句与叙事句和论断句的关系，我们到第七章句类第一节疑问句中再具体介绍。祈使句是要求对方做或不做什么，这种句子与说明句更接近，一般可以归入说明句。感叹句主要表现感情，同时间接地表述命题。它既然可以间接地表述命题，根据它间接表述出的这个命题的特点，也可以分别归入叙事句、论断句、说明句等各种句型。

第三节 短语

在第一节中我们曾说，短语有谓词性和体词性两个大类，根据短语里面中心词的数量，这两类短语又都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中心短语，在这类短语中只有一个中心词；另一类是多中心短语，在这类短语中有不只一个中心词。单中心短语和多中心短语这两类短语又可以根据短语的内部结构进一步划分。单中心的谓词性短语可以分为四类：１）述宾短语、２）述补短语、３）状中短语、４）数量短语；多中心的谓词性短语有一类：５）连谓短语。单中心的体词性短语也只有一类：６）定中短语；多中心的体词性短语可以分为两类：７）同位短语、８）连体短语。除了以上八种短语之外，另外还有两类多中心短语是谓词性短语和体词性短语所共有的，这就是：９）联合短语、１０）计数短语。除了以上１０类短语之外还有两类没有中心词的特殊短语：介宾短语和助词短语。这里的十二类短语再加上前边介绍过的主谓短语，总计一下，短语共１３类。在这一节，除去前边已经介绍过的主谓短语之外，我们主要介绍有中心词的１０类短语，至于介宾、助词两类短语，将在下一节中与虚词一起说明。

一、谓词性短语

在谓词性短语中，述宾、述补短语都是前中心短语，状中、数量短语都是后中心短语；连谓短语则是多中心短语。

（一）述宾短语

述宾短语是中心词在前的谓词性短语。处在前边的中心词称为述语，其后的词语是宾语。述语主要表述行为、活动等属性，宾语则表示与行为、活动有某种联系的事体、活动等。如：

（１）齐人｛伐｝［燕］。（孟子·梁惠王下）

（２）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

以上例句中加△的是述语，加点的是宾语。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宾语，主要用来表示长度和时段（一段时间）等。这样的宾语，我们称之为准宾语。准宾语可以直接用在述语的后面，也可以用在述宾短语的后面。如：

（１）田文曰：“夫｛行｝［数千里］而救人者，此国之利也。”（战国策·魏策三）

（２）｛行之｝［十年］，秦民大悦。（史记·商君列传）

例（１）表示距离的“数千里”给“行”作准宾语，例（２）准宾语“十年”用在“行之”的后面表示时段。

（二）述补短语

述补短语也是中心词在前的谓词性短语（关于宾语和补语的具体内容，我们到第五章第一、二节中介绍）。处在前边的中心词也称为述语，其后的词语是补语。述语表述行为、活动等属性，补语则表示处所、对象等。如：（１）初，宣子｛田｝［於首山］。（左传·宣公二年）

（２）子贡｛问｝［於子禽］。（论语·学而）

以上例句中，加△的是述语，加点的是补语，例（１）的补语表示处所，例（２）表示对象。

（三）状中短语 状中短语是中心词在后的谓词性短语。后边的中心词叫中心语，其前的词语叫状语。中心语表述行为、变化、性质等属性，状语用来限定、修饰、说明其后的中心语。状中短语最常见的形式是状语直接用在中心语之前，在状语和中心语之间一般没有停顿。如：

（１）周［不］｛纳客｝。（韩非子·说林上）

（２）其乐［甚］｛美｝。（吕氏春秋·长攻）以上句子中的加点的是状语，加△点的是中心语。

（四）数量短语

数量短语是一种特殊的谓词性短语。这种短语也是中心词在后面，但它与状中短语不同。在数量短语中，中心语是粘着的，这就是说，在这个短语中，中心词的前边一般要有数词，在没有数词的情况下，这个中心词通常不单用。数量短语可以充当谓语，所以它是谓词性的。在它充当谓语时，一般不带宾语、补语。如：

（１）［马食菽粟者］｛数百匹｝。（墨子·贵义）

（２）贰车者，［诸侯］｛千乘｝。（礼记·少仪）

以上例句中的数量短语都是做谓语。数量短语虽然是谓词性的，可是在分析它们时，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称呼，把前边的修饰语称为定语，后边的称为中心语。

（五）连谓短语

连谓短语又叫“连动短语”，是有序的多中心谓词性短语。这里的“有序”是说：短语中心词的位置不可以调换；如果调换了位置，原短语的意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

（１）子路［闻之］｛喜｝。（论语·公冶长）

（２）卫公叔文子［朝］而｛请享灵公｝。（左传·定公十三年）例（１）有两个中心词“闻”和“喜”，这两个中心词不可以调换位置，例（２）与此类似。

二、体词性短语

体词性短语中的单中心短语只有一种，这就是定中短语；而多中心短语则有两种：同位短语和连体短语。

（一）定中短语

定中短语是中心词在后的体词性短语，其前的部分称为定语，其后的部分称为中心语。定语对中心有修饰、限制的作用。如：

（１）［小］｛国｝受命於［大］｛国｝，敢不慎仪？（左传·文公三年）

（２）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以上例句中加点的是定语，其后是中心语。

（二）同位短语

同位短语是几个词语指同一个人、物的多中心体词性短语。在同位语中，被解释的部分称为本位语，解释性的词语称为同位语。如：

（１）二十一年，［晋文公］｛重耳｝伐曹。（史记·管蔡世家）

（２）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以上例句中加点的是本位语，其后是同位语。

（三）连体短语

连体短语是有序的多中心体词性短语。这里的“有序”是说：在这种短语中，中心词的位置不可以调换。如果调换了位置，原句的意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

（１）｛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战国策·赵策二）

（２）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礼记·月令）

例（１）词语的顺序表现了人物在历史上时间的先后，例（２）表现了地位的尊卑：以上短语中的体词性词语一般不可以调换位置。

三、联合短语、计数短语

（一）联合短语

联合短语是无序的多中心短语，有谓词性和体词性两种。这里的“无序”是说：在这种短语中，中心词可以调换位置；如果中心词调换了位置，于原文的基本意思没有显著的影响。如：

（１）吴｛强而富｝。（韩非子·说林上）

（２）｛鼋、鼍、蛟龙、鱼、鳖｝生焉。（礼记·中庸）例（１）是谓词性联合短语，例（１）的“强”、“富”如果调换了位置，于原句的意思并没有根本的影响。例（２）是体词性的，其中的“鼋”、“鼍”、“蛟龙”、“鱼”、“鳖”如果调换了位置，于原句的意思也没有根本的影响。

（二）计数短语

计数短语也是一种多中心词的有序短语，也有谓词性和体词性的两种。它与连谓、连体短语的不同之处是，在中心词之间具有一种数量上的计算关系；而在连谓、连体短语中，并没有这种数量上的关系。如下边的短语：

（１）八州，州｛二百一十｝国。（礼记·王制）

（２）｛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国语·周语下）

以上例句中表示数量的词语是计数短语，例（１）中的基数“二百一十”中的“二百”与“一十”之间构成相加的有序关系，它们之间的位置不可以调换，是谓词性的。例（２）中的序数“二十三”也是有相加关系的计数短语，它们之间的位置也不可以调换，表示序数，是体词性的。

第四节 词类

主要是根据功能的不同，词首先可以划分实词和虚词两个大类。实词又可以分为八类。其中谓词有三类：动词（包括形容词）、基数词、量词；体词可以划分为五类：名词、序数词、时间词、方位词和代词。代词大多是体词性的，也有少数是谓词性的。基数词和序数词合在一起，又可以称为数词。虚词可以分为九类，其中辅词有四类：副词、区别词、介词和连词；副词中大多是辅词，也有少数是助词。助词也可以分为四类：语气词、决断词、被动词和结构助词。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虚词是叹词。

在具体介绍各种词类之前，我们还要说明：这一节谈词类，主要是谈各种词类的区别性特征，即根据这些特点来与其他词类加以区别的特征，而不是谈各种词类在句子中的所有用法。

一、谓词

古汉语中的谓词可以分为三类：动词（包括形容词）、基数词和量词。

（一）动词

当给谓词分类时，并不能直接划分出形容词，因为形容词其实只是动词中的一类，是性质动词。根据传统的词类系统，本书仍用“形容词”这个名称。在这里，我们把形容词与动词合在一起介绍。关于形容词本身的特点，我们在第三章第三节中说明。

动词主要表示行为、活动，状态、变化、性质、特征等属性。在谓词中，动词数量最多，用法最复杂，主要特点有三个。

１）可以受“不”、“甚”等多种副词的修饰。如：

（１）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知：同“智”。

（２）窃闻大王义［甚］｛高｝。（史记·苏秦列传）以上两个例句中加△的动词，其前都有副词修饰。

２）动词一般可以带宾语、补语。如：

（１）郑伯｛如｝［周］。（左传·隐公六年）

（２）虎兕｛出｝［於柙］。（论语·季氏）以上二例中，前一例是动词带宾语，后一例带补语。

３）动词性词语大多可以给名词性词语做定语，不能单独做定语的动词，在构成述宾短语之后，往往可以做定语。它们做定语时，只可以置于名词之前，不可以置于名词之后，这种定中短语都是体词性的。如：

（１）无｛大｝［功］而欲｛大｝［禄］，皆｛怨｝［府］也。（国语·鲁语上）

（２）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例（１）是单个动词做定语，例（２）是述宾短语做定语。以上两个定中短语，都是体词性的。

（二）基数词

基数词表示数量，有四个特点。在这四个特点中，前三个是基数词所特有的，第四个与下边要谈的序数词的特点相同。

１）基数词常用来说明人、物的数量，所以最常用做定语。由基数词充当定语构成的定中短语既有体词性，又有谓词性。这种定中短语除了可以像一般的定中短语那样时常用做主语和宾语之外，还可以像其他谓词性词语那样用做谓语，说明与主语所表示的人、物有关的某种数量特征。如：

（１）｛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左传·庄公十九年）

（２）蟹｛六｝［跪］而｛二｝［螯］。（荀子·劝学）

以上例句中的基数词都是用做定语，构成定中短语。例（１）的定中短语做主语，例（２）的定中短语是做谓语。基数词做定语说明人、物的数量时，时常是用在名词之前，如上举各例，有时也可以后置。如：

（１）勾践也以［甲楯］｛三千｝，栖於会稽。（庄子·徐无鬼）

（２）昔者，纣为天子，将率天下［甲兵］｛百万｝。（韩非子·初见秦）

２）基数词可以充当状语，说明与行为、变化等有关的数量。如：

（１）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韩非子·五蠹）

（２）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吕氏春秋·察今）以上例句中的基数词都用做状语。

３）基数词时常用做谓语。与动词、形容词相比，数词的意义更为抽象，但也比较单纯。它们用做谓语时，主要是说明事物的数量，通常是单用，不带宾语、补语，也很少受副词的修饰。如：

（１）［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庄子·天下）

（２）［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以上两例都是数词单独用做谓语。

４）基数词可以构成计数短语。如：

（１）岁｛三百六十六｝日。（史记·五帝本纪）

（２）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周本纪）以上例句的基数词都构成计数短语。

（三）量词

量词表示计量单位，很少单独充当句法成法，通常是与基数词组合在一起，构成数量短语之后使用。如：（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孟子·梁惠王上）

（２）马［四］｛匹｝。（尚书·文侯之命）以上例句中加△的都是量词，其前是数词。

二、体词

体词具有指称性，可以分为四类：名词、序数词、时间词、方位词。代词大多属于体词，少数属于谓词，也在这部分一起说明。

（一）名词

体词中最常用、数量最多的是名词。名词主要指称人和物等事体。名词主要有四个特点。

１）可以受多种实词性词语的修饰，构成定中短语。如：

（１）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２）［楚］｛人｝怜之。史记·陈涉世家）以上例句中的名词受和名词的修饰。

２）名词有时可以用做状语，但远不及它的其他用法那样常见。如：

（１）豕｛人｝［立］而啼。（左传·庄公八年）

（２）五方之士来，必｛庙｝［礼］之。（国语·越语上）以上例句中的“人”和“庙”做状语。

３）名词是谓词的主要陈述对象，名词性词语经常给谓词性词语做主语。名词性词语的谓语最常由动词性词语充当。如：

（１）｛桓公｝［杀公子纠］。（论语·宪问）

（２）｛瓜｝［美］。（史记·萧相国世家）

４）名词性词语常充当宾语。在一般情况下，宾语置于动词之后，如：

（１）项王［渡］｛淮｝。（史记·项羽本纪）

（２）伯夷［死］｛名｝於首阳之下。（庄子·骈拇）以上名词做宾语都是用于动词之后，有时名词性词语用做宾语可以置于动词之前，但在宾语和动词之间要用其他的词。如：

（１）将｛虢｝［是灭］，何爱於虞？（左传·僖公五年）

（２）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例（１）、（２）的“虢”和“何罪”做宾语前置，在这两个宾语和动词之间分别有“是”和“之”。

（二）序数词

序数词和基数词都表示数量，但它们的功能不同，所以词性也不同。基数词属于谓词，序数词属于体词。序数词有四个特点，在这四个特点中，前三个与基数词不同，第四个特点与基数词相同。

１）序数词常做定语，说明与序列有关的事物。由序数词做定语构成的定中短语不具有谓词性，而是体词性的，所以一般不做谓语，而是用做主语。如：

（１）｛三十二｝［年］，楚斗章请平于晋。（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２）｛十二｝［月］，秦兵过我郊。（史记·晋世家）

以上例句中的序数词给“年”和“月”做定语，定中短语“三十二年”和“十二月”都是给其后的主谓短语做主语。另外，序数词做定语时，不可以像基数词那样后置。

２）序数词主要表示序列，充当谓语时，其后像其他体词性词语做谓语一样，要加“也”，并经常按照比较固定的顺序使用，起一种列举的作用。如：

（１）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２）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伤其君目，｛五｝［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３）序数词很少做状语，只是偶尔可以看到。如：

（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庄公十年）以上例句中的“一”给“鼓”做状语。

４）序数词和基数词一样，都可以构成计数短语，所以它们可以合在一起可以统称为数词。如：

（１）｛三十一｝年，秦穆公卒。（史记·周本纪）

（２）｛十一月｝，郑印段如晋吊。（左传·昭公二年）以上例句中的“三十一”和“十一”都是计数短语。

汉代以前，基数词和序数词在形式上没有区别，到了汉代产生了表示序数的“第”。如：

（３）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史记·吕太后本纪）

（三）时间词

时间词主要表示时点，时点经常说明行为变化发生的时间。时间词有三个特点。

１）时间词的定语经常是序数词，有时也可以使用时间词性短语及其他词语。如

（１）［五］｛月｝，邾文公卒。（左传·文公十三年）

（２）［是］｛年｝不艾，则无食矣。（谷梁传·定公元年）例（１）的定语是序数词，例（２）的定语是代词。

２）时间词一般可以用做状语。如：

（１）孙氏｛夜｝［哭］。（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２）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韩非子·说林上）以上例句中做状语的都是时间词。

３）时间词性词语常给主谓短语做主语，说明事实、现象发生的时刻，即时点。如：

（１）｛初｝，［司城荡卒］。（左传·文公十六年）

（２）｛二十有六年｝，［公伐戎］。（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例（１）是时间词“秋”做主语，例（２）是时间词性短语“二十有六年”做主语。

（四）方位词

方位词主要表示与处所、时间有关的方向、位置，是个封闭的词类。有两个特点。

１）方位词经常与名词、数量短语等组合在一起构成方位短语。方位短语经常给动词、介词做宾语，也可以充当主语、定语、谓语等。如：

（１）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左传·昭公十八年）

（２）筑邮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墨子·杂守）

例（１）中的方位词与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方位短语后做宾语，例（２）数量短语“三丈”和方位词“上”组合之后，给“高”做谓语。

２）个别方位词，例如“间”（閒），除了组成方位短语之外，一般不可以单独充当句法成分；而可以单独充当句法成法的方位词，一般则可以用做状语。如：

（１）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韩非子·初见秦）

（２）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左传·宣公十二年）以上例句中的方位词都是做状语。

（五）代词

代词是一种特殊的实词，是个封闭的词类。与其他实词相比，一方面它比一般的实词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另一方面它在指称现实世界中的事体或属性时，又常是间接的。比如“我”可以指代任何一个说话的人及其所在的一方，这显然比一般的名词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可是它又往往是通过指称某个具体的人、物，或有关的实词，来指称现实世界中的某个确定的对象，所以与直接指称事体的名词相比，它又是间接的。

代词既可以指代体词，又可以指代谓词，甚至于句子，所以代词也有体词性和谓词性两种。不过其中体词性代词数量较多，而且多数谓词性代词是在体词性代词的基础上构成的。

１．体词性代词

体词性代词有两个特点。１）代词指代的对象一般是确定的，所以它们极少受各种词语的修饰，往往是单独充当句法成分。根据这一点，可以把它们与大多数名词区分开来。如：

（１）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庄子·让王）

（２）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以上两例中的代词分别用做主语、定语，其前都不用定语。

２）代词充当宾语时，时常前置。当代词性宾语前置时，可以直接用在动词的前面，而无须像名词那样，在宾语和动词之间使用什么词语。如：

（１）居则曰：“不｛吾｝［知］也。”（论语·先进）

（２）客曰∶“子将｛何｝［求］？”（庄子·渔父）以上例句中的代词“吾”、“何”做宾语均前置。

２．谓词性代词

谓词性代词一般是由“如”、“若”、“奈”加体词性代词构成，另外还有“然”。谓词性代词常用做谓语，在用做谓语时一般不带宾语、补语，一般也不与其他谓词构成连谓式，通常是单独使用。如：

（１）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左传·宣公四年）

（２）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孟子·尽心上）

例（１）中的“如此”是谓词性代词，单独用做谓语，例（２）中的“然”也是单独用做谓语的谓词性代词。有的谓词性代词可以用做状语。如：

（１）｛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饮酒不食肉］。（公羊传·成公八年）

（２）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贫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以上两例中，“奈何”、“若是”是用做状语的谓词性代词。

三、辅词

常用的辅词有四类：具有修饰作用的辅词是副词和区别词，具有连接作用的辅词是连词和介词。

（一）副词

副词是对行为、变化、性质等加以修饰、限制的虚词，特点是通常只做状语。如：

（１）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

（２）季氏｛将｝［伐颛臾］。（论语·季氏）以上加△的词都是做状语的副词。

（二）区别词

区别词主要表示与事物、时间有关的数量，特点是经常做定语。如：

（１）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史记·秦始皇本纪）

（２）｛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国语·晋语四）以上例句中加△的都是区别词，“诸”与事物的数量有关，“元”与时间的数量有关。

（三）介词和介宾短语

介词是介于动词和连词之间的一种虚词，它能介绍体词性词语跟谓词性词语发生关系，这点与连词接近；同时它又与动词有共同之处：可以带宾语。介词常在带有体词性词语后构成介宾短语。介宾短语时常用作补语或状语。如：（１）王坐｛於｝［堂上］。（孟子·梁惠王上）

（２）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存。（荀子·天论）以上例句中的“於”、“为”都是介词，例（１）的“於”连接“坐”和“堂上”，例（２）的“为”连接“尧”、“桀”和“存”。前一例中的介宾短语作补语，后一例的介宾短语做状语。为称说方便，以后我们把由不同的介词构成的介宾短语分别称为“于宾短语”、“以宾短语”等等。

（四）连词

连词是连接词语、句子的一种虚词。如：

（１）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孟子·梁惠王上）

（２）［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後｝［能博喻］。（礼记·学记）以上二例中的“与”连接词语、“而”、“然后”连接复句中的分句，都是连词。

四、助词

助词是有定性作用的虚词，它们能改变或确定词语、句子的性质。根据在句子中的不同作用，助词可以区分为四类：语气词、决断词、被动词和结构助词。语气词、决断词、被动词是句法助词，它们对整个句子起一种句法作用；结构助词并不对整个句子起作用，而是对词语起一种句法作用。

（一）语气词

语气词是可以表明全句语气的助词，特点是常用于句末，有的可以用于句首。如：

（１）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梁惠王下）

（２）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左传·僖公十五年）

例（１）中的“乎”是用于句末的语气词，表示疑问；例（２）的“唯”是用于句首的语气词，表示祈使。

（二）决断词

决断词是构成论断句、说明句的助词。它们可以确定句型，所以也是对全句起句法作用。它们也是常用于句末，有的可以用于句首。如：

（１）［墨子者，显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２）｛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史记·项羽本纪）例（１）中的“也”是用于句末的决断词，表示论断，全句构成论断句；例（２）的“夫”是用于句首的决断词，这句是说明句。

（三）被动词

常用的被助词有“见”、“为”、“被”，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构成被动句，此外“于”也能构成被动句。

（１）盆成括｛见｝杀。（孟子·尽心下）

（２）唐鞅戮｛於｝宋。（荀子·解蔽）以上例句中的“见”、“于”构成被动句。

（四）结构助词与助词短语

与谓词性词语或主谓短语组合在一起，以改变其功能和语义的助词，是结构助词。由结构助词与谓词性词语或主谓短语所组成的短语，是助词短语。助词短语主要用做主语、宾语，一般不用做谓语，是体词性的。如：

（１）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史记·淮阴侯列传）

（２）［观起］｛之｝［死］也，其子从在蔡。（左传·昭公十三年）——观起：人名。例（１）中的“智”是形容词，加在结构助词“者”之前，构成助词短语；助词短语“智者””是名词性的，用做主语。例（２）中的助词“之”加在动词“死”之前，构成助词短语“观起之死也”，这个短语也是名词性的，用做主语。在以后的内容中，为了称说方便，我们分别把由“者”、“之”等助词构成的短语，称为“者字短语”、“之字短语”等。

五、叹词

叹词是摹拟强烈情感的声音的一种虚词。这种词经常用在句子的前面，有时也用在句子的后面，跟句子里的其他词语不发生语法结构上的关系。常用的有：“噫”、“嘻”、“呼”、“嚇”、“吁”、“唉”、“嗟”、“恶”、“呜呼”（乌乎、於乎）等。如：

（１）君曰∶“｛噫｝！其虚言与？”（庄子·则阳）

（２）｛鸣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荀子·王霸）以上加△的词都是叹词。

六、兼类、转称和活用

在划分词类时，有三种情况应加以说明，这就是兼类、转称和活用。

（一）兼类

兼类是说，一个词经常具有两种不同词类的功能，而这两类词在意义上互有联系，并且每类词都有比较确定的意义。兼类在名词和动词之间表现得最为突出。比如下边句子中“言”、这个词：

（１）芮曰：“币重而｛言｝［甘］，诱我也。”（左传·僖公十年）

（２）先轸｛言｝［於襄公曰］：“秦师不可不击也，臣请击之。”（吕氏春秋·悔过）例（１）、（２）中“言”的意思分别是：话、言辞和说，词性可以分别归入名词和动词。“言”这个词在用作名词和动词时，意义上有联系，而且每个词的意义都比较确定，所以是兼类。

（二）转称

转称也是词类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些谓词在语义上可以从表述属性转为表示事体，这是转称。转称与兼类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词义上。当某个词属于兼类时，它在用作动词和名词时，词义都比较确定，比如我们在兼类中所举出的“言”。而在某个词用于转称时，它在转称时所表示的词义并不确定，经常具有转称作用的是形容词。如：

（１）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左传·昭公三年）

（２）｛贱｝事贵。（荀子·仲尼）

（３）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国语·齐语）以上三例中都有“贱”，例（１）是典型的形容词，例（２）、（３）中的“贱”分别指人和物，它在句中的意义并不像“言”那样确定。由于“贱”在表示事体时，意义并不确定，与兼类中的“言”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把它们归入兼类，而是认为它们仍然是形容词，只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从陈述变为指称，是形容词的转称。像形容词中的“远”、“老”、“弱“、“贵”、“富”、“大”、“小”等等都常这样使用，数词、动词有时也可以用于转称。

（三）活用

古汉语的词类没有形式标志，兼类、转称的现象又比较常见，这就为在一定句法环境中出现活用创造了条件。活用既不同于兼类，也不同于转称。兼类和转称都是某种词类所固有的用法。所谓固有的用法是说，一般地说，兼类和转称都是该类词中的一部分常用词通常都有的用法，而且这种用法出现的次数都不在少数，而是时常可以见到。活用则不是某种词类所固有的用法，只是偶尔出现的一种用法，而且这种用法出现的次数很少，是对常见用法的一种偏离。活用最常出现于名词用作动词之中。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动词可以做谓语，还可以受多种副词的修饰，可以带宾语、补语；而名词则没有这些用法。如果一个名词出现在通常只有动词才出现的位置，那么这个名词也就活用为动词。具体地说，当名词单独充当谓语或述语时，都可以活用作动词，此外名词用在能愿动词之后也能活用为动词。如：

（１）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２）晋灵公［不］｛君｝。（左传·宣公二年）

（３）｛物｝［物］而不｛物｝［於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庄子·山木）

（４）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５）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庄子·庚桑楚）

例（１）是名词“君”等单独做谓语，例（２）是受副词修饰后用作谓语，这两例是用做谓语后活用为动词。例（３）中的两个名词“物”都用作述语，分别带宾语和补语，也活用为动词；例（４）是用连词“而”连接之后构成连谓短语。最后一例是“虫”、“天”用在能愿动词“能”后活用作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