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书评--《论法律》
评《论法律》
前不久，看了西塞罗的《论法律》一书。该书以对话体写成，西塞罗为主讲人。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谈法的本质——自然法，第二卷谈宗教法，第三卷谈官职。我个人认为，第一卷关于自然法的论述是全书的精华，也是西塞罗法哲学思想的精华。从某种角度来看，西塞罗的《论法律》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自然法的宣言。
众所周知，自然法观念是西方历史上最古老的法学观念，自希腊形成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古代自然法阶段，自然法理论在法学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成为法学的基础理论。斯多葛学派提出人们根据自然中恒定的原则即理性来生活和构建社会秩序。以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观念为基本出发点，西塞罗在《论法律》中将自然法理论系统化，使《论法律》成为了自然法的宣言。
下面将就《论法律》一书三卷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评论。
第一卷法的本质——自然法
在本卷中，西塞罗系统、明确的阐释了其自然法思想。其基本观点是：“法律乃是植根于自然的最高理性，它允许做应该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行为。法的始源应导源于法律，因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公正和不公正的标准。”
西塞罗在论证法的本质时采用的方法类似在做数学证明，极具逻辑性。在系统地阐释法的自然法本质之前，西塞罗先将法分为了两类：自然法（神法）和人法（成文法）。他在一开始便强调，要找到法律的根源，必须先弄清楚人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自然联合。他论证了这样三个前提：
一、人是由神的礼物装备和美化的。首先，神明用他们的力量、本性、权利、智慧统治着整个自然，其灵智不可能没有理性而存在，而人是为神明所创造的“有预见能力，感觉敏锐，感情复杂，善于观察，能记忆，有理性和智力的被置于可以说是最佳的状态动物”。理性成为人与神明的第一种共有物。因为法律即理性，那么法律便源于神明，人与神共有法律。其次，人与神具有同一德性，即“达到完善，进入最高境界的自然”。最后，人与神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牢固的联系，自然为人类提供生存的物质条件，给予人心智、形体、感觉、表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神 明的创造和赐予，神明“希望人成为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础”。
二、人们中间存在一种同样的、共同的生活法则。西塞罗认为，人类不存在任何差异，理性和智慧人人共有，每个人都有学习能力、认识能力，只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三、人们彼此之间由某种天生的仁慈和善意以及法的共同性相联系。西塞罗认为，自然创造人类的目的在于让人类共同分配和享受法，自然赋予了人类理性，并且这种理性是正确的，因此自然也便赋予了人类法律，因为法律是允行禁止的正确理性。而如果自然赋予人们法律，那也便赋予了人类法。因为自然赋予所有人理性，因此也便赋予了所有人法。
在证明上述三点之后，西塞罗得出结论：法源于自然。自然法应该是人们内心的准则与理性，是一种使人类社会联合起来的允行禁止的正确理性，应该受到人们的无比崇敬以至于会从内心深处认为违背这种理性是十分可鄙的行为。
在论证了法的自然法本质之后，西塞罗论述了正义与自然法的关系。他认为正义源于自然法，自然法是评判正义的标准。他认为，由人民的法令、统治者的决定、法官们的判决确定的法并不一定是公正的、正义的。“如果正义在于服从成文法律和人民的决议，如果正像那些哲学家断言的那样，一切都应该以是否有利来衡量，那么这些法律便会遭到任何一个人的蔑视和破坏”，因此，正义与利益无关。
另外，善与恶依自然而存在而不是依赖于人们的意见。因此他主张善与恶应依自然法判断而非根据任何外在看法。正义只能从自然法中寻找，自然法是正义的唯一化身。法的一般意义和实质是某种凭借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是根据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对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是至高无上的理性。实在法必须符合正义才可成为“法”。换言之，正义源于自然，那么实在法必须符合自然法。自然法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实在法只是自然法通过人民和统治者的决定具体化的事物，是自然法的衍生。当人违背自然，从个人或某个集体的利益出发通过一些愚蠢罪恶的“法律”时，这样的“法律”因为违背了自然理性而不能被称之为“法”。他坚信只有符合自然的法才称得上法，才能体现公意。
基于以上论述，西塞罗认为人们应当遵守自然法。并且人应该为了法和各种高尚品性本身而追求他们，而不是为了追求利益、逃避惩罚。
以上环环紧扣的论证看起来滴水不漏，充分显示出西塞罗的演说及辩论天赋。但是如果仔细来看，还是会发现其中的漏洞。
首先，西塞罗论证法的自然法本质的前提存在一些欠妥之处。西塞罗认为“人是由神的礼物装备和美化的”，其论证的前提——神明无法被感知，其是否存在也值得怀疑。这一论证体现了西塞罗在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
其次，西塞罗认为自然赋予人类的必定是正确的理性，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伦理学中善德原理的影响。但是，以“善德”作为法律制度建构之前设的前提是“人之初，性本善”。然而“人之初”究竟是善还是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因此，说“自然赋予人类的是正确理性”就只能算得上一种假设。以这样一个假设的前提来论证法的自然法本质，得出的结论显然还不足够使人信服。
尽管本卷论证的前提上存在一些欠妥之处，但是并不足以掩盖西塞罗法哲学思想的光辉。在第一卷的论述中，有两处观点给我的印象最深。第一个是西塞罗的平等思想。在西塞罗的思想中，整个人类无论身份贵贱都是完全平等的。他不仅认为同一等级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同等级的人即使是奴隶也是平等，甚至包括上帝在内的一切人与神都是完全平等的，至少在法律上是这样的。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当时看来是及其超前的。另外一个是西塞罗关于正义的一段论述：“若仁善是不计酬劳的，那它便是无偿的；如果仁善要求酬报，那它便是被买来的„„正义既不要求任何报酬，也不要求任何赏金，从而是为其自身的追求„„为正义寻求报酬，本身便是最大的不正义。”西塞罗的正义无偿说摒弃世俗的功利价值观，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卷宗教法
意识具有历史局限性，总是无法超越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在古罗马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地位深深地反映在了西塞罗的法律思想中。
西塞罗在《论法律》第二卷中谈了宗教法，涉及罗马宗教的各个方面。他首先回顾了第一卷对法和正义的本质的解释，他指出“法律不是由人的智慧想出来的，也不是各民族的什么决议，而是某种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而理性“成为法律并非始自它成文之日，而是始自它产生之时，它是同神明的灵智一起产生的。因此，真正的第一条具有允行禁止能力的法律是至高的尤皮特的正确的理性”。西塞罗关于法和正义的解释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强调了神，认为法和正义是人和神共同拥有的正确理性。而且在西塞罗的思想里，他认为宗教的法律指令我们要纯洁地接触众神，这就是心灵的纯洁。应正直诚实令神愉悦，而应避免大量的费用，保证人们在神面前的平等。西塞罗还指出，惩罚不服从的不是人间的法官，而是神他自己。而且，他还认为崇拜私人的神，无论新的或外来的，会导致宗教的混乱。总的归纳，西塞罗跟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的思想同样也是强调了神的理性和作用。
西塞罗在本卷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祭典、誓言、节日、战和事务、坟墓等等与宗教相关的规范并称其为法律，并且是“能够维护我们这个最完美国家体制的法律”，但是这些所谓的法律却毫无可操作性可言，而只能停留在价值层面上。同时，这些宗教法律观念又与其阶级地位紧密相连，“任何人不得另奉特别的神明，无论是新创设的神明还是外来的神明，国家承认的神明除外”，从维护宗教秩序、通过统一的宗教观念来维护国家体制的角度出发，国家享有设定神明的权利，人民不能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点反映了西塞罗宗教法思想上的阶级局限性。
通过将宗教与神明相联系，西塞罗将他所认为的自然法世俗化了为宗教法。
关于坟墓，西塞罗秉承柏拉图的思想详细地解释了丧葬耗费、哀悼哭泣、坟墓规格与花费、殡葬习俗等各相关方面的规范。其中十二铜表法规定：“不得将死者在城里埋葬或焚化。”在回答阿提库斯关于“许多著名人士在铜表法公布之后仍然埋在城里”的疑问时，西塞罗说，“我想这或者是那些在此法公布之前即因其英勇精神而享有这种权利的人”，这里俨然有法律不溯及既往的意味，但“并且他们的后代也依法享有这种权利”却不禁让人疑惑：这里的“法”到底是什么法呢？又是怎样来源于自然呢？只因为出生身份与阶级的差别，不同的人在法律面前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法律的阶级性又一次被暴露无遗。这些渗透着浓厚宗教色彩的规定反映了古罗马时期祭司对法的干涉以及宗教法向世俗法的转变，同时也是西塞罗自然法理论的延伸，是他所信奉的正义、理性、智慧与自然原则的具体化。
总的来讲，在我看来，西塞罗的宗教法思想是其自然法思想的世俗化，并且其宗教法思想透露出了一定的阶级性，这与其先前的“平等”思想有些矛盾。
第三卷官职法
西塞罗在法律篇的第三卷中主要探讨了有关官职的法律。在这一卷里，西塞罗对罗马官制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弊端，特别是由于设立平民保民官而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西塞罗认为“官员的职责在于治理和发布。由于法律治理着官吏，因此正确的、有益的、与法律相一致的政令。犹如法律指导官员，官员也这样指导人民，因此完全可以说，官员是说话的法律，法律是不说话的官员”。“没有官员的智慧和尽心，国家便不可能存在，整个国家管理靠官员之间的权力分配来维持。不仅应对官员的权力限度作出规定，而且应对公民的服从程度作出规定。要知道，尽管一个人可能会很好的行使权利，但他总有一天也要服从他人，而一个恭顺的服从他人的人显然也应该有一天能统治他人。因此，应该让服从他人者希望自己有一天也会统治他人，让统治他人者想到自己很快也会服从于他人”。由西塞罗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官吏与法律的关系：官吏必须是法律忠实的执行者和公仆。而这是一个国家建设法治的基本前提，因为连法律的执行者都不忠实法律，公民就不可能服从法律的权威。后世的西方法学家都强调官员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或者法治就是首先要求政府遵守法令。另外，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统治者必须服从法律，而且在西塞罗思想里，似乎没有谁是终身统治者，每个人都既有可能当统治者，又有可能当被统治者，当然这也是与西塞罗主张共和政体有关。在共和政体中，存在各种不同官职机构相互制衡，不仅有执政官、元老院、保民官和占卜官等，而且，在西塞罗看来这些官职的权力都有一种邪恶的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制衡和妥协的机制来协同各种权力，这也是解救国家的唯一办法。
小结
读完本书，虽然深深折服于西塞罗的辩论及演说天赋，但对于其自然法思想却并不赞同。西塞罗在论证其自然法思想时，给我们构建了一种理想中的状态、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但是这种理想的“自然状态”并非真正存在过，它只是自然法学家们的假设而已。正如梅因所认为的：自然法理论不过是纯理论的推测。而以一种推测作为前提论证出来的结论——法的本质是自然法——当然不足以让人信服。
虽然在论述法的自然法本质时，过多的引入了“神明”、“理性”等观念，存在许多漏洞，但不可否认的是，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仍然有很重要的地位。《论法律》一书对自然法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篇：《君主论》书评
评《君主论》
受老师推荐，去图书馆借了一本《君主论》来阅读，感受颇多。我读的是马基雅维里著，王水翻译的《君主论》。书的封面就印了这样一句话”这不仅是一本有关政治斗争的书，同时也是一本经管励志的书，它可以让“坏人”变得更“坏”，让“好人”变得更强大！”，刚借到书就对这句话好奇，但是读完书后突然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对！这书是最有名的政治学著作，其实我看也是成功励志学。
《君主论》以第一人称叙写，语言很有号召力，读着它就好像作者在你的耳边叙说，它的字里行间有一种魅力让你沉浸在里面，享受在里面都不愿出来。读着它，它好像牵引着你的思绪，你都能感觉到它要告诉你很多有用东西。它带你一起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叹息，一起去评判罗马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一起去总结那些王国的失败与成功。让你感觉自己也是一个马基雅维里，自己也是一个政客，感觉自己也可以合纵天下一样！
本书虽说只有136页，但是页页是精华，它共有二十六章，其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君主权力的形成、来源、管理和维持。书中没有啰嗦的言语，用词简洁准确、通俗易懂，每一个案例分析都非常到位，每一个结论的论证都非常经典。
我觉得这本书有很多现代意义：
（一）管理学上。这本书了在论述君主如何管理国家的篇章中，有许多理论可以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学中，把书中君主换作成一个企业的领导，把国家换作成企业。
（二）政治学上。这本书虽说在政治学方面，它的有很多糟粕，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本书的精华方面还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
（三）历史学上。这本书它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以及当时人们生活的政治环境，它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研究有借鉴意义。
这本书还有其他学科等的研究意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想说的是，虽然它小，但是它的确像个小宝藏。
如果说孔子曹雪芹等是中国被误解的最多的人，可能马基雅弗利则是西方被误解最多的人之一吧。马基雅弗利显然不是“马基雅弗利者”，虽然他的作品有着许多冷酷残忍的评价。但不见得作者就是这样的人。他应该只是把自己的研究结论如实的写了出来。正如同研究癌症的医生显然不是癌症患者是一个道理。马克思曾评论此书：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由此就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页。他的权术思想又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诞生。
除了书中的各种分析外。我倒是总结了一下此书给我的三个结论。要做一个伟大的君主，其一是要勇于打破过去的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旧规则，建立新的适合自己利益的新规则；其二则是尽可能遵守符合自己利益的旧规则；其三在建立完新规则后，为了消除民众的怨恨要推出一个替罪羊。
此书上佳。不过由于自己见识浅薄难以领会其中精华罢了。以后还需要细细品读。
14行管2班黎春亮 2014111207
2016年4月10日
第三篇：《自杀论》书评
《自杀论》书评
杨璟（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作者简介]杨璟，（1988—），女，苗族，湖南湘西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和研究城市社会学。
[内容摘要]迪尔凯姆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自杀论》把“自杀”这一病态的社会现象作为分析研究对象，作者先对人们常常认为引起自杀的心理因素与自然因素进行否证，接着又对自杀现象的结果做出分类，由结果推论出自杀是因为社会整合程度过低或过高及社会规范出现混乱和真空引起的，从而实证自杀的社会归因，在否证与实证的过程中，迪尔凯姆的研究不仅体现出他一直以来的学术观点即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生活，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外在性，强制性的特点，而且作为实证主义研究的始祖，迪尔凯姆在研究中对数据资料的分析方法也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是《自杀论》的书评，不仅会分析这本书的方法论意义而且会分析它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自杀 ； 自杀率 ；
社会整合 ； 自杀的分类
一、笔者未读该书之前及之后的不同心里感受
笔者相信，每个人应该都有遇到挫折、不幸，内心极度难受、极度痛苦以至于想要自己放弃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自杀当然就是自己放弃自己的生命，放弃自己生命的人要不然就是经受了很大的挫折和痛苦，要不然就是心里有问题，人们更倾向于去相信和人为自杀的人是因为自己本身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或者至少是在当时他无法解决和面对，从而选择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去逃避，逃避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或者已经预见到的将来自己不想也认为自己无法面对的事情。笔者以前认为自杀是一种逃避，或者是一种自我解放，逃避不想面对的事情，将自己从纷繁复杂的琐事中解放出来，自杀也有可能只是自杀者当时一种错误的心态，他们无法从那种错误的心境中走出来，或者没有人能够有效的劝导他们，将他们导向正确的心境。或者有时候自杀是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自己的一种状态，自己都无法接受自己，无法明白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将做什么，觉得自己很没用，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价值了，等等，笔者认为大多数的自杀者不仅逃避现实而且不喜欢自己，至少对自己不满意，当然不同的人对自己满意的标准各不相同，当人们自己对自己极度失望的时候，也有可能采取了结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将自杀归因于社会的原因。很简单的事情，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自杀”就是自己杀自己，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与他人有什么关系，与社会就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了。
但是读了这本书后你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任何人，只要他出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那么他的任何行为，即使是在我们看来很私人的行为，必然已经打下了当时社会行为标准，社会规范，或者社会环境的烙印，因为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生长在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或者自然环境中，这些我们都无法改变，在我们看来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所生长的环境在不断塑造我们，影响我们，改变我们。哪个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不被任何东西影响的自己，或者已经没有了吧，我们试图去发现和了解的是，社会环境是如何塑造我们，影响我们与改变我们的，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自杀论》这本书，从最初的看不太懂，到终于明白，还记得自己曾经在学校的食堂用《自杀论》这本书占过座位，远远的就看见周围的同学从旁边走过都会不由自主的被他的名字所吸引，忍不住会看两眼，或者目光停留在上面的时间总是比较长，可能所有人最初看见这本书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大家心里肯定都在嘀咕着，还有这种书？还有专门研究自杀的？这样的书也可以是本名著？那这本书究竟写的都是些什么呢？难道是写人们是怎么自杀的？我觉得所有人都对自杀有着自己的理解，但
是我们或许很少去想自己认为很私人的行为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真的只有自己的行为和状态会影响吗？那自己的行为和状态又是怎么得来的呢？迪尔凯姆就是带我们去发现塑造或影响我们私人行为的社会原因。
二、本书概述
自杀作为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人们往往把它归因于个人，认为是由精神错乱等心理因素或酗酒、仿效等个人因素引起的也有人认为是由自然原因如气候的变化等引起的，而迪尔凯姆的研究假设认为是由社会整合程度过低或过高，社会规范出现混乱或真空引起，迪尔凯姆先对心理因素和自然因素进行否证，然后又对自杀现象分类，由果溯因对引起自杀的社会原因进行实证，通过一驳一立使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1、概念的界定——操作性定义——对作者认为非自杀现象的排除
迪尔凯姆在书中对自杀现象做出这样的定义：“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自杀论》，11）这样就（1）将当事人的意图或动机排除在外，而只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与结果这两个外显的特征进行定义（2）排除了那些当事人没有意识到行为后果的死亡现象。
2、否证自杀现象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A、对精神错乱的否证：心理论认为，自杀现象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理由是，在统计规律上，有一些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如精神错乱的年发生率与自杀现象一样，在某个社会里相对的稳定，而在不同的民族又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自杀和精神错乱一样，城市比农村多。迪尔凯姆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1）所有的统计资料都证实，在精神病院里，住院病人中女性略多于男性；由于推论，如果说自杀率与神经衰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妇女的自杀率就必然高于男人的自杀率，至少应该一样高，但是根据自杀的统计资料来分析，在每个国家中，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4倍左右；（2）犹太教徒中的精神错乱病人比其他教徒中多得多，如果说自杀率与精神错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那么犹太教徒的自杀率就必然高于其他教徒的自杀率，然而，相反的是犹太教徒中的自杀倾向却很微弱；（3）在所有的国家里，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从童年到老年），自杀倾向是逐步增强的，而在壮年时期更经常地突发精神错乱，如果自杀率与精神错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这种统计结果同样也是无法解释的；（4）疯子最少的国家却是自杀最多的国家；（5）下层社会中精神错乱很少，自杀却时有发生。
B、对酗酒的否证：还有些人认为，酗酒是导致自杀的另一个不正常心理因素。迪尔凯姆用两个统计事实批驳了这种说法。（1）在法国国内，酒鬼最多的地区是自杀倾向最严重的地区，而酒鬼最少的地区也不是自杀倾向最不严重的地区。（2）比较不同国家情况，一个国家人均酒的消费量和这个国家自杀率之间也没有相关性。
C、对种族遗传的否证：接着为了排除自杀是由正常的心理因素如个人的体质所引起的这种可能，迪尔凯姆又进行了否证，因为自杀率确实因种族而异，而一个种族和另一个种族的区别在于它的身心特点。迪尔凯姆首先将种族的核心界定为遗传。（1）通过比较分布在不
同国家（社会）的同一种族人群的自杀倾向，结果相差很大，证实了种族和自杀没有关系；（2）自杀率随年龄的增长而有规律的增高。因为人体的一切都受着生命节律的支配，依次经过生长的阶段、停滞的阶段和最后一个衰退的阶段。由于没有什么心理或生理特点是无止境地发展的，所有的特点都在达到一个顶峰之后趋于衰退。相反，自杀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才达到它的顶点。
D、对仿效的否证：（1）同首先对自杀现象进行操作化定义一样，迪尔凯姆还是先对仿效下了他的定义：“当一种行为有一种类似的，以前由别人完成的行为的表现作为直接的先例，没有明确的或不明确的思想活动介乎这种表现和实施之间来影响这种重复行为的本来性质，那么仿效是存在的。”（《自杀论》，114）（2）迪尔凯姆指出，仿效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它可能在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个人之间发生，他指出仿效必须先有被仿效的对象，如果自杀是仿效引起的，那么自杀率就应该以被仿效对象所在的地方为中心向周围逐渐减小，但是从自杀率的分布图上看，自杀根本不是围绕某些中心发生，从这些中心均匀的扩散开来，而是以差不多同样的数量成批的发生没有任何中心。
3、否证自杀现象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1）否证气候类型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自杀率同样高的地区可以属于不同的气候类型，意大利自杀人数最多是北方而英国和比利时自杀人数最多的却是南方。（2）对是否存在最有利于自杀的季节的证伪：迪尔凯姆按照温度的变化来排列一年中的4个季节和12个月份，并未发现季节或者月份的变化与自杀率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3）迪尔凯姆对统计资料显示人们倾向于在白天而不是晚上自杀的观点：他认为这不是自然因素的影响，真正的原因在于白天事务最繁忙，人际交往最复杂，社会生活最紧张。
4、实证——倒果溯因的分类溯因论证法
以上迪尔凯姆否证了精神错乱、酗酒、种族遗传、仿效等心理因素，也否证了气候、季节、温度、白天黑夜等自然因素，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社会因素了，而迪尔凯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是通过对自杀现象进行分类来寻找原因的，他认为各种原因之间的特殊差别意味着各种结果之间的特殊差别，通过探索不同自杀类型产生的社会条件，就将结果和原因联系起来。通过结果来寻找原因。
迪尔凯姆将自杀分为四种类型，即“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反常性自杀”以及“宿命型自杀”。（1）利己主义自杀。其成因是个人与社会的疏离，所以那些不能很好的整合进较大的社会单位并盛行个人主义的集体、社区和群体，其利己主义自杀的比率一般都比较高；（2）利他主义自杀。它发生在“社会整合过于强烈之时”。此时，高度的社会整合使得个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个人的权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被期待完全服从集体的需要和利益。（3）失范性自杀，主要发生在社会控制瓦解之时，在正常和稳定的社会条件下，个人的愿望总是受到由一般道德原则支撑的规范的调节的，他们保证了个人的愿望或抱负大体上于可以运用的手段相一致。但是，当社会控制减弱，上述规范受到破坏时，对个人愿望的制约就不复存在。此时，个人的生活目标和人生抱负失调，他们增长出难以实现的个人愿望，这必然导致挫折很多，以及自杀率的上升。（4）宿命性自杀。这种自杀的典型形式是那些倍受压迫和制约的奴隶采取自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面临的是一些无法抗拒和改变的压迫。
社会整合和自杀率之间的关系：（1）利己主义自杀和失范性自杀与社会整合程度成反比，即社会整合程度越低，自杀率越高；（2）利他主义自杀与社会整合程度成正比，社会的整合程度越高，自杀率也越高；（3）自杀率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整合程度的变化，担不是惟一的经验表现形式。犯罪、越轨、酗酒、离婚率以及精神疾患的患病率的变化都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整合类型与程度。
5、结论
（1）通过以上的论证，迪尔凯姆证实了他的三个命题：自杀人数的多少；A、与宗教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B、与家庭社会一体化程度成反比；C、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
（2）自杀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迪尔凯姆认为自杀和杀人之间有关系而且要视自杀的类型而定。A、利己主义自杀和杀人呈负相关。因为有利己主义子自杀倾向的人所崇拜的是人的个性而不是社会的共性，既然尊重个性的张扬就不会看不起别人的生命。B、利他主义的自杀与杀人有着共同的机制，当自杀者认为自己在社会的压力面前是如此渺小，无能为力时，他也不会重视别人的生命。C、反常的自杀则要具体来说。反常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激怒或者厌烦的状态，这种状态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针对别人或者转而针对自己：前者引起杀人，后者则引起自杀。
（3）对自杀现象迪尔凯姆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否证过去的宗教以及现代的家庭都不能成为维系现代人们关系的感情纽带，迪尔凯姆不是想把现代社会拉回到过去，而是坚决主张建立职业团体或行会以恢复社会对自杀的免疫能力，让人们在集体生活中找到已经失落的社会思想和感情。
三、本书在作者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1、社会的影响力，主导地位：纵观迪尔凯姆的学术生涯与著作，从《社会分工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方法论准则》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作者的思想一直都围绕着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作为社会这个整体是高于个人的，并一直都致力于研究与证实社会生活是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决定和塑造个人的。在《自杀论》这本书中，迪尔凯姆将大多数人认为是由个人动机或行为等心理因素引起的病态现象进行分析，在否证与实证的过程中，在严谨的论证体系中让人们清晰的发现以前自己人知的错误，对社会的影响力有了全新的认识。
2、社会事实：在《自杀论》这一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自杀这一病态社会现象的研究，再一次以一种案例研究的方式向人们证实了他的思想：社会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外在性、普遍性的特点，它影响塑造着人们及他们的行为，因此只能通过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在书中，迪尔凯姆就用社会整合程度的高低来解释自杀现象及其类型。
四、本书的影响与意义
1、方法论意义：（1）清晰的概念定义：可操作化的定义是进行社会研究的前提，在书的开篇作者就对自杀现象做了自己的定义，排除个人的主观动机与行为及作者认为不是自杀的死亡现象，使自杀现象成为可具体研究的客观存在，而在之后对仿效的否证中作者也进一步对仿效做出常人可理解、可研究、解释、论证的操作化定义，并强调概念的界定对研究的重要意义，对后人的研究有重大的启发。（2）研究变量的引用：自杀率的引入将看起来是个人原因的自杀现象变为可用宏观社会结构来解释的社会事实。迪尔凯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人们往往看来理应是由个人的心理或动机引起的个人自杀现象通过一个研究变量——自杀率的引入，变为可在不同城市、地区、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影响自杀率变化之宏观社会结构的客观社会事实。让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发展。（3）否证与实证相结合，强有力的论证脉络：通过前面的概述，我们发现迪尔凯姆先对人们常常认为可能影响自杀率的心理因素、自然因素等进行否证，当只剩下社会因素时，他就对社会因素进行实证，论证结构十分严谨以至于不少人认为“证伪”的思想不是被波普诺开创的，迪尔凯姆才是“证伪”方法的祖师爷。（4）共变和控制变量等实证方法的运用：由于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隐藏在大量复杂的可变因素背后，而社会研究又不能完全像自然科学那样获得能够严格控制各种因素的实验条件。因此，为了排除那些变量之间的非因果性相关，他采用了“共变法”、“控制变量”等分析技术。如：若自杀率与心理变态有关系，则精神并发病比率越高的地方自杀率越高；若自杀与仿效有关则必定使自杀率以自杀率最高的地方为中心依次向周围减小。而通过引入控制变量——年龄，他论证了不是婚姻本身，而是与子女的联系影响着已婚者自杀率的高低。（5）根据现象分类，倒果溯因，求因果关系：在《自杀论》中，对社会原因的实证方面，根据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不同的原因会引起不同的结果，从而通过对自杀现象的分类探讨引起这些类型自杀不同的社会条件从而探求出原因来。这种分类法，及倒果溯因的方法的运用也是实证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
通过将要检验命题的经验性事实累计整合或理论性推断并加以检验，使其具有可信度与包容力，是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教给我们的东西。
2、本书在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是实证社会学的典型研究，其方法论意义与理论意义同样巨大，通过前面对其方法论的探讨，我们发现虽然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迪尔凯姆没有我们现在的统计软件，但他的共变法与控制变量的引入及否证与实证的完美结合却是现代社会学及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源头。
在理论方面，《自杀论》是迪尔凯姆通过对自杀这一病态社会现象的研究对他自己理论观点即社会生活对个人的影响决定作用，社会事实有客观性、强制性、外在性、普遍性，可用一种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的案例诠释。他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将人们的视线引向社会这个大整体来，对社会整合需适度及社会规范是否稳定对自杀影响的讨论让人们对社会和个人，国家和社会关系又有了新的认识。迪尔凯姆在人和社会的关系讨论中对社会决定性作用的强调也引发了学者们的不同观点，从而产生了互动论、交换论、现象学等理论流派。
3、现实意义：书中迪尔凯姆区分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四种类型自杀。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我们确实应该看到利己型自杀与社会整合的关系及它的现实意义。而由于我国正处于改革转型时期，贫富差距、地域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社会规范对人的制约作
用，对人目标和价值的确立作用也经常起变化，因此反常自杀在我国社会转型这个特殊时期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五、自己的思考
1、主观的溯源分类法：大多数人认为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主要是用了实证的方法，有很强的客观性，但我认为在他的书中也典型的采用了心理解释策略，有主观的成分，比如对自杀类型的区分，根据迪尔凯姆实证主义方法的一贯精神，科学研究应当从客观观察入手，根据对象所表现出来的可明确识别的外在特征来划分对象类型，这种叫做形态分类法。但在对自杀现象做出类型划分时迪尔凯姆并没有采用这类分类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种溯源学的分类法，他重点区分了利己型、利他型、和反常型自杀，显然这种分类具有心理溯源的性质
2、软实证的经验研究——从定量不知不觉走向定性：（1）社会整合的抽象概括，无法量化、测量与检验：经验研究的要义在于以存在的社会事实为根据，以现实材料为手段，通过实验、观察、搜集分析资料的方式对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研究。但是通读该书，从迪尔凯姆的经验概推中我们不能直接得知制约自杀率的主要社会原因是什么，迪尔凯姆于是通过建立命题结构，提出了在经验命题中获得直观的最高假设：社会整合程度决定自杀率。这是一个在逻辑上能隐含经验事实但并不直接来自经验数据的一般性概括，它的产生不是通过归纳推导出来的而是哲学的思辨，并且社会整合的程度如何才算适度，不高也不低，并不能对之进行量化，测量和检验。
（2）迪尔凯姆在书中体现的社会与个人相互作用取向：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常常探讨因果关系，一种现象是如何由怎样的另一种现象引起的，把一个事物的发生或演变与另一个事物的存在和运动联系起来，有明确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把一种社会现象归结到另一种社会现象那里，不论这种解释充分还是不完全，都表现了某种决定意义。迪尔凯姆在本书中选择的解释项是“社会整合水平”，被解释项是“社会自杀率”，而自杀者则被当做一个潜在的被解释项，因而存在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被解释项，当社会整合水平异常时，自杀者只有万分之几的比例，处境相同的多数人并未选择自杀。这一结果可能使迪尔凯姆意识到：作为潜在的被解释项的自杀者个人对环境的反应差异也影响着自杀现象。于是，迪尔凯姆是采用心理溯源性质的分类法，提示着社会与个人相互作用的意义，因此无意识的将决定论与相互作用论结合在一起，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互动论的学者是不是从这里得到互动论的启发呢？
最后，我想说虽然后人对迪尔凯姆的这本书还有很多批评，比如统计资料的失真，推论的失误（新教盛行国家的自杀行为并不一定都发生在新教徒身上，因此“新教盛行国家的自杀率高不等于新教徒自杀率高”）等，但是迪尔凯姆的这本书及其在社会学和实证社会科学中都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他严谨的科学实证态度和方法都值得后人钦佩和学习。
[参考文献]
埃米尔·迪尔凯姆[法]，2005，《自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高琳，2008，《社会学研究与迪尔凯姆，<自杀论>的典范意义》，《社会学研究》2月。
路丹、张月，2004，《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论及其现在价值——<自杀论>的社会学方法论解读》，《东南大学学报》第六期。
李文华，2004，《<自杀论>及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社会学·管理学研究》第六期。
唐斌，2005，《试析涂尔干<自杀论>中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上饶师范学院学报》，8月。
王毅，1995，《社会学方法的一种主张：软性实证——兼谈名著<自杀论>对社会研究方法的潜在启示》，《云南学术探讨》第一期。
第四篇：法律与革命书评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序言和导论
法学1001班宋高昂100401127 哈罗德·伯尔曼，世界知名的比较法学家、国际法学家、法史学家、社会主义法专家，法与宗教关系领域最著名的先驱人物。《法律与革命》是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生动、细腻地描述了作为西方法律传统背景的民俗法, 探讨了伴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西方法律传统在欧洲大学中的起源、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渊源等问题。
伯尔曼界定了此书中的一些关键词，如“西方”、“西方法律传统”和“革命”。伯尔曼承认自己所采用的史料是渚领域中的专家们所熟知的。但是，作为整体，这段历史却会令专家们感到陌生。这是因为，他把西方文明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来看待。这里的“西方”主要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首先是一个“具有强烈时间性的文化方面的词”。确切而言，是指“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法律”一词也不再是简单地指某种“规则体系”，而被界定为包括诉讼程序以及相关价值、概念、规范和思想方式的具有宗教的活生生的过程。而“西方法律传统”则包括法律的相对独立和自治，法律职业化，法律的科学性，法律的实体性，法律的发展观，法律的内在逻辑性，法律的至高无上和多元性等等。
伯尔曼坚决反对传统的西方历史分期法，即将西方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古典时代、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中世纪以及近代(始
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伯尔曼认为这种谬误的分期法是试图根据构成西方文明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来观察近代：试图将中世纪贬低为只是作为近代得以涌现的背景，从而满足了一种夸大的民族主义心理的需要。这种民族主义欲望导致西方法律史似乎都是在追溯----个民族从部落和封建的起源到当代的荣耀和威严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法方法。这样，在西方文明内的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独特性都得到了强调，而共同特征却被低估了。其实，西方各国的法律体系都具有共同的起源——都有共同的历史根源，从这种共同的根源中它们不仅获得了共同的术语和共同的技术，而且获得了共同的概念，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价值。由于完全读完此书耗时很长，这里仅就《法律与革命》的序言和导论部分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伯尔曼在导论部分开宗明义地宣称，他要讲述的是一种称作“西方的”文明。这种文明发展出了独特的“法律的”制度、价值和概念, 并被有意识地世代相传了数个世纪，由此而开始形成一种“传统”；西方法律传统产生于一次“革命”，它在后来数个世纪的过程中被革命周期性地打破和改造。在20世纪，西方法律传统的革命危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大，某些人相信这种危机实质上导致了这种传统的终结。伯尔曼毕其大半生的心血和精力写作《法律与革命》，正是源于这种深切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希冀通过寻根溯源来探索摆脱危机的途径。
何谓“西方”包括西方文化，是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首先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他的结论是：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
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至于西方文化，它的每一种古代成份都经受了与其他文化相融合的改造。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对立的成份竟能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世界观。例如，希伯来文化、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原本不相容，但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前期的西方却将所有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对其中的每一种成份进行了改造。
伯尔曼断言西方法律传统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由六次伟大的革命加以改变，其中三次分别是俄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虽然各自革命的含义不同，但都可以称为由参与革命的人们所进行的革命；第四次革命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第五次是新教改革运动；第六次是1075~1122年的教皇革命，也就是《法律与革命》中的所谓的“革命”主题，这次革命称之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改革。《法律与革命》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写起的，他认为整个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是由11 世纪末期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对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所发动的授职权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的全面政教冲突所触发。教皇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教会和世俗的变革正是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基本原因。伯尔曼认为宗教理念是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原动力，在12 世纪后期西方逐渐形成的教会法、商人法、王室法、城市法等都是由于教会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之一。对于法律的界定，伯尔曼指出：把法律概念界定得过于狭窄即把法律界定为规则体，不利于对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和西方历史上数次重大革命对这种法律传统的影响的理解以及对这种传
统现在所处的困境的理解。他呼吁，需要有一种广义的法律概念，并批评了那种“过于狭隘”的法律观点。
伯尔曼将西方法律传统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法律制度与其他类型制度之间有较为鲜明的区分。虽然法律受到宗教、政治、道德和习惯的强烈影响，但通过分析，可以将法律与它们区别开来；
2、与这种鲜明区分相关联的是以下事实：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的实施被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
3、法律职业者都在一种具有高级学问的独立的机构中接受专门的培训；
4、培训法律专家的法律学术机构与法律制度有着复杂的和辩证的关系。换言之，法律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等，而且还包括法律学者对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所做的阐述；
5、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数个世纪的发展；
6、法律实体或体系的概念，其活动取决于对法律不断发展特征即它的世世代代发展能力的信念，这是一种在西方所独有的信念。法律体系只因它包含一种有机变化的内在机制才能生存下来；
7、法律的发展被认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变化不仅是旧对新的适应，而且也是一种变化型式的一部分。法律不仅仅是处在不断发
展中，它有其历史，它叙述着一个经历；
8、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相联系。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即便处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也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
9、西方法律传统最突出的特征可能是，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法律的最高权威性成为必要和变得可能。而法律的多元论则根源于基督教教会政治体和世俗政治体的区分；
10、西方法律传统思想于现实、能动性与稳定性以及越超性与内在性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导致了革命对法律体系周期性的剧烈冲击。不过，这种法律传统毕竟存活了下来，甚至由这些革命所更新，这种法律传统比作为它组成部分之一的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要大。不过，按照伯尔曼的说法，西方法律传统中的10个特征只有前四个仍然构成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
关于前四个特征，伯尔曼指出，罗马法传统具有西方法律传统的上述特征，而当代许多非西方文化则不具有这些特征，11世纪前通行于西欧日耳曼民族中的法律秩序也没有表现出这些特征，他们为西方所独有。而属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后六个特征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美国全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也就是伯尔曼所担忧的危机，为此，伯尔曼大声疾呼：就目前危机已经达到了可与过去曾经打击西方法律传统的革命危机相提并论的程度而论，我们必须调动整个传统的应变
能力来克服这种危机。由此，伯尔曼提出：今天法的社会理论的首要任务在于摆脱关于法律及其因果关系的过分简单化的概念，应该把三个传统的法学流派即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理论和历史法学派综合成一个一体化的法学。
法的社会理论的第二个任务是旨在采用一种适合于法律史的历史编纂法而不是主要采用来源于经济史、哲学史或其他史类的历史编纂法。法的社会理论的第三个任务是研究法律在革命变革时期的命运，即不仅要查验新法律对旧法律的迅速取代，而且还应考察在革命确立之后所采取的措施，考察这些措施是否为将来稳定和公正的法律秩序奠定了基础。最后，法的社会理论还必须研究非西方的法律体系和传统，研究西方法律与非西方法律的融合，研究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惟其如此，方可求得摆脱20世纪后期西方法律传统所面临的危机之路。作为伯尔曼著作的中国读者，我们一旦新鲜而又好奇地读完《法律与革命》一书，肯定会有一种激情与忧患同在、启示与疑惑并存之感。除了被伯尔曼著作无与伦比的逻辑力量、渊博的学识、历史的洞察力所征服之外，我们大概还会有不少的启发；首先，伯尔曼在法的社会理论方面颇富创见。伯尔曼在书中显然流露了对马克思、韦伯以及一些人类学理论关于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学说不满的情绪，他甚至提出了“超越马克思、超越韦伯”的口号。伯尔曼承认西方三大法学理论(实证法学、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的部分真理性，但同时指出它们均是片面的、简单的、试
图解释一切社会与历史的决定论模式。伯尔曼坚决反对社会历史发展中“谁决定谁”的简单模式，而认为各种因素之间是共存、互动和因地的彼消此长的关系。确实，在伯尔曼重新解释西方法律史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立体的图面。
其次，伯尔曼批判了传统的历史分期法，重新挖掘了中世纪时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伯尔曼视教廷为近代第一个国家的雏形，也不乏深刻的创见。可以说，伯尔曼的学术贡献与创见使得西方法学界必须聆听其关于中世纪以及中世纪的教会(宗教)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的学说。传统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混合。法律通常与可见的一面、与作品联系，但对西方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其起源的研究，能揭示其在民众最深层信仰和情感中的根源。西方的法律传统的背后就有一种民族的意识作用——对炼狱的恐惧和对最后审判的希望——而这就是西方的历史意识——宗教意识。
最后，在伯尔曼的著作中，我们时时会感触到一种深刻的生存意识贯注其中。这样，伯尔曼“重新解说西方法律史的努力不但超越了现实，而且超越了历史。从而使得他能够摆脱流行的教条，扫除拘谨琐碎的工匠气，重新去把握作为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之一部分的法律的脉动。”
第五篇：书评《论宗教宽容》
自由 独立的光芒
——读洛克的《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
作者：一心一意
《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原本是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于1685-1704年间所写的论宗教宽容的四封书信的第一封，该封信原文为拉丁文，于1689年在荷兰匿名发表。后来，这封信与洛克先后于1690、1692和1704年以书信形式发表的另外三篇论宗教的著作合起收入《洛克全集》的《论宗教宽容》部分，被集结成书出版。
在《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一书中，洛克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宗教宽容这一宗教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主张，全书中有着洛克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独有的思想光芒。全书所传递的思想主要是自由、独立，相信读过这本书之后的你也会被这圣洁的思想光芒感应到的。
洛克在表达就宗教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时，以回答他友人的一个问题开始引入阐述。“关于不同信仰各教派的基督徒之间互相宽容的想法”，洛克坦率地回答了友人的这个问题，洛克说：“我把那种宽容誉为纯正的教诲基本特征的标志”。洛克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理论角度阐述了宽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洛克接着从与理论层面相照应的社会现实角度描述了当时英国社会“以宗教为口实，迫害、折磨、屠杀和毁灭他人”、“党同伐异”、“用火和剑来强迫人们信奉某种教义”的不宽容社会现实。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反差，洛克在书中分析了形成“不宽容”宗教问题的原因。洛克认为没有严格区分公民政府事务和宗教事务，政教融杂是导致“不宽容”宗教问题的基础性原因。当牵涉到世俗权力的公民事务与关乎灵魂拯救的宗教事务相融杂时，一些人所追求的“恰恰是另一个王国，而不是为了促进上帝之国”，他们所追求的是统治他人的世俗权力和权威，“竭诚礼拜上帝只是他们的幌子”，残忍地反基督和迫害他人才是他们的真意。接下来，洛克从公民事务、宗教事务应该由谁负责管理的角度阐述了政教分离的必然性和有效性。洛克提出，政教分离是公民事务和宗教事务在内容上差异化导致的。公民事务关乎的是“生命、自由、健康和疾病以及对诸如金钱、土地、房屋、家俱等外在物的占有权”，而宗教事务关乎的是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和信仰，前者属于一个人今生的事情，后者属于一个人来世和永生的事情。只有政教分离，才可能使宗教不受世俗权力的迫害，宗教才可能享有宽容。洛克认为公民事务应该并且只能由官长负责管理，而官长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将自己的管辖权扩及到灵魂拯救（宗教事务）方面；宗教事务同样应该并且只能由共同礼拜上帝的出自内心赞同并坚信这种信仰的教会会员通过发挥教会权力和制定并执行教会法规来负责管理，而教会不应也不能受理任何公民的或世俗财产的事务。当公民事务和宗教事务的负责人各司其职，宗教才可以变得宽容而纯正。
在提出促进宗教宽容的基础性方法——政教分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事务和宗教事务之后，洛克又从更为具体的层面——宽容责任的适用范围及其对每个人的要求入手，分析了对宽容这一看似抽象的行为准则的具体性可操作方法。洛克着重阐明了教会、教会中的教职人员、行政官长在宽容问题上所应负的职责和所应遵守的要求，比如：任何教会无权管辖其他教会；教职人员有义务劝诫其听道者们以和平和友善的态度对待一切人；只要我在内心里未能充分相信，我就不可能放心地跟着官长走等。
在《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一书中，洛克倡导着自己政教分离的主张，但是洛克也注意到政府和宗教不应该只是有着天地相隔的区别，这二者之间应该还有一定的联系。于是，在书中洛克援用了自己“有限政府”的政治理论来探讨“政府（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并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宗教宽容的问题。在探讨“政府（国家）和教会的关系”时，洛克主要从教会的外部礼仪和信仰两个方面展开。就教会的外部礼仪而言，洛克认为官长无权以法律给他自己的教会，官长也无权禁止任何已为教会所接受、确认和遵行的礼仪。就宗教信条而言，洛克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践性的，一类是思辨性的。在洛克看来，宗教信条是一个人自己良心上的确信。关于每个人自己的良心信仰，政府不能以法律形式来强迫人们违反自己的良心，但是人们灵魂拯救这件事情和公民政府、国家安全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法律条款来确保每个人的私有财产，确保全体人民的和平、财富和公众物资并尽可能地用以增强他们抵御外来的侵犯的内部力量”。洛克还鲜明地指出：“所谓服从，首先是服从上帝，其次才是服从法律”。由此可见，洛克推崇的政府（国家）和教会的关系除了互相区别、互相分离之外，还应该是在首先服从上帝的前提下，再服从法律，服从政府（国家）的有限管理。文中，洛克还以宗教中常常受人指名辱骂的集会为例，对“宗教的自由集会和政府的不公正管理”这一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而深化了政府有限管理的观点。政府的有限管理不仅是对政府职责的发挥、国家安全的维护，也是对宗教宽容的体现。
在全书的最后，洛克就异端和宗派分立问题作了自己的补充性阐述，他提出“一个人只要不否定《圣经》所明确教诲的东西、又不以《圣经》里没有明确阐述的任何事情为理由而制造分裂的人......这个人既不可能是一个异端分子，也不可能是一个宗派分立者”。由此可见，洛克对异端和宗派分子是带有宗教宽容的。
纵观全书，洛克在论及宗教宽容问题的过程中，逻辑清晰，思路严密。洛克首先是提出自己对宗教宽容的推崇，然后反观“不宽容”的社会现实并分析原因提出解决方法，最后从“政府和宗教的关系”角度深入探讨了宗教宽容问题——由“政教分离”的观点延伸探讨了政府和宗教的联系（有限政府和教会自由）。
洛克在谈论宗教宽容问题时，字里行间中总是闪耀着自由、独立的光芒。这既是洛克作为一个伟大哲学家、思想家的特质，也是那个启蒙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特质。书中的很多语句，单个地拎出来也足够你静静地思考上一个上午。例如：“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没有这种确信，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悟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可能因外力的原因而被迫去信仰任何东西。”、“只有争论才是传播真理唯一正确的方法，只有当强有力的论辩和充足的理由与温雅、善良的方式相结合时，真理的传播才能占居优势。”、“公众利益是检验全部立法的准则和尺度。”等等。散落在书中的碎片化却又深刻化的思想语录总能刺激我的思考神经，让我由点到点、由点到线地开始连篇的“胡思乱想”。
读完全书，我只能更加真实地感到自己思想的肤浅和悟力的微弱。洛克在全书最后以一句调侃性的话语落笔——“这些问题本可以解释得更加详尽和突出一些，但是，对于您们这种才能的人，像这样略加提示也就足够了”。像我这种才能的人，这样的略加提示确实就足够了。如果你想好好阅读本书，请先让你的思想更充实、让你的悟力更深厚，让你的才能更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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