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三步看法

第一篇：对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三步看法

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今天我讲得主题是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指的是什么。其次，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是首要的，而且是基本的。第三，了解这个问题之后对我们的实践有什么作用。我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今天的主题。这个问题在书本上面的22-25页有介绍到。

首先，第一个问题，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指的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注意还在摸索之中。1991年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其次，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是首要的，而且是基本的。１００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中创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并且开始了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来聚集在这个旗帜下的人们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道路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在一国和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道路的认识，还要在实践中具体把握，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在实践中向前发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既清楚又不完全清楚的。建国以后，我们仿效了苏联模式，再加上我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工作上的失误，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１９７８年３０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首要的而且是基本的。

第三，了解这个问题对我们实践的作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而时至今日，这些基本观点的真理性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所证明。

第二篇：对“人性”问题基本看法

中、西方传统文化对“人性”问题基本看法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对教育的价值取向有何影响？

如果要剖析中西方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我以为应该先从他们各自的哲学开始研究。西方哲学是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来看待和分析世界的，就有一定的理性和缜密性。而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则是用阴阳的观点，体现了较为明显的感性认识方法。这些观点和方法，渗透了其各自文化体系的诸多方面。例如，西方画的写实和国画的写意，就是两种典型的体现了各自哲学本源的审美方法。

对于人性的基本观点的差异，实际上也可以在这个角度来分析异同的。西方人性基本观点是一种蓝色的海洋风格，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科学性。它使得西方教育价值取向更趋于实用性，就是所谓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点。这种观点造就的教育体系，更注重于知识的实用性，总体上受教育者在思想和接受程度上造成太大的压力。受教育者对于科学的探求欲望是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加而递增的。其结果便是诺贝尔奖的频频入囊。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植根于黄土与黄河的文化。对人性的观点也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这就造成了在教育价值取向的中表现了一定的武断性。言而深之，造就了揠苗助长的教育体系。也使得受教育者在其年龄与学识增加的同时，不断增加对知识的怨恶。举个例子来看，我们的三角函数及其繁复的公式，在高中阶段已经让每个学生烂熟于心了。但其实际的应用意义却被教育者无暇顾及了。我们的教育价值取向是一种范范的、功利性的，而非科学性的。国人其实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但时至今日，还是在抱定这样一种价值取向。高考对社会的震动力，远远大于某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杰出贡献。所以，中国的文艺界首富所拥有的财富和知名度，远远高于了袁隆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价值取向的一种悲哀！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我们不能，真的不能再把教育方式转变只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落实到每一堂课，每一页书，每一次作业上来。

中国已经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变，再想向更高目标腾飞，必须要把对功利的崇拜转变到对科学的热爱上来。让中国的下一代真正做到轻装上阵，他们的腾飞才是中国的腾飞！科学的腾飞，才是中国的腾飞！

第三篇：理论探索-对五年制高职教育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对五年制高职教育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摘要：初中后五年制高职教育与高中后三年制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类型与层次是相同的，两者区别主要在于专业的面向不同。在设置专业时除了考虑社会需求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发挥各自的优势，做到错位发展，互补双赢。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强化特色应是江苏五年制高职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五年制高职，培养目标，高职定位，发展思路

江苏是全国五年制高职教育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规模最大的省份。1996年全省五年制高职试点招生规模仅960人，到2006年，年招生已达9万多人，在校生39.8万人。2007、2008年，在全国其他各省纷纷大规模压缩五年制高职招生计划的形势下，江苏五年制高职年招生依然达到8万人左右。五年制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仅为江苏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也对拉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五年制高职教育的发展与壮大，关于五年制高职教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迫切需要进一步廓清。

一、关于五年制高职教育的定位——五年制高职教育应定位在培养中级实用型技术人才

五年一贯制高职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才培养的层次和定位与招收高中毕业生的三年制高职应是一致的。1995年8月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讨会上就提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在生产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层次实用人才。这类人才的主要作用是将已经成熟的技术和管理规范变成现实的生产和服务，在第一线从事管理和运用工作。这类人才一般可称高级职业技术人才。”与此相似，目前我国众多的研究者也都认为，我国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级技能型人才。但依靠高中后三年制的高职教育和初中后五年制高职教育果真能直接培养出高级技能型人才吗？对“高级”和“技能型”两词含义的理解，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目前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进行探讨。笔者认为高职教育的定位不能好高骛远，而应实事求是，应将五年制高职教育明确定位于培养中级实用型技术人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职业技能自身发展的规律。职业技能、职业能力虽然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与专业理论基础上的，但它们自身有一个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提高发展过程，必须通过在真实职业情景中的行动与体悟，经过反复的实践与训练，依靠经验积累，才能从初级水平到中级水平，然后达到高级水平。这种职业技能与职业能力的学习不可能用文化学习或专业理论学习来替代。也就是说，如要达到较高的职业技能水平，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真实职业情景的实践教育或职业熏陶的周期。

2.五年制高职学校教育的特点。五年制高职招收初中毕业生，学生年龄较小，文化基础薄弱，职业性向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学生的长远发展考虑，必须加强学生的文化基础教育，以增强其社会适应性和职业发展后劲。从目前许多五年制高职学校的教学实施计划看，前两年也主要是以学习文化基础课为主，辅以必要的职业试探课程。因此，五年制高职真正有效的专业训练与实践教学时间虽然超过三年制高职，但鉴于目前五年制高职生源素质不高的现状，要培养出高级技能型人才是不现实的。

3.世界其他国家高职的定位。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技术员和技术员一类人才的培养，在世界范围内正在由中等教育层次向高等教育层次转变。在一些发达国家，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变。美国和加拿大在二战后开始逐渐转为由大学专科层次培养技术员，大学本科层次培养技术师和高级技术员。西欧是由高中阶段和高中后教育共同培养技术员的。日本和我国的台湾都有招收初中生的五年制高职，日本称为高等专门学校，培养中级技术人员，“教授高深的专门知识和技艺，培养职业所需要的能力”，台湾称招收初中生的五年制高职为“五专”，明确以“教授应用科学与技术，养成中级实用专业人才为宗旨”。

4.基于我国国情的现实选择。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就业形势非常严峻。高等教育大扩招后每年都有几百万的本科生涌入就业市场与专科生竞争就业岗位。我国同时又是一个重学历重文凭的国度，人才高消费现象严重，并且这种现象不是在短期内就能改变的。虽然学术界已明确提出高职是一种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类型，不同于本科院校培养的学术型、工程型人才。但实际状况是，目前我国的一些本科院校特别是教学型本科院校，鉴于劳动力市场的严峻形势，已加大了对学生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培养的力度，还有一些高校甚至直接打出了实施技术本科教育的旗帜。而高等职业教育虽然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已很明确，但却受到实训条件、师资素质以及对高职办学规律认识的局限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很多院校人才培养的特点与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对于五年制高职而言，由于学生的文化基础较差，认知能力、接受能力都不强，所以对五年制高职教育的定位不应过高，而应立足于现实基础。因此，从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来讲，将五年制高职教育定位于培养中级实用性技术人才，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二、关于五年制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

1.五年制高职和三年制高职培养目标的区别

总体上说，两者培养的人才类型与层次是相同的，区别主要在于专业的面向不同。因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学生入学的年龄、文化基础水平与培养年限的不同。因此，在设置专业时除了考虑社会需求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发挥各自的优势，做到错位发展，互补双赢。

2.五年制高职与职业高中培养目标的区别

笔者认为，五年制高职培养中级实用技术人才；职业高中则应以培养基层一线的技能型人才即一线熟练工人为主。

3.五年制高职培养目标的内涵

五年制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与其以上的定位是紧密相连的，其内涵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人才类型是职业型。五年制高职教育首先是一种职业定向教育，它以职业岗位群的需要为依据开发专业课程体系，在对职业岗位群进行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教学过程注重职业实践性。五年制高职教育人才知识、能力的职业性，体现了它隶属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

（2）人才层次是中级实用专门人才。五年制高职培养的人才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理论型、学科型人才，也不同于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单纯技能型人才。五年制高职毕业生不但懂得某一专业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某一岗位群所需要的生产操作和组织能力，善于将技术意图或工程图纸转化为物质实体，并能在生产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组织管理，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他还应善于处理、交流和使用信息，指导设备、工艺和产品的改进，是一种专业理论够用、生产技术操作熟练和组织能力强的中级复合型人才。

（3）工作场合是基层部门、生产一线和工作现场。五年制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是为生产第一线服务的，因此毕业去向具有很强的基层性。例如，工科类的毕业生主要去企业生产第一线从事施工、制造、运行、检测与维护等工作；艺术类的毕业生主要到文化部门从事艺术工作；经济类的毕业生主要去财经部门或企业部门从事财经管理工作等。五年制高职毕业生去向的基层性应是这类教育的生命力之所在。

（4）工作内涵是将成熟的技术和管理规范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和服务。他们应用成熟的技术、手段、方法、措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目标明确的任务，他们不直接介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过程，他们在我国属于上亿劳动大军当中的骨干力量，同时又是联结上亿劳动大军与上千万专门人才的纽带。

三、关于五年制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

五年制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要充分发挥与三年制高职教育的互补性。

一般来说，三年制高职设置专业的范围较宽，只要有社会需求，学校又具备相应条件，便可设置。但五年制高职教育由于具有学生年龄小、学制长的特点，应该限定在某些特定专业。也就是说，对于这些特定专业，三年制的培养并不理想，这时就要采用五年制高职来培养。反之，可用三年制培养的专业，亦不必将其学时拉长，用五年制来培养。研究和实践表明，五年制高职主要适合于对人才素质要求具有以下三种特点的专业：要求进行能力培养的学生年龄小；要求能力训练时间长；要求具有多种能力或多个专业方向复合。例如：艺术类（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语言类、工业类等专业群类以及部分服务类（民航服务、旅游等）、卫生类（高级护理、针灸推拿、中药制剂与检测、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康复技术）等。而对于那些发展变化快，培养目标、能力标准和教学内容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专业，则不利于发挥五年制高职教育的系统优势和时间优势。再如一些要求学生具有相对宽厚的文化基础知识和社会学知识的管理类专业，举办五年制高职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引起注意。

四、关于我省五年制高职教育的发展思路

1.稳定规模

目前我省五年制高职的举办主体主要有：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教育学院和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07年我省对口单招新政的出台，中职直升本科的道路窄化，初中后五年一贯制高职更是受到学生及其家长的追捧。实际上，目前我省的许多中职都以最终升格为目的瞄准了要办五年制高职。在我省的一些地级市，如常州，其市区中职在最近几年已全部升格为五年制高职。

如上所述，五年制高职的专业设置必须考虑其特殊性，五年制高职的持续发展也必须考虑学生的发展性，更重要的是五年制高职经过前一段数量和规模上的快速扩张后需要在发展战略上转向稳定发展与内涵发展。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我省五年制高职教育的总体规模不应再扩张，今后应在稳定现有规模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发展的数量。具体包含两方面：一是严格控制招生人数；二是严格控制招生专业。

2.提高质量

提高质量应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省五年制高职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

从宏观层面来讲：一是要严格办学资格要求，调整五年制高职布局结构；二是要加强对五年制高职办学规律与特色的研究，制定全省统一的五年制高职课程标准、专业设备设施标准，加强对五年制高职的教学规范化管理。

从微观层面来讲：主要是要提高五年制高职生源质量。为此，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降低收费标准，鼓励贫困家庭的优质生源报考；二是拓宽专升本渠道，完善学生升学道路；三是在五年制高职中引入淘汰机制，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3.强化特色

有特色才能有发展。五年制高职必须办出自身的特色才能得到持续的发展。五年制高职除了强化专业特色外，更要强调学生实用性人才的培养特色，要在强化学生职业技能上狠下工夫。为此，要坚定不移地走产教结合、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之路，注重培养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为此，应改革五年制高职的办学评估机制以及教师的职称晋升、业绩考核机制，使衡量五年制高职办学水平的标准不仅有学科性标准，更强调职业性与行业性标准。（作者：江苏省职教科研中心课程与教学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袁丽英）

第四篇：管理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论文

1.为什么要研究管理会计理论

会计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因为会计工作的实践源远流长,早在几千年前,当人类进行共同生产的时候,由于管理经济的需要,它作为生产职能的一个附带工作就开始出现了。说它年轻,因为人们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只不过几十年的历史。但纵观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有关会计理论研究的论文和专着几乎全部集中在财务会计方面,甚至有人认为会计理论就是以认真研究和贯彻公认会计原则(GAAP)。为基本内容的。直到目前为止,还很少看到有关研究管理会计理论方面的专着,在所有西方管理会计教科书中对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也很少涉及。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西方国家一般都把管理会计理解为是各种专门技术的应用。譬如国际会计师联合会(1FAC)将管理会计定义为;“管理会计是对管理当局所应用的信息(财务和经营的)进行鉴定、计量、积累、分析、处理、解释和传播的过程,以便在组织内部进行规划、评价和控制,保证其资源的利用并对它们承担经管责任。”从上述定义来看,似乎管理会计就是利用经济数据通过各种专门方法来帮助企业管理当局作出决策的各项具体工作。即只有技术方法,而没有理论研究。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众所周知,管理会计是从传统的成本会计中逐渐派生出来的,距今有数十年的历史。它适应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扩大了传统会计原有的事后反映与定期监督的职能,使现代会计科学具有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和灵活的适应能力。就拿我国情况来说,尽管西方管理会计的引进是在80年代初,起步较晚;但许多大中型企业自从“零敲碎打”地采用了管理会计的一些预测分析,决策分析、责任会计等专门方法以后,在改进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就尝到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甜头”。所有这些事例充分证明:在管理会计各项工作实践的后面,必然有一定的“哲理”在指导它、影响它、支持它;否则管理会计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把管理会计实务中内含的各种哲理加以归纳、提炼、升华,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认为这就是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研究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目的在于建立一套严密的概念框架,用来指导和发展管理会计的实践。

2.什么是管理会计理论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根据逻辑推理首先得弄清什么是“会计理论”?关于什么是会计理论,西方通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1)“会计理论是一套以原则为形式的逻辑推理,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能用来评价、开拓和完善会计实务的通用观点所构成的一套前后一致的合理的原则。”根据这种说法必然认为对会计原则的研究就是对会计理论的研究。

(2)“会计理论是一套由前后一致的会计假设、会计概念、会计原则所组成的概念框架”,用来解释会计实务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或者为什么可以用其它办法的理由。这些理由就构成了会计理论。根据这种说法可以看出会计理论是个多层次的结构。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说法,但认为会计理论的概念框架似乎还应加上会计对象、会计职能和会计目标。总之,会计理论是人们在理性的高度上对会计实务的规律性的认识;它一旦形成,必然又会反过来指导和影响会计实务。这就充分证明了:西方的会计原则既是会计实务应遵循的规范和标准r’也是会计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人说根据一个国家对会计原则研究的深度就可以对该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水平进行评价,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会计理论的内涵只包括会计原则。另外,还必须指出,以上所述的会计理论实质上都是指的财务会计的理论;那么,作为现代会计的另一领域的管理会计,它的基本理论又将如何表述呢?艾哈默德·贝尔考依(AhamadBelkaoui)教授在其《管理会计概念基础》(1980年版)专着中,曾对管理会计理论作如下的描述:“管理会计理论可定义为运用来自不同的相关学科的一套基本假设和原则的观点来评价管理会计的技术”。这个定义强调丁“运用来自不同的相关学科的一套基本假设和原则的观点”,突出了管理会计是一门边缘学科;但易使人误解管理会计本身并没有一套前后一致、首尾相贯、浑然一体的会计理论体系;同时对其理论的目的只提“用来评价管理会计的技术”,似乎也不够全面。笔者认为管理会计理论可定义为“是一套由前后一致的管理会计对象、管理会计职能、管理会计目标、管理会计基本概念、管理会计基本假设、管理会计原则所组成的概念框架,用来解释;评价、指导、开拓和完善管理会计实务。”

本文拟先对管理会计理论结构(概念框架)中的前三者加以论述,后三者则拟另写论文进行探讨。

3.管理会计的对象问题

会计对象就是会计是什么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西方所有的管理会计专着或教科书中,似乎从来未涉及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或学科,都应有它特定的工作对象和研究对象。管理会计当然也不能例外,因为它不仅是区别管理会计工作和非管理会计工作的界限;也是划分管理会计的理论与方法以及非管理会计的理论与方法的前提。管理会计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看法颇不一致:有的认为是“现金流动”。有的说是“价值差量”......等等。笔者均不敢苟同。我认为要探讨管理会计的对象,首先应解决现代会计的对象是什么,现代化管理的对象又是什么?因为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现代会计是现代化经济管理这个大系统的分系统,而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则是现代会计这个分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分系统、子系统与大系统的对象就总体上来说应该基本上一致,但由于分工不同,在某些方面可各有所侧重。我国会计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会计对象的讨论已有多年的历史。最流行的说法则是60年代提出的“再生产过程的价值运动”。由于这种描述概括力很强,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价值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表现为“资金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则表现为“资本运动”),因而一直沿用至今。但应该注意的是:6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历了30个春秋。在这段时期内,客观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飞跃发展。很明显,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创立,新的技术革命的兴起,标志着人类正步入信息社会的高技术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管理已经把总体管理的对象(即客观的经济活动)分成物流(指物质生产的实现过程)与信息流(指对物质生产各种情况的反映)两大系统。这种管理观念的突破,势将对会计的传统理论(包括会计的对

象)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目前正在执行的“会计对象是再生产过程的价值运动”的观点可进一步加以探讨。何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尽管货币计量是现代会计综合计量手段中最重要的一种,但不是唯一的手段。特别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计量手段兴起了一系列的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综合计量手段,例如质量综合计量、标准实物计量、经管责任综合计量、潜在因素综合计量......等等。它们大大丰富并扩展了会计反映的科学内涵,也有效地提高了会计反映再生产过程的能力。这里还应指出,从理论上讲现代会计可从多方面采用不同的综合计量手段对多样性的客观经济活动进行反映和控制;但在实际工作中会计是否能把客观经济活动都反映出来,还要取决于:(1)管理当局的需要;(2)人们已掌握的计量手段。根据以上的初步分析,笔者认为现代会计的对象似可改为“能反映和控制的经济活动”较为妥切。另外,由于会计的本质是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按照信息论的观点,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经济活动或能反映和控制的经济活动本身并不能直接输入会计信息系统。实践证明首先进入会计反映视野的是客观经济活动的状态和特征的综合表现,即综合的经济信息,而不是经济活动本身。经济信息一经产生和出现,就成为会计人员追踪的对象。可以认为会计工作开始反映的对象是综合信息源(即综合经济信息的原始状态);全部会计处理过程就是综合经济信息的输入、加工、处理、存储、输出,从而形成综合的信道。会计的控制对象是信息的接受者和影响者,即各层次的管理人员与经济活动及其经济效益。会计的基本特征就在于通过对再生产过程的反映而实现对再生产过程的控制,它实质上就是借助于各种综合的经济信息来对经济活动及其效益来实施控制,是一种信息控制。但必须指出,会计控制实际上不能一次完成。它首先是及时提供各种对管理者有用的、准确的、全面的、综合的经济信息来影响各级管理人员的行为,促使他们接受会计信息的意见;然后通过信息反馈,参与各级管理层次的管理活动,并对其经济活动和效益实施综合控制。综上所述,可见现代会计的对象若描述为:“能反映和控制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出的信息”,似乎与其所属的大系统“现代化管理的对象分为物流与信息流”更为合拍。依同理,由于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是现代会计分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因此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对象从总体上来说也应该是一致的,即能反映和控制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出的信息,但两者由于分工的不同,在时、空两方面各有所侧重。财务会计的对象在时间上侧重于过去的、已经发生的经济及其发出的信息;在空间上侧重于经济活动主体的全部经济活动及其发出的信息。而管理会计的对象在时间上则侧重于现在的以及未来的(预期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出的信息;在空间上则侧重于部分的、可供选择的或特定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出的信息。

4.管理会计的职能与目标问题

管理会计的职能.西方会计学家从来就没有谈论过管理会计的职能问题,一般、只涉及到管理会计的目标。笔者认为“职能”与“目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会计的职能是会计固有的本质属性,它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会计的目标(中国的语言习惯喜欢用会计的任务来代替它)则是人们根据不同时期的客观需要与可能,对会计工作提出的要求,属于人的主观意志,它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但无论怎样,会计目标总不会超越会计本身的职能。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会计界一般都认为会计具有“反映:和“监督”两大基本职能,这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会计所作的科学概括——即“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来理解的。但是,到了50年代以后,企业会计系统为了适应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个子系统,于是会计实践已经远远超过单纯的事后反映和定期监督的范围。在这样情况下,笔者认为财务会计仍具有反映和监督两项基本职能;至于新派生出来的管理会计,则把传统的职能扩大到以下四个方面:规划的职能 主要是利用财务会计的历史资料及其他人相关信息,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并帮助各级管理人员对某些一次性的重大经济问题作出专门的决策分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编制企业的整体计划与责任预算,确定各方面的主要目标,用来指导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活动。组织的职能 主要是结合本单位的具本情况,设计并制订合理的、有效的责任会计制度和各项具体会计工作的处理程序,以便对人力、物力、财力等有限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与使用。控制的职能 主要是根据会计规划所确定的各项目标,对预期可能发生的或实际已经发生的各种有关信息进行收集、整理、比较和分析,以便在事前或日常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评价的职能 主要是事后根据各责任单位定期编制的业绩报告,将实际数与预算数进行对比、分析来评价和考核各责任单位的业绩,以便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正确处理分配关系,保证经济责任制的贯彻执行。

管理会计的目标

美国会计学会(AAA)的下属单位“管理会计学科委员会”曾对此作过研究,认为确定管理会计的目标是建立管理会计理论结构的一项基础工作。另外,艾哈默德。贝尔考依教授在其《管理会计概念基础》专着中还指出了管理会计的基本目标是帮助管理当局对资源的最优化使用作出决策。但结合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管理会计的总目标似可改为总任务,即:“协助管理当局作出有关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决策。”至于它的具体任务则应与其所有的主要职能联系起来,并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确定各项经济目标 包括对目标利润、目标销售量(或销售额)、目标成本、目标资金需要量的预测与确定;协助管理当局对计划期间一次性的重大经济问题作出专门决策(包括短期经营决策与长期投资决策);以及在上述基础上编制出资源最佳配置与流动的全面预算与责任预算。合理使用经济资源 包括在责权利相结合的基础上制订适合本企业具体情况的责任会计制度;并利用行为科学的原理与逾励策略,以及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充分调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促使他们自觉自愿地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务的消耗与最少的资金占用来完成计划所规定和各项目标。调节控制经济活动.包括事前制订成本控制制度和开展价值工程活动进行预防性和前馈性的控制与调节;以及日常根据各责任单位定期编制的业绩报告所反映的实际数与预算数的差异进行反馈性的控制与调节’,借以保证各项经济目标的实现。

评价考核经济业绩 包括利用标准成本制度结合变动成本计算法,对日常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追踪、收集和计算;定期根据各责任单位编送的业绩报告来评价和考核它们的实绩与成果;确定它们履行经管责任的情况和应受的奖罚;总结经验、揭露矛盾,挖掘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潜力,并及时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五篇：领导干部对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

领导干部对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

领导干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准确把握和科学预测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了解领导干部对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基本看法，2007年10月，“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1.高达95.5％的被调查者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这一调查结果居历年之首。调查问卷中分五个层次调查领导干部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前景的信心，回答“充满信心”的占29.9％，回答“比较有信心”的占65.6％，二者合计为95.5％。此外，回答“说不清”的占2.6％，回答“信心不足”的占1.9％，没有人表现出“没有信心”。上述情况表明，九成以上的领导干部对未来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是持乐观态度的。上述调查结果略高于往年的调查结果，居历年之首。从不同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信心指数略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的，东部为96.4％，中部为94.6％，西部为94.3％。这一现象与2005年的情况相反，当时越往西部地区，信心指数越高。

2.今后一段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今后一段时期要保持社会稳定主要靠什么，问卷中为此列出了15个选项，请被调查者从中选出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并依重要性排序。调查结果显示，在第一选择中，居第一位的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选中率达63.0％，与连续几年来的调查结果高度一致。居第二位的是“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13.6％)，居第三位的是“调节收入分配”(6.5％)和“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6.5％)。在如何保持社会稳定问题上，从第一位的选择以及选中率合计的统计情况看，不同地区领导干部的态度比较一致。东中西部地区都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依次排在前两位。

3.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认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的问题。中国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必须正视和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问卷中列出了18个问题，由被调查者从中选择四个，并依重要性排序。在第一位的选择中，居前六位的依次是“居民收入差距问题”(31.4％)、“贫困问题”(16.3％)、“腐败问题”(12.4％)、“地区发展差距问题”(9.2％)、“社会风气问题“(8.5％)和“失业问题”(7.2％)。其中，“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比2005年(20.3％)上升了11.1个百分点，并且在第一位选择、第二位选择和四项选择合计中都高居第一。

4.2008年最受领导干部关注的改革重点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机构人事改革”。党的十七大召开后，领导干部对2008年哪些方面的改革最关注呢？问卷中列出了10个选项，请被调查者从中选择自己最关注的三项，并依重要性排序。在“第一关注”一栏中，2008年领导干部最关注的三项改革依次是“政治体制改革”(23.5％)、“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2.2％)和“机构人事改革”(20.9％)，它们的选中率均在20％以上。

5.在关于“今后一段时期改革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的调查中，“保持社会稳定”和“宏观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成为首选中国的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利益分化，矛盾突显。问卷中列出了12个选项，要求被调查者从中选择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三项，并按重要性顺序。调查数据表明，“保持社会稳定”(51.3％)仍然是顺利推进改革的重中之重，是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十年来的调查，对此的选择始终是相同的。在第一选择中居第二位的是“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3.6％)，居第三位的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11.7％)，居第四位的是“缓解一些突出矛盾”(7.8％)。

6、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认为，“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当向被调查者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成效，取决于问卷中提供的哪些因素时，在第一选择中和两项合计中，领导干部选择的内容和排序都完全一致。“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都是高居榜首，选中率分别达到38.3％和51.9％；居第二位的是“扩大党内民主”，选中率为22.7％和38.3％；居第三位的是“处理好党政关系”，选中率为16.9％和27.9％。

7.“体制不完善”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影响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的国内因素。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主要因素是什么？问卷列出了16个选项，要求被调查者选择四项主要因素并依次排序。调查结果显示，在第一位的选择中，“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57.8％)被认为是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最主要的因素，列第二位的因素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13.0％)，列第三位的是“三农问题依然严重”(9.7％)，列第四位的是“法制不健全”(6.5％)。

8.“金融危机”、“社会信任度下降”和“贫富悬殊”是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调查问卷中，列出了15个问题请被访者填答。调查显示，在第一位的选择中和两项合计中，居首位的都是“金融危机”，选择率分别为51.9％和61.0％；居第二位的都是“社会信任度下降”，选择率分别为19.5％和31.8％；居第三位的都是“贫富悬殊”，选择率分别为12.3％和30.5％。因此，基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判断，地(厅)级干部一致认为，“金融危机”、“社会信任度下降”和“贫富悬殊”是当前我国必须防范和化解的三大主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