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读后感

第一篇：中间地带读后感

“中间地带”革命，成败端看机缘

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中共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这也是毛泽东之于中共革命的意义。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否走到它的1949？偶然性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但凡接触过一点马列，对于“外因/内因”“偶然/必然”这类概念（也可以说是分析框架）都不陌生。按照教科书里的标准说法：事物的内部矛盾为事物发展的内因，事物的外部矛盾为事物发展的外因。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必然是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一定发生的的趋势，偶然是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不确定的趋势。两者对立，是事物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向；两者又统一，必然通过大量的偶然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形式和补充；二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听起来有点玄乎，用起来也就有点迷糊，分析具体问题时往往做不到那么“辨证”，而是容易过于强调内因和必然，甚至沦为“唯意志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在内地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谓予不信，就请翻翻通 1

行的历史教材，可能史料有增删话语有翻新，但结论一仍其旧。

当然，历史教材不是历史撰述的全部，想读立场更为客观的史书亦非难事。仅以所谓“中国现代史”（1919—1949）来说，杨奎松先生的几部著作就不失为比较好的选择。2008年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尽可能地运用了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来展示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形成和变化的过程，让人们对国共关系的认识更为均衡全面；今年推出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如本书副题所言，则是把中共革命的缘起、推进、挫折以及成功纳入国（党）际互动的视野进行解读，从而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其实与国际局势的变化干系甚大，很多时候都是不以中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像作者在本书再版序中所说：“历史的演进实在太过复杂了，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有时，我们必须承认„„在任何一个革命时代，偶然性永远都会起着戏剧性的作用，并因此成为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历史上的那些成功者实在是太过幸运了。在那样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一步踏错，或某一个事件没有发生，或发生得太早或太晚，历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种结局了。”虽然现在早已不是狂热崇拜政治领袖的时代，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未必已很客观公允，因而这本“旧书”（1991初版，今次修订再版）还

是颇值一读。如果能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的第一卷（1917—1949，杨奎松撰稿）对照着读，也许效果更好。

所谓“中间地带”的革命，原本出自毛泽东的说法。1946年8月6日，毛在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关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的问题时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毛选第四卷）这里提到的“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就包括统治中国的国民党，“中间地带”的革命也就是共产党在美苏两国中间的缓冲地带反对国民党的革命。当然，若忽略这个说法的特定背景，就可以将其理解为中共在国际背景下进行的革命，时间不限于抗战结束之后，地域也不限于美苏之间（从中共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的近三十年时间，就对中国的影响而言，美苏两国自不必说，日本也不能低估，所谓“感谢日本侵略”的说法即为明证，并且早期主要是苏日对抗而非苏美较量），这应该是作者以此来为本书命名的用意（因为毛的这

个说法并非对中共革命史的整体认识），也是作者进行历史叙事的独特视角。

其实，单就历史事实来说，基本并不存在一个可供中共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发挥的“中间地带”。由于“以俄为

师”，更重要的是离不开苏俄的援助，中共从诞生—苏俄输出革命的结果—那天起，中经北伐、暴动、抗日，其一举一动几乎都受到苏俄及其主导的共产国际的左右（只有上世纪40年代初的几年一度与苏联中断联系），而早期干脆就是“奉（苏俄及共产国际之）旨”革命，但失败了却要台前的中共领导人“背黑锅”。比如作为中共的第一代领袖，陈独秀不乏真知灼见或标新立异之处，但他无论对错都得服从莫斯科的指令，包括承担本应由莫斯科来承担的革命失败的责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公开打出了“苏维埃”革命的旗号，走上了全盘苏化的道路。一切都由莫斯科说了算，结果使党内教条主义盛行，自身“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在这个时候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苏联由此改变策略。战后，我党力量已非吴下阿蒙，但仍旧不能放开手脚“我的地盘我做主”。日本战败后，毛泽东原想就近拿下华北、华东，但苏联却与美国商定长城以内归美国，且做出了战后东北的援助只给国民党的决定。眼看中国只能走进“和平民主新阶段”了，我党也已经准备交出军队、派人参与联合政府了，谁知美苏冷战大幕拉开，中共革命的地位骤然上升而重获苏

联支持，加上国民党的不堪造就，这才将中国收入囊中。成败不由自己，起伏端看美苏，以至连毛泽东自己都感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本书540页）好在，他是历史的胜者。

大国主导的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充分说明意识形态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固守不易，这种一切服从利益需要的做法在苏联身上表现尤甚。它既可以为了对抗日本而一度不支持国民政府北伐，也可以为了对付德国而与日本签定妥协条约，更不用说为了抗击法西斯而与日后的对手美国结盟。换句话说，革命者固然要有自己的理念，但也要懂得采取灵活的策略，以因应特定的形势，此即革命者的“道术势”。其实，举凡欲成大事者，都能为了理想或伸或屈，以至于其奉行的理念有时显得模糊不清。

孙中山为了重起革命炉灶，虽然坚决不同意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但依然与苏俄合作，全面效法俄共，欲造“党民”、“党军”和“党国”，并接纳中国共产党与之一道革命。借助苏俄提携崛起的蒋介石，曾亲赴苏俄考察，宣称自己最革命，一度被认为是国民党中被“赤化”最深的领导人。其所以如此，显然也不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理念的信仰，而是明白当时必须借重苏俄的援助才有出头之日。当其对苏俄和中共产生了猜疑和忌惮，并得到英美支持的承诺后，便

毅然甩开了苏俄，走上“分共”“反共”之路。可见，孙、蒋之亲俄并非出于感情认同，而是为了苏俄的援助。

1944年5、6月间，基于国民党在河南战场上的溃败，毛泽东宣称事实上共产党的力量要强过国民党，如果对日反攻非用我们不可，罗斯福很可能会选择共产党，直接援助共产党，那样我们就会变成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取得了英国的援助）。同年6月14日，毛泽东又为《解放日报》撰写纪念联合国日的社论，希望正在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能够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7月22日，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机构——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中共中央驻地延安，毛泽东在其起草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中，把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称作“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毛泽东还告诉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毛泽东和中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亲美”言论，乃是看到美国对国民党军事溃败和政治腐败的极度不满而对共产党却有良好的印象，于是借机争取在与国民党较量中的优势，包括美国的承认和援助，就像南斯拉夫已经做到的那样。正如作者所说：“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手法已经运用得十分娴熟，它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基础

上，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它认定，凡符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利益或适应其要求者，都是好的；凡不符合这一利益或不符合这一要求者，都是不好的。”（本书445页）

“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道理并不是只有丘吉尔才明了的。换成我党的说法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事实上，毛泽东一心想为中共革命寻找到一种自主运作、发挥和创意的空间，取得特殊的地位和发言权。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我党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这也是毛泽东之于我党革命的意义所在。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多半走不到它的1949。偶然性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第二篇：灰色地带读后感

黑与白之间那条模糊的分界线，叫做灰色地带，灰色地带读后感。有可能偏于黑，也有可能偏于白。而我，就是身处那条灰色地带的人，平衡着，不被吞没。

我有做过努力，去靠近一方，但是我也明白其实我与它实质上存在着一条鸿沟，（因为我不是纯正的黑色或者白色）而且总是无缘无故地扯入一些是非里。说实话，到现在这个年纪了，我曾经想要祈求的已经很平淡了，我只想要一个和谐的没有所谓的抛弃背叛的生活。其他的与我无关，不管争吵也好，背后伤人也好，我都不想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我要做的就是客观加上乐观，去为自己创造和谐的局面。

我不想让任何人离开我，但是如果，等到必须做出选择，我会丢弃一切客观因素，而坚持自己想要守护的。我发现当一个人成长到一个阶段时，他的思想会有所转变，读后感《灰色地带读后感》。我从别人嘴里的老实变成别人嘴里的奸诈，一切让我觉得可怕，也许是我真的变了，或者说别人变了。变是起源于一个误会，还是受心里一直所秉持的想法的影响，（即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或者说是从自己的立场去考量呢。无从知晓。

听者取信一句话的程度的本能其实依赖于自己潜意识的选择即感性的走向，那么对于一句话，就会有多重意思来解释，甚至包括它的语气。看你会怎么理解。

当人面对不愿面对或者到无法控制别人时，就会有激烈的言辞和一系列动作来掩饰自己的真正意图。其实有时也会欲盖弥彰，何必要多此一举呢。真的不必伪装，那样太累，我做的没有说要获得什么，所以不用担心我会从哪边图谋得到什么。既然不是自己的了，何必要一直纠缠不清呢。只要大家好好的就好。

我不知道，别人的固执可以怎么改变，既然不能，那就改变自己，去融合，总会有一个界点，大家都能和谐共处。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但黄梁梦醒，我还是没找到那个点。

这篇文，若有人要对号入座，我不反对，但请明白，我没什么多余的意思，只是发表感和自我剖析而已。别想太多。

2011.10.22 凌晨

第三篇：文化“中间地带”发展问题及解决对策

文化“中间地带”发展问题及解决对策

来源：磁铁 http://www.xiexiebang.com

特别是针对一些跨领域、多重性质的文化“中间地带”，单一的政策路径设计难以奏效，推进中难以取得预期的改革效果，因此正确处理好文化“中间地带”问题，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与经济关系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如何处理好政府积极作为与尊重产业规律的矛盾，协调好政府、市场和文化单位三者动态关系的关键节点。

制度设计空缺产生文化“中间地带”

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文化体制改革具有系统性和协调性问题，因政策与实际情况脱节，导致政策的针对性差而出现改革的空白地带。同时，文化体制改革远较单纯的经济领域改革复杂，文化生产和服务存在特殊的价值引领和文化导向问题，存在着权力、利益和价值的矛盾关系，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导向。文化“中间地带”存在的原因非常复杂，必须加以区别对待。

1．文化单位改革转型中有很多领域既有经济属性，也有公共服务属性，很难单纯以产业属性或公益属性来区分，因而成为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中间地带”。在当前国家执行各行业“十二五”规划期间，总结十一五文化建设的成就，更加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复杂系统性，总结存在的问题，找到症结，会更加有利于推进改革。比如在出版行业，除了几家出版社保留事业性质之外，绝大多数出版单位都要求转制为企业。截止到20XX年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177家出版社，约占我国出版社总数三分之一，已全面完成转企任务。除１家出版社停办退出，其余176家都已换了“企业身份证”。实际上按照现在的分类标准，有的一家出版社本身就可能兼跨两种属性。比如民族出版社，依据我们分类标准的规定，民族语文类的出版物就是公益性的，汉语文字读物就是非公益性，就该回归产业走市场；人民出版社是公益类出版社，可其很多出版业务却是面向市场的产业化行为，显然又与公益性定位和身份归属相冲突。民族出版社的定位和职能划分中，包含了公益性和产业性，“一社二性”无疑给它的运营和壮大带来了束缚手脚的政策障碍。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人民出版社，因为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它该如何定位和解决好副牌东方出版社的产业发展问题？与此相类似，在出版社转企改制的推进中，盲文出版社是被划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不必转企改制。但它的具体运营管理是否也可以允许引入社会资本，增强提供服务的能力问题。

因此，经营性产业和公益性事业是一种互补和可转化的功能类型区分而已，文化的价值属性内在地规定了不同形态文化的公益性特性。制度设计中要有统一的实施政策细则，不能在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中背靠扶持性优惠政策，享受事业单位的补贴和财政扶持，又去市场上进行不公平的竞争，无意之中相关的政策给市场带来了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困境。

2．从文化体制改革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由于没有根本性、系统性制度设计，有的改革制度设计存在着缺失，特别是文化单位类型划分标准偏于粗疏。在这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市场化是文化管理变革的方向。因此，明确划分文化领域不同行业文化单位的属性，明确了公益性文化服务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分属问题，把具有产业属性的文化单位复归市场，借助于市场性机制搞活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成为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设计的宗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个标准也还存在很多问题，对于部分文化行业的特别领域或“中间地带”就存在着政策适用性难凑效的问题。电视台、报纸杂志都是内容产业，因为内容侧重点不同（电视台主要是频道的差异）就采取不同方向的改革路径，这实际上是一种静态化的观点，人为割裂了同一文化单位的不同侧面，不太符合全媒体传播环境下媒介融合的整体发展趋势。在媒体领域的这种人为切分，在网络传播中就消弭了界限。特别是“三网融合”从技术层面打破广电、电信、互联网分业经营的格局，必将重组文化产业链。它将极大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并为文化产业的内容创造提供机会。未来传统的文化业态将发生根本转变，逐步实现报纸、广播、电视、杂志、音像、电影、出版、网络、电信、卫星通信等媒介形式深度融合。数字内容产业的系统开发，将实现信息跨媒共享、资源跨行配置、文化跨域交流，极大地刺激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而现在的设计思路恐怕难以破解现实的困惑和适应未来发展的趋势。

3．实施性路径和程序型设计规定不宜太明确，否则很容易限制地方的改革和探索。一方面，程序性或技术性规定，在文化体制改革政策落实中是改革推进的一些关键环节，如果没有程序化、没有标准化，很多管理制度和政策就会流于空泛难以落地实施，推进改革就必须要把实施的举措具体化，同时一定要有一种系统性的设计，完善配套的改革措施。因为文化行业和门类的复杂性，同样的改革却因为隶属关系、计划经济时期带来的行业系统的差异而呈现出了复杂性。比如同样是文艺院团改革，文化系统所属还是隶属于其他的行业部门，在改革的条件、具体实施政策等方面就涂上了部门“行业”的色彩。另一方面，针对具体的改革实施路径和改革实现方式等问题，又必须尊重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为地方的创造性预留空间，避免国家政策没有考虑各地发展的实际，一刀切地推行同一个政策，忽视了各地发展的实际和实际问题的复杂性，难以取得预期的改革成效。

解决文化“中间地带”问题的对策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等原因，文化建设的资金缺口往往成为文化发展的瓶颈。但制度设计的创新，往往能够突破运营资金短缺的瓶颈，促进文化服务的实现，解决了政府资金供给不足和文化服务供给短缺的“双重失衡”。针对不同文化“中间地带”类型，要创新不同的文化政策，寻求文化管理机制的有益探索。

1．产业形态明显但公益性更加突出的文化类型。针对公益性强和意识形态弱的公共性服务文化内容，政府的角色是对这类文化单位既要松绑更要扶助，支持的同时探索多种形式参与，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甚至参股、控股，以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演艺行业作为经营性文化产业类型，主要依托市场的机制来运作，因此市场化成为国有院团改革的路径设计。但演出产品具有传承文化、构建社会价值的文化功能，公益性特征凸出。特别是各种非物质文化形态的演艺品种，更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家园，成为维系民族记忆的生动载体。作为一种艺术表演形态，演艺产业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特质，其本身具有传递文化精神和艺术美感的作用，对社会和公众具有美育的责任。演艺产业同时也是完善城市服务功能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具有提高城市品质，树立城市形象，增强国家（地区）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2009年9月成立的贵阳交响乐团，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支持+民企赞助+董事会运营”的模式，体制和经营模式上体现出了创新和示范的意义。贵阳交响乐团以民营资本为主，管理上也更接近西方发达国家交响乐团的管理体制。作为中国首家民办公助交响乐团，交响乐团的管理运营由董事会负责，星力集团每年注资1200万元，市政府每年注资200万元，并将贵阳大剧院交付乐团用于办公、排练和演出。贵阳市政府每年还将定期购买乐团的音乐会门票，用于向社会普及推广交响乐艺术。贵阳交响乐团的这种模式，既满足了我国民众对交响乐艺术的需求，又解决了因为消费水平低无法形成有效市场的培育，更为交响乐艺术院团的资金需要寻找了突破口，拓宽了政府之外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从而保障了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星力集团对贵阳交响乐团的投资和贵阳市政府对交响乐艺术的支持，为我国交响乐团的建设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典型，探索社会力量介入艺术投资的社会再分配机制的形成。

2．公益性形态凸显，但又必须做产业化运营的文化类型。比如如何对待公益性更为突出的学术期刊的产业化经营问题。新一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中，根据不同类型报刊分类区别对待，把产业化和市场化作为改革的方向。以时政类和非时政类作为划分报刊的标准，时政类则是公益性，非时政类则是产业性，并且以此作为是否可以采用产业化运作归类的界定标准。这个标准人为割裂了同一文化单位负载功能的不同侧面，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细分报纸期刊的类型。比如，如何对待公益性更为突出的学术期刊的产业化经营问题？我们国家源于以往区域性和层级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不同层次的期刊，如今把全国的期刊放在同一个市场平台前平等竞争，如何处理好不同的刊物所享有的体制内或行业内的优势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与平衡，将是新一轮报刊改革的着力点。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最新统计资料，2009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851种，各类期刊的所占数量分别为：①综合类485种；②哲学、社会科学类2456种；③自然科学、技术类4926种；④文化、教育类1204种；⑤文学、艺术类631种；⑥少儿读物类98种；⑦画刊类51种。在近1万种期刊中，真正走向市场的大众化期刊比重很小，绝大多数都是学术类期刊。而学术类期刊，不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技术类，都肩负着传播文化、倡明学术的使命，不同的期刊经营状况千差万别。因此，若依据现在的标准把大多数学术类期刊推向市场，那么很多就会堕入靠卖版面借以求生存的危途，无法保证学术期刊的水平和质量，不仅传播学术文化的目标无法实现，也阻遏了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信息服务责任目标的实现。在英法等欧盟国家，新闻出版产业是作为特殊产业来对待的，新闻期刊业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政策，税率低为5%，英国对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学术类出版机构不仅免税还有财政补贴，支持鼓励文化传播。

3．发展产业首先要摆正政府的角色位置，合乎文化产业规律的自我约束和有限作为才能真正促进产业良性发展，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包含各种中介机构）和文化单位三者间的关系。政府自身在完善配套改革基础上，要规范行为并强化产业意识，避免因“非产业化行为”干预破坏市场环境，产生产业发展的“市场挤出效应”问题。比如推进演艺产业回归市场的过程中，“公益性演出”如何界定，需要更加明确，避免公益性演出对演艺市场的挤出效应。演艺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为必须适当和有限度，否则，政府的不当作为可能会直接影响演艺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挤兑了产业空间，客观上造成了对演出市场的破坏和不公平竞争。政府部门往往不能正确把握公益性演出与经营性演出活动之间的边界，一些由政府部门主办的演出活动，特别是一些国家级或国际级大型活动，大都采取非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大量赠票和对演出经营场所长时间的占用，不计成本的投入，既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挤出效应”，也严重损害了演出市场公平竞争的经营环境，使得演出企业难以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

因此，要维护演艺产业的健康发展，政府管理部门一定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界定清楚商业性演出与公益性演出的边界，减少政府组织的汇报性、献礼性演出活动。坚决杜绝赠票，即便是公益性演出也要通过市场化机制，采取低票价窗口售票的方式。对于节庆性的广场演出，政府要加强规划和引导，由民间组织或行业协会承办，文化馆站和专业艺术院团帮助辅导，以提升演出质量。这既有利于真正热爱艺术观众群体的培养，也不会破坏和影响其他商业性演出的票房，积极培育演艺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4．在文化体制改革路径设计和实施操作中，统一规定和具体实践都要留有足够空间，尊重基层和地方的首创精神。特别要允许鼓励地方政府采取灵活的方式举措经营不同的文化单位，不论是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还是转换经营体制机制，不宜做硬性的规定，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探索。比如在演艺产业市场化改革方向目标不变的前提下，不论是围绕演出院线建设的演艺产业链建设,还是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艺术院团的改制或转换机制问题，在改革整体推进的前提下一定要允许不同地区根据各地区实际创造性地创办文化组织运作形式，不宜一刀切。实践中已经涌现了一些创造性探索：东莞市与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东莞市保利玉兰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全面负责东莞玉兰大剧院及其附属设施的经营管理。把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的演出资源、管理经验、品牌效应，完美嫁接到玉兰大剧院身上，换来剧院跻身“中国十大剧院”之列，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服务内容。

同时，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作为深化国有院团改革的基本方法，就要允许地方政府的尝试和自主性选择，从而明确探求各类国有文艺演出院团的改革途径。比如茂腔剧团是山东高密市的一个国有文艺院团，作为一个地方剧种，茂腔获得了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茂腔剧团也成为了这个鲁中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名片和形象代表。由于地方经济很发达，当地政府每年拿出几百万补贴剧团，剧团每年的固定演出节目也成为活跃小城生活、繁荣小城文化的重要内容，地方并没有改革院团的动力，也并不想把这个剧团转企改制，而是更希望把这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传承和发扬。这类情况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文艺院团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但市场化程度低经费短缺往往是他们生存的根本问题，因此院团的改制与否既不是改革的唯一目标也不是第一位的问题。

总之，文化体制改革呈现出了非常复杂的状况，文化单位类型差别很大，因此制度和措施设计要配套系统，更加明确政府管理主体、文化单位主体和其他市场化服务主体的身份，寻求不同主体间的动态平衡，处理好文化改革繁荣文化传播价值的根本目标，从而调理好政府权力、市场利益和文化繁荣的关系。

第四篇：中间验收报告

瑞安经济开发区飞云新区

纬十一路桥梁工程

中 间 验 收 报 告

浙江华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二00七年二月五日

中 间 验 收 报 告

本工程在2006年5月22日开工建设。由于受土地征用问题的影响，致2007年1月26日才完成桥板张拉工作,2006年12月30日完成台帽混凝土浇筑。现已完成桥梁的下部结构及桥梁空心板预制工程。今特邀业主、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质检单位对本工程进行中间验收。

一、工程概述

瑞安经济开发区飞云新区纬十一路桥梁工程为20米单跨后张法预制应力简支梁桥。下部结构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U型重力式桥台，柱式桥墩；上部结构采用C30预制空心简支梁板,桥面铺装层采用C40混凝土。

二、施工依据

1、瑞安经济开发区飞云新区纬十一路桥梁工程设计图

2、《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3、《市政桥梁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规程》

4、《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三、施工情况

本工程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及桥梁施工技术规范精心组织施工，各分项工程严格执行“三检”制度。每道隐蔽工程都邀请监理工程师验收合格后才进行下道工序施工，绝不留质量隐患。

在严格抓工程质量的同时，我公司对本工程的安全生产进行重点管理。对新上岗工人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并落实安全生产技术措施，施工现场委派专职安全员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同时公司定期对本工程进行安全和质量检查，使本工程做到安全防护设施齐全，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四、保证资料情况

一）混凝土试块、钢筋焊接检验情况：

1、钻孔灌注桩每一根桩制作二组试块，共60组，合格率100%。

2、桥梁空心板预制每块板制作一组试块，共36组，合格率100%。

3、承台、台身制作试块，共8组，合格率100%。二）原材料试验情况：

1、水泥送检共4次，代表数量为630T，检验结果全部合格。

2、粗骨料共送检4次，代表数量为1850T，检验结果全部合格。

3、细骨料共送检4次，代表数量为1260T，检验结果全部合格

3、钢筋原材共送检2次，代表数量65T，检验结果全部合格。三）现场质量检验情况：

对桥梁的20根桩基础进行小应变动测，其结果为I-II类桩19根，占总桩数的95.0%，Ⅲ类桩1根。

桥梁空心桥共抽检10%计2块板进行回弹，均符合设计强度要求。

五、各工序现场检查情况：

1、灌注桩钢筋、成桩工序检查60次，平均合格率为95.4%，评定等级为优良。

2、桥梁空心梁板钢筋、混凝土构筑物工序检查54次，平均合格率为91.39%，评定等级为优良。

3、承台钢筋、混凝土构筑物工序检查4次，平均合格率为86.5%，评定等级为优良。

4、台帽钢筋、混凝土构筑物工序检查4次，平均合格率为89.18%，评定等级为优良。

根据《市政桥梁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CJJ-90），该桥梁工程中间验收自评等级为优良。

浙江华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2007年2月5日

第五篇：中间人物

一、作者生平简介：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青少年时期即

参加革命活动。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发表第一篇作品《待车》。1938年赴延安，创作了小说集《地雷》。延安整风后，他到米脂县一个乡到文书。积累了素材，写出长篇小说，《种谷记》（1947）。1951年完成了反映陕北农民英勇支前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2年回到了陕西，任长安县委副书记，不久又带着全家到皇甫村落户。后来扎根农村14年。先后创作了散文特写《皇甫村的三年》，中篇小说《狠透铁》和《创业史》。《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1959年第一部在《延河》杂志上连载，次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结集出版。“文革”发生，使写作计划中断。“文革”结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个计划终于未能完成。不幸于1978年去世。

二、《创业史》分析：故事发生在陕西渭河平原的下堡乡的蛤蟆滩。第一部写互相合作“带头人”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第二部则写试办合作社。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肯定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二是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

（一）作品主旨：这是一部被誉为 “史诗”气势的作品。关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者作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对生活的开掘——作家的杰出之处，就在于敏锐地揭示还不为许多人所注意的“生活潜流”，提示潜在的、还未充分暴露的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动向和阶级冲突，并向历史深处延伸，挖掘出矛盾的、现实的、历史的根源。小说通过活跃借贷、买稻种和分稻种、进山割竹子、新法栽稻等情节，组织起错综复杂的各条矛盾线索。这些矛盾着的力量最终构成两个“阵线”：贫雇农梁生宝、高增福中间：梁三老汉等农民（赵树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

富农姚士杰、中农郭世富、村长郭振山（蛤蟆滩三大能人）“广阔”和“深刻”，这是对这部小说“史诗”性作品的最高评价。

（二）人物形象：1.梁生宝：“社会主义新人”形象A具有比普通农民更高的思想境界——创社会主义的大业；B具有克已奉公、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C具有行为谨慎、老成持重，而为群众所信任。（鲁迅的农民——愚昧，被启蒙的对象）2.梁三老汉 ：中间人物形象旧社会：三次创业，三次失败——一无所有（饥饿、屈辱）新社会：给土地，挺直腰杆，决心实现创业梦想。复杂性格、矛盾的内心世界：A既有新社会翻身的喜悦；又因袭着旧社会留下的精神重负；B既有劳动者的勤劳、淳朴、正直、善良的美德，又有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和保守思想；D既不赞成互助组，反对梁生宝的“闹腾”，又关心着互助组的一切，为儿子担心发愁；E既老农民的古板、倔强，又有孩子般的纯洁、天真和令人解颐而深思的幽默。梁三老汉：从对互助合作的反对、苦恼、怀疑、到痛痛快快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过了漫长的路程，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思考题：从梁三老汉到陈奂生或梁三老汉与李顺大（《李顺大造屋》）比较。

（三）学术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出现了分歧：1.严家炎、邵荃麟为代表——肯定“梁三老汉”形象。严家炎：《〈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不同意评论界把这部小说的成就，归结为塑造了梁生宝这个新人形象。他认为，小说的成就更主要地表现在成功地塑造了梁三老汉这一形象。标准：一是形象“丰满”、“厚实”；二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民表现。而梁生宝形象塑造存在着“三多三不足”的缺陷。邵荃麟在1960年《文艺报》编辑部的一次会议上认为梁三老汉是很高的典型人物。认为这个人物“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邵荃麟就指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

千年来个体农民的负担，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严家炎正式将类似观点形成系统文章的是当时任教于北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严家炎。在60年代初期的《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的《关于梁生宝形象》等系列文章中。严家炎明确指出《创业史》中最有价值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严家炎认为：梁三老汉在互助组初期表现的那种精神状态，是有代表性的，《创业史》成功地写出了梁三老汉作为个体农民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有过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发掘和表现了他那种由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终于要走新道路的必然性。梁三老汉及和他爹两辈子艰辛创业，幻想成为个“受人尊敬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在一定时期内，他对新生活疑信参半，是正常现象。《创业史》不但写出了老汉的转变过程，也传神地描写了他那忠厚、天真、倔强的个性。严家炎因此认为：“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梁三老汉是“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严家炎还指出：“作品里的思想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艺术典型之所以为典型不仅在于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在于丰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义和丰满的艺术形象的统一，否则它就无法根本区别于概念化的人物。”——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这里的所谓“概念化人物”，严家炎显然是暗指梁生宝形象。虽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制约下，严家炎不能直接质疑梁生宝形象的真实性，但他仍然认为梁生宝形象在塑造上存在着“三多三不足”的缺陷，它们分别是：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在后来的争论中，严家炎又进一步指出梁生宝形象的过于理想化的问题。2.李希凡、柳青、冯牧等代表——推崇“梁生宝”新人形象；李希凡：梁生宝——这个形象具有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对严的观点进行驳斥。如：“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事业不严肃的表现。”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观点？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和依据是什么？问题的焦点在哪里？柳青——肯定梁生宝的理由严家炎的文章引起了激烈的反响。连一贯以厚道、宽容著称的作者柳青也忍不住在《延河》上著文反驳，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回应文章中，柳青非常激动地表示，严家炎的这些评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对此，他不能再保持沉默。柳青指出：“《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而只有通过梁生宝这个形象，才能表现这一主题。柳青表现出如此激烈的立场，显然是他意识到关于《创业史》的第一号主人公的争论，事实上关涉到《创业史》的基本价值和主题。梁生宝作为柳青政治和审美理想的体现者，一直是《创业史》全部故事结构的中心，同时也是蛤蟆滩诸种矛盾的中心。为了表现这一主要人物的重要性，柳青调动了所有的艺术手段。在小说的头四章中，全书的主次要人物，除了后来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物如韩培生、县委杨副书记等外，绝大部分都已亮相、出场，惟独梁生宝迟迟没有出场。然而，未出场的梁生宝却无处不在。人们说话时谈及他，做事时盯着他，各种矛盾都围绕着他展开。无论是郭世富与互助组的竞赛与败北，郭振山的争胜与苦恼，姚士杰的阴谋与仇恨，也无论是梁三老汉的犹疑，任老四的悲欢，徐改霞的爱的波折，高增福、冯有万的思考和行动，无不与梁生宝的言行密切相联。在第二部中，虽然随着情节的推移，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但梁生宝作为结构的中心的位置始终没有改变。因此，抬高小说中附属人物梁三老汉的地位，实际上否定了梁生宝形象的艺术价值，也否定了柳青苦心孤诣的艺术探索。○梁生宝的价值——合作化运动在此前出现的农村题材小说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等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梁生宝这样众星托月的人物，赵

树理笔下是小二黑、小芹、李有才这样的普普通通的民间英雄。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也是《创业史》超越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同类题材的作品如《山乡巨变》与《三里湾》的地方。在柳青的理解中，《创业史》并不是通过梁三老汉的选择表现农民的成长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出中国农民的新的本质，《创业史》不是一部以故事为主体，通过情节与叙事来描述本质形成过程的“成长小说”，而是一部通过主人公的性格来展示已经形成的阶级本质的带有强烈象征性的现代小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创业史》作为一部经典的“60年代”作品，它已经接近于“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作品——或者说恰好是《创业史》以及类似的作品开了“文革”文学的先河。○否定梁三老汉的理由——新旧农民的不同梁三老汉虽然经济地位不尽相同，但梁三老汉与高增福、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甚至与土改中被镇压的杨大剥皮、吕二细鬼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高增福是想发家因运气不好而发家不成，梁三老汉的梦想是做“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郭振山的“五年计划”是赶上富裕中农郭世富的生活水平，梁三老汉最后之所以认同儿子的道路，是因为终于“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正因为最终只能从物质的层面上理解社会主义，梁三老汉在思想意识上其实并没有脱离“封建农民”的范围，即使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参加到合作化运动中来，但由于他们没有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真正自觉，因此，随时都可能离开革命的阵营。梁生宝这一点，梁生宝看得很清楚，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不管梁三老汉愿意不愿意，走“自发”的道路就是想变成财东去剥削穷人。这正是梁生宝不同于旧农民的地方，在梁生宝这里，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与生俱来的信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农民画廊中，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形象。○重评“柳青现象”

80年代末期，在上海学者发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活动中，一篇重评“柳青现象”的著名文章如此评价《创业史》：谁才是真正的典型的形象？如果柳青能正视中国农民的落后性、狭隘性，挖掘出它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演变过程，倒或许能很好地实现他的史诗愿望。但柳青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人物的典型塑造，轻易地从梁生宝身上剔除了这一性格内容，从而削弱了生活真实性深度和广度，忽视了历史进程的艰巨性、反复性。柳青把表现这种农民落后和狭隘心理的细节统统集中在梁三老汉身上，这就表达了他对历史发展的乐观情绪。在他看来，老一代农民身上的落后和狭隘才是富于典型性的，而新一代农民则己经摆脱历史的阴影了。但实际情况是，正因为梁三老汉这个人物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农民贫困屈辱的历史，以及因为这种贫困屈辱而形成的落后狭隘、裹足不前的性格侧面，同时又表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性格侧面，他反而成为《创业史》中概括变革中农民心理的复杂变化过程最生动、最典型的形象。—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这篇文章还认为，柳青的《创业史》中存在着深刻的价值矛盾，即单一的政治视角对人物塑造的制约和感性的生活体验对作品人物的生动性的强化之间的矛盾。这使得在总体上，作品被夸大了的理论体系笼罩着，它钳制了生活的真正丰富多样性，从而妨害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的不断追寻和艺术表现。导致“柳青现象”的原因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非科学的简单化的信仰，这种“建立在封闭狭隘的理智基础”上的信仰使作家丧失了独立的自主性，使他不是从自己的体验和领悟出发去补充、修正或者改变现存的理论框架，而相反用“先验”的理论框架去规范生活、筛选生活。这最终导致了“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怪诞模式”。○第四种声音——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农民”？回应这种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对“不正确的政治”进行的批评是非常困难的。或许我们惟一能做的，是将这两种对农民本质的想象理解为两种不同的现代性知识。只有将梁三老汉与梁生宝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才可能发现，所谓的“中国农民”并不是一个内涵一致、固定不变的统一体，而是一个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概念。并不存在共同的“农民”经验。“农民”是历史的产物，而不

是自然的产物。换言之，它不是先于历史而存在，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范畴。作为一种政治身份，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范畴。因此，只有当我们将“农民”这一身份认同作为话语或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问题，置于历史的背景中研究，或者说当我们不仅关注“农民”一词掩盖下的群体和个人的差异，同时也关注了该词本身含义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根本不存在足够的相同之处来形成一个本质性的“农民”概念。——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或者可以承认，梁生宝与梁三老汉一样，提供了“20世纪中国农民”这一现代性范畴的真切的历史镜像。链接——“真是个农民！”当我们感叹：“真是个农民！”我们谁都能意会到，“农民”在这里被说到，不仅仅是指从事农业劳动的一个阶级。而主要是指与“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音”、“容易满足”等品质组合起来的某一类形象。这段评述让我最感兴趣的，是“真是个农民！”的感叹。在我看来，曹文轩在这里以一种极具反讽意义的方式提出了一个“知识谱系学”问题：为什么一见到“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音”、“容易满足”，我们就会发出“真是个农民！”的感叹呢？换言之，关于农民的“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这一类品质是农民本身的特点，还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作家的创造呢？我们是否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关于农民—准确地说是对“中国农民”的本质认同缘起于一种现代知识，或者说我们对农民的认识其实是文学教育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连“农民”这个概念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呢？在著名的《东方学》中，赛伊德曾如此描绘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而这些表述依赖的是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而不是一个遥远的、面目不清的东方。”如果我们将这段文字中的“东一方”换成“农民”，将“西方”换成“知识分子”，我们完全可以将“真是个农民！”这一表述视为一种“依赖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借用赛伊德的理论，我们将发现，与“东方”这样的知识概念一样，“中国农民”也是一种大家普遍享有的“信息库”和“资料库”，将此资料联结在一起的是一组具有内在相似性的观念。这些观念对农民的行为做出解释。我们之所以认同这些明晰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常识，不是因为它们等同于事实，而是因为这种对“事实”的解释逐渐地改造了我们，使我们逐渐地适应了它们，并最终将这种对“事实”的解释—关于事实的知识等同于事实本身。关于中国农民的“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音”、“容易满足”的知识的缔造无疑与新文学作家—尤其是与鲁迅有关。鲁迅笔下乡村文化生态的落后、野蛮、封闭、沉闷和农民灵魂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与鲁迅那种先觉者与整体社会、与庸众的对立图式有关，在写小说的鲁迅的眼中，“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小结：1.柳青等更强调的是“理想”，而严家炎则认为对生活的复杂性的表现更为重要。2.在艺术品评上，双方也表现了不同的审美尺度。因为柳青、冯牧等人认为塑造理想的英雄人物既是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本质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核心问题。与严的论争事实上就关系到“根本性”的问题。